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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苏联农业发展的几个问题
赫鲁晓夫答英国贝尔纳教授问
【新华社讯】塔斯社莫斯科二十三日电：九月二十五日，尼·谢·赫鲁晓夫接见了英国科学家和公众领袖、“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得奖人约翰·贝尔纳教授。
前几天，贝尔纳教授在伦敦“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他和尼·谢·赫鲁晓夫的谈话的摘录。谈话记录全文如下：
问：苏联的新的农业政策已在国外引起了各种各样的评论，这个政策往往被说成是新的农业危机和集体化制度的失败的反映。对农业的巨大注意，许多新的决议，甚至农业展览会本身都被当作是这种看法的证明。例如，在西伯利亚和哈萨克迅速进行的开垦新地的工作，就被认为是情况严重的证明。因此，我希望你，由于你在很大程度上是新方针的负责者，谈谈制订新政策时的主要政治考虑。
答：我想你已经读过报纸上所刊载的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举行的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全体会议的材料。这些决议在国外引起了许多评论。苏联的敌人正在企图利用我们对农业中的缺点的批评，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并且用他们自己的想法来解释这种批评。
的确，我们尖锐地批评了我们农业中的缺点。但是，我们并不沉溺在由于某种病态的悔恨感而产生的自怨自艾之中。我们这样做，是因为严厉的批评将帮助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更清楚地了解和认识我们的弱点，更好地工作和更迅速地消灭缺点。
苏联共产党在国家工业化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已经提出了在今后两、三年内保证日用消费品生产急剧增长的任务。不用说，要增加这些日用消费品的生产，就必须加速发展农业，特别是大大增加谷物生产。
国外有很多人在谈论着：似乎约·维·斯大林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和格·马·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所说的我国谷物问题已经解决的说法，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近几次全体会议所通过的指出增加谷物生产和在荒地上扩大谷物播种面积的必要性的决议之间，存在着矛盾。实际上，这里面并没有什么矛盾。约·维·斯大林和格·马·马林科夫当时说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谷物来供应居民所需要的面包，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国家满足了它在面包方面的需要。现在，我们也有足够的面包，而且还有必要的储备。但是，人不光是靠面包过活的。而正是人们的其他方面的需要，间接地要求增加谷物生产。
苏联的发展，苏联经济的巩固和劳动人民的福利在这个基础上的增长，使得最近几年来对各种各样以前我们不能大量生产的货品的需要大大增加了。我们国家每年都减低物价，职工的实际工资不断增加，居民的购买力不断提高。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对质量较差的货品的需要就会不断减少，相反，对质量高的货品的需要则大大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到商店里要买精致的物品了。当战争刚结束不久物价还高的时候，对居民的日用消费品供应似乎还勉强够。而既然在过去几年中物价已经大大减低，因此，就感到某些货品稍为缺少了一些，虽然实际上所有这些货品的产量已经有相当大的增加。广大居民群众都要求质量更好的货品。我们有任务来满足这个要求。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样一种情况——对货品的需要增加，供不应求——就会提供谋取利润的大好机会。可是，我们国家的情形就不同。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发展生产，并且继续执行减低物价的政策。我们正应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谷物表面上缺少的现象。
在这里，根本没有危机这回事。在我们国家内，形势比以前任何时候不是更坏，而是更好了。问题在于，在我们发展到更高的阶段时，对日用消费品的需要大大增加了。
我们的党一贯坚持不渝地奉行着以各种方法增加日用消费品生产和最大限度地满足劳动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的政策。为了要提高商品生产的水平，就必须提高谷物生产的水平。因为，归根结蒂，谷物是其他一切食品的基础，谷物同时又是生产其他许多日用消费品的基础。为了要获得更多的谷物，已经决定利用哈萨克和西伯利亚的生荒地——宜于种植谷物的大片肥沃的平原。
这些新的田地为我们出产价钱最便宜的谷物。正在开垦生荒地的这些地区，实际上是连绵不断的平原。如果说，那里耕种田地的人在早饭后开始耕田，在开始向后转的地方吃中饭，那么，返回来时正好是吃晚饭的时候，这并没有过分。那里生产谷物的成本是最低的，因此，在那些地区种植谷物对我们是有利的。
这个任务将在两年内完成。我们原先计划开垦一千三百万公顷生荒地。这个计划正在胜利地履行：在一九五四年播种了三百五十万公顷以上的生荒地，已经开垦好的准备在明年播种的生荒地的总面积超过了一千七百万公顷。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已经修改了原来的计划，并且考虑到现有的潜力，决定在一九五六年，使种植谷物的生荒地面积增加到二千八百万到三千万公顷。只要那里每公顷土地至少有十公担的收获量，那么，这些土地就总共将出产约三亿公担或十八亿普特谷物。这是最低的数字，因为这些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常常为这个数字的三倍。
在开垦了这些生荒地以后，我国将可以得到足够的谷物来满足居民的一切需要，并且保证畜牧业的发展，保证出口和建立必要的储备。我们可以给例如不能在它们自己的土地上生产足够的谷物的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及在歉收年中不能充分满足自己需要的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等友好国家以更大的援助。
在增加了谷物生产以后，我们也可以利用更多的谷物作牲畜的饲料，这样就能够增加猪和其他牲畜的头数，并把牲畜养得更肥，这就是说把谷物变成肉类。乌克兰有句俗话说：“没有比猪肉腊肠更好吃的鸟儿了。”我们希望用增加谷物生产的办法来取得更多的这种“鸟儿”。
开垦新地将帮助我们更迅速地增加牲畜饲料的生产量。我们将能调拨更多的土地来种植饲料作物。这样就有可能增加牛奶的产量，增加羊的只数和羊毛的产量。
而且，生荒地上增产的谷物，将使我们能够把我国其他地区的种植谷物的土地的一部分调拨出来种植其他重要作物。
我已经说过，我们现在除了面包以外还需要许多其他产品。我们可以采用在已经开垦了的地区扩大其他作物的播种面积的办法，来获得这些产品。
以糖为例。我们需要更多的糖，而且我们将能够获得更多的糖，办法是：除了乌克兰的已经用来种植甜菜的土地以外，我们还要在乌克兰调拨出约三十万公顷土地来种植甜菜。关于棉花、蔬菜和需要更多的水分和管理的其他作物的情况也是这样。现在，将有可能利用多少减少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的谷物播种面积的办法，来扩大工业原料作物的播种面积了。
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利用新的谷物来源来改善对居民的食品供应。
当然你可以问：如果这些财富——就是说生荒地——一直摆在我们的家门口，为什么我们以前没有想到它们呢？人民老早——早在革命以前的古代——就想到它们了。甚至沙皇还打算利用这块肥沃的土地呢。但是，这是办不到的。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以后的头几十年中，这也是办不到的，当时我们还没有充分发展的农业机器制造工业。在两年内开垦的土地的面积，将等于乌克兰现在的总播种面积，并将比它的谷物播种面积大百分之五十。要开垦这些土地需要几千万农民，但是，这样多的人是找不到的。
只有在现在，当社会主义工业已经发展了，当苏联机器制造工业已达到了它目前的规模的时候，才有可能用比较少的人来开垦这样广大的土地。
一九五四年，已经送去了十二万台拖拉机（每台以十五匹马力计算）、一万台联合机和其他许多机器去开垦生荒地。应该指出，拨出这些机器并不需要扩大农业机器生产计划。在作出关于这个计划的决议的时候，我们号召人们志愿参加开垦工作；大约需要几万人来开垦生荒地，但是，号召一发出不久，响应党的号召志愿参加开垦的人数就大大超过了我们所需要的人数。有了机器又有了人，就没有什么能够阻碍我们得到我们所需要的那样多的谷物了。
我们也没有忘记我们的有了良好发展的地区。你参观过农业展览会，是么？这个展览会不是为了消遣而举办的。我们是用它来显示各地区最优秀的集体农庄的成就的。农民们到那里去参观，他们在那里研究并且开始认识到他们也能获得同样的成绩。我们的任务是，用一切办法来巩固作为社会主义农业的不变基础的集体农庄。我们要把普通的集体农庄提高到最先进的集体农庄的水平。这个展览会是一个真正的人民的大学。
问：这个展览会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它很重视农村电力站的发展。这些农村电力站是比较小的，而在我看来，是不经济的，因为它们所生产的电力比从现在你们正在建筑的大型电力站得到的电力要贵得多。既然如此，那么你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
答：你说的完全对，小型电力站的电力是比大电力站的电力要贵得多。但是，尽管如此，建立小型电力站对集体农庄来说，还是有利的。应该考虑到，在我们国家中，尽管在战后年代中进行了大规模的电力站建设，但是，电力仍感缺乏。大电力站所生产的电力差不多完全被工业使用了。显然，必须首先满足工业的电力需要。因此，直到现在，农业从大电力站得到的电力是很少的。
集体农庄正在建筑小型电力站，因为，它们所发的电力总比从农业中使用的简单的发电机所得到的电力要便宜些。
由于建设电力站，虽然是小型电力站，集体农庄就可以提高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的水平，就可以不仅利用电力来供应家庭需要，而且，特别可以依靠它来使用靠电力发动的农业机器。因此，建设发电能力小的电力站的作法是正确的，因为，这些电力站可以满足集体农庄的迫切需要。
将来，随着国家的电气化事业的发展，大型电力站就将供给农业更多的电力，它们目前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问：你们对于开垦新地的重视，自然而然地引起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是不是意味着取消或者至少是缩减苏联东南部地区用来防旱的巨大的灌溉工程和其他工程。目前，对亚洲的开发似乎正在给予比对欧洲的开发更多的注意。这究竟正确到什么程度，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
答：这是一个提得十分合理的问题，但是回答很简单。我们规定不仅要发展国内的这一个或那一个地区，而且要发展整个苏联，这要依我们目前的需要和可能得到的资源而定。例如，我们要增加农产品的产量。通过更加精细地利用现有的播种面积，和通过开垦新地就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们正在尽力增加各个地区的农产品产量。为了要使产量大大增加，我们需要大量的肥料，因此就必须建筑许多新工厂。这一切都需要时间，而我们又不能等待。目前，就像我已经说过的，利用新地获得的经济利益最大。开垦这些新地是迅速增加谷物产量的最好的办法。但是，我们将不仅扩大播种面积，而且我们还将为进一步精耕细作而努力。
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将取消或缩减灌溉工程呢？完全不是。灌溉工程将要进行，而且正在那些灌溉对于重要的作物（蔬菜、棉花和葡萄）的生产最为有利的地方进行。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不准备把重点放在这里。
到目前为止，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精力集中在我们能够得到最大的收获的地方。这仅仅是一个计算经济利益和潜力的问题。今天，我们把一台新的拖拉机送到哪里去最好呢？是把它送到旧有的土地上去，让它一天耕十公顷呢，还是把它送到新的土地上去，让这台拖拉机在面积大几倍、而且又能生产另外一大批谷物的土地上耕耘呢？
我知道，在外国，有人说，农业方面的新措施意味着苏联整个经济政策有了根本的改变。这些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并不放松对工业发展的注意，我们并不为了农业而牺牲工业。工业各部门将继续根据拟订的计划发展，在将来，主要的注意力还是放在重工业上。工业在今年和明年（一九五五年）生产的爬行拖拉机、犁、种子条播机和其他一些农业机器，主要将送到新开垦的土地上去，因此，在今年和明年，旧有的土地上的拖拉机的数量将不会有所增加。将把中耕用拖拉机、中耕机和其他耕地的工具以及原有的拖拉机的零件运到那里去。同时，国内的谷物生产量将增加，我们将能再度比较均衡地分配生产出来的农业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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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法国国民议会关于巴黎协定辩论的情况
据新华社讯：法国国民议会二十二日下午继续举行关于巴黎协定的辩论。
人民共和党党团主席戴尚表示：人民共和党将不投票赞成巴黎协定，虽然人民共和党原是巴黎协定的前身“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的最积极的支持者。有消息说，不少议员看到蓬勃发展的反对重新武装西德的人民运动，现在正在考虑用弃权的办法来规避他们让巴黎协定得到批准而应负的责任。
社会党议员勒巴伊在发言中表示他将投票赞成巴黎协定，虽然，据他选区的报纸说，他曾接到过一封警告他不要投赞成票的信。
社会共和党党团主席巴列夫斯基接着发言。他承认批准巴黎协定将损害求得国际协议的机会。他抨击拥护巴黎协定的人所提出的“以实力为后盾”进行谈判的主张，并且说，“经验表明，武装德国的行动即使受到暂时的限制，也不能不充满着危险。”虽然这样，巴列夫斯基在结束他的发言时，还是为一项主张使巴黎协定生效期推迟到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一日开始的修正建议作了辩护。
独立共和党议员、前总理雷诺接着发言。雷诺是曾经支持“欧洲防务集团”的。现在他说：赞成
“欧洲防务集团”的人不能投票赞成巴黎协定。他抨击说：在巴黎协定中法国没有得到和英国同等的待遇；英国控制了法国，法国并没有控制英国。他并且说：巴黎协定将在欧洲建立英国的“政治霸权”和西德的“军事霸权”。但他又表示他将不投票反对这些协定。
下午会议上最后一个发言的是激进社会党议员达拉第。他说，他将投票反对巴黎协定，他说，人们在仔细读过苏联最近发出的照会以后，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批准巴黎协定将会使国际紧张局势加剧。
达拉第指出恢复鲁尔军事工业的危险和在西德生产原子武器的危险。他指出，在西德，反对重新军国主义化的运动在日益高涨。他强调指出：“我宁愿要的是同德国青年、工会工作者和社会民主党人结成的联盟，而不愿要同鲁尔大亨和战犯结成的联盟。”达拉第驳斥了关于“苏联威胁”的滥调，他说：恢复德国军国主义的计划是在国际紧张局势有了肯定的缓和的时候拟订的。在欧洲防务集团遭到拒绝以后，苏联曾经建议讨论一项管制东德和西德的军备的计划。为什么不同意这个建议呢？
达拉第继续说：假使法国拒绝批准巴黎协定，而美国还片面武装德国的话，这是“违反”国际义务的“背信弃义”的行为。达拉第最后说，没有法国参加，是不可能武装德国的。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塔斯社巴黎二十四日讯：国民议会在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午会议上继续就巴黎协定进行辩论。在人民共和党议员阿拜林宣布人民共和党议会党团不会投票赞成批准巴黎协定之后，共产党议员缪斯摩接着发言。缪斯摩指出：法国社会人士对批准武装西德的巴黎协定包含的威胁深感不安。他说：共产党议员们会完全依据人民的愿望，投票反对批准巴黎协定。
独立共和党议员皮埃尔·安德烈的发言占了会议的相当多的时间，他宣布他忠于北大西洋联盟，并且粗暴地攻击苏联，企图把西方国家决定走武装德国的道路归罪于苏联。可是他不得不承认，“不论从军事观点还是从政治观点来看”，复活德国军国主义都是“不正当的”。他说：在目前条件下武装西德是不适宜的，因此批准巴黎协定对德国人民来说，是一件不好的“圣诞节礼物”。
安德烈谈到波恩政府的复仇主义计划，并且提醒说，过去侵略了奥地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苏联的正是德国军国主义。他要求和德国签订和约，同时强调：有人希望在和一个战败国签订和约之前先把它武装起来，这是史无前例的。
接着国民议会休会到当地时间十六时。根据孟戴斯—弗朗斯总理的动议，国民议会中除共产党以外各政党的议会党团主席被通知在十五时举行会议。议会休息室人士指出：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就马上要举行的表决达成一项交易。
据新华社讯：法国国民议会二十三日下午四时在紧张气氛中继续举行关于巴黎协定的辩论。
议员巴迪在下午复会后提出了一项动议，要求在法国政府同波恩政府就法德关于萨尔的协议的解释问题达成谅解之前，延期批准萨尔协议。由于政府已经把整套巴黎协定提请批准，如果通过巴迪的动议，就意味着延期批准整套巴黎协定。
孟戴斯—弗朗斯马上站起来说，政府打算提出信任问题，反对任何“先决问题”或延期的动议和任何别的补充条款，并且建议国民议会立即逐项审查政府要求批准巴黎协定的法案。孟戴斯—弗朗斯并且建议国民议会在二十四日下午表决信任动议，而在表决信任动议之前，议会继续辩论。
孟戴斯—弗朗斯的声明引起了议员的激烈的反对，决定不立即提出信任问题，而表示对这种情况感到遗憾，因为如他所承认的那样，他急于让“关心这些辩论的结果的外国知道讨论的演变——至少从初步表决知道这种演变”。由于孟戴斯—弗朗斯没有能够施展他的手段，他说讨论将在“整夜和第二天一部分时间”继续进行，以便关于批准问题的表决能够尽快进行。
在讨论继续进行以后，罗伯·舒曼（人民共和党）起立发言。舒曼的发言虽然非常含蓄，但是很显然，据他看来，关于巴黎协定的最后表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国民议会不但必须决定德国问题，而且还要决定同东方的关系的问题。舒曼接着说，安全问题不但是我们、而且也是苏联面临的问题，苏联同样有着享受安全的权利。正是这个问题必须在将来的会议上进行谈判。可是，舒曼并没有放过机会来要求所谓苏联方面的“诚意”的证据。
议员们仔细听取了国民议会荣誉议长爱德华·赫里欧的发言，由于健康关系，他在自己的座位上发言。
他说：我不能够投票赞成巴黎协定。这个协定将使我们丧失我们根据国际协议，特别是波茨坦决定取得的利益。他说：同一个反动的、追求复仇的德国同时存在的，是另一个由青年、工会和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德国。作为一个法国人和一个共和主义者，我无法了解法国为什么应当去援助反动的德国。他说：同你们一样，我不能够忘记我们的许多死难弟兄，他们教我们记起了他们的命运。
萨尔问题没有解决是赫里欧不支持巴黎协定的另外一个理由。据他说，第三个理由就是巴黎协定将迫使法国和全世界在裁军问题已经在联合国获得某种程度进展的时候，加紧扩充军备的运动。
接着孟戴斯—弗朗斯发言，他的演说完全是为巴黎协定辩解。他要求议员们投票赞成批准这些协定，正像他们在两个月以前投票赞成法国在伦敦会议上的立场一样。在谈到萨尔问题时，孟戴斯—弗朗斯拒绝了激进社会党议员巴迪所提出来的修正案，他说，关于萨尔问题的协定和关于武装西德的巴黎协定是一个单一的整体。孟戴斯—弗朗斯在关于美国和英国对萨尔法规的“保证”上谈了很久。
孟戴斯—弗朗斯承认法国曾经从德国军国主义那里吃到过不少苦头，同时却又提出老一套的说法，硬说在没有法国参加的情况下西德也会武装起来，这番话引起了许多议员的不满。
这位政府首脑在答覆批评巴黎协定的“欧洲防务集团”的支持者时，承认这两个计划之间在军事上是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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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托总统和尼赫鲁总理会谈发表联合声明
申明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基础
【新华社新德里二十四日电】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会谈结束后在二十三日发表了联合声明。联合声明说，他们在会谈中特别着重地讨论了他们都非常关切的有共同利害关系的问题。
联合声明说：他们各自的国家所采取和奉行的是不参加集团的政策，“这个政策设法导向集体和平，因为只有在集体和平的基础上才能有真正的集体安全”。
联合声明说，两国政府深信，“战争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在和平中，才会使南斯拉夫和印度两国人民有机会自我发展。
联合声明说：南斯拉夫和印度“两国和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是，而且必须继续是以承认彼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平等，互相尊重和不干涉另一方的或他国的内政诸原则为基础，以促进——为了它们自己和为了世界——和平共处的办法和条件为基础。这个基本概念应当支配国际关系，应当成为联合国的政策和工作的首要因素”。
联合声明指出：上述指导两国相互关系的原则“是能够更广泛地加以应用的。如果这些原则被更广泛地接受，它们就会对缓和世界紧张局势和解决悬而未决的冲突作出很大贡献。它们将扩大和平地区，消散战争的可怕前景，提高信心，并增加世界合作的机会。”
联合声明说，缓和世界紧张局势是发展集体和平的必要的先决条件。声明在谈到“接受和平共处的必要性”时说，这“不仅是一种选择，而且是必须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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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驳美国抵赖间谍罪行的无耻宣传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理事 陈体强
美国竭力抵赖业经我国宣判的美国间谍罪行，硬说阿诺德等十一名美国间谍是侵朝美军的战斗人员，应作为“战俘”交回给美国。这种毫无根据的论调，不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站不住脚的。
稍有一点国际法常识的人都知道，只有交战国的武装人员被对方捕获时才能作为战俘处理。但中国和美国之间并不存在交战状态，非法越入中国国境进行间谍活动的美国间谍人员，根本不能说是什么“战俘”，这是最明白不过的事情。
美国间谍是在中国境内被捕获的。这一事实，确定了在这个案件上不适用战争法规，不适用日内瓦公约和朝鲜停战协定。朝鲜停战协定明白规定缔约一方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另一方为“联合国总司令”，并且严格限定“此等条件与规定（按指朝鲜停战协定）的用意纯属军事性质并仅适用于在朝鲜的交战双方。”协定绝对没有讲到而且也不可能讲到适用于中国。因此，很清楚地，任你怎样解释也不能说中国判处美国间谍案时应受该协定的约束，因此也就根本不发生中国违反或不违反停战协定的问题。但是过去的事实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和平的愿望出发，是一向尊重有关朝鲜问题的国际协议的。
既然不是一个战争法上的战俘问题，那么很显然，中国法院对于在中国境内的一切罪犯的判罪就单纯是中国国内司法问题——不管犯罪的是哪国人，当然更不管他们穿的是什么衣服。
司法权的行使乃是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七款规定的“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联合国不得加以干涉。美国把间谍问题提到联合国是非法的，联合国大会讨论这个问题也是非法的，联合国大会通过诽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制提案尤其是非法的，这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公然破坏。
美国像溺水的人抓住一根稻草一样，竟拿阿诺德等间谍穿着军服这一点大做文章，硬说这些间谍
“身穿军服”，因而咬定这些间谍是“战俘”而不是间谍。美国出席联合国代表洛奇本月九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说：穿军装是“唯一有关系的事情，因这些人员都穿着军装这一事实就表明他们不是间谍”。
间谍“身穿军服”是不是就可以改变他们的间谍身分而变为“战俘”呢？绝对不可能。
如上文分析，中国既不与美国处于战争状态，就根本不适用战争法。退一万步说，即使根据战争法原则，仍然不可能得到这些人是战俘而不是间谍的结论。
国际法上关于战时间谍问题的规定的主要根据是一九○七年海牙陆战法规第二十九条。该条规定：凡“从事诡密或冒充的行动在交战国作战区域中取得或力图取得情报意图递往敌方者”，即是间谍。美方强调被判罪的美国间谍“身穿制服”，其目的就是要在这个条文上做文章。依照他们的说法，被判罪的人既然是穿着军装，他们就不是乔装的，就不是冒充的，就不能在敌人区域里从事诡密活动，因此就不符合海牙法规关于间谍的定义。洛奇和他的应声虫似乎振振有辞地在联合国叫嚷道：“什么时候一个间谍在进行工作时曾穿上他的国家的制服？”
大家知道，海牙法规是在航空发达以前制订的关于陆战的法规，对于航空发达时代的情况已不完全适用。而且美国自己的战争法规好些地方早已同海牙法规不符合。即使是根据这条规则也不能仅仅以一个人穿着军服与否来断定他是不是间谍。美国著名国际法学家哈列克在一九一一年美国国际法学报著文说：“浅见的国际法学家有时对于服装过分重视；他们忘记‘乔装’不一定只限于服装，任何‘冒充’再加上当时情况，可以使一个人成为间谍。”英国资产阶级国际法权威学者奥本海一九一二年在他的“国际法”一书第二版中就指出：乘坐汽球的间谍并不因为他的汽球是一望可见的，便可以不受间谍的处罚，“因为间谍可以用冒充方法进行，也可以诡密地进行。”
这就是说，一个人即使没有乔装，没有冒充，仍然可以是间谍。海牙法规除了“冒充”以外还规定“诡密”行动也是构成间谍的因素之一。难道说美国间谍阿诺德等人不是诡密地偷入中国国境的吗？唐奈等人不是乘坐一架没有涂美国标志的飞机飞进来的吗？洛奇自己不是在联合国大会上承认阿诺德等的飞机是涂成黑色而且在飞机的放光口上罩了罩子吗？这两架飞机都是晚上飞入中国的，这不是说明他们的行动是诡密的吗？在飞机发达的时代里，利用飞机从事间谍活动，所需要伪装的和诡密的，不是坐在飞机里边的人，而是飞机本身。如果飞机是伪装的、冒充的，它就是从事间谍活动；至于坐在飞机里边的人穿什么服装，根本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这道理难道不是很清楚吗？
利用飞机从事间谍活动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由飞机降落来进行间谍活动，一种是乘坐飞机运送或取走陆上的间谍，或予以接济和联络。后一种间谍显然完全不需要乔装，前一种间谍在某一时候也可能并不乔装。英国著名战争法专家斯培特在其所著
“空权与战争权利”一书中用一整章叙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各国用飞机进行间谍活动的情形。根据他的叙述，降落的间谍在着陆时都是穿着制服，到了安全着陆，无人发现的时候再改穿便服，为的是于万一被捕时可以冒充作战军人而要求战俘待遇。由此可见，穿制服已被帝国主义国家利用来破坏海牙法规的目的，而作为间谍的护身符。这也就说明，一个人仅仅身穿制服，不但绝对不足以证明他不是间谍，有时反而是间谍的特征，那便是“冒充”行为。因此，斯培特指出：“如果他身穿军服，而携有全套便服或通信鸽等等证明其使命的明显证据，他的地位就很可怀疑，就须视该案当时确实情况而定”。
现在看看这些美国间谍的“确实情况”吧。
首先，唐奈、费克图两人根本连美方也承认不是作战军人，而且不是在执行作战任务。他们乘坐不涂标志的飞机，携带空取特务的特殊器具，身边藏有中国吉林省安图县的详细地图和中英文会话表；他自己供认曾训练空投到中国来的中国籍特务并和他们进行联络。这些特务曾和他们对质，证实了他们的一切罪行。
至于阿诺德等十一人呢？他们乘坐一架涂黑色的飞机，趁着黑夜偷进中国领土，飞机上携有地面使用的轻便无线电收发报机和野外求生用具等进行间谍活动的犯罪用具。飞机上为什么要这些东西？不是为了自己降落，必然就是为了接济陆上的间谍，这是十分明显的。
阿诺德的飞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据称是
“执行作战任务”的飞机上并没有携带任何空中作战的武器。斯培特曾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从事间谍工作的飞机都故意携带两三枚炸弹，以便于万一被捕时可以冒称系从事普通作战任务。朝鲜战争中被俘的从事细菌战的美国战俘也供认采取这种办法，这就说明，没有武器的飞机本身就构成极端重大的间谍嫌疑。本案的其他情况不但没有使这种嫌疑减轻；相反地，这些因素合在一起更使罪状获得了完全的证实。阿诺德等自己承认，他的联队的任务就是专干间谍工作，从来不担任在朝鲜的作战任务。美方所称阿诺德等是在“执行正常的作战任务”，完全是鬼话。
因此，不谈海牙法规是只适用于陆战的，不谈飞机发达以后对于这些法规的影响，即使严格按照海牙法规第二十九条的解释，仍然不可能不得到这样的结论：阿诺德等十三人是犯了间谍罪。你不能撇开飞机的伪装、撇开飞机上的人所做的事情不谈，而单纯谈他们穿的是什么服装。这是对于海牙法规的曲解。
实际上，美国自己的法律根本就和洛奇、纳丁之流对海牙法规的说法抵触。美国国防部颁布的“陆战法规”第二○二段（乙）规定：“上述海牙法规（第二十九条）第一项，就美国的实践而言，已被后来制订的战争条例第八十二条（一九二○年六月四日颁布）加以若干修改。该第八十二条规定如下：
第八十二条，间谍——任何人如于战时被发现在美国军队的任何要塞、哨岗、驻扎地或宿营 地或其附近或其他地方藏藏躲躲，或从事间谍活 动，这种人应由军事法庭或军事委员会予以审判，如判决有罪，应处死刑。”美国“陆战法规”第二○二段（丙）规定：
“如海牙法规与战争条例第八十二条不发生冲突，两者应一起解释与适用，否则美国实践将按照战争条例办理。”
同样，美国最高法院于一九四二年判决的一个案件中所根据的一八六三年颁布的“美国战地陆军管理令”第八十四段规定：
“武装浪人——不管叫他什么名称——或属于敌方领土的人，凡潜入对方军队战线，意图抢劫、杀人，或破坏桥梁、道路或运河，或抢劫或毁坏邮件，或割断电报线，均不得享受战俘的特权。”这些规定中，并没有片言只字提到穿制服的问题，而决定性的标准是在于这些人所干的是什么事情。他们所干的事不限于刺探军情，地点也不以作战区域为限，这就大大扩大了海牙法规关于间谍定义的内容。美国外交家在穿不穿制服问题上大做文章，像煞是有什么“法律根据”似的，但是事实证明它只是通过法律词句来达到破坏国际法、破坏国际条约的目的。
我国惩罚和镇压间谍破坏分子，乃是捍卫国家安全的国内司法权的行使。美国统治集团妄图利用联合国作出的非法决议，来强迫我们放弃我们国家的主权，替它自己的卑鄙的间谍罪行作掩护，这是办不到的。他们是根本打错了主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