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我国国家机关组织和活动的原则
熊锡元
我国宪法确定了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以此为出发点,详尽地规定了我们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规定了国家机关的产生、组织、活动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使国家机关进一步民主化。这是过去建政经验的总结和发展。
为宪法所规定的我国的国家机关,是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机关。它们的组织与活动基本上是根据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原则。
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本质和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任务,决定了我国国家机关的统一性。
我们的国家机关是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础的。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主权的直接体现者,是国家机关统一的组织。全部国家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表大会,其他国家机关的权限都是从人民代表大会得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国家的立法权和行政权统一起来,决定国家一切重大问题,实现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因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至高无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其职权范围内也都具有全权地位。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又实行下级服从上级、地方统一服从中央的原则。
我国国家机关的统一性,又在于它根本否定
“分权”原则。各种国家机关,都体现着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的意志,都是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都要根据劳动人民的利益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来确定自己的职能与活动方针。这种统一性的原则是不可动摇的。自然,统一性并不排斥必要的分工,并不否定在实现国家权力时所需要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为了便于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必须分设性质不同的国家机关。按宪法规定,我们的国家机关一共有四类,即:国家权力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相结合的)、执行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其中以国家权力机关占首要地位;在国家权力机关的统一领导下,我国国家机关构成一个严整的体系。
我国国家机关一切活动的目的,乃是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实现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机关组织与活动的原则,是由上述任务决定的。这些原则如下:
一、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
党的领导,是国家机关组织与活动的基础,舍此就不可能保证国家机关组织与活动的正确性和统一性。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有组织的先进的部队,它代表全国人民和各民族的利益;党处理一切问题,都是从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历史事实表明:中国人民革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我国的人民民主制度,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建立和巩固。中国共产党是人民民主专政体系中的核心,人民民主专政体系中各组成部分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才不致模糊方向、才能有效地实现专政的任务。现阶段党的使命在于把本阶级和全体人民引向一个目标,即建设社会主义。党是保证实现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的领导力量。
党的领导力量的源泉,在于它是为无往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所武装;在于它实行严格的集体领导,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不断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壮大自己。党制定政策,进行一切活动,都是依据客观法则,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因此党能正确地解决革命发展每一时期的具体任务。
党对国家机关领导作用的最高表现,在于国家机关解决一切重大问题时都是按照党的创议和指示。当然,党组织不是国家机关,不能代替国家机关。毛主席早就指示过:“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井冈山的斗争)党通过国家机关中的党员干部,采用说服的方法,使这些机关自觉地接受党的政治领导。党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一)党对政权机关工作的性质与方向给予确定的指示;(二)党通过政权机关及其工作部门实施党的政策,并对它们的活动实施监督;(三)党挑选和提拔忠诚而有能力的干部(党与非党的)到政权机关中去工作。
现在,党号召增强党的团结,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的统一性与纪律性,才能更有效更有力地实现政治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是对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沉重打击,是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保证。
二、劳动人民参加国家管理及对国家机关进行监督的原则
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列宁一再指示:为了实现真正的民主,不仅要使人民群众独立参加投票和选举,而且要使人民群众参加日常的国家管理工作。列宁把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看成为建设社会主义重要因素之一。
我们国家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国家管理的人民性与民主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以能够成为我国的适宜的政治制度,就是因为它能够便利人民行使自己的权力,能够便利人民群众经常经过这样的政治组织参加国家的管理……。”(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我国人民通过民主的选举制度,选举代表组成代表机关来行使自己的权力。这些代表都是人民中的优秀分子,出身于工农的人很多;旧社会中不能参加国家管理的少数民族、妇女、军职人员也都能选举自己的代表到国家权力机关中来。
我国人民参加国家管理是多方面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上述的最基本的选举代表组成国家权力机关之外,还有:(一)在各种国家机关中担任职务;(二)参加国家权力机关和其他机关的各种辅助性的工作;(三)参加各种群众性的组织如工会、青年组织、妇女组织、合作社、民主团体等,这些组织把广大群众团结在国家机关的周围,辅助着国家机关的日常工作,成为国家机关不可缺少的助手。人民讨论宪法草案,也是参加国家管理工作的重要表现。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活动的监督,是宪法规定的权利之一。选民和选举单位可以按照法定程序随时撤换自己所选出的代表,是人民有效地监督国家机关活动的集中表现。此外人民还可以通过社会团体、各种会议、报刊等等,揭露国家机关工作中的缺点,提出改进意见。
五年来的事实证明: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我国人民群众,不仅能破坏旧制度,而且能创立新制度,这就根本驳倒了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关于“下层老百姓”不配管理国家、“国民行使政权需要训导”的谬论。我国国家机关之所以具有无穷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和劳动人民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从而有最高的威信,最大的号召力量与组织力量。这种民主制度比排斥劳动人民参加国家管理的资产阶级制度要优越万倍。
三、各民族权利平等的原则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和苏联一样,我们不仅宣布了民族平等,而且实际保障国内各民族行使他们的各种权利,首先是平等地参加国家管理的权利。现在,宪法所确定的有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更为国内各民族平等地参加国家管理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它在我国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活动中明显地反映出来。我们的民主选举制度,没有对民族与种族的任何限制,而且特别照顾少数民族的权利。这样就保证了少数民族代表参加国家权力机关,真正当家作主。在中央与地方的国家机关中,也有许多少数民族干部担任职务。
民族区域自治是保证国内各民族参加国家管理的基本政策,宪法第二章以专门一节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各民族自治机关都行使宪法第二章第四节所规定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它们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来管理本民族地方的事务
(参阅宪法第七十—七十二条)。宪法又保障各民族在诉讼中的权利平等原则(宪法第七十七条)。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过程中,我们一直掌握了“自治机关的民族化”这个中心环节。五年来,我国培养了少数民族干部十四万多人,从而为发展民族区域自治积蓄了一支有生力量。
应该指出,国家机关又是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的有效工具。由于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的长期压迫和摧残,少数民族在经济上文化上一般还比较落后。我国现在已经做到了使国内各民族在政治上法律上一律平等,今后还必须继续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逐步使各民族达到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平等。
四、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国家机关组织与活动的最根本的原则,而由宪法加以固定(宪法第二条)。它包括民主制与集中制两个同等重要、不可分割的方面,构成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我们的集中,实质上是体现真正民主的有效形式。毛主席说:“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论联合政府)
国家机关组织与活动的民主集中原则,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一)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选举代表组成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对选民负责并报告工作,代表可以被选民或选举单位依法随时撤换。(二)国家主席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选举,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权罢免主席;各级国家行政机关、法院和检察机关都对产生他们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受国家权力机关和人民的监督。(三)国家机关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立法和行政统一的工作机关,专有立法权并直接控制行政机关(国务院);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不仅议决重大问题,而且也是真正有权力的工作机关。(五)在国家机关内部及国家机关之间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各地方统一服从中央的原则。(六)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指示和命令,对下级国家机关具有拘束力,下级国家机关必须遵行;上级国家机关按照法律规定,可以停止、改变或撤销下级国家机关违法或不适当的决议、指示和命令。(七)国务院以下的各级地方国家行政机关(人民委员会)实行双重隶属制,即各级人民委员会都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八)民主集中制保证中央统一集中的领导和地方的首创性、主动性相结合,保证全国任务和多种多样的地方条件相结合。
非常明显,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我国国家机关,和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的国家机关一样,同属于社会主义民主的类型,而和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及官僚集中制根本对立。
五、人民民主法制的原则
严格遵守人民民主法制,是我国一切国家机关组织与活动的基本原则之一。人民民主法制是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有效手段,是保证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人民民主法制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以国家所规定的行为规范来为经济服务。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国就建立了革命法制,利用法制镇压了反革命,实行了各项社会改革,教育了人民,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现在必须进一步加强和运用人民民主法制,以保障经济建设和各种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顺利进行。我们通过了宪法,也就把人民民主法制提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宪法乃是人民民主法制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革命法制将要日趋完备。
人民民主法制的要求和实质,就是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社会团体和全体公民严格地坚决地遵守并执行法律,遵守和执行国家行政机关的法令;国家管理机关必须把自己的活动置于严格的法制基础之上,一切活动都必须是适法活动,即必须按照国家权力机关所规定的程序和职权范围来进行工作。
为什么我们必须遵守法律?为什么我们要把巩固人民民主法制当作一个重要任务?这是因为:
(一)我们的法律反映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的意志,不遵守法制,便是破坏人民自己的意志,妨碍公共意志的实现,这样便会削弱人民民主专政。(二)我们的法律是根据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而制定出来的,违反法律,其结果势必阻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三)法律是实现政策的工具,人民民主法制是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相联系的,它对国家计划的实现起直接的保证作用。(四)法制是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的一个重要条件,为了保证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权利,必须遵守法律。
过去我国人民长期处于反动统治之下,根本不重视剥削阶级的法制是必然的,可以理解的。现在对待人民自己创造的法律、建立的法制,就必须以主人翁的态度来遵守。加强国家机关和公民的守法精神,是保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今天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日益发展的条件下,党和政府特别重视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工作。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范围愈广泛,阶级斗争便愈尖锐,因而革命法制的意义也就更加显著。目前革命法制的锋芒,就是朝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分子,朝向将被消灭的阶级中的坚决反革命的分子。“我们的宪法和法律越有威力,我们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越有威力,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就越有充分的保障,而人民的敌人就越要受到严厉的打击。”(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
六、社会主义计划化的原则
我们的目的是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济基本上是按计划发展的。当然,目前我国还存在着私有制的经济,所以在计划的范围与程度上和苏联的国民经济计划化还有不同。但是,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随着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逐渐被改造,我国国民经济的计划化在范围和程度上会日益扩大加深,这是没有疑问的。
我国人民民主政权,一开始便剥夺了官僚资本企业,使之变成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因此就产生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这一法则使国家有必要并有可能去计划社会生产。宪法同样表述了这个原则:“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第一五条)
我国国家机关,是使国民经济按计划发展的一个主观力量。显而易见,我们国家的性质和历史任务,决定了我国具有经济组织与文化教育工作的职能。我国国家机关是创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工具。宪法第四条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五年来,我们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恢复了国民经济,进行着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一九五三年起开始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并已取得重大的成果。当然,国家机关在这种活动中要依靠对客观经济法则的认识和利用。
我国国家机关既然具有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作用,因此它的组织与活动也必然要合乎社会主义计划化的原则。这一原则的实质,就是国家机关根据国家计划来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宪法规定: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决定国民经济计划(第二十七条第九款),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也有权规划地方的经济建设(第五十八条)。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和各部门管理机关则组织并保证计划的执行。法院对破坏国民经济计划者给予惩罚。国家权力机关、检察机关和国家计划机关都对国民经济计划是否切实执行实施监督。现在,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已经以立法手续确定下来,成为宪法原则之一;而国民经济计划一经制定之后,也就成为法律。因此,国家机关的活动必须遵循国家计划,破坏国家计划便是违反法律。这是必须强调的。
实现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一个比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这个革命由国家政权自上面来领导,由人民群众从下面直接支持实现。属于上层建筑物的政法制度和国家机关,由于它比其他上层建筑现象更接近于基础,所以对基础的作用就更加显著更加巨大。我国国家机关是消灭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工具,它将积极帮助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形成和巩固,促进生产力的强大发展,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努力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而一切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活动按照上述民主原则来进行,乃是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的首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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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厦门市家庭妇女陈丽华检举特务
在一九五三年的夏天,有一天一封用白纸红格信笺写的密告信,摆在厦门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局长办公室的桌子上,局长点头笑了笑说:“这两个家伙群众也在注意了,蒋贼特务是逃不脱人民的巨掌的。”他拿起密告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信上写道:
“王琼瑶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做过后江埭火柴厂厂长。厦门解放前逃往香港,没有正当职业。今年三月间由香港回来,四月间搬到我们这里居住。这个人历史不清,来厦后的言谈及一切举动与人民相反。最近,有一个自称是他的表妹名叫薛淑珍的女人,也由香港来厦。他们两人行迹很可疑,在香港都没职业,回厦后也没工作干,但经济十分宽裕;而且天天早出晚归,行动鬼鬼祟祟的。”
这封信是一位家庭妇女陈丽华写的。
几天以后,陈丽华见到了公安人员,她详细地叙述了王琼瑶、薛淑珍的活动。
王琼瑶在一九五三年从香港回来,搬到陈丽华对面的房间住下。日子久了,陈丽华就看出了这个人日常生活有许多地方值得怀疑:王由香港回来没事干,为什么天天早出晚归?王没有正当收入,天天上酒馆吃鱼吃肉,钱从哪里来?过了不久,薛淑珍也到了厦门,自称是王的表妹,但他们为什么又在一个房间睡觉?这一连串疑问使得陈丽华警惕起来。她想:这些事一定要弄清楚,如果他是坏人,就要报告公安机关。但怎样知道王是不是坏人呢?于是,她有空就找王琼瑶原在厦门的妻子谈家常。有一天,她问王的妻子:“王琼瑶、薛淑珍的感情很好,表兄表妹都不错。”
“见鬼!谁知道他在香港什么时候搭上这个不三不四的坏女人。”王的妻子说这句话时带着一股怨气。
陈丽华又问王的妻子:
“你有一个小叔真好,经常寄钱给你们。”
王的妻子说:“王琼瑶有一个弟弟在菲律宾,但那是在小时候就送给人家做儿子了,很久都没联系过,过去从来没有寄一块钱,现在不知发了什么洋财,两个月就寄一次钱来。”
陈丽华更怀疑了。王琼瑶和他妻子结婚八、九年,孩子都生了两个,从未看见他弟弟寄一个钱来。为什么王琼瑶从香港回来,他就寄钱来呢?一天上午,陈丽华正在给孩子喂奶,邮递员来打门,说香港寄钱给王琼瑶,恰巧王琼瑶他们都不在家,陈丽华机警地看了一下汇票,暗中记下了汇款人的名字和住址。以后,她就向王的妻子了解:你丈夫的弟弟名叫什么?回答的名字和住址和汇票写的都不对头。陈丽华就肯定了这其中一定有问题。
陈丽华和公安人员谈话后,她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很重大,回家继续监视王琼瑶、薛淑珍的行动。她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家庭妇女,有丈夫和三个孩子。每天要忙着料理家务,可是这件事她总当作自己的事去做。每天,一睁开眼,她就注意对面房间王琼瑶的动静。他什么时候出去,什么时候回来,平时说些什么话,都一一记在心里。有一天中午,她看见王琼瑶和薛淑珍都出门去了,她正想躺下睡觉,可是一会儿王琼瑶又回来了,她听见关房门的声音。她想:这家伙刚出去又匆匆忙忙回来,一定又有鬼花样,故意从窗口走过,一眼看去,见王琼瑶正蹲在床前写什么,陈丽华暗自思量:为什么不在窗前的桌子上写?为什么这样慌慌张张?
特务王琼瑶、薛淑珍虽十分狡猾,但也瞒骗不了人民的耳目。他们怕人怀疑自己没有职业,生活还过得这么好,就在开元路口摆了一个代书摊,以掩护他们的反革命活动;在家里的吃穿开始装穷了,逢人就说过去积的钱用完了,手表、钢笔、衣服也典当光了。这也骗不过陈丽华,她更加严密注意王琼瑶的活动。
有一次,陈丽华发现一个形迹可疑的人来找王琼瑶,她立刻去公安机关报告情况。又有一次,天正下着大雨,有一个紧急的情况要去报告,三个孩子都没人照顾,又没雨伞,她就先把两个较大的孩子寄在她母亲家里,自己冒雨抱了二岁的女儿到公安机关。她说:监视反革命分子,再困难,我也不怕。陈丽华为了检举特务,她光荣地尽到了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
经过公安机关长时间的侦察,证实了王琼瑶是蒋介石卖国集团特务机关“内政部调查局香港华南办事处”派来的特务,薛淑珍并不是王琼瑶的表妹,而是他在香港的姘头,是个女特务。他们来厦门后,已收集我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先后密写情报十二份寄给设在香港的特务机关,并发展了反革命组织。
王琼瑶、薛淑珍二犯被我公安人员逮捕了。他们受到了人民正义的制裁。十一月四日在厦门公审,福建省人民法院判王琼瑶死刑,立即执行;薛淑珍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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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个水兵
——海军生活通讯之一
本报记者 陈勇进
在那炎热的八月底,我到了我们的海军基地。这时,水兵们除了紧张的实地演习之外,每天还进行一段时事学习。
两点半钟,走廊下的更钟把兵舱里午睡的水兵敲醒了。接着就是嘟嘟的哨子声,那个值更的水兵一面吹着哨子一面喊着:学习了,学习了。兵舱里的电扇不管怎样长时间地旋转,通风机不管怎样把风送进去,还是热得透不过气来;所有的水兵都从兵舱里走上了甲板。在宽阔的甲板上,前主炮的水兵们把炮塔的阴影都占领了。他们在这大片片阴影里,一面乘凉,一面开讨论会。
前主炮班的班长带着得意的笑容读着一篇文章,文章的内容,是描写河北省黑碯村在走上互助合作后的变化情形的。抗战前黑碯村二十六户人家只有七头牲口,山地每亩平均才产粮八十一斤。那时,除三家不买粮吃外,其余的都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现在全村有六十七头牲口,还有四百八十只羊。从有了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后,平均每亩地产粮三百八十斤。全村二十六户中,现有的余粮够吃六年的四户,能吃四年的四户,其余的都能吃到二年。过去山岗岗上没有树木,今年一千多棵苹果树开始结果了,桃子的收入能顶一个麦收。班长念完这篇文章,稍停了停。这时有的水兵低着头像在想像着那美丽而富饶的黑碯村;有的把眼睛转向附近的岛屿,有的向着海洋的远处了望,像是要望尽万里波涛的海洋,有无敌人的踪影。海风徐徐地吹动着水兵脑后的帽带。
“班长,这不是发展得太快了吗?”一个样儿有些俏皮的小伙子问。
另一个面孔黑黑的水兵拍了下那个发问的小伙子的脑袋说:“发展的快了不好吗?你这家伙不好好学习,前几年国家还没军舰哩!你看看咱这一大片片军舰。我们的国家可不得了,我看,等不了十五年就到社会主义社会了。”这个发言的小伙子叫林保国,他那身干净的海军服,却没有掩盖住一个庄稼人的相貌。他说前些时他回家去看了一趟,村里的变化可真大,村子里过去没啥吃的户,现在都有吃有余了。
这些水兵们,有的说他的平地变了,有的说他的山沟变了,有的说他的渔场变了,有的说他的城市变了。讲起自己祖国的变化来,那些水兵的话儿可实在多。这个讨论会,直到甲板上摆上了吃晚饭的摊摊后才停止了。其实他们一边吃着饭,一边还是谈论着这里变了,那里不认得了的。
吃过晚饭,我在甲板上乘凉,又碰到那个结实的黑小伙林保国。他又问我北京建设得怎样?内地的庄稼怎样?问这问那,什么小事他都问到了。林保国说:“我们的祖国,没有海军可是不行。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年,蒋介石的军舰还停在长江口封锁我们的上海。那时不仅我们海上的运输有困难,沿海的渔民也不能好好的生产。后来我们有了飞机有了海军,就把敌人的军舰从我们的领海上赶跑了。现在敌人的军舰不敢见我们海军的面了。”林保国是前主炮的标尺手。一九四九年他从人民解放军陆军里转到海军来。林保国还在少年的时候,就在村里当了个小民兵。那时,他扛的土枪上包着块红绸布,满山巡逻。他大了几岁就偷偷地参加了部队,一直从山东打到江南。一九四九年的八月,他们机炮连全部转到海军来了。十月间,林保国来到军舰上。他来到军舰上,看看这,看看那,当天的夜里,他兴奋得睡不着觉,从兵舱里爬出来,看看辽阔的海洋和远处城市的灯火,听听波涛的咆哮。林保国在军舰上的平静的日子里,经常摸摸大炮的炮拴,或看看高射炮,看看军舰上的武器,想想过去的土枪,再想想将来,就咧开嘴对着海洋偷偷地笑,他也不知偷笑过多少次。
我正和林保国坐在甲板上闲唠,从指挥台上走下一个细高个子的青年人。他叫陈仁珊,是这艘军舰上的副舰长。陈仁珊胸前挂着一付望远镜,他点头向我们笑了笑说:“谈啥啦!”
我说:“闲扯哩,请坐吧!”
陈仁珊把他胸前的望远镜摘下来递给我说:“你看看我们的国家美不美。”
确实,从望远镜里眺望我们祖国的陆地和海洋,真有说不出来的为自己美丽祖国而自豪的感觉。从陈仁珊的口里,我更加了解到一个海军为自己的光荣岗位而引起的自豪。
陈仁珊是个健谈的青年,他告诉我很多新鲜的知识。陈仁珊问我:“你说我们的海岸线有多长?”他用手比了比笑着说:“一万一千多公里”。“一万一千多公里就是两万多华里呀!”他加重了自己的语气。我们的海军就在这两万多里的波涛里捍卫自己的祖国。
陈仁珊拉我到指挥台上去,从那几个更大一些的望远镜里好好地看看自己祖国的海岸。这时,从遥远的海面上驶来几艘军舰,汽艇在附近海面上驶来驶去。陈仁珊把指挥台上的大望远镜旋转了一下问道:“你说,我们水兵最高兴的是什么时候?”他用手指了指那远处海洋的几艘军舰:“就是自己的军舰在大海里航行的时候。那时候呀,水兵站在自己的战位上,海的波涛在我们的脚下翻滚,军舰上的红旗衬着蓝天和深绿的海水,空军在军舰的上空飞翔,海岸的城市的烟囱冒着滚滚的浓烟,农民在田野里耕作,渔民在海里撒开了渔网,这时候你说你兴奋不兴奋吧!”陈仁珊笑着拍了我的肩膀一下说:“我们干海军的有眼福还有口福哩!我们能吃到北方的苹果和梨子,也能吃到南方的橘子和香蕉。你到过我们的台湾吗?……台湾可是个好地方,那里一年四季都有西瓜,那里还盛产凤梨,遍地都是香蕉。台湾是我们的‘水果之乡’,还是‘鱼米之乡’哩!台湾的稻子一年可产三季。不仅这些,那里还有大森林和丰富的矿产,工业交通都很发达。台湾是多么的可爱呵!我们怎样能让祖国这块可爱的领土,长期为蒋介石卖国集团所盘踞,成为美国侵略者的军事基地,威胁我们祖国的安全。”
我在甲板上散步的时候,经常看到一个青年从高高的前主桅上像猴儿一样爬下来,又爬上去。这前主桅的桅顶,离海面至少像三层楼那样高,他爬桅的时间,上下才用十二秒钟。这个小水兵从指挥台下梯子的时候,不是一步一步地走下来,而是把两只腿往梯子上一蹻,吱地一下滑下来。这个小水兵叫张永顺,是军舰上的信号兵。因为水兵们喜欢他的勇敢和敏捷,就凭他那不高的、结实的个儿叫他“小老虎”。张永顺原是个中学的学生,他在学校里的时候,老师讲历史不知讲过多少次,帝国主义者从这个海港上进攻过中国,从那个海港上进攻过中国。帝国主义者从海上给我们中国人民送来了无尽的痛苦和战争。因此张永顺决心当个水兵,想望着祖国有一天建立起自己强大的海军把从海上进攻我们的帝国主义打回去。张永顺报名参军的时候,在他那张登记表的志愿栏里填了三条:第一参加海军,第二参加海军,第三还是参加海军。张永顺那时才十五岁,个儿矮得搪不过眼去。负责检查的同志说他没有十八岁;他说确实是十八岁了。检查的同志看他的登记表才十五岁;他说国民党时代怕抽壮丁少报了三岁。张永顺到了海军后,十分英勇,经常练习着爬那最高的前主桅。领导上看到他又勇敢又聪明,就叫他当了个信号兵。
张永顺知道五星红旗就是祖国的象征,在任何险恶的情况下,都要把国旗保护好。张永顺每月的收入才十来万元,他却买了那么多的书。特别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买了精装本不说,封皮还用纸包了一层。其实,这就是张永顺对保尔的崇敬。张永顺的脑子里,除了保尔之外,还有黄继光、罗盛教……,这些英雄们的形象,每天不知要从张永顺的脑子里溜过多少次。张永顺对他自己工作的理解是: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就要经得起最严重的考验,因而他对海上的风暴不是害怕,而是渴望着风暴的到来,再去战胜风暴。
今年的八月,舰队配合空军演习的时候,突然晴空里来了乌云。暴风刮到十级以上。军舰在大风浪里摇摆着,主桅也随着军舰摇摆着。很多水兵呕吐头晕。张永顺正在晕船的时候,国旗被暴风雨打得离开了正常的位置。张永顺不管主桅多么倾斜,不管暴风雨来得多么凶猛,他要爬上去。小永顺爬到桅顶上,还是够不着被刮到离开正常位置的国旗,他用一只手抓着桅顶的横板,身子悬在空中的暴风雨里,好久他才抓到了旗绳,把国旗拉到原来的位置上。张永顺紧张而兴奋地从主桅上爬下来,仰着头看了看那鲜明的五星红旗,笑着回到他的战斗岗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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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苏省公安机关破获两大盗匪集团
江苏省公安机关在上海市和浙江省公安部门的密切配合下,依靠广大群众,经过严密的侦查追剿,将几十年来在太湖、长江沿岸和陇海铁路沿线扰乱城乡治安、作案累累的“水火帮”和“穷江行”两大盗匪集团全部破获,匪首张阿根、徐文彬、王其宝、顾宗华、吉阿三、潘金生、范洪生等五十一名已全部就擒,其余匪徒也被一一追捕归案。这两股盗匪集团在解放前后共作案三千零四十八起,其中谋财害命的案件已查明有十四起,太湖、长江沿岸和陇海铁路沿线六十多个市、县发生的重大偷窃、抢劫案件,大部是这帮匪徒所为。同时又查获了渗入这帮盗匪集团利用其组织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特务匪徒组织“中国忠义靖难军苏浙皖鄂指挥部直属第二团”的漏网分子及逃亡地主、恶霸多人,追缴出长短枪六支、子弹一百六十五发,伪造人民政府和群众团体的关防、条戳、钤记二十二颗,一部分伪造证件。并收缴出部分赃物赃款约值人民币一亿六千万元。根据十个县的统计,在破获了“水火帮”、“穷江行”两大盗匪集团以后,这些地方的刑事案件显著下降,社会治安更加巩固。
“水火帮”、“穷江行”是两个作恶时间很长、组织庞大的盗匪集团,几十年来给广大人民制造了深重的灾难。这两个盗匪集团的成员多数是惯匪、惯窃、流氓和无业游民,内部有一套野蛮残暴的帮规、行规等封建统治办法。解放前匪首们同日寇伪军和蒋匪的反动官府、特务机关以及恶霸地主都有勾结,所以敢于肆无忌惮地犯罪作案。如“水火帮”头子朱文孝、黎锦城、王其宝等都接受过日寇、蒋匪的委任;蒋匪丹阳县长李志刚就是“水火帮”头子黎锦城的后台。因此,在群众中流传着
“剿不清的太湖土匪”的谚语。解放后,经过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各项社会改革工作,两个盗匪集团中以抢劫为主的匪帮受到较重的打击;有一部分胁从分子在土地改革中分到田地,已改邪归正,从事生产;但一部分盗匪分子采取了分散隐蔽的活动方式,变抢为偷,分散作案。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以后,盗匪分子利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空隙又逐渐聚集起来,活动方式较前更加诡诈,如以玩杂耍、收旧货、捕鱼、补碗等职业作掩护,采取易地作案、易地销赃的流窜办法,在活动地区的城镇、水陆码头建立固定的联络点和销赃处所,或勾结一些投机商人为他们作掩护和窝藏赃物,企图逃避政府的惩罚。由于镇压反革命运动以后有一部分漏网反革命分子、逃亡地主、恶霸参加,这两个盗匪集团的活动不单是盗窃诈骗,而且私刻印信证件,制造反动谣言,劫夺单身干部和解放军的枪支,冒充军政人员抢劫敲诈,甚至企图毁坏铁路交通和组织反动武装。
从已经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盗匪们的活动严重危害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单我国营公司、合作社、机关查明的被“水火帮”、“穷江行”盗窃的案件就有三百九十四起;仅无锡市捕获的朱三甥、王南桂等“水火帮”分子,就盗窃了国营公司、合作社价值六亿一千多万元的财物。盗匪们的活动还危害了广大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据“穷江行”匪首张油葫芦供认,他在一九五一、一九五二的两年中,单是偷的鸡就连两间屋也放不下。“水火帮”分子徐牛子自供解放后偷的鸡就有两万多只。至于偷割庄稼、偷衣服、偷铜器等,更是无法统计了。更严重的是谋财害命:“水火帮”头子王玉朝、仲银尧等在嘉定县孔玉庙的一条河上抢劫船只,竟把钱振坤等四人抛到河里淹死,连船上一个刚出生几个月的婴儿,也被匪徒们惨害了。
但是,人民政府和人民完全有力量彻底肃清这批盗匪分子。人民公安机关在侦查和追捕匪徒们的过程中,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和协助,匪首王其宝、徐文彬等到昆山小西门去喝茶时,被该地治安保卫委员陆步清发现,报告了派出所,经查对属实后依法将他们捕获。苏州市居民张明友外出发现盗匪分子,就立即打长途电话请公安机关追捕。徐州专区一客栈职工和上海市一搬运工人发现漏网逃匿的盗匪分子后,主动地协助政府缉捕,长江、太湖沿岸的广大船民、渔民,在公安机关追捕匪徒时,也都积极地为公安人员带路,因而使各帮匪徒迅速地被我捕获。
现匪首徐文彬、王其宝、顾宗华等十三名已由人民法院判处死刑;惯犯王云成、高小妹等已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余罪犯也已分别情节轻重,依法作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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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有六千多名初中、高小毕业生参加生产
今年六月以来,上海市有六千六百多名初中、高小毕业生陆续走上生产岗位。他们大多分布在上海冶金、机械、船舶、化工、建筑、纺织等近百个工厂企业部门和十多个机关、学校,还有一部分出发前往新疆、青海等地参加经济建设。
这些青年学生都是各单位根据生产发展需要和学生参加劳动生产的可能条件分别吸收的。如公私合营大隆机器厂第二厂最近曾输送一批技术工人参加国家重点建设,今后还将继续为国家培养技术人才,因此在九月间,已吸收了五十五名初中毕业生,其中一半以上准备训练为四级技术工人。此外,厂里还同时为国家代训艺徒四十名。上海市人民政府建筑工程局由于基本建设任务越来越多,原有技术队伍必需大加扩充,也在九月初吸收了一批青年学生参加工作。其中有初中毕业生三十六名分配到设计部门学习绘图、钻探、统计、打字等技能。八十名正在轮训班学习,在经过一定时间实际工作后,将培养成为水电安装工人。将近一百名青年学生在到达公私合营茂昌冷藏公司、益丰搪瓷厂等单位以后,没有多久就被分配到车间、科室去,那里正需要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青年来学习技术或担负文书、档案、统计、记录等工作。(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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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上演“万尼亚舅舅”
为了纪念世界文化名人、俄罗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安东·帕夫洛维奇·契诃夫,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从十一月十八日起,在首都上演契诃夫的四幕名剧“万尼亚舅舅”。这个剧由孙维世担任导演,陈永倞设计,演员有王斑、郭平、冀淑平、于蓝、路曦、熊伟、金山、石羽、吴雪、江水、蓝樱、白丁乙等人。在排演的过程中,苏联戏剧专家普·乌·列士里曾给以多方面指导,使这次演出在导演艺术、表演艺术、舞台美术各方面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化妆方面,苏联国立莫斯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聂米罗维奇—丹钦柯音乐剧院的化妆专家格里沙和柯拉也曾给以热情的指导和帮助,他们在百忙中还为几个主要演员制做了头套、胡须,使得这次演出在人物的造型上也有了大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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