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党的生活
中共斗面乡支部学会了办农业生产合作社
曾毓秋
中共斗面乡支部是福建省福安县十二区最好的支部之一。这里的工作基础较好，去冬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时，曾对群众进行了总任务教育，群众参加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很高，组织起来的农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九十。经过春夏以来的宣传教育，全乡三十八个互助组，就有三十四个要求办农业生产合作社。
秋前，区委改变了派工作组办社的办法，开始让支部独立负责去办社。现在支部已经办成了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有四个社正在进行评产工作，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有二百六十四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六十。就现在的情况看，建社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偏差较少，领导骨干中保持了贫雇农的优势。
中共斗面乡支部是怎样办社的呢？
先把党员的思想弄通
这个支部的党员过去对党在农村中的基本任务的了解是不够明确的。大家只知道把农民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却看不清互助合作的发展前途。今年春天，支部书记郭德慈去党校学习后，才明白了要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党员就要领导群众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也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大家才能富裕，才能支援国家建设。郭德慈回来后，联系本乡实际情况，教育党员走合作化的道路，又通过具体事实，说明如果对农民的自发倾向不加以限制，就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经过讨论，党组织明确认识了必须把工作中心转移到互助合作方面来。党员们检查了对互助合作运动的领导情况。支部书记郭德慈检讨了过去由于对互助合作认识不明确，以致没有很好地去领导这一工作。党员也都表示一定要领导好互助组，为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创造条件。
支部还经常组织党员进行政治学习。在学习了“克服党内的资本主义倾向”一文后，党员们都联系检查了自己思想。支部书记郭德慈说：“党员是农民的引路人，不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想个人发财是错误的。我在去年统购统销前，就不想卖余粮，现在懂得这是不对的。”支部副书记谢胜康说：“我去年转业回来，想杀猪作买卖，就不肯爽利地把余粮卖给国家。这种思想一定要去掉。”党员林文孝曾以雇看牛小孩为名，雇了一个雇工。支部对林文孝的这种错误思想和行为，进行了严格批判，指出：党员带头雇工是错误的，党员这样做，群众也会这样做。经过批评教育，林文孝就辞退了雇工。全体党员都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
秋前，区委决定让支部办社时，党员的思想又混乱起来。支部副书记谢胜康说：“这是社会主义大事，为什么上级不派人来？”郑成安说：“我们互助组是有基础，可是没工作组来指引，办社怕有困难！”好多人感到责任很大，怕办不好。支部便针对这一思想情况，领导大家讨论。大家回忆党每次交下新任务时，都感到没经验，不会办，可是大家决心好好干，任务也就完成了；因此，都认识到：“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大家又分析了目前办社的有利条件：互助合作基础好，群众热情高，党员和办社骨干都在区委办的互助合作训练班里学习过，有事还可以请示区委。支部书记郭德慈说：“什么都是学来的，都不是生来就会的。只要我们认真学政策，依靠群众，工作就会做好。”大家都同意他的看法。
发挥集体力量
党内思想统一后，确定支部书记郭德慈负责建社的全面工作，并深入到重点组谢阿细互助组去创造经验，指导全盘。负责领导全乡超额增产运动的乡长郑白妹，照顾郑成安组的转社工作；还有六个党员分工到五个准备转社的互助组中去。
支部为了领导好建社工作，注意发挥集体力量，每七天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研究建社中的问题。在整个办社过程中，支部共开了七次支委会，六次党员大会，每次会议都集中解决一个重要问题。在八月十五日的支委会上，大家讨论了建社的方针、政策、步骤，制定了全乡建社计划。八月二十九日的支委会，研究了如何克服联组办社中的“自立门户”的思想。
经常学习党的政策
在办社过程中，支部注意领导大家学习党的政策。支部除了派主要干部和互助组长参加区委办的互助合作训练班，学习办社的方针、政策外；又领导大家学习办社的办法。经过反复的学习讨论，大家对于建社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对“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和“只许办好，不许办坏”的方针有了一定的体会。郭德慈说：“要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的路，一定要积极领导，不能站着不走。好比修房子，光是嘴讲，双手不动，再也修不成。要想办好社也还要农民自觉自愿地走这条路，绝对不能采用强迫命令。”支部又用实例，使大家牢记着党的政策。
支部经常组织大家学习各地办社的先进经验。建社之初，支部组织了全乡党员、干部、互助组长等共三十六人到楼下基点乡学习施霖现建社经验。在转入评产时，又一次讨论了施霖现互助组评产的经验，懂得要先建立评产委员会，选择标准田站队。这样，评产工作就进行得比较顺利。
遇有不懂的问题，支部就及时请示上级。例如谢阿细互助组在讨论公积金的扣除问题时，不知从那里扣除好。支部书记郭德慈便亲自跑到楼下乡去问工作组。
对群众进行深入的说服教育
支部书记郭德慈亲自动手，具体领导谢阿细组办社。他的作法是：先让互助组长谢阿细向组员深入宣传了办社的目的和方法。经过宣传后，发现真正要求办社的有七户，想办社又有顾虑的有六户，思想顾虑还很重的有四户。这时郭德慈就找了两户有代表性的组员个别谈话。一户是贫农郭康现，他是认为入社后可以依靠政府贷款。郭德慈就对他说明，办社是为了走大家富裕的路，要靠大家合作，积极劳动，发展生产。单纯依靠政府贷款是不对的。又向他宣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前途，使他端正了入社的态度。另一户是陈蓝安，他的土地一般，劳力一般，他存在着“随风倒”的思想。郭德慈就跟他具体说明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启发他入社的热情。
支部摸清了组员的思想，就领导大家展开讨论，总结互助组的好处，同时指出了互助组里的问题，使组员认识到在土地统一经营、劳力统一使用之后，就能解决这些问题。支部又运用外地、本地的实例向组员说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并反复地讲解政策，使组员们都自觉自愿地报名入社了。谢阿细互助组建社的每一步工作结束后，支部立即召开党员、团员会议，总结经验，向全乡推广。同时，支部还从重点组抽出骨干、积极分子帮助新建社解决问题。支部就曾派谢阿细到郭细弟组去帮助解决土地多、劳力弱的组员的顾虑。支部注意对重点组的工作进行检查，听取群众对他们的意见，不断改进重点组的工作。
动员大家一起来办社
支部在办社过程中，十分重视团结、运用各方面和积极分子的力量，每次支委会开过，党内作出决议后，紧接着就开扩大干部会议，先向干部、积极分子说明支部意图，让大家提出修正和补充意见，让他们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把支部主张带到群众中去。支部同时还对各方面分别提出不同要求。比如在开始评产时，支部要求办社组的团员要积极协助评产，非办社组的团员则要向群众宣传，搞好生产，迎接办社；要求乡政府干部，搞好自己所在村的互助组，处理好乡里的日常工作；要求妇女干部解决妇女在评产中的思想问题，并积极开展副业生产，支援农业；要求民兵很好地保卫建社工作，警惕坏分子造谣和进行破坏活动。
在准备转社的互助组中，支部注意运用积极分子的力量，在工作中具体交代办法。谢阿细组团员谢瑞堂，过去工作能力差，办法少。支部书记郭德慈给他布置工作时，同他一起研究，具体地教给他做法，提高了他的信心。谢瑞堂在工作中慢慢就有了办法。
由于支部善于组织和运用各方面的力量，所以全乡超额增产运动和合作化运动能够开展得蓬勃有力。
第3版()
专栏：
把炸弹倾倒在敌人头上
本报记者 王金凤
十一月一日清晨，朝日刚从地平线上升起。在某机场，已整整齐齐地穿着飞行装的空勤人员和穿着黑色工作服的地勤人员迎着初升的朝日，为了坚决执行轰炸上下大陈岛的命令，站在“八一”军旗下，向党、向毛主席和祖国人民宣誓：“坚决顽强，机智沉着，战胜一切困难，消灭敌人，……在任何情况下不向困难低头，……。”在这一刻，带头宣誓的空中指挥员张伟良想起了南下渡江时的宣誓，领航员丁继祥想起南征入关时的宣誓，通讯员赵仲恩想起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时的宣誓……。从那时以来，解放军前进了多少路啊！从没有空军到建立空军，从小米、步枪到火箭炮，喷气式。他们也随着解放军的前进而前进。原来是陆军的张伟良和丁继祥来到空军，原来是北京二十五中学学生的赵仲恩也来到航校。他们共同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中半夜三点起床上机场，天黑了才拖着疲乏的身体回来。他们共同顽强地克服了学习的困难，掌握了复杂的航空技术。现在，祖国发出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神圣号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二十七周年纪念大会上，朱总司令说：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必须加强政治、军事训练，熟练手中武器和诸兵种协同作战，加速国防现代化的建设，提高警惕性，经常保持战斗准备，在前线英勇作战，为解放台湾、保卫祖国而奋斗。他们遵循着这个指示，几个月来，他们这个部队不间断地飞行，练习轰炸，把靶场当作战场，不断提高轰炸训练的质量。连续四次五分、五次五分、六次五分……光荣榜上出现着一个个新纪录。而地勤人员又该有多少不眠的夜啊！他们顶着星星起床，顶着月亮工作，一遍又一遍地检查着飞机，排除着故障。那时候，他们总感到全国人民的眼睛都在看着他们，关心地问着他们：“飞机可靠吗？安全吗？完得成任务吧？”而那些参谋人员，政治工作人员啊，他们房里的灯总是最后熄灭的。搬运炮弹的，驾驶汽车的，检验油料的，负责供应和炊事工作的……这些天来，他们的眼睛上也布满了血丝。这各方面的准备工作组成了一个巨大的网，一切为了胜利！胜利就将凝集在这即将来临的时刻中。
起飞的时间到了。当地面指挥员把白旗一挥，领队长机张伟良双脚松开煞车，加大油门，将操纵杆轻轻往后一带，飞机就轻快地离地了。他注视着仪表，熟练的手准确地保持着规定的速度和高度。他信赖着他的僚机和他后面的伙伴。在他后面有在陆军中久经锻炼、立过三次大功的曾任塔山英雄团某连副指导员的宋宗周，有立过一次大功、一次二等功、七次三等功的战斗模范李天休，也有从学校出来、受着部队严格锻炼、在最近一次战斗训练任务中单机长途飞行、战胜恶劣天气、完成了任务的白锦文……他们都紧紧跟随着他，像大雁一样编好队，从机场上空通过。这时，下面机场上的人群不住地招手欢呼，他们仿佛真以为飞机上的人会听到他们的声音。突然，从左后方，另一机群准时地飞来加入编队，他们在轰炸机的左右前后来回逡巡，在天空划着美妙的横线。这时候，在轰炸机里的每个乘员都感觉到一双有力的手就在身旁，他们骄傲地感到我们的空中阵地稳如泰山。
机群平稳地整齐地沿着航线前进。下面是祖国的大地，丰收后的大地，我们勇敢勤劳的人民在日夜建设着的大地。高高的山峦上遍布着一层层的梯田，公路曲曲折折像一条白带似地绕过绿色的山峰，蓝色江水在下面发着闪光，汽轮在江中平稳地奔驰着。在前面又出现了一片灿烂的碧蓝的海，几十条渔船在近海扬帆捕鱼。多么美好的河山，美好的祖国啊！但是就在大海的那边，出现了两个黑点，孤零零地躺在那里。张伟良看了一眼地图，心突然一下收了回来：是上、下大陈哪，离大陆这么近！就是这个岛屿，是浙江海面蒋贼军最大的巢穴。他们从这里派出军舰，拦劫渔民和商船，炮轰沿海村庄，又在这里训练和派出特务，潜入大陆。现在它们仿佛安静地躺在那里睡觉似的，愚蠢的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号，你发现目标没有？”张伟良呼喊着领航员蔡之臣的代号。询问着他。“看见了，看见了”。蔡之臣一面回答，一面做好轰炸前的准备。机群一转弯，来到海面上了。张伟良把机头对准了大陈，又发现在上、下大陈之间的海湾中有一个白点和一个黑点。“是敌人的军舰”。张伟良禁不住心头一阵狂喜，再一次叫着蔡之臣：“前面是不是军舰？”“是的，是的，是军舰”。蔡之臣回答的声音也很兴奋，他从瞄准具里也清清楚楚看到了军舰。这时候，从白色的军舰上冒起了一朵、两朵的白烟，敌人到这时候才发现，打起高射炮来。一团团的白烟和黑烟，在机身前后左右穿过。从十二岁就参军、在部队中身经百战、曾经经历了解放战争整个时期的张伟良，早已领教过国民党部队的炮火，现在他知道这些高射炮火企图构成一片火网，拦阻他的机群前进。“在我只拿着步枪、手榴弹的时候，你的飞机、大炮也没有拦阻了我的前进。现在，我驾上了飞机，你这点高射炮火还想挡住我吗？”张伟良暗暗嘲笑着敌人，和平时一样沉着地保持好飞行姿态。蔡之臣这时已在瞄准具中套好了白色的军舰。“投弹”。他一按电钮，一片炸弹落了下去。紧接着，后面宋宗周也跟着把炸弹扔下去了。另一个机组左乃昌的飞机已经到了大陈上空，向着那岛上密布的核心工事投下弹去。许多军事目标被炸成一片火海，两个高射炮阵地被彻底摧毁了。我们的飞机全部安全地脱离了目标。歼击机紧跟在后面穿来穿去，轰炸机上的乘员都把手按在枪机上，组成对空监视的严密的火力网。但是，没有一架敌机追来。盘踞在上、下大陈岛和台湾的蒋介石卖国集团在这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下，完全没有来得及清醒过来。我们所有的飞机安全返航了。这是祖国人民钢铁的手，对于盘踞在浙江海面蒋贼军的一次沉重的打击。更沉重的打击还在后面哩！
第3版()
专栏：
庆祝十月革命三十七周年
首都青年和在京的苏联青年举行联欢会
首都青年和在京的苏联青年，八日在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文化馆举行友谊联欢晚会，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七周年。参加联欢会的有首都的工人、学生、人民解放军战士、机关干部和在京的苏联留学生及侨民等共四百多人。苏联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的部分青年演员也参加了联欢会。
北京市民主青年联合会主席张大中和苏联青年的代表在联欢会上讲话。
中苏两国青年在联欢会上表演了独唱、合唱、红绸舞等很多文艺节目。苏联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波里索娃的独唱“可爱的小草”和马特维也夫演唱的“俄罗斯”博得了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当马特维也夫兴奋地用中国话唱“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时，全场都跟着他“雄赳赳，气昂昂……”高唱起来。中国青年在联欢会上也朗诵了马雅柯夫斯基的“苏联护照”。
青年们歌舞到深夜，晚会最后在欢乐的“莫斯科—北京”的歌声中结束。 （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政协全国委员会民族事务组
邀请佛教界和伊斯兰教界人士座谈宪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民族事务组，在四、五两日分别邀请佛教界和伊斯兰教界人士举行宪法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李书城、陈其瑗、陈其尤、马坚。佛教界人士喜饶嘉错、赵朴初和西藏来北京的林仓活佛、噶玛巴活佛、纳旺金巴、土登崔成。伊斯兰教界人士达浦生、马震武、马松亭和北京各清真寺的阿訇等共百余人。
座谈会由政协全国委员会民族事务组组长朱早观和副组长甘春雷主持。
座谈中，大家一致认为宪法中关于民族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更加鼓舞了我国各少数民族人民和宗教界人士建设祖国的热情。林仓活佛说：我们祖国现在是团结、统一、富强的国家，我们各少数民族人民过着和平幸福的生活，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有了保障，这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纳旺金巴说：我们要更好地学习和宣传宪法，同时我们要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巩固国防，保卫祖国安全。北京各清真寺的阿訇并畅谈了他们学习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情况。（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北京举行职工业余文艺会演
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人民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处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委员会联合举办的一九五四年度北京市职工业余文艺会演大会，在六日开始，会演将演出七天。参加演出的有北京人民印刷厂、城子煤矿、石景山钢铁厂等八十五个厂矿、企业基层单位。演出节目共有话剧、京剧、歌舞、曲艺、杂技等八十二项。这些节目都是由各个产业工会或区工会会演时挑选出来的优秀节目。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刘导生、北京市总工会副主席刘莱夫和艺术家周巍峙、侯宝林等都出席了会演开幕式。
六日晚上会演的节目有北京第一机床厂的对唱“互助合作”，西单区工会的诗朗诵“台湾啊！我的故乡”，北京市财政金融店员工会的山东快书“史家庄”，石景山钢铁厂横笛独奏“鸟语”等。
由北京市六个专业文艺团体辅导的六个重点厂矿将在这次会演大会上作汇报演出。 （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
黎之
“人民日报”十月二十八日刊登了“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严正地指出了“文艺报”编者对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表示容忍、依从甚至加以颂扬的错误倾向，同时批评了他们忽视新生力量、对青年作者加以阻拦和压抑的贵族老爷式的态度。这个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文艺报”这种错误是偶然的吗？我们只要翻阅一下几年来的“文艺报”，就可以看出“文艺报”的这种错误是有根源的。
“文艺报”创刊已经五年了。几年来，“文艺报”是做了一些工作，得到了一些成绩的，因此，也受到一些读者的欢迎。可是，“文艺报”编者并没有因此而感到责任的重大，需要用谦虚、严肃的态度来努力改进自己的工作，相反地，这一点点成绩却成了“文艺报”编者的包袱，使他们滋长了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这种情绪的最明显的表现，是这个以文艺批评为主要任务的刊物，它本身却简直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在“文艺报”创刊以来的一百二十多期中，只在一九五○年五月十日出版的那一期上发表过一篇编辑部的“检讨”。虽然那篇“检讨”还不深刻，仍然得到了读者的欢迎。可是，“文艺报”的编者却错误地把读者对于自我批评的欢迎，看成是对于编者的赞扬。就在那个“检讨”发表以后，只隔了一期，“文艺报”编者又赶快发表了一批“读者来信”，把这个“检讨”和编者大大的赞扬了一通。从那时起，四年多以来，“文艺报”就再没有发表任何自我批评的文章了。
是不是“文艺报”没有什么缺点和错误，因此，没有值得检讨的事情呢？
事实不然。只要翻一翻“文艺报”，就可以看出“文艺报”上有不少的缺点和错误。
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
自从一九五二年春天，苏联文艺界提出反对戏剧创作中极端有害的“无冲突论”以后，“文艺报”就立刻出来批评中国的“无冲突论”。当然，这是应该批评的。可是，当“文艺报”编者以正确理论捍卫者的姿态，出来批评别人的“无冲突论”的时候，却偏偏忘记了正是“文艺报”自己，是这个错误理论的提倡者和鼓吹者。在一九五一年第五卷三期
“文艺报”上发表的“评‘葡萄熟了的时候’”一文，就是一个宣传“无冲突论”的标本。这篇文章认为“葡萄熟了的时候”所以好，就是因为它“在作品中所反映的主要的思想矛盾，并不是极端落后的思想与极端进步的思想的矛盾，而只是在前进途中思想步调不一致的矛盾。应该说，这种矛盾的反映，是恰当地反映出新现实的面貌。”这位作者还自问自答地说：“为什么它是恰当地反映了新现实的面貌呢？那是因为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蒋介石匪帮统治的中国，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这个社会已经没有滋长旧意识的社会基础，而是相反，在新的生产关系中，人民的思想意识以及他们的品格只会一天比一天提高，不管他们发展变化的程度如何不一致，但他们在新社会影响与教育下，都具有与旧社会人物性格根本不同的特点，却是无疑的了。”原来蒋介石匪帮被赶出大陆才不过两年，中国就没有滋长旧意识的社会基础了，因此，据说“……人民的主要的矛盾，其性质，不是也不可能是极端反革命与革命的矛盾，也不可能是极端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矛盾，而是在革命进程中，由于人民之间认识程度的差异所发生的矛盾”了。这不是道道地地的“无冲突论”吗？看来这位理论家不是生活在现实社会里面，而是生活在真空管里面。“文艺报”编者是显然同意这种荒谬理论的，因为“文艺报”上发表了不少批评文章是根据这种“理论”写成的。
自从文艺界提出“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口号以后，“文艺报”就又以这个口号的捍卫者的姿态出现了。毫无疑问，公式化概念化是必须反对的。可是，同前面说过的情形一样，“文艺报”编者在愤慨地指责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时，又恰恰忘记了正是“文艺报”刊载了不少实际上是提倡公式化概念化的文章。一九五二年第六号上发表的“试评小说‘火车头’”一文，就是提倡公式化概念化的典型例子。“火车头”这部小说可能有缺点，但这篇批评文章的批评方法却是完全错误的。它机械地按照个别人的政治报告，逐条向作家提出要求和指责，说这一条没有写，不对；那一条写得不全面，要不得。更可笑的是，这位批评家竟然给所有的男女工人规定了恋爱的条件，说女工找对象有四个条件：
“一、老实正派靠得住（不要流氓）；二、有技术，劳动好（现在更爱劳动英雄）；三、合得来；四、年龄相差不大。”男工人找对象有三个条件：
“一、会做营生，会管家；二、身体壮；三、老实
（现在思想要进步）。”如果作品中描写的男女工人不是按照这位批评家所规定的条件去恋爱的话，那个作品就要被判决为“不真实”或者是“歪曲了现在工人的恋爱观点”。这是强迫作家离开现实生活、按照抽象的条文和概念去写作的最粗暴的命令。
像这样的例子是可以举出好些来的。显然地，“文艺报”在不少重大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对于文艺创作所造成的损害，是不可过低估计的。当然，“文艺报”也发表过不少内容正确的文章，同时一个刊物也不可能做到绝对不发表含有错误的文字，但令人奇怪的是，“文艺报”既然有错误和缺点，为什么从来不进行自我批评？也从来不发表对于那些错误批评的反批评？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文艺报”是碰不得的“权威”。“权威”永远是“正确”的，就是错了，也仍然是“正确”的。
文艺批评是一件细致的工作，它的目的是帮助创作的发展，帮助作家更好地进行创作。因此，我们既要反对互相捧场，也要反对粗暴打击。应该指出，“文艺报”上发表的某些批评，是不符合这种精神的。有些文章迹近捧场，而更多的是粗暴打击。它们用一种盛气凌人的审判式的指责来进行批评，不是与人为善地帮助作者分析他的错误的原因，指出改正错误的道路，却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给被批评者一顿辱骂和打击。有些批评甚至把作家的错误夸大为有意识的恶行，骂作家“不知羞耻”等等。有时“文艺报”简直用批评代替法院的判决，说这本书应该禁止出版，那个戏不能再上演。这种批评是妨碍创作的发展的。自去年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这种粗暴批评是略见减少了，但又出现了一些不痛不痒的批评文章，或者对应该批评的现象也采取了错误的沉默的态度。
斯大林说过这样的话：“……只要有某些成功，便把缺点都忘掉了，怡然自得，骄傲起来。有两三个大的成功，——便以为天下无难事了。再有两三个大的成功——便骄傲的不得了：‘一唾口沫就会把你淹死！’”“文艺报”编者正是犯了这种错误。如前面所说，一九五○年五月十日出版的“文艺报”上发表过一篇编辑部的“检讨”，时间恰好过了一年，在一九五一年五月十日出版的“文艺报”上，读者所看到的就不是什么“检讨”，而是对编者的颂扬和赞美了。这一期发表了一篇由编辑部自己整理出来的文章，叫作“读者对第三卷
‘文艺报’的意见”。这篇文章集中了读者来信中对“文艺报”的一切赞美的词句，却没有提到任何缺点和错误。通篇除了赞扬“文艺报”在读者当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之外，大部分是为编者捧场的话。全文不过两页，而编者企霞的名字就出现了三次。让我们来听听那些赞美歌吧：“每当‘文艺报’快来的时候，资料室老是有人去问‘文艺报来了没有？’后来干脆只问：‘来了没有？’资料员就会知道是问‘文艺报’了。”“企霞同志的文章我兴奋地反复读了三、四遍，在读的时候，我总是点头：‘批评得最中肯’”。“让我们向你们卓绝的工作成绩和你们的工作精神致以崇高的敬礼，我们感谢你们……”显然地，“文艺报”编者是陶醉在这一片赞扬的歌声中了，他们真以为自己是十全十美，好到
“卓绝”的程度了。当然，读者的意见是真诚的，但作为一个刊物的编者，他们不应该忙着去欣赏恭维，而应该首先去重视那些也许是不中听的批评意见，根据那些意见来改进自己的工作。“文艺报”编者不是这样，他们是完全陶醉在恭维中了，为了让别人知道他们的陶醉，还把那些给自己捧场、向自己“致敬”“感谢”的话发表出来。这种广告式的自吹自擂，是最庸俗的资产阶级作风。
上面所举的事例，虽然有不少已是几年以前的事情了，但正由此可以看出“文艺报”错误的形成和发展是有它历史根源的。“那里没有批评，那里腐朽和停滞就会生根，那里就没有前进的余地。”
（日丹诺夫）正是这种骄傲自满的情绪，使“文艺报”逐渐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新鲜事物越来越失去了感觉。对李希凡、蓝翎文章的错误态度，只是这种错误思想错误作风的具体暴露。“文艺报”的编者既然自满地戴上桂冠躺在真空管里睡觉，他们当然就看不见需要反对什么，需要支持什么了。他们放弃了跟资产阶级错误思想斗争的任务，在许多地方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容忍、顺从，实际上成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这种错误态度也是早就表现过的。“文艺报”第一卷第三期和第八期关于朱光潜的美学思想的讨论，就表现了这种态度。“文艺报”编者不但根本没有指出朱光潜的美学思想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实质，还让朱光潜狂妄地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甚至诿卸他在青年中间散播毒素的罪过，说“染毒的人们也应该负缺乏批判的责任”。对于朱光潜的这种荒谬理论，“文艺报”编者竟不置一辞。我们文艺界对资产阶级唯心论文艺思想的批判实行了长期的怠工。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容忍，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就必然会加以阻拦和压制。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文艺报”编者已丧失对当前重大政治问题的敏锐感觉，他们钻在冷冰冰的公式主义的套子里，对新鲜的事物和新鲜的思想缺乏热情，经常用琐细的吹毛求疵来代替科学的原则性的批评。对于李准的“不能走那一条路”的错误批评，就是一个例子。“人民日报”“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指出“文艺报”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个批评难道不是完全恰当的吗？
“文艺报”编者的骄傲自大的情绪，也表现在这个刊物的老大的作风上面。几年来的“文艺报”不仅内容方面有不少错误和缺点，连编排形式也很少改进。在“文艺报”上写文章的作者的圈子越来越狭小，生动活泼的文章很少出现，许多文章虽然题目和署名不同，却是千篇一律的八股滥调。“文艺报”编者大概以为“我这个刊物别人是非看不可的”，因此，用不着做什么改进。但是，读者并不是盲目的，近几个月来，“文艺报”的销路大减，就明显地表示了读者对于这个刊物的不满和失望。
冯雪峰同志关于“文艺报”在对待俞平伯错误思想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已作了初步检讨，我们希望“文艺报”对它整个的编辑思想和作风作出一个更全面的深刻的批判。
正如“人民日报”所指出：“文艺报”所犯的错误——骄傲自满、脱离群众、向资产阶级错误思想投降、压制新生力量以及自我吹嘘的资产阶级作风，在文艺界的其他部门其他刊物中，也是存在的。正因为如此，这个问题才必须引起大家的严重注意。我们应该从关于“文艺报”的错误思想和错误作风的批判中，吸取教训，来改进文艺界各个部门各个刊物的工作，清除文艺工作中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和资产阶级庸俗作风，以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无产阶级作风的领导地位。
第3版()
专栏：
相当于七百个人的劳动量——万能掘土机
——苏联展览会速写
苗地作
第3版()
专栏：
苏联专家帮助天津大学进行教学改革
天津大学在教学改革过程中，得到苏联专家的友谊帮助。
苏联专家给天津大学一百多名教师和研究生讲授“耐火材料工艺学”、“固定氮工学”和“水利土壤改良”等课程，把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传播给中国教师。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化学工程系的矽酸盐工学等专业制订了教学计划和很多专业的教学大纲。苏联专家还帮助教师们掌握先进的教学方法。过去教师只是进行课堂讲授，现在，教师们已逐渐掌握实验、课堂练习和课程设计等新的教学环节，使理论更密切地联系实际。苏联专家还帮助教师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他们介绍苏联高等学校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经验，苏联专家给耐火材料教研室提出了十六项科学研究题目。
苏联专家经常深入到系、教研室以至课堂和实验室，帮助教师们解决教学上的问题。耐火材料教研室主任佟明达过去讲授“耐火材料工艺学”时，没有系统的教材，他听了专家讲课后，修改了教材，使它更加系统完整。佟明达说：在上学期苏联专家威吉光是讲义就给我们写了十五万字，这该是多么热情的帮助啊！苏联专家对青年教师业务水平的提高特别关怀，经常听助教讲课，提出改进意见。无机物工学教研室助教李绍芬讲授“硫酸”时，专家阿赫米托夫就经常帮助和鼓励他。专家们不但亲自帮助研究生提高思想和业务水平，还关心到他们的生活和休息。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