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所谓“文职人员”
——再记美国间谍唐奈专案
本报记者 金凤
一九五二年八月，在东北吉林省安图县的丛山峻岭中，密密的森林里，有五个穿着黑衣服的“人”在悄悄地爬行着。一阵急雨淋透了他们全身，背着的美式冲锋枪、卡宾枪、无线电收发报机、电池、电瓶、领航台、手摇发电机、气象预测器等等又沉重地压弯了他们的腰。汗水夹着雨水，流在他们惊惶的疲惫的脸上。其中两个发着高烧，爬一步喘息一步。他们终于在一棵大树荫下歇了下来。马上，那一部美式收发报机开始工作起来。密码变成了电波，穿过密密的森林，穿过高山，穿过大洋，向日本发去：
“特急。总部转陈文钧鉴：携二十日粮，负伤忍痛，冒雨病而行。丛林峻岭，食无足半，衣无干时。五人饥劳已成疾。路遥村远，粮只二日，望速补给。感谢你的诚意。”
过了二天：
“火急。携二十日观察粮已用行军。人疲病，粮绝。微、鱼两日，能否空投？请示机型、伞数、空投时间。”
又过了二天：
“粮尽二日，饮水待济。
速投：标准口粮十原箱，米、面各一百斤，牛罐、猪油各四十桶。饼干二百包、鱼干、蛋精、汤精、肉松、熟花生米、盐、糖、黄油、火腿、香烟、葡萄酒、雨衣、针线、手套、烟丝、配尼西林、消炎片、眼药、阿司匹灵、碘酒、绷带、防蚊油、水消毒精、打火机、地图套、军毛袜、救伤包、电台、手摇发电机、蜡烛、收报干电池、电筒、胶皮袋、墨水、饭锅、老虎钳、锯、斧、拍字本、戳图章刀、指北针、人民币五千万元、皮靴、日历、游泳表、毛毯、醋精、酱油粉、牛奶粉、蛇毒急救盒、玛琲……”
电波穿过大洋，穿过高山，穿过密密的森林，又从日本来到中国吉林的丛山中：
“所请粮药将于八月寒删或铣（十四、十五、或十六）二十四—一时投送。请即报DZ（空投场）座标，如PPN—2（领航台）损坏，请燃三火成三角形。”
又过二日：
“电悉。机型同前，卜（即特务卜经武，是李军英的化名）伞一，物资伞二，卜将交吴和我之信，望坚持，苦尽甜来。”
又过二日：
“知汝等克艰泣雨，而有所触……以后更应再接再厉。所投金条、金戒、人民币及吴君信件皆有红记号。五七七四（即李军英）延迟三周。接物资后请电余等，和你们常在。陈文”。
这些来往的电报底稿现在都陈列在北京举办的美国空投特务罪证展览会上。原来，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空投来中国东北吉林的间谍张载文、许广智、于冠洲、牛松林等拍给美国中央情报局驻日本厚木间谍机关的电报和回电。这些背叛祖国的叛徒受了美国间谍机关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训练和派遣，乘着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无标志飞机悄悄降落到我国东北的深山中企图进行破坏活动。但是当这些叛徒降落到祖国地面上，却发现他们比鲁滨逊飘流到荒岛上的处境还要可怕。周围只是密密的森林，到处都是等待着他们的捕捉网。他们的领导人美国间谍杰姆·开莱（Jim Kelly）在日本厚木对他们保证过的尚存在于大陆的“反共游击队”在那里呢？负责训练他们的贾克教官（即唐奈）对他们说的长白山区有“几千地下武装”又在那里呢？看来这里只有莽莽的树林，他们连走出一步也不敢。民兵组成的搜山部队似乎天天在追踪着他们，每一个发现他们的老百姓都会把他们抓起来送到公安机关去。他们那里还敢去买吃的、用的啊！他们只能开一张物资清单去向他们远在日本的美国主子求救。
八月十四日深夜十二时半，一架无标志的C—四十七型飞机悄悄飞来了。他们早已架起了领航台。飞机按着预定的标志投下了两个降落伞。降落伞中带来了电台、冲锋枪、鸭绒被、主副食物、医药品、黄金五两、金戒指五个和化名陈文的美国间谍机关负责人和化名吴定的美国支持的特务组织所谓“自由中国运动”的头子蔡文治写给他们的信。
现在，这些电台、枪枝、金条、金戒、人民币、食物、药品、被服和锅、瓢、碗、勺、刀、斧、锯、钳等几百种物品都陈列在展览会上。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印着U·S·A的美军用罐头、鸭绒睡袋和有着樱花商标的富士樱牌日本造的蜡烛，上面还写着：“神佛御灯明用蜡烛”的字样。这说明了这些空投接济美国间谍分子的物资除了来自美军用仓库以外，有些是从日本市场上搜罗得来的。
展览会上还陈列了美国间谍机关负责人（化名陈文）和蔡文治（化名吴定）给张载文他们的信。这些信件显然是和空投的物质一起，起着“精神食粮”的作用的。陈文的信是用很不熟练的中文写的：“你们的伟大牺牲是无论那一个自由民主人氏（士）都敬仰的。你们通信（讯）成绩优良，为上方所加尝（嘉赏）。”蔡文治的信也给他的“部下”打气说：“兄等日在深山雨淋中奋斗，苍天不负苦心人，盼在困难环境中时时想起余之临别赠言，即时时咬牙克服艰苦，渡一关再渡一关，并须时刻保持通信，即有补给，长期永耐生存。”
这些“物质的”和“精神的”食粮显然来得很及时，支持了间谍分子张载文他们的特务活动。那么，是谁乘着飞机来空投，带着这些物资、信件来直接支援这些特务活动的呢？
原来，这就是这次被宣判定罪的美国间谍约翰·托马斯·唐奈干的勾当。他还有一个化名叫贾克·杜诺万，就是张载文他们称呼的贾克教官。他亲手在日本茅崎间谍机关训练了张载文他们。如今，又乘飞机空投物资直接来支援他们。他是在一九五二年八月十四日夜里九点钟从汉城出发到中国来空投的。也是这位据说是“美国陆军部的文职人员”到中国来的第一次的暧昧的“旅行”。
在被判罪的十三个美国间谍中，约翰·托马斯·唐奈和理查德·乔治·费克图这两位“文职人员”是最叫美国政府伤脑筋的。许多官方机关发表了一连串互相矛盾的声明，美国纠合了仆从国家在联合国提出要求我国释放美国间谍的荒谬提案中也轻轻避开了唐奈和费克图的名字，只提出十一个人的名单。这自然是无可奈何的作贼心虚。许多报纸连艾森豪威尔也承认他们两人的身份是“不清楚的”，这两天又反反复复含含糊糊地说他们是“文职人员”。其实，他们的身分倒是很清楚的，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驻日本厚木间谍机关的职业间谍。要说是“文职人员”吗？勉强也可以这么说。但是，不是什么“陆军部的文职人员”，而是美国最最秘密的间谍机关中央情报局的文职人员，干着特殊勾当的“文职人员”。也许为了“清楚”起见，还可以谈一谈他们的简单经历。
约翰·托马斯·唐奈是美国康涅狄格州纽不列颠城人。一九五一年六月，他在耶鲁大学快毕业时加入美国中央情报局。他先后在离华盛顿东南十哩的玛丽兰州（Maryland）的书特兰（Switland）地方和乔治亚州（Georgia）哥伦布城（Columbus）的本宁堡（Fort Bennig）第一训练营受过特务训练。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他被派到美国中央情报局驻日本厚木间谍机关工作，一九五二年春，他和另一个美国间谍阿特金生（Richardv，Atkinson化名阿德勒Adler）一起训练了十个中国籍的间谍。他教他们如何刺探情报，秘密行动，选择空投区，设置安全处所，编假历史，爆破战，徒手战，心理战，逃生躲避，和埋藏物资。理查德·乔治·费克图是马萨诸塞州人，是一九五二年六月参加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也是在本宁堡训练营受过间谍训练以后，一九五二年十月底到厚木间谍机关工作的。
这两个“文职人员”就是这样替美国政府“服务”：尽力训练间谍分子空投到别一个国家内去干涉别国内政，进行颠覆活动。在送张载文他们走的时候，这位戴眼镜的贾克教官（即唐奈）还很有自信地对他的“学生”说：“要尽量建立良好空投场，准备迎接数以千吨计的物资。”美国间谍机关另一个负责人爱·斯考特·马丁（A．Scott．Madding）还准备和他们在沈阳见面。
但是，上万吨的物资也改变不了这些出卖祖国的叛徒的末路命运。他们继续困居长白山中，继续向日本的美国间谍机关拍电报，要食粮、糖块、牛奶粉、甲种鸭绒被、毛衣裤、毛手套、人民币一亿、金条、金戒五十两、防寒被、棉胶鞋、冻疮膏、防裂皮肤油、A·P·C、皮大衣、皮帽……人类生活上的日用品，他们算都想到了。但这些奴才缺乏鲁滨逊的勇气，他们只知道伸着手向他们的美国主子要，要。
但是，这些特务的处境还是愈来愈窘了。天降大雪，搜山部队愈逼愈近，他们埋藏的一部分物资也被我们发现了。于是，告急的电报又雪片似地向日本飞去：
“三道沟之正规军及安图等地各村镇地方武装进向老岭一带搜山，严行封锁山区。各山口、道路、村庄均增设检查哨。降雪尺厚，行动更见困难。进入村镇绝不可能。”
“我埋藏点已被发现，所有物资及食粮均不能取用。食粮维持三日，请速空投。”
“粮尽待援，火速空投。”
“饥寒交迫，苦不堪言，手足皆冻，饮雪待援。”
“生命要紧，快来空投！”
“赶快救命，饿死了，能否救命？”
“五人将饿死，如何置之不理？每人仅一命，为何不快救？”
奴才的情势显然是真的危急起来了，还想使用他们的美国主人，不能再对他们置之不理。
于是，十一月二十九日，唐奈和费克图又带着精神的和物质的粮食，带着准备取走特务李军英的空取器来“救命”来了。因为唐奈已经来过一次，可说是人熟地熟了，这次就更大摇大摆地飞来中国，放肆地侵入中国领空。但是，这一次，机警的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的枪响了。物资和“精神粮食”（信）都陈列在罪证展览会上。
依然还是化名陈文和吴定的美国间谍机关负责人和蔡文治写给张载文他们的信。信中要他们加紧搜集“当地情报，共军力量、民意、共产主义倾向等”，蔡文治还要他们“作长期生存潜伏，作调查工作以待时机”，要他们“咬紧牙关前进求生，无后退之路”。但他也明知前途未可乐观，因此在信的最后写道：“欲言不尽，唯有祈祷上帝盼兄等平安渡过目前艰厄。”
据张载文等供称：约翰·托马斯·唐奈在和他们临别时也曾说过：“一切交托到主的手里。”
结果是，一切安排确实是很公道的。这些出卖祖国的叛徒和训练他们、派遣他们、接济他们的美国中央情报局这两位“文职官员”，都一批一批地“交托”到中国人民的手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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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
李达
胡适是实用主义的信徒，他的政治思想是实用主义在政治方面的应用。胡适自己在“我的歧路”中说过：“我谈政治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
实用主义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御用哲学，它是马赫主义即经验批判论的一个分派，同是十八世纪英国主教贝克莱的主观唯心论的变种，都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工具。
实用主义是美国皮尔士首创的，詹姆士和杜威是这一派有名的代表。实用主义者的立场是资产阶级的立场，实用主义的内容可归结为下述四点：（一）实用主义者在“经验”这个名词下面贩卖主观唯心论，他们把全部自然和社会都包括在人的感觉经验之内，于是就把世界当成了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东西。詹姆士和巴克莱站在一起，认为物质
“是我们许多感觉的一定组合的名称”（见詹姆士：
“实用主义”），显然这正是主张意识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二）实用主义者否认真理的客观性，主张“科学法则是人造的”，“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胡适：“实验主义”）。用什么标准鉴别真理和假理呢？实用主义者说，这标准就是实验。实验就是看那种见解实行起来对于资产阶级的人生有无实用，有实用或有效果的便是真理，否则便是假理。因为科学法则和真理既然是人造的，是主观的，就不必再问它们是否与客观事实相符合了。（三）实用主义的方法是假设和求证。这就是说，实用主义凭着主观经验考察一个问题时，就片面地、表面地观察那些和问题有关的事实，挑选其中合乎主观见解的东西作为对象来考察，提出一个主观的假设来，然后再去求证。所谓求证，就是再拿那些挑选过的事实来对证一下，若果能够自圆其说，那个假设便算是成立了，便合乎他们的实用，即成为真理了。（四）实用主义者还从庸俗进化论取来进化这个观念导入于实用主义之中，说他们经验中的宇宙是“一点一滴一分一毫”地进化的。由于这样的逻辑，就成立了“一种创造的人生观”。胡适说：“这种人生观，詹姆士称为‘改良主义’。这种人生观，……乃是一种创造的‘淑世主义’。”胡适还说，这种淑世主义的目的在于拯救世界，“我们尽一分的力，世界的拯救就赶早一分。世界是一点一滴一分一毫的长成的，但是这一点一滴一分一毫全靠着你和我和他的努力贡献。”（胡适：“实验主义”）实用主义者要拯救的世界是资本主义世界，因为资本主义的丧钟敲响了，资产阶级不能不利用改良主义或淑世主义去拯救它。所以实用主义是对于资产阶级有实用的主义。
以上是实用主义的主要内容。胡适的政治思想是从这样的实用主义出发的。现在，我们来解剖胡适的政治思想。
胡适的政治思想是反革命的思想，这是大家所熟知的。但是他的反革命的政治思想，也还有其一套“理论”的，在展开对胡适的思想的批判时，不能不批判他的政治“理论”。
胡适的政治理论的基础，是他的个人主义的社会观。他在“不朽”那篇文章中，把社会比做“大我”，把个人比做“小我”。他做了一番烦琐的说明以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任。我须要时时想着，我应该如何努力利用现在的‘小我’，方才可以不辜负了那‘大我’的无穷过去，方才可以不遗害那‘大我’的无穷未来。”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要对过去的社会负责，又要对将来的社会负责。如何负责呢？就是每一个人要把自己造就为好的个人。胡适在“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那篇文章中，也说出了这样的意见。他说：“个人是社会上无数势力造成的。改造社会须从改造这些造成社会，造成个人的种种势力做起。改造社会即是改造个人。”怎样改造社会呢？他说“这种改造一定是零碎的改造，——一点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改造。……社会的改造是这种制度那种制度的改造，是这种思想那种思想的改造，是这个家庭那个家庭的改造，是这个学堂那个学堂的改造。”谁来做这样一点一滴的改造呢？他说，这是要有志做这样一点一滴的改造的个人来改造。这样的个人“必须要时时刻刻存研究的态度，做切实的调查，下精细的考虑，提出大胆的假设，寻出实验的证明。”他认为
“这种生活是要奋斗的。……这种‘淑世’的新生活……是一定要招起反对的。……我们对于反对的旧势力，应当作正当的奋斗，不可退缩。”他认为“淑世”主义者只要坚持向旧势力奋斗，一点一滴的去改造，就可以“使旧社会变为新社会”。
但是要问：那种做一点一滴的改造的“淑世”主义者如何造成呢？胡适主张那样的“淑世”的人，必先把自己造成为个人主义者。这种个人主义就是“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他认为只有先把自己铸造成为“自由独立的人格”，成为“特立独行之士”，才能做一点一滴的改造。我们再问他：要怎样才能“把自己铸造成器”呢？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那篇文章中，介绍他自己所写的二十二篇文章，叫他的“少年朋友们”去学习，并且说明那些文章都贯彻了科学态度、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即都是合乎实用主义的，只要照着他所说的那样去做，就可以“把自己铸造成器”，可以成为“特立独行之士”。他还叮嘱少年朋友们不可以“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而是要“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他一面教他们学习他的用实用主义方法所写的东西，一面诰诫他们不要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免“蒙蔽聪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他还在别的地方教别人读书的方法，要根据个人的个性去选择书籍，读时要有一个“我”在，“求一种学问不可以国家需要与否来做标准”。胡适这一些说教，是要教少年们跟着他走，把自己造成为“真的个人主义者”、即“淑世”主义者，对历史传承下来的旧社会负责，一点一滴的改良它，在有生之年种一点好因，算是对社会的未来负责。这就是胡适的个人主义社会观。这种社会观又可说是实用主义的社会观。它是胡适的政治理论的基础。
胡适在“我的歧路”中说：“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当我在大学时，政治经济的功课占了我三分之一的时间。当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六年，我一面为中国的民主辩护，一面注意世界的政治。我那时是世界学生会的会员，国际政策会的会员，联校非兵会的干事。……一九一六年，我的国际非攻论文曾得最高奖金。……一九一七年七月我回国时，船到横滨，便听见张勋复辟的消息，……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胡适根据他那样的决心，就努力宣传实用主义，宣传易卜生的个人主义，还做了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的工作，从不曾谈过政治。据他说，他做这一类的工作，虽然未谈政治，却与政治有关，因为“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的确，在“五四”以前，胡适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参加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还算是进步的。但历史的车轮在继续前进时，胡适就公开反动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当时以李大钊同志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庆祝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介绍了苏维埃俄罗斯的真相。马克思主义派在当时已经取得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导地位，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是在马克思主义派的领导之下爆发起来的。这一伟大的运动，胡适当时并没有参加。他在“五四”以前，回到安徽原籍办理他母亲的丧事，事后他到上海住着，等候迎接他的老师杜威到中国宣传实用主义（参看胡适：“我对于丧礼的改革”）。所以胡适不但没有参加“五四”爱国运动，他骨子里毋宁是不赞成这个运动的，这可以从他在
“五四”以后两个月的事实看出来。
当中国无产阶级大众在“六三”运动中登上了政治斗争舞台时，当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继续涌现时，胡适气急败坏了，他说：“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我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里提出我的政论的导言，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在一九一九年七月写的这篇什么“导言”中，破口大骂那些“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的人是
“懒”，是“阿猫阿狗”，是“新典主义的奴隶”。他说：“我谈政治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实验主义自然也是一种主义。……实验主义注重在具体的事实与问题，故不承认根本解决。他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导，步步有自动的实验，——才是真进化。”（“我的歧路”）胡适的话说得很明白，他谈政治是高谈社会主义的人们把他激起来的，他谈政治是实行他的实用主义。因为他是实用主义的信徒，所以他为忠实于他的主义起见，必须拥护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而实行那一点一滴的改造的改良主义或淑世主义。因此，他“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反对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就我们人民说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就胡适说来，是他的反革命活动的序幕。
中国无产阶级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考察了中国命运，得出了“走俄国人的路”的结论，一九二一年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的产物，它一经宣告成立，就立即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从这个时候起，“新青年”杂志变成了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联实况的刊物，“向导”周报则是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的机关刊物。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逐渐集合于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革命的潮流高涨起来了。在这个时候，“不避反革命之名”的胡适，又气急败坏了，又要谈政治了。他说：“我等候了两年零八个月，中国的舆论界仍然使我大失望。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谈……马克思社会主义，高谈‘阶级斗争’与‘赢余价值’”，他“实在忍不住了”，于是他根据那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所谓“导言”，于一九二二年五月七日创刊了“努力”周报，来对抗“向导”周报了。胡适创办“努力”周报的目的是：反共反人民，拥护北洋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所以他在“努力”周报第二期就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宣称“好政府”主义。他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三个基本要求，即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一个“公开的政府”和一种“有计划的政治”；还提出了一些具体主张，如要求北洋军阀政府和平地实现南北统一，要求召集旧国会制定宪法之类。这是胡适宣传“好政府”主义去拥护封建势力的第一幕。其后，胡适看到要求和平统一的计划不能实现时，又主张北洋军阀政府允许各省军阀实行联省自治。他还向北洋政府建议，提出了政治和财政几条平庸的计划，自己还说：“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没计划！”胡适这样热诚拥护封建势力，大概也是为了实行他的实用主义，向封建势力作“淑世”运动的。但结果只落得“向盗贼上条陈”，“实用”是没有的。
胡适办“努力”周报的第二个目的，是为帝国主义侵略作辩护。他发表了“国际的中国”一篇文章，反对“向导”周报所登载的一篇宣言。他说，那篇宣言中所说的国际帝国主义支持各派军阀打内战，“很像乡下人谈海外奇闻”，他说他自己知道英、美、日各国确实没有这一类的事，特别是美国决不会和日本携手共同利用北洋政府。他说：“我们要知道：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平与统一。”他认为从前外国人所以捧袁世凯做皇帝，“大部分是资本主义者希望和平与治安的表示”。他认为美国所发起的新银行团是为了抵制日本单独借款给中国，对中国并无恶意。“况且投资者的心理，大多数是希望投资所在之国享有安宁与统一的”。“所以我们现在尽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国际侵略的噩梦。”因此，他把中国共产党所说的国际帝国主义者操纵中国金融财政、把持海关、驻屯军队、行使领事裁判权、独占中国市场、支持各派军阀等等侵略行动，都认为是“和国内政治问题有密切关系的。政治混乱的时候，全国陷入无政府的时候，或者政权在武人奸人的手里的时候，人民只觉得租界与东交民巷是福地。外币是金不换的货币，总税务司是神人，海关邮政权在外人手里是中国的幸事！……所以我们很恳挚的奉劝我们的朋友们……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胡适这样为帝国主义侵略辩护，十足地表现了他是一个文化买办。总起来说，胡适在“努力”周报中所发表的“政论”，在其希望北洋军阀政府恩赐宪法实现和平统一这方面，可说是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的表现；在其为帝国主义侵略辩护这一方面，则是买办资产阶级意识的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胡适却拥护帝国主义拥护封建主义，这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鲜明的对照。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独自领导着中国革命，进行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在白区方面，蒋介石匪帮统治着广大的地区，白区的党组织转入了地下，表面上呈现了革命的低潮。这时候，胡适认为蒋介石匪帮的政权稳如泰山；很想卖身投靠，因此又纠集了一班人，于一九三○年创办了“新月”月刊。“新月”月刊表面上是谈文学，实际上是反共反人民，拥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企图因此引起蒋匪帮的重视。他对于当时的革命低潮幸灾乐祸而又慨叹地说，他早就发出了“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警告”，“于今已隔了十几年，当日和我讨论的朋友，一个已被杀死了（指李大钊），一个也颓唐了（指陈独秀），……十几年前我所预料的种种危险……一一都显现在眼前了。”（“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他于是约集了“新月”的朋友们讨论“我们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他的朋友们推定他提出一个概括的引论。这
“引论”就是在“新月”上发表的“我们走那条路”的政治论文，时间是一九三○年四月十日。胡适在这篇论文中，首先说明要“自觉的探路”，不能左也不能右，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的路都是不能走的。他要充分用自己的知识，“客观的观察中国今日实际的需要，决定我们的目标。”他把这个目标分消极的和积极的两种：消极的目标是铲除“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五大仇敌”即“五鬼”，积极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即十足的资本主义国家）。他认为“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那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他于是找了一些资产阶级学者的资料来证实中国确有“五鬼”。他承认这“五鬼”是铲除的对象以后，就来说明铲除“五鬼”的方法了。他于是分析了演进和革命的两种方法。他认为“革命和演进只有一个程度上的差异，并不是绝对不同的两件事。”“但革命的根本方法在于用人功促进一种变化，而所谓‘人功’有和平与暴力的不同”。胡适把“和平的人功促进”叫做和平革命，也叫做“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把暴力革命叫做“武力斗争”，“你打我叫做革命，我打你也叫做革命”。他的意思是说，过去军阀用武力互相斗争，就是互相革命。胡适是这样来污蔑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的。他不承认中国有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侵略，而共产党却把中国所没有的东西作为革命对象来实行暴力革命，所以他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来反对共产党的革命。他是主张“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那种“真革命”的。他认为“打倒这五大敌人的真革命只有一条路，就是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总有到达目的地的一天，也许“我们能在几十年中完全实现”。胡适这一类反革命的梦话，实在是滑稽可笑。他还自以为这是合乎他的个人主义社会观的。他在很多的文章中说中国所以糟到现在的地步，完全是“祖宗积的德，造的孽”，现在的人要对过去负责，即“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负责，要自己“知耻”，“不要把罪恶尽推在外国人身上”，应当像他自己那样喊几声革“五鬼”的命，“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就算是“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负了重大责任了。胡适这些反革命的梦话，蒋介石匪帮是认为满意的。胡适还前进一步，像煞有介事地发表了批评国民党的文章，还要求蒋介石匪帮恩赐宪法，来勾搭一下，以便讨价还价。果然双方默契成立，胡适把“新月”月刊停办了。从此胡适被任命为东北政治委员会委员，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和中英庚款委员会委员（每年薪金一千六百镑）了，胡适做了过河的卒子了。
过了河的卒子，自然要立功报效，去拥护那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位一体的政府了。因此，胡适就纠合了蒋廷黻、丁文江等在一九三二年五月（九一八以后八个月）办起“独立评论”来了。这个独立评论办了四年多，出了二百多期，发表了一千多篇文章。它的宗旨，据胡适说：“在这最严重的时期，我们只能用笔墨报国，这本来是很无聊的事。”但他说也有几点值得提倡：（一）“独立的精神”：发挥特立独行之士的精神，虚心、公道，尊重事实，排斥“时髦的引诱”，排斥反帝反封建的主义或成见。（二）“反省的态度”：“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必须自己认错了，然后肯死心塌地的去努力学上进。”（三）“工作的人生观”：“趁现在中国还是我们的，我们正应该起日暮途穷之感，拚命的工作。虽然我们觉悟已经太晚了，也许神明之胄，天不绝人，靠我们今日的努力能造下复兴的基础。说到极点，即使中国暂时亡了，我们也要留下一点工作的成绩叫世界上知道我们还不是绝对下等的民族。”（见“独立评论的一周年”）
由此可见，独立评论虽然是蒋介石卖国集团的一班孤臣孽子所发出的亡国的哀鸣，而其基本精神是在于：第一、反苏、反共、反人民。例如反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歪曲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报道、把人民比拟于阿斗，比拟于贫穷、疾病、愚昧的化身等文章，都属于这一类。第二、拥护蒋介石卖国集团，例如那些谈到外交、内政和文化的许多文章，都是向这个卖国集团献策和上条陈的东西，并且贯彻了反共的精神。
胡适在这个时期的“政论”首先表现了亡国路线。他在“对日外交方针”中主张蒋政府依据日本在国联提出五项原则进行交涉，主张解除东三省军备，在关内的东三省军队应逐渐编遣，日本可在东三省租借土地，“中日两国缔结新条约，不但应该解决积年久悬的争端，并且应该远瞩将来，确立远东两大民族可以实行共存共荣的基础。”他在九一八周年写的“惨痛的回忆与反省”中，又把祖宗责备一番，说“我们的老祖宗造孽太深了，祸延到我们今日”，“自己如不长进，如不铲除病根，打倒帝国主义什么都说不上”，因此，他希望国民党造出一个重心来。当国联调查团李顿报告书发表主张国际共管满洲时，他赞美那个调查团的“审慎的考查，公平的判断，为国际谋和平的热心”，“值得感谢和敬礼”。因而他认为这是“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满洲国”成立以后，他在“全国震惊以后”那篇文章中说：“我们今天最大的教训，是要认清我们的地位，要学到‘能弱’，要承认我们今日不中用，要打倒虚骄夸大的狂妄心理，要养成虚怀愿学的雅量，要准备使这个民族低头苦志做三十年的小学生。”他又写了“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主张对满洲采取“不承认主义”，且等五十年再说，“在一个国家千万年的生命上，四五年或四五十年算得什么。”阿Q临刑时说过：再等十八年就是好汉，胡适说：“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他始终不承认美国伙同各国宰割中国的说法，他反对那种说“国际帝国主义者在日内瓦用政治外交方法解决满洲由日本独占或国际共管”的说法，认为这是“杜撰”和“无识”。他赞成蒋廷黻的说法，“华府会议以后，在华只图通商的国家，切望中国的自强更加热烈，有时比中国人过而不及。”到了后来，日本提出“广田三原则”之时，他写了“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一文，由不承认“满洲国”变为承认“满洲国”，只主张保全华北了。当“何梅协定”缔结以后，何应钦把一些军政机关静悄悄地从北京撤退了。胡适就写了“沉默的忍受”一篇妙文说：“在这沉默的忍受的苦痛之中，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已渐渐形成了。能在这种空气里支持一种沉默，一种镇静，一种秩序，这是力量的开端。……这是国难的训练，这是强邻的恩赐，……多难兴邦的老话是不欺人的历史事实，我们不必悲观。”亡国之音，真正可怜！胡适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始终是主张逆来顺受的，始终反对抵抗。他在“我的意见不过如此”中说：“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出来主张作战。……我自己的理智与训练都不许我主张作战。”（据说胡适在“七七”事变后，曾加入低调俱乐部反对抗日战争，这是可信的。）他认为“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不能随便开这句口。他的个人主义是主张要对“大我”的无穷过去负责，又要对“大我”的无穷未来负责，只有自怨自艾，努力工作，做一个有成绩的亡国奴。所以当时的上海各报上都登载了反对他的新闻，还有一批女国民通电声讨他，说他是“异族胡适”，是张邦昌，是李完用。这种声讨是完全正确的。
胡适不但自己甘愿做亡国奴，还劝青年学生做亡国奴。当一二·九学生救国运动发生时，他劝学生不要受共产党的煽动，赶快复课，努力读书，只能做合法运动。他说大难当前，一切耸听的口号是无用的，喊一声抗议是可以的，而学生的责任还是读书求知识来报国。他曾经教青年学费希特那样，在拿破仑践踏普鲁士时办柏林大学；学巴斯德那样，在法国被普鲁士打败时还在做细菌学研究。
“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这是胡适的“真正的个人主义”的说教。他现在流亡于美国，可以说是他的个人主义的实用了。
胡适在“独立评论”中还发表了许多政论，如关于“建国”、“建设”、“宪法”、“政治统一”之类的文章，都是为蒋介石上条陈的，值不得批判。其中只有论“无为政治”的几篇，大发思古之幽情。他把老子的无为比拟于资产阶级的放任主义（见他的“中国哲学史”），主张蒋匪帮不要建设，这就是说，放任帝国主义侵略，放任官僚资产阶级搜括。这却是符合蒋介石卖国集团不要建设，只要搜括的意旨的。
“独立评论”的反共拥蒋是收到一些“实用”的，这“实用”就是胡适和几个社员做了蒋记的大官僚。
抗日战争的发动出乎胡适的意料之外，实用主义者便夤缘机会做了蒋记的驻美大使，到美国考“水经注”去了。他回国之后大叫做了过河的卒子，实际上他这时已不是卒子而是捍卫主帅的“仕”和“相”了。他荣任了北京大学校长，勾结特务军警压迫学生的革命运动；他荣任了伪国大的代表和主席，拥出蒋匪做总统。他还背起反苏反共十字架到处宣传反苏反共，宣传自由主义，希望借此为蒋介石皇朝苟延残喘。但是终于不能挽救那个皇朝的灭亡，结果，只得跑到美国做“白华”去了。实用主义者变为无用主义者了。
第3版()
专栏：
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开始举行
中国科学院、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召开的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二十九日正式开始，分别举行了关于“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和“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两个方面的第一次讨论会。
“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讨论会在中国科学院举行。参加和列席讨论会的有首都学术、文教界人士郭沫若、潘梓年、艾思奇、胡绳、邵荃麟、金岳霖、冯友兰、王子野、何思敬、马特等。自然科学界人士钱三强、曾昭抡、赵九章、杨锺健、彭桓武等也应邀参加。会议由中国科学院院长、“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工作委员会主任郭沫若主持。
讨论会首先由艾思奇报告了他所写的“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论文的要点。他就胡适所贩卖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即主观唯心论的观点和认识论、真理论、方法论及庸俗进化论等方面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批判，并就胡适反动的哲学思想反映到反动的政治方面作了阐述。艾思奇指出：“实用主义”原是美国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哲学思想，它是属于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最腐朽的主观唯心论的潮流。胡适在“五四”运动期间把“实用主义”贩到中国来，指望用“实用主义”来对抗唯物辩证法。胡适的宣传“实用主义”，一开始就和他的反动的政治立场联系着。
接着，马特、金岳霖、冯友兰、何思敬等就艾思奇的报告提出了补充的论点和意见。这个讨论会将继续进行。
“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讨论会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举行。参加和列席讨论会的，有首都文艺、学术界人士茅盾、张天翼、王昆仑、吴组缃、谢冰心、聂绀弩、林默涵、王崇武、蒋牧良、蓝翎、林庚、俞平伯、力扬、李长之、舒芜等一百二十多人。会议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工作委员会委员茅盾主持。
讨论会主要讨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曾宪楷所作的“红楼梦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它的倾向性”一文，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主任尚钺在会上就这篇论文作了补充报告。尚钺论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历史上的出现，叙述了元、明两代的社会经济情况和工商业的发展。
下一次的讨论会，将继续由尚钺作补充报告，并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