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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地党组织的活动
向基层党组织传达四中全会决议
中共沈阳市委领导全市党组织深入贯彻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中共沈阳市北关、南市、大东等区委员会在十一月九日至十八日先后召开了代表大会，传达和贯彻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检查区委会的工作。中共南市区委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沈阳市委的直接领导下，不但总结和检查了区委会的工作，还交流了党的基层组织工作经验。大会自始至终充满了民主团结的气氛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
中共沈阳市委员会并决定从今年第四季度开始到明年第二季度末，利用党日及工人政治教育的时间，向全市工厂、企业、机关、学校的全体党员、青年团员深入地系统地进行四中全会决议的教育。沈阳市委已经统一编写了教材。各级党组织已基本上聘好了教员，安排好了教学时间。绝大多数单位，正在积极研究教学和辅导工作，并具体制订教学计划。五三工厂、东北工学院、皇姑屯机车车辆修理工厂等单位的党组织已开始学习。
及时批判骄傲自满情绪
云南纺织厂九月份重点推行了周作业计划，完成任务情况比过去有了进步。很多车间由此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中共云南纺织厂委员会发现这个问题后，在十月二十八日召开了全厂党员代表会议，发动全党批判骄傲自满情绪。党员代表都检查了自己工作中的问题。如有的车间支部书记原来自以为自己车间的计划已经编得不错，因此，十月份编计划时就没有接受行政领导方面提出的降低车子速度的指示，使十月上、中旬二十三支纱的计划完成得不均衡。有的车间支部检查了过去强调特殊，不愿推行周作业计划的错误思想。有的代表批判自己认为推行周作业计划后，因为完成计划较好而自满的思想，表示要用实际行动带动群众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会议决议：今后应继续深入学习四中全会决议，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情绪，以保证完成第四季度国家计划。
重视对劳动模范的教育
十一月十三日，中共天津铁路运输分局委员会召开了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大会。会议中检查出有些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滋长着骄傲自满、夸耀自己甚至不认真执行命令、不虚心学习先进经验等不良倾向。比如，有一个模范青年包车组的司机长在担任乘务时睡觉，以致发生冒进信号的恶性事故。天津站运转丙班第二模范调车组违章作业，造成车辆冲突的大事故。参加会议的党、行政、工会、青年团的领导干部都检讨了自己对劳动模范培养教育不够的缺点，认为这是劳动模范骄傲自满的主要原因。有的单位对于巩固和提高劳动模范的政治思想水平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对这一工作的领导一般化，只有布置，缺少检查。有的单位对劳动模范的培养没有明确的分工和制度，不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和工作中的困难。不少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在会议上对自己的骄傲情绪作了检查和批判，表示今后一定改正错误，密切联系群众，发挥带头和骨干作用，以保证完成增产节约计划。在这次会议上制订出对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培养办法，并规定：党委应该把这一工作列入自己的议事日程，指定党委委员一人负责。会议并要求各单位保证劳动模范的政治技术学习时间。
加强对新党员的教育
中共武汉市江岸区委最近举办了业余党课讲座，对在防汛斗争中发展的新党员和积极分子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并以工厂为单位，向已具有党的基础知识的一般党员进行以总路线为内容的党课教育。党课教育是紧密地结合中心工作进行的，因此，提高了党员社会主义觉悟并推动了生产。如武汉火柴厂小包部工人吴远书（党员）、撤板部工人陈道洪（党员），过去总是完不成生产计划。这次他们学习了党的基本知识，提高了觉悟，现在都能完成计划了。
江岸区委对党课教育非常重视，把它列入区委的工作计划，并规定了党课日。区委书记、委员都担任了党课教员。很多工厂党组织也把党课教育列为党委或支部的重要工作之一，派专人负责管理。区委还领导党课教员进行集体备课，帮助解决教学中的具体困难，以提高讲课质量。
加强编制计划中的政治工作
在抚顺市委领导下，中共抚顺矿务局委员会召集了矿务局所属的十三个厂矿党委书记开会，向大家介绍苏联企业党组织在编制计划中的政治工作经验，要求加强编制明年生产财务计划中的政治工作，改变过去年年计划保守的现象。矿务局党委要求每个厂矿党委派一个较强的专职干部参加各厂矿编制计划委员会，自始至终地了解编制计划工作的情况，帮助参加编制计划工作的党、团员组成临时的党和青年团支部，在编制计划人员中进行思想教育工作。每个参加编制计划工作的党、团员应该订出编好计划的保证条件，以带动群众做好编制计划工作。厂矿党组织应该召开各种座谈会掌握情况听取意见，并发动编制计划人员将各坑口、采区、车间的计划进行评比，展开批评，交流经验。厂矿党委并应领导工会结合当前的劳动竞赛，发动群众提合理化建议，指示各支部组织调查小组，调查有关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和保证安全的办法，厂矿党委在这个基础上召开“技术组织措施大会”，动员大家展开讨论，以充实行政方面的技术组织措施计划。
纠正建社中的急躁冒进倾向
中共内蒙古集宁县委在十月底召开了县区乡三级扩大干部会议，批判了秋收前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急躁冒进倾向，及部分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在会议讨论中，集宁县委用许多事实说明急躁冒进的不良后果，以教育干部。比如，建华乡的一个社就是在干部的急躁情绪下建立起来的，建社干部离村不久，农民就纷纷退社，一百零三户社员只剩下十九户了。在分析了第一批新建社和扩建社后，集宁县委决定对已报名入社而思想不坚定的农民要加强教育；对顾虑较大的农民，必须向他们讲清政策，使他们根据自愿原则决定去留。集宁县委要求已搭好架子而没有进行“四评”的社，要细致地审查入社农民的要求，慎重处理生产资料入社问题；已进行过“四评”的社，如果“四评”中有不合理的地方，要经过民主讨论达到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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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介绍“反对宣传工作中的教条主义”
陈大可
潘培新等译 学习杂志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反对宣传工作中和科学研究工作中的教条主义，这是苏联目前最为引人注意的问题之一。“反对宣传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一书编译了苏联“真理报”和“共产党人”及其他杂志上有关宣传工作方面反对教条主义的十二篇社论、专论、论文和通讯。这些文章批评了教条主义的各种表现，分析了产生教条主义的原因，指出了教条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事业的危害性，并提出了克服教条主义的方法。其范围也涉及反对科学研究工作中教条主义的问题。
在我们中国，同教条主义进行斗争是有长久的历史的。还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在他的许多著作中，教导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必须使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反对一切不和实践相结合的教条主义。因此，在我国，教条主义曾受到过严重的打击。但是，教条主义是一种极为顽固的毒菌，很不容易彻底清除。所以在我国大力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今天，这本书对于我们是有很大的意义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我们一切活动的指针。它给予我们对一切事件的判断和应付能力，给予我们以共产主义胜利的坚定信念。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宣传是党组织的切身的事业”
（原书第九十六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之所以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就在于它具有高度的创造性和革命性。它是在革命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且是不断以新的革命的经验来充实和提高的。因此，研究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决不能死背教条，而必须理解它的精神和实质，吸取它在分析问题时所采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只有这样，理论才能经常保持活跃的生命力，才能对实践起重大的指导作用。
但是，苏联近年以来，有许多理论文章和宣传论文，许多讲演和报告，往往以教条主义的方法进行论述。其结果不仅没有正确地教育人民，反而“妨碍人们正确地理解那需要认真地深刻地进行科学研究和论述的东西”，“使我们干部创造性地理解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政策和顺利地实现这一政策的事业受到损害”（原书第二十一页）。
教条主义的实质，就是理论和实践的脱节。在苏联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满篇引证。书中特别指出，教条主义者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都很胆怯，不敢独立地创造性地说明问题，并深怕被人指责为低估了或忘记了某一个经典的公式。他们往往以连篇累牍的引证，来代替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阐释。当然，批评满篇引证的作风，决不是说不允许引证。“引证完全是允许的，并且也是适当的。全部问题是在于要在真正需要的时候才援用引证”（原书第五页）。而教条主义者只非常努力地抄录背得烂熟的原文，结果就把在内容上显然陈旧或对问题实质的解释很少帮助的引文加以盲目运用。
还有一种情况，虽然表面看来不是满篇引证，但和单纯引证在性质上也是一样的。例如，有些同志在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原理时，不研究社会生活中以及生产、经济和文化发展中所产生的深刻过程，而只是复述一些大家早就知道的和早已被发现的原理和结论。书中列举了许多事实，尖锐地批评了这种现象。如在直属苏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委会的宣传员课堂讨论会上，一个宣传员讲述了列宁“做什么？”一书的内容。在他的演讲中，一切都像是很对。但是，原著的全部理论财富被归结为简单地重述人所共知的原理和结论。在很多的科学研究工作中，也有类似的情形。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方面的绝大部分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没有发表，
“就是因为这些论文中没有什么新鲜的创造性的思想。论文中所引用的事实常常抄自第二手，甚至抄自第三手，或取自早经发表过的其他著作。其中所阐述的思想和观点，也多半是些老生常谈”（原书第六十九页）。
教条主义的现象特别不能令人容忍的，是表现在把思想工作和宣传工作同当前的具体任务割裂开来。书中引证许多事实说明：“在我们的思想工作中理论问题往往脱离具体的现实，很少联系共产主义建设的实践，很少联系某一共和国、州、边疆区、区、企业、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的任务。”（原书第二十一页）不少科学工作者也仅仅把他们的工作局限于比较狭小的范围，而对于许多当前社会生活中最现实的新问题，却很少加以阐明。他们似乎不了解，全部思想工作和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为当前的任务服务，为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利益服务。因此，书中很强调地指出：“没有也不能有脱离生活、脱离党和国家面临的具体任务的思想工作和宣传工作”（原书一○三页）。那种把理论同党的政策、同党为实现其政策而进行的实际活动割裂开来的论述方法，是不能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创造性质的。
此外，和教条主义有密切关系的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简单化和庸俗化，这种现象在书中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例如，有些同志在讲述政治经济学时，醉心于解释原始公社的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外表上相似的概念，而对于这两种生产方式的原则性的区别，却忘记说明或者说得使人印象极不深刻。书中指出，这在客观上就是把“远古”加以某种理想化，把理论庸俗化。
目前在苏联受到批判的这种教条主义作风，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在我们中国的理论界，不论在哲学、历史、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等方面，很少有人认真地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来研究当前的重大问题。即使有些人就当前经济和文化建设等方面写过一些文章，也往往醉心于引证，甚至无异于引文的汇编。有些讲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文章，只有简单地进行叙述，而不把它同现实问题联系起来。例如，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什么是货币”
（寿进文著）一书，主要只是根据马克思的“资本论”来说明货币的本质和职能，而对于货币的本质和职能在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制度下所发生的根本的变化，则没有作任何分析和阐明。对于资产阶级的货币学说，也根本没有提出批判。这样的小册子不仅给读者益处不大，甚至还有害于读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掌握。
正如书中所说，不克服教条主义，“就不能教会共产党员创造性地对待理论，就不能教会我们的干部把理论运用到党的、苏维埃的和经济的领导工作中去”（原书第五十页）。为了严格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革命性和创造性，必须同这种教条主义的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
教条主义的主要根源就是对生活的无知，以及同广大人民群众缺乏密切的联系。因此，克服教条主义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理论联系实践。
大家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始终是在概括新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概括了人类的全部历史，从而创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但是，历史永远是在发展着的，所以理论也应不断地前进。书中指出：“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一定预先要有实际生活的知识，要有实际生活发展的客观法则的知识，要有概括事实、分析生动的现实生活中的现象、并由此做出正确的结论而将其运用到实际活动中去的本领。”（原书第二十一页）
列宁和斯大林曾以他们自己的著作，给我们提供了创造性地研究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范例。“列宁牢固地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及其唯物辩证法，重新考察了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原理，因为这些原理是在十九世纪的条件和实践的基础上制定的，其中大部分已不适合于新时代革命实践的条件和要求了。列宁以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新的原理、新的概括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回答了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生活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原书第六十五页）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又概括了新的建设经验，进一步地从理论上阐明了许多问题，不断地发展并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但是，教条主义者不了解这一点，他们将自己紧紧地关闭在房间里，同外界的一切没有联系。因此，这些人所进行的理论工作和宣传工作，就不能不是陈腐肤浅、干燥无味的了。
最后，书中还着重地指出：理论联系实践，决不能“归结为挑选一些偶然的、次要的事实和‘当前重要问题上的’例证；或者，归结为用狭隘实际的、与所研究的理论材料关系很远的日常事务的讨论来代替理论的分析。”（原书第七页）理论联系实践，要求我们必须深刻地研究实际生活，并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立场来理解实际生活。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宣传工作中和科学研究工作中的教条主义，才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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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纸工作述评
浙江日报是怎样加强评论工作的
高光
加强评论工作是改进报纸内容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全国性的报纸固然应当根据党的总路线和各项政策、决议，对于国内和国际发生的重大问题经常发表具有高度思想政治水平的评论；地方的报纸也应当逐步做到对于当地实际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重要问题经常发表正确的评论。只有认真地加强评论工作，报纸才能够提高思想性和战斗性，才能更好地发挥党的喉舌的作用，并进一步密切同群众的联系。
浙江日报是从今年一月份开始注意加强评论工作的。在这以前的两三年中，评论工作是浙江日报最薄弱的环节之一。编辑部虽然也承认评论是报纸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党的政策和指导实际工作的最重要的形式，但在领导思想上却存在着依赖党委的情绪，对评论工作缺乏主动性和计划性，在讨论宣传任务时很少讨论评论工作，也很少制订有系统的评论计划。这样，报纸的评论工作实际上陷于自流状态，不经常，不平衡，不能及时地系统地把群众生活和实际工作中的迫切问题提到理论和政策原则的高度来加以论述。像一九五三年上半年只发表了各种形式的评论四十七篇（其中社论十二篇），平均每个月不到八篇。而在所发表的评论中，对于抗美援朝、农业生产互助合作、供销合作、渔业、手工业、干部学习、学校教育、市政建设等重要方面则完全没有涉及。社会生活中许多重要的和迫切的问题需要报纸发言，但报纸却一言不发，这种情况显然是不能满足广大读者要求的。因此，许多读者向报纸提出了批评：“报纸的言论太少了。”“浙江日报是大报告员，大报告员就要有大报告员的样子。”
广大读者的批评，成了推动报纸改进工作的动力。一九五三年冬季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总路线以后，浙江日报编辑部在中共浙江省委的具体领导下，研究了如何加强评论工作。今年第一季度，制订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评论计划，大力组织了社内外的作者队伍，从总编辑办公室到各组都发挥了主动性，努力完成计划，并根据现实生活的需要，补充和修正了计划。这样坚持下来，已经初步收到一些效果。拿今年上半年的情况来说，评论的数量较前大大增加，并且开始向着经常、平衡的方向发展。今年上半年发表了各种形式的评论一百八十三篇（其中社论三十三篇），平均每一天有一篇评论。一九五三年上半年报纸没有发表评论的那些项目，今年都发表了评论，而且对有的重要项目发表的评论很多。如对农业生产互助合作，今年上半年就发表了二十多篇。评论工作的加强不仅表现在评论数量的增加上，而且表现在报纸能够围绕当前的中心工作和重大任务，开始做到有系统地组织评论。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是关于农村工作的评论。今年上半年，报纸就曾根据党委领导意图和实际工作情况，对农村工作发表了十六篇社论。这些社论的主要内容是：在宣传总路线和购粮期间，可以也必须同时搞好生产；继续深入进行总路线宣传，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耐心地教育中农；把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引向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总结和推广先进农业生产经验，争取大面积增产；开展积肥运动，为争取农业丰收创造条件；坚决贯彻“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保证互助合作运动的健康发展；切实办好国营农场；做好农村经济工作，支持春耕生产；重视发展养畜业，动员群众解决饲料问题；防治自然灾害是争取农业全面丰收的中心关键；改进和提高今年的农业贷款工作；认真培养农业劳动模范，以活的榜样教育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发展信用合作等。此外，还围绕着发展互助合作运动，推广先进生产技术和防治自然灾害，以及经济工作为春耕生产服务等方面的许多具体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的述评、短评及其他形式的评论。这些评论一方面加深了社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是对于社论的具体阐述和补充。
随着评论工作的加强，报纸对于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也加强了。如在宣传总路线和购粮的初期，浙江日报介绍了基点乡的经验，配合发表了社论，各地农村工作干部都反映：“有了具体经验，又有理论根据，帮助很大。”又如在宣传购粮期间，不少地区忽视了对当前生产的领导，甚至挤掉了生产工作，有些干部怀疑生产工作能否和购粮工作同时进行。报纸针对这种情况，发表了“在宣传总路线和购粮期间可以也必须同时搞好冬季生产”、“继续深入进行总路线宣传，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等社论，批判了“戴生产帽子”实际上忽视生产的偏向，使原来有怀疑的干部端正了认识，重视搞好生产工作。如当时诸暨县冬修水利工作正是紧张的时候，诸暨县副县长见报后即召集农林干部作了专门研究，并通报各区，推动了全县水利工作的开展。随着评论工作的加强，报纸同群众的联系也加强了。许多读者特别是农村工作干部反映：“看到浙江日报的评论，就可以知道省委的意图了。”“我们对有些工作原来不重视，党报上一提就注意去抓了。”不少县区干部把登有重要评论的报纸随身带着，边学边做。
浙江日报的评论工作所以能得到初步的改善，是同党委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分不开的。这一时
期浙江省委负责同志除亲自为报纸撰写社论外，还给编辑部出评论题目，具体指示评论的要点，大力组织报纸的评论。上述农村工作方面的十六篇社论，大部分是省委提出具体内容，责成报社和各部门写成的。省委还曾责成农村工作部负责同志召开专门会议，吸收省人民政府农林厅、供销合作社、人民银行、省委宣传部、青年团、妇联等有关单位的同志参加，来研究报纸一定时期的评论计划。省财委也召开过同样的会议。经过党委的具体指示和各有关部门的共同研究，报纸的评论计划就有可能制订得更加全面和完善。这样的评论计划不仅指导了报纸的评论工作，而且指导了报纸的全部宣传活动，成了报纸在一定时期内的宣传纲领。
当然，浙江日报评论工作的加强，也是编辑部提高了对评论工作的认识，克服了单纯依赖党委和业务部门的思想，发挥了积极性和主动性的结果。这一时期编辑部曾在注意研究党委意图和实际工作情况的基础上，定期地制订了报纸的评论计划，并力求计划做到全面、均衡，既着重于中心任务和群众生活中的迫切问题，又照顾到一般工作，尽可能做到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有相适应的评论。编辑部领导同志则把制订评论计划和检查、督促评论计划的完成当作自己的一项经常的主要的任务。为了保证评论计划的实现，编辑部大力发动和组织了社内外的写作力量。本来报社内部的同志和党委、政府各业务部门的负责同志中，对于撰写评论特别是社论都存有畏难情绪，认为这是代表党委讲话的，要求高，写不了。为克服这种畏难情绪，浙江日报首先从内部着手，把社内的写作力量发动起来，编辑部各领导同志先带头多写，并逐步扩大到组长、编辑。在同志们开始写评论时，领导方面曾主动提出题目和主要内容，并耐心帮助修改。这些评论被采用了，并得到了读者的良好反映，大家写评论的信心和积极性也就日益提高了。以农村组为例，一九五三年上半年这个组的同志只写了五、六篇述评，而今年上半年报纸上发表的有关农村工作的六十多篇述评，则大都是他们自己写的。在发动内部写作力量的过程中，更重要的是提高大家的政策思想水平和写作能力。在这方面编辑部曾经做了这样一些工作（虽然还不够经常）：及时传达有关的政策指示，组织学习；邀请党政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到报社来做政策性的报告；以报道组为单位，每周研究实际情况和政策问题，根据研究的结果确定评论的题目和内容；有组织地进行业余的语文学习；用
“文章病院”、“报纸检查”等办法来改进写作中的缺点；专门总结和检查评论的写作工作。在发动内部力量的同时，浙江日报也开始注意组织外部的写作力量。由于报纸上发表的评论日益增多，编辑部又有计划地邀请各部门负责同志写稿，各部门撰写评论的积极性也逐渐提高。如省委农村工作部、省人民政府农林厅等单位都主动为报纸撰写评论，通过报纸来指导工作。浙江日报组织评论写作队伍的经验表明，只要编辑部在实践过程中注意帮助大家提高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能力，提高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能力，提高写作能力，并善于根据各业务部门同志的特长来发动他们写作，社内外写作评论的潜在力量是可以逐步发挥起来的。
浙江日报加强评论的工作刚刚开始，虽然初步收到了一些成效，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是评论的计划性还不够周密，评论的题材不够多样化。目前关于思想工作的评论最为薄弱。对于工业生产、基本建设等方面的评论工作也较薄弱。其次是评论的质量不高。有些评论还存在着一般化、说服力不强等缺点。再次，评论题目的来源，大部分还是按照领导意图拟定的；至于编辑部如何主动地从深入研究实际生活中发现问题撰写评论，却做得不够。这些缺点还需要浙江日报编辑部从加强同实际、同群众的联系入手来逐步加以克服。只有克服了这些缺点，才能够坚持评论的经常化和不断提高评论的质量，更好地发挥党报作为党的有力助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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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短短的历程
——海军生活通讯之三
本报记者 陈勇进
没有到过军舰上的人，很难理解海军干部的艰巨而复杂的工作。海军指战员的任务是在没有规律的航线上，即令是最险恶的天气里，执行捍卫祖国的任务。不管我们国家的海岸线有多么长，也不管我们的海岸线有多么曲折和复杂，海军同志如果不设法熟悉这些，就不可能完成国家给予的使命。就说航海吧，有白天和夜晚航海，也有没月亮和星辰的荒天航海。海上的云雾和风暴特别多，但不管什么样的云雾和风暴，只要有了敌情，就要出航迎敌。航海时他们要绕过一切暗礁，要知道自己军舰的行速，还要知道海水的流速和风速。在夜间看不到灯塔的时候，他们要从月亮和某些星辰的位置上知道自己军舰的位置，否则就可能碰上暗礁。在那汪洋大海里要准确地知道一个军舰的位置，困难是可以想像的，但他们又一定要知道。一艘现代化的军舰，一定有高度科学的仪器，重要的是要学会掌握这些仪器，才能进行胜利的战斗。
我在军舰上住了十来天，在前甲板和后甲板，在指挥台或轮机部的观察，都使我深深地感到学习掌握这些科学技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到过我们军舰上的，不仅会敬佩我们海军指战员的勇敢，同样会敬佩他们学习业务的坚忍不拔的精神。
只有几年呀，许多从陆军转到海军的同志，在自己文化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已经能够熟悉掌握自己的军舰。让我告诉大家一个海军指挥员的短短的历程吧！
还是我刚到舰队的时候，那个热情的政治部副主任就向我说：“你要了解我们新中国的海军建设情形吗？”他指着我旁边的一个身体魁梧的青年说：“你要了解我们的指挥员，在你旁边的冯尚贤同志的经历就可以说明我们海军干部的成长。”
那个面孔黑黑的青年，当时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不行，我是个平常人，平常人是不能拿到报纸上去介绍的。”
政治部副主任又说：“你如果要了解我们的水兵，”他又向停泊军舰的海面上指了指说：“哪个军舰上都有。”
我曾和冯尚贤作了好几次的谈话。他是一九四九年的七月从陆军里转到海军的。冯尚贤接到去海军的命令时，心里曾犹豫了一个短短的时刻。因为他过去不但没有到过军舰上，就是连商船也没坐过。自然到海军里工作没有在陆军里习惯。那时，他越想越觉得陆军生活的快乐。他从抗日战争的初期到大陆的全部解放，从来没有离开过陆地。就在他接到命令的短时间里，他击退了到不到海军去的犹豫思想。他想到祖国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他愈想愈加感到到海军去的迫切。他下定了决心，坚决执行命令，学作一个好的海军军人。
一个共产党员，当他完全忘掉个人利益而为党的利益着想的时候，他会无限勇敢地排除一切困难，迅速地达到党的要求。
冯尚贤到海军里去了。可是在他走向海军的第一步，并没有踏到军舰的甲板上，而是走进了海军学校。他在海军学校里做了领导工作，教授政治课，同时担任一般的行政工作。这些已占据了他白天的全部时间，甚至白天还不够。但冯尚贤坚决执行党的迅速学好海军业务的号召。起初，只是努力学习海军的普通常识，三个月后，他被调到军舰上做舰长。他的最实际的学习是从这时开始的。
冯尚贤到军舰上后，问一个比较有航海经验的同志：“学航海需要多长时间？”
那个同志摇了摇头，等冯尚贤再问的时候，就不耐烦地说：“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十年八年学会了也就不错啦！”
冯尚贤又找到老航海员黄海琛，黄海琛却鼓励他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努力，会很快学会的。”冯尚贤有时跑到这位老航海员的站位上，在他旁边站好久，看他怎样工作。等他有空了，冯尚贤才详细地问这东西是什么，那东西是什么，以及有关航海的原理。冯尚贤虚心学习的精神，感动了这位老航海员，老航海员的觉悟也提高了。他说：“只要我肚子里有的东西，一定都告诉新来的同志。”
冯尚贤几次跟我说，不懂可不能装懂。这就是冯尚贤能够学好海军业务的正确态度。
学海军业务，就要学航海。航海又分天文航海，地文航海，可是不论那种航海都要懂得数学；否则，要掌握航海是不可能的。冯尚贤小时候学的一点数学，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快忘掉了。现在要从头学起，有时他为了搞通一个数学题，常常搞到半夜，或者把热饭等成了凉饭。冯尚贤现在能在茫茫的大海里，根据星星或月亮计算出自己军舰的位置，并且计算得很准确。
我从冯尚贤及其他水兵的口里了解到，我们海军的指战员们发扬了人民解放军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冯尚贤在来到军舰的时候，和很多水兵一样，经常晕船。为了不晕船，他就哼哼着唱歌，或者口里嚼点咸菜，使自己的身心镇静下来。冯尚贤和他爱人感情很好，但他从陆军转到海军之后，就是在星期天也很少下舰。他爱人曾经怀疑他和她疏远了，实际上是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到工作和学习上去了。他学习天文的时候，为了研究一个星星的升起和降落，往往从天黑坐到天明。露水把他的单衣打湿了，寒风把他的棉衣刺透了，都不能中断了他的研究。夏天，太阳在海上发射热力的时候，这个健壮的青年人，为了研究太阳的运行和测量太阳离他的距离，往往在中午跑到山头上去。冯尚贤就是这样勤勉地学会了天文航海和地文航海。这几年来，他指挥了一万多浬的航行，在那遥远的一万多浬的航行中，他胜利了。
我在军舰上的日子，水兵及指挥员给我的印象是那样深刻而鲜明，他们正切实地按着毛主席的指示——为了反对任何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我们一定要为建立一个强大的海军而奋斗着，日日夜夜地在波涛里锻炼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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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举行年会
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于二十六日在北京举行一九五四年年会。
会议由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傅连暲主持，秘书长康克清在会上作了有关保护儿童工作的报告。她说：随着国家建设的进展，国家在保护儿童健康、改进儿童生活并使儿童享受教育等方面进行了各种工作，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国家深切关怀婴儿的出生和儿童的成长。几年来，全国建立了许多妇幼保健专业机构，培养了许多妇幼保健工作方面的专业人员，在全国各城市和广大农村中，普遍推行了新法接生和宣传育儿知识。因此，出生的婴儿死亡率已大大降低。全国为工厂、机关、学校女职工开办的托儿所（不包括哺乳室、街道托儿站和农村抱娃娃组），已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三十倍。现在，全国已有四十二万五千个幼儿在幼儿园中受教育，比解放前最高年份的一九四六年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二十六。同时，许多城市的托儿所、幼儿园已开始学习苏联先进经验，逐步实施体育、智育、德育、美育全面发展的教育。现在，全国所有小学也都为工农子弟打开了大门，小学生在校人数比解放前最高年份的一九四六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一十七。
康克清接着谈到有关儿童文娱活动和福利设施等方面的工作。康克清说：现在，全国已有九种为儿童出版的报刊，三千多种可供儿童阅读的图书（包括翻译作品），到一九五三年为止，全国已制成和翻译儿童影片二十六部。有些大城市开始设立了少年儿童宫、少年之家、儿童图书馆、儿童阅览室、少年科学站、儿童剧团、木偶剧团、儿童电影院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地人民广播电台都有固定的儿童节目。每到夏季，若干大城市还为孩子们举办夏令营。为了婴儿和幼儿的旅途安全和健康，目前全国已有二百十六辆列车挂有儿童车厢，有七十五个车站设有母子候车室。
康克清在报告中强调指出：虽然儿童工作获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肃清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损害儿童身心健康的不良风气方面，在对儿童进行社会主义道德品质的教育方面，做得还是很不够的，不能容忍的虐待和摧残儿童的事件还在有些地方发生，值得今后进一步努力改进。
康克清在会上还介绍了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三年来的工作情况，并提出了一九五五年的工作计划。计划中提到要采取许多具体办法继续向国外宣传我国保护儿童的成就；在国内要联合各有关方面继续推进儿童福利事业的建设，并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危害儿童身心健康的各种不良现象。
到会委员对报告进行了讨论。他们对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三年来在对外宣传方面，和在国内推进儿童福利事业方面的工作，一致表示满意。他们对目前社会上还残存的旧社会遗留的危害儿童身心健康的不良现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许多委员在发言中对如何更进一步重视儿童身心健康的成长，如何加强对儿童的共产主义教育和加强父母对儿童的教育，丰富儿童的科学和生活知识，改进儿童的玩具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他们并表示今后要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进一步为保卫儿童、保卫和平的事业而努力。
出席这次年会的，有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傅连暲、韦悫，在京委员方石珊、史良、李伯钊、李健生、沈兹九、林巧稚、周华康、陈其瑗、陈琏、曹孟君、陶淑范、彭泽民、杨卫玉、杨之华、杨崇瑞、雷洁琼、张锡钧、诸福棠、刘王立明、刘清扬、秘书长康克清等五十人。（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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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举行首届戏曲观摩演出
北京市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二十五日举行开幕式。参加这次观摩演出的有二十多个职业剧团和北京市戏曲学校的学生，他们将在为时二十天的期间内，演出京剧、评剧、秦腔、曲艺剧四个剧种的四十多个剧目。这些剧目一般都是北京市戏曲界几年来所创作、改编和整理的。
这次观摩演出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北京市人民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处、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和中国戏曲研究院都曾派出戏曲工作人员，帮助职业剧团改编整理剧目、改进表演艺术和舞台设计。许多剧团的演员们利用演剧后休息时间热情地排练新剧。有些小型的民营职业剧团这次也排演了反映现实生活的新剧参加观摩演出。观摩演出委员会并成立了评奖委员会进行评选，以奖励这次演出中的优秀剧目和表演者。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