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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报告
郭沫若
中国猿人北京种（Sinanthropus Pekinensis），即所谓“北京人”，他的第一个头盖骨发现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日，到今年是二十五周年了。
五十万年前的化石人类的发现，在科学研究上自然是很值得纪念的事。大家都知道，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在解放前是在帝国主义势力参加之下进行的，而在今天已经完全成为了人民的科学事业，这是首先值得庆贺的事。
中国猿人化石地点的最初发现，我们不要忘记，是应当归功于当地的人民。在第一个头盖骨被发现之前也曾经发现过一些牙齿和头骨的碎片，在一九二七年发现了一个臼齿，由性质上的鉴定，已经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但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日，由裴文中同志发现了很完整的第一个头盖骨，这才奠定了中国猿人在科学上的坚实基础。
周口店的初期发掘，由一九二七年起至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侵华战争为止，一直不曾中断过。
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在中国猿人地点一共发掘了一、八七三天，共一七八、九六五个工作日，在北京城内进行研究和修理的工作人员还没有包含在内。在中国猿人地点，挖去约两万立方公尺的岩石和砂土。在其他地点，挖去了四千二百立方公尺。像这样大规模的发掘，事实上是世界上空前未有的。
这样大规模的发掘的结果，一共采获了一、二二一箱——约合三七五立方公尺的有待修理的标本。单是在发现中国猿人的第一地点，自从第一个头盖骨发现以后，就络续有大量的发现。中国猿人化石连解放以来后期的发掘成果在内，已有四十个上下的个体，包含五个比较完整的头骨，七个头骨碎片，两个上颚骨，十四个下颌骨，一百五十二个牙齿。还有一些破碎的肢骨，一个锁骨，三个肱骨，一个月骨，七个股骨，一个胫骨。同时出土的文化遗物，有旧石器和经过人工打击的石片和石块，一共有十万多件，还有用火的证迹。其他还有两种植物化石，一百一十八种动物化石—其中有九十四种哺乳动物，哺乳动物中有三十种是绝灭了。动物化石的丰富，有一部分是很惊人的，例如肿骨鹿和鬣狗都各有两千多个个体。
关于人类化石，在今天所知道的材料，是以南洋的爪哇猿人和我们的“北京人”为最古。两者的年代相差不远，一般的推测认为爪哇猿人比较早些。但爪哇猿人最初发现的只三个牙齿，一个不完整的头盖骨，一个股骨，是否属于一个个体，尚无定论。虽然有少数的石器，而未发现出用火的证迹。其后受到周口店发掘的刺激，在一九二九年以后又曾继续发掘，得到四个头骨，也发现了新人类的化石，但和周口店遗物的丰富比较起来，仍然是大有逊色的。
在过去二十几年中，周口店所发掘出的资料，由研究人员分别进行研究，已出版发表单篇论文的专册七十二种，共有四、三一○印刷页。一般性的论文和通俗性的文字还未计算在内。这些研究的成果，虽然夹杂着不少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的工作在内，内容也少不了有大量的唯心论的说法，但由于材料的十分丰富，毕竟肯定了中国是世界人类化石最丰富的地区。所有有关材料对于进一步了解人类发展的历史，脊椎动物的演化过程，以及第四纪地层的地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就人类发展来说，中国猿人是由猿到人的一个中间类型。同时发现的大批的旧石器和经过人工打击的石片石块以及用火的证迹，这些文化遗物可以充分反映中国猿人的生活情况。再从共生的许多动物化石来考察，我们更可以了解在五十万年前的中国猿人在生活中同这些动物和自然环境，是作过了怎样的艰苦的斗争。人类就是这样在不断的劳动、不断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这就为恩格斯“劳动创造了人”的天才的学说，找到了无比丰富的证据。
这些丰富的宝贵的材料，在过去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了北京的岁月里，不幸曾经遭受了严重的摧毁。日本帝国主义者把当初在北京城内的研究室占据了，用作特务机关，把大部分的化石和其他重要的材料损毁了。据初步估计，除中国猿人和山顶洞人等材料外，其他标本约共损失了六十七大箱，图书设备等还不包含在内。周口店原有的房屋也在那一时期遭受摧毁，在房山县有三位工作人员更遭受枪杀，这是使我们十分痛心的事。
目前所有以前所发掘出的中国猿人和山顶洞人的全部化石都已经离开了中国。关于这件事情，美国的一部分人要负责任。那一大批宝贵资料，是由前协和医学院的校长胡顿和总务长博文，这两位美国人在保管，在珍珠港事变后，是在他们的手里弄得下落不明的。这是全人类的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相信全世界的人民和有道义感的学者都会关心这件事情，希望把它弄个水落石出，把原物归还原处以便作更进一步的研究。
就这样，在解放前周口店的发掘一直是受着帝国主义者的干预、把持、操纵、破坏，而终至于掠夺的。这儿又在别种意义上呈现出了一个完整的标本，那就是在解放前遭受着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中国科学研究工作本身的一个典型的化石。
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国人民是站起来了。随着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粉碎了半殖民地命运的枷锁，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也同样得到解放。中断了十二年的周口店工作，在一九四九年北京解放以后，便立即恢复了。一九五一年更曾经作过大规模的发掘，又络续得到中国猿人的五个牙齿和一些肢骨。我们还把摧毁了的山场整顿恢复了，重新培植了树木，新建了办公室、陈列室和招待室，以迎接国内外的参观者。由北京至周口店的公路已经测量完毕，即将进行修建，预计明年夏秋之交可以完工。公路修成后，这个世界知名的周口店——中国猿人的故乡，必将成为北京近郊的游览的胜境了。
周口店的发掘还大有继续进行的必要，估计在土内埋藏的人类化石和其他文化遗品还很多，还有更丰富的大量收获的可能。但由于新中国基本建设事业大量的展开，随时随地都发现了地下的宝藏，我们的古生物研究工作者、考古学研究工作者为数实在太少，完全应接不暇，仅有的人力为其他的任务所分散，因而周口店的工作就不能够集中力量来做。这在当前，一面是可喜的事，一面也是可惜的事。
但在我们今天，可喜的事实在多。几年来，我们在国内又有了好几处旧人类遗址的新发现。一九五二年在成渝铁路的修建工程中，在四川省资阳县发现了可能是八万左右年前的资阳人的头盖骨。今年六月，在治淮工程中，在安徽省泗洪县也发现了比较新的旧人类的化石。这些材料都正在进行研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在山西襄汾县的旧石器文化遗址的发现。这项工作，在今年九、十两月由中国科学院和地方有关机关作了有系统的发掘，发现了三个人类牙齿，两千多个石器和经过人工打击的石块和石片，二十五种动物化石。据初步判断，这些文化遗产和动物群，虽比周口店中国猿人年轻些，但大体上是可以相比的。那就是我们又发现了一个更新统中期约略三四十万年前的人类遗址。关于襄汾县的发掘，在本次纪念会上将由贾兰坡同志作专题报告，我在这里就不准备多说了。
生物如何起源，如何发展，以达到今天所有的阶段？人类如何发生，如何发展，以达到今天所有的阶段？这些，自人类有思想以来，一直是被注意的问题。目前全世界关于这方面的材料还不很多，前人研究的成果也很浓厚地带着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色彩，要想得出真正的科学的解答，还有待于我们今后的努力。
由二十五年来积累的事实来看，特别由最近五年来的事实来看，中国是人类化石与古人类文化最丰富的国家，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我们生长在这样好的环境里面，又生长在我们的思维活动可以不受任何唯心论束缚的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努力，积极充实我们的力量，来胜任地担负起解答问题的责任呢？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加紧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武装我们自己；并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促进国际间的学术文化的交流。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加紧培养新生力量，壮大我们科学研究工作者的队伍，加强团结；并努力与群众密切联系，要使得我们今天的科学研究工作成为名实相符的人民科学。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努力展开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以前的研究应该加以批判，抛弃那些不正确的部分，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的说法。
我们准备把这一次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作为新的任务的新的开始，我们要勤勤恳恳地努力学习，努力扶植新生力量，决不骄傲自满，要好好做好工作。
中国不仅物产丰富，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有无限的光明；
中国的古脊椎动物乃至古人类化石在地下的埋藏也非常丰富，关于这一门科学的研究的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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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访“中国猿人”之家——周口店
本报记者 柏生
今年十二月二日是“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的二十五周年纪念日。在中国科学院的邀请下，我们在十二月二十二日访问了北京西南约五十四公里的周口店——“中国猿人”之家。
早晨八点多钟出发，午间到达周口店时，天空已飘起了雪花。在寒风和雪花中，我们爬上了被当地人民称做“龙骨山”的宝山——它是世界著名的化石人类产地。就在这片美好的土地上，我们人类的祖先，五十万年以前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征服着自然，创造了人类最早的文化。
我们随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的刘宪亭同志和曾参加“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掘工作的老工人刘义山，首先参观了“中国猿人”产地陈列室。这个陈列室是在去年九月建立起来的。它的建立，说明了我们的党和国家对科学文化事业的关怀和重视。这里陈列的材料是人类从猿演变来的一个有力证据。陈列室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五十万年前的“中国猿人”和五、六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化石模型和他们的文化。这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猿人”的头骨模型和“中国猿人”使用的生产工具——石器；还可看到被火燃烧过的许多石块和兽骨，这是“中国猿人”用火的遗迹。接下去是“山顶洞人”使用的骨制、石制和介壳制的装饰品，以及用兽骨磨成的骨针。这里，每一件简单的原始工具，都是我们人类祖先的劳动成果和智慧的结晶，每一件工具的进步，都标志着人类进化的里程。这些丰富的化石材料，也有力地告诉人们劳动创造人类的历史。这里陈列的有解放后发现的“中国猿人”化石模型（原标本保存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包括肱骨干一段，胫骨干一段和牙齿五个。当人们在这里参观时，就联想到被帝国主义抢劫和盗窃的“中国猿人”和“山顶洞人”的头骨等标本，这使每一个人激起无限愤慨的心情。
陈列室的第二部分是和“中国猿人”、“山顶洞人”同时期的动物群化石材料。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从“中国猿人”产地发掘出来的各种动物化石；特别是脊椎动物化石，尤为丰富，其中有许多早已绝了种，如剑齿虎、梅氏犀牛等。“中国猿人”曾和这些凶猛的兽类作过艰险的斗争，同时把水牛、鹿类等动物作为猎取的对象。这些动物群化石材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五十万年前周口店附近地方的地理环境是和现在不同的。据古生物学家们的研究，当时周口店的气候，比现在要温暖湿润，有如现在中国的南部；附近可能有草原和广阔的森林。和“山顶洞人”同时期生存过的动物，大多是现在还生存着的种类。
陈列的第三部分，是“中国猿人”产地附近的其他地点发掘的动物化石。其中有中国鬣狗的骨架、肿骨鹿和斑鹿的犄角、完整的犀牛的头骨，以及鱼化石等。据古生物学家说，这些动物化石的年代已很久远。如陈列在壁上的鱼化石已在五百万年以上了。这些鱼化石，看来仍栩栩如生，保持着各自的游水姿态。
参观陈列室以后，我们又访问了“中国猿人”和“山顶洞人”的发掘地点。年近六十岁的刘义山老工人引我们到“中国猿人”产地；这里洞顶已经不存在了，但洞壁大部分还保存着。他指着一个已经被填了的小洞口告诉我们说，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日下午四点钟，太阳快要落山，洞口附近光线慢慢地暗下来，天气又异常的寒冷，工人们就在这里挖掘出第一个完整的“中国猿人”头盖骨来。
接着我们又到解放以后的发掘地点参观。向导同志告诉大家，一九四九年九月，在我们党和政府的支持下，恢复了停止十二年之久的“中国猿人”发掘工作。在开工后的第三天，就发现了“中国猿人”的三个牙齿。一九五一年又发掘出两个牙齿。同年又由积存的碎骨中发现了“中国猿人”的胫骨干下部的一段，和“中国猿人”的肱骨干一段，这段肱骨由于受到火的焚烧，一部分已变成黑色；一部分变成灰蓝色。现在，这个地点已发掘到三十四公尺深，除掘获“中国猿人”的骸骨外，还发现了许多石器和动物的化石。
我们绕着山坡转了一圈，参观了一部分发掘地点后，攀上了山顶洞。这个洞在“中国猿人”产地的最上部，和“中国猿人”居住的洞穴互相连接。这个洞穴原来是有洞顶的，后因破碎，便在发掘时拆除了。在这里，曾经发掘出距今五、六万年前的“山顶洞人”的三个完整的头骨和一部分躯干骨。同时由山顶洞堆积中还发现了许多很好的骨器，如骨针和磨光的鹿角等；还发现有许多装饰品，如钻孔的小砾石、小石珠和穿孔的狐、獾的犬齿，穿孔的海蚶壳等。石器则发现的比较少。此外，在山顶洞还发现许多动物化石，其中以兔化石最丰富。
当我们站在“山顶洞”的最高处，在雪花飞舞中向山下眺望时，看到山脚下工人们正在火车站上紧张地劳动，搬运石灰。远处，石灰窑正冒着一缕缕的白烟。这个美丽的图景，揭示了我们的未来：以自己的劳动创造更美满的生活！（附图片）
这是中国猿人产地（周口店第一地点）。在这里发现了中国猿人的完整的头盖骨及头骨残片和四肢的残骨。
新华社记者 牛畏予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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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科学院举行纪念会
纪念中国猿人头盖骨发现二十五周年
今年十二月二日是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二十五周年，中国科学院在二十七日上午邀请首都科学文化界人士举行了纪念会。出席纪念会的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张稼夫、竺可桢及科学文化界人士范文澜、胡绳、马寅初、许杰、钱崇澍、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尹达、夏鼐、孙云铸、袁复礼等一百二十多人。
国务院陈毅副总理及外宾多人也应邀出席了纪念会。
纪念会由中国科学院张稼夫副院长主持。会上郭沫若院长作了关于发现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的报告。接着，国务院陈毅副总理在会上作了重要指示。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莱比锡马克思大学东方学院院长考古学家爱吉士、北京地质学院苏联教授帕夫林诺夫等也在会上讲了话。裴文中并报告了中国猿人化石失落的经过。
下午举行了报告会，由有关的科学家做专题报告。报告人和题目是：杨钟健的“中国化石人类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周明镇的“从脊椎动物化石上可能看到的中国化石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吴汝康、贾兰坡的“中国发现的各种人类化石及其在人类进化上的意义”；裴文中的“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贾兰坡的“山西襄汾县丁村人类化石及旧石器发掘报告”。
晚上，中国科学院并举办了有关中国猿人历年发掘情况的幻灯放映会。
二十八日，中国科学院并将举行有关中国猿人发掘工作的讨论会和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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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人民大学第五次科学讨论会闭幕
中国人民大学第五次科学讨论会经过了九天会议已于二十六日闭幕。参加这次会的，有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研究生、学生和教学行政干部三千一百多人，校外有关企业部门、学术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的来宾一千四百多人。此外，天津、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等地部分高等学校和厂矿、机关也派代表远道赶来参加。会议期间，报告讨论了二十六篇论文。
这次科学讨论会的特点，在报告内容上，进一步结合了国家总任务的要求，提出了我国当前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的一些重要问题，科学报告讨论的题目是有现实意义的。在讨论形式上，比较生动活泼，广泛地展开了学术上的自由争辩和自由批评。在全会和分组会上发言的共有一百五十多人，其中有校外的学术研究工作者和厂、矿部门的实际工作者五十多人，他们对报告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批评，提供了丰富的实际材料。
在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的全体讨论会上，学术的自由争辩的气氛到达高潮。会上，首先做了“‘五四’以来胡适派怎样歪曲了中国古典文学”和“‘红楼梦’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它的倾向性”两篇报告。大会继续进行了近六小时的讨论和争辩。在会上发言的有中国人民大学教员杨正典、孙健、龚古今，学生程海果，资料员吴容和文化、学术界人士、冯至、吴大琨、钟敬文、李希凡、蓝翎等十一人。他们比较集中地对“红楼梦”的时代背景，和它所反映的矛盾，以及对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典型性等问题，展开了自由的、热烈的争论。
二十六日下午，苏联专家费·谢·巴甫洛夫作了关于“苏联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的重要报告。
在讨论会结束时，由吴玉章校长作总结发言。他说：这次讨论会的规模、报告内容和讨论情况，都比过去前进了一步。但是，为了进一步改进和提高科学研究工作，要在提高科学研究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学术批评和讨论的工作；要和校外有关业务部门、科学机关和高等学校加强联系；科学研究的选题应当密切结合国家建设实际、教学实际和思想斗争实际；要更广泛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并吸收高年级学生参加科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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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同安文昌鱼制成标本
在生物进化史上富有研究价值的福建省特产之一——同安文昌鱼，是一种稀罕的海产。它是动物从无脊椎进化到有脊椎这个时期的一种产物。世界各地和我国各省都极少发现，只有福建省同安县属刘五店、琼头等地出产不少。国内外各学术机关，大、中学校曾纷纷写信要文昌鱼标本作研究用，厦门市人民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处今年四月即拨款六百万元交市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筹委会试制。该会已试制成功切片用文昌鱼标本、有生殖腺文昌鱼标本、全体装片文昌鱼标本及一般供保存用文昌鱼标本等多种。部分制成品已开始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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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五四运动中的胡适和杜威
王若水
在五四运动的过程中，胡适唱起“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调子，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倡点点滴滴的改良主义，这件事情是大家知道的。但我觉得还有一件事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就是当时有一个帝国主义的“学者”，和胡适勾结在一起，参与了这个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阴谋和公开活动。这个帝国主义的“学者”就是胡适称之为“良师益友”的杜威。
杜威是美国实验主义哲学的头子，美国资产阶级报纸捧他是“西方文明的救主和保卫者”“人类心灵的伟大领袖”。他的学说在中国曾起过不小的影响。但杜威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美帝国主义的“大棍子”政策的拥护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竭力主张美国参加这场帝国主义的火并。多少年来，他一直捏造着“苏维埃帝国主义”的弥天大谎。他鼓吹过“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好战论调。尤其不应当忽视的，是他还公然支持过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朝鲜的战争，赤裸裸地暴露他自己是中国人民的敌人。
这就是这个学者的政治面目，这就是胡适所说的“真爱中国，真爱中国人”的“良师益友”的面目。
不过，如果说杜威是胡适的“良师”那是一点也不错的。胡适在美国留学时，这位“良师”就向他表明了他对中国问题的“关心”。胡适归国前在他的“留学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昨往见杜威先生辞行，先生言其关心于国际政局之问题乃过于他事。嘱适有关于远东时局之言论，若寄彼处，当代为觅善地发表之。此言至可感念，故记之。这段记载很简单。究竟杜威仅仅是表示他的“关心”呢，还是在“关心”之外对“远东时局”（当然首先是中国时局）有什么具体的“教导”，不得而知。但以后的事实可以证明，胡适对中国政治的“言论”，和杜威是完全符合的。
胡适回国的时间是一九一七年七月。据他自己说，他一回国就“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在他打定这个“决心”之后的三个多月，俄国就爆发了震动世界的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正是历史大变革的年代。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来了。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接受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他们从十月革命中看到了中国的方向。一九一八年十月李大钊同志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之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指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终局，是“社会主义的胜利”“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这两篇文章在当时起了很大的影响。
显然，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先进的人们已经看出了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腐化无力和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生气勃勃的力量。
正是在这个时候，杜威用事实表明了他的“关心”：他亲自到中国来“讲学”了。而在他到中国之前，胡适也就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实验主义”。这时离胡适“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的时候还只有两年，他的“决心”一时好像还不便变更，而这篇文章好像还是一篇“纯学术”的介绍。但以后发生的事情，不但暴露了胡适输入实验主义的政治目的，而且也说明了杜威的“讲学”是为了什么目的。
杜威是在一九一九年四月三十日〔一〕到中国的。他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碰上五四运动。他来迟一步了。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像火山一样爆发了，谁要想把它扑灭下去是不可能的了。这时胡适赶到上海恭迎杜威去了。北京的学生既没有时间去听杜威这位“良师”的教导，也没有机会去接受胡适这面“旗帜”的指引，就举行罢课游行了。
这以后发生的事情就是：七月，胡适“忍不住了”，“发愤要想谈政治”，在“每周评论”上写了他那篇针对左翼共产主义者而发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篇文章立刻遭到李大钊同志的反驳，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实验主义的第一次交锋——所谓“问题与主义”之争。十二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正式提出“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在同一期的“新青年”上，又开始连载由胡适口译，高一涵笔录的杜威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讲演录。（根据当时北京晨报的记载，这个演讲是九月二十日起开始的。）在这个“讲演录”的前面，胡适加了一段值得注意的引言说：
杜威先生这一派的实验主义，……独有政治哲学一方面还不曾有系统的大著作出世。……所以今年杜威先生同我商量讲演题目时，我就提出这个题目，希望他借这个机会做出一部代表实验主义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他很赞成我这个意思，故有这十六次的长期讲演。这是杜威先生第一次正式发表他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我很希望中国的读者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
从来不会“正式发表”过“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杜威，为什么会“很赞成”胡适的意思，特地为中国人作这个题目的讲演呢？本来“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的胡适，为什么在自己“发愤要想谈政治”之余，还要“希望”杜威也来“谈政治”呢？
这里面是大有奥妙的。
如果我们把杜威的这个讲演录和胡适当时的言论对照一下，就可以发现，原来他们两人是在一唱一和，异曲同工，调子的名称都叫“反对马克思主义，提倡改良主义”。
杜威：比方有一件东西，若没有学理的补助，不久就会消灭了，若是得了学理的补助，把他变做抽象的学说和主义，这件东西便可以固定，便可以永远存在。但是这种效果是狠危险的。〔二〕
胡适：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是啊，世界工人运动若得了“学理的补助”，变成了马克思的学说，这种“效果”对胡适和杜威所代表的阶级来说，的确是很“危险”的。
杜威：到了危急的时候，只有几个抽象的名词可以轰动一世，连那金钱势力也都丧失作用了，这还不是学理的功用吗？
胡适：历史上许多奸雄政客，懂得人类有这一种劣根性，故往往用一些好听的抽象名词，来哄骗大多数的人民，去替他们争权夺利，去做他们的牺牲。胡适和杜威是在这里“指桑骂槐”，表面上好像是说别的东西，其实是暗示共产主义也属于这“好听的抽象名词”之列。所以那意思是叫人不去接近共产主义。
杜威：从前的哲学家不是完全推翻现制，就是完全保持现制。这第三派的哲学（按指杜威自己的哲学）不说这样笼统的话，只注意个体，研究特别情形，绝不承认有包医百病的药方和百世不易的定理。
胡适：“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胡适替杜威作了注解，“包医百病的药方”就是指“根本解决”。杜威也替胡适作了说明，所谓“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就是“只注意个体，研究特别情形”。换句话说，实验主义是“绝不承认”从根本上治病的，它只管“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杜威：必定先要观察社会冲突的原因，……能够如此然后才能够对症下药，预先来设法救正他，调剂各群的地位，让他们有平等发展平等进步的机会；不但不互相冲突，并且可以互相帮助。
胡适：阶级战争说……太偏向申明“阶级的自觉心”……，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得劳动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视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杜威的话，是以善于绕圈子出名的。胡适虽然是他的高足，这一套本领究竟不如杜威。不过这样一对照，杜威的真意倒明显了。这就是说，不要促进无产阶级的觉醒，不要让被剥削阶级起来斗争，而要使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互助”，让剥削阶级永远剥削下去。
杜威：现在世界有许多野心家，高谈阔论，一张口就说要改造社会，我想改造社会绝不是一件笼统的事，绝不是一笔批发的货，是要零零碎碎做成功的。
胡适：文明不是拢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拢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笼统改造”这个名词有点不大容易明白，但我们参考前面引过的杜威的话就懂了：“笼统改造”者，“完全推翻现制”之谓也。别的地方很清楚，毋须注明。
像这样的双簧还很多，不过我想引证到这里也够了。这些东西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就是杜威之所以特地发表他那“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演讲，目的就是抵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在中国的影响，贩卖他那一套反动的改良主义。胡适就是杜威的传声筒，而杜威的演讲也就是为胡适撑腰。这两个人，一师一徒，一个帝国主义的御用学者，一个半殖民地的文化买办，一个站在当时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的讲坛上，一个蹲在“每周评论”和“新青年”的编辑部中，表演了一幕滑稽的“二重唱”。
如果我们再看看杜威对“五四”的态度，事情就更明白了。杜威对中国人民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是恐惧的，仇视的。他诬蔑五四运动是“偶然的”“感情的”“消极的”，诽谤反对帝国主义是“排外”。他装出一副学者的态度，竟然向中国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忠告”：
……说到这里，我又想到贵国的学生运动。五四以来，学生很难专心读书，大半因为外交紧急，也因为学生感情用事。教育上受了莫大的损失，要是长此不改，损失恐怕还要大，教育一定要瓦解了。……诸君要知道，爱国是一事，排外又是一事。排外是消极的，……诸君应该努力去做积极的事业……〔三〕请看，“感情用事”“排外”这些话，还不是十足的帝国主义的口吻吗？杜威虽然善于辞令，但字里行间所流露的对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运动的敌意却是明显的。值得注意的是，杜威对“五四”的这种态度，恰恰也就是胡适的态度。在五四运动期间，胡适也同样担心“教育一定要瓦解了”，出面劝说学生复课。从此他就不断强调“学生的职责是读书”。十六年之后，他在“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这篇文章里，还模仿杜威的腔调，污蔑五四运动是“最浅的排外”。
既然不满意五四运动的道路，那就必须指出另外一个方向了。于是杜威又发出了“号召”：
学生啊！你们以各人的智识，一点一点的去改革，将来一定可以做到吾们理想中的大改造〔四〕。
这也就是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这篇文章的根本思想。这篇文章的实质，是企图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来“规定”五四运动的发展方向，把五四运动的领导权从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那里夺过去。胡适后来自己说：
实验主义从达尔文主义出发，故只能承认一点一滴的不断改进是真实可靠的进化。我在“问题与主义”和“新思潮的意义”两篇里，只发挥这个根本观念。我认定民国六年以后的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再造中国文明，而再造文明的途径全靠研究一个个的具体问题。……当时（民国八年）承“五四”“六三”之后，国内正倾向于谈主义。我预料到这种趋势的危险，故发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警告。〔五〕这是一个很好的招供。它表明了胡适和杜威当时在中国贩卖实验主义这种哲学的目的，是影响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使五四运动变质，成为一个改良主义的运动。
关于哲学上的实验主义和政治上的改良主义的关系，需要一篇文章来作专门的说明，我在这里只想指出，这种思想是有它的社会背景和阶级根源的。五四运动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它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性质。由“五四”到“六三”，斗争日益广泛和深入，由知识分子的范围扩大到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汉、九江及山东、安徽各地都有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在革命的浪潮中，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迅速扩展，怕得要死的军阀政府三番五次地下令“严防”和“查禁”所谓“过激主义”（这是他们给“布尔什维主义”的名字）。六月，陈独秀被捕。而不料在一些官僚的眼中，胡适也成了“过激党”〔六〕。这种种情势把胡适吓倒了，他感觉到他必须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是在这个时候写出来的。胡适在“问题与主义”里质问左翼知识分子说：“请问我们为什么要提倡一个主义呢？难道单是为了‘号召党徒’吗？还是要想收一点实际的效果，做一点实际的改良呢？”这句话明显地透露了他的害怕群众运动，害怕革命的情绪。作为五四运动的右翼代表，胡适拼命想把五四运动限制在单纯反对文言文和某些封建文化等的狭隘范围内，拼命想使五四运动不超出对他所代表的阶级有利的范围以外。这样，他们就必须争夺五四运动的领导权。这样，他们就必须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提倡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这就是五四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
但是为了执行这个任务，需要有一种思想武器。于是亲美的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也就很自然地从美国资产阶级那里借来了实验主义这个武器。五四运动的锋芒，首先是对准着日本帝国主义，对准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段祺瑞政府的。而这时，美国一面和日本协同来侵略中国，一面又和日本在中国的势力发生冲突。所以，一方面，美国也高兴看到日本在中国的势力受到打击，（附带说一句，胡适在“问题与主义”里也提出了一个解散段祺瑞的安福部的“问题”，这也是反映了美国的要求的。）但是另一方面，美国更害怕五四运动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害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无产阶级的兴起。因此，它就要极力抵制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它就要在文化思想上向中国的新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力量进行反攻。而打着“讲学”的幌子来到中国的杜威，也就负起了这个任务，亲自出马来帮助胡适。杜威在中国为时两年零两个月，遍历十一省，大肆贩卖他的实验主义反动哲学，这正是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部分，而胡适就是实验主义在中国的经纪人，就是这个文化侵略的工具。
所以，五四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就是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和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斗争在中国的表现。
杜威回国时，胡适欢送他说：“我敢预定：杜威先生虽去，他的影响仍旧永永存在，将来还要开更灿烂的花，结更丰盛的果。”〔七〕但是胡适这个愿望被历史粉碎了。在如今，开出灿烂的花，结出丰盛的果的，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杜威和胡适的影响虽然还未被肃清，但也到了最后被清算的日子了！
附注：
〔一〕胡适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中说是五月一日；此处根据当时上海申报的记载。
〔二〕自此以下所引杜威的话均见“新青年”上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讲演录，胡适的话均见“问题与主义”和“新思潮的意义”两文。
〔三〕此处引文根据晨报社出版的“杜威五大讲演”。
〔四〕同上。
〔五〕“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六〕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中述说：“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不是过激党胡适吗？’”李大钊同志也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提到这件事。
〔七〕“杜威先生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