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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六万万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力量
白建华
一九五三年人口调查登记的结果正式公布了。公布我们伟大祖国的人口数字——六亿零一百九十三万八千零三十五人，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全面而精确地统计我们伟大祖国的人口，是统计我们伟大祖国的全部财产的基础，也是组织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依据。在我们国家如同在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一样，“人”是各种资本中最宝贵的资本，“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和自己幸福生活的自觉创造者。
据历史记载，远在四千年以前，我国就有了人口数目的计算。到满清时代，建立了按保甲进行人口统计的制度，北洋军阀政府内务部和国民党政府内政部，也曾统计过人口，并且在几个省份进行过调查。但是由于历代的封建王朝以及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人口调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课税和征兵，调查统计的对象也主要是服役和纳税的成年男子，人民对这种调查统计总是想尽各种办法来逃避，因此我们伟大祖国人口究竟有多少，是历史上一直没有正确解决也不可能正确解决的一个问题。四亿人的数字，是一百一十九年前满清政府统计的。四亿七千五百万的数字，则是一九三一年国民党政府根据“民国”十七年户口调查的结果宣布的。当时调查过的只有一部分省份，其余各省的数字都是估计和臆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暂时沿用了四亿七千五百万这个数字。以后随着各项工作的进展，各级人民政府通过土地改革和生产建设等各项工作，都较为确实地统计了人口。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从一九五○年初至一九五二年底，根据各省、市人民政府的报告，经同中央各有关部门研究，共汇编了六次全国人口数字。从首次汇编的四亿八千三百万到末次汇编的五亿七千五百万，每次都有增加，逐渐接近实际。但因没有经过一次科学的普查，所以没有公布。
一九五三年结合基层选举举办的人口调查登记，是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和吸取了苏联的先进经验而进行的。调查之前，曾制定了切合实际的调查方案，规定了调查的标准时间，明确划分常住人口和非常住人口，统一规定了简单易行的调查项目和调查方法，而且召开全国人口调查会议进行详细的讨论，并组织和训练了二百五十余万登记人员。调查中，曾经动员了广大基层政府的积极分子来协助进行。各地的实践证明，这次人口调查的各项措施不仅切实可行，便利群众，而且在目前条件下也是比较科学的，因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由于这次人口调查是同基层选举结合进行的，采取了服从生产、便利群众的原则，所以取得了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选举委员会的协助，也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诚拥护。调查中采取了层层试点、稳步前进的工作方法，保证了人口调查工作在不断吸取经验、克服缺点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并且由于普遍地重视了复查核对和补登补报工作，所以基本上克服了由于基层选举推迟和调查登记时间延长所引起的困难和差错，保证了登记的准确性。根据中央人口调查登记办公室和各级人口调查登记办公室在若干地区进行抽查的结果，证明各地人口调查登记工作，基本上达到了“全面确实”的要求。根据全国范围内抽查五千二百九十五万以上的人口的结果，重复的人口占千分之一点三九，遗漏的人口占千分之二点五五。这些数字说明，新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虽然由于经验不足，时间较长，重复遗漏的差错还未能完全避免，但和我国历史上所进行的任何一次人口调查相比，则是最正确地反映了中国的人口数字。
这次人口调查登记工作，是在近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从准备到完成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分期分批进行的。这是一件十分艰巨的工作，是我国历代封建王朝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办了很多次而没有办成的事业。这一事业的完成，不仅是由于调查登记办法的科学性和切合实际，不仅是由于我们进行了认真的训练干部、深入的宣传动员、细致的调查登记、缜密的复查核对以及补登补报等一系列的工作，更主要的是由于新中国人口调查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为了人民，因而能够取得广大群众的积极拥护和支持。这正是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的表现，这是反动政权所不能设想的。
这次调查结果，我国人口在六亿以上，占全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这六亿多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以无比的热情建设着自己的祖国，保卫着自己的祖国，这不仅表示出我国具有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厚力量，而且表示我国具有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的雄厚力量。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我国人口出生率与世界各国比较并不低；但由于人民生活条件恶劣，社会秩序不安，因此死亡率高，人口的自然增加率比较低。在抗日战争以前，根据国内若干学术机关和国民党政府的典型调查材料，当时中国人口的自然增加率一般是在千分之十左右，解放以后几年来，由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医药卫生的进步，我国人口的死亡率急剧降低，因而人口的自然增加率有了显著提高。根据内务部统计的二十九个大中城市，宁夏全省以及其他省份的十个县的全县、三十五个县的一个区、二个镇、五十八个乡、七个村共三千零一十八万多人口的调查，我国人口目前的出生率平均为千分之三十七，死亡率平均为千分之十七，自然增加率平均为千分之二十。
由于我国工业生产幼稚，城市人口所占比重较小。解放后由于工商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人口已见显著增加。一九五三年全国各城市的常住人口（不包括流动人口、暂居人口）比一九五○年的全国各城市的人口总数共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多。鞍山、抚顺、本溪、阜新、鹤岗、唐山、太原等许多工矿业城市比一九五○年的人口都增加一倍以上，有的增加到三倍多。在我国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刚在开始的时候，已充分显示了城市人口增加的速度。
根据直接调查登记的五亿七千四百二十万多人的年龄统计，解放后五年中，出生的不满一岁至四岁的婴幼儿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点六，而且男女的比例已接近平衡。五至九岁的儿童则仅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一，且男多女少，情况很悬殊。这说明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男女儿童，都得到了正常的保育和幸福的生活，贫病愚昧和女婴常遭溺死虐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劳动力是创造一切财富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死捧着早已破产了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听到了我国有六亿多人口而大吃一惊，宣称中国将没有方法来养活这六亿多的人口，甚至制造中国必然要“向外侵略”的荒唐谣言。这种谬论显然是不值一驳的。我们承认在一个经济不发展的国家，人口迅速增长是有可能造成生活上的某些困难的。但我们国家有着广大的未开垦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尚待开发，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保证了我们能够使国民经济不断发展，几年来我国工农业生产增长的速度显然远超过了人口增加的速度，因而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是有充分保证的。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完成时候，我国将像苏联一样完全消灭失业和半失业的现象，保证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幸福生活。
当我国正在大规模建设社会主义的今天，查清我们伟大祖国的人口数字，使我们清楚地掌握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资源和服务对象，使我们在城乡劳动力的统筹调度上，对城乡人民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计划供应上，对粮食和食油等的统购统销上，对文教、卫生机构的设施上，对城市的规划建设上，以及其他为了人民和依靠人民的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措施上，都有了可靠的依据。因而这次人口调查，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有巨大意义的。但是人口是随时变动的，而全国规模的人口调查又不能每年举行，因此各地应当在这次人口调查登记的基础上，建立起经常的户口登记制度，以随时掌握户口变动情况，继续为国家的各项建设提供准确的人口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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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红黑榜事件”及其教训
中共四川省眉山县委书记 王敏
今年七月间，四川省眉山县群众揭发了一件
“红黑榜”事件：在眉山县人民法院判处反革命分子、土匪、杀人犯金玉成徒刑的布告附近，同时张贴着一张金玉成被选为县农业劳动模范的光荣红榜。红黑两榜写着同一个人的名字，而且事实上也是同一个人。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样荒谬的事件是怎样发生的呢？
金玉成是眉山县第二区太和乡狮子村人，解放以前曾杀死他的弟弟金老三；解放初期又匿藏土匪，并且串通惯匪权绍华等，杀害了本县第七区白马乡的一个农民。一九五二年四月土地改革时，经被害家属控告，眉山县人民法院把主犯权绍华判处死刑，其他从犯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当时因为金玉成供认了案件真情，加以当时案件承办人余淑应（留用人员）认为金玉成不是主犯，就让金犯在未宣判前讨保回家。但在同年四月二十二日正式宣布判处金犯有期徒刑两年时，法院并未传金犯到庭。同年余淑应调离法院移交案卷时，并没有向接交人书记员姚尚庆交代金犯不在押的情况；由于县人民法院领导干部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对这种情况长期未能纠正，金犯便一直逍遥法外。直到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枪决权绍华时，县人民法院才发觉金犯并未逮捕在押。当时县人民法院负责人虽曾说过派人去逮捕金犯，可是法院一直未派人逮捕，法院负责人以后也没有继续追查。
就在“回家生产”逍遥法外的这段时间，金犯利用区乡干部的麻痹思想，在村里假装积极，骗取领导干部的信任。在当地指导工作的原副区长陶忠华，工作不深入、不踏实，表面上看到金犯能说会道，他的小麦产量也比较高，就认为“这人不错”，以致金犯得以混入互助组，最后并窃取了互助组副组长的领导地位。这时，群众曾向陶忠华反映金犯的恶迹，但他还不警惕，反而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锦标主义思想支配下，违背县委关于评选劳动模范所指示的条件，把金犯当作劳动模范“对象”来“培养”，想要给本地区工作争点“光彩”。一九五三年三月，陶忠华调走，金犯继由现任副区长彭元清来“培养”。同年十月间，评选劳动模范工作开始；彭元清虽然也听到干部反映金犯政治上有问题，但他主观地认为反映情况的干部和金犯有“私人意见”，同时又怕“自己培养的劳动模范垮了台，自己脸上不光彩”，因而采取了不老实态度，妄自确定金犯为小麦丰产模范，汇报上级。同年十二月间，县通知各区汇报劳动模范事迹，彭元清即叫乡文书填表，并注明金犯是“经过群众会和小组会议讨论评比通过……”，汇报上去。今年三月间，县领导机关在审查劳动模范材料时，发现金犯的模范事实不具体，接连退回两次，要第二区区人民政府派人实地调查，并发动群众认真民主评选。可是，他们却一直未派人去实地调查，也没有组织群众开会讨论。第二区区人民政府领导人两次让区人民政府和乡人民政府的文书稍微补充一点材料，又送回县人民政府。县评模审查委员会在评议劳动模范时，只着重审查田亩产量，放松了对劳动模范本人政治成份的审查，加以当时参加评议的第二区区委副书记和原第二区区长等也没有提供金玉成的政治情况，结果金犯玉成就被错误地评为劳动模范，出席县劳动模范大会了。
今年三月间，反革命分子金玉成被评为劳动模范的“光荣榜”贴到各村后，引起太和乡群众的惊异和不满。群众说：“金玉成谎报田亩、产量！”“这模范是谁选出来的！”第二区太和乡的一个农村陪审员立即向县人民政府揭发了这一情况。县人民政府于是在四月下旬逮捕了金犯。
“红黑榜事件”的发生，给党和政府的工作和威信造成严重的损害。这对于我们县区领导是一次最尖锐的批评和最深刻的教育。现在“红黑榜事件”已经处理了：中共眉山县委和有关干部已公开向群众作了检讨；对某些干部已分别给予党纪处分；反革命分子金玉成已扣捕判刑，并撤销了他的劳动模范称号，基本上挽回了不良的影响。但是，这次事件的教训却永远记在我们心里。这一事件的教训是：
一、必须加强县区干部的革命法制观念，提高县区干部对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的认识。经过总任务的学习和四中全会决议文件的学习，县区干部的政治觉悟有所提高，但是由于对过渡时期阶级斗争更加复杂的形势认识不足，并且以为经过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之后，天下便从此太平了，因而在工作中产生了麻痹思想和太平观念，丧失了革命警惕性。再加上革命法制观念的过份缺乏，这就使得反革命杀人犯金玉成能够长期不受法律的制裁。
二、必须经常加强对干部的教育，使干部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克服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和锦标主义。奖励劳动模范是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农业生产的一项重要政策，但劳动模范必须发动群众评选，才能发生鼓励群众积极生产的作用。眉山县第二区干部执行这一政策时，竟在资产阶级锦标主义思想支配下，采取了包办代替的方法。他们不是发动群众鉴别和推选劳动模范，而是由少数干部拟定名单汇报上级。这些干部为了表现个人和向上级邀功，甚至不惜颠倒黑白，制造假“模范”。这种恶劣的思想作风，给党和政府的工作造成了很大损失。过去我们对区乡干部使用多，教育少，他们大多数虽然很积极，愿意把工作做好，但政策水平和思想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所以就产生了脱离群众和脱离政治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红黑榜事件”的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必须克服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作风，深入检查工作，加强调查研究。中共眉山县委在领导评选劳动模范工作过程中，虽曾三次召开区委书记、区长会议进行布置，说明劳动模范的条件和评选模范的步骤和方法，强调要查实生产，民主评议，群众公认等原则，但是由于对劳动模范的政治条件强调不够，所以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这项工作布置以后，县委既没有深入检查，更没有具体帮助区乡干部进行工作。审查劳动模范时，县级党政领导机关因为轻信下级报告，只看表面生产数字，忽视审查劳动模范的政治条件，结果便使反革命分子、杀人犯骗得劳动模范的称号。眉山县人民法院未能认真执行判决，扣押金犯，并在后来发觉金犯没被扣押而决定逮捕时，又只作布置而不检查，致使罪犯金玉成长期逍遥法外。眉山县人民法院工作为什么会这样呢？除了中共眉山县委未能认真监督和检查其工作以外，重要原因之一是法院代理副院长程远岐在工作中骄傲自满，闹名誉，闹地位，对工作不安心，不负责，不认真执行党委的指示和上级法院的判决，使党和人民的事业遭受损害。官僚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是发生“红黑榜事件”的根本原因。今后我们必须坚决克服官僚主义，提高革命警惕性，克服麻痹思想；切实改进干部工作作风，深入检查工作，检查党的政策在群众中的执行情况，使党同群众的联系进一步密切起来，为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事业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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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庆市各厂矿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积极参加厂内进行的劳动竞赛
黑龙江省的代表邓国章回村后带领社员开展增产保收竞赛
回到重庆市各厂矿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积极参加厂内正在热烈进行的劳动竞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重庆市特等工业劳动模范黄荣昌在回到重庆的当天，就到他的木工房询问生产情况。他详细了解了木工房最近的生产情况，并和工人们讨论了机器检修等工作，改订参加劳动竞赛的条件。他提出了把刨木机的机械化程度提高，以提高刨木质量，并订出了参加竞赛的条件。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李秉中，回到重庆空气压缩机厂时，正逢着厂内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及青年团团员大会，动员开展劳动竞赛，他当即在会上表示要积极带头参加。李秉中在回厂工作的第一天，在生产上便有了优异的成绩。在刨空气压缩机的部件回气管时，原来一人每天只能刨七、八个，他磨了刨刀，把刀架端正，走刀加快四个牙，一点钟就刨了五个。
回到五零一电厂的杨如坤和四川水泥厂的杨义平、南桐煤矿的马焱山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都积极参加厂内的劳动竞赛。（新华社）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黑龙江省勃利县抢垦村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邓国章回村后，带领社员展开增产保收的竞赛。
邓国章回到村里后，人们都热烈地欢迎他，告诉他这些天来村里的变化情形：全村已有一百六十二户（全村共一百六十八户）农民报名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全村方圆二十多里七百多垧的土地现在全都连成一片了。新盖起的房子已经从十二所增加到十七所。邓国章听到村里这些新的变化，更加提高了工作信心。第三天，他向全村农民传达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经过情形。邓国章在传达时向大家说：“我们农民应该用增产保收、多打粮食的行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成功，生产更多的粮食，支援解放台湾的斗争。”邓国章传达后，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一生产队队长于德全立即提出以保证在秋收中细割细打，每垧地增产一百斤粮食的条件向各生产队挑战。第二生产队三十多个社员一齐表示应战。接着，六个生产队也都争先提出了自己的应战条件。妇女主任刘淑清代表全村妇女提出：扒苞米时不丢掉一个穗，保证老少都下地拣庄稼，每个妇女要拣一百斤粮食支援解放台湾。放羊的社员赵禄也不甘落在人后，他说：“我一定要起好羊粪，垫好羊圈，放羊赶的慢，保证剪更多更好的羊毛，卖给国家。”
增产保收的竞赛在抢垦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火热地开展起来了，全社各生产队都决心把“得胜旗”拿到自己手里。竞赛的头一天，第一生产队平均每个人都比往日多割十捆稻子，有些人还创造了一天割一百四十多捆的新纪录。第二生产队比以往任何一天都割得干净。早雪和秋雨曾给秋收带来许多困难，可是这些困难都被克服了。田地里的苞米棒已经含满冰槎，妇女们都不怕冻手，大清早就出去扒；男社员们不顾稻田里水多泥泞，都踊跃坚持着下地割稻子。负责打场的社员，白天干了一天活，晚间仍然在不停地赶磙子，在两天里他们就打出了六千多斤粮食及时地卖给了国家。
全社的农民经过精打细算之后，提出了在秋收当中再增产三万五千斤粮食，以庆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成功和支援解放台湾。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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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海省河南蒙旗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
青海省河南蒙旗在十月十六日到二十一日举行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正式成立了河南蒙旗自治区人民政府。会议选出扎喜才让（女、蒙族）为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郭曙华（汉族）、郎吉（蒙族）、拉哈仓（蒙族）、公保扎喜（蒙族）为副主席，选出政府委员三十六人。会议并通过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出席会议的代表们认真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了自治区今后的工作任务。
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时，一千五百多人举行赛马、打枪等民族形式的文娱活动，庆祝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成立。
河南蒙旗自治区相当于县一级的自治区，位于青海省东南部，全自治区一万二千多人口，境内水草丰美，人民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
青海省河南蒙旗自治区建立后，青海省境内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已全部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政权。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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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各高等学校
积极帮助新生学习
新学年开始后，天津六所高等学校学生已经增加到一万零七百多人，比上学期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二点三。其中有不少是工农出身的学生，天津大学的一千六百多名新生中，就有一百零一人是工农出身或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的学生。
新生入学后，各校负责人都向新生介绍了学校的情况。南开大学组织了新老学生座谈会，老学生热情地向新生介绍专业性质和学习经验，教务处还专门召开了一年级教学经验交流会，以提高各系一年级教学质量。天津大学机械工程系一年级学生在开学后不久，曾发生了学习过度紧张等问题，系办公室和青年团就组织四年级学生向新生介绍他们学习上的好方法和体会，帮助新生克服困难。天津大学还特别为工农学生成立了数学和物理补习班，教师们经常用个别辅导的办法帮助他们克服学习上的困难。新生们也发挥了团结互助的精神。南开大学英文专业一年级学生张一侠原来是机关干部，学习上遇到不少困难，她的同学徐尔维、吴冰等就帮助她学习，借笔记给她看，有时还耐心地给她讲解。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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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对刑事罪犯必须惩办
今天本报发表了四川省眉山县的“‘红黑榜事件’及其教训”的文章。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在我们的人民法院中有一些审判人员，对于国家和人民所交付给他们的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重大任务采取了极其不严肃和不负责任的态度。他们在宣判一件反革命分子杀害人民的重大案件时，可以不把犯人逮捕归案；并且在公开宣布判决以后，也不检查一下犯人是否已经关押起来；以后发现犯人并未被押，决定要扣捕，但又马马虎虎忘掉了。这就使得一个杀害了两条人命的反革命罪犯能够长期逍遥法外，并且骗得劳动模范的称号。这一事件说明：我们的人民法院虽然是执法的机关，但是有些审判人员并不按照法律办事，把法院庄严的判决当成儿戏。
像“红黑榜事件”这样严重的事件当然是很少有的，但是类似纵容和助长犯罪的现象却不是很少的。今年以来中央有关机关在检查刑事犯罪的情况时，就发现有些地方的人民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对于这种犯罪行为的危害性缺乏认识，往往片面地强调教育改造，忽略了应有的法律制裁；有的地方甚至对于屡教不改、一贯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和盗窃公共财物的刑事犯也只是教育释放，或者仅仅判处很轻的徒刑。这种错误的作法，助长了刑事犯罪的发生，各地所捕获的刑事犯罪分子中有不少是屡教不改的惯犯，就证明了这一点。最近经过各地人民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的揭发批判，这种错误的作法虽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也还没有彻底纠正，刑事犯罪行为仍然相当严重。因此各地公安机关和法院应该从“红黑榜事件”中吸取教训，彻底克服那种不按照法律办事的错误思想和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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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东群众性体育活动日益开展
广东省群众性的体育活动一天天地活跃起来。
篮球、足球和排球等球类活动在广东省的广大工人、农民和学生中日益开展。仅中山、新会、台山和梅县等几个县，篮球队、足球队和排球队就有一千二百多队。在工厂和农村中，群众性的球类竞赛活动非常活跃，今年六月二十日这一天，全省就有十六个地方的一百四十多个球队举行足球比赛。中山县八区白蕉乡和二区神湾乡今年七月和九月先后举行过两次篮球比赛，前往参加的有一百五十多个篮球队。全省有三十三个厂、矿单位的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职工经常参加体育活动。在中学学生中，已组织了一千九百多个体育锻炼小组，学生们锻炼的成绩都很好。水上体育运动是广东省人民最喜爱的活动，珠江三角洲地区更为活跃。中山县小隐乡一个乡每天都有几百人在河里练习游泳技术。今年汕头、潮州、佛山、石岐、江门等城市都新建了游泳池。广州市四个游泳场今年都进行了修建，仅这四个游泳场，今年五月到八月四个月中，前往游泳的就有九十六万人次。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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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政法工作述评
总结审判经验，加强审判工作
应麟
一九五三年四月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以来，四川、江西、福建、上海、南京、天津等绝大多数省、市以上人民法院和部分基层人民法院，开始了总结审判经验的工作。这些人民法院根据国家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和当前社会犯罪的情况，分别就破坏生产建设、贪污盗窃、违反公私合同、破坏粮食政策以及奸淫幼女等类案件作了一些专题总结。
通过这些专题的总结，人民法院开始能够比较全面和系统地发现和掌握各种不同类型案件的发生和消长情况及其规律，明确规定每一个时期审判工作的主要任务，集中主要力量首先打击目前危害较大的犯罪行为，更好地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上海市人民法院通过对于“五反”后不法资本家犯罪案件的总结，发现在“五反”运动中不法资本家虽然已经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是在“五反”运动之后，不法资本家的各种破坏案件仍然不断发生，并且采取了更加隐蔽的形式。例如在行贿腐蚀干部以便盗窃国家资财方面，他们的方式方法就比以前隐蔽得多了。在偷漏国税方面也出现了不少新的更加狡滑的花样。还有不少不法资本家，由于坚决敌视社会主义改造，不但用非法解雇工人、实行停工停薪、报歇业等手段来迫害职工，而且还用故意提高工资、分红利、吸收入股、请客送礼以及吃喝玩乐等极其卑鄙龌龊的手段来腐蚀、拉拢和收买职工，为他们的违法行为辩护。这些情况说明，“五反”以后，限制同反限制、改造同反改造的斗争是更加尖锐和复杂了。因此，继续打击不法资本家的犯罪行为，就应该是今后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任务。江西省人民法院在去年春耕生产中，通过对于山林水利案件的总结，发现此类案件不时发生，有的甚至酿成械斗事件，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因此指示各级人民法院及时处理此类案件，这就使得这些案件迅速得到了解决，并且防止了新的纠纷。有些人民法院在总结农村土地纠纷案件中发现：不少审判人员在处理此类案件时，离开了促进人民团结和互助合作事业的原则。比如为了分清地边地界，竟在土地改革时就已宣告废弃的旧契约上纠缠不清。这样作的结果，不但未能有效地解决纠纷，反而引起了更多的纠纷，使有些人要求法院处理他们的许多年代久远、无法查清的债务和土地纠纷。
这样的总结就使审判人员认识：如果人民法院不按照党和国家的政策认真地总结审判经验，只满足于就案办案，那就必然模糊了人民审判工作的主要任务，使人民法院整天为细小的纠纷所纠缠，使审判工作陷于忙乱的被动状态。
通过对于审判经验的总结，人民法院开始能够系统地揭露犯罪行为和民间纠纷发生的社会思想根源，并且发现某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缺点和错误。这样一方面是使人民法院能够更准确地打击犯罪，更正确地处理纠纷；另一方面是使人民法院能够用总结出来的事实教育国家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更好地遵守国家的法律和纪律，并且懂得如何同犯罪行为作斗争，这就从积极方面预防或减少了犯罪和纠纷。一九五三年四川省人民法院通过对邮政代办所的许多贪污盗窃案件的总结，发现邮政代办所中普遍存在的贪污盗窃行为所以长期不能克服，一方面是下级人民法院处理这类案件时量刑偏轻，另一方面是邮政代办所的组织严重不纯，而邮电部门又放松了对它的监督和检查。人民法院把这些情况向党政领导机关汇报并提出建议以后，立即引起党政领导机关和邮电部门的重视。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彻底整顿全省四千多个乡镇的邮政代办所。福建省建瓯县人民法院通过对滥宰耕牛典型案件的总结，发现去年秋后滥宰耕牛的主要原因是当地政府机关的有关部门未能很好地执行保护耕牛的政策，活牛价低而牛肉价贵，以及区乡人民政府检查马虎。该县党政领导机关和有关部门根据人民法院的报告和建议，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并且向群众指出了滥宰耕牛的危害性，因而防止了类似现象的继续发生，对保障今年的农业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些事实都充分说明，认真地做好总结审判经验的工作，可以密切法院同有关机关的联系和合作，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消除犯罪和纠纷发生的原因，改进和提高整个国家机关的工作，更加巩固人民民主的法制，从积极方面推动和保障国家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通过对于审判经验的总结，还加强了党委对审判工作的领导，加强了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提高了审判人员的政策业务水平。过去，不少人民法院只办案不总结，所以他们向党委请示报告的内容零碎而空泛，党委也就很难对法院的审判工作进行全面的和切实的领导。过去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审判监督，通常是通过审判上诉案件来实现的，这虽然也能对改进审判工作起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上诉案件多数是一些孤立的事件，下级法院一定时期的全盘工作和处理案件的一般情况很难为上级法院所全面了解，因而上级法院也就很难高度发挥监督和指导的作用。通过总结审判工作经验，下级法院把当前犯罪的一般情况、发生的原因和危害性，审判工作的一般情况及其存在的问题，执行政策上的偏差和错误，系统地总结起来，这对于审判人员是一种最实际的教育；对于同级党委和上级人民法院，则可以作为确定方针政策和加强领导、监督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对于奸淫幼女案件的总结，不但揭发了这种犯罪行为发生的原因及其严重危害性，而且发现有些法院的审判人员对于这种犯罪行为的性质及其危害性认识不足，片面强调教育，对罪犯处刑过轻，甚至只是教育释放了事，因此一方面采取具体措施消灭这类犯罪行为，一方面加强对审判人员的教育。这对于改进下级人民法院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最后，总结审判工作经验，还对加强人民立法工作起了一定作用。因为这种总结把审判工作的实际经验系统化和条理化了，为立法工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帮助立法工作解决了不少困难。
一年多来，绝大多数省、市以上的人民法院和若干基层法院已经开始总结审判经验，并且已经取得了许多成绩。但是目前也还有相当多的审判人员对这一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其中主要的是把它和日常办案对立起来，认为总结审判经验是“额外负担”，会耽误办案，因而不去积极地总结审判经验。为了进一步加强这种总结工作，必须从理论上和实际上彻底解决这些同志的思想问题，使他们明白：总结审判经验的工作，不但和日常办案不相矛盾，而且正是改进和提高审判工作、克服忙乱被动状态的最有效方法。因此各级人民法院都应该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之下，取得有关机关、团体的协助，有计划有重点地加强总结审判经验的工作。在进行这一工作时，应该根据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各项政策法令，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首先总结危害性较大的犯罪案件或民事纠纷案件。同时各级人民法院对于同当时当地的中心工作密切相关的或大量存在的其他刑事和民事案件，如目前各地不断发生的扰乱社会治安案件，也应该有目的有重点地加以总结。
总结审判经验，是加强和改进审判工作、使它更加有效地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一个重要方法。各级人民法院的领导干部应该亲自掌握这一工作，教育审判人员充分认识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把这种总结工作变成一项经常的工作制度。其他的国家机关和群众团体也应该认识，总结审判经验不仅有利于改进和提高法院的工作，而且有助于发现和克服其他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因此都应该积极支持和帮助人民法院进行这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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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苗岭山区的一个中共支部
新华社记者 杨炫之
九月里，我到了被群山包围的贵州省雷山县苗族自治区。在苗族人民聚居的山区里，我访问了中共响楼乡支部。这个支部和苗岭山区的许多支部一样，领导苗族人民改造山区生产，已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响楼乡聚居着三百多户苗族农民。他们在解放前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阶级的压榨摧残，多少年都过着悲惨的生活。一九五二年秋，响楼乡完成了土地改革，同时人民政府又发给大批无偿农具和各种农业贷款，帮助各族农民克服了生产上的困难。就在这个时候，在群众运动中锻炼出来的余保立等三个优秀苗族农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们认真执行党的决议，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领苗族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组织了四个互助组。到一九五三年，互助组发展到三十四个，全乡粮食增产百分之十。
今年春耕开始时，响楼乡又有六个优秀的苗族农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于是全乡的共产党员正式组织了一个党支部。支部组成后，研究了如何进一步发展山区生产，决定领导苗族农民在开展互助合作的基础上提高生产技术；每个党员负责领导一个村子，用示范的方法耐心教育群众。随后，在七个党员领导的六个互助组中，进行了水稻选种和育苗的生产方法，使前来参观的互助组长和单干农民受到了教育，全乡有二百五十多户农民进行了盐水选种。五月间，党支部号召大家实行水稻稀株密植，八个党员首先在自己的田里进行了示范，并由共产党员余略山介绍去年获得增产的经验，于是全乡有五百零七挑田面进行了稀株密植。老农民余沙斋也在支部书记余沙略的说服教育下，消除了害怕倒伏的顾虑，高高兴兴地实行了稀株密植。
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全乡新筑和补修了三条可灌七千多挑田面的水沟，使全乡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干田变成了水田，并作到三犁三耙，每挑田面施肥四挑以上。因此，今年响楼乡互助组和进行稀株密植的水稻，普遍增产一成以上。
现在，中共响楼乡党支部正领导苗族农民，紧张结束秋收和开展秋耕秋种工作，一面巩固现有的生产互助组，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