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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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辽宁热河等省秋耕运动普遍展开
河北、辽宁、热河和山西等省普遍展开秋耕运动。河北省到十月二十八日止,据邯郸、邢台、唐山等七个专区六十八个县的统计,已耕地一千六百多万亩。张家口专区进展较快,十月底已完成秋耕任务百分之八十八,十一月初可以普遍耕完一遍。辽宁省南部地区已结束打场转入秋耕,中部和北部正结合细收细打争取多耕,旅大、新金、复县等地已有百分之六·七的大田耕完,义县、黑山等地也耕了一万多垧。热河省赤峰县截至十月二十五日的统计,已翻地六十二万多亩,占全县可耕地面积百分之六十一,其中并有十万多亩作到深耕细耕。山西省秋耕进展较快的左云县,到十月二十五日已耕了七十四万八千亩,达全县应耕地面积百分之八十五。青海省的民和、化隆、乐都、湟源等地也都在积极进行秋耕。
许多地区都注意把秋耕工作和合作化运动结合进行。中共河北省顺义县龙湾乡总支部,把建社工作、秋耕生产作了统一的安排,帮助各村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和单干农民,订出了生产计划,合理组织劳力,全乡农民白天秋耕生产,晚上酝酿建社,做到建社秋耕两不误。
各地在秋耕工作中,对技术指导也很重视,并推广了一批步犁和双轮双铧犁。河北省结合秋耕共推广步犁八千多部,双轮双铧犁六百多部。在推广新式农具时,还采用了重点示范、组织参观、短期训练、实物讲解等办法,介绍了新农具的效能和使用技术。仅沧县、唐山、石家庄三个专区,就训练了六百四十名马拉农具手,组织五万多农民参观。辽宁省秋季已推广双轮双铧犁、波兰一铧犁六千多部,其他农具五千多部。
目前各地农作物已先后收割完毕,秋耕工作将进一步全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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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南省农民按照国家计划适时播种小麦
洞庭湖滨农民利用出水田垸种植冬季作物
冬小麦主要产区的河南省,农民们已按照国家计划适时地种完了七千多万亩冬小麦。两个月以前还是渍水外溢的河南省淮河上游的低洼地带,和受水灾地区农民最担心种不上小麦的七百多万亩晚秋土地,经过农民排水和抢收、抢种,也都种上了小麦。其中,百分之六十左右的麦田,由于河南省人民政府适时地供应了一亿多斤麦种,发放了五百三十亿元种籽贷款,提早完成了种植任务。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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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小麦播种期间,广大农民进行了深耕保墒、匀播密植、选用良种、浸种、拌种等一系列的技术改革工作。仅据许昌、洛阳、新乡等四个专区三十七个县的统计,今年密植小麦面积比去年扩大了十几倍,采用优良品种和浸种、拌种的麦田,约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全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小麦,绝大部分都施了底肥。据新乡专区济源、获嘉等七个县一百二十三万亩麦田的统计,施底肥的达八十多万亩。
现在各地的麦苗已经出土,农民们正在进行查苗补种,争取全苗。安阳专区普遍开展了查白地、查断垅、查虫害运动。安阳县三十五个村统计已补种六千多亩,消灭白地一万一千多亩。(王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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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洞庭湖滨地区的广大农民,正积极利用露出水面的田垸和土洲进行冬耕冬种。
汉寿县每天出动六万多劳动力,进行抢种。王志藩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们,冒雨生产,开出二百七十多亩湖荒,并种上七十亩小麦。连和乡刘开怀互助组,已把排出的三十亩田全部种上油菜。五区四千多个农民,带着农具、口粮,在西湖荒洲上搭起工棚,开荒抢种。
益阳县一新、枫树两乡农民得到区供销合作社的大批油菜、小麦等种子后,组织了二百六十多人的生产突击队,开出荒洲三千七百多亩,准备播种油菜和小麦。马王乡新田片组出动七十多个劳动力,十八头耕牛,在三天之内翻耕抢种了八十亩油菜和豆麦。
桃江县每天出动六万多个劳动力,进行抢种。到十月十三日止,全县已种上油菜、蚕豆、绿肥等作物八万多亩。并耕板田十九万五千八百多亩。油菜和麦子的播种面积均超过去年的一倍以上。一区的农民还在荞麦、蚕豆、小麦的田里间种油菜一千五百多亩。
截至十月二十五日止,滨湖区农民已抢种八十多万亩冬种作物。现在,他们仍在一面继续抢种,一面加紧积肥、施肥,争取种下的作物明年获得丰收。 (本报湖南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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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吉首县扩大秋冬作物面积
湖南省湘西苗族自治区吉首县,今年秋冬作物面积比去年扩大了四倍。据十月底统计:已种下油菜二万一千多亩,较去年扩大近四倍,荞麦一万三千亩,较去年扩大近一倍,麦子二万四千多亩,较去年扩大三倍,蔬菜,豌豆和绿肥作物一万三千亩。已播种面积达到全县耕地面积的一半。完成秋冬作物播种计划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三。在扩种中,许多互助组推广了油菜的间作,条播,点播,移植等技术,在播种以后又注意了培育、施肥工作,据全县三个区统计,已准备好各种肥料十七万担,部分已施在种植作物的田地里。 (郭鼎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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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东省将在明年大量推广新式农具
广东省农业厅在十月下旬召开了新式农具工作会议,决定明年推广“五一”犁和“五三”犁四万部,在平原旱地推广双轮双铧犁一千部,打禾机七千架,水田中耕器四万五千具。
广东省的新式农具推广工作,从一九五一年就开始进行重点试验示范工作,到今年九月底止,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共推广“五一”水田犁和七寸步犁等二千一百一十五部,双轮双铧犁六十部,打禾机一千三百多架。这些新式农具经各地试验证明都比旧式农具优越。“五一”水田犁比旧式犁能深耕一寸到一寸半,工作效率可提高百分之二十以上。双轮双铧犁在旱地使用比旧式犁效率提高二倍左右。揭阳县汪汉国农业生产合作社,今年早稻在同一块田以同样的栽培方法,进行“五一”水田犁与旧式犁比较试验,结果“五一”犁耕的田每亩产量比旧式犁增产百分之十一点三。各地在不同土壤上试用“五一”犁,效果都很好,农民普遍欢迎。
各地推广新式农具,均首先在国营农场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试验示范。博罗县杨村农场在今年春耕时曾先后向四万多农民群众进行新犁犁地表演。梅县由于农场带头使用“五一”水田犁,带动了该县今年新建立的第一批农业生产合作社也使用了。该县古塘乡在该乡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带动下,现在已有四个互助组也买“五一”犁使用。 (本报广东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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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向苏联建筑专家学习的几点体会
中央工业及城市建筑设计院工程师 周永源
北京的苏联展览馆和上海的中苏友好大厦,是两座宏伟的建筑物。它们的建筑工程,都是在苏联建筑师、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安得列耶夫,建筑师吉斯诺娃,结构工程师、斯大林奖金获得者郭赫曼亲自设计和在中国的建筑师、工程师共同努力下进行的。这两座建筑物表现出苏联在建筑艺术和建筑科学上的成就。
我们中国的建筑师和工程师参加了这两项工程的设计工作,得到了苏联专家的具体的指导和帮助。我深深地体会到专家们的设计思想、工作方法和工作态度都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过去,领导上经常指示我们,在基本建设中,无论在设计方面,或者在施工方面,都要掌握“又好、又快、又要省”三个原则。但我们对这个指示精神一直体会不深。这次专家指示我们说:“在结构设计中,除了保证结构物有足够的强度和稳定性以外,还必须从国家利益着想,掌握节省材料、节省劳动力和做到使施工方便三个原则。”专家的这个指示,使我们对“好、快、省”的精神的领会更加具体和明确了。在结构设计中,我们所掌握的“好”的原则,正如专家所说的要保证结构物有足够的强度和稳定性。但专家不是把这一原则同“省”、“快”并列提出的。他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要保证结构物有足够的强度和稳定性是结构设计中最起码的标准。保证结构物的坚固安全,应该是考虑设计原则的前提。
专家指出,要保证结构物有“足够的”强度和稳定性。我们过去对“足够的”意义的体会是不全面的。虽然强度和稳定性的够与不够是需要根据设计者的技术能力来判断决定的,但是在我们过去所设计的工程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设计者的保守思想、自由主义和对国家利益不负责任的态度,把一个结构物往往设计得过分坚固,因而造成国家的财力物力很大的浪费。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曾经设计过一项三层楼的房屋工程,有人主张打桩,有的人认为打桩还不够,应把基础设计成钢筋混凝土的,有的人认为在砖墙上再加一些钢筋更好一些,结果把所有能想到的办法都用上去了。我们把这个设计好的图样交给专家看了,他认为完全不必要做那末多的处理。那些多余的强度会造成国家财力物力上的浪费。由于保守思想作怪,我们在设计时只认为放上去“保险”一些;而对国家财产就采取了一种不负责任的自由主义态度。这给我们的教训是多么大啊。
在考虑结构物的强度和稳定性的时候,我们过去常常局限于梁、板、柱等个别构件的强度计算上,认为结构设计主要的就是这些构件的计算工作,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工作了。但是专家们认为,这些计算工作仅仅是整个结构设计工作中的极小的一部分工作,主要的工作应该是把整个结构物看作一个整体,来考虑它的强度和稳定性,因为假如结构物的整体的强度和稳定性不够,那末每一个构件的强度就没有多大作用。由于我们过去没有注意结构物整体的强度和稳定性,又以为上海土壤的耐压力很低,要造高一些的房子就非打桩不可。但专家实地调查研究以后,指出土壤耐压力低,建筑物沉降是免不了的。建筑物所怕的是不平均的沉降。我们只要做到能使建筑物本身有足够的整体的强度和稳定性,能够抵抗住不平均的沉降,就可以了。所以这次上海中苏友好大厦的建筑,我们没有采取打桩的办法,而是采取适当加强结构物的刚度的办法。同时对土壤耐压力,也没采用上海惯用的每平方公尺五至八吨的计算方法,而按每平方公尺十二吨以上来计算。例如中央大厅,就采用了一个箱型基础。这个基础有很大的刚度,并在两翼部分设计了砖墙承重结构,并把砖墙纵横相连,使刚性加大,可以避免不平均的沉降,而且节省材料和劳力,施工又方便。
考虑整个结构物的刚性不单是为了抵抗不平均的沉降,同时也为了抵抗水平的风力。我们过去考虑高层建筑的风力影响时,往往机械地确定由结构所有的柱子和梁来承受风力。专家认为这样做是不适当的。因为柱子的刚性很小,要加大柱子的刚性,就要放很多的钢筋,同时变形还会很大。他认为当风力影响很大时,考虑用钢筋混凝土的墙去承受风力是合适的。例如上海中苏友好大厦的高达一百多公尺的中央大厅结构中,就是利用了四角没有窗户门孔的部分,设计了四面钢筋混凝土的墙,使风力都由这四面角墙来承受,建筑物其余所有的柱子,就可以不考虑到风力的影响。这样也就节省了很多加强柱子刚性的钢筋。
从上述几个例子上,我们可以看出结构设计,是必须要考虑结构物有足够的强度和稳定性的。专家强调节省材料、节省劳动力、使施工方便是设计工作的三个原则,是正确的。他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在结构设计中主要是用最省的材料,最少的劳动力,和最方便的施工方法来达到结构物所要求的强度和稳定性。
在节省材料方面,专家在考虑这一原则时,并不是单纯地考虑使用材料的数量多少问题,而更重要的,是要从整个国家的利益出发,适当地选择与使用材料。专家认为我们国家正处在过渡时期,目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实现国家工业化,因而有些材料,像钢、水泥、有色金属等,民用建筑中就应考虑少用或不用。他认为有些建筑物,如办公用楼房、宿舍等,即使有七、八层高,亦应采用砖墙承重的结构,而不应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又如伸缩缝中所用的铜片,不但工业上需要,国防上也需要,所以在一般的建筑物中,应该用其他材料代替。过去我们只知道节省材料,但对为什么节省材料,从那些方面节省材料,是不够明确的。
节省劳动力是社会主义设计思想中特点之一。在设计中苏友好大厦的工作中,为了减少繁重的体力劳动,专家尽可能地在现有条件下使用了机械安装。例如中央大厅顶上的钢塔,如果按照我们平常施工办法,在屋顶上搭上脚手架子,然后再把钢塔的各部分由下而上地就地安装起来,不知要多花费多少劳动力。专家们根据我们现有的施工起重能力,把塔分成二十三节,在工厂里预先做好,然后再在中央大厅内把各节焊接起来,把塔上的各种装饰也一起事先做好,利用简单的起重工具,就很快地把整个钢塔自大厅升至屋顶。
考虑施工方便,缩短施工时间,也是社会主义设计思想中的一个主要原则。过去领导上号召我们要“快”,但我们对快的意义认识不足,甚至只片面地认为设计要快,图纸要出得快,但没有考虑到更重要的是如何使施工快。甚至由于设计意图不明确,尺寸、做法交代不清楚,结果是设计是快了,却给施工添了很多麻烦,对整个工程来说,不仅没做快,反而慢了。苏联专家为了使安装钢塔施工方便,就曾花费了许多时间,设计了安装架子和固定尖塔方向用的轨道。在苏联展览馆和中苏友好大厦的设计过程中,专家们一再向我们指出设计要注意为施工方便的意义,他们常常把我们计算尺寸相近的梁、柱等能统一起来的尽量统一起来。比如苏联展览馆的纵向柱的间距一律采用八公尺,中苏友好大厦纵向柱的间距一律采用六公尺,使种类尽可能减少,以免除施工中的麻烦。
为了使我们更能明确了解设计为施工方便的意义,专家们特别指出施工图纸主要是为施工服务的。因此一切施工图纸的画法和尺寸的注法,也都要从为施工方便出发。例如图样按工种分类,模板平面图主要是专为木工所用的,所有木工所需要的尺寸都在这图纸上注明,使木工们只要看了这一张图纸就能做出模板来,用不着再去参考旁的图纸,连设备所需要在模板上预留的管子洞也在这张图纸上画好。我们过去对为施工服务的目的是不明确的,往往把施工最需要的尺寸不注明,而把不需要的尺寸说明却加上了。苏联专家从这些极细小的事情上都来帮助我们,要我们关心施工工人们的工作方便。
在这一段工作中,使我们深深感到的,不单在设计思想和掌握设计原则上,要向苏联专家们学习。他们的刻苦钻研创造性的劳动态度,他们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对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也同样是我们的好榜样。
专家们决不保守自满。他们认为设计工作,是一种智力劳动。他们即使处理一件细小的事情,也从不草草了事,他们对每一个问题都反复思索,以求创造出更完善的办法去处理。他们处理问题,都尽可能地做到针对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在设计工作中,他们为了要彻底了解某一问题的情况,不单从问题本身进行了解,同时从周围,从侧面也进行了解,除了看平面图以外,他们一定还要看剖面图、立面图,有时甚至还要把某一部分的细节放大到十分之一的比例去研究,同他们一起工作几个月来的经验证明,用这样的工作方法去研究解决问题确乎是全面的。
他们在工作中高度负责和负责到底的精神,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过去往往认为设计工作者的责任只限于设计图纸,至于将来施工不良,或因而造成国家的损失,那是施工方面的责任,和设计者无关。专家们认为设计工作的目的是在建造一个好的建筑物,而不是只为了出一套好看的图纸。因之设计工作者就不能把自己的责任只限在设计图纸上。他还要帮助和监督施工单位按照设计意图施工。他们对工作的负责精神,还表现在对国家财力物力的爱护上,每当他们发现我们设计中有浪费现象的时候,往往提出严格的批评。他们常常告诉我们,每一个工作者不但要在本身设计的一部分工作中尽量做到节省,就是看到别人在设计中有浪费现象时,也应该给予批评。
苏联专家们的集体主义和整体观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在处理每一个问题时,他们总是要征求我们的意见,注意发挥大家的集体力量。当图样发到工地后,他们还要多方面地征求工人的意见。专家们的整体观点,突出地表现在建筑、结构、设备三个工种的密切配合上。专家们认为:“一个建筑物的好坏,不能把建筑、结构、设备三者分开来看,一定要三样都好才算好,假如其中有一种设计得不好,那末这个建筑物就不能算作一个好的设计,其余两个工种设计得再好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因此,这三个工种必须经常保持密切的联系和互相配合。
从北京的苏联展览馆和上海的中苏友好大厦工程的设计工作中,使我们深深感到苏联专家们在建筑艺术上、建筑科学上以及设计思想和技术上,给予我们中国的建筑工程技术工作人员的帮助,是不可限量的。现在我们谨向苏联政府、苏联人民、苏联专家表示,决心努力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不断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与思想水平,以便更好地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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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疆省秋前建立一百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新疆各地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有了显著发展。截至九月底为止,全省已建立了一百二十九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超过原订建社计划百分之五十七强。加上原有的十个老社,共有农业生产合作社一百三十九个。
今年,新疆各地的建社工作,是在各级党委坚强的领导下进行的。建社前,各地都根据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的指示,积极地进行了建社准备工作,训练了大批建社干部。建社中,各地普遍地宣传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互助合作政策,提高了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发动群众自觉自愿地入社。同时,在民族杂居的地区,进行建社工作时,都特别注意了贯彻民族团结政策,照顾各民族风俗习惯;在处理各项具体问题时,按照既有利于社会主义因素增长、社员实际收入增加,又有利于民族团结的原则,发动社员认真地进行了讨论以后,作了合理的处理,从而进一步加强了民族团结。
新疆各地建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生产中,已不同程度地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巩固了社员的入社信心,激发了附近农民参加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带动了互助组的发展。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已成为当地互助合作运动和改进耕作技术的中心,给各族农民树立了走合作化道路的榜样。
目前,各地正在召开有关互助合作的各种会议,系统地总结经验,培养干部,制订建社计划,为秋后建社进行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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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省各地信用合作组织蓬勃发展
今年年底全省百分之七十二的乡都将建立起信用合作社
山西省的信用合作社今年有很大发展,到今年年底,全省百分之七十二以上的乡都将建立起信用合作社。
山西省的信用合作社,远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在党的领导下开始建立起来。近几年来,特别是经过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的宣传以后,全省的信用合作事业有了飞跃的发展。一九五三年底,全省有一千八百二十四个信用合作社,到今年六月底止,全省信用合作社已发展到三千四百一十九个。七月初,该省第一届信用合作社代表会议确定今年下半年全省要再新建一千一百五十五个信用合作社。这个计划完成以后,全省的信用合作社将达到四千五百七十四个,占全省乡数的百分之七十二以上,平均每一点三八个乡就有一个信用合作社。晋南等地各县,将基本上达到乡乡有社。据最近检查,在七、八、九三个月内,各县在整顿老社的过程中,已经新建立起六百三十五个信用合作社。目前,全省已有四千零五十四个信用合作社,共拥有二百九十八万社员,八百八十多亿元股金。
山西省的信用合作社在扶助生产、打击高利贷活动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如今年八月间,山西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通过决议,要求在完成今年农业生产计划的基础上,以每亩秋田再增产粮食四斤到七斤、增产籽棉十斤为目标,开展农业增产运动。全省各地的信用合作社配合这一运动,共发放贷款二百六十多亿元,帮助农民买到七百多万斤肥料、一万多斤种籽、二万六千多斤农药、二万九千多件农具,并调换和买进了一万一千多头耕畜,另外,还帮助四千五百四十二户农民解决了婚丧、疾病中的困难,因而有力地支持了这一运动的开展。
山西省广大农民都热爱信用合作社。他们亲热地把信用合作社叫作“自己的小银行”;他们说地主、奸商和高利贷者是“旧社会里杀农民的三把刀”,农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是“新社会里救农民的三件宝”。农民们要求参加信用合作社的热情很高,仅八月份,全省就有三十三万多人参加了信用合作社,扩大股金一百二十一亿余元,吸收存款五百多万元。据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统计,全省信用合作社在一月到九月份,吸收存款累计达二千五百九十七亿余元,放款二千二百七十八亿余元;放款数额,相当于同时期国家发放农业贷款的总额。
山西省在发展信用合作组织的工作中,采取了以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为中心,带动个体农民建社的办法,使信用合作社的发展紧紧地同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结合在一起。为了照顾贫苦农民缴纳股金的困难,山西省采取了“先入社,后缴股金”和“分期缴纳股金”的办法,许多贫苦农民因此更加感到信用合作社真正是自己的组织,于是踊跃入社。有些地区在建社过程中一面动员入社集股,一面就吸收群众存款和发放贷款,使信用合作社一开始建立就展开业务活动,帮助群众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这样就使群众从具体的事实中体验到信用合作社的作用和好处,信用合作社便更加迅速地建立、扩大和健全起来。兴县白家庄等五个乡的信用合作社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它们在吸收股金的同时,吸收了三百四十多万元存款,发放了二千七百多万元贷款,帮助农民解决了缺乏农具、种籽、口粮等的困难,得到农民热烈拥护,仅八月份,这五个社就扩大吸收了一千五百三十九名社员。
八、九月间,山西省各县普遍召开了信用合作会议,拟定了今冬发展信用合作社的具体计划。现在,各地正积极进行冬季的建社工作。 (本报山西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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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鞍山市职工踊跃储蓄
鞍山市广大职工踊跃参加储蓄。到十月底止,储蓄额已达三百一十亿元,比去年十月底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一十七,比一九四九年底增加了三百多倍。储蓄户数也由一九四九年的一千六百多户增加到五万六千多户。
中国人民银行鞍山分行从去年第三季度起,在鞍山钢铁公司的各个出入门、全市主要厂矿和集体宿舍,以及市内繁华街道、大百货商店等地陆续建立了四十二个小型储蓄亭。目前,全市共有五十九个收储职工存款的机构,职工们存款取款相当方便。
为了鼓励广大职工踊跃储蓄,中国人民银行鞍山分行从今年七月份起举办了“零存整取有奖储蓄”。这种储蓄可以积聚大批零散款项,四万元为一户,六个月还本。从七月份以来,参加这一储蓄的职工已有四万人。到十月底止,仅因开展这一储蓄,就使全市的储蓄额增加了一百三十亿元。 (本报辽宁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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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资中县屠宰场用猪骨熬油
四川省资中县公营屠宰场工人在增产节约中,试用猪骨熬油成功。这一经验已在全县屠宰场推广,九月份统计用猪骨熬油五千五百多斤。根据实际操作证明,每一百市斤猪骨,平均出油约十一斤多,熬出的骨油质量和一般猪油相似,可供食用。而且成本低廉,每斤可比猪油的当地市场出售价格便宜三分之一左右。
实行猪骨熬油以后,过去一向废弃的猪骨可被大量利用,熬过油的猪骨,还可制成农业生产需用的骨粉,为骨粉加工时减少一道脱脂手续,使骨粉成本降低。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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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油脂工业先进经验交流大会
决定在四平市等地成立技术工人训练班
全国油脂工业先进经验交流大会闭幕后,为了更好地展开推广先进经验的工作,广西、浙江、贵州、云南、新疆、河南、湖北、北京等十余省市的代表即将分别到青岛植物油厂、天津国营中国油脂化学厂、济南植物油厂、国营上海油脂一、二、三厂、苏北植物油厂,推广先进经验或参观学习。
为了训练技术骨干,便于先进经验推广工作的深入开展,全国油脂工业先进经验交流大会决定在下列地点成立技术工人训练班。在四平市成立人力螺旋机大豆榨油训练班,在保定、天津成立自动螺旋机棉籽榨油训练班,在旅大成立水压机大豆榨油训练班,在青岛成立自动螺旋机花生榨油训练班,在扬州成立菜籽榨油训练班。各种训练班都决定在本月底筹备就绪,十二月一日正式开学,学习期限暂定为一个月。
此外,有些省(市)将根据大会要求筹建化验设备、训练化验人员,以加强油脂工业生产技术的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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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私营汽车运输企业纷纷参加公私合营
青岛市私营汽车运输业比较发达,据今年六月份的统计,全市有四百二十户,共有客运、货运汽车五百三十五辆。解放后,当地交通管理机关和国营运输企业,领导该业组织了六个联营处,在业务上实行统一货源、统一运价、统一车辆调度等办法,减少了该业经营中的盲目性和混乱现象。但是由于这一行业还存在着许多矛盾,加以都是分散经营的,企业开支和家庭开支混在一起,经营中存在不少不合理的现象,影响了积累资金和充分发挥运输效能。经过“五反”运动和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教育,车主们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各联营处大部分车主表示希望实行公私合营。
青岛市运输管理机关根据车主的要求和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决定先将一批私营货运汽车实行公私合营,今年六月间即抽调一批干部,配合工会、私方代表组成了青岛市私营汽车运输业公私合营筹备委员会。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在企业的组织机构、公私人员的配备、清产估价,以及营业地点、职工食宿设备等方面筹备就绪,并经上级批准,在九月一日正式公私合营。参加公私合营的车主共一百一十四户,投资汽车二百零三辆、现金五亿元;国家投资汽车十二辆、现金七亿四千万元。从投资车辆中调潍坊市六十辆,成立了潍坊公私合营汽车运输公司;调烟台三十五辆,扩大了公私合营芝罘汽车运输公司;其余一百二十辆,组成了公私合营青岛运输公司。
这些汽车参加公私合营以后,运输力量都纳入了国家计划;经营管理方面已有改进;车辆得到及时的修整,面貌为之一新。工人们生产热情提高,积极加强对车辆的保养和修理,努力发挥车辆的运输效能。九月份公私合营青岛运输公司的汽车车吨月产量,平均达到一千零三十一吨公里(大部车辆在市区短途运输),比公私合营前平均六百吨公里提高百分之七十一。不少车主也被工人们高涨的生产情绪所感动,有的人说:“在大港运食盐,从前一天最多拉九趟,现在一天拉十七趟,公私合营就是好!” (葛清波 顾传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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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后看不得
向千
今年三月二十九日,沈阳日报第二版登载了一篇题为“轻工业的产品必须适应国需民用”的文章,批评国营沈阳医疗器械厂积压了大批产品。接着中央轻工业部医药工业管理局和原东北财委、中共沈阳铁西区委员会、中央轻工业部东北办事处等有关领导部门,共同组织一个联合检查组到该厂检查,并帮助改进工作。联合检查组在那里住了将近三个月,发现的问题比沈阳日报揭露的严重得多。例如,联合检查组证实沈阳日报揭露的该厂不愿按照市场需要确定产品品种和数量,该厂制造的外科手术用的刀、剪、镊和钳太笨重,沈阳市的医院都不愿使用等情况。还发现该厂在生产过程中的浪费现象很严重。在第一季度,尖手术剪子的返工率为百分之四十一点四八,弯全齿止血钳的返工率为百分之七十二点六九,皮钳子的返工率为百分之六十点二五,其他二十三种产品的返工率都在百分之十到三十之间。这种情况到六月份还没有好转,许多产品的返工率还在百分之五十以上。该厂将近一半的设备长期未被利用,各工种的劳动力也有剩余,但该厂却把大量的部件、零件委托私营工厂加工。
返工率高是因为半成品的质量不好。但是返工之后,成品的质量仍然很坏。刀、剪、镊、钳不仅太笨重,而且关键部分都做得不好。如刀子、剪子刃部易钝,止血钳子使用时会“跳舞”,对患病者的生命威胁很大。主要产品——超短波电疗机,标准波长是七公尺,而有的成品波长是十二公尺。这种电疗机的小变压器和电线都安装得不好,使用时发出呜呜的声音。诊察床不够宽,病人一翻身便掉到地上。
沈阳医疗器械厂产品质量不好的情况很早就存在了。一九五二年秋天,苏联专家列昂节夫同志到该厂时,就指出镊、钳、剪等产品太笨太重,既不好使用,又浪费材料。当时列昂节夫同志非常诚恳地说:“现在中国还没有进入有计划的大规模建设时期,你们工厂距离鞍山又近,还感不到钢材缺乏,认为浪费点材料没关系。将来大规模建设开始了,你们就感到钢材不够了。”我国进行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建设快两年了,列昂节夫同志的意见还没被重视。今年年初,中央轻工业部医药工业管理局编制年度计划时,就曾经考虑不要该厂制造超短波电疗机,因为该厂制造的质量不好。当时,该厂厂长李文元同志亲自到北京来说,保证质量绝不低于其它工厂。但厂长的保证也没有实现。
这一次,联合检查组为了切实帮助该厂改进工作,花了很长时间深入分析产品质量不好的原因。分析的结果,认为主要是由于技术管理工作薄弱。例如,这个厂只有产品质量指标,但没有衡量质量的标准和工具,检查工作单凭眼力。检查员对同一件产品的要求,常常前后不一样。有些产品没有操作规程。翻砂用的砂子每年只筛一次,新的砂子没有拌匀就使用,所以铸件的质量很不好。在操作当中,对半成品不注意保护,刀、剪的刃部研磨好了又给碰坏。产品镀镍本来规定三十分钟和四十分钟两种,而实际上为了“赶任务”,有些产品只镀了二十至二十五分钟。镀铬也没有做够规定的时间,并且为了加快电镀速度,每次都超过规定多挂产品,结果因间隔太小,镀层不匀,使用不久便脱落了。
由于产品设计人员的责任心不强,许多产品的质量不好,规格不合,往往在产品设计的时候就注定了。牙科椅子是根据从东北医科大学借来的一台样品照物描图的,并不算复杂,但绘出来图纸却有不少错误,甚至有些零件不知往那里安装。有一种大镊子的模型图纸,在生产过程中改过四次,一万把镊子也跟着返工四次。十二吋电气消毒器的外槽,明明规定一百七十七公厘宽,设计人员却误写为一百一十七公厘宽。尤其不应该的是,受委托加工的工厂发现并指出这个错误后,设计者仍不改正。产品设计的质量差到连负责设计的生产技术科都不敢负责,车间也常常怀疑图纸的可靠性,不按照图纸生产,不少产品零件都是制造完以后,才拿去请生产技术科“鉴定”。
生产过程的计划性差,月末赶任务,也是造成产品质量不好的原因。今年三月末,厂的领导干部眼望计划完不成了,就动员科室人员下车间包装。这些人既不懂业务,又匆匆忙忙,所以有的消毒器外壳在装箱时被钉坏了,有的零件给弄掉了。有的人甚至忙得把装箱用的工具和产品一起装进箱子里去。在这个时候,质量检验更马虎,许多不合格的零件也被当作合格的零件拿去安装。接受委托加工的资本家摸准了这个规律,往往到了月末才来交货。
联合检查组检查出来的问题,难道该厂的领导干部一点也不知道吗?知道的。虽然负领导责任的轻工业部医药工业管理局过去对该厂的检查督促和帮助得不够,但是,该厂工人已经不止一次地提过意见,负责推销该厂产品的东北区医药公司的同志们也不止一次地提过意见了。那末,该厂长期地容忍产品质量低劣的情况存在,关键在哪里呢?听一听厂长李文元同志的话便明白了:
“我们产品质量不够好是事实。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战争时期,在革命根据地,不是用竹皮代替过镊子吗?现在用的是什么呢?产品大点小点、长点短点有什么关系呢?……”
李文元同志这句话,是为答复别人对该厂产品质量的指责而说的。问题的根源就在这里:他们跟过去比,向后看。他们从这个观点出发,认为人们对产品质量的要求过苛,认为人们是脱离该厂的历史情况的。他们觉得:一九四九年的时候,工厂只能制造简单的外科手术刀、剪、镊、钳等所谓“四大类”;现在已能制造超短波电疗机、器械柜、搬运车等大型产品,还能制造电水浴锅、干燥箱、恒温器等技术较复杂的产品。发展得多快呀,还要求什么呢?至于产品积压,那是因为东北区医药公司推销不力,跟产品质量无关。所以,联合检查组刚到该厂的时候,以厂长为首的大部分领导干部感到有点委屈,对检查组的同志说:“你们为什么不去检查医药公司的推销工作啊?”检查组批评了该厂生产中的缺点以后,该厂部分领导干部,如监察室副主任陈玉禄等同志,不仅不因国家财产遭受损失而痛心,反而抗议这个“降低领导威信”(!)的批评。该厂的领导干部常常喊技术力量不足,但今年四、五月间,中央轻工业部派到该厂帮助工作的汪锡棋工程师和一位技术员,主动提出改进质量的建议,帮助拟出新产品试制程序的时候,该厂领导技术工作的生产技术科科长李润堂说:“碍难实行”,后来干脆不跟汪工程师见面,使汪工程师一连十几天不能进行工作。
在联合检查组的具体帮助下,沈阳医疗器械厂开始制订了一些保证质量的制度,初步加强了对技术工作的领导和改进了企业的计划管理。但是,因为该厂领导干部并没有完全清除向后看的错误观点,对于贯彻改进质量的各种措施不够坚决和自觉,所以,旧的毛病没有完全克服,新的毛病又不断发生。今年一月到九月,除了三月份外,没有一个月能完成国家的生产计划。
向后看不得。现在该是沈阳医疗器械厂的领导干部彻底清除错误观点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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