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
何其芳
一
李希凡、蓝翎同志对于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简论”和“红楼梦研究”的批评，是对三十多年来在“红楼梦”研究上占了绝对统治地位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第一次的认真的批判。人民日报上的钟洛同志的文章，提出了文艺界应该重视这一批判，说明这是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严重的斗争。这完全是正确的。
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红楼梦”以它深刻的反封建的内容和惊人的艺术的魅力，出世以后即获得了广大的读者的热爱。然而从文学批评方面它却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估价，科学的说明。王国维的
“红楼梦评论”，曾经是一篇有名的论文，然而他用资产阶级悲观主义的哲学家叔本华的学说来解释这部小说，完全否定了它的积极的社会意义，把它歪曲为鼓吹“解脱”和“出世”的作品。五四运动时期的胡适，用资产阶级的实验主义的观点来研究“红楼梦”，批评了旧的索隐派，然而他在
“红楼梦考证”中对于这部小说的解释和评价，却表现了他的轻视祖国文学遗产的买办思想，完全贬低了这部中国人民可以引为自豪的巨著的价值。他说它不过是“老老实实的描写”了一个“爱挥霍，爱摆阔架子，讲究吃喝，讲究场面”，“又不会理财，又不肯节省”的家庭的“‘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它不过是一部“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杰作”。虽然他在别的文章中也曾轻描淡写地接触到“红楼梦”的反对封建婚姻制度和封建家庭制度的内容，但“红楼梦”的内容绝不限于只是暴露了封建社会的婚姻不自由，绝不限于只是批判了封建家庭制度，而是巨大到几乎批判了整个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深刻到几乎揭露了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真实面目和精神世界。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些领导人物，为了提倡白话文学，把“水浒”、“红楼梦”、“儒林外史”这样一些作品提到了文学正宗的地位，加以推荐，这是引起了更多的人对于这些现实主义杰作的注意和重视的。然而，由于他们抱有盲目崇拜西洋文学艺术的思想，他们对于这些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却采取了随便抹杀的态度。陈独秀当时在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上是和胡适不同的，是当时新文化运动中的左派，然而在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估价过低上，他们却是一致的。胡适认为中国文学的“方法”和“材料”都远不如西洋文学（“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陈独秀说“红楼梦”“过贪冗长”，
“细细说那饮食、衣服、装饰、摆设，实在讨厌”；又说他们赏识元明以来的“词曲小说”，“不过短中取长罢了”（“三答钱玄同”）。历史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个任务：我们必须用我们今天所能达到的思想水平来批判胡适以及和他的观点相同的人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错误的评价。
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作于一九二二年。他在
“引论”中说：“欧游归来的明年——一九二一——我返北京。其时胡适之先生正发布他的‘红楼梦考证’，我友顾颉刚先生亦努力于‘红楼梦’研究，于是研究的意兴方才感染到我。”顾颉刚在这本书的序文中更说：“红学研究了近一百年，没有什么成绩；适之先生做了‘红楼梦考证’之后，不过一年，就有这一部系统完备的著作：这并不是从前人特别糊涂，我们特别聪颖，只是研究的方法改过来了。”这就是说，俞平伯先生当时从胡适所受到的影响不仅是在研究的兴趣上，而且是在研究的方法上。胡适所考证的是“红楼梦”的作者和版本。俞平伯先生所辨的也大致是在这个范围以内。列举更多的理由来证明后四十回确系续书，说明高鹗的“利禄薰心”的思想和曹雪芹不同，指出在艺术性方面续书远不如原著，但仍肯定其保存悲剧的结局，这是“红楼梦辨”的可取的部分。然而，就是在考据方面，因为在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的指导之下，这本书也有很多篇幅是一些烦琐的考据，而且有不少地方流于穿凿附会。这是引导读者走入迷途，阻碍了他们对于“红楼梦”的根本内容的正确了解的。
但这本书最成问题的还并不在这些地方。正如胡适考证“红楼梦”的作者和版本，结果不能不引到否定这部巨著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结论一样，俞平伯先生也不能不由辨伪进而论及这部小说的内容和它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显然是受胡适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的影响，俞平伯先生说：“我们有一个最主要的观念，‘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从这样一个最主要的观念出发，他就否定了这部小说所反映的丰富的社会生活的意义：“既晓得其中以作者——即宝玉——为主体，所以一切叙述情事，皆只是画工的后衬，戏台上的背景，并不占最重要的位置。”从这样一个最主要的观念出发，他就把这部巨著的内容缩小为：“是感叹自己身世”，“是情场忏悔而作”，“是为十二钗作本传”。从这样一个最主要的观念出发，他就认为作者写自己的事体，不会有什么“贬斥讪谤”，因而它的风格是“怨而不怒”。所以最后他就对于“红楼梦”作了一个非常错误的评价。他说：“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是不很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的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这类文学的特色，至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的反映……其用亦不过破闷醒目，避世消愁而已。故‘红楼梦’性质亦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不得入于近代文学之林。”虽然他在后面又说“红楼梦”在中国文学中“依然为第一等的作品”，但第一等的作品的内容和作用尚不过如此，其余还有什么可说呢？
这就是顾颉刚在“红楼梦辨”的序文中所夸耀的胡适派的“正确的科学方法”所达到的结果。
由于革命胜利以后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的高涨，古典文学受到了从来不曾有过的广大读者的重视。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面，二十七年来始终没有得到再版机会的“红楼梦辨”才有可能改编为“红楼梦研究”，重与读者见面。在自序里面，俞平伯先生说到了过去把“红楼梦”看作曹雪芹的自传的错误。他说：“红楼梦至多，是自传性质的小说，不能把它迳作为作者的传记行状看啊。”然而他除了删去“把曹雪芹的生平跟书中贾家的事情搅在一起”的“红楼梦年表”而外，对全书里面从“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这一观念而引出的许多错误看法并未作什么修改。只是把上面引过的那一段非常错误的对于“红楼梦”的评价删去了。然而并没有用新的评价来代替。其实，是自传性质的小说也好，不是自传性质的小说也好，都不能作为判断它的价值的高低的根据。决定一个作品的成就的不是它的体裁，而是它到底反映了些什么社会生活，反映的深刻程度怎样。和别的文学家一样，曹雪芹当然是以他的生活经验为创作的基础的。为胡适所倡导，俞平伯先生曾经赞同，并且还有别的研究“红楼梦”的人积极拥护的“自传”说，其根据就是作者在小说中运用了他的一些生活经验。然而，文学家根据他的生活经验来塑造人物，编织故事，并不等于即是为他自己或为他熟识的人写传记。胡适派的“自传”说的错误首先在于它没有什么确实可靠的证据，而且更重要的，是由此就抹杀了这部作品的巨大的社会意义。俞平伯先生修改了他曾经赞同的“自传”说，然而却一点也没有修改他对这部小说的根本内容的错误看法，这种修改有什么意义呢？“红楼梦研究”里面还增加了几篇一九五○年新写的文章。那差不多都是一些考据性的文字。有一篇竟烦琐到考证起“红楼梦”第六十三回的“夜宴席次”来。俞平伯先生在自序里说：“我尝谓这书在中国文坛上是个‘梦魇’，你越研究便越觉胡涂。”“红楼梦”本身并不是一个“梦魇”；使他“越研究便越觉胡涂”的不过是他自己头脑里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
最近两年来俞平伯先生主要是在作“红楼梦”本文的整理工作。如果能够认真地校勘各种版本的文字的异同，在这样的基础上整理出一部比普通的本子文字更完美并更接近原著面目的“红楼梦”来，这对读者是有益的。但在校勘和整理的过程中，他又发表了一些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其中最可以代表他近年来的看法的就是李希凡、蓝翎同志所批评的那篇“红楼梦简论”。他在那篇文章中说：“本书虽亦牵涉种族政治社会一些问题，但主要的对象还是家庭，行将崩溃的封建地主家庭”。作者
“对这个家庭，或这样这类的家庭抱什么态度呢？拥护赞美，还是暴露批判”？“细看全书似不能用简单的是否来回答”。但“细比较去，否定的成分多于肯定的”。这是俞平伯先生对于“红楼梦”的内容的一种看法。把“红楼梦”的内容从感叹个人身世扩大到主要是对封建地主家庭有所否定，虽然这样的理解还是远为不足的，总算是一个变化。然而，俞平伯先生对于“红楼梦”的内容还有另外一种看法，这就是李希凡、蓝翎同志所着重批评的，说“红楼梦”的主要观念是“色”“空”。这一看法，在“红楼梦辨”里面就已有了。所谓“情场忏悔”就包括了这样的意思，而且那本书里面也提到过“风月宝鉴宜看反面”。但这一看法在“红楼梦简论”中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不但说看“正面的美人”要看“反面的骷髅”，而且说它有什么“象征性”，说它“造成了‘红楼梦’的所谓‘笔法’”，说读者看全书都“必须反看”。这真是把
“红楼梦”越说越神秘了。全书都必须从反面看，难道其中正面描写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种种罪恶，封建制度的种种不合理，以及贾宝玉林黛玉等人的痛苦和反抗，都不能看作真实的，都必须反看，必须把它们解释为刚刚相反的意思吗？如果真是如此，
“红楼梦”成了一部什么样的小说呢？
考据方面的烦琐和穿凿，俞平伯先生近年来也是大有发展的。胡适的考据“往往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在“红楼梦”上，他很重视所谓脂砚斋本和脂评，并且说“脂砚斋即是那位爱吃胭脂的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这和他曾经反对过的蔡元培的说法，“书中‘红’字多隐‘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其穿凿附会已差不多了。俞平伯先生也是过分地重视和相信所谓脂评。在今年三月份香港“大公报”上发表的“读红楼梦随笔”中，就根据脂评，离奇地说“曹雪芹自比林黛玉”。其理由为脂评说过曹雪芹“为泪尽而逝”，林黛玉也有“还泪”和“眼泪少了”之说，而且“绛珠草”之“绛”“点红字”，也就是“血泪”。任何一个有清醒的头脑的人都会觉得这真是牵强附会到了极点吧。在“读红楼梦随笔”中，“谈红楼梦的回目”竟至连续发表了二十二天之多，最后的结论是“红楼梦”有“过多的微言大义”，“以纲目来比，则回目似纲，本文似目。以春秋来比，则本文似经，本文似传。上边所举的回目的特点，大都可以在春秋经去找的”。回目的作用本来是为了标明每回的主要情节，即使有时也可以从它们看出一些作者对书中人物和事件的看法，哪里会处处都有什么“微言大义”呢？
对于俞平伯先生三十多年来研究“红楼梦”的情形，我们作了这样一个简略的叙述。从这个叙述可以看出：虽然个别的论点他已有了一些修改，但对于整个“红楼梦”的了解还是基本上停留在他三十多年前的“红楼梦辨”时期的错误看法上的；他在考据方面的烦琐和穿凿更加发展了，这是引导读者跟着他走入越研究越胡涂的道路上去的；而他在重印旧作和发表新作上又十分缺乏严肃的对人民群众负责的态度，这是一个新中国的学术工作者所不应该有的。这就是俞平伯先生最近数年来在“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
二
从胡适到俞平伯先生，在研究“红楼梦”上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就是离开社会历史条件，离开阶级社会里的阶级的存在这一基本事实，而孤立地去研究文学作品。因此，他们最有兴趣的是考证作者的事迹家世，版本的异同，从这些考证去推断作者的主观意图，然后根据他们所推断的作者的主观意图来评价整个作品。因此，他们特别重视孤本秘笈，而且他们的考证常常流于烦琐和穿凿。把文学艺术看作离开社会历史条件而独立存在的超阶级的现象，这正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观点。
和资产阶级唯心论相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文学艺术是反映社会物质存在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在阶级社会里它们不能不反映不同的阶级的观点和利益，为不同的阶级服务。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文学艺术的时候，就不能限制于只考察作者和作品本身，必须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阶级的情况，政治情况，以及文化思想情况，然后才可能判断作品所表现的思想是属于什么阶级或什么阶层，然后才可能判断它在当时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文学艺术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同时又指出文学艺术具有不同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特点，就是用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的特点。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文学艺术的时候，就不能限制于只考察作者的阶级立场和主观思想，必须充分了解它们通过艺术的形象所反映出来的全部社会生活所包括的客观思想和社会意义。忠实地描写社会生活的古代的杰出的作家，他们的作品的内容总是突破了他们的主观意图和阶级偏见的限制，通过形象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生活本身总是显示了比他们原来所意识到的远为巨大远为深刻的意义。恩格斯把这称为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正是这样考察文学现象的。恩格斯对于巴尔扎克的评价就是一个常被引用的例子。列宁对于托尔斯泰，同样卓越地断定他的作品反映了“他所显然没有了解、显然避开的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说明了他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的阶级性质，并且精确到指出了他的作品所反映的历史时期的年代。
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美学，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魅力都是完全能够放在科学的考察和分析之下的，都是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和评价的。这样，文艺批评就建立在巩固的科学的基础上，而不像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文艺批评那样没有客观标准，没有最后定论。
全国解放以来，俞平伯先生坚持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文艺思想，不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仍然继续宣传他的在“红楼梦”研究上的
“不可知论”。他在“红楼梦研究”的自序中说：
“红楼梦”是“第一奇书”。但“奇”在哪里呢？就在于“你越研究便越觉糊涂”。在“红楼梦简论”中他又说，“了解红楼梦、说明红楼梦都很不容易，在这儿好像通了，到那边又会碰壁”。其实，俞平伯先生把“红楼梦”看得那样神秘，那样不可了解，完全是不合乎事实的。这部巨著得以产生，我想不外乎以下三个条件：中国的封建社会这时候已经发展到濒临崩溃瓦解的前夕，中国古典文学的现实主义和白话小说的传统，曹雪芹个人的经历、思想和修养。而第一个条件尤为根本。正是由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家的封建社会的长期存在，形成了它的庞大的强有力的上层建筑，而且在黑暗的封建主义的统治之下曾经出现了一些叛逆性的思想，叛逆性的文学，而且封建社会发展到了最后阶段，像烂熟的果子一样不久即将陨落，然后才可能在这时候产生了这样一部非常广阔非常深刻地描写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荒淫、虚伪和必然走向灭亡，多方面地批判了封建制度的不合理，并且把深厚的同情给予了封建制度之下的不幸的牺牲者，尤其是其中的叛逆性的人物的巨著。这部巨著批判了封建社会的婚姻制度、家庭制度、男女不平等的制度、科举制度、官僚制度、奴婢制度，揭露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礼教、道德以至文学的虚伪，并写出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我们完全可以说：“红楼梦”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生活的百科全书。能够多知道一些作者的身世，能够见到更接近原著的版本，对于了解这部巨著当然是有帮助的。但如果把主要的以至全部的注意力放在这些方面，反而不去研究它的内容，不去从社会和阶级的观点估计它的意义，那就永远也不可能对它作出正确的评价了。
文学作品总是通过写人来反映社会生活。“红楼梦”写了两个官僚地主家庭的形形色色的人物，而以一对有真挚的爱情和叛逆的思想因而只有不幸的结局等待着他们的人物为主角。然而，和世界上有些规模巨大的小说相似，家庭仍不过是它的题材而已。文学作品不可能写得像社会科学的教科书一样，无论它怎样广阔，它描写的社会生活只能是局部的。伟大的作品的特征就在于它通过局部的生活的描写反映出来了一个社会的本质。“红楼梦”虽说写的只是两个家庭，它的典型性却是那样高，就像在我们面前展开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图画一样。要说明“红楼梦”里面出现的那些典型人物的意义，那是需要作专门的研究，细致的分析的，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做到。极其粗疏地说来，它不但描写了贾珍、贾琏、凤姐那样一批胡作非为的、露骨地表现了他们的阶级的特性的人物，使读者从不同性格之中看出了封建地主阶级当权派的共同的丑恶；而且描写了贾政、王夫人这样一些封建地主阶级的所谓正派人，在表面上和前一批人物有些不同、或者说通过另一种形式表现了他们的阶级的特性的当权派，使读者从他们的生活和行动之中感到他们同样可憎可笑。作为主要的正面人物来写的是贾宝玉、林黛玉这样两个突出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者，晴雯这样一个“心比天高，身为下贱”的最富于反抗性因而死得最悲惨的“丫头”。此外，作者带着显然的同情来描写的人物也主要是一些少女，尤其是身居奴隶地位的少女。这是因为还未出嫁的少女一般都不是地主阶级的当权者，而身居奴隶地位的少女更是被压迫者的缘故。正像生活本身那样丰富，那样复杂，那样几乎不可能用公式和条文来概括一样，我们把“红楼梦”的某些人物作了这样一个异常简单的分类，仅仅为了从某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观察点来说明问题的方便而已。它里面出现的那样众多、那样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我们少年时候读了至今还能一个一个叫出他们的名字来的人物，他们的差异、个性和他们的性格所含有的全部的意义，远不是这样的分类所能包括的。同样是还未出嫁的少女，薛宝钗和林黛玉就多么不同！同样是身居奴隶地位的少女，花袭人和晴雯又多么不同！在这里我们就看出了在他们之间还应该作一个划分，封建地主阶级正统派的拥护者和反对者的划分。这是一个重要的划分。薛宝钗正是一个坚决地拥护封建地主阶级正统派思想的人物；虽说从另一方面说来，她在婚姻的角逐中好像获得了胜利，然而并未得到真正的爱情和幸福，因而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她是一个封建制度之下的牺牲品。从后者着眼，就可以理解“悲金悼玉的‘红楼梦’”，正是悲悼了以薛宝钗和林黛玉为代表的书中的许多不幸的少女；从前者着眼，就可以理解作者的确是“右黛而左钗”，作者正自有他的原则和立场，并非如俞平伯先生所说的那样没有褒贬和好恶。书中把宝钗写得好像有许多优点，但那些优点差不多都是适合封建地主阶级正统派的要求的优点。只有她的肉体的健康和美丽，那是宝玉也不免倾心的。然而宝玉并没有选择她，这就更加鲜明地写出了宝玉和黛玉的爱情首先是建筑在共同的思想上，建筑在共同的对于封建秩序的不满和蔑视上。宝钗这样一个人物，不像公式化概念化的小说中的反面人物那样简单，“如戏中小丑一般”的“小人”那样“拨乱”于宝玉和黛玉之间，这是作者写得很深刻的地方。这就使人感到给宝玉和黛玉带来了终身的不幸的，并非个别人物，而是整个封建制度。俞平伯先生反对一般读者共同的感觉，也就是“红楼梦”本书所产生的客观效果，在“红楼梦研究”中硬说作者并非“右黛而左钗”，并且根据所谓脂评，提倡错误地“两美合一”说，硬说作者对袭人、凤姐、王夫人等也没有贬责，完全是抹杀了这部反封建的杰作的倾向性的。俞平伯先生说“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见到一个女子“其鲜妍妩媚有似宝钗，其袅娜风流则又如黛玉”，就是“两美合一”说的根据。其实，那不过说那个梦中的女子兼有宝钗和黛玉的美貌而已，至多只能说宝玉对她们两人的不同的美貌都有所欣慕。根据这点就否定了宝钗和黛玉在思想上的原则的分歧，否定了全书对于这种原则的分歧的一贯的描写，以及从这些描写中所表现出来的作者的褒贬和客观的效果，那实在是主观武断，不能自圆其说的。
俞平伯先生一方面宣传“红楼梦”的“不可知”，但另一方面却又很自信地宣传一些他对于
“红楼梦”的确定的错误看法。作者并非“右黛而左钗”是一个例子。“色”“空”观念也是一个例子。“红楼梦”第一回有这样几句话：“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改名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题曰风月宝鉴。”这就是俞平伯先生说“红楼梦”的主要观念为“色”“空”的根据。“色”“空”或者
“梦幻”这一类说法是一种受了佛教影响的封建士大夫的传统思想。这是作者的思想的落后的一面。然而驱使作者写作这部巨著的并不是这种消极的因素，而是对于人生有所执着，有所热爱的积极的精神。同样在第一回中，作者开头就说他接触过一些使他倾心或佩服的女子，他想用他的笔墨来使“闺阁昭传”。后面展开的故事更不但写出了永远可以激起读者同情的痴心的恋爱，而且对于他所隶属的阶级的种种不合理的事物作了强烈的批判，这难道是一个脑子里只有“色”“空”观念的人所能完成的吗？本书第十二回那一段描写“两面皆可照人”的“风月宝鉴”的短短穿插，恐怕是作者专为贾瑞那一类不知爱情为何物的好色之徒写的，不能够把它看作全书的主旨。“东鲁孔梅溪题曰风月宝鉴”，也不足为据。因为这不但不能概括全书的内容，而且和它的主要内容相反。当然，作者就是专为那种肮脏人描写那样一面镜子，也说明他的思想里面的确夹杂有一些不高明的东西。“红粉骷髅”，这也正是一种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然而，正如斯大林同志指示我们的，决定一个作品的价值的不是它的个别细节，个别缺点，而是它的总的倾向，它的感人之处。“红楼梦”的总的倾向和感人之处并不是什么“色”“空”，而是刚好相反的对于至死不变的爱情的歌颂，对于封建社会的叛逆者和被压迫者的热烈的同情，对于封建制度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尖锐的批判。
俞平伯先生也许会说：“红楼”不是“色”吗？
“梦”不是“空”吗？怎样能够否认曹雪芹有“色”“空”观念呢？我们回答：没有人否认曹雪芹的主观思想里面有这一类消极的成分；但他的思想有积极的一面；而且在作品里面，他的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和他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完全战胜了他的思想中的消极因素。我们不应该从“红楼梦”这样一部不朽的作品里面单去搜寻那些作者的思想中的消极的东西，加以夸张，而只应该是正确地指出，并且给以合理的解释。在曹雪芹那个时代，他天才地感到了不但他所隶属的阶级的没有出路，而且就是作为那个阶级的叛逆者也仍然没有出路，在这样的心情中，带有佛教色彩的“色”“空”或者“梦幻”的传统思想就极其自然地来到了他的头脑里。而这也就在他的伟大的现实主义的作品上投下了一些薄雾似的哀愁的影子。贾宝玉并不就是少年曹雪芹，然而，在这样一个人物身上，作者的确是寄托了他的欢乐和痛苦，理想和绝望的。贾宝玉，由于他的年龄和环境，由于他全部否定了他那个阶级的“上进的道路”，而且在同性之中找不到一个真正的知己，他的丰富的感情就不能不倾注到一些天真可爱的少女身上，而且特别集中到林黛玉这样一个从小和自己一起生活并且思想一致的女伴的身上。他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她们，他以纯真的爱情爱她们。然而，这样的小天地也是并不平安的。他时时从周围感到了压迫和威胁。第七十一回，尤氏笑他“只知道合姊妹们顽笑”，“一点子后事也不虑”。宝玉说：
“我能够合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完了，什么后事不后事！”这句悲伤的话透露出来了一个重要的消息。叛逆而又没有出路，这是了解宝玉这样一个性格的关键。没有出路，这并不是作品的缺点，而正是严格的现实主义。由于社会历史条件本身的限制，作者没有给贾宝玉准备下一个出路；然而，和另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水浒”在一起，
“红楼梦”是完成了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总批判的任务的，它里面的热烈的爱和憎像火种一样在读者心中点燃了对封建社会的不满，对幸福自由的生活的追求。
我们仅仅就俞平伯先生所提出的某些问题来试为说明，就完全可以看出，虽然“红楼梦”的内容的确很丰富，很深刻，我们不应该满足于一些表面的和过分简单的了解，但也绝不像俞平伯先生所说的那样神秘，那样不可解释，“在这儿好像通了，到那边又会碰壁”。俞平伯先生不去研究一些根本的问题，不去研究作者用文字和形象所明白地表现出来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而花过多的心思去钻一些琐细的问题，去揣测一些作者还没有写出、只是从别人的批语可以推知一二的八十回以后的情节，而对于这些又不采取“多闻阙疑”的谨慎态度，以至流于穿凿附会，自然就越研究越觉茫然了。
三
俞平伯先生研究文学作品的方法，有人认为和胡适不同，说他主要是受过去的评点派的影响，或者说他的特点主要是趣味主义。俞平伯先生另外有些著作，可能评点派的影响和趣味主义的特点是主要的；但在研究“红楼梦”上，如上所述，却完全可以确定是受了胡适的影响的，和胡适的观点和方法基本上是相同的。如果说有差异，如果说在研究“红楼梦”上也的确表现出他从过去的封建文人那里接受了许多不好的影响，那也是一些次要的不能改变其根本性质的差异。评点派的影响也好，趣味主义也好，并非和资产阶级唯心论对立的东西，而刚好是它可以包容的。
在“红楼梦研究”里面，俞平伯先生把原来提到的胡适的名字都去掉了。这是表示在政治上和胡适划清界限的意思。没有问题，他和胡适在政治上是很有区别的：胡适的身体和灵魂都出卖给美帝国主义了；而他却在新中国做着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但在学术思想上，在研究方法上，是不是也和胡适划清了界限呢？不但对于俞平伯先生，而且对于许多研究古典文学的人，以至对于许多做别的学术工作的人，这都是一个早应该解决然而到现在为止还并没有解决，或者说还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
五年以来，许多研究古典文学的人也曾经参加过一些社会改革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但说到把思想改造深入到自己的业务里面，这就还作得很差了。对于某些人，甚至可以说还没有开始。认真地用新的观点来研究古典文学的努力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成果却是很少很少的。初步企图用新的观点来评价古代的作家和作品的文章也产生了一些，但多半又比较表面，或者带有公式化的缺点。当然，对这也应该分别看待。如果主观上是严肃的，经过了比较认真的研究的，只是由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还理解得少，思想改造在业务方面还不深入，因而写得比较表面、简单，虽说为了提高一步，这种缺点也需要批评，但仍然应该肯定这是一种新的现象，一种难于避免的发展过程。只有那种并不去认真学习理论，却随便套用一些术语，以为这就是运用了新的观点，实际上却是轻视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改头不换面地贩运旧货的作法，才是应该严格反对的。但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大量地、并且相当根深柢固地存在着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这一事实的危害性，却一直没有为大家所认识。这一次由李希凡、蓝翎同志开始了这种批判，人民日报号召大家重视并展开讨论，完全是切合当前的实际的。这使我们看清了阻碍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健全发展的东西是什么。没有这样一个批判运动，我们就不能前进。
胡适的哲学思想是实验主义。实验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哲学中最反动的学派之一，它表面上用一些唯物论的词句来迷惑人，实际上却是宣扬主观唯心论和不可知论。它否认有不依赖于人类的客观现实的存在。它否认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它所说的“真理”，不是以符合客观世界的规律为标准，而是以令人满意和有效用为标准。胡适一直是很积极地宣传这种反动的哲学的。他自己说，他谈政治和谈白话文都是实行他的实验主义（“我的歧路”）。他提倡这种反动的哲学的目的他自己是赤裸裸地说明过的，就是为了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了教人不要相信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学说（“胡适文选自序”）。胡适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方法考据方法，完全是和他的哲学思想分不开的。他研究文学作品总是避开它的社会的和阶级的内容不谈，或者加以歪曲，而去津津有味地考证一些次要的以至枝节的东西。他提倡了为考据而考据的风气。他说，“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这是害了许多人的。这引导人脱离政治，忽视当前的重大问题，也看不见文学作品的倾向性和思想性。他在考据上提倡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种假设，他介绍杜威的思想时曾说明过，不过是从脑子里“涌出来了几个暗示的主意”中选择其一罢了，并不是经过大量地占有材料和认真地进行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因此，所谓“小心的求证”也就实际上常常是寻找一些片面的有利于这种假设这种主观臆测的所谓“证据”来自圆其说。他常常说他所相信的科学态度是：“拿出证据来！”但他否认屈原这个人的存在，否认“九歌”为屈原所作，断定
“水浒”真有七十回古本，断定“红楼梦”为曹雪芹的自传，又何尝有什么真凭实据？他说得那样肯定，随便讲一点完全说不上是证据的理由，有些人就被他唬住了。这也是害了许多人的。这引导人牵强附会地追求个人的创见，大胆地制造一些根据十分薄弱甚至完全没有根据的新奇的说法，因而不能给予读者以正确可靠的知识。
胡适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影响，以及他在哲学、历史等学术方面的影响，都是需要进行系统地批判的。不然，有些人还以为他政治上虽然很反动，但是他的研究方法考据方法还是科学的，好像还可以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行不悖，或者甚至可以包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里面。
如果把考据解释为占有材料、辨别材料、整理材料的话，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然也是需要进行这
一类性质的工作的。然而，第一，研究文学作品并不只是停留在作这一类性质的工作上，还必须根据材料进一步去研究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这一类性质的工作，还仅仅是对于材料本身的研究，只能解决一些材料方面的问题。要研究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单有了材料还不够，还必须具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能力。其次，我们作相当于考据这一类性质的工作时，在目的、范围和方法上，也都是和胡适派不同的。我们的目的是明确的，是为了分析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而不是为材料而材料。随着这个目的，范围也就不能限于只是考察作者的身世和作品的版本，而还必须研究社会的情况、政治的情况和文化思想的情况。而且我们对于材料的占有、辨别和整理也就不能不有轻重缓急之分，不能轻重倒置。我们的方法也应该是严格的实事求是，而不是
“大胆的假设”。前人在这一类性质的工作上所得到的结果，当然我们是应该了解的，应该作为材料来利用的。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我们应该加以区别，并不能一概抹杀。然而，批判地接受前人在考据方面的成果，并不等于接受清代的学者或者胡适派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扫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扫除其他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的影响，这是我们学术界当前的严重的战斗任务。而要坚决地彻底地进行这一战斗，我们还必须同时扫除我们自己身上沾染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就是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熟视无睹、放弃批评的投降主义的思想根源，同时这也就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生力量采取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的冷淡和轻视的态度的思想根源。最近所揭露出来的文艺界的这些错误思想，在我身上也是存在的。党的领导上及时给我们敲起了警钟，使我们从和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平共居，安之若素的麻痹状态中觉醒起来。这对我们的教育意义是非常重大的。随着这次批评的展开，我相信我们都将从这里面学得一些东西，汲取一些经验教训，并用它们来改进我们的工作。
第3版()
专栏：
上海、武汉、四川等地的文学艺术团体和高等学校
展开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评
上海复旦大学于本月十五日举行了一次师生四百余人参加的关于批判红楼梦研究中错误观点的座谈会。校长陈望道、副校长杨西光、中国语言文学系的教师们以及研究部、历史学系、西方语言文学系、新闻系的教授都参加了座谈会。华东师范大学也派了教授列席。
会上，刘大杰、郭绍虞、贾植芳、余上沅、全增嘏、曹亨闻、赵景深、鲍正鹄、杨岂深、陈望道、杨西光等相继发言。不少人在发言中批判了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并进一步批评了他的烦琐的、主观的考证工作。有些人指出在研究和教授外国古典文学以及中国现代文学时也应该注意批判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座谈会对那种因为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而产生的不敢写文章，怕批评或者以为从事考证工作就要被批评的不正确思想，也进行了批评。大家指出：自由辩论和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推进学术研究工作的良好方式，科学的考据工作还是需要的。大家并认识到通过这次学术思想的斗争，对改进研究和教学工作，克服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观点，会有很大的帮助。 在发言中，有些人也提出了对某些问题的不同看法。 座谈会结束时，陈望道在讲话中希望通过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逐步开展在其他文化学术方面的批评和自由讨论。 （新）
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市分会在十一月十五日召开了关于批判红楼梦研究中错误观点的座谈会。参加的有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学院、中南音乐专科学校、中南美术专科学校、中南作家协会武汉市分会、武汉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等单位的教授、作家、诗人和文艺工作者一百一十人。
座谈会上，大家一致谈到这一场思想斗争对于每一个文化艺术工作者的严重意义，并对古典文学研究中以俞平伯为代表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进行了批判，同时对自己的思想作了检查。有的检查了自己三十年来对红楼梦的错误看法，由于胡适、俞平伯等人的影响，自己在讲课时，也犯了主观繁琐的毛病；有的检查了自己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有的就自己的文艺教学思想和盲目崇拜“权威”的心理进行了批判。 （贺捷）
四川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在十一月十二日邀请成都市文化界人士举行了关于批判古典文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和方法的座谈会。到会的有文学艺术工作者、大学教授等二十多人。许多到会者的发言都谈到三十年来胡适派的反动哲学一直在古典文学研究的领域中占据着统治地位，这种情况给我国的学术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毒害。
到会者指出，俞平伯运用着胡适的观点、方法对伟大的古典现实主义著作红楼梦作了支离破碎的解释，错误地将这部作品降低到庸俗的自然主义的地位；他们特别对俞平伯认为红楼梦“怨而不怒”的意见进行了驳斥。张秀熟在发言中并指出四川省的大、中学校的文学或语文的教学中同样存在着资产阶级观点，在学生中散布着有害的影响。发言者都强调今后应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以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新华社）
山东省和济南市文学艺术界人士，开始进行关于肃清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问题的讨论。
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十一月十四日召集文学艺术界人士二十多人举行了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发言的有：冯毅之、徐北文、包干夫、迟宾、方平、林风五、鲁特等人。他们一致揭露了俞平伯在研究红楼梦中的错误观点，批判了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影响和毒害。有的人还联系自己受到的影响，作了批判和检讨。
为了在文学艺术界中展开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山东省文联将拟订具体计划，领导文学艺术界继续进行讨论；山东师范学院也准备组织讨论；山东省立图书馆拟组织读者座谈会、报告会；报纸也准备发表有关的文章，指导人民同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观点展开斗争。 （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