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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抚顺人民法院分别判决盗窃凶杀案件
北京市人民法院和抚顺市人民法院在最近分别判决了两件盗窃、凶杀案件，杀人犯刘森和吴文凯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北京市处决的杀人犯刘森，过去参加过国民党反动军队，一九五三年一月，混入华北农业机械总厂（现在的北京农业机械厂）作锻工，经常装病破坏劳动纪律，并乘工人们上班或假日外出时在宿舍内进行偷窃。
今年六月九日上午七点多钟，北京农业机械厂工人、青年团员陈玉清学习完毕回到宿舍时，看见刘森正在宿舍内偷窃工人的布匹，陈玉清当场抓住他，拉他到工厂保卫部门去认罪。这个盗窃犯不但拒不认罪，反而动手攻打陈玉清。在搏斗中，陈玉清被刘犯用铁壶砸伤头部，昏迷倒地。以后刘犯又继续用铁壶猛砸陈玉清的后脑，铁壶的提手被砸掉了，他又用木凳猛砸，两个凳子都砸坏了，陈玉清当即身死。
刘森杀人以后，又进行了许多消灭罪证的活动，但是本市人民公安机关在北京农业机械厂职工群众的积极协助下，迅速破获了这件凶杀案，起出刘犯杀人时的凶器和染满血迹的裤子，以及他历次偷窃的自行车、衣服、手表、钢笔、人民币、饭票等数十件赃物，一并送交北京市人民法院判处。在确凿的证据面前，盗窃杀人犯刘森不得不供认了他的全部罪行。
六月十六日，北京农业机械厂全体职工举行了大会，隆重追悼坚决维护革命秩序和人民利益的青年团员陈玉清，青年团北京农业机械厂总支委员会并在会上宣布了表扬陈玉清的决定。北京农业机械厂厂长和该厂党、团、工会组织的负责人及死者家属都在会上讲了话，他们号召全体职工提高革命警惕性，肃清隐藏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破坏分子，向犯罪行为和一切危害生产、破坏革命秩序的罪行进行坚决的斗争。他们一致要求人民法院严惩杀人犯刘森。
北京市人民法院于八月三十一日判处盗窃杀人犯刘森死刑，并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已在十月六日执行枪决。
抚顺市处决的杀人凶犯吴文凯是一个无业游民，今年三月由河北省到抚顺市，寄居在他的姨母家里。他姨母家的房子正在抚顺市矿务局木材厂职工消费合作社的对门。他发现这个合作社的防特、防盗工作很松懈，当天的售货款要第二天才上缴，便蓄意行抢。五月二十日深夜，正当这个合作社副食部的两个女营业员赵彩凤和周玉芝值夜睡熟的时候，吴犯把副食部东边的房角挖开，钻入屋内，从抽屉里偷得现款八百三十万元。盗窃之后，他看见吊铺上睡着两个女营业员，就企图强奸。赵、周两人惊醒后大声喊叫，抵抗，吴犯就用尖刀把她们杀死了。
这个盗窃、凶杀案件发生后，经过抚顺市公安局和人民法院等机关详细检验现场并进行侦查，当天就捕获了杀人犯吴文凯。抚顺市人民法院召开公审大会，依法将吴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同时抚顺市有关部门对两个被害的女营业员的家属进行了慰问和抚恤。
这个合作社的副食部设在一个副食品零售市场的中心，房子很不坚固，卖肉处的墙脚上抹的水泥掉了一块，底下的板子能够撬开，窗子没有涂颜色，也没有窗帘遮蔽，在街对面就能看清合作社清点货款和货款放置的地方。而合作社的门又只有上插闩，没有下插闩，门上的玻璃破了一块，只要踏着一个较高的东西就能用手拨开门闩，进入屋内。合作社的负责人平日很少对职工进行保卫公共财产的教育，也没有及时督促修补房屋，建立和健全防特、防盗和防火等制度，失盗当天的售货款就放在一个不坚固的抽屉里面。抚顺市有关机关在检查这个盗窃、凶杀案件时，认为这个合作社的负责人思想麻痹，应负一定的责任，因此已由抚顺市合作社联合社给予记过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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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国营企业和合作社应该加强防盗工作
最近一年多来，有些地方盗窃案件较前增加。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重庆、沈阳、鞍山、本溪等十三个城市今年上半年发生的盗窃案件占各种刑事案件的百分之八十三，公私财物的损失达一百五十四亿多元，占刑事犯罪所造成的损失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在盗窃案件中，国营企业部门、合作社、学校和机关失盗的案件占了很大的比例，而且案件发生的次数和财物的损失都是不断地增加。这种情况是十分值得注意的。
在从事盗窃活动的犯罪分子中，有一些是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更多的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惯盗、惯窃、地痞、流氓以及尚未得到改造的伪军政人员，也有少数是受上述分子的影响、诱骗而腐化堕落的职工、青年学生和蜕化变质的工作人员。这些反革命分子、反动分子和惯盗、惯窃等坏分子中，有的已经乘机混进了我们的国营企业部门、合作社和机关，穿上职员和工人制服，腐蚀利诱我们的落后的工作人员和落后的职工，特别是勾结拉拢社会上的流氓分子，里应外合地大肆盗窃公共财产。特别严重的是有些盗窃分子在他们的犯罪行为被发觉以后，竟至凶恶地杀害人命。最近北京和抚顺所处决的两个盗窃杀人犯，就是两个突出的例子。这些事实说明，如果我们放松了对于盗窃活动应有的警惕，不仅会造成公共财产的重大损失，有时还会危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但是在国营企业部门、合作社和机关中，有不少工作人员是很麻痹大意的，他们缺乏爱护和保卫公共财产的观念，认为“敞着门睡觉也没有关系”。因此有不少企业部门、合作社和机关在招收人员时不注意审查，平日很少在所属人员中进行防奸反特和防盗的教育，有的甚至连必要的值班制度、物品的领取和保管制度也没有，锁门的用具也不齐全。这就使得盗窃分子有隙可乘，可以随意窃取公共财物。像抚顺市矿务局木材厂职工消费合作社工作人员那样麻痹大意的事情，在国营企业部门和合作社中决不是个别的。
要在今后有效地防止盗窃活动，除各地公安、司法机关仍须继续加强对盗窃破坏分子的打击惩办，纠正某些地区过去打击不力惩办不力的偏向外，还必须对国营企业部门、合作社和机关工作人员进行深入教育，树立爱护和保卫公共财产的观念，使他们认识，各种国营企业和合作社必须在集中精力改善生产和经营管理工作，以扩大社会主义经济力量的同时，采取有效措施来保护公共财产的安全。如果我们每天只注意生产，不注意保卫生产，不注意防特、防盗，结果把大批国家财产和合作社财产被人偷走了，被人破坏了，试问大家辛辛苦苦劳动生产的成果还有什么保障呢？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又怎么能够顺利完成呢？这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善于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生产建设，而且还要经常教育和动员群众保卫我们的劳动成果。因此一切国营企业部门、合作社和学校、机关都应该把爱护和保卫公共财产当作重要的工作，迅速建立和健全防特、防盗和防火等工作制度，特别是要首先建立和健全人事保卫工作制度和物品的领取和保管工作制度。如果在今后发生了盗窃事件，一方面要积极追查和捉拿犯罪分子，务须依法严惩，同时也要认真地查清责任，给予那些对国家财产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者以必要的纪律制裁。过去有不少企业部门和合作社在发生失盗事件以后，既不积极追查，也不严肃处理，这一方面使那些责任心不强的工作人员觉得“偷了公家的东西，反正同自己没有关系”，因而不注意加强防盗工作；另一方面，使那些盗窃分子觉得公家的东西好偷，偷了以后也没有人追查，因而助长了盗窃分子的气焰。这是一种对待公共财产的极其恶劣的官僚主义态度，必须坚决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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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十七个中医联合诊所
同七十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订立医疗合同
北京市十七个中医联合诊所同黄土岗乡、白盆窑乡、“五一”、“星火”等七十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订立了医疗合同。同农业生产合作社签订合同的中医联合诊所，大都减低了门诊和出诊费用。有些联合诊所并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内开展预防保健工作和急救医疗。
联合诊所为了使社员看病不耽误生产，东八间房联合诊所已在“五一”农业生产合作社附近设立了分诊所；岳各庄联合诊所也组成了两个巡回医疗组到各农业生产合作社附近去给社员看病；西红门、六里屯联合诊所还规定社员随到随看，不受门诊时间的限制。（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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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郑州发现商代文化遗址和许多古代文物
在郑州市广大的基本建设工地上，先后发现许多遗址墓葬，其中以商代文化遗址分布最广（东西长二十华里，南北宽七华里）。遗址中所埋藏的古代文物非常丰富，是研究我国古代社会的最宝贵的历史资料。
郑州南关外的工地上，曾发掘出一座商代的炼铜遗址。在这里面，有炼铜用的“大口器”、铸铜箭头及铜矛用的模子等。在河南省人民政府的工地附近，还发现商代制造骨器的地方。出土的有骨器原料、半成品、成品及磨制骨器用的砺石等物。制造骨器的原料，有猪骨、鹿骨、人骨。骨器制成品有骨箭头、骨簪等。这些极有价值的发现，对于我国商代社会生产状况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郑州的商代遗址中，还遗存着大量的陶片。这些陶片，有陶鬲、鼎、尊等。一些出土的卜骨和一片刻有文字的骨片，都是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在郑州人民公园里，还挖出完整的商代墓葬群。此外还有建筑遗址，窑的遗址。
郑州的商代文化遗址的上层出土的文物，和安阳小屯“殷墟”出土的文物相似；但是中层和下层出土的文物和“殷墟”出土的文物并不完全相同。这个重要的区别，证明郑州商代文化遗址可能比安阳小屯“殷墟”要早。这种情况，有待考古专家们进一步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郑州市还曾发现“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而两个文化层都是在郑州商代文化遗址的下面发现的。
各级人民政府文化机构和学术界很重视郑州商代文化遗址的发现。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南京博物院都派出负责干部和考古专家去郑州实地研究这一重大发现，并同河南省、郑州市文化部门负责人共同研究加强郑州清理文物的工作。文化部还决定调华东文物工作队去支援郑州文物发掘工作。
（本报河南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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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白求恩同志逝世十五周年
叶青山
今年的十一月十二日，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人民的优秀儿子、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白求恩同志逝世十五周年纪念日。十六年前，正当中国人民进行着艰苦的抗日战争的时候，这位刚从西班牙反法西斯战线上回到自己祖国——加拿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深切地感觉到为正义而战的中国人民迫切地需要医生，他认为中国是他应当去而且能发挥作用的地方。他在一九三八年一月接受了加拿大劳工进步党和美国共产党的委托，率领着一个加拿大和美国联合医疗队，远渡重洋，来到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心——延安，参加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由于他的高贵品质、优良的工作作风和卓越的医疗技能，他给解放区的医疗卫生工作作了很大的贡献。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战斗环境里，他为我们建立了正规医院，筹建了卫生学校，并帮助我们整顿了医疗组织。但不幸他为救治伤员感染了病毒，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以身殉职。
白求恩同志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毛主席说：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
白求恩同志在中国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他作了许多工作，给了我们以深刻的教育。在全国人民满怀着胜利信心建设社会主义的今天，回忆起曾和我们战斗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的国际主义者白求恩同志的事迹，我们感到极大的鼓舞。
白求恩同志是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到达延安的。不久，便随军渡过黄河，通过正太路封锁线，到达远在敌后的晋察冀边区。就在到达边区的第二天，他便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不怕劳累，很少休息，遇到伤病员多的时候，他更是夜以继日地工作。在著名的河间齐会战斗中，他连续工作了三天三夜，直到工作完毕，方才休息。有时他还废寝忘食地在火线上抢救伤病员。他从不让伤病员来找自己，而是自己去找伤病员。他说：“医生坐在家里等病人来叩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革命的医生应该跑到病人那里去，而且愈早愈好。”他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尽早地使伤病员得到手术处理，那怕是一分一秒钟也不轻易放过。他认为，延误治疗，这是罪恶。他常常告诉人们说：“凡是头、腹、胸伤的伤员，不需要登记，立刻抬到手术台来。”“凡是重伤员来了，就是我睡了也要叫醒我。”只要伤病员需要他，他立刻改变自己的生活常规，他处处为伤病员着想。
解放区的物质条件很坏。在晋察冀边区战地医院里，除了白求恩同志带来的一些简单的医疗器械外，许多野战外科和病员疗养的必需器材都是异常缺乏的。白求恩同志并没有因此而放松工作，他凭着他的劳动热情和艰苦的工作来克服一切困难；他除了细心、准确地为伤病员施行手术和诊断处方外，一有空闲，便指导木工、铁匠、锡匠做一些看来粗糙、繁琐，但对伤病员的治疗和疗养有着密切关系的工作。他教导木工做骨折牵引架，装修病床和制作一些辅助医疗和疗养用的木器；他还指导铁匠、锡匠作妥马氏夹板，洋铁水桶、医用探针、镊子、钳子。他说：“一个战地外科医生，同时要是木匠、缝纫匠、铁匠和理发匠，有这四匠，才是个好的外科医生。”在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医疗队随时要跟着部队转移，随时要进行医疗救护工作。但是在战斗频繁的崎岖山路上，不能使用车辆，医疗器材和药品的运输十分困难，白求恩同志便根据新的情况创造了“芦沟桥”驮运法，把医疗应用的药品、器械、敷料有秩序地放在驮架上，一到目的地即可开始工作。在战斗中，在距离火线二、三公里的情况下，他仍能对伤员进行早期手术的处理，那无疑地是克服了许多困难的。
白求恩同志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胸腔外科专家，但他并没有以自己卓越的技能而自傲，他从没有把科学知识当作私产，他将自己所有的技能和知识献给了人民。白求恩同志到边区不久，在实际工作中，很快地便了解到我们的医疗水平不高，医务人员不够，他一方面积极提出创办卫生学校和举办训练班的意见，同时，还挤时间把他广博的学识和经验传授给每一个医务人员。在那样艰苦而繁忙的工作情况下，他每隔一天总要抽出一两个小时给医务人员讲课。没有课本，他便牺牲睡眠在油灯下编写教材，然后在黑板上不惮其烦地一边写，一边画，一边讲。他常常告诉同志们说：“我们一定要学好技术，因为在医药和外科上的好技术，可以更快医好伤员。”
白求恩同志对每一个伤病员都是关怀备至的。他每天要看很多的病员，但对每个病员都是先作了详细了解、诊断和检查，然后再决定治疗的办法，交给可靠的医生和护士去作，并且他要一日数次地去检查。他对病情不清楚的伤员，决不轻易施手术；凡是有一点希望可以恢复机能的，他决不轻易地破坏他的机能。他爱护伤员，不仅表现在争取不使一个伤员死亡，争取不让一个伤员残废，给他们以有效的治疗，而且表现在对伤病员的日常生活的关怀上。当他发现天气凉了而伤员还没有盖上棉被子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被子给重伤员盖。他还把自己的津贴捐给医院，贴补休养员的营养费，把医院给他的水果和纸烟转送给休养员。他说：“要爱护休养员，休养员要穿好的，吃好的。”
白求恩同志在中国虽然仅仅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他那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优良的工作作风，共产主义的高贵品质都给我以深刻的印象。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我们很好地学习白求恩同志，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把自己锻炼成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在纪念白求恩同志逝世十五周年的今天，回忆白求恩同志的英雄事迹，重温毛主席的教言，我们医务工作者应当更好地学习白求恩同志，更好地为人民的健康而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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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引黄灌溉区建立土壤化验室
河南省引黄灌溉区新建立了一个土壤化验室。这个土壤化验室设备齐全，可以同时作五十个土样分析。过去，引黄灌溉区进行土壤化验时，需要由当地取出土样送到北京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去；现在有了这套设备，土壤就可以在当地化验，及时指导灌溉和农业生产。化验室的建立，对保证灌溉区五十七万多亩农田土壤，改造灌溉区内的十余万亩盐碱土地，都有一定作用。（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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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成立少先宫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少先宫”在八日成立。
“少先宫”设有展览室和游艺室。展览室的“英雄角”陈列有少年先锋队员们画的苏联英雄马特洛索夫的像和阅读“普通一兵”一书的读后感。展览室展出了少年先锋队员们优秀的学习作业成绩。有一棵四季常青的小松树，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全体青年团员赠送的，他（她）们希望少年先锋队员们像松树那样耐寒而常青，不怕困难，努力学习。此外，还陈列有学校教师工会赠送的一套木工工具和初中三年级少年先锋队员种的玉蜀黍、葵花籽的标本。展览室中引人注目的是少年先锋队员们集体制作的一幅台湾地形图和一艘“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两架银灰色喷气式飞机。展览室的展览品将不定期地更换，队员们将不断地以各种优秀作品建设“少先宫”。
游艺室是队员们文娱活动的场所，里面有各种文娱活动用品。“少先宫”的红领巾合唱团和鼓号队已经组织起来了，航空模型小组、气象小组等也将成立。以后还将组织电影晚会、郊外旅行、小足球赛等活动。（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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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红楼梦是“怨而不怒”的吗？
——评俞平伯的“红楼梦底风格”
白盾
编者按：本文作者寄来稿件时，曾附来一封信，说明这篇文章在两年前曾寄给“文艺报”，但被“文艺报”退了回去。原信摘录如下：
读了你报“质问‘文艺报’编者”，使我想起一件旧事。那就是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间，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出版后不久的时候，我曾写了一篇文章，针对俞著的观点和思想情绪，提出了批评，寄给“文艺报”。过了一个时候，稿子退回来了，并附了一封信（这封信已遗失），我记得他们说了大致是这样的话：“红楼梦研究”基本上是优点多于缺点；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研究很有贡献；文中所指出来的缺点，在目前一般读者的思想水平已有提高的情况下，人们“自会分清”，所以用不着批评，“希望继续研究”，等等。
读了李希凡等同志的文章后，我才认识到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和资产阶级的文学观的斗争的问题，一个原则性的问题。读了“质问‘文艺报’编者”后，我更怀疑上述“文艺报”的意见。现在我把自己写的那篇文章找出来，再读了一遍。虽然感到自己写得不深刻，但基本上仍是提出了俞平伯的态度和思想同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问题。这问题，在当时如果能及时提出来，引起大家的重视和研究，就可以更早地清算这种思想，更早地使读者免受其害。我认为文艺界中是存在着相互包庇、害怕批评的现象的。“文艺报”以及别的编辑部常常既不能及时发现问题，对读者的意见又不愿接受。这种现象，严重地阻碍了文学事业的发展，一些年青的读者即使有意见，也在似是而非的“教训”下沉默下去。
“红楼梦底风格”是俞平伯先生著“红楼梦研究”中的一章。作者在这一章里，说“这篇全是从文学的眼光来读红楼梦”的，因而这一篇就更集中地代表作者的“文学的眼光”和文学思想了。
俞先生的“文学的眼光”是什么样子的“眼光”呢？据他说：“原来批评文学底眼光是很容易有偏好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因而，他在这里“想竭力避免那些可能排去的偏见私好，至于排不干净的主观色彩，只好请读者原谅了。”为什么“批评文学的眼光”“了无标准”呢？为什么“要排去偏见和私好”而又“排除不干净”呢？这里，作者轻率地将一切批评抹上了不可知的色彩；好像是非黑白，原无标准，都是以其所是，非其所非似的。用这种非科学的观点来看文学名著，自然也就虽欲“排去偏见和私好”而终于“排除不干净”了。
实际上，“作家是阶级的眼睛，耳朵和声音，作家也有不认识这一点，从心里否定它的。但是他永远不可避免地是阶级的机关，是阶级的感觉器官。”〔一〕俞平伯先生正是这样：他从心里否定自己的“阶级的感觉”——竭力“排去偏见和私好”；但却不可避免地仍是“阶级的感觉器官”——无法“排除干净”。其实，岂只是“排不干净”而已——从“红楼梦底风格”中表现出来的作者的偏见和私好，不折不扣地是封建士大夫阶级的偏见和私好；封建文人的偏见和私好。比如说：作者自己声明读红楼梦的眼光是从嗜好出发，没有什么目的的。因而，他发出的一连串的什么“作者底最大手段是写生”“逼近真情”“一洗前人底窠臼”“敢于得罪读者”……之类的评语；都是从形式上，从趣味的角度上来着眼的。他机械地把内容和形式割裂开来，不追问红楼梦的作者“写”了什么样的“生”，逼近了什么样的“真情”？为什么他能够“一洗前人底窠臼”？为什么他敢“得罪”读者？“得罪”了什么样的读者？——什么样的内容构成了这样的风格？虽然作者在惋惜曹雪芹“潦倒半生”时，几乎触到了问题的核心：“红楼梦可以说是一部问题小说……”但是，又把它轻轻放过，笔锋一转，马上得出和“问题小说”极不相容的“是一部忏悔情孽的书”“大概说来，是‘怨而不怒’”的结论来。
接着，作者就在“怨而不怒”上大做文章。什么“水浒是一部怒书”“愤激之情，已溢于词表”，而“儒林外史的作者虽愤激之情稍减于耐庵，但牢骚则或过之。看他描写儒林人物，大半皆深刻不为留余地。”因而，以此看来：“怨而不怒的书，以前的小说界上仅有一部红楼梦。怎样的名贵啊！”因此，作者下了这样的断语：“含怒气的文字容易一览而尽，积哀思的可以渐渐引人入胜；所以风格上后者要比前者要高一点。”“嫚骂刻毒的文字，风格定是卑下的”，“怨而不怒的风格”也就自然
“可贵”了。
这里，我们姑不论“水浒”是否“过火”，为什么“过火”，哪些人看来“过火”；“儒林外史”是否“牢骚过之”。即就颂扬“怨而不怒”一点来说：就足够说明作者“文学的眼光”的“偏见和私好”就是要“含蓄”，要“缠绵悱恻”，要“留余地”，要“乐而不淫，怨而不怒”。……反之，对于“愤激之情，已溢于词表”“过火”“牢骚过之”……之类“金刚怒目”式的风格，则表示“深恶而痛绝之”。这些，说穿了：它和批判过的朱光潜的
“静穆”美的康德式的论调，没有什么两样。这是老调，没有什么新颖之处。
自“温柔敦厚”被奉为评论文学的圭臬后，怨而不怒、隐隐约约、躲躲闪闪的东西，就被目为“诗之极致，美之至境”。自然，高踞在庙堂之上的“圣天子”及其帮凶、帮闲、帮忙们，为了一世二世乃至万世地占有“宝座”或安安稳稳地舔吮屠刀边口的血污，是一定害怕那些敢于“犯上作乱”的“暴民”们敢于“怒”的，他们尤其害怕的是那些煽惑人心的“怒书”。一“怒”，人心一被“煽惑”，就可能拔刀而起了。
但是，高踞“宝座”为了自己穷奢极欲地享乐及豢养“为王前驱”的“奴才们”，又不免要向“下民”“取之尽锱铢”，“下民”也就不可能不哀；既哀了，怎能不怒？既怒了，发之于声，形之于色，表现为文学作品——也就是水浒等的“怒书”。怎么办呢？好！自称为只是作考证工作的批评家的板斧砍下来了：“嫚骂刻毒，风格卑下”，虽然“水浒骂则有之，却没有落到嫚字”，但是“我们看水浒，在有许多地方觉得有些过火似的”。闻一多先生说得好：“我在‘温柔敦厚，诗之教也’这句古训里嗅到了数千年的血腥。”〔二〕
实际上，“凡论文艺，虚悬了一个‘极境’，是要陷入‘绝境’的……屈原、阮籍、李白、杜甫等辈……‘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三〕“水浒”，自然是“锋芒毕露”“愤激之情，已溢于词表”，“儒林外史”又“深刻不为留余地”。至于近出的“白毛女”，“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之类，则不但“金刚怒目”，而且把“怒”的对象从宝座上掀下来，踩在地下用力践踏。俞先生“虚悬”了一个“极境”，确要自陷于“绝境”了。幸而，找出了一部红楼梦——据说
“怨而不怒”；“是怎样的名贵啊！”
然而，“红楼梦的风格”真是“怨而不怒”吗？
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生于“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之地，富贵温柔之乡”（一回），却不肯安分守己，好好做做“八股试帖”，以求“青云直上”；偏偏看出大家庭“外面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二回）的内在矛盾，终于“赤条条地”一
“走”，做了“和尚”。别人要“阐扬名教”“替圣人立言”，讲“理学”；他却目为“混帐话”，自称“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三回）别人主张“夫为妻纲”“无才是德”“授受不亲”；他却对几个“无班姑蔡女之能”的“异样女子”倾倒，并向“向来不说这些混帐话”的林黛玉表示：“活着，偺们一处活着；不活着，偺们一处化灰”。别人主张“无改父道”“发肤不敢毁伤”；他却一再违反“严训”，遭受“鞭笞”后还是处处要拿出自己的“见解”来，自许“古今不肖无双”（三回）……这种叛逆精神，在当时来说，又岂仅“怒”而已，几乎可以说是个“蔑圣教，毁伦常，非孝道”的充满反封建色彩的闯将了。
曹雪芹对当时社会表现的“怒”是不会为“时间的尘雾”所湮没的，他泼辣地犀利地写出“世所不容”的思想和情绪；写出明确、强烈的爱和憎。它绝不类于那些闪闪烁烁、躲躲藏藏的“温柔敦厚”之类的东西。红楼梦刺痛了当时许多人。连俞平伯先生也不能否定他“敢于得罪读者”；不“怒”，怎么会“得罪读者”呢？如果它真是那么“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话，决不会被斥为“邪书”，禁止人阅读；作者也决不会被诅咒为“死后入拔舌地狱”的。这道理还不明显吗？
俞平伯先生对自己心目中所“虚悬”的“极境”——“怨而不怒的风格”感慨系之地赞叹道：“怎样的名贵啊！”这种把红楼梦这样伟大的名著，弄得“烟火味全消”，成为“徒供玩赏古董”的作法，说明俞平伯先生底灵魂深处还蕴藏着一个欣赏温柔敦厚的中国士大夫和崇拜康德式西洋美学的知识分子的“王国”。有了这样的“王国”，就不可能不使一部分读者被它麻醉。笔者就听到过有些读者读它后，对红楼梦是“怨而不怒”的风格的论调，非常欣赏，认为是创见；还有些读者如有所据地以“温柔敦厚”的“诗教”向年青的一代说教了。——这责任，应该由谁来负呢？
今天，是爱憎分明、“打落水狗”的时代，是提倡将“温柔敦厚”的“诗教”的老根——封建制度连根拔掉的时代；是吹奏起千军万马进行曲的时代。……什么“缠绵悱恻”，什么“怨而不怒”，什么“温柔敦厚”。——去它的吧！我们不要听它！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巢湖
〔一〕高尔基：“关于现实主义”
〔二〕闻一多：“三盘鼓序”（“闻一多全集”第三册）
〔三〕鲁迅：“题未定草”（六至九）（“且介亭杂文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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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卫祖国边境的人们
——介绍苏联彩色惊险故事片“山中防哨”
宋琦
编剧：沃利宾艾尔德曼总导演：尤金苏联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出品
译制：王澍导演：欧阳儒秋东北电影制片厂配音复制
苏联彩色惊险故事片“山中防哨”，是表现苏联边防军保卫苏维埃祖国边境的紧张、复杂的战斗生活的影片。影片一方面描写了苏联边境防哨战士在保卫边境时所表现的英勇、机敏、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一方面揭露了帝国主义派遣特务间谍潜入苏联国境进行破坏活动的阴谋。影片所描写的斗争是尖锐的，情节的发展是迅速、紧张、曲折、引人入胜的。在我们的面前，展开了一幅幅惊心动魄的画面：中士库烈绍夫和兵士马尔琴科深夜在一条狭窄的山路上巡逻，遇到地震，被滚下来的山石堵在山洞里，他们放出去求援的通讯鸽被老鹰吃掉，他们放回去送信的马路遇老虎，跑到了河对岸，被边境外的依资麦尔匪徒捉去；边境防哨指挥官鲁宁中尉带着边防战士到山里去寻找库烈绍夫和马尔琴科时，因木桥被山石压断，不得不纵马跳过河水急流的断桥；被特务分子斯兼里煽动起来的依资麦尔匪徒疯狂地驱马渡河侵犯苏联国境时，三个苏联边境防哨战士英勇、沉着、准确地迎击多于自己数十倍的敌人的激烈战斗；库烈绍夫冲出敌人包围去集体农庄送信，被敌人紧急追赶时的危险情况；威拉在从学校回家的山路上遇到潜入国境的特务马劳时所进行的机智、英勇的斗争；中士库烈绍夫发现威拉撒在山路上的笔记本，攀着拴在马身上的绳子下悬崖去救威拉时，特务马劳企图用小刀割掉绳子的紧急时刻；库烈绍夫按着特务留在纸上的脚印，跟踪追寻，发现古坟中被惊动的鸟，机警、勇敢地逮捕了特务，把特务解往防哨指挥所时被另一潜入国境的特务打伤。所有这些场面，使人屏住了呼吸。观众紧张激动的感情随着影片情节的迅速发展一层层深入。我们为英雄的危急而提心吊胆，为英雄的胜利而欢欣鼓舞。
通过这些激烈斗争的场面，不仅表现了敌人的凶残和狡猾，更出色地表现了边境防哨战士们的崇高的精神品质。
边境防哨指挥所军官鲁宁中尉，是一个有经验的青年军官，他刚到哨所，上尉普罗赫罗夫即因病离开哨所去休养。整个哨所的责任，鲁宁中尉勇敢地担负了。但是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多么复杂的环境：四周是峰峦绵延的山区，这里地理条件非常复杂，有气候温和的亚热带，有常年冰雪不化的山区，还有那经常山崩地裂的地震区，有大风沙，有在山中、河岸芦苇中经常出没的野兽；国境线的河对岸有依资麦尔匪徒的活动和骚扰，还有帝国主义派遣的间谍、特务分子伪装成“古物考察团”，时刻企图偷越国境。他面临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沉着、熟练、果敢地担负了这一艰巨任务。他巡视了整个哨所，并严格地要求战士们提高警惕。当他听到勤务组战士舒莫夫和拉古金巡逻回来向他报告在一个新的地方发现了野猪的蹄子印时，他根据对情况的精密分析，决定加强了那儿附近“蛇形小道”的勤务。他和上尉普罗赫罗夫的母亲在房中谈话，地震把房中的东西震落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全，而是关心着正在山中巡视的两个战士。他带领战士骑马到山中寻找失落的两个战士，路遇断桥时，他毫不畏惧地带头纵马跳过断桥。他同侵犯国境的匪徒进行着激烈的战斗时，他仍怕敌人乘机从蛇形小道偷越国境，而决定派人送信要集体农庄主席带人防守。影片通过这些行动的描写，使我们看见了一个刚毅、坚决、具有高度警惕性的青年指挥官形象。
中士库烈绍夫也得到了生动的描写。库烈绍夫具有苏联军人勇敢、灵活、乐观、忠于军人职责、忠于祖国、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优美品质。影片关于库烈绍夫有许多镜头的描写是生动的。例如影片描写他训练马的镜头；他把节省下来的沙糖喂不是属于他的马的镜头；他在执行给集体农庄主席送信的任务，路上被数骑匪徒追击的危险镜头；他按着特务留在纸上的脚印，跟踪追寻，根据古坟中飞出被惊起的鸟的线索发现隐藏的特务的镜头；以及他受伤在医院里，马尔琴科去看他时，两个人决定继续请求服第二次兵役，永不离开边境的镜头，都鲜明地体现了他的性格特征。
影片描写上尉普罗赫罗夫的母亲的镜头并不多，但是她在对待他的儿子普罗赫罗夫、对待新调来的鲁宁中尉和他的妻子威拉的态度上，表现出了一个意志坚决，稍有些严峻，但同时又是心地善良的妇女。
影片也生动地描写了中尉鲁宁的妻子威拉。威拉带着骄生惯养的习惯从莫斯科来到这样一个偏远的山区时，是不习惯的，但是她在上尉普罗赫罗夫的母亲的帮助教育下，经过实际生活的考验，逐渐坚强起来，并站到了自己的岗位上。当她在山路上遇到了偷越国境的敌人时，所表现的勇于自我牺牲保卫祖国边境时的勇敢行为，描绘出了一个纯洁、英勇、具有高度爱国主义精神的青年妇女的形象。
看过影片后，我们深深体会到，正是由于苏联人民的这些高尚品质和对祖国无比的热爱，才形成了坚固不可破的力量。不能不令人信服地相信：无论敌人多么阴险、狡猾，一切阴谋破坏活动，在英勇的苏联人民面前都注定要失败，苏联国境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同时，也令人坚信：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阻挡勇敢的苏联人民向着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山中防哨”的上演，对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我国人民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它告诉我们：只要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存在一天，我们就不能丝毫放松警惕。目前在我国内外，帝国主义和在美帝国主义庇护下的蒋介石卖国集团，为了破坏中国的革命事业，正加紧派遣特务、间谍分子，无时无刻不在伺隙潜入我国进行破坏活动。因此，我们必须学习苏联边防军人的爱国主义精神，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附图片）
边防军中士库烈绍夫和他的战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