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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十一月二十九日在欧洲会议上
西伦凯维兹的讲话敬爱的同志们：
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出席欧洲国家会议，来跟其他同新的形势有切身利害关系的国家共同讨论保障欧洲和平和安全的措施，这种新形势是由于西方国家的政府企图用一切办法重建侵略性的新希特勒“国防军”这一阴谋所造成的。
在批准巴黎协定的基础上复活新希特勒“国防军”和使西德重新军国主义化威胁着波兰的安全，威胁着波兰人民，威胁着和平事业。
对于这样一种危险，波兰人民和波兰政府都不能置之不理；相反地，他们必须采取一切措施，集中一切力量避免这种危险。
苏联所提出的召开讨论这个问题的会议的建议，从一开始起，就是符合于波兰政府希望同其他国家一起讨论有关欧洲安全的问题的愿望的。
波兰政府十分重视这次会议，并且准备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实施大家同意的原则，以便配合我们的力量，来在新的形势下保障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共同安全，从而也就是保障波兰和波兰边境的安全，保障波兰人民的安全。
波兰人民的坚决立场得到了其他国家的全力支持，这些国家根据它们的历史经验和对正在复活德国的新希特勒军队的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计划——这无疑地威胁着波兰和欧洲其他各国，而且不仅是欧洲其他各国的人民——的合乎实际的共同估计，正和我们一起，表示它们要阻止发生这种危险的不屈不挠的意志。
波兰人民充分了解使一个侵略性的德国重新军国主义化的危险，他们在数以千计的大小集会上十分坚决地表明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波兰人民的意志表现在波兰政府代表团参加这个会议的行动上，并且表现在这个代表团对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演说中所表明的苏联立场的充分支持中。
德国军国主义并不是第一次以无法估计的灾难威胁欧洲各国人民。自从军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分子最后在德国得逞以来，欧洲实际上一直处在经常的不安状态中。德国在一八七○—一八七一年对法国的侵略只是德国军国主义者以后在欧洲所从事的种种活动——政治压力、侵略措施和武装进攻——的序幕。在四分之三个世纪中的三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两次变成了引起数千万生命损失和不可估计的破坏的世界战争——已经足够证明德国军国主义对欧洲、对世界、对文明和对世界文化的危险性了。
但是，德国军国主义从来没有掩饰过它的目的，它一直是露骨而无耻地在表达着它的愿望的。人们能够举出负责的德国政客或军人所发表的许多厚颜无耻地向世界挑战的谈话。例如：德国军国主义的一个魁首、德国帝国主义军队的组织者之一、陆军元帅莫尔基曾发表过这样的言论：“持久和平是一种梦想，而且甚至不是一种美丽的梦想。战争是地球上的神圣使命的一部分。”
这不仅仅是一种恫吓，这是一种在哲学上为像侵略战争这样的危害人类的滔天罪行辩解的企图。这是一种打算把这种罪行捧到神圣使命的地位的企图。从莫尔基时代直到今天，这种哲学一直就是德国军国主义者的座右铭。
全欧洲的普通人民老早就懂得了关于德国军国主义的这种真理了。为了这一点，他们用不着去研究莫尔基或希特勒的著作。鼓吹莫尔基这种看法的人在七十年中曾三度企图对欧洲各国人民进行实例教学。
和德国毗邻的国家的普通人民都没有忘记这一点，而且也不可能忘记这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年代的记忆仍然使每一个正直的人（法国人、俄国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南斯拉夫人和英国人——每一个体验过战争恐怖的人）不寒而栗。奥斯威辛、利台斯和奥拉多尔、夷为平地的犹太人街和被摧毁的华沙、斯大林格勒、考文垂以及其他几十个城市是这种恐怖的证据，西方外交家的任何数量的狡猾的诡辩也缩小不了这种恐怖的规模。这些西方外交家们目前正在设法制订武装被希特勒的经验所丰富了的莫尔基的崇拜者们的计划。
对于祖国曾变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战场的波兰人来说，什么论据也一点不能使我们相信：重新武装德国军国主义者不致引起把我们的国家和欧洲所有其他的国家投入另一次灾难的危险。就在进攻我们国家的前夕，阿道夫·希特勒颁布了一项命令，这种命令是人类史上所从来没有见过的：
“毁灭波兰是当前的目的……我将给你们一个发动战争的宣传借口。不要管这个借口听来有没有道理。要残酷无情。强权就是公理。要极端残酷地行动。完全毁灭波兰是我们的战争目标”。
当西方国家的“保证”还停留在纸上的时候，希特勒战争罪犯执行了希特勒的命令，使波兰人民流了血。
这个命令执行得很彻底。
在六年当中，它使我们牺牲了六百万人，国家、城市和乡村遭到了可怕的毁灭。有谁能容忍使这种情况可能重演呢？至于波兰人民，他们是反对这样一种可能性的。
同时也值得提一下捷克斯洛伐克的例子，缔结无耻的慕尼黑协定的结果使得捷克斯洛伐克还在战争正式开始以前就落入了希特勒禽兽的掌握中，捷克斯洛伐克经历了活生生地被逐渐撕裂成碎片的所有的恐怖遭遇，一直到最后，希特勒破坏了他在慕尼黑向西方政治家们所提出的最庄严的保证，攫取了其余的部分。
甚至签订这个协定的英国首相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以后也不得不说他被骗了，以便在舆论面前为他自己辩解。难道我们能够忘记这个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德国军国主义提出的保证的价值的历史教训吗？
在反纳粹侵略者的战争中首当其冲的苏联，重新军国主义化这个字眼会引起无比的愤怒和使人民握紧了拳头，这难道是不可理解的吗？因为正是他们——苏联战士们——曾不得不跋涉欧洲，从高加索走到柏林给德国军国主义以决定性的打击。
或者让我们看看法国的历史吧。法国在七十年间遭到过三次侵略。巴黎两次受到胜利者铁蹄的蹂躏，遭到德国“国防军”长靴的践踏。每一次侵略都使法国牺牲了大量的生命，使法国整个青年一代付出了他们的鲜血。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期间，法国政治领袖们采取了一个带给了法国人民以巨大灾难的步骤；人民立刻就感觉到了这种步骤的后果——血腥而残酷的后果：在被占领和维奇政权的年代，法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蒙受了无比的屈辱。
尽管这样，但是法国国内现在又有一些准备拥护复活罪恶的德国军国主义军队的政治领袖们了。
比利时也经历过类似的考验，它曾两度沦为德国军国主义分子的牺牲品，就在这以前德国军国主义分子曾经保证要尊重它的中立。意大利从它自己的经验中同样也领教了和德国军国主义“同盟”的价值，它参加这种“同盟”的结果是流血和被它自己的“盟国”所蹂躏。
饱受德国军国主义之害的欧洲各国人民的经验是惨痛的。波兰人民和爱好和平的其他国家的人民已经能够从这种经验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对于同时容纳各国自由人民和德国军国主义存在来说，世界是太小了。
这些为各国人民都能理解的结论是不合乎某些想再度把德国军国主义引上历史舞台的西方政客们的胃口的。这就是伦敦和巴黎协定的本质，任何东西都掩盖不了这种本质。
那些从莫尔基到希特勒时代决定德国军国主义政策的势力现在又在西德抬头了。这些势力就是邱吉尔不仅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企图依靠的，并且，正如他自己现在所承认的，也是当反希特勒主义的战争还在高潮的时候，他在暗算他的盟国苏联的背信弃义的计划中所考虑到的。
每一个熟悉过去一百年的历史的有思想的政治家都必须认识到——不论承认不承认——一旦让德国军国主义势力自由行动，那就没有任何人能够控制他们了，就是那些应对这种形势负责的人也控制不了他们。
大家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不久，在两次大战期间的二十年中一直在英、美、法帝国主义集团的支持下准备东进的德国军国主义立刻就把战火蔓延到西方国家的领土上了。德国军国主义分子愿意由他们自己来决定他们进攻的方向，正如他们的保护人有机会所亲自看到的那样。
真的，在伦敦和巴黎会议上所一再重复的“保证”和“监督”这种字眼就是最好的证据，证明：西欧政客们的良心是不安宁的。
如果德国军国主义的伙伴们不得不谋求用各种预防措施和“保证”办法来防备他，那他真是一个可怕的同盟者。
显然，所有关于“监督”和“保证”的叫嚷的主要目的是要缓和，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要欺骗对复活德国军国主义所带来的危险感到非常不安的舆论。西欧军国主义分子的靠山是美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对于西德军国主义分子的计划，他们是没有任何控制或限制措施的。对一心要寻找借口来发动新的国际冒险的美国侵略集团来说，新“国防军”是一个无可估价的同盟者，因为这个同盟者是完全没有任何“顾虑”的，是愿意做任何事情的。美国侵略集团需要武装西德，以便假德国军国主义分子之手来执行他们的军事计划。不管美国政策的领袖们怎样企图以西欧国家（这些国家他们硬说是处在危险中）的保护者的姿态出现，他们是掩饰不了上面这个事实的，西欧国家处在危险中的事实当然是无庸置辩的，但是，这个危险的唯一无二的来源是美国的战争计划，依照这个计划，整个欧洲都要变成一个新的战场。
对美国帝国主义集团来说，新“国防军”不只是执行他们的侵略计划的工具，它也是欧洲的宪兵。这正是他们愿意托以维持西欧国家的“秩序”的重任的力量，而在这些国家中，人民已经发出了反对侵略和战争、反对原子弹和氢弹、反对德国军国主义和要求和平共处、要求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要求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要求裁军和和平的响亮的呼声。
当法国舆论打击了欧洲军，并且获得了印度支那停战的时候，帝国主义集团遭到了惨重的失败。现在帝国主义集团正在设法破坏妨碍他们计划的实行的欧洲各国人民的主权。西德占领制度的保留，巴黎协定中规定的可以干涉各国内政的特别条款，对西德经济命脉的控制——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要使德国西部完全附属于美国，并且利用它作为推行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的工具。这一切就是为了加强美国对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压力，从而确保美国对整个西欧的独一无二的控制。
美国侵略集团认为，波恩“国防军”将会为他们的利益行动，并且能够压制对侵略者构成极大威胁的西欧各国人民的不满情绪，所以，美国政客们就万事都袒护他们的波恩伙伴。他们甚至不为任何监督或者保障办法提供保证来装装样子。如果说他们并不反对采取监督或保障办法的话，那也只是因为他们认为有必要讨论讨论这些保障办法以便迷惑舆论，因为他们深信这些办法是实行不了的。作为西方集团的头子的美国政客们知道，同西德军国主义在一起，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抛弃任何监督办法。
附带说一说，这些保障办法又有什么价值呢？它们实际上只是英国政府给法国政府的一个诺言：在欧洲大陆上驻扎四师英国军队。
就像莫洛托夫同志在这里提醒我们的一样，我们波兰人在战前就对英国的保证有过一些经验了。当我们必须击退德国军国主义的时候，这些保证就证明是毫无价值的。人民和波兰士兵们完全孤立地作战。附带说一说，比较有远见的英国政治领袖如前首相劳埃德·乔治早在那个时候对这种保证只是空谈这一事实就没有任何错觉了。
而法国在一九三九—一九四○年的经验教训又是怎样的呢？在那个时候，恰恰有四师英国军队驻扎在法国境内。应该指出，四师英国军队并没有把法国从灾难中救出来，只是勉强救了他们自己。
但是为什么要在整个形势因为德国军国主义者将要得到原子武器而变得更危险了的今天来谈在过去已经证明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些保证和监督的价值呢？
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今天硬说，英国的保证和监督制度将使得巴黎协定能够保护西欧国家，使它们不受到德国无限制武装的威胁。
应该指出，在二十一年以前希特勒开始执政的时候，那时的英国外交大臣西蒙也同样企图用发表在纸上规定对德国的武装加以监督的特殊条款的空洞言论——这是后来证实的——来宽慰因德国的武装而不安的舆论。
西德的重新军国主义化对德国人民自己是一个致命的威胁。
今天，德意志民族正在经历着分裂的悲剧。军国主义和侵略势力正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边界上竖起一道新墙：重新军国主义化的墙。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德国人民的一部分已经第一次体验到了和平生活，他们听不见德国军队皮靴的响声，他们不再需要一遇到军士就鞠躬了。但是，阿登纳总理在所谓“哀悼日”发表的演说中却为德国人民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前景。这种前景就是：“在这一天，德国人民悼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亡的七百万人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二百万人。……这些牺牲者中有许多人都埋葬在外国的土地上。德国人的坟墓散布在五十三个国家中。”
大家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德国人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德国人要多两倍半。
如果美国和德国军国主义分子们得以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那将要牺牲多少德国人的生命呢？而且那又是为了什么呢？难道就是为了使德国人的坟墓再度遍布在五十多个国家中吗？这些坟墓怎么会遍布在这样多国家中呢？是什么促使德国士兵跑到五十三个国家的领土上去的呢？这是德国军国主义分子——妄想夺取其他国家的土地、财富、生命和劳动的德国强盗们——的夺取权力和统治的贪得无厌的野心。
在一百五十年以前，德国人民的儿子以三塔勒一个人的价钱被卖给英国殖民主义者去帮助他们击败华盛顿、拉斐特和科邱希科的军队，难道德国人民的这种悲剧还必须重演吗？今天，辱没了华盛顿的名字的美国统治者又想收买德国雇佣军了。德国的重新军国主义化意味着西德的政客和将军们正在和他们的美国主子一起，为德国人民准备一个比最近纪念的这个“哀悼日”更加可怕的“哀悼日”。这还意味着，他们希望使德国永远分裂下去。
今天，在西德，直到最近以前还不注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或和平阵营其他国家发出的警告的人们正在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在最近的谈话中都谈到了群众对于将使德国统一的前途被毁灭掉的西德重新军国主义化的日益增长的压力和反抗。像前总理维尔特、布吕宁和路得这些资产阶级政治领袖们的谈话也都是非常典型的。最后，波恩联合政府内部的日益增长的矛盾本身就是很足以说明问题的。
然而，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可能性实行一种符合于德国人民的利益而不是符合于美国政府和一小撮德国军国主义者和复仇主义者的利益的政策。实行这种政策能够使占领军撤退，能够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和自主的德国来。实行这种政策将解除德国人民所背负着的占领费的重担，使他们不需要把巨大的资源用于建立一支新的“国防军”，以及用于维持和武装这支军队。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我们带来这样大的痛苦，尽管希特勒主义和德国军国主义使我们遭受了巨大的灾难，但是，波兰人民过去从来没有，而且现在也不打算报复和复仇。他们已经在互相承认和尊重主权、边界，互相承认和尊重彼此的和民族的权力和利益的基础上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了关系。波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已经有了多年的和平和友好共处的历史。把我们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团结在一起的就是争取和平的共同愿望和要求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进行合作的愿望。沿着奥得—尼斯分界线的公正的和平边界已经用友谊的纽带把我们联结在一起。波兰一再表示，它希望同全德国保持睦邻关系。我们已经在一九四七年在伦敦举行的外长助理会议上发表的关于解决德国问题的第一个声明中表明了这种态度。我们过去希望，现在也希望同一个整个的、爱好和平的和摆脱了军国主义的德国保持和平和友谊以及经济和文化的关系。
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为了德国人民和他们的一切直接邻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共同利益来达到这个目标。我认为，苏联在柏林会议上以及在最近几个月中致西方国家的一些外交照会——包括今年十月二十三日的照会——中已指出了达到这个目标的道路。
现在没有必要在这里向各位来重复大家都已知道的事情。现在已经有一条解释得非常清楚的恢复德国统一的道路。
但是也有一条通往相反方向的道路：批准巴黎协定的道路。这条道路会产生空前的危险后果。首先，它意味着保持德国的分裂。保持德国的分裂将使欧洲的国际局势恶化，因而增加战争的危险。其次，批准巴黎协定就意味着由一些国家建立起新的军事集团来反对另外一些欧洲国家，包括波兰在内。这便会导致欧洲的分裂。让一个武装的西德参加西欧联盟和让它参加北大西洋公约，从而把它并入西方国家的军事集团的做法，将大大增加这些协定的侵略性质。这就是第二条道路——重新使西德军国主义化——的政治意义和后果。
必须最坚决地向整个欧洲说明这一点，以防止产生任何怀疑或幻想。这就是我们今天正在我们的会议上做的事，我们清楚地宣布：只要关于使西德重新军国主义化的协定没有被批准，在有德国参加的情况下由各国协商和平解决德国问题的一切道路都是开放着的，并且能够使德国在民主和和平的基础上实现统一。批准重新武装西德的协定，就将堵塞这些道路。因此而产生的局势将由谁负责，是大家知道的。
必须更加坚决、更加明确地说明这一点，因为西方政治领袖中间流行着一种意见，至少有人企图制造这种意见，说什么批准巴黎协定对于开始不仅讨论德国问题而且讨论其他问题的谈判，都是适合的。这种意见是根本错误的。散播这种意见的人害怕公众的反应。他们知道，公众越来越坚决地要求举行谈判，来解决德国问题和其他国际问题。因此，他们就想欺骗舆论。
美、英、法三国的决策者所采取的立场就是这样，阿登纳是更不要说了。最近，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华盛顿的记者招待会上在回答孟戴斯—弗朗斯总理关于明年召开四国会议的建议时，再度说明了这种立场。艾森豪威尔在声明的一开头就说，举行这种会议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在举行这种会议之前，先要使巴黎协定获得批准。法、英两国的总理和首相也讲过这样的话。这些话的根据就是一种大家都知道的理论：必须凭借所谓实力地位进行谈判。
我们先来简单谈谈从这种实力地位政策中得到好处的是谁吧。在目前的情况下，武装西德就意味着大大改变西方国家的力量对比，损害法国和英国，因为在它们身旁会突然出现一个以越来越大的速度不断地整顿军备的武装伙伴。而由于这个伙伴同华盛顿有密切关系，它在其他西方国家中间的地位将越来越强大。那样一来，华盛顿—波恩搭挡就真的能够在比迄今为止更大的程度上凭借实力地位行动了，不过对方却是它们在巴黎和伦敦的盟友，布鲁塞尔、罗马和海牙就更不要说了。
但是，认为能够从实力地位出发同苏联和和平阵营国家进行谈判的那些政治领袖大概是不可救药的空想家，历史没有给他们任何教训。强大的和平国家阵营现在拥有九亿人民，横跨两个大陆，有着争取和平的决心，不断地表示它愿意同所有的国家谈判以加强和平，主张并且实现不问各国的制度为何而同各国共处的原则。但是，西方国家的侵略分子应当清楚地了解，奉行实力地位政策的人一定会在和平阵营和它的各国人民面前碰壁的。和平阵营各国人民已一致下定决心要寻求他们在组织武装部队方面进行配合的新形式和保护他们的国境、安全和独立的其他措施。
附带说一句，不难证明，主张从实力地位出发来进行谈判的人是在进行人人都能看穿的诡辩。他们说，他们努力要进行谈判以求保障各国人民的和平和安全，因此，他们打算复活危害和平和破坏安全的德国“国防军”。他们说，他们希望解决德国问题；因此，他们打算重建使德国问题不可能和平解决的德国“国防军”。
北大西洋集团的政客们为了进一步掩饰他们的政治阴谋，又一次传播关于和平阵营国家的所谓侵略威胁的鬼话。这是帝国主义宣传最荒唐可笑的鬼话之一。
令人惊奇的是那些许多年来一直专门以进行战争宣传为职业的人竟然把和平阵营说成是侵略的。
这不仅仅是一种破坏国际气氛和欺骗人民的令人作呕的宣传而已。战争是由那些在战争中有肯定利益的人制造的。那么谁对军备和战争有兴趣呢？战争和征服外国的土地为谁带来巨额利润呢？答案是明显的：首先是制造军备的公司和与它们有联系的企业——战争使它们得到亿万元的利润。它们是这种血腥的生意中的主要得益者。在两次大战期间，他们得到死亡商人这样的恰当的称号，这并不是无因的。
主张西德重新军国主义化的先锋们无耻地承认，英国的工业家也希望武装西德，因为这样一来便可以把西德的工业部分地转入军事生产的轨道，从而减少西德出口货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危险。让他们德国人制造军火、武器和毁灭性的工具吧，虽然这些东西可能造成英伦三岛居民，英国的男女的死亡，像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三九—一九四五年那样。
但是对这些人说来，重要的是更多的利润将源源不绝地滚进英国出口货制造商的腰包，因为德国方面的竞争也许会减少了！德国将从事制造枪炮、炸弹、V一和V二式的定向飞弹，甚至原子弹。
在西方政客用来欺骗舆论的虚妄的论点中，还有例如在法国流行的宿命论的说法，这种宿命论的说法预先假定事情是无可改变的，宣称武装西德是不可避免的。
法国总理甚至企图利用这种说法来证明法德亲善是必要的。这是一种奇怪的亲善，它的基础是武装作为法国的死敌的部队，而不是发展会促进国际真正修好的那种方式的国际合作。
这种武装德国不可避免论是塞当（第一次欧战德军大败法军处——译注）宿命论，是所谓法国失败不可避免的宿命论。到现在为止，法国历史还不知道德国军国主义的成长有什么其他结果；而且也将永远不会知道。因此，法国总理提出需要重建德国“国防军”的论点时，他就承担了复活他的人民的死敌的责任。在这样做的时候，法国总理变得非常客气，由于考虑到他在加速重建德国“国防军”方面的作用，他慷慨“答应”建立所谓“东方集团”，因此表明了事实上是谁希望在欧洲存在两个敌对的集团。
但是，这种替德国军国主义复活的所谓不可避免性辩护的表面上是宿命论性质的理论，是以一个罪恶的骗局为基础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有可能铲除德国军国主义和永远消除它的危害性的条件。目前，大西洋侵略分子正在西德处心积虑地扶植这种军国主义。军国主义正在受到培植和细心的滋养，以便能够生根、发展和茂盛。历史上也许从来没有过比这更有意识地企图使邪恶势力复活的任何其他的例子了。这种邪恶势力不久以前才在一场长期的和灾难性的战争中被击败。我们必须绝对坚决地说：谁在替世界准备另一场灾难是毫无疑问的：这就是那些蓄意使人类的敌人——希特勒军国主义——复活的人。
波兰对欧洲安全的贡献是它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缔结的同盟互助条约。它对欧洲安全的贡献是它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友好合作。我们的边界划定在奥得-尼斯边界线，剥夺了德国侵略势力“东进”的桥头堡。我们的不可侵犯的奥得-尼斯边界线现在是欧洲和平和安全的一个要素，是同德国人民和平合作的主要因素。
波兰也已向法国建议缔结一个同盟互助条约，这会加强两国的安全，从而加强欧洲的安全。
波兰的和平政策表现在我们致德国的邻国和各大国的照会中。波兰在它的照会中都要求和平解决德国问题。为了欧洲安全，波兰在今年三月九日、八月八日和十一月十六日的照会中表示支持苏联提出的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倡议。
波兰积极参加许多国际组织，也促进了加强和平的事业。
欧洲人民在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重后果，感到西方国家发动和进行的“冷战”政策所引起的国际紧张局势的沉重负担，他们热烈希望我们大陆上有稳固的和平和安全。
要达到这一目标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是建立一个普遍的集体安全体系。集体安全会使各国人民更加靠拢，会消除国际关系中的紧张局势，会导致裁减军备。这就是苏联和和平阵营其他国家所提出的纲领。
可是，有些人把我们几国怀着和平愿望向他们伸出的手看作是我们软弱或愿意放弃我们主权的表示，他们是错了。再没有比这样一个结论更荒谬了。当然，共处并没有一方可以向另一方发号施令的意思。有人指望可能从实力地位上来对我们几国说话或在这点上获得成功，这种打算是完全错误的。
必须清楚而明确地告诉西欧国家政府和议会，批准关于武装西德的协定会造成什么样的危险。
我们还应当着重指明一些政府的幻想，它们以为，它们的国家避免参加保障安全就不会受到德国重新军国主义化的影响。像比利时、荷兰、丹麦和挪威这些国家在上次大战中的命运，就是这种幻想的遭遇的生动例子。德国军国主义是所有的国家的敌人。
如果西方的政客们竟然无视各国人民的全部历史经验，如果他们竟然违背欧洲各国的舆论而批准巴黎协定，那么就将产生一种新的局势，要求爱好和平的国家采取新的途径和手段来保障它们的安全。
这种新的局势毫无疑问地要求增加我们各国的防御力量。
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立场很明确。
新的措施必须是有效的、必须充分符合于保卫我们的人民免受重新武装西德所产生的威胁的要求。
当执行和平和国际安全的政策的一切国家，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以防止新的危险的时候，当这些力量的配合有了保证的时候，当联合我们的防御措施的组织形式确定了的时候，那么，我们所采取的措施的效力就会更大。
我代表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表示相信，我们的会议一定可以在这方面确定我们大家一致同意的共同努力的方针，以保卫我们的人民不受侵略。
在武装新希特勒复仇主义分子的威胁面前，在新的德国侵略的面前，波兰人民团结一致，有充分的决心来采取目前形势要求他们采取的一切行动，以防止这种威胁，防止侵略、保卫他们的和平劳动、他们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和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福利的增进并且对保卫和平的事业作出他们的贡献。
波兰人民在这个问题上的团结是以历史经验为基础的，是同所有同样准备保卫和平和安全的人民的团结，是表示同整个和平阵营、同苏联、同为和平而斗争的国家充分一致的团结。
（新华社据塔斯社莫斯科十一月三十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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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问题在哪里
——记苏坡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讨论所谓“缺粮”问题
周安让
四川省温江县苏坡乡从九月十七日到二十一日召开首届乡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讨论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工作。
会议用算账的方式，讨论了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对国家、对农民的好处，计算了部分农民在今年春、夏两季由于盲目地跟着破坏分子闹“缺粮”，使国家和农民受到的巨大损失，找出了闹“缺粮”的根本原因，使代表们划清了敌我思想界限，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乡干部也列席了这次会议，受到了同样的教育。会后，全乡以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单位召开了会议，由人民代表、干部传达了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情况；并召开青年、妇女、老年人会议，向群众广泛深入地宣传了统购统销政策。在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同时，摸实了产量，进行了民主评议，全乡到十月二十日为止，已经提前完成了二百万斤大米的统购任务。
为了作好今年秋季的粮食统购工作，苏坡乡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详细地研究了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来的情况，并从中找出一部分农民闹“缺粮”的真正原因，以便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根据代表们的计算，苏坡乡去年共收入大米一千零七万八千多斤、小麦八十七万斤。交了公粮、公田租、土地证照费、乡自筹经费、水利经费等以后，剩下大米六百九十一万七千多斤、小麦六十一万斤。去年秋天全乡在市场上卖出的大米和国家统购的大米共二百零六万斤，卖粮后又退粮二万五千六百一十六斤，全乡合计留口粮大米四百八十八万三千多斤和小麦六十一万斤。全乡共一万二千二百八十七人，每人平均约有口粮三百九十七斤大米和四十九斤多小麦。统购统销当中，政府又供应了大米四十万斤。代表们都知道每人每年平均有三百七十斤粮，就宽余宽剩的够吃了，但去年每人平均四百四十六斤粮食，却还闹“缺粮”。大家明白了闹“缺粮”的根本原因决不是统购多了，供应少了，于是便翻来覆去找真正原因。在找原因当中，代表们揭发出全乡七十四户富农就有七十二户叫嚣“缺粮”，进行抢购套购。全乡的十三个被管制分子和八十三户地主中，除三户地主外，全部闹“缺粮”，并乘机煽动落后农民。快活村富农张绍安有三十亩田，每年要余米十几石，年年打谷子时还要在路上拦着买四、五石粮食，囤积起来，进行投机剥削。去年实行粮食统购时，群众评议他应卖米两万斤，结果他只卖出四千斤。统购工作刚结束，他就叫嚣“缺粮”，骗取农民的供应证套购大米三百三十斤，又到成都抢购玉米、红薯二千多斤。栽秧子时，他推着车子拿着口袋到青羊宫抢购，一路上大喊大叫：“青羊宫今天开仓卖米了，大口小口一人二十斤，快去买呀！”煽动沿公路一千多个农民到青羊宫仓库要求买粮。天灵村地主巫仕春在自己套购国家粮食的同时，还煽动七户农民套购国家粮食。蔡礄村碾粮商人刘正根应该卖给国家五百多斤麦子，他不但不卖，却碾成面悄悄卖给农民，每斤比牌价高三百元。泰安村被管制分子傅孟林抢购大米、玉米、挂面二千多斤。他煽动农民说：“你们太老实了，农民嘛，就说没口粮要买粮，怕啥？我还不怕哩！只要有钱，啥子都把它买回来。”城市投机奸商也用各种办法勾引农民，从中进行投机剥削。黄土村人民代表干子云检讨说：“统购后国家供应给我九百斤米，我吃不完借给别人二百四十斤。但在闹‘缺粮’时，我也跟着闹。第一回到成都去抢购，因为人多，什么都没买到手。走到一家挂面铺门口，那家老板悄悄对我说：‘你明天来，我留着面等你。来时不要在铺面上问，嘴里吃支纸烟，对直朝屋里走，免得政府打麻烦。’还说‘我们商人本来知道你们农民照着总路线走困难，想卖面给你，但就是人民政府不让卖。’第二天我又跑到成都去，照他的话做，果然买到十六斤面。那时我还认为‘这户商人好’。现在才明白他用圈圈套我们。合作社的面才一千四百元一斤，他卖给我的面，每斤足足卖了二千八百元。”高坎村农民杨成德到青羊宫买了个十八斤重的大南瓜，拿回来打开一看里面一大包水。帅廷彬听卖红薯商人的话，先交定钱，晚上跑到青羊宫背红薯，买了五十斤，回来一称才三十五斤。黄土村杨银光天不亮就到成都买了两百斤红薯，背回家才看到背篼底下装了好些碗大的石头。
在城乡资本主义和不法地主、残余的反革命分子的影响下，苏坡乡有百分之五十的农民跟着闹“缺粮”，跟着抢购套购，形成了全乡闹“缺粮”的紧张空气。一连串的事实在这次会议上被揭发出来以后，代表们清楚地认识到闹“缺粮”的本质是奸商和囤积居奇的剥削者利用农民某些落后思想进行反限制斗争，而地主、反革命分子就利用这一机会进行破坏活动。在弄清了闹“缺粮”的本质以后，代表们清算出因为闹“缺粮”给国家和农民造成的巨大损失。天灵村二十二个人民代表中，有十八人家里有粮也跟着闹“缺粮”，到处乱跑，花费了人民币九百四十四万元，吃掉了二十二只猪和半只牛。每人平均损失五十二万元。代表刘洪兴检讨说：“本来我的粮食是够吃的，但见地主、富农闹得凶，有些农民也跟着闹，我害怕别人说我‘有粮食吃’，也卖了四只肥猪、两石菜籽和三车竹子，跟着别人到处乱跑。这些钱全浪费了，又耽搁了工，生产受了损失。只怪我思想落后，认不清敌人，上了大当。”黄土村的人民代表给本村跟着闹缺粮的农户算了一笔损失账：浪费了的和被奸商剥削的损失共达七千五百五十九万元。栽秧子正忙的时候，有一天听富农说“青羊宫卖米了”，五十几个农民丢下活跑了一天，损失三十多万元不说，还浪费了五十几个工，四十亩田的秧子也栽迟了。全乡十五个村算账的结果，共损失人民币五亿多元，浪费人工四千多个。大家计算如果把浪费的钱买油枯（肥料），可买七十六万斤；如果把浪费的人工用来积青肥，可积二百五十多万斤。要把这些肥料投入生产，全乡二万五千多亩田，平均每亩能多下油枯三十斤、草肥一百斤。每亩最低能增产四十斤米，全乡共可增产一百万斤。把这些米卖给国家，可供六千人半年食用，对工业建设就多添一分力量；全乡二千七百多户农民，每户平均能增加二十七万元的收入。
通过具体算损失账，代表们清楚地看到盲目跟着敌人闹“缺粮”的结果，实质上是帮助了敌人，严重地危害了国家和农民的利益，从而划清了敌我界限，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大家自觉地批判了落后思想，表示坚决完成今年统购统销任务。到会的代表和列席的干部，有二百四十一人报实了自己的产量。天灵村人民代表罗子云说：“以前眼睛是模糊的，听见别人闹‘缺粮’，心头拿不稳，也认为农村‘缺粮’，开过这次会，眼睛明亮了。我回村后一定要启发群众算好这几笔账，教育大家处处照顾到国家工业化的利益，警惕敌人的破坏活动。上半年村里的落后农民是三句话不离‘没饭吃’，只要把账算好，宣传工作做好，过不了多久，大家就会三句话离不开工业化了。”黄土村人民代表杨银光以前和富农李尚清的女儿恋爱，李尚清见着他就喊“缺粮”。起初，他还向富农说明统购统销的好处。后来他受了富农的影响，也认为统购统销“把农民扣紧了”，于是不安心工作，村里的大会小会都不参加，成天和富农在一起，帮助富农干活。这次他参加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后，认识到自己上了富农的当。回村后他立刻揭发了富农闹“缺粮”的花样，工作积极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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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滩乡人民代表大会忠实地履行它的职能
普选产生的四川省巴县高滩乡人民代表大会，忠实地履行了它的职能。高滩乡是今年二月完成普选的。全乡选出了四十二位人民代表。普选产生的高滩乡人民代表大会在领导全乡生产建设中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高滩乡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都以讨论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运动为中心，解决了很多和人民有切身关系的重大问题。夏天，高滩乡整月下雨，有五百多亩稻田发生涝灾，眼看青绿的禾苗日渐枯黄。代表们立刻分头征询老年农民的意见，然后在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反复研究了这一问题，作出了防涝的决议。代表们一面传达决议，一面领导农民制订防涝计划。石缸村代表主任张汉云还领导十多个互助组组员帮助稻田受涝最严重的农民积肥，施在受涝田里，使萎缩发黄的禾苗一天天青绿茁壮起来。在代表们领导下，农民们都行动起来，妇女小孩也自动上山割草积肥。经过大家一月多的辛勤努力，涝灾防止了。秋天，一些受涝严重的稻田也得到了丰收。
高滩乡人民代表大会受到全乡人民的亲切关怀和热情支持。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下，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召开已经逐步经常化。高滩乡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因故延迟了几天，许多农民跑到乡人民政府来催问。他们说：我们有许多问题需要代表大会马上讨论哩。在每次会议召开的前几天，全乡人民便以互助组或居民小组为单位聚会在一起，认真讨论会议的中心议题，并把大家认为最重要的提案交给人民代表带到会上去研究。人民热爱自己的权力机关，对每次代表大会会议的决议都能认真执行。许多互助组和居民小组制订了执行乡人民代表大会决议的具体计划。有的还经常互相监督执行决议。皮建村第六居民小组农民夏银合，是全村出名的懒汉。春耕时，全村农民按照大会决议进行积肥和兴修水利的工作。夏银合不但没积肥，连去年秋收后的板田也没犁。全组农民帮助他借耕牛、找肥源，又三番两次开会帮助他，大家说：决议里的事项都表现着我们自己的心意，我们应该执行。夏银合在群众督促下逐渐转变了，他犁了田，积了近两千斤青肥。秋天，他的水稻也丰收了。
高滩乡人民在普选前，对政府工作和干部作风上的缺点，常常因为顾情面不肯当面提意见。现在农民群众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经常督促乡人民政府改进工作，自下而上的批评已经大大发展了。只是在各次代表大会会议上，群众提出的批评意见就有一百二十六条。当面提意见成为大家习以为常的事。岩洞村农民熊敦全，普选前一直认为批评是伤和气的事，现在他的想法就不同了。有一次，他的远亲、村代表主任熊值均放松了领导互助组的工作，农民有意见，他立刻找到熊值均批评说：“我们虽是远亲，但自己人归自己人，工作归工作；你是人民代表，不领导互助组可不对。”熊值均接受了批评，向群众作了检讨，改正了缺点。瓦房村代表主任李崇文，普选后不领导互助组，有时不参加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他还向政府贷粮转借给地主。农民都气愤地向其他代表反映说：这样的代表还能为人民服务？他应该在大会上检查自己的错误。经过多次教育，李崇文没有改正。这样，他便失掉了选民对他的信任，选民们依法撤销了他的人民代表的代表资格。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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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政法工作述评
充分发挥基层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
王青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由人民用普选的方法产生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已经召开会议，开始行使它的庄严的权力。由于基层人民代表大会更加接近人民群众，更加能够直接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它们的一切活动更加能够直接地迅速地在人民群众中发生影响，而且人民群众也往往是以基层人民代表大会的活动来了解整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以，做好基层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就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今天本报发表的四川省温江县苏坡乡和巴县高滩乡贯彻执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情形，对于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如何行使职权方面，提供了一些值得学习的地方。
刘少奇同志在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以能够成为我国的适宜的政治制度，就是因为它能够便利人民行使自己的权力，能够便利人民群众经常经过这样的政治组织参加国家的管理，从而得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又说：“人民代表大会制既规定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一切重大问题就都应当经过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并作出决定。……地方性的重大问题经过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和决定。”苏坡乡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和解决所谓“缺粮”问题的事例，说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果执行得好，就能够集中人民群众的先进思想，克服落后思想，依靠人民群众的经验和智慧来揭破阶级敌人的一切破坏活动，使国家的政策法令为人民群众所熟悉和掌握，变成人民群众自觉的行动，保证国家政策法令的顺利贯彻。苏坡乡的地主、富农和残余反革命分子破坏国家统购粮食的政策，曾经在该乡群众中造成了一度的思想混乱；但是，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对这种具体情况作了深入细致的讨论和分析，闹“缺粮”的实质被揭示出来了，敌人的阴谋败露了，人民群众通过活生生的事实的教育大大前进了一步。这一事例说明，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如果开得好，就能够真正有效地解决当时当地的重大问题；我们有些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认为人民代表大会不顶事，不把重大问题提交人民代表大会讨论，是十分错误的。这一事例同时说明，要使基层人民代表大会真正解决重大问题，就不能只是简单地布置工作、分配任务，而应该认真发扬民主，组织讨论；而且会议的讨论不是形式的，空洞的，必须是切实的，具体的，充分运用群众的智慧来解决当前群众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或几个问题。如果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对每一项重大问题都能够像苏坡乡那样深入而细致地进行讨论，我们许多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就有可能更好地加以克服，从而大大加速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应该保证宪法、法律、法令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决议在本地区贯彻实施，应该对同级人民委员会一切工作机构的日常活动进行监督，对任何负责的工作人员的缺点和错误提出批评，这是基层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职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些方面，高滩乡人民代表大会已经开始作出成绩。这个乡的人民过去常常因为碍于情面，不肯对政府的工作和工作人员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现在人民群众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国家权力机关，已经能够经常批评和督促乡人民政府改进工作。今后他们如果能够继续开展这种群众性的自下而上的批评和监督，那就一定能够推动政府和工作人员不断地克服缺点，改善作风，改进工作。而且也能够更进一步加强人民群众的国家主人翁责任感，大大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各地要想真正发挥基层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也必须切实注意在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和闭会以后，用一切办法来保证这种群众性的自下而上的批评能够正常地开展。有些地区的基层人民代表大会由于没有能够认真行使自己对政府和干部的监督权力，没有能够很好地开展批评，会议常常开得死气沉沉，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和改进工作。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区别于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人民代表必须受他的选民或原选举单位的监督。人民代表的活动决不能违背人民的意志。人民代表一旦违反了人民的意志，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人民就有权撤销他的代表资格。高滩乡瓦房村原人民代表李崇文在当选以后工作消极，甚至为地主分子谋利益，选民因此依法撤换了他。这一事实说明了我国人民握有真正的权力，这种权力对于国家权力机关组织成分的纯洁是一种最有效的保证，使它永远不会变质，永远不可能违背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各地在贯彻执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时，应该详细向群众讲明，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都是来自人民，人民有权选举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也有权撤销那些不称职的代表的资格。人民的这种权力，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能侵犯、限制或取消。人民群众应该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来掌握和行使这种权力，以保证人民代表能够真正为人民办事。人民群众充分懂得这种道理，自觉地行动起来，这一制度的贯彻执行才有确切的保证。
人民代表是人民派往国家权力机关的使者，任务是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而他们要想真正代表人民，就必须经常保持自己同群众的密切联系。高滩乡所以能够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开展群众性的自下而上的批评，苏坡乡所以能够深入地讨论和解决粮食统购统销中的问题，也说明这两个乡的人民代表平时和人民群众保持了联系，熟悉群众的情绪和要求。为了普遍地密切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各地应该采取一些便利于人民代表进行活动的措施。一般地说，在农村中，由于人民代表和农民共同参加生产，生活接触较多，并且有许多代表都在基层组织中担任一定的行政工作，因而和群众都保持有相当的联系。但城市中的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则多有专业专职，不容易和一般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所以必须建立一定的制度和形式，使这些人民代表经常接触选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分工联系选民，有代表三人以上的居民地区或者生产单位可以组织代表小组，明确划分代表联系选民的范围。这种规定，在农村和城市都必须实行。有些城市所采用的人民代表定期接见选民、访问选民、参加选民座谈会等办法，也已经被证明是加强城市基层人民代表活动、促进人民代表和群众之间的联系的有效措施，对改进国家机关的工作有很大帮助。各地也可以选择其中适用的作法加以推行。
苏坡乡和高滩乡贯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许多方面所得到的成功，生动地显示了我们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能。但是也应该指出，苏坡乡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也有它的缺点，它没有能够完整地行使它的职权。会议显然应该在讨论“缺粮”问题之后，正式作出打击反动分子的破坏活动、加强对群众的阶级教育和政策教育以保证完成该乡粮食统购统销任务的决议，交乡人民委员会执行；但是这个会议没有这样作，这就使得它只起了一般干部会议的作用，而没有完全地发挥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应该明白：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最重要标志，是对重大问题要作出决定并监督其执行，而不是只限于讨论。因此各地在执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时就必须避免苏坡乡这样的缺点，使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能郑重地作出决定交人民委员会执行。人民代表更应该积极向群众宣传讲解这些决议，并且带头执行决议。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决议变成群众的行动。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种能够高度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创造能力的制度。刘少奇同志指示说：
“中国人民就是要用这样的政治制度来保证国家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着国家的政策法令在群众中的贯彻实行，直接关系着国家计划的实现，也就直接关系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因此我们必须努力作好基层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使基层人民代表大会真正能够有效地团结和动员广大人民，共同为贯彻政策法令、实现国家计划，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