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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落后区变成了先进区
——记中共浑源五区区委委员薛维祥的工作作风
石效由、张长珍
山西浑源县东部山地的一道山梁上，有几个名叫荞麦川、水沟、黄家坡、大石头岭等的小山村。过去，这些小山村因为长期缺乏县区的领导，所以农业生产都很落后。
一九五二年春天，中共浑源县五区区委发现了这一情况，就派遣区委宣传委员薛维祥去领导这个地区的工作。不到两年光景，就使这个地区和其他地区一样热烈地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荞麦川村的互助合作还成为全县互助合作运动的榜样；水沟、黄家坡两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户参加了互助合作组织，就是工作最差的乱岭关、大石头岭等村也都有了两个到三个的常年互助组。在互助合作中，山地的粗糙的耕作技术也有了改进。因此，这个地区的土地的产量就有了较显著的提高。以荞麦川来说，过去每亩土地平均产量还不到四斗，一九五二年就提高到五斗以上。一九五三年虽然遭受了各种灾害，但平均产量仍在四斗半左右。由于农业生产的提高，农民生活也就得到了改善。当地农民谈起这些变化来，除了感激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外，就都要特别提到区委委员薛维祥的工作成绩。
为群众热爱的干部
薛维祥初到荞麦川等村工作时，和某些干部一样，也是忙着开大会，作报告，因此群众和干部一天天跟他疏远起来。这时，薛维祥心里又委屈又苦恼。有一次薛维祥在沙圪坨村召开全小区支部教员会议，乱岭关的支部教员李维国就不来。薛维祥很生气，心想：李维国太不像话了。会一散，薛维祥饭也顾不上吃，一口气跑到乱岭关。当薛维祥找到李维国时，劈头一句就问：“别人都到会，你为什么不去？”李维国因为家里生活困难，心里正不好过，也生气地说：“老薛，你真不管人的死活，只知道叫我去开会，你不知道我家里还没有揭锅的呀（没有饭吃的意思），开完会你又不给我二斤莜面。”李维国说完了，硬着头皮等薛维祥批评。薛维祥却只是低着头走来走去，一言不发，停了老半天才说了一句：“以后再谈吧！”他就匆匆地走了。这可弄得李维国莫名其妙。
薛维祥回去后一夜没有睡着觉，就回忆起他自己当村干部时的一段情景来：“我当村干部时，家里也是现吃现闹的，但是有的区干部就不管这一套，给我布置了许多工作，弄得我几天不能生产，家里没有吃的……现在我自己当了区干部，也不关心干部和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怪不得村干部和群众越来越不愿意接近我了。”
薛维祥想到这里很难过，但也很兴奋，李维国的两句话等于给他上了一堂课，使他心里亮堂起来了。
从此薛维祥就关心干部、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了。不仅在布置工作时，总要考虑到干部、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而且还注意学习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因此薛维祥和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村里的群众和干部都称赞薛维祥是“老随老，小随小，男人能跟他呱啦（谈话）在一起，妇女也能跟他说上话。”这样就使薛维祥能够经常从群众中发现问题，并和群众一起来解决问题。
就有这么一个故事：
一九五二年夏天，薛维祥协助人民政府在三条彦村发放救济粮。在初步调查了受灾户的情况后，他们就提出了一个发放救济粮的灾民名单。在大会上宣布名单时，下边有人“唉！”的叹了口气。薛维祥心想：这里边一定有问题。于是他忙着解释：“这不是最后的名单，大家有意见还可以变更。”可是没人说话，薛维祥知道这个问题一时是解决不了的。散会后，薛维祥向好多人进行了调查，但没结果。薛维祥心想：这事恐怕和村干部有关，他就去找敢给干部提意见的唐大疤。薛维祥问唐大疤：“唐老大，你说这次发救济粮公道不公道？”唐大疤一口回答说：“公道，公道！”薛维祥又问：“有人不是有意见吗？”唐大疤这才不满地说：“哼！政府的事，有意见没意见怎么呀！”薛维祥说：“唐老大，人民政府发放救济粮是为了帮助受灾户渡过灾荒，搞好生产，救济粮就要发得公道。”唐大疤说：“是这么回事，但是办事的人不是这么办的。”唐大疤又说：“话说来很长，这就要说到前年的事情。前年人民政府登记土地时，村干部把全村的土地隐瞒了一部分。比如支部委员李有才本来有四十六亩土地，但只向人民政府报了八亩。隐瞒了土地，公粮的负担也就不公道了。你们虽然也看到这些‘重灾户’的庄稼被雹子打了，但没有看到他们山梁上还有一大片地的庄稼长得好好的……。”唐大疤越说，薛维祥心里越紧张，也越兴奋。群众的一声“唉！”，就使他发现了这样多的问题。
要搞好生产就要搞好互助合作
薛维祥懂得要搞好农业生产一定要搞好互助合作。不然，将来还是穷的穷，富的富，穷的多，富的少，又走到老路上去。薛维祥还懂得为了搞好互助合作，必须先在荞麦川村做出个样子来，然后再向水沟等村推广。
虽然薛维祥在这些山村里已有很高的威信，大家都相信他是为大家办事的。可是当他提出互助合作问题后，却没有一个人表示要参加互助合作，还有人在背地里叨咕着：“组织起来到底行不行呢？光听说，没见过，恐怕还是各干各的好。”就是党员也不大热心于互助合作。于是薛维祥根据大家对于互助合作的反应，先在党内对党员进行教育，并批判了个别党员的资本主义思想。然后通过党员去说服教育一般农民。经过学习，党员觉悟提高了，有五个党员和十多个非党积极分子组织了三个临时互助组。在送肥工作结束后，薛维祥就帮助这些互助组总结了这段互助的成绩，使大家看到了互助的好处。这样，原来说“组织起来是胡闹”的人也改变了态度，开始关心互助组的生产情况了。以后，因为互助组下种、锄苗都能作在一般农民的前头，参加互助组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薛维祥随时帮助各互助组解决问题，使它们巩固下来了。有一次，张连互助组为了记工的问题吵起架来，薛维祥赶忙和几个支部委员去了解情况。原来是这个组的雷平（党员）欠下组里二十多个工不还；另外，大家对现在的不合理的记工方法也有意见。这时，薛维祥就和支部委员根据“互利”原则，批判了雷平的不对，并要他还工。接着薛维祥又领导大家学习了报纸上介绍的“死分活评”的记工经验，建立了“日清月结”的齐工制度。这样，大家很满意。秋收时，大家又都着急收割自己的庄稼，各干各的。薛维祥和村支部委员会发现这个问题后，连夜和各互助组长商量解决的办法。人多智广，终于想出了“按活轮收、产量保证制”的方法，使互助组由刚开始显露涣散的状态又走向巩固。
荞麦川村的互助合作的“样子”做起来了，薛维祥就向水沟、黄家坡、大石头岭、照壁等村农民宣传了荞麦川的互助合作经验。不久，这些村子也都三个两个的成立了互助组。以后，薛维祥又把荞麦川村互助组所碰到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陆续传播到这些村子。一九五二年秋收时，薛维祥和各村支部又组织千余农民去参观荞麦川互助组秋收的情形，用荞麦川村“组织起来多打粮食”的活榜样，教育和鼓舞了各村的农民。使这些村的互助组又有了新的发展。
发动妇女参加农业劳动
一九五二年夏天，薛维祥领导互助合作生产的过程中，发觉妇女是一支很大的力量，发动起来，就能把农业生产搞得更好。这年——一九五二年夏天，刚好下了一场雹子，打坏了不少庄稼。薛维祥到三条彦村去领导群众改种时，发觉要做的事情很多，被雹子打坏了的庄稼地要改种，未打坏的庄稼要间苗，防洪坝也得修建。但是活多人少做不过来。薛维祥决定先在这个村发动妇女参加农业劳动，他就召开了一个妇女座谈会。座谈结果，只有几个妇女愿意参加农业劳动。这时，薛维祥就给大家算细账，讲利害。他说：“雹子打了的庄稼地要补种、改种，没打的庄稼要间苗，防洪坝要修建。活就是这么多，样样都得做，妇女不下地就做不完做不好。那末就要少打粮食，少打粮食全家都得困难。”经薛维祥这末一动员，又有一些妇女愿意参加农业劳动了。会后，薛维祥又通过积极分子对大家再一次地进行了说服教育。这样，全村能劳动的妇女都参加了农业劳动。修防洪坝中，妇女就出了一半力气。以后，薛维祥又用三条彦村组织妇女参加农业劳动的经验，把水沟、大石头岭、黄家坡等几个村的妇女也都动员下了地。
荞麦川村的妇女虽然也参加了农业劳动，但是总是起来了，垮下去；垮下去，又起来；起来了，又垮下去……。
一九五三年夏收时，薛维祥决心把这个村的妇女再动员起来，并巩固下去。薛维祥想到其他村妇女能够坚持参加农业生产的情景，就自问自答着：“大石头岭村的妇女工作为什么就搞得好？”“是妇女干部积极呀！”“这些妇女干部都是些什么人呢？”“三十岁以上的壮年，家庭没有约束呀！”
“荞麦川的妇女干部多数是青年，问题恐怕就在这里边。”薛维祥就和这个村的妇联干部刘玉莲扯起这个问题来。刘玉莲告诉他荞麦川村的妇女发动不起来，是因为老年妇女不让青年妇女参加社会活动，因此青年妇女赌气不下地劳动。
第二天，薛维祥就召集妇女开会，他首先说明眼前的活很多，男人忙不过来，妇女应参加农业劳动。年青人不作声，有几个老年妇女就搭讪着说：“下地好，只要年青人愿意就行！”薛维祥就直接了当地说：“老大娘，年青人是愿意下地的，年青人也愿意光景过得更好。现在年青人不下地，就因为老年人不让她们出来学习。年青人学习不像有人所想的是想安上翅膀飞。识字是件好事，拿你们自个说，因为不识字，懂的事情就不多。年青人识了字，给家里念个信，读个报都是挺方便的，老年人就能知道外边的事情，你们核计核计，那个上算……。”
薛维祥还没说完，有些老年妇女就沉不住气了，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但是心里却在想：这些事，怎么叫老薛知道了……。不过，人家说的也是在理。这时青年妇女也说开了：老薛说得对，只要再不咸言淡语的说，我们保证下地。老年人听媳妇、女儿们这一说，也答了腔：事情就是这样办，老薛已把道理说透啦。
薛维祥“趁热打铁”，晚上又召集党员、团员开会，动员他们回去说服家里的老人，并动员自己的妻子带头下地。第二天，全村就有五十余名妇女下了地。
× × ×
薛维祥的优点是很多的。他能够关心群众疾苦，有着和群众休戚相关的思想和感情，能够深入地联系群众，并且从群众最关心最迫切要求解决的切身利益上着手，用活的事实，耐心地教育群众，发动群众，逐步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能够通过党的支部去工作，发挥支部的核心作用。他衷心地为人民服务，所以他在工作中获得不少成绩，所以他受到群众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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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 翦伯赞
当国家正在进行计划经济建设的时候，科学研究对于全国各高等学校的教师来说，应该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任务。因为跟着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国家将要求一定质量的干部以供应工业建设及其他方面的需要，而为了切实保证国家的这种需要，高等学校的教师就必须认真地进行科学研究工作。
不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就无从使高等学校的教师对于自己讲授的那一门科学在现有的基础之上，作更进一步的深入的研究，以逐渐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从而提高教学的质量；同时也无从使教师进一步提高政治觉悟，并从而提高理论水平。如果高等学校的教师的业务水平和理论水平不能继续提高，他们就会落在迅速发展的客观形势的后面，在这样情形之下而要求高等学校按照日新月异的建设事业的需要，培养出数量越来越大、质量越来越高的干部，那是不可想像的。
为了保证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的实现，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已在去年夏天召开的全国综合大学会议上提出了科学研究工作的任务。在学习了总路线以后，各高等学校的教师也更加明了了科学研究工作对于保证日益发展着的经济建设以及跟着而来的文化建设的实现具有重大的意义。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应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问题，而是如何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问题。
依据目前的情况，在高等学校展开科学研究工作，应该说在基本上是有条件的。解放以来，各高等学校的教师，都经历了一连串的伟大的革命运动，也经过了几年的思想改造和政治学习，通过这些运动和学习，政治认识已经大大提高，这是最主要的条件。其次，在院系调整以后，各高等学校都在不同的程度上集中了或多或少的人力和设备，消灭了过去分散的单干的现象，初步地建立了集体主义的教学和研究的组织，而这又替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此外有些学校并有苏联专家的指导，条件就更要优越。虽然如此，困难还是有的，而且还是很多的，多种多样的。由于条件的不同，各个学校乃至同一学校的各系，同一系的各教研室所感到的困难都不相同，但主要的困难问题，可能是共同的。现在我想提出几个主要问题，加以讨论。
第一个问题，是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之间的矛盾问题。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本来不应该有矛盾，因为教学必需经过研究，而在学校中的研究工作，是要结合教学进行的。但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也有不同之处，即教学要求全面叙述，而研究则要求重点深入，从这里就发生了矛盾。这就是说高等学校的教师为了完成教学任务，就分不出时间对教学中所叙述的每一个问题，甚至是重要的问题提出来进行科学研究。应该说明，如果从课堂讲授的时间来看，教师的工作量并不很多，但在教学改革以后，一个教师的工作量就不能单从课堂讲授的时间计算，而是要包括课堂讲授以外的一系列的工作时间，如讲稿的编写、讨论、修改、课堂讨论和作业的准备及指导，以及辅导、测验、考试等等所用的时间。在这些工作中，占时间最多的是编写讲稿和备课，有些教师几乎把可以利用的时间，都投在这个工作之中。编写讲稿为什么要这样多的时间呢？因为在目前所有的讲稿，都是从无到有，其中有些还没有苏联的提纲可以参考。编写讲稿是不是应该花费这样多的时间呢？我以为是应该的，因为在目前任何一种课程都没有教科书乃至必要的参考书，而讲稿却是传播知识的唯一根据。编写讲稿需要时间，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也需要时间，特别在目前，某些科学研究，例如历史，由于史料编纂的工作过去没有有系统的进行，而现在学校中又没有资料室的组织，一个教师要研究一个历史问题，就必须把从图书馆借书，到完成研究工作为止的一系列工作一手包办，因而就需要更多的时间。编写讲稿和科学研究都需要时间，而时间却是有限的，从这里，就发生了时间不够的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组织资料室是办法之一，但最主要的是要把编写讲稿和进行科学研究两个工作统一起来，就是要使科学研究密切联系讲稿的内容，在不妨碍编写讲稿的原则之下，从讲稿中抽出带有关键性的问题，作为科学研究的题目；这样，科学研究就不但不影响讲稿的编写，而且可以帮助讲稿内容的提高。这种办法我们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曾试验过，今后还准备继续试验。自然这对于科学研究工作来说，只是一种初级的形式，在科学研究的未来发展中，当然可以而且应该超出讲稿的范围。
其次，是行政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之间的矛盾问题。解放之初，由于百废俱兴，有许多紧急的工作，需要有人担任，因而有些高等学校的教师被安排在行政工作或其他非教学和非科学研究工作的岗位上，这是完全必要的，合理的。但在今天国家正在进行计划经济建设的时候，为了使每一个人都能发挥他所能发挥的最大的效用，就有必要对于干部的使用作一次更适当的调整。可是在另一方面，行政工作及其他非教学和非科学研究工作也不是不需要干部，跟着工业日益扩大，工作分工日益精密，组织机构日益增多，行政工作及其他非教学和非科学研究工作需要的干部，不但不能减少，反而要求增加。科学研究工作和行政工作都需要干部，从这里就发生了干部使用的矛盾。这种矛盾可不可以在不调整的情况之下得到统一呢？即一个人是不是可以同时又做行政工作又做研究工作呢？我以为这种可能性在目前条件下是很少的。因为行政工作，包括学校的行政工作和研究机关的行政工作在内，和科学研究工作是有区别的，它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领导科学研究工作，而不是直接从事于科学研究。特别在今天，一切都在迅速发展中，每天都可以遇到新的情况、问题和困难，一个行政工作者必须以全力对待自己的工作，如果分出一部分时间来做科学研究工作，其结果很可能是一事无成。
为了加强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我以为进行一些适当的人事调整是必要的。所谓适当的人事调整，即在不妨碍行政工作的继续进行的原则下，使一部分从事行政工作的教师回到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岗位。如果条件不许可这样做，也可以考虑添设副职，使从事行政工作的教师，有一部分时间进行科学研究工作。
第三个问题是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和中国科学院的关系问题。依照行政系统，高等学校是中央高等教育部领导的，因而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也是由中央高等教育部布置的。在综合大学会议以后的半年中，中央高等教育部曾经在某些比较有条件的学校进行重点试验，企图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向更多的学校推广。高等教育部对于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的组织和推进，作了很大的努力，但如果要更进一步开展这个工作，我们希望中国科学院也把这个工作当作自己的任务。我记得在科学院成立不久的一次报告中，一位领导同志曾经指出中国科学院应该成为指挥全国科学研究工作的司令部。这全国科学研究工作，是包括高等学校的在内的。几年以来，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特别在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以后，中国科学院和各高等学校的关系更要密切一些。这里，我可以举出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关系。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郑振铎所长，夏鼐副所长，郭宝钧、苏秉琦等专家，都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担任考古学方面的教学工作，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邵循正教授也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担任研究工作。像这样的合作，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为了进一步紧密中国科学院和高等学校在科学研究方面的关系，就要求中国科学院发挥更大的组织作用和领导作用，我们希望中国科学院把各高等学校的教研室当作自己的工作站，而各高等学校的教研室也把中国科学院当作自己的司令部。只有这样才能把分散在全国各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按照科学的系统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以科学院为中心的全国规模的科学研究网，只有建立了这样的研究网，才能使全国各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在更大的规模上进行分工合作，在更大的程度上发挥分工合作的效果。
第四是明确地提出科学研究的要求和建立科学研究制度问题。一直到现在，科学研究工作在高等学校，还是在一般号召之下进行重点试验，还没有从重点试验中取得足够的经验把一般号召变成具体的指示，因而一般教师对科学研究的要求，即怎样才算科学研究也不甚明了。又因没有建立制度，科学研究工作在高等学校还是一种可作可不作的工作。
关于科学研究的要求，一般地说，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科学研究是坚决地反对脱离实际，死啃书本，而要求密切结合实际，为人民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事业服务；要求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因此有不少高等学校的教师就不敢轻于尝试，怕犯错误，受批评。我以为，对科学研究采取慎重的态度是应该的，但因此而裹足不前，那就不是慎重而是保守了。对科学研究要求尽可能地正确也是对的，但要求一字千金，一言九鼎，那是不可能的。为了保证国家当前的需要，我们必须带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勇敢地走上科学研究的战线，我想国家决不会对高等学校的教师提出超现实的要求，而是要求高等学校的教师用现有的理论水平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科学研究，当然也希望我们的科学研究逐渐达到世界最高的水平。
但一直到现在，科学研究工作在许多高等学校还没有被列入教学工作计划，使它在教学工作计划中占有一定比例的时间，这是科学研究工作在高等学校不能很好地开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必须使科学研究制度化，在教学工作计划中给它以一定的地位和时间，并保证这个时间不作别用，才能要求教师作出具体的研究计划，并保证计划的实现，才能使科学研究工作在高等学校不是可做可不做的业余的工作，而是必需要做的正规的工作。现在专门化的课程就要开设，事实上也必须给教师以研究的时间，否则专门化的课程是开不出来的。这一点，希望领导方面特别注意。
最后而又是最重要的是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问题。苏联的科学研究的成就，现在已经达到了世界最高的水准；但苏联在革命之初，也曾经经历过一个新的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创时期，他们对开展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蓄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我们希望中国科学院和中央高等教育部能够组织力量，把苏联对于开展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的总结性的文件或著作翻译出来，这对于我们将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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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切的关怀，热烈的慰问
——石家庄市春节优抚活动散记
长荣
一
河北省石家庄市春节的早晨。
路灯还伴着稀疏的晨星，放射着光芒，街头上已挤满了人群。路灯下，成群的孩子还在放鞭炮，不时地发出尖脆的笑声。这时候，市级领导机关联合组织的慰问烈、军属的队伍出发了。人数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大。他们从街头巷尾拥挤出来，走到了光荣的烈、军属的家里，亲切地握手，热烈地慰问，祝他们春节愉快，征求他们对优抚工作的意见。
在过去四年中，市级领导机关曾介绍了九百四十三个军人家属进了工厂，参加祖国的经济建设工作。一九五三年，一百七十六名烈、军属参加了互助合作的手工业生产，六百零八户享受了政府四亿五千九百一十八万元的补助金，一百五十六个烈、军属的子女，还获得了政府的学费补助金。春节前夕，人民政府又发放了一亿四千万元的实物补助金，帮助困难的烈、军属欢度春节。现在，这支慰问队伍又带着毛主席和人民政府的心意，到光荣人家去慰问了。三千多张慰问片送到了光荣的家庭里，祝他们春节快乐，祝他们“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早在七、八天前，这里的春节优抚活动就已经开始了。街道的扩音器发出了市人民政府的响亮号召，群众也就响应了人民政府的号召。他们捐献了二亿六千万的慰劳款，分送到了每个烈、军属的家里。商店门口，都挂出了这样的牌子：春节慰问烈、军属，一律九五扣。市民们拿着扫帚，抬着水桶，涌到了烈、军属的家里。二月一日的上午，我到了第二区永安街。在一片锣鼓声中，人们都在忙着给烈、军属贴对联，挂光荣灯。和我同行的区干部任淑珍同志介绍说：永安街是全市优抚模范街，也是全华北区的爱国卫生模范街。全街共有十七个优抚小组，参加者一百六十八人，他们每星期三、六都到烈、军属家去慰问一次。光在去年，他们就给军属扫房子三百五十间，粉刷墙十八间；至于扫雪、打水、洗衣服、看孩子……那就没数了。刘洛义是个五十八岁的医生，给烈、军属看病从来没要过钱；困难户，他连药费也不取。群众对烈、军属的热爱，已经形成了社会风气。
二
石家庄市的优抚活动，有着比较经常的、广泛的群众基础。全市有着五百四十六个优抚小组，共四千二百多人。他们分为慰问小组、缝纫小组、打水小组、扫地小组、写信小组……，根据具体情况，分片包干，每礼拜都到烈、军属家去一次到两次，帮助他们洗衣、扫地、打水，或替他们给亲人写信。
春节前的一天下午，我访问了崔玉珍的家庭。她是市优抚模范和卫生模范，第四区人民政府委员、妇联委员和治安模范。在最近的基层选举中，她又以一千三百六十五票当选为区人民代表。那时，她正在忙着给邻街的几家军属拆洗被子和排演话剧。我刚在她房子里坐下，一个长得胖呼呼的孩子就吵嚷着进来，要妈给她做挂面吃。这是崔玉珍的二儿子，才六岁，叫王树森。一看到生人，他再不吵嚷了，两只大眼睛直盯着我。
“树森，这是北京来的叔叔。给叔叔说，谁是咱们的朋友？”崔玉珍故意问。“金日成。还有朝鲜人民。”“谁打美国鬼子？”“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叔叔。”“谁是咱们的老大哥？”“苏联。”孩子看了一下我的脸，这样答复。
崔玉珍的丈夫王梦来，是个共产党员，铁路工人。大儿子王树茂，在铁路职工子弟小学校念五年级。二儿子去年才到学校里读书。崔玉珍在一九五○年的“五一”劳动节开始参加社会工作。那时，人们选她做了闾长。在她丈夫的鼓励下，她克服了工作上的困难，取得了成绩。一九五二年，她和街道上的卫生委员戴花一起，组织了十七人的一个优抚小组。他们自己凑了些钱，买了些石灰，给八家军属刷了房子。优抚小组越来越多了，一个，两个，……十三个。最近在她向群众进行总路线的宣传中，许多搬运工人和泥水工人都参加了优抚工作。他们分成了青年小组、搬运小组、泥水小组、缝洗小组……。各组分片包干，每礼拜到军属家去慰问一次，发现军属家有做不了的活，马上组织力量帮助他们去做。光崔玉珍自己，一九五三年就给军属做鞋二十二双，纳底子三十对，拆洗被子十六床，做棉衣十一件。去年三月间，她们又组织了军属缝纫、洗衣小组。每天，她和戴花一起，替军属小组到附近的驻军、工厂和机关去揽活。一排子车，一排子车的衣服和被褥，从工厂和机关里拉出来，又被分送到军属家里。战士要做的活，还得到了优待。
三
人民政府和群众对烈、军属的关怀和热爱，鼓舞着他们争取更大的光荣。殷金兰把自己的三个孩子都送到了人民的军队里，自己积极地参加了街道工作，被选为街道的妇女主任、卫生小组长和读报组长。一九五○年，她的女儿王莲芳被介绍到石家庄市地方国营工业管理局烟厂做工。现在，王莲芳已经加入了青年团，当上了生产小组长。刚进厂时，她每天只能包五百盒烟，现在已达到一千六百盒的纪录。在这个工厂里，我还碰到了年青的女工尹慧敏，她的哥哥一九四九年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她经过了工作的考验，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又被提拔为外包组的生产组长。去年十二月学了总路线以后，她领导全组每天都超额完成了国家的生产任务，她自己每天的生产纪录是两千条，质量达到了百分之百。
春节的前一天晚上，我访问了志愿军家属尹秀荣。那时，她全家正围着一张桌子吃饺子。一个身着黄色军服的年轻小伙子站起来给我打招呼，这是她的爱人常丙辛，春节前因公返国，请假顺便回家一趟。一九五○年，他报名参加了志愿军，那时，他们才结婚六个月。在朝鲜，他参加了运输部队，从鸭绿江边一直打到了汉城。丈夫走后，尹秀荣就被介绍到石家庄市初级师范念书，去年夏季，又被介绍到天津国营第六棉纺织厂学习技术。在半年中，她就掌握了操作技术，能看二百一十二锭粗纱纱锭。不久，她就要到石家庄国营棉纺织厂去正式上工。夫妇俩将在不同的岗位上相互传送胜利的捷报。（附图片）
崔玉珍（右）在春节慰问模范军属胡秀兰老太太。 阎锦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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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北各省、市中共党委进一步深入学习总路线
组织负责干部进行专题研究作专题报告
东北各省、市中共党委目前正采取各项措施，以使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进一步深入。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各省、市正在组织主要负责干部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工作和干部思想情况，进行专题研究，并向干部作专题报告。这些专题研究和报告的主要内容，是根据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各业务部门如何贯彻总路线，以及过去实行总路线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而制定的。各地并规定了专题研究和报告的办法，即先由有关的业务部门讨论，再经高级组学习会或核心组讨论，然后再在各种专业会议上向全体干部或有关部门的干部作报告，或写成文章在报刊上发表。中共热河省委除指定十一名主要领导干部担任省、市机关高级、中级、初级组的讲师外，并指定二十五名领导干部组成讲师团，分赴各县、区向干部作关于总路线的报告。这些专题的研究和报告，各地一般要求在二月中旬以前陆续作完。到目前为止，有的地区已向干部作了一个到三个题目的专题报告。中共辽西省委书记杨易辰、第二副书记李荒于一月十六、二十三日先后作了两个专题报告。中共沈阳市委核心组正在组织各主要专题报告的讨论。市委书记黄欧东亲自领导这一工作，各个专题都要经过核心组审查，其中几个主要专题报告还要在核心组讨论，并由市委书记做出讨论的总结。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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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放军驻京部队看到成立慰问解放军代表团的消息后
表示以学好总路线等实际行动迎接慰问团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京部队广大指挥员、战斗员看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常务委员会联席扩大会议决定组织“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的消息后，都欢欣鼓舞，纷纷表示要以努力学好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建设现代化正规化国防军的实际行动来迎接慰问团的慰问。
驻京部队广大指挥员、战斗员对全国人民组织慰问团慰问解放军表示热烈欢迎，都认为这是毛主席和全国人民对解放军最大的关怀和给予的荣誉。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司令部二等功臣刘忠信说：“毛主席和全国人民对我们的关怀从来是无微不至的，今年又特别组织了这样大的慰问团来慰问我们，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做一个人民战士是非常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驻京部队的指挥员和战斗员们看到了成立“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的消息后，纷纷怀着愉快和感激的心情举行座谈会。孙传俊在会上说：慰问团代表将告诉我们祖国四年来各方面建设的成就，并向我们传达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不仅是热爱我们，也是给我们很大的教育。
人民解放军驻京部队广大指挥员、战斗员并纷纷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来迎接慰问团的慰问。人民空军模范飞行教员徐庆春说：共产党、政府、毛主席和全国人民对我们的深切关怀，深刻地教育了我。我保证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做好工作，更加熟练地掌握飞行技术，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并时刻警惕地保卫祖国领空，来回答毛主席和祖国人民对我们的希望。海军战士们说：今天全国人民要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任务就是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我们要巩固永远是一个战斗队的思想，警惕地保卫祖国海防。某部著名的特等功臣、“写作教学法”创造者常青说：我保证和部队文教工作者团结一致，努力提高部队的文化水平，来迎接慰问团对我们的慰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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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举行纪念会
纪念回族革命先烈马本斋逝世十周年
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在二月七日联合举行回族革命先烈原冀中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逝世十周年纪念会。参加纪念会的有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在京委员、北京市回民代表、先烈马本斋生前战友和家属等共六十多人。
纪念会由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副主任白寿彝主持。会上，马本斋的生前战友、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三司副司长马凤舞和北京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局长马玉槐，都分别报告了抗日战争时期马本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冀中和冀、鲁、豫一带组织回民支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英勇事迹，以及后来回民支队在陕甘宁边区进行生产练兵和保卫边区的情形。马玉槐并指出：马本斋所领导的回民支队对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曾有着很大的贡献，是回族人民革命的好榜样。会上，代表们先后发言，都表示要继承先烈的革命遗志，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加强和巩固民族团结，积极参加祖国的经济建设。（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