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2月6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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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悼念杨立三同志
聂荣臻
噩耗传来,我们一位老战友——中国人民解放军财务部部长、优秀的后方勤务工作领导人之一——杨立三同志,因患脑恶性癌疾,久治无效,竟于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病逝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杨立三同志的逝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重大损失。对于我们曾经长期同立三同志一道工作过的同志特别感到哀痛。
杨立三同志是我党我军中具有长期革命历史和丰富工作经验的一个老党员、老干部。从一九二五年起,立三同志就开始了他的革命活动,起初是做农民运动,一九二七年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后党派遣他参加了当时武汉政府的警卫团。当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接着在同年的七月武汉政府相继叛变之后,反革命势力曾疯狂地到处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制造白色恐怖,镇压革命运动;杨立三同志在当时和我们许多老同志一样,并没有被反革命的恐怖所吓倒,而且坚决地响应党的号召,随警卫团赶往南昌,参加南昌起义。警卫团部队因未能赶上南昌起义的大军,便转到湘赣边界活动,由是又英勇地参加了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秋收起义,同秋收起义的其余部队一起上了井冈山。从那时起,杨立三同志便一直参加土地革命战争,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二十七年如一日地艰苦工作到最后的一息。杨立三同志的一生是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所创造和领导的中国人民武装力量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充满了艰难困苦、流血牺牲、具有无限的革命热情和坚韧的毅力的一生,这是光荣的一生。
杨立三同志又是我党我军中长期地专心致力于一项专门业务,任劳任怨,廉洁奉公,一直到死而后已的具有优良革命品质的干部。立三同志从参加红军开始,几乎全部的时间都是担负军队的后方勤务工作,这个工作在我们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之前,其任务的繁重,客观条件的困难,是一般没有参加过当时斗争的人所难以想像的。在农村的落后条件下,在不稳定的、没有后方的战斗情况中,全靠军队自行筹粮、筹款,自己建立小型的被服厂、制药厂、兵工厂,依靠人力和畜力组织长途的前运后送,一手做地方居民工作,一手做直接支援战争的工作,这是一件十分繁重而困难的任务。但立三同志从没有向困难低头,也从没有向党叫苦,坚持地、不屈不挠地长期担任这种工作,埋头苦干,发扬创造精神,克服了一切困难,完成了支援战争的任务。在全国革命战争胜利、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我军的建设转向现代化、正规化的目标前进的时候,为保障现代战争胜利的后方勤务工作,并没有丝毫减轻它的责任,相反的、由于现代军事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更增加了后方勤务工作的复杂性和艰苦性。立三同志本着一贯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继续坚守后方勤务工作的岗位,从事我军后方勤务工作现代化的建设事业,杨立三同志的全部革命活动,是以人民的利益、党的利益为最高利益的,这是对人民、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表现,这是共产党员高尚的品质。
不幸,正当我党我军需要立三同志继续发挥其革命精神,运用其丰富经验,以从事更伟大的事业的时候,而立三同志身患不治之症,竟离开我们而长逝了,这是多么巨大的一件损失呵!
杨立三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但是他的革命精神,他的光荣历史,他的崇高品质,他对于我军后方勤务工作的贡献,是永远活在我们同志的心坎中的。立三同志的一生,为我们所有革命同志、特别是我军后方勤务工作和财务工作的同志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应该向他学习。
立三同志,你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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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城市建立居民委员会和街道办事处的情况和经验
城市居民委员会和街道办事处这两种组织,从一九五一年起即先后在上海和天津等城市开始试行建立;近两年来,尤其是在去年第二次全国民政会议通过关于建立与整顿居民委员会和街道办事处的决议以后,全国已有二十二个省、市、自治区的八十多个城市建立起这两种组织或者其中的一种组织。还有些城市目前正在着手建立。
已经成立居民委员会的城市,街道中过去组织重叠,工作忙乱,街道积极分子负担过重的情况改变了。过去由于城市街道居民没有统一的组织,市区机关随意在街道居民中布置工作,造成了街道中组织多、会议多、积极分子兼职多的现象。有的城市,街道中这种繁杂组织达到三十七种之多。街道积极分子多是身兼数职或是十多职,天天开会,甚至一天开几个会。这就影响了积极分子的生产和生活,也影响了城市各种工作的正常开展。居民委员会的建立有效地改变了这种状况。各城市在建立居民委员会的过程中,把一些不适当的组织都加以撤销或者合并,克服了街道中的“五多”现象。天津市建立街道居民委员会以后,街道居民中的组织,由过去的二十多种减少到三种。该市玉皇庙积极分子从每月开会二十次减少至四次左右。徐州市建立居民委员会以后,兼职的街道积极分子只占全体积极分子的百分之五。沈阳南市区南三经路整顿街道组织之后,街道积极分子增多了七十八名,现在全街二百多名居民委员会委员、居民组长中,兼三职的只有一人,兼二职的(委员兼组长)二十余人,基本上达到一人一职。
由于街道工作有了秩序,居民委员会在解决居民生活福利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如上海市金家巷过去没有电灯,居民生活很不方便,居民委员会建立后,向银行贷款安装了电灯七百零二盏。包头市前大路街居民委员会曾登记管辖区内所有的空房,说服房主优先租给由全国各地前来参加工业建设的职工居住。该市官房子街居民委员会组织居民帮助单身职工拆洗缝补衣服,不仅鼓舞了单身职工的生产情绪,并且使居民增加了收入。居民委员会在组织居民响应政府号召,推行各项工作方面也有显著成效。如天津市在实行粮食和食油计划供应初期,西安市在实行棉布统销工作初期,都由于居民委员会及时对群众进行了宣传教育工作,保证了供应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工矿城市的居民委员会在动员职工家属保证职工出勤率,教育居民热爱厂矿、从各方面支援工业生产等方面,也都起了积极的作用。福州市鼓西居民委员会三年来共调解居民群众中的婚姻、债务、房屋等纠纷五百九十多起,不仅帮助了政府的工作,而且大大加强了居民之间的团结。
在城市设立街道办事处的好处,是加强了市或市辖区对街道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密切了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联系。许多城市设立街道办事处以后,市或市辖区人民政府由于在街道中有了自己的派出机关,可以经由街道办事处主任联席会议来统一研究和部署有关居民的各项工作,克服了过去工作不易深入的现象,使工作的质量和效率都有了提高。重庆市第一区北坛庙街道办事处在进行救济工作时,自上而下地交代政策,使政策为群众所掌握,救济金的评议较过去更加细致而合理,有六个受救济的贫民,因为了解了政府的救济政策,自动提出克服困难,不要救济。许多城市由于设立了街道办事处,便利了群众,及时为群众解决了问题。如重庆市北坛庙街过去群众找民政干事办理婚姻登记,常常因为民政干事因事外出,无人负责,有的前后跑了七次。街道办事处设立后,干部有了明确分工,建立了一定的制度,群众有事到办事处,一般都有人接待,居民们不要跑腿,不要排队,就很快把事情办了。
整顿街道居民组织,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根据各地的经验,在城市建立居民委员会,必须注意下列事项。
第一、要依靠劳动人民,并注意吸收妇女参加。城市街道中的社会情况异常复杂,街道工作的对象主要是一些无业散居的市民,他们是城市中的消费人口。居民委员会必须能够担负起对这些人进行组织和教育的任务,使他们逐渐转入生产,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一定的力量。因此,在整顿和建立街道居民组织时,就必须依靠劳动人民(主要是职工家属),并吸收为人正派的失业人员、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小商摊贩等参加,以保证能够担负教育居民的任务。由于妇女是街道工作的主要对象,她们当中又大部分比较纯洁,有一部分并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她们多数都想通过街道组织参加社会活动,为群众办些事情,而且时间也较充裕,具有参加街道工作的有利条件。因此对于这批力量决不应该忽视,在整顿和建立居民委员会的工作中,必须培养教育并吸收她们参加到工作中来。
第二、居民委员会委员应当尽量做到一人一职,居民委员会所辖地区范围则宜小不宜大。居民委员会委员不兼职或少兼职,不但使委员有时间照顾自己的生产和生活,对他们的学习和健康都有好处,使他们能够在一个时期集中力量办好一件或两件事情,同时,街道居民工作也可以吸收更多的人来参加,培养更多的积极分子。城市居民多无生产和职业上的直接联系,彼此多不熟悉,而且各阶层杂居,生活条件和福利要求也不同,因此,组织小型的居民委员会,就便于居民互相了解,容易满足共同的福利要求,也便于居民委员会委员和积极分子进行活动。根据各地经验,居民委员会的组织范围一般在三百户左右较为适宜,有的可以一、二百户,少数不便划分的特殊街道可以适当扩大,但也不宜超过六百户。
第三、充分发扬民主,提高居民觉悟,做好居民委员会的选举工作。在建立居民委员会以前,应当向群众宣传整顿街道工作的意义,居民委员会的性质和任务,向居民进行宣传教育,使居民能够热情关怀居民委员会的建立和以后的工作,能够积极参加居民委员会的选举。在居民委员会成立以后,对于群众提出的生活福利要求,应当按照需要与可能,能解决的迅速求得解决,以树立居民委员会的威信,使居民更加关心居民委员会的活动。
(内务部宣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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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疆省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成立
各族各界人民在伊宁市举行庆祝大会
新疆省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正式成立。自治州首届人民代表会议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到二十八日在伊宁市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哈萨克、汉、维吾尔、蒙古、锡伯、回、乌兹别克、塔塔尔、柯尔克兹、俄罗斯等十二个民族的代表共二百三十九名。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选出帕提汉(哈萨克族)为自治州州长,李惠友(汉族)、阿不都热依木艾沟(维吾尔族)、玉素甫汉(哈萨克族)为副州长,李铨(汉族)、阿不都热合满土胡洛夫(哈萨克族)等三十五人为自治州人民委员会委员,正式成立了新疆省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
会议还选出夏益买尔旦(哈萨克族)为自治州人民法院院长。
会上,代表们讨论和通过了各项工作报告。
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四书记赛福鼎、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鲍尔汉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曹达诺夫等人都来祝贺。赛福鼎和鲍尔汉并对自治州今后的工作作了指示。
会议收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等上级领导机关祝贺自治州成立的贺幛。新疆省各专区级的自治区、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区、青海省海西蒙、藏、哈萨克族自治区等都派代表到会祝贺。 (新华社)
新疆省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各族各界代表三千多人,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伊宁市集会,庆祝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的成立。庆祝大会上,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鲍尔汉代表新疆省人民政府和新疆各族人民祝贺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的成立。他说:这个自治州的成立,标志着哈萨克族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在会上致词祝贺的还有新疆省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和新疆省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区代表、克兹勒苏柯尔克兹族自治区代表。最后新疆省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州长帕提汉在会上致词答谢,他说: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的成立,是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汉族人民的帮助下共同努力的成果。也是今后自治州更加繁荣幸福的新开端。他代表自治州人民委员会向各族人民保证:今后切实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绝对效忠于人民民主制度,进一步团结各族人民,逐步发展自治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和全国人民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
庆祝会上,伊宁市各族少年先锋队员向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州长帕提汉和人民委员会委员献花。 
最后,大会一致通过了向毛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致敬电。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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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清华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订立互助合作协议书
为了加强校和校之间的联系,互助合作,交流经验,清华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订立了协议书。协议书中规定,两校在聘请苏联专家时,事先应共同交换意见;聘请后,可互相请专家指导同一专业的教研室,并解决有关专业的问题。两校并可互派进修教师和研究生向苏联专家学习,在必要及可能时,互相组织两校专家讲学。此外,协议书中还规定了两校互相交流各种教学资料。如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讲义教材、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和各种教学经验总结等。两校相同的系及教研组可以直接建立书面联系,经常交流教学经验,互派代表参加双方举办的教学研究会。在科学研究方面,应互相交换科学研究题目及进行研究的情况;在研究工作进行中,在技术上可互相协助和指导,必要时可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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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吉林省高小毕业生参加生产
吉林省今年的高小毕业生已基本得到了妥善安置。
全省今秋毕业的高小毕业生中,参加工业生产的有四千七百五十名,参加农业生产的有六万八千七百七十六名。
参加农业生产的高小毕业生中,大多数都在互助合作组织里担负各种职务。如舒兰县参加农业生产的高小毕业生有三千八百九十二名,其中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的有三千七百八十九名。并有九名当了社主任,六十四名当了互助组长,一千七百八十九名担任会计和记账员,九百二十名当了生产队长和生产小组长。他们在生产中都表现了很高的劳动热情。成了生产中的一支生力军,对推进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其他建设事业将起很大的作用。 (本报集体通讯员吉林日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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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陕西省冬学已先后开学
陕西省各地冬学多在十一月中旬先后开学,预计今年将有七十万农民参加学习。今年冬学的内容,除要求学员学完一本到两本农民识字课本外,还要向学员进行政策和时事教育,以提高学员的社会主义觉悟。
为了保证冬学工作顺利的开展,全省选拔了二万多人来担任冬学教师(其中很多是参加农业生产的初中和高小毕业生),并组织他们进行了有关教学方法和各项政策的学习。
(本报陕西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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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南迅速恢复灾区小学教育
湖南省水灾区小学教育的恢复工作,进展很快。据南县、华容、沅江等十个县的统计,已经恢复的完全小学有八十六所,初小八百一十七所,约占受灾区小学的半数以上。
在恢复灾区教育的工作中,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和群众给予很大的关心和帮助,教师们也作了艰苦的努力。中共南县二区区委书记吴蔚明为使麻河口完全小学按时开学,发动了白蚌口、武圣宫、麻河口三镇的建筑工人帮助学校修整校舍。益阳三区岭湖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出工帮助修复学校;一区第三中心学校朗灵分校教师亲自动手做泥砖,糊、砌墙,把学校收拾得很好。
湖南各地小学校根据因陋就简的原则初步解决了校舍、校具、教具等问题,学生们已开始入学。
(本报湖南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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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纸巡礼

医治政治上的麻痹病症
从阶级斗争的现实中选取典型事件,教育干部和人民认清国际、国内的政治环境,提高人们的革命警惕,是报纸的重要而经常的任务。
河北日报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报道了混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反革命分子、一贯道坛主康恩毒死社内牲口三头、阴谋搞垮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破坏事件,并在社论中说明警惕这种破坏阴谋的意义。十一月六日、九日、十三日的山西日报,更连续突出地报道和评论了曲耀离农业生产合作社发生的反革命破坏事件。山西日报通过这一事件提醒人们:藏匿在农村的反革命分子,见到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蓬蓬勃勃的发展,就把反革命破坏的锋芒对准互助合作运动。混进全国棉花丰产模范曲耀离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反革命分子陈彦山(原籍山西省夏县),解放前充当日寇、蒋阎贼军的忠实爪牙,杀害我民兵,抢掠群众财物。我军解放夏县后,陈犯畏罪潜逃到解虞县曲庄头村,改名换姓,伪装贫苦农民,在土地改革中骗取了农民的斗争果实,去年一月又乘机混入曲耀离农业生产合作社。陈犯眼见这个社一天天发展和巩固起来,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一天天提高,就逐渐彻底地暴露了自己仇视人民、仇视社会主义的凶恶面目,进行了一连串阴险的破坏活动。
反革命分子陈彦山不可能用公开露骨的手段吓退入社的农民群众,就来假装积极,骗取农民的信任。在入社以前,他“不管男女老少逢人恭维奉承”,帮别人做泥工、木工活时从来“不讨价”,假意说他“翻身不忘共产党”。而在混进社以后,他就利用各种机会制造社员的不满情绪,破坏社的领导威信,挑拨社员间的团结,煽动社员退社。如他煽动一些社员出社时说:“社里有咱受的害,没咱沾的光。”“政府叫咱参加农业社,还不是为了替曲耀离这个模范捧场。”甚至连农民曲文波夫妇闹离婚的事也被他抓住利用了。他恶意地对曲文波说,离婚是曲耀离在背后主谋的。结果不到三、四个月的时间,他就把曲文波等五户农民欺骗出社,并且企图把曲耀离农业生产合作社搞垮。
报纸揭露出的事实证明:某些工作干部的政治警惕性不高,是使反革命分子、阶级敌对分子混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乘机破坏的主要原因。反革命分子陈彦山,就是乘曲耀离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吸收社员时没有加以审查才混进去的。山西日报在社论中进一步指出:在同样情况下,更有一些农业生产合作社被反革命分子、阶级敌对分子窃取了保管、秘书、甚至副社长的职位,他们破坏生产制度,贪污、盗窃,故意造成混乱局面,以从内部进行瓦解。为了记取教训,提高警惕,保障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中共太原市委农村工作部召开了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座谈会,山西日报又以大量篇幅刊登了这个座谈会的记录。社长们在发言时纷纷表示:从报纸上看到反革命分子破坏曲耀离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事件,治好了自己的“麻痹病”,今后一定要警觉起来,加强团结,严格社员的审查制度,“……看人要求实际,不能光看他表面对咱嘻嘻哈哈,拍拍打打”;再不叫伪装积极的反革命分子钻空子。 (奔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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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纸巡礼

公民守法决不能有例外
上海解放日报在八月十七日和十月十七日的二版上,先后对于一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虐待子女,人民法院院长循私掩饰违法干部罪过的事情,进行了尖锐的揭发和批评。
上海市政建设委员会的女工作人员金伟在和上海市龙华区人民法院院长杨秀峰结婚后,把杨秀峰前妻所生的三个孩子看作眼中钉,常常用残暴方法虐待他们。金伟曾用刀背把八岁的杨幼华的手砍肿,使她吃饭时不能端碗,上课时不能执笔。金伟还常把另一个孩子杨爱华的头揿住向墙壁上猛撞,以致流血。小孩子们受不了这种虐待,便私自跑出家来忍饥受饿流浪街头。在半年多的时间内,杨幼华竟出走八次,有一次“失踪”了十多天。
身为人民法院院长的杨秀峰,对金伟的这种犯罪行为没有给予正确的批评、教育,更没有根据人民法律的要求采取保护儿童的措施。相反地他却在别人揭露金伟错误的时候采取了极端错误的态度:尽量设法在别人面前掩饰金伟的罪过。说:“金伟不是一贯虐待小孩的,问题并不严重。宿舍里人多复杂,反映情况时扩大事实。”
金伟和杨秀峰的错误行为,引起了附近居民和干部的愤怒,他们纷纷写信给上海解放日报进行控诉。解放日报用一篇题名为“在法院院长的家里”的小品文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评。小品文引用婚姻法第十六条和宪法草案第九十六条的规定来证明金伟、杨秀峰的错误是触犯了人民政府的法律的。小品文尖锐地问道:“究竟他们认为法律是不是也适用于人民政府的干部——特别是法院院长呢?”
这篇小品文不仅对在封建残余思想支配下的金伟虐害儿童的残暴行为进行了斗争,并且对杨秀峰、金伟等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知法犯法和执法循私的行为进行了立场鲜明的斗争,维护了人民法律的尊严。这个斗争立即获得广大人民的拥护和共鸣。这篇小品文发表后,两个月中就有华东各地和北京、鞍山、沈阳、本溪、湖南、广东等地的读者及守卫在海防前线的战士们寄给报社一百几十封信,批评金伟、杨秀峰的错误,要求制止金伟虐待其夫前妻所生子女的行为,并加强对干部的守法观念的教育。上海市人民政府和市人民法院,也对这件事进行了严肃的处理。
上海解放日报十月十七日综述了读者的这些来信。同时还报道了这一事件的处理结果,金伟已被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处徒刑;杨秀峰除在党内受了当众警告处分外,在行政上已被撤职。报纸并报道了杨秀峰受处分后的悔悟情形。杨秀峰检讨说:“法律适用于每个公民,不论你是干部或是群众,谁触犯了它谁就该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我将永远记取的。”报纸对这个事件作了有头有尾的报道,这就更加加强了批评的效果。
上海解放日报对于金伟、杨秀峰的错误所进行的批评斗争,对每一个共产党员和每一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每个共产党员和每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应该模范地遵守国家法律,并对违法现象进行严肃的斗争,特别是守法观念薄弱或对违法现象采取类似杨秀峰这种态度的人,更应加倍警惕和积极改正自己的错误。各地报纸也应该注意对这种错误进行斗争,并加强干部守法观念的宣传。 (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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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德军火大王和巴黎协定
艾伯特·诺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英帝国主义者就立即在西德积极恢复德国金融资本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在这条绝路上现在他们更走进一步,竟力图武装这些为了利润曾在本世纪中两次把欧洲推进战争深渊的侵略者。
曾经屠杀欧洲人民的纳粹刽子手和站在他们背后的西德百万富翁对伦敦协定和巴黎协定的签订都感到欢欣鼓舞,因为他们从此有希望进一步控制德国的内政和外交并积累更大的利润。他们希望鲁尔再度成为兵工厂,使正在复活的德国军队能够借助于这一兵工厂而实现德国军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侵略计划。
伦敦会议以后,证券交易所里军火工业股票的价格急剧上涨,并不是偶然的。巴黎协定签订以前的谈判期间,阿登纳和德国工业家联合会主席以及其他一些大工业家联袂前往巴黎,也绝不是偶然的。鲁尔的大工业家一直认为和平是可厌恶的,而战争却是值得欢迎的事,因为战争是他们攫取最大限度利润的泉源。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把希特勒手下的将军看作是自己的天然盟友,而希特勒手下的将军也乖乖地效忠于西德采煤业和钢铁业的无冕之王,因为这些无冕之王一心要在这些将军的帮助之下把重新瓜分欧洲的问题再度提到日程表上来。
著名的改良主义理论家维克托·阿加茨博士在十月初举行的西德工会联合会代表大会上不胜感慨地说:“曾经作为一九三三—一九四五年希特勒政权在经济部门和社会上的台柱的那些人物,现在又显露头角了”。无论如何,谁也不能否认,曾被希特勒封为“战争经济领袖”的四百个军火工业家,除了死去的以外,现在差不多又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对西德军火生产非常重要的那些经济部门中。这批工业家包括美国占领当局曾经确定的全体经济战犯,其中有些甚至还在纽伦堡美国人主持的法庭上受过审判。
西德军火康采恩的政治势力可以从波恩联邦议院的议员组成上看出来。仅在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议会党团中,就至少有代表一百一十家大公司的三十六个议员。弗立克康采恩的总经理也是波恩议会的议员,此外,代表克鲁克纳股份有限公司的有一个议员,代表蒂森康采恩、赫尼尔康采恩(古德—霍夫农冶金工厂)、麦尼斯曼康采恩和法本公司的各有两个议员。
阿登纳本人就是对于扩军备战最感兴趣的一个家族的中心人物。他的儿子麦克斯是飞机制造业中的巨子;他的侄子库尔特·阿登纳是卡塞尔市容克飞机制造厂的创办人之一,同时还是再度开张的德国汉莎航空公司顾问委员会的委员(二十年前这位联邦总理也在这个顾问委员会里任过职)。阿登纳家族从巴黎协定上得到的私人利益也可以从这方面看出来:只要巴黎协定获得批准,汉莎航空公司以及西德的整个航空工业就可以施展自己的全部力量了。
联邦总理的另一个儿子小康拉德·阿登纳是煤矿和电力康采恩的股东。联邦总理的女婿伍尔汉是许多顾问委员会的委员,特别是在军火工业部门中。自从他和利斯伯特·阿登纳结婚以后,他便担任了史特拉巴银行顾问委员会的委员;这家银行是美国在西德的原子炮工程和军事基地工程上的大承包商之一。
社会民主党主席奥伦豪尔于十月七日在联邦议院谈到阿登纳的这一帮亲友时曾说:“德国的某些集团已经抱着这样的态度来看所承担的军事义务,就是在德国备战工作获得新刺激的情况下他们能够获得多少利润”。
三年前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战犯克虏伯是目前西德最富有的人,他的资本约有八亿马克。现在他已经和阿登纳建立了经常的联系。克虏伯在德国设立的企业所雇用的工人大约有八万名。正是克虏伯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三日的“人民观察报”上写道:“从高山到大海,只有一个口号——‘为了德国的未来,跟着阿道夫·希特勒前进’”。现在也和过去一样,他没有把自己局限在从巴伐利亚州的阿尔卑斯山到波罗的海这片土地上;仅仅在过去三年中,他已经在巴基斯坦、希腊、巴西、加拿大和非洲设立了工厂。克虏伯是西德金融资本势力的同义语。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希腊和土耳其政府的领袖、智利的部长、阿比西尼亚的国王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其他高级代表人物在访问联邦共和国时,总是像过去一样要到埃森的“休格尔别墅”——克虏伯家族的私邸——去拜访一下。
银行家费尔德门格斯曾经夸耀他在希特勒统治时期担任德国所有军火大王的康采恩顾问委员会的委员,每年可以搜刮到一百万马克的净利;现在在阿登纳的统治下,他担任了更多的顾问职务。阿登纳在决定国内外政策的一切问题时一向不理睬议会,但是在作出任何一个决定以前却从来没有不先听取费尔德门格斯的意见。
大工业家、投机商和金融冒险家弗雷德里希·弗立克曾在他的兵工厂中残酷地剥削过四万名战俘和从外国抓来的奴隶劳工。这些人不是死于饥饿,就是在毒气室中丧命。在那些可怕的死亡营不能再使用的时候,有一百八十名奴隶劳工便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七日被残酷地杀害在格勒迪茨的弗立克工厂中。法国战败以后,他攫夺了洛巴赫和马奇恩两地的法国钢铁工厂,并在比利时、荷兰、南欧、东南欧以及东欧霸占了许多产业。一九四七年他曾因战争罪行而被判刑,现在他恢复自由已经四年多了,并且一直受到美国的保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他的资本有七千万马克,现在差不多已经增加到四亿马克了。他和波恩的陆军部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他可以拿到很大一部分正在策划中的军火合同,并于最近在维森斯塔德(北巴伐利亚州)开始开采铀矿。他和法国飞机制造业也有关系;他已被认为是阿登纳战争政策的热烈拥护者之一,这首先是因为他不甘心失掉他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大企业(这些大企业已经成为人民的财产了)。
希特勒和戈林当年曾设立了一个军火部,这个部的任务是计划并分配军火合同。各大康采恩的代表或首脑被任命在该部各工业局中担任领导职务。除了前军火部部长史皮尔被国际法庭判罪以外,法西斯军火部中的全部其他高级官员现在在西德电力工业、造船业、法本公司、车辆制造业、机器制造业、钢铁工业和其他工业中又占据重要职位了。
史皮尔的助手国务秘书舒尔兹·菲立兹过去是希特勒政权的高级官员之一,现在是一家大建筑公司霍契蒂夫伯股份公司的经理。这家公司承包了美国占领当局在德国西南部的主要军事工程,并通过承揽大建筑工程的办法在澳洲、阿富汗、土耳其和西班牙投资;而在土耳其和西班牙,它首先是参加承包美国军事基地的工程。
希特勒有一个军火部,波恩也已经设立了一个军火部门。今年一月间,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攫取了巨额利润的大工业家组成的德国工业家联合会宣布,“军备委员会”及其所属各“小组”已经开始工作。我们从这个联合会的年度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它的目标;报告中指出,联合会最重视的工作是日益发达的军事工业的巨大建筑工程。
前海军上将曼森—波尔根已经被任命为军备委员会的主席。以布兰克为首的波恩陆军部已经设立了分配军火合同的部门。
麦尼斯曼康采恩在俄斯那不鲁克的附属工厂之一已经开始制造炮弹筒。现在领导这个康采恩的还是原来的董事长昌根,他是戈林的亲密助手,曾经领导德意志帝国工业联合会的工作。西根和威登劳两地的西德公司已经在制造一○五公厘口径的炮弹。斯瓦巴哈(巴伐利亚州)附近的普华芬霍芬,正在建立一个军火工厂。现在西德一共有四百多家公司在制造装甲钢板、钢盔、烈性地雷、燃烧弹、手榴弹、军用汽车和潜水艇的设备等等。
希特勒毁灭欧洲的第一步是吞并奥地利。即使在今天,西德的帝国主义者还认为奥地利是他们的领土。在这方面,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那些今天在西德又被任用的纳粹高等法官在十月裁决,奥地利人仍是“德国公民”。西德的垄断资本家曾要求把他们当年在希特勒侵入奥地利以后强占的所有的工厂、银行、矿山以及其他企业归为己有。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小”问题,一个关于三百六十亿奥国先令、等于奥地利国民收入半数的“小”问题!这些企业包括像阿皮南·芒坦公司、奥地利联合制钢工厂、机械工厂和多瑙河造船厂等等这样的企业。
在规定西德公开加入大西洋军事集团的伦敦和巴黎军事协定签字以后,美国军事工业的巨头便开始期望在西德进行新的大宗交易。几个月以前,华尔街的老板们在杜塞尔多夫设立了美国花旗银行分行,他们企图依靠巨大的金融力量在更大的程度上控制西德的经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现任总经理就是美国国防部长查·埃·威尔逊)已经决定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附近设立的汽车工厂投资三亿马克。这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方面为希特勒军队服务一方面为威尔逊大赚其钱的工厂,现在又要制造军事装备了。十一月八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在谈到阿登纳访美期间波恩和华盛顿签订的协定时写道:“希望目前在西德已经活跃起来的美国投资热潮能够更加活跃。德国驻美领事馆收到许多愿意在德国开设公司的美国人写的申请书。某些美国公司已经表示愿意在德国设立工厂,以便制造货物在欧洲和亚洲销售。”
德国的廉价劳动力和阿登纳给予美国康采恩的特权,进一步加强了美国垄断资本家在德国的主人地位。这样西德对华盛顿的依赖也就越来越明显了。
西德的金融巨头以极不耐烦的心情要求批准巴黎军事协定。这是因为建立西德复仇主义军队就将给予他们一个可以用来重新进行国际冒险的工具,同时这支军队的装备和维持费用意味着最大限度的利润。此外,巴黎协定使西德垄断资本家得以除去现在仍然阻碍西德资本集中的最后的一些限制。大家知道,英美占领当局对北莱因—威斯特伐利亚和黑森两州以民主方式进行的人民投票所通过的关于把采煤业和重工业交给人民的决议完全置之不理。而且,当它们分散那些大银行、大康采恩的时候,极力使这些大银行、大康采恩的利益不受到侵害。西德“每日镜报”兴高采烈地写道,巴黎协定批准以后,“以前每个被分散为三个独立的银行的西德大银行现在又有权设立总管理处了”。
但是,事情并不是都按照阿登纳和他的百万富翁伙伴们的想法发展的。一方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经彻底铲除了战争贩子和那些靠战争发财的人。另一方面,在西德境内,反对军国主义的运动正在日益高涨。西德有组织的工人的联合机构西德工会联合会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决议坚决反对重新军国主义化的计划。决议说:“西德工会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怀着极其不安的心情宣称,伦敦协定为联邦共和国加入一个庞大的政治条约体系铺平了道路,这个体系在这些协定批准以后就要成为合法化了。
这将严重地损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事业和恢复德国统一的可能性。按照伦敦协定的规定重新武装并建立德国军队,对联邦共和国国内形势的发展来说,就意味着有建立一个军国主义的警察国家的危险。”
几乎西德所有大规模的青年团体——社会党的、工会的和宗教的——最近都宣布反对巴黎协定。人民还很清楚地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受难者。反对阿登纳强迫德国人互相残杀的计划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西德的广大居民阶层都坚决地主张用和平方式统一德国,主张制止借助于巴黎协定来加深德国分裂的阴谋。
人民的和平利益和那些依靠扩张军备与进行战争大发横财的百万富翁的利益之间的根本矛盾,最近几年来空前清楚地显示了西德政治矛盾的尖锐性。最近几个月来阿登纳政府联盟所遭到的危机就反映了这一点。西德工人阶级越是认识到自己对国家的前途所负的责任,这个危机就越严重。现在全国越来越多的人民已开始了解当前的危险不单是来自穿着制服的军国主义分子,而且首先是来自站在将军后面的拥有百万财产的垄断资本家。阿登纳政权企图镇压这个运动并企图首先禁止共产党的活动;它同时还企图分裂反对派的力量。因此,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西德所有分散的反军国主义的力量,特别是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以及工会的力量,团结到为反对阿登纳战争政权和复活德国军国主义而斗争的统一战线中来。 (原载“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一九五四年第四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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