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彻底肃清反动哲学思想实用主义的影响
杨正典
从批判俞平伯在研究红楼梦中的错误观点开始，我国学术界思想斗争的锋芒现在已经进一步对准了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头子胡适，这是完全正确的。胡适虽然逃亡到美国去，但他三十年来统治中国学术界的反动思想遗毒还没有肃清；而且现在的胡适仍然在散布他的卖国贼和战犯的谬论，最近他还发表谈话为美蒋战争条约捧场。对于这样反动到底的家伙，我们完全应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加以彻底的清算。
胡适的全部反动思想都是以他的哲学思想——实用主义为基础的。实用主义发生于十九世纪末叶，盛行于二十世纪初叶的美国，是道地的美国哲学，今天仍然是美帝国主义用来为反动统治、侵略政策作辩护的理论基础。实用主义在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末传入中国，五四运动时期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胡适是介绍、宣扬实用主义的始作俑者，胡适把实用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渗入到教育理论、历史考证、文学研究等方面，并通过这些形式大大地传播了实用主义思想，给旧中国的学术思想界普遍散布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今天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陷入“糊涂”、变为“梦魇”，原因还是胡适的实用主义思想作祟。因此，认清胡适思想的反动性，清除他的影响，是今天文化界的迫切任务。
实用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哲学中最反动的思潮之一，是马赫主义的变种——现代信仰主义。它是在美国生活方式之中土生土长的市侩思想、商业哲学；美帝国主义用它来替法西斯统治暴力政策作辩护，并以它作为从精神上奴役人民的工具。美国实用主义者们是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哲学走卒，他们和现象论者、新唯实论学派、批判实证论集团，还有英国的逻辑原子主义者、法国的存在主义派，结合在一起，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鼓吹世界主义思想、宣扬蒙昧主义，挑拨新的战争，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张目，为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作理论支柱。
实用主义的创始人是美国康桥“玄学会”会员皮耳士。他于一八七七年发表一篇“科学逻辑的举例”，提出“科学实验室的态度”，这就是实用主义的发端。不过直到二十年后，实用主义的思想在关亡术（人鬼相通法）心理学家詹姆斯手里才完成反动的哲学体系。美帝国主义御用学者杜威适应华尔街金融巨头们的需要，把实用主义理论又向前发展一步，还加上几块骗人的招牌：“民主哪！实验哪！科学哪！”成为今天帝国主义强盗的“力的哲学”。
实用主义派在英国的头子是标榜“实用逻辑”的牛津大学教授席勒。
实用主义的创始人皮耳士曾经断言：人的知识带有非常主观的性质并不可能赋予客观真理；他并且否认自然界及其规律的客观性。这就说明了他自命的“科学逻辑”其实毫无一点科学的态度和成份。
詹姆斯追随马赫主义者的足迹，宣称实用主义是超乎唯物论与唯心论之上的哲学，其实他是不折不扣的主观唯心论者。詹姆斯说“实用主义是急进的经验论”，以“英国经验论的支派”自命。事实上他把经验解释为主观意识之直接内容，把客观世界主观化，与不可知论者休谟的看法原是一致的。詹姆斯不过是以“经验”掩饰其哲学的反动性，来作为隐蔽唯心论体系的幕布，他在口头上虽然也承认感觉经验是认识的唯一泉源，而同时又断言客观世界存在于感觉经验之中，把外在事物从属于个人经验，肯定“经验”概念就等于物质概念，并且认为一切存在都依于主观的知觉和意识。
实用主义认为客观世界自身也是主观意志的创造物。詹姆斯说“实在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席勒说
“世界是什么，它是我们所创造它这样的”。实用主义者宣布世界的“绝对可塑性”，为的是否定有不倚赖于人类的客观现实的存在。
实用主义不承认客观现实之存在，所以更不承认真理的客观标准，也否定绝对真理，把一切真理都解释做主观的，并且仅仅是相对的暂时性的东西。詹姆斯说“真理乃是有效用东西之变相，凡在主观上认为有效用的，便是真理……你可以说，它是真的，因为它是有效的，你也可以说，它是有用的，因为它是真的”；“真理的证实在能有一种满意的摆渡作用”。这种把真理适应于个人愿望的功利主义手法，把真理贬低到仅具有纯个人的“摆渡”价值。这就是实用主义反映垄断资本家利益的最好说明。实用主义者以“一切争执都是废话”来掩盖是非和真伪。
列宁指出：“相对主义是通往唯心主义的桥梁”。由否定真理的绝对性和客观性，实用主义终于走入神秘主义和反理性主义。它在“科学”、“经验”的幌子下面最后抬出了上帝，宗教也变成真理。詹姆斯说：“如果神学的观念，对于具体的生活能有价值，它在实用主义上就是真理”；“我们在世界上也许是同猫和狗在我们图书馆中一般，它们看见书，听见人谈话，但嗅不出其中任何意义”；“我们照宗教经验的证据看来，也很可以相信比人类更高的神力是实有的”。在这里，实用主义与僧侣主义已经完全合而为一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僵尸复活，反映了现代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腐朽与无力。
实用主义害怕逻辑，害怕真正的科学，所以在宣扬神秘主义的同时，也宣扬反理性主义。詹姆斯在他的方法论里说，“宇宙的道理就在名字里面，有了名字便有了宇宙了……要把注意之点从最先的物事移到最后的物事，从通则移到事实，从范畴移到效果”。这种说法是抄袭烦琐哲学唯实论的老调，把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一般概念”与客观事物对立、等同起来，教人单从现象、结果去认识世界，否定事物发展的因果性及人类思维规律的重要性，片面地强调“效果”，并把它与社会实践割裂开来。席勒还公开攻击思维和逻辑的概念普遍性的法则，他说“思维是一种变态，人要尽量少思维”，“概念的意义是无法确定的”。席勒的否认知识、仇视理性的野蛮面目，真是表现得再露骨也没有了。实用主义者的方法论和真理论同样是属于形而上学的。“实用主义的公式无非是一个格言的复述：‘如果我的见解和逻辑矛盾，那么，糟糕的是逻辑；如果我的见解和事实不合，那么，糟糕的是事实’。”
（倍霍夫斯基：现代信仰主义）帝国主义的政治家、外交家们就是遵奉着这个格言在那里发出各色各样的诬蔑、诽谤、谣言来向和平民主阵营以及全体进步人类进攻。
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深入人心和资本主义日益腐朽没落，帝国主义不得不采取新的更阴险的方式来反抗马克思主义。继詹姆斯之后，在美国出现了另一实用主义的反动的教育学家——杜威。杜威比詹姆斯、席勒更狡猾，给实用主义穿的科学外衣更迷惑人，提出一连串的好听的名词：“经验”，“实践”，“进步教育”，“自由主义”，并且改换招牌，自称为“试验主义”，“工具主义”，并且把“存在与思维的关系”这个哲学上的基本问题，“以不了了之”的态度“一齐抹煞”，“认为没有讨论的价值”，其实骨子里还是主观唯心论，马赫主义。胡适对他的恩师这一唯心论者所常用的老手法，却赞颂为“哲学史上一大革命家”。
杜威的哲学基本观念是“经验即是生活，生活即是应付环境”，杜威“又把经验和思想看作一件事”（胡适文存二）。他把经验、生活、思想、都混同起来，为的是把哲学“变成解决人的问题的方法”，把真理由“有用的”“有效的”更进一步发展为“满意的”“应付环境的”“工具”。杜威所谓的“环境”和唯物论者所了解的独立于人类意识之外的客观世界是不同的，他所谓的环境实际上就是主观世界。在实用主义的体系中，“经验”不过是精神、意识的代名词，用来坚持唯心论的认识论和抵抗唯物论认识论的挡箭牌。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自命“自然主义的经验论”者杜威，除了把实用主义更加市侩化、商品化以外，与詹姆斯相比，可谓青出于蓝，因为杜威虽然也否定绝对真理、承认宗教的“价值”，但他用的辞句更虚伪，绕的弯子也更多；杜威不承认客观真理，也不承认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性，他只承认“创造的智慧”。
根据胡适的自供，原来“创造的智慧”就是实用主义者给思想的“尊号”，唯心论的马脚这就显露无遗了。杜威说“凡试验不出什么效果来的观念，不能算是真知识”，这就是工具主义价值论的认识论，他主张把他的“绝对方法——智慧的方法，当作一种社会的力量，奉为宗教”。智慧在杜威的人性论中是“改革社会的原动力”，所谓智慧的方法是把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应用来改革社会，其实质就是意识决定存在的社会改良论。这原是早已过时了的十八世纪初正在上升时期中的欧洲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的老调子。杜威以教育哲学家驰名于帝国主义国家，他常说“哲学就是广义的教育学说”，他的教育哲学从“人是习惯的动物，环境的奴隶”出发，以庸俗进化论为基础，以“智慧的方法”来代替暴力方法（革命）为目的，而提出“教育除本身以外无宗旨”的教育主张，提倡所谓“兴趣教育”、“进步教育”。他认为“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说要通过教育建立一个“新的、更正义的、更人道的社会”。杜威企图拿实用主义的教育哲学来对抗马克思主义，来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只是枉费心机的幻想而已。
还应该揭发杜威歪曲，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恶毒伎俩。杜威经常把他所谓智慧的方法、实验的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变革社会的革命方法对立的提出，他认为在自然与社会的发展中，只有或然性而无必然性，资本主义可能但不一定为社会主义所代替。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历史哲学就是经济决定论，他宣传多元论的历史观，把经济与政治、道德、文化等量齐观，认为经济只是影响社会历史的因素之一；这种说法在实质上仍是一元论的唯心史观。杜威甚至诬蔑马克思主义是“抽象概念的逻辑”。这些捏造和诽谤，其无知与愚蠢的惊人，已经值不得我们的一驳。杜威就是这样彰明较著地与马克思主义公开为敌；胡适所谓“杜威先生在思想界的影响实在比詹姆斯还要大”（胡适文存二）的原因，恐怕就在于此。
杜威把实用主义换上金元化的商标：“工业辩证法”，“商业哲学”，“美国的工具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为敌，来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然而，“现在唯心主义哲学又以新的、可鄙的、肮脏的本质出现，这种本质是深刻反映资产阶级堕落的卑鄙无耻”（日丹诺夫：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不管杜威所用的是什么辞句和外衣，但是实用主义的唯心论的本质，形而上学的尾巴，却是欲盖弥彰，昭然若揭的。
总的说来，实用主义是现代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腐朽颓废的意识形态表现，是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法西斯统治的理论张本，是二十世纪反理性伪科学的野蛮哲学。它产生于美国不是偶然的。实用主义不仅是集帝国主义时代各种反动哲学思想之大成，并且从历史的废墟中把中世纪的哲学垃圾偷来武装自己。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一书中，早就揭穿和批判了实用主义的反动本质与马赫主义并无差别：“美国最新哲学底‘最新时髦’要算是‘实用主义’了，各种哲学杂志说得最多的也要算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既嘲笑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也嘲笑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它宣扬经验而且仅仅宣扬经验，认为实践是唯一的标准……并且……为了实践，而且仅仅为了实践，从这一切中极其顺利地导出了上帝”。
实用主义的内容与本质，就是如此。
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处在急剧的动荡之中，在帝国主义的瓜分威胁之下，中华民族曾面临严重的危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已经形成自觉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于是在当时俄国革命的号召下，发生了划时代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参加、推进这个伟大运动的统一战线，在运动的高涨时期，就开始发生分化，首先是作为五四运动的右翼，代表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胡适之流，为广大群众革命斗争的蓬勃之势所吓倒，走上了反动的道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资产阶级，先天具有“一身而二任焉”的软弱性，并且始终未形成独立的代表其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他们在文化革命上的无力，较之在政治上不能完成革命的历史使命更为明显。十月革命鼓舞了中国人民，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中国的先进分子“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封建时代的上层建筑已被新思潮冲垮了，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有着血缘关系的中国资产阶级在新生的无产阶级以及代表其阶级利益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学说面前，感到惶惑恐惧，需要精神武器，乃急切地从美国资产阶级那里搬来反抗社会主义思想的法宝——反动的实用主义哲学，于是从美洲归国不久作为他们代言人的胡适，以实用主义嫡派真传的资格，从此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宠儿、辩护士。这是实用主义传入中国的历史条件。
实用主义派的头子，胡适的恩师，美帝国主义对中国文化侵略政策的执行人——杜威，在一九一九年五月以访问姿态来到中国，周游十省，历时两载，贩卖他的反动学说，以在北京所作的五大讲演最为臭名昭著。胡适说：“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杜威先生真爱中国，真爱中国人，他是我们的良师好友。”
（杜威先生与中国）杜威回到美国以后也宣称：“我们对中国的关切不是经济的，而是父母对儿女的那种关切”（美国与远东）。师徒二人唱了一出实用主义的双簧，一个“认贼作父”，一个“言不由衷”，这可算是实用主义真理论最好的注脚。
杜威此行，在旧中国的思想界，毒素的“种子确已散布不少”，并且也曾“开花结子”（胡适文存二）。今天，该是我们进行彻底消毒工作、把实用主义连根拔掉的时候了。
胡适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的哲学、社会政治观点都是从这两个根源发展而来。胡适的思想并没有比他的祖师高明巧妙，只是提出了几个异曲同工的口号、耍了几手因地制宜的花招（如“整理国故”）而已！胡适认为“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真理原来是人造的……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胡适文存二）
“真理是一种符号”（胡适文存二）。这种否认客观存在和绝对真理的说法与詹姆斯完全一样。对于哲学上的基本问题，他认为是“永远打不清的官司”，只可存而不论，自称“存疑主义”，其实存疑主义只是不可知论的另一译名。胡适的方法论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杜威的“思想五步过程”的简化；他的“为什么”的口号，也是从赫胥黎的“拿证据来”翻译过来的；他的所谓“秃头的历史观”也就是杜威自称的“多元论历史哲学”的另一名词。胡适是个庸俗进化论者，“只能承认一点一滴的不断的改进是真实可靠的进化”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这就是他在政治上改良主义的根据。一九二三年中国思想界发生“科学与玄学”大论战，胡适以“无神论者”自居，站在科学这一方，高喊“打倒玄学鬼”，装得像个唯物论者的面孔，其实他在“不朽——我的宗教——”一文中却提倡什么“社会不朽”“大我不死”的新玄学，他把吴稚晖的“漆黑一团”、“人欲横流”的人生观捧为科学的人生观，也可见他所谓的科学是什么了。
胡适的论调里有许多骗人的词句，例如“反对主观成见”、“实验是真理试金石”、“要客观”、
“要证据”……等，这些话表面上都很好听，而骨子里却隐藏着唯心论的实质，他所谓的主观“成见”是指阶级的立场、观点而言，所谓的“实验”是实验室的试验，他以实验来代替经验与感觉，并且把自然科学中的“效果”与社会中的“效果”等同起来，他所谓的“客观”是客观主义的客观，所谓的
“证据”只是“主观”、“片面”、“有效”的证据。
胡适的思想，总的说来，是美国实用主义在中国的翻版，它是旧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集中的表现。胡适就倚着这一套从美国贩来的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为敌，为反动政权服务，为美帝国主义效忠，进行反人民反革命的勾当。
胡适从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出现的那一天起，愈来愈反动也是必然的，历史是最好的说明。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立刻受到先进的知识分子的欢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先烈李大钊在当时先后发表“布尔塞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新青年”曾出“马克思专号”，马克思主义如燎原之星火出现于中国。胡适“预料到这个趋势的危险，故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警告”（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他说：“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待证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空谈主义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他教人“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卖淫问题”，不要“高谈社会主义”（胡适文存二）。他以实用主义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恶毒污蔑，立刻受到李大钊同志两度公开的驳斥；胡适在理屈词穷之余，又搬出所谓“历史的态度”的分析法，发表“四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把马克思主义比做一时的“药方”，夸大马克思主义的地理、时代的特殊性，所以“不适于中国”；同时歪曲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会“养成一种阶级仇视心”，“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胡适文存二）。胡适这种强词夺理的阶级调和论，正反映出当日大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恐惧心理。
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失败之余，胡适改弦更张，采取了隐蔽的更阴险的办法来攻击马克思主义；当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形式已经展开，社会主义或是资本主义的方向问题，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胡适是千方百计地来阻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当然，他的企图都是枉费心机的。他提倡“整理国故”，提倡“考证”的背后，暗藏着绝大的阴谋；他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是“抽象的名词”，拿不出“证据”来，革命的理论是无从“试验”的，所以都不足信。“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他诬蔑十月革命是“一个大胆的试验”，他是以“考证”来引诱人怀疑革命，怀疑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他说：“我的几十万字的小说考证，都只是用一些‘深切而著明’的实例来教人怎样思想”，胡适提倡“考证”的别有用心，不是自供的很明白吗！他甚至重弹疯狂哲学家尼采的谬论，教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教给“少年朋友们”“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他说
“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胡适就是这样恶劣的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偶像相提并论，叫人怀疑一切，这样来达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他的披着考证外衣宣传实用主义的阴谋，原是一个骗局，叫人“为真理而真理”。可是在另一方面却发生了不小的影响，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为考证而考证，脱离实际，钻牛角尖，这都是实用主义方法论的恶果。过去还有一部分人很钦佩胡适“考证”和“整理国故”的技术、成绩，我们来检阅一下胡适的成绩，更可以看出他的实用主义方法论的破产以及买办资产阶级反爱国主义的奴化思想。“我们的固有文化是很贫乏的，决不能说是‘太丰富了’的。”（再论信心与反省）。“我不能不被逼上‘固有文化实在太不丰富’之结论了。”（三论信心与反省）。这就是他“整理国故”的总结论。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里面把中国古代具有唯物论因素的思想家，如墨子、韩非，都说成是实用主义者，在“戴东原的哲学”中把颜元、李塨、戴东原都考证为实用主义者，来证明实用主义“古已有之”，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以古喻今法。他把“上山采蘼芜”，“琵琶行”考证为古代短篇小说，把水浒的作者施耐庵、“楚辞”的作者屈原，考证到化为乌有，并无其人。把水浒、红楼梦考证为作者“发挥宿怨”和“自叙”的作品，把南北朝时代唯物论哲学家范缜的“神灭论”，考证到“于人生行为上实在没有什么重大影响”。胡适的“考证”如何，举此可见一斑。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白热化，胡适所表现的是更为露骨的反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蒋介石开始了黑暗的法西斯统治时期，胡适在“新月”杂志发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为蒋介石反动政权作应声虫，为帝国主义的侵略作帮凶。他说：中国有五大仇敌
（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那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帝国主义为什么不能侵害美国和日本？”“我们要用自觉的改革来替代盲动的所谓‘革命’”。这是胡适代表大资产阶级指出的亡国之路，把中国革命的根据、对象及其必要性，都给否定掉，并提出“全盘西化”
“充分世界化”的主张，胡适成了帝国主义、买办阶级的公开代言人。“能言鹦鹉毒于蛇……好向侯门卖廉耻”（伪自由书、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五二页）。鲁迅先生对胡适的批判生动地刻划出了一个文化汉奸的嘴脸。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的中国，唯心论哲学思想在蒋管区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而其中以实用主义的欺骗性为最大，迷惑的人也最多，影响所及，不仅在于大学的哲学讲坛，并且深入到其他学术思想领域之中，尤其对教育界、历史学界和文艺研究方面所造成的危害性最为严重。
胡适自从公开的向大资产阶级卖身投靠以后，即毫不讳言地以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自命，一面向反动政权献媚，一面向帝国主义讨好，终于成为蒋介石卖国集团的走狗，美帝国主义的奴才。这是他必然的下场。
实用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崩溃没落阶段的产品，是帝国主义的暴力政策世界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无产阶级和全体进步人类的死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死敌。认清实用主义者胡适的反动本质及其对中国学术思想界所发生的恶劣影响，对它的残余展开批判、斗争，坚决予以肃清，这是当前思想战线上面对面的交手战。这一斗争必须全面展开、长期地贯彻下去，我们坚守着捍卫着马克思主义的阵地，要把反动的实用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及其残余全部歼灭尽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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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俞平伯的错误文艺思想的一贯性
萧山
从俞平伯二三十年来出版的一些著作来看，可以看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发展，是有一贯的脉络可寻的。
从一九二八年出版的俞平伯的散文集“燕知草”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俞平伯和他的一些朋友们的文艺观。他们宣传“文学即是不革命，能革命就不必需要文学”，“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引文见“燕知草”周作人跋）。他们逃避斗争，宣布“为艺术而艺术”。在俞平伯看来，所谓“文艺”，只是“技巧”与“灵感”的综合罢了。物质基础和生活实践在俞平伯看来都是次要的。因为物质世界由俞平伯看来，只是一种不可认识，不可捉摸的“东西”。
“以湖山别无超感觉外之本相，故你我他所见的俱是本相，亦俱非本相。它因一切所感所受的殊异而幻现其色相，至于亿万千千无穷的蕃变……。佛经上的经典上每每说，‘作如是观’，实在是句顶聪明的话语。你不当问我及他，‘我将看见什么？’你应当问你自己，‘我要怎样看法？’”（“燕知草”第八页）
“实验主义”的代表者詹姆斯认为，“‘实在’只是我们相信的东西，而我们相信的东西就是‘实在’。”俞平伯在自己的文章里同样宣传“不可知论”的主观唯心主义。物质世界是不可认识的，因为你我他各有各的看法。因此“真理”的清楚界限是没有的，而是“你应当问你自己，‘我要怎样看法？’”
这种思想反映在他的文学观上，使俞平伯认为创作“只是迫切的欲念，熟练的技巧与映现在刹那间的‘心’‘物’的角逐”而已（见“杂拌儿”第二页）。脱离了真实的社会基础和生活实践，空谈所谓“欲念”、“技巧”和“心物角逐”，这就使俞平伯认为“不朽的杰作往往是一篇天外飞来，未曾写完的残稿，这正是所谓‘神来之笔’。”（见“杂拌儿”第三页）主观唯心论者看不到伟大作品所反映的时代生活和精神面貌，神经质地说什么“天外飞来”，“神来之笔”。无怪俞平伯“研究”了三十多年“红楼梦”，到最后却认为这本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只是一个“梦魇”，“越研究便越觉胡涂”，十足显示出主观唯心主义研究方法的彻底破产。
俞平伯认为物质是不可知的，是瞬息万变的。因此，“浮生若梦”，对一切事情就不必认真。在俞平伯的著作里，说梦，梦遇，呓语一类的作品占了一个很大的比重。现实生活与梦幻在他是搅混在一起、不易分辨清楚的。“回首生平，亦曰‘洞然’而已。至其闲愁种种悲欢陈迹，跳跃若轻尘，而曾不得踅驻者，此何物耶？殆吾生之幻见耳。”（见“燕知草”自序）
因此俞平伯认为，人类在社会里生活，只是为了观看“几本几幕电影”罢了。“这一幕映毕，那一幕接上来。看得真乏味，偏偏老不完，看得得神，倒又没有了。”俞平伯说明他的人生观是：“我们的一生谁不是草草地断送的，又见谁真细磨细琢地咬嚼生的滋味过。……云里雾里妈妈胡胡一辈子，这才是永久的真实。”（以上引文见“燕知草”第一一七页，第一一八页）
俞平伯通过他的作品向人们灌输一些什么思想呢？他告诉大家，人生到社会里来，只是来“作客”的。大家就应当客客气气，维持社会原状，不要“过激”，因为你们对社会是无能为力的，妈妈胡胡过一辈子吧。
由宿命的“浮生若梦，为欢几何？”（见“燕知草”自序）开始，俞平伯形成了一套颓废的人生观，所谓“刹那主义”。这种“刹那主义”，实际就是鼓吹“今日有酒今日醉”；“过一天算二个半天”的资产阶级颓废思想。
俞平伯的这种对国家、对政治漠不关心的资产阶级颓废思想，表现在对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上的显著的例子，就是正为文艺界所批判的把“红楼梦”仅仅看作曹雪芹个人感叹身世之作，割裂作品的现实主义内容和反封建的重要意义。从另外一个例子中，也可以看到俞平伯怎样割裂我国伟大古典作家的爱国主义传统，把他们歪曲成为一批“浑身静穆”的有闲者。由俞平伯标点、明末张岱著的“陶庵梦忆”里，俞平伯介绍本书说：“作者家亡国破，披发入山，‘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作书本旨如是而已。”作为明末清初的一个坚决的爱国志士，真是这样“向佛前一一忏悔”吗？作者“自序”介绍自己真实的意图，是为了使自己及读者“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研云甲编原序里更强调指出这一点说：“兹编载方言巷咏，嘻笑琐屑之事，然略经点染便成至文，读者如历山川，如观风俗，如瞻宫阙宗庙之丽，殆与采薇麦秀，同其感慨，而出之以诙谐者欤？”“梦忆”不是一部“抒写性灵”的“忏悔之作”，这里不是说明得很清楚吗？张岱写作的积极意义是十分明显的，但俞平伯却又“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把“梦忆”曲解成为一部佛爷面前的“高王经”了。
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者，在古典文学研究工作里的错误观点和方法，一时是书写不尽的。鲁迅先生生前，对于这批将古典文学加以缩小和凌迟的先生们，曾经不断进行痛斥，指出他们做这种分割工作的真实目的。“且介亭杂文”等文集里有许多宝贵的指示，对于古典文学研究者更有直接的指导意义，我这里无法一一加以申引。
但是在“‘题未定’草六”里，鲁迅先生有一段极为重要的言论，对于我们目前进行中的批判工作，有直接的启示作用。在谈到对陶渊明的评价时，鲁迅先生指出：“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
俞平伯对待古典文学作品，正是缩小和凌迟其中“金刚怒目”式的倾向，其结果必然形成对这些伟大的作品的严重歪曲。
在散文集“燕郊集”里，有一篇题为“身后名”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俞平伯对革命文学也进行攻击，将革命作家诬蔑为只是一些胸襟狭隘的名利之徒。
“我们有若干位名人正在预期他的身后 名，如咱们老百姓预期吃中饭出太阳一般的热心。例如光赤君（就是改名光慈的了），他许时时在那边想，将来革命文学史上我会是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燕郊集”第四十五页）
“博雅冲淡”的“咱们老百姓”，就是这样绝口“不谈”政治，一切从“趣味”出发的。
俞平伯对革命文学和革命作家的攻击，可以清楚说明俞平伯的文艺思想的阶级根源。不问是讲经参禅的经学大师，或是“博雅冲淡”的言志派权威，只要一触及他的本阶级的利益时，“幽闲”就会化为“悲愤”了。
俞平伯三十多年来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受到文艺界、学术界的批判，这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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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东作家协会理事会举行扩大会议
开展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批判
各文艺刊物继续发表文章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
华东作家协会理事会扩大会议，从十二月十三日起到十六日召开了六次会议。这次扩大会议，就夏衍、孔罗荪的传达，以及黄源对“文艺月报”编辑工作的初步检查报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于
“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倾向，以及“文艺报”和“文艺月报”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错误等问题，进行了批判，并着重检查了“文艺月报”的编辑思想和作风。会议并宣布华东作家协会改组为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
在会议上发言的有：宋云彬、许杰、严独鹤、唐克新、黎家健、刘大杰、王西彦等二十多人。他们在发言中，都一致同意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的基本精神，并且一致拥护郭沫若的三点建议，认为：在上海出版的俞平伯所著“红楼梦研究”，是宣传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的错误著作，它歪曲了和贬低了我国古典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会议严厉批判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主义，认为必须进一步展开对胡适派反动思想的全面批判，继续批判“红楼梦”和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以指导青年正确理解我国古典文学作品。
关于“文艺月报”的工作，发言者认为：它的成绩是应该肯定的，它的主要错误在于思想性、战斗性薄弱，党性不强，没有坚定、明确的方向，没有向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进行坚决斗争；同时在作风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论在刊物上或编委会内部都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发言者还批判了“文艺月报”编辑部对待新生力量的贵族老爷式的态度。
最后，夏衍发言，提出三点意见。首先，他指出过去在思想战线上所以缺乏斗争，和资产阶级思想和平共处，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作家脱离政治、脱离生活实际，对社会主义缺乏强烈的爱、对资本主义思想缺乏强烈的恨，因而作家必须热烈而经常地参加和关心政治，参加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斗争，方能提高自己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警惕。其次，过去文学艺术界所以缺乏自由争论、滋生“权威”思想，主要原因在于作家们尚缺乏起码的民主修养，不能听取不同的反对的意见，只准自己批评别人，不准别人批评自己；因此，要展开自由讨论，必须发扬民主精神。同时，在展开自由讨论中，要注意避免夸大和感情用事。再次，他指出，培养新生力量问题是文学艺术能否向前发展的关键之一，必须向阻挠新生力量发展的社会风气作斗争；但是在培养新生力量中，还必须注意教育、锻炼，不能无原则地溺爱而使青年骄傲自满。最后，他并提出今后在上海如何进一步展开对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研究的意见。（解）
二十一期、二十二期“文艺报”和十二月号的
“人民文学”都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文章。二十一期“文艺报”上刊载了王瑶的“从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谈到考据”一文，通过具体例证，对俞平伯的错误观点作了分析和批判。说明俞平伯研究“红楼梦”，一直是在胡适的思想感染下进行的。胡适提倡整理国故、提倡考据，是为了宣传反动的实验主义唯心论思想，以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胡适派的荒谬看法，对中国学术界起了很大的毒害作用。许多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受过这种思想的影响。而俞平伯的错误之所以值得重视，就是因为这一错误表现出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文章最后提出，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应该通过这一次的讨论，结合对于自己工作和思想的检查，清除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聂绀弩的“论钗黛合一论的思想根源”中说，“红楼梦”中，钗黛之间的矛盾，是一切矛盾的主峰。俞平伯提倡“钗黛合一论”，实质上就是否定了“红楼梦”的现实内容。文章认为：“钗黛合一”这种不问是非，混淆是非、颠倒是非的说法，是从老庄哲学尤其是“齐物论”之类来的。这种思想，在封建社会的没落士大夫中有着悠久的“传统性”。俞平伯用这种反动思想来“研究”“红楼梦”，当然会使“红楼梦”的倾向性、人民性、战斗性都落空了。
“人民文学”上白盾写的“贾宝玉的典型意义”一文，对贾宝玉这一人物，作了较细致的分析。作者说，贾宝玉是一个大胆、纯真、渴慕自由、憧憬着幸福生活的人物，他是封建社会的逆子，他最后的出走就表现了他对丑恶现实不妥协的态度。作者也说，通过宝玉的一生，读者可以“认识死去的社会的风习”，体会到生活在新的时代的幸福和骄傲。
此外，“文艺报”还刊登了直接批判胡适反动思想的文章：“胡适反动思想给予古典文学研究的毒害”（陆侃如著）、“肃清古典文学研究中实用主义的毒素”（陈元晖著），以及黄药眠的“我在这次‘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中所联想到的和体会到的”，严敦易的“从‘红楼梦辨’到‘红楼梦简论’”，吴小如的“我对于讨论‘红楼梦’问题的认识和感想”等文章；“人民文学”发表了老舍的
“红楼梦并不是梦”和林冬平的“红楼梦的现实主义成就”，这两篇文章都对“红楼梦”作了正面的分析、研究；胡念贻的“评近年来关于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也较广泛地对关于“红楼梦”的论著作了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