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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克服盲目乐观情绪，加强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政治思想工作
商恺
经过深入广泛的总路线的宣传教育，特别是在现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的实际教育和影响下，广大农民群众纷纷要求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社会主义的道路”已变成农民群众的行动口号。根据河北等十九个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统计，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二十多万个。合作化乡，合作化区，相继出现。大部分的党的工作干部，在这种顺利形势下能够继续保持清醒头脑，虚心谨慎地领导农业合作化工作。
但是，也有一部分干部，却被这种顺利形势冲昏了头脑，滋长着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这种盲目乐观情绪，主要表现在这些干部仅仅满足于目前农民群众要求入社的表面现象，而不去深入研究农民群众在入社过程中的复杂的思想情况，并根据这些思想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满有把握”、“没问题了”成为这些干部的口头禅。
应该经常记着：改造小农经济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而需要经过长期的耐心的宣传教育工作。目前，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虽然有了普遍的提高，但是，还不是每一个人都要求入社，要求入社的人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自觉自愿的。其中就有一小部分是“随大流”报名入社的。中共贵州省都匀地委曾在十二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里进行了调查，发现报名入社的人，真正看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完全自觉自愿入社的，只有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五十是犹疑不定，经过教育后报名入社的；还有百分之二十是因大势所趋，勉强报名入社的，这些人在思想上还有较多的顾虑。就是在互助合作基础较好的地区，群众的入社思想也不是完全成熟的。中共山西沁县委员会最近在一万二千四百三十八户报名入社的群众中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其中真正自觉自愿报名的不过百分之六十五；看着入社好，但又有顾虑的还有百分之二十八；完全不自觉随大流报名的占百分之七。因此，我们绝不能因为形势顺利而麻痹自满、盲目乐观。
在建社过程中和在新社建成后，都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使每个入社的人真正是“思想入社”，使入社后还认识不清的人提高认识，由不自愿变为自愿，由不完全自愿变为完全自愿。就是对那些完全自愿入社的群众，也必须进一步提高他们的觉悟，鼓励他们在社内起骨干作用。如果我们因为形势顺利而放松或放弃了党的思想领导工作，那就必然招致失败。山西省高平县官庄就是这样。官庄是高平县的先进村之一，今年夏收以前，由于党注意了思想教育工作，因此夏收以后，就有一百四十四户群众报名入社，占全村总户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党支部因此自满起来，认为“秋后建社没问题了”，于是就放松了对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到秋收建社的时候，有二十户公开提出不入社了，有四十户也动摇了。
正因为有些干部满足于群众踊跃报名入社的现象，所以在处理土地评产，耕畜农具作价，以及山林、果园、羊群入社等问题时，忽略了向群众深入宣传党的有关这些问题的政策，而草率从事，以致引起了群众一些不必要的思想顾虑。对于这些思想顾虑，这些干部又不去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甚至给扣上个“小农经济不接受改造”的大帽子。这种作法，当然不能发动群众，而且很容易违反党的自愿互利政策，伤害群众的积极性。辽宁省新金县杨树房村，对生产资料入社的具体政策宣传的不够，建社一开始群众思想就混乱起来，当时就有十七户农民要卖牲口。还有些干部只看到许多农民积极报名入社的好的一面，因此提出了脱离实际情况的过高的计划。河北安平县二区西两洼村原有四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办的不好，没有起到示范作用，按理说，应当先把这四个社办好，而后扩大。但是中共安平二区区委却不顾这些情况，主观地指定这个村秋前要实现合作化，入社户数要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为了完成这个主观的大计划，驻村的工作组和乡、村干部就用变相强迫命令的办法去动员群众入社。很多人思想不通，勉强在大会上报名入社，以后又后悔了。群众情绪波动很大，影响了当前的生产救灾（中共石家庄地委已经纠正了这种偏向）。像这种用强迫命令办法去进行建社工作的现象，在不少地方都已发现，各地党委必须注意纠正这种偏向，并且必须从干部思想上去肃清盲目乐观情绪，否则强迫命令作风就仍会滋长起来，使党的“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不能正确地贯彻。
为了消除这种盲目乐观情绪，农村各级党组织必须教育每一个农村工作干部，使他们认识到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一场尖锐的复杂的阶级斗争。目前，在广大的农村中，社会主义思想虽然已经占了优势，但是，必须看到富农、奸商及其他坏分子还在采用各种方法破坏合作化运动。另一方面，广大农民特别是为数很多的中农群众，在决定自己的道路时，还不能不受其本身的自发倾向及资本主义势力的影响，因而便必不可免地有一定程度的动摇。这就要经过复杂的斗争和细致的思想工作。但是广大的农村干部还缺少这方面的经验。在这样艰巨的任务面前，任何一个农村工作干部都没有理由可以盲目乐观的。其次，必须教育干部深入下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群众的思想情况，特别注意研究群众的怀疑和顾虑，具体帮助解决他们工作中的各种困难。这样就会使干部在比较顺利的条件下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全面的认识问题。这样就不致被胜利冲昏头脑，而能够正确地掌握党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方针和政策，保证运动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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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东作家协会召开关于“红楼梦”研究讨论会
华东作家协会在十月三十日召开了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会。出席这个会议的有六十余人。讨论会由夏衍主持。
夏衍首先发言，他在发言中指出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不单单是研究红楼梦一本书，或者对某个人研究红楼梦的批判的问题，它的意义更在于要弄清接受文学遗产的基本问题：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批判和接受文学遗产，而在这个工作中必须批判和澄清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
会上，郭绍虞、刘大杰、陈汝衡、魏金枝、李俊民、周煦良、王若望、王元化、罗稷南、黄源等相继发言。他们在发言中，对最近“文史哲”“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刊、“人民日报”等陆续发表的批评俞平伯研究红楼梦工作中表现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的文章，都表示基本上同意。大家一致认为，对古典文学传统性的研究不应只看到它的形式和技巧，而应该着重地研究它的人民性的内容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科学的考证工作是必要的，它必须是为了研究作品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内容，而不是形式主义的、从个人趣味出发的繁琐的考证。
在讨论中，不少人对古典文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中不正确的看法和态度进行了批判。指出有些人认为研究和教授新文学要很好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而研究和教授古典文学就可以少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看法是错误的。那种为了逃避现实而来研究古典文学的态度更是不应有的错误态度。对研究古典文学中的不从实际出发，由于自己的偏爱就过高地评价一部作品，同时又不公正地贬低其他作品的主观主义的倾向，也进行了批判。
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这次开展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使自己越发认识到加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的重要。并认为今后应运用自由论辩的方式加强学术研究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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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东省各地党政机关和学校
积极指导未能升学的毕业生从事生产工作
河南省初中和高小毕业生参加生产的有十六万多人
广东省今年暑期未能升学的初中、高小毕业生，在各地党政机关和学校的积极指导和帮助下，很大部分已安心转入工、农业生产劳动，不少人还在业余时间参加各种社会工作和组织自学小组进行自修。
各地党委、政府和学校对初中、高小毕业生毕业后的出路问题都十分关心。平时便注意到对学生们进行劳动教育；在区、乡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广泛展开宣传，动员干部、群众积极做好帮助不能升学的初中、高小毕业生投入生产的准备工作；各校教师也到毕业生的家里访问，说服家长安慰自己的子弟在不能升学时参加生产。经过广泛的宣传和进行家庭访问后，未被录取的毕业生大部分都安心地回到农村和市镇去，干部和群众都欢迎和鼓励他们，很多家长也安慰勉励他们从事生产劳动。如信宜县各区、乡群众都开会欢迎当地毕业生的归来，并向他们介绍本处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运动开展情况，鼓励他们参加互助合作运动，毕业生们有愿意参加乡中各项社会工作的，也给他们作具体的安排。很多地方的干部和群众积极设法帮助毕业生解决实际困难，使他们安心投入生产和参加社会工作。
各地初中、高小毕业生大多数都认识到升学和参加劳动生产同样有前途的道理，很多人在没有考取以后也能安下心来参加生产。罗定县第四中学不能升学的四十一名初中毕业生中，参加农业生产的便有三十人，其中有十八人还兼做了夜校教师。该县平榕乡有三十一个初中、高小毕业生在该乡青年团组织的发动下，成立了自学小组进行自修。
在劳动生产中，不少初中、高小毕业生表现得很好，有的还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的骨干，得到家长和群众的称赞。信宜县第五区初中毕业生潘明乾，回乡时适值旱情和虫害严重，他带头发动和组织了四十多个农民和旱灾、虫害作斗争，推动了全乡的抗旱除虫运动；在随征带购工作中，他又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并带动自己互助组的组员很快交清公粮和卖出余粮。由于他在生产中、工作中都很积极，乡青年团组织便吸收他为团员，青年团信宜县委员会也表扬他。该乡的群众谈到他时都说：这样的毕业生确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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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今年的初中和高小毕业生，投入农业生产的有十五万多人；另有一万三千多人参加了厂矿企业或其他工作。
城市中的初中和高小毕业生积极地投入了工业生产和其他生产。农村中的初中、高小毕业生投入了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或互助组。各地区有关部门也积极组织他们学习农业技术。郑州专区八月间举办的农业技术训练班，吸收今年初中、高小毕业生参加学习的就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不少毕业生还能把自己学得的自然科学知识运用到农业生产上去。叶县十区岗王乡高小毕业生郭玉镜按照在学校里学得的自然科学常识以及向老农民学习来的接种果木经验，接种了桃树苗七千八百株、梨树十多株，还准备试接苹果树。在当地干部的领导下，他又和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农业学习小组，学习农业技术。有不少积极参加劳动生产的初中、高小毕业生受到了群众的称赞，被推选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副社长、互助组长；也有些人当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的会计、记账员、计工员和统计员。
各地农村的文化宣传工作，因为有了这批初中、高小毕业生，增添了许多新的力量。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当了宣传网的宣传员和读报员。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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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康省举行中医代表会议
西康省中医代表会议在十月二十日到二十八日在雅安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各地中医代表和卫生行政部门人员共一百十九人。会上成立了西康省中医学会；互相交流了经验；并收集了实用验方二百二十八个。会议认为，应该继续动员中医参加各项卫生工作；卫生部门要加强对中医的业务辅导，采取会诊、座谈、科学讨论等方式，交流学术经验；指导中医结合农村生产开展巡回医疗工作，并协助他们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定期巡回医疗关系或订立医疗预防合同；各地卫生医疗机构应积极创造条件在门诊部里增设中医科和针灸科。（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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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工人干部踊跃捐助水灾地区受灾人民
河北各地厂矿职工、机关干部、教职员和城市居民积极捐献寒衣、现款，支援水灾地区的人民，恢复生产，安全过冬。
河北省各厂矿的职工在捐献寒衣中，表现了高度的互助友爱精神。唐山市华新纺织工厂的职工，认为帮助灾区农民度过灾期是每个工人的义务。两天的时间，全厂就捐献了两千六百五十三件寒衣。女工郭云霞说：“农民弟兄供给我们棉花和粮食，支援工厂生产；现在他们有困难，我们一定要尽力量帮助他们。”她一个人献出了三件新绒衣。在张家口和宣化两市各厂矿内，近来到处可以听到“农民的灾难就是我们的灾难，我们要和灾区农民弟兄同甘苦，共患难”的话语。上班时，工人们纷纷拿来捐给灾胞的衣服。龙烟铁矿马万水小组的工人，两天的工夫捐献了二十七件棉衣和绒衣。他们还表示：保证完成第四季度的增产节约任务，用实际行动支援灾区同胞。
机关干部和学校的教职员们也踊跃地把自己多余的衣服捐给灾胞。沧县专区一级三十九个单位的干部，三天内共捐献衣服、鞋袜四千三百多件。保定专区各部门的干部早在七、八月份就作出了努力工作、节约开支、支援灾胞的计划，很多干部都准备了捐给灾胞的衣服。这次一开始募集寒衣，二十八个单位就献出了衣服、鞋袜一千二百四十二件。唐山专署粮食管理局的干部不但捐了寒衣，而且给灾胞写了慰问信，鼓励他们努力生产度荒。大部分县的教职员都分别进行了座谈，唐县和庆云两县学校的教员已捐出了各种衣服一千二百一十四件。
唐山、张家口等市的市民们也掀起了捐献热潮。唐山市第四区居民到十月二十一日止已捐献了寒衣二千七百三十四件。为了保证灾民穿上暖和整洁的衣服，该区二街居民吴大娘等四十六人自动组织起来拆洗捐献的寒衣，在十月二十一日一天中，她们就做了四十三件棉衣。张家口市第二区居民齐秀玲把自己新做的夹衣捐给灾民。她说：“我们吃的粮食都是农民供给的，现在有些农民受了自然灾害，我们应该省吃俭用，帮助他们安全度过灾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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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人民参加义务劳动星期日
首都的每个星期天，都有成千成百的机关团体工作人员、学生、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和店员，在许多建筑工地上活泼愉快地义务劳动。四个半月以来，首都人民参加“义务劳动星期日”的先后有四万多人。他们共挖土、还土一万五千多立方公尺，拔草二十多万平方公尺，植树两万多株。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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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沈阳市部分工厂
建立“妇女卫生室”
沈阳市已有几十个工厂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建立了“妇女卫生室”，让女工们在这里用合乎卫生的方法来处理月经。有些工厂的“妇女卫生室”已有良好的设备。如沈阳变压器厂的“妇女卫生室”内设有暖水箱、洗涤室、干燥室、材料箱、洗手器，并备有很多有关妇女卫生常识的图书，室内设有专职干部，除负责室内日常工作外，还利用女工休息时间给女工们讲解卫生常识。沈阳麻袋厂从一九五三年二月成立“妇女卫生室”以后，大部分女工都养成了用清洁卫生的方法处理月经的习惯，减少或预防了某些妇科病的发生。过去全厂患妇科病的占妇女职工中的百分之七十八点九，到今年九月底统计，患妇科病的已降低到百分之七点六。麻袋厂准备车间有个女工过去每月因月经病必需请假两天到三天，自从工厂里有了“妇女卫生室”后，月经期间一天也不误工，保证了出勤率。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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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代俞平伯先生写了哪几篇文章
王佩璋
现在，文艺界展开了对“红楼梦”研究中错误观点的批判的讨论。这一讨论的目的在于清除残存在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思想中的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研究的方法。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论争。
因为用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红楼梦而产生的许多毛病，在许多研究红楼梦的古典文学工作者的身上恐怕都是或多或少的存在着的——所以这次争论是有着广泛而重大的意义的，但表现得尤其严重的是俞平伯先生的许多研究红楼梦的作品。
为了这次论争更彻底更好地进行，我有责任来说明一件事实：
在俞先生近时所发表的文章中，其中有四篇是由我执笔的。这四篇是：一、“红楼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东北文学一九五四年二月号）；二、
“红楼梦简说”（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大公报）；三、“我们怎样读红楼梦”（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五日文汇报）；四、“红楼梦评介”（人民中国一九五四年第十期）。“红楼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一文最长，作在最先；“红楼梦简说”是这篇长文压缩成的，可以包括在它以内；“我们怎样读红楼梦”一文我的意见很少，其结构内容都是俞先生指出的，写成后又经俞先生增删改定的；“红楼梦评介”的底稿就是“红楼梦简说”，又经人民中国编辑部增删修改的。
这几篇文章，尤其是“红楼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一文的观点显然与俞先生其他的文章是不同的，这里就着重的说明这一长文写作与改动的情形：
这篇文章写作的过程是这样：外文刊物人民中国编辑部请俞先生写一篇向国外读者介绍红楼梦的文章，俞先生写成了“红楼梦简论”，后来因为不合用，并且向俞先生提了建设性的意见，改在新建设三月号发表。俞先生就叫我代写一篇给人民中国。我从前作过一篇关于红楼梦的报告，内容大致是：阐明红楼梦的主题思想为暴露封建主义社会的腐朽和剥削、压迫人民的罪恶；说明宝黛爱情悲剧的原因是封建社会不容自由恋爱，不容反封建思想的存在，而宝钗思想合乎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
我用上述内容作为基础写了这篇文章（后来因为文章太长，转给东北文学）。
这篇文章删改的情形是这样：
俞先生自己写的：
（一）在文章前面谈到红楼梦过去被禁止阅读，那“在从前封建时代里，家长们以‘诲淫’为借口……”至这一段末“都在‘正照风月宝鉴’之例”（见东北文学第二一页）这一段是俞先生自己增写的；紧接着下面一段“表面看问题……”至这一段末“这真算被他说着了”（见东北文学第二一页）这一段是俞先生做了较大的改动的。
（二）在文章后面谈到红楼梦的一些缺点，那“就思想方面看”至下一段末“与作品本身的隐晦是有关系的”（见东北文学第三二、三三页）这两段是俞先生认为我原写不妥，自己写的。
我原稿上有，经俞先生删去了的：
（一）在文章的前半，谈到贾家生活奢侈，说
“他们另外有主要的经济来源——剥削在他们的土地上生产的农民”与下一段“我们来看他们对佃户的剥削吧”（见东北文学第二三页）之间本来我写了一段：
“封建制度的政权就是地主阶级的政权，皇帝不过是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地主剥削农民是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因为地主阶级政权的经济基础就是建立在剥削农民上。农民终年劳苦，但是要把收成的一半以上交给地主，弄得衣食不周；地主终年四体不勤，可是能够衣锦食肉。这是不合理的，可是在封建社会中却是真的。”
紧接着说庄子上交来的钱粮是那么多而贾珍还发脾气，结论是“不和你们（佃户）要找谁去”，与下一段“地主阶级对穷苦人民的剥削止于此么？”（见东北文学第二三页）之间我本来还有一段：
“这种剥削是残酷到了什么程度呢，不看这段描写，实在是很难想像的。其实呢，到了冬天而还‘冬事未办’，拿老婆孩子煞气的刘狗儿，到贾府去‘打抽丰’被豪奴们冷淡、被主子们嘲笑的刘姥姥，不就是乡村贫苦农民的影子么！我们不要以为刘姥姥进大观园一回是贾母惜老怜贫，周济穷苦人；其实乡下农民为什么穷苦呢，还不是被地主剥削的。夺去了他们自己劳动换来的身上衣、口中食，然后又偶尔极个别的给他们一点残羹冷炙，这就是宽仁厚义么！刘姥姥游大观园一回是够讽刺的，但对象不是刘姥姥，而是那些被农民辛苦的劳动成果喂养大了而又反过来嘲笑农民的无知、愚陋、贫穷的地主阶级寄生虫们。”
（二）在文章后面谈到高鹗续书一段说“这就在某些程度上削弱了红楼梦反封建的意义和作用”（见东北文学第三三页），这句上面我本来写了一段：
“我们说，高鹗续书的功劳是不但使红楼梦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而且使红楼梦有了更深一层的反封建的意义——暴露封建社会婚姻不自由；但是续书中的两点要不得的思想——功名思想，富贵思想，就把这功劳抵消了不少（当然功罪相较，还是功大罪小。），这两种思想的作祟，不但把宝玉截然分成两个人——由骂人‘禄蠹’变成自己去‘中乡魁’；并且使作恶多端的宁荣二府又‘善者修缘，恶者悔祸’，而‘家道复初’起来。”
此外，其他个别字句的改动和为了大段增删而把上下文做了某些相应的更动的情形还有一些，但因为不像这么突出，这里不说了。
关于俞先生自己增改的，因文章具在，现在不多说；我只来谈谈俞先生删去这两处——从这两处删削可以看出俞先生一部分思想：
从删去（一），可以看出俞先生只承认红楼梦所反映出来的贾家剥削农民的一些现象，而对“封建制度的政权就是地主阶级的政权”这一事实认为不必提及，对当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强烈的阶级的对比不愿分析，对所以造成农民的无知、贫困的原因不愿追究；也就是不愿更进一步接触这问题的本质——封建社会阶级对立的本质，而这正是红楼梦所主要反映和出力抨击的。
俞先生这种态度所反映的不只是资产阶级思想的问题，而是在俞先生身上，还有着封建阶级的思想残余，所以对于封建的地主阶级还不能完全划清界限，对他们不愿给以应给的憎恨，对于他们残酷剥削的本质不愿加以分析和暴露。这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在“红楼梦研究”中就可以找到许多俞先生同情封建地主阶级的没落，悲悯剥削者末路的证据：
例如谈到红楼梦的作者和书的主题时说：
雪芹幼年享尽富贵温柔的人间福分，所以才有红楼梦。（一四五页）
我想红楼梦作者所要说的，无非始于荣华，终于憔悴，感慨身世，追缅古欢，绮梦既阑，穷愁毕世。（一四七页）
由盛而衰，由富而贫，由绮腻而凄凉，由骄贵而潦倒，即是梦，即是幻，即是此书本旨。（一四七页）
这不但歪曲了红楼梦反封建的现实意义，而且表示俞先生对书中所写的“富贵温柔的人间福分”、“荣华”、“古欢”、“绮梦”、“盛”、“富”、“绮腻”、“骄贵”还不胜羡慕和追惋。
又如关于贾家末路说：
不但宁荣两府之由盛而衰，十二钗之由荣而悴，能使读者为之怆然雪涕而已。（一二二页）
抄没以后，贾氏诸人关进监牢，宝玉凤姐都在内。其时奴仆星散，却有昔年被逐之丫鬟犹知慰主，文情凄惋可想而知。（第二二一页）
写凤姐身后底凄凉，是写贾氏末路底光景，甚至于赫赫扬扬百年鼎盛的大族，不能荫庇一女，反借助于乡村中的老妪。这类文情是何等的感慨！（一五五页）
这“奴仆星散，丫鬟慰主”，“百年大族不能荫庇一女”是对封建阶级的没落寄与了如何深刻的同情！
俞先生对后四十回特别不满的原因也在这里。他说：
后来贾氏诸人对于黛玉，似太嫌冷酷了，尤以贾母为甚。（第六○页）
第九十六回“瞒消息凤姐设奇谋”，以我们眼光看来，何必写得贾氏一家如此阴险？（第四○页）
凤姐宝钗写得太毒。（第六八页）
依俞先生看，贾氏诸人，宝钗凤姐不该这么“冷酷”和“阴险”，难道他们应该是“热情”和“善良”的么！
尤其是凤姐，这封建阶级典型的代表——他放高利贷，接交官府，包揽词讼，杀害人命，淫乱奸险，俞先生对她的末路却寄与了不少的同情：
凤姐结局很凄惨，令人悲感。（第二一五页）
册子上一座冰山，是活画出墙倒众人推的光景。（第一六○页）
“知命强英雄”很好的回目，也应该有很好的文章写出她末路的悲哀，所以令人洒泪也。（第二一六页）
所以，存在在俞先生思想中的，不只是资产阶级的文艺观点而已；同时，还伴有残余的封建阶级思想和没落的士大夫阶级的感情。因之才会对贾家的破败、凤姐的末路这么悲感和同情。
从删去（二），可以看出俞先生对红楼梦后四十回估价的不足。这种错误的看法也是贯串在整个“红楼梦研究”中的。这本书中几乎没有一篇文章不是对后四十回加以贬斥的。这说明俞先生没有从作品本身在广大读者中所起的客观效果来看这问题。
由于俞先生的错误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俞先生对红楼梦的了解是从“色空”（一切现象终归幻灭）的基本观念出发的，于是产生了许多真假反正、可彼可此、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的看法；又由于在俞先生思想中还有许多没落的封建主义思想的残余，就更使得俞先生对书中封建人物和封建事物没有强烈的憎恶和否定。这两种错误思想表现得最突出的就是俞先生竟把宝钗黛玉这两个性格绝不相容的人物说成作者原意是“双美合一”，并且肯定钗黛二人在八十回后感情很好，因为黛玉因病早卒，宝玉才娶宝钗，宝钗嫁后对黛玉还不胜追念；从而贬斥后四十回续写的宝黛悲剧如何如何不好。
不错，俞先生的这一说法是有“脂批”做依据的。但是，首先，脂批不可尽信，如第一回“好了歌”中“说什么粉正浓，脂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对这“如何两鬓又成霜”甲戌本脂批“黛玉晴雯一干人”（原本不在，据过录本），黛玉不论，晴雯却是在七十八回就死了的，何曾活到“两鬓成霜”，我们如果信了这条脂批来推后书，那岂不该说晴雯黛玉都活到六七十岁么。所以全据脂批来推八十回以后的事，是不可靠的。另外，推测一本未完的书的后来的结局最主要的是应该以所存的书的本文做依据，而不该抛开了本文去用不可尽信的批语。从前八十回看，宝钗确实是一个典型的封建主义的忠实的信徒，黛玉则是一个强烈的反封建的青年女子的代表，这样性格绝不相同的两个人，在前八十回中就已经表现了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难道到了八十回后就会忽然“化干戈为玉帛”了么，这是不能想像的。
俞先生因为先有了一个主观唯心的“双美合一”的错误看法，并且引了“脂批”做为立论的根据；于是无视红楼梦八十回中所写的宝钗黛玉两个基本上不同的人物的矛盾和冲突，而一口认定在八十回后宝钗黛玉感情很好，“双美合一”，从而贬斥后四十回的宝黛悲剧的“不合作者原意”。
当然，前八十回是曹雪芹作的，后四十回是别人续的，这问题是不能混淆起来的；但不把它们混淆起来不就等于否定了后四十回，不就等于无视后四十回一百多年来在广大读者中所起的作用而把它的价值一笔抹杀。
红楼梦的后四十回自发现不是曹雪芹原著后，一向是被人贬斥的，这些贬斥，就都写在高鹗的帐上；并且更反过来，因为高鹗而贬斥后四十回——高鹗中过举人、进士，做过御史，而后四十回不幸正有“宝玉中举”一事，于是就说红楼梦后四十回整个（宝黛悲剧也在内）都要不得了。
当然，“人”和“文”是有密切关系的。但对这问题我近来有这么一个很不成熟的新看法：我认为后四十回的绝大部分都不是高鹗续的，而是程伟元买来的别人的续作。理由是哪一些，当另外写文说明。
我认为后四十回绝大部分都不是高鹗作的，所以不能因为高鹗之中举人、进士，做御史而菲薄整个后四十回；但后四十回买来的稿子很乱，经过高鹗整理的，在这整理的过程中他可能就加进去了一些东西——与他的功名利禄思想相称的。这些东西与买来的稿子混在一起，给红楼梦后四十回带来了芜累。我颇疑宝玉中举，贾家复兴的一些文字是高鹗后加的，因为从第九十六回至一百十七回并没写宝玉上学，也没有暗示宝玉中举的文字，而这一大段正是宝黛悲剧，宁荣破败的一连串事变的紧张场面；此前暗伏宝玉中举和此后直写宝玉中举的一些文字，如两番入家塾、讲义警顽心、试文字、中乡魁等，与一百二十回说贾家复兴的文字我疑心是高鹗加上去的。
至于后四十回的续书者是否曾看到曹雪芹的八十回后的某些残稿，而依据这些材料续写的，我想，这可能也是有的。后四十回使红楼梦的人物和故事发展得很合理自然（宝玉中举、贾家复兴除外），可能是有依据的。
我所以这样强调的提出后四十回绝大部分不是高鹗续的，是因为：
后四十回故事的发展因为没有符合俞先生的“双美合一”的主观唯心的成见，写出了“宝黛悲剧”，而受到了俞先生的贬斥；但俞先生这贬斥是与贬斥“宝玉中举”同时的。所以我在这里特地说明：后四十回的绝大部分，如宝黛悲剧、宁荣破败都不是高鹗写的，而是程伟元买来的别人的续作；但宝玉中举、贾家复兴可能是高鹗加进去的。所以不能混为一谈，应该分别视之，宝玉中举是不好的，但不能因批判宝玉中举同时也否定了宝黛悲剧。
假如我这不成熟的看法还可以成立的话，那我们对后四十回的态度就应该是：肯定原续书者所写的部分——宝黛悲剧，宁荣破败；批判高鹗加进去的部分——宝玉中举，贾家复兴；而不是像俞先生一样的把后四十回一笔抹杀。
我代俞先生写文章这件事在我是犯了错误，俞先生也犯了错误，应当另外检讨的。今天我把这件事揭露出来，是为了把问题弄清楚，使读者知道那篇是我写的，以免在这次讨论中混淆不清；并且说出俞先生对这文章改动的情形（当然，我原来的文章中也是有许多问题的），从这些删削改动中也可以部分的说明俞先生在对红楼梦的研究中的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使这次讨论更好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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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听，广播器里在表扬我们！”
——官厅水库工地速写 李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