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纪念“法德农民问题”发表六十周年
蒋学模
恩格斯在一八九四年写的“法德农民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一个重要文献。
农民问题是工人阶级的革命同盟军问题。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工人阶级必须把广大的农民基本群众吸引到自己周围来，引导他们一道去进行革命，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必须把农民这一人数最多的劳动者阶级引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只有在农业这一重要而落后的经济部门得到社会主义改造后，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胜利也才有可靠的保证。
工人阶级伟大的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领导工人阶级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当中，一刻也没有忘记农民。马克思曾经指出，工人阶级的革命必须获得农民起义的支持，假如没有这种支持，“那末，在一切农民国度中无产阶级的革命底独唱，就会变成哀歌。”〔一〕他也指出，不仅工人阶级需要农民的帮助，农民也需要工人阶级的帮助。“只有资本底倒台，才能提高农民；只有无产者的反资本主义的政府，才能打破农民底经济的贫乏和社会的堕落”〔二〕。
农民问题既然是“无产阶级在为政权而斗争中的同盟者问题”〔三〕，因此，只有当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已成为最近将来的事情的时候，它才会被更迫切地提到历史日程上来要求具体的解决。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便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
一八七一年法国工人阶级的起义和起义后组成的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次伟大的尝试。巴黎公社的英勇尝试虽然失败了，但它留下一个宝贵的经验，那就是：工人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和保持这个胜利，就必须与广大的贫苦农民结成联盟。“巴黎公社曾为自己开辟过实现这个联盟的道路，但由于许多内外原因而没有达到目的。”“而没有这个联盟，则民主制就不稳固，社会主义改造就不可能实现”〔四〕。
那么，工人阶级究竟怎样去接近农民呢？工人阶级究竟可以提出怎样的号召把农民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下吸引过来呢？工人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究竟循着怎样的道路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呢？这些就是当时欧洲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必须解决的问题。
法国社会党一八九二年所提出的土地纲领以及对这一土地纲领的理论论证，并没有能够正确地解决上述这些问题。为了纠正法国社会党的土地纲领中错误的原则，恩格斯写了这一篇“法德农民问题”刊登在一八九四年的“新时代”杂志上。
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首先指出“农民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底非常重要的要素”，为了不让城乡资产阶级用谎言“挑起农民对社会主义工人的怀疑和憎恨”，为了夺取政权，工人阶级的政党就“应当首先从城市走到乡村，应当成为乡村中的力量”。恩格斯的杰出贡献，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法国和德国当时农村人口的阶级构成及其发展规律，从而为工人阶级对农民的正确政策，提供了科学的基础。
恩格斯根据土地占有、经营情况和剥削关系，指出农村居民中主要包括着这样几个阶层：小农
（即中农）、大农（即富农）、贫农和农村工人。在当时的法国、比利时和德国西部，小农占着农村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因此，“在所有的农民当中，小农这一类型是最重要的，而且不仅对于一般西欧才是如此”。所以工人阶级政党对待农民的态度，首先应当以对待小农的态度作为出发点。
恩格斯论证了小农经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必然灭亡的规律。他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后农民地位的变化为例，指出资产阶级革命虽然为农民解除了封建束缚，但立刻又给农民带上一副资本主义的铐镣。农民在经济方面是每况愈下，“捐税、歉收、遗产继承者之分家、诉讼，将农民一个又一个地驱向高利贷者；负债是一天天地普遍起来，而且对于每个人是一天天地更加沉重，——总之，我们的小农，正如任何过了时的生产方式底残余一样，不可避免地走向着灭亡。他是将来的无产者。”
工人阶级政党给日益分化并走向灭亡的小农指出怎样的前途，用什么口号把小农吸引到自己周围来呢？
法国社会党在土地纲领中做出了不正确的答案。法国社会党把小农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为避免自己灭亡而拼命想保持一小块土地的可怜愿望，当作农民的根本利益。他们迁就小农这种根深柢固的私有观念，甚至认为在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小农的土地私有制也能永恒不变地保持下去。
恩格斯严厉地批判了这种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并创造地提出了农业合作化的理论和方针。
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所要求的由生产者掌握生产资料，并不是保护小农私有土地，把生产资料交给个人占有，而是要把生产资料交给生产者集体占有。恩格斯论证说，生产者“掌握生产资料仅能有两种形式，——或者是个人掌握底形式，这一形式作为一切生产者共同的现象，无论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未有过，而且它一天天地被工业的进步所排除着；或者是集体掌握底形式，这一形式底物质的和精神的前提已经被资本主义社会底发展本身所造成了。”
这样，恩格斯就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法则，科学地说明了工人阶级的政党，只能把生产资料的集体占有“提出来作为必须争取的唯一的主要目标。这不仅在基础已经打好了的工业方面是如此，而且在所有的地方，也就是说，在农业方面也是如此”。而农业方面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产生的途径，便是通过合作化的道路，使小农“私人的生产和私人的所有权变为协作社的生产和协作社的所有权”。
这一条道路与农民的切身利益是完全符合的。恩格斯写道：“你们企图从私有财产中保护小农，这不是保护他的自由，而仅仅是保护他的奴隶身份底特殊形式而已；这是延长他的求生不成求死不得的状况”。农民只有跟工人阶级一同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小农面前才能“展开完全不同的前途”。
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的政党决不能用虚伪的诺言去欺骗农民。“我们的利益决不在于今天就把农民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以便当我们不能实现自己的诺言时，让他们明天再离开我们。”工人阶级的政党必须向农民老老实实地说明，工人阶级并不能帮助农民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避免破产和灭亡，农民只有跟工人阶级一道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之后，才能在工人阶级政权的帮助之下永远摆脱小生产者落后与贫穷的地位。这样，农民“就会一天比一天更加懂得：纵然我们许诺的少，完全从另外一个方向去寻找解救，但我们毕竟是一些更加可靠的人”。
恩格斯的杰出贡献之一，是在这篇论文中指出了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必须坚持自愿的原则和采取说服、示范和社会帮助的方法。恩格斯写道：“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根本不能设想用暴力去剥夺小农（有无赔偿是无关重要的），就像我们对于大土地占有者所不得不作的一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在于：将其私人的生产和私人的所有权变为协作社的生产和协作社的所有权，但决不是使用强迫的手段，而是凭借提供范例和建议社会帮助以达到这一目的。那时候我们当然会有足够的资力，使小农懂得他们现在本来就应该懂得的好处。”恩格斯教导说：“我们是坚决地站在小农方面的；我们将尽一切可能使他们的命运较好些，如果他们下决心的话，就使他们易于过渡到协作社，如果他们还下不了决心的话，就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零细土地上考虑一下。”
恩格斯在教导工人阶级必须耐心地对待小农的时候，同时指出必须毫不客气地对待大地主。“我们的党一掌握了国家政权，它就应该干脆地剥夺大土地占有者，就像剥夺工业厂主一样。……我们要把这样归还给社会的大领地，在社会监督之下，转交给组织到协作社中的而现在已经在这些领地上耕作的农村工人使用。”恩格斯指出，农村无产者是农村中最革命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必须在他们中间撒下社会主义的种子，吸引他们来从事革命斗争。
综上所述，可知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这篇论文中，已经对工农联盟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作出了原则性的指示。这些宝贵的指示，本来是可以大大帮助欧洲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的。
但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发表后的第二年便逝世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农民问题的指示，并没有受到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政党的重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是不想引导工人阶级去夺取政权，不相信无产阶级专政的，因而也就不会去关心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同盟军问题。
在帝国主义的历史条件下，列宁复活了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工农联盟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并领导俄国工人阶级和农民起来推翻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统治。
列宁认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俄国无产阶级应该联合全体农民，使资产阶级陷于孤立，以便打倒沙皇和地主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无产阶级应该联合贫农、中立中农，反对城乡资本主义。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应该依靠贫农和中农成立协定，一分钟也不停止反对富农的斗争。列宁着重指出，作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有力工具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首先是农民劳动群众的特殊联盟。列宁完整地规定了那种经过合作社逐步引导农民基本群众到社会主义建设轨道上去的具体道路。他认为合作制是无产阶级专政用来改造小农经济和以社会主义精神来教育农民基本群众的重要工具。
在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继续发挥了工农联盟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他认为，比起恩格斯所论述的西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来说，苏联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具备更有利的条件。苏联农民在三次革命中惯于和无产阶级实行政治合作，并因这种合作而获得自由，这是会促成苏联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经济合作的。
斯大林规定了并在实践上执行了农业集体化的理论。他阐明了集体农庄的具体形式，论证了从限制富农到消灭富农的政策，揭示了农业机器站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意义。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工农联盟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原理和列宁、斯大林的农业合作化的完整理论，苏联共产党领导苏联农民胜利地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大农业，从而奠定了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全面胜利。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又一次证实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工农联盟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原理的正确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后，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是一种值得特别重视的社会力量。毛泽东同志说：“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五〕。
中国的工农联盟具有自己的特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中的政策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中的政策，是依靠贫农（包括新中农在内）、巩固地团结中农，逐步地由限制富农剥削到最后消灭富农剥削。
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道路，也有若干特殊地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互助合作运动得到广泛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又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原理，总结我国农业生产合作的经验，规定了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农业合作化的具体道路，这就是说，要经过简单的共同劳动的临时互助组和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分业而有某些少量公共财产的常年互助组，到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而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实行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民公有制的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就是集体农庄）。
这五年来，我国的农业合作化已获得了辉煌的成就。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定能够完全实现的。
正当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利进行的时候，深入体会恩格斯的关于工农联盟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原理，对我们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
附 注：〔一〕马克思：“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五一页。〔二〕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人民出版社
版，第一五四页。〔三〕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莫斯科中文版，第
六四页。〔四〕“列宁文选”两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二卷，
第一九四页。〔五〕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出版社
版，第十四页。〔六〕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见人民出版社版，恩
格斯著“法德农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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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小品文
在事实面前
袁明亮
一份国家统计局关于库存调查的指示，躺在上海电表厂负责领导供销工作的副厂长的办公桌上。指示规定十月一日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库存调查，将库存物资清点过磅，取得准确数字，好据以制订一九五五年的物资分配计划。
这位副厂长看了看这份指示，把头微微一摇，对供销科王科长说：“七月里刚搞过清仓工作，做得比较彻底，才不过两个多月，这一次就不要清点过磅了吧！”
王科长脸上稍微露了一点犹疑的神色。副厂长的口气更坚决了：“上级的指示要灵活执行，知道吗！把料账数字填到报表里，写个书面总结就行了。”
既然副厂长下了这样坚决的指示，科长只好照办，于是库存调查的准备工作就搁下来了。
不久，国家统计局派出的库存调查工作检查组到了上海电表厂。上海电表厂不执行清点库存物资的指示，企图以料账数字代替过磅数字填入表报的做法，马上引起了检查组的注意。王科长慌忙解释道：“这是厂里领导同志的意见……七月里的清仓工作是比较彻底的。欢迎你们到仓库实地参观。”
虽然是“比较彻底”，“欢迎参观”，王科长也还没有忘记留条后路：“自然，工作还有缺点，而且缺点还很多。我们厂里生产任务比较忙，白天黑夜都在领料，所以……所以在，在这材料供应制度方面，做得还是不够好的……”
原来，不久以前，厂部规定了一个“黑夜发料办法”，叫仓库管理员下班后把钥匙交给警卫员，车间要领料就向警卫员登记，据说这是为了避免停工待料。
供销科长觉得这个办法很容易发生差错，而且也很难分清责任，所以曾向副厂长提过意见。副厂长回答得很干脆：“这是厂部的决定，照着办吧！这个办法是切实可行的，过渡时期嘛，是可以这样的。”
检查组了解了这些情况，认为上海电表厂材料供应工作是比较混乱的，里面可能有问题，就请王科长转告厂方领导同志重新考虑一下，马上组织力量，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指示，进行库存调查工作。
过了几天，检查组来找这位副厂长。副厂长也实在忙，左等右等等不到。隔了一阵，副厂长来了，劈头就说：“你们不相信，实地看看好了！事实胜于雄辩！”
检查组的同志邀请副厂长一齐到仓库去看看。副厂长说：“我没空，马上有个会等着我。”
工厂的工会副主席也在场，他兼管仓库工作，也要参加会议，难以奉陪。
后来，他们总算答应和检查组一道到仓库去了。也许，他们还想看一看检查组的同志如何在胜于雄辩的事实面前低头哩！
首先参观线料仓库。第一次抽查的是十七号线料。过磅的人大声喊着：“三百六十点零四市斤！”大家的眼光随着喊声移到账面上去。账面上的存量比过磅数却多了六市斤。
第二次抽查的是三十二号线料。过磅的数目是二百三十点七五市斤，比账面上的存量又少了十点二一市斤。
接着是一个难堪的哑场。副厂长望望工会副主席，工会副主席望望副厂长。副厂长还保持着镇静，工会副主席的脸却渐渐红了。终于，有人打破了哑场：“差这么一点点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这里进进出出这么多……”
既然这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就到另一处仓库去吧。这次抽查的是三公厘的薄板。账面上的存量是十二点四市斤，实际过磅多出三百多市斤，这不是“差一点点”了；再抽查十六公厘的黄铜元，账面上的存量是一百八十九点六六市斤，实际过磅少了五十八点六六市斤，这也不是
“差一点点”了。
这回，副厂长的脸色也变了。工会副主席一面不停地用手摸着脑袋，步履混乱地踱来踱去，一面用眼睛向四处搜索，口中念念有词地叨咕道：“还有些黄铜元弄到那里去啦……”
谢天谢地，到底发现了，工会副主席拉长着嗓子喊道：“哈，原来在这里！”
人们拥向新发现的一堆黄铜元。正当这堆黄铜元要抬上磅称时，人丛中伸出一只手来，一付卡钳往黄铜元上一卡，马上戳破了工会副主席的隐情：原来工会副主席把十七点五公厘的黄铜元找来想顶上十六公厘的黄铜元。
副厂长把手臂一挥：“明天召开紧急会议……”
站在一旁的王科长说：“不要明天了吧，今天就开吧！”
后来，上海电表厂把仓库材料重新清点过磅了一次。清点的结果是：账面数量和实际过磅的材料数量一大半都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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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省襄汾县丁村发现旧石器时代人类化石和石器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的发掘队从九月二十二日到十一月十二日在山西省襄汾县丁村发现了三枚人类牙齿的化石和二千多件石器，以及三十多箱包括至少二十六种脊椎动物的化石。这一发现，对于研究人类的起源和发展以及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将有重要贡献。
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的研究确定：这个丁村化石人，是属于黄土时期以前和泥河湾时期以后在汾河下流居住的原始人类。它的地质时代，和北京附近周口店所发现的“中国猿人”的时代大致相同。经过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杨锺健换算结果，认为这是大约十五万年到六十万年前的原始人类。据人类学家吴汝康的初步观察，丁村化石人比“中国猿人”较为进步。
这种人使用的石器，用一种黑色的火成岩制成。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研究员裴文中的初步研究，认为石片制作方法简单，形式很原始。
和这种人类化石同时发现的还有犀牛、象、牛和马的化石，说明当时汾河下流的自然环境是适合于人类繁殖生息的。
化石发掘地点是当地工人在挖砂子时发现的。全部发掘工作都是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组成的发掘队来进行。现在，科学工作者们正对丁村化石人作进一步的研究。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