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菲尔丁
——纪念菲尔丁逝世二百周年
萧乾
英国十八世纪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家亨利·菲尔丁是世界和平理事会今年号召全世界人民纪念的国际四大文化名人之一。他在二百年前的十月八日，客死在葡萄牙京城里斯本。本月下旬，中国作家协会将集会纪念。
在他活着的短短四十七年中间，他编写了二十几个剧本，办过四个刊物，创作了四部长篇小说。萧伯纳认为除去莎士比亚，菲尔丁是中世纪到十九世纪间英国最伟大的戏剧家。诗人拜伦把他的小说比作“散文中的荷马”。两百年来他的作品一直为全世界广大群众所热爱，受到歌德、斯汤达、别林斯基和高尔基等伟大作家的热烈推崇，并且被马克思列为他生平最喜爱的读物之一。他是英国启蒙现实主义的一把火炬，一面光辉灿烂的旗帜。这一切，都是由于菲尔丁忠实于人生，严肃地对待他的创作事业。他的作品所以流传不朽，是因为它们写得真实，而这和他那热爱人民，嫉恶如仇的战斗的人生观是分不开的。
一、战斗的一生
菲尔丁生活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前夕，正是英国新兴资产阶级为了扩张它的声势，对内无情地剥削着本国劳动人民，对外积极掠夺殖民地的时期。他出生的时候（一七○七年），英国统治阶级为了和法兰西争夺欧洲的霸权，已经一连打了十年仗。他创作的主要时期（十八世纪中叶），正是英国在大陆上为了奥地利女王继位问题，在美洲和印度为了跟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不断地东征西讨。这些战争都使得英国老百姓贫困不堪，而金融资本家、工厂老板们则像雪球般越滚越富。
在这个贫富悬殊的社会里，“公道”自然是完全掌握在地主和资产阶级手里。当时英国监狱里关的囚犯人数比全欧洲的还要多，老百姓为饥寒所迫偷上五个先令就处死刑，而权贵豪门则公开贪污舞弊。新堡贵族管“竞选”叫替他豢养的畜牲找草地，惠格党内阁的首相倭尔普公开承认国会里每个议员头上都各有个“价码”——就是他们在贿选时所耗用的钱数。
这些寄生虫从人民身上刮到了钱，就去酗酒、聚赌、玩女人、过荒淫无耻的生活。
菲尔丁出生在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里，因而他既有机会看到本阶级的腐烂，又尝到贫穷的滋味。他在贵族的伊顿学堂上学时，家境还勉强过得去。一七二八年他赴荷兰雷顿大学去留学时，景况困难得只好中途退学。转年他就面临“当一个雇佣的马车伕或是当一个雇佣的作家”的选择。
从一七二九年起，他便倚靠写作来生活了。他首先从事的是戏剧。他早期有一个剧本写一个新作家的挣扎，题目是“作家的闹剧”。主人公“倒霉先生”是个到处碰壁的作家。他的剧本找不到主顾，房租交不上，房东太太就插了腰对他说：“倒霉先生，你不要再拿你的剧本来搪塞了。一个没有上演的剧本的价值不比一张没有摇过的彩票价值大。我哪里料到会招上一个诗人当房客！……你搬去以后我一定用红字在门上写着：‘诗人概不出租’！”戏里还写到他和剧场经理等的斗争，这些多少使我们摹想到菲尔丁写作初期的艰苦。
所有他的剧本都类乎讽刺笑剧，都是针对当时社会上的浮夸虚伪、政界上贪污贿选等黑幕进行尖锐而有力的抨击。“堂·吉诃德在英国”（一七三四年）和“巴斯崑”都尽情地暴露了政客贿选的丑态。在“历史日历”（一七三七年）一剧中，有一景描写拍卖。在逼真的情景下，拍卖的物件却是“一件不经见的衣料零头——政治上的诚实，担保足够政客们作一件很好的外衣，里外可穿，两面随时都可以调换。”（有人出价五镑买去了。）另外一件适合郡选举时穿用的“时髦的爱国主义”找不到买主。一颗先后由法官和主教用过的良心也没人肯出价钱，最后以一个先令成交。
这些辛辣的讽刺大大触怒了统治者。一七三七年五月间，政府机关报就警告他不许在舞台上议论政治。几天后，菲尔丁索性把两个写得最尖锐的剧本印成一个小册子，前面写了一篇“给公众的献词”说：“如果天赋给我一些嘲讽罪恶和欺诈的才能，只要我们的出版和演出的自由还存在一天，我就一定不会偷懒，就一定毫不惧怕地去发挥那份才能。”
次月，扼杀菲尔丁戏剧写作前途的“检查法”就在国会通过了，它规定一切剧本上演前都必须先送审，否则课五十镑罚金。在上院辩论时，柴斯特斐尔贵族明白指出这个法令的真正起因是菲尔丁的那些攻讦政府黑幕的剧本。这法令引起了英国人民的公愤。当第一个被官方批准的戏在修道院花园上演时，群众集合起来抗议，剧院门前是一片骚动。
失掉舞台这个阵地后，菲尔丁跟朋友合办了一个“战士”杂志，改用杂文向黑暗势力进攻。同时，他在上面发表的一些关于乡绅、牧师、城里的时髦仕女、流氓律师以及受冷的妻子等人物速写都刚好成为他写小说的准备。
这时期，他还学习并操过律师业。法律（包括监狱中的黑幕）在菲尔丁的小说中占很重要的地位。通过这个职业，他更细腻、更深刻地观察了社会生活。
一七四二年，他的第一部小说“约瑟·安德鲁”出版了。菲尔丁一向很喜爱“堂·吉诃德传”，这部小说的副标题上写着“拟赛万提斯而作”。同时，他在书中还企图嘲讽李查德孙在一七四○年出版的小说“帕米拉”，实际上他的成就却远远超出这些。他笔下的亚当姆斯牧师那个令人难忘的形象绝不是脱胎于西班牙骑士，而是个土生土长的英国人。
转年，他出版了一部“杂集”，其中包括他的寓言小说“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在这部政治讽刺作品中，菲尔丁的笔锋抨击的是古今凭暴力统治人类的“伟人”。
一七四九年，他的杰作“汤姆·琼斯”出版了。这是英国小说史上划时代的作品。它通过一个弃儿的身世替十八世纪中叶的英国绘了一幅生动的缩影。这部“散文滑稽史诗”立刻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出版商竟至来不及装订，书在散页状态下就销光了。
他最后一部小说“亚米丽亚”（一七五一）更集中地暴露了英国司法界的黑幕，但是它缺乏“汤姆·琼斯”的明朗、乐观气氛。从一七四八年，菲尔丁为了一年三百镑的薪俸——他自己说，那是“世界上最肮脏的钱”，——当了西敏寺区的治安法官。这个职位使他整天和伦敦的凶犯、强盗打交道，使他对“人性”开始感到绝望。
菲尔丁年轻时候体格本来很健壮，但是由于贫困和操劳过度，他连得了气喘、黄疸和?胀等症。一七五四年夏天，他的病症严重起来。于是，他遵照医生嘱咐去葡萄牙休养。途中，他还写了一部
“里斯本航海日记”。
到了里斯本不久，他就结束了他的紧张的战斗的一生。
二、他拥护什么，反对什么
菲尔丁在论讽刺时，说天下有三种东西不宜嘲讽：一是真正善良的行为——那应使我们肃然起敬；二是各种罪恶——仅仅讽刺它们还不够，应该深恶痛绝；三是生活中的困苦遭罹——那讽刺不得，应当寄以同情。可见菲尔丁对他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是有着清醒、鲜明的见解的。
在菲尔丁的作品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他对受压迫受损害者的同情，——尤其是他们在法律面前遭到的歧视，和对压迫者的切齿痛恨。在剧本“堂吉诃德在英国”中，一个人物说：“在所有国家里，监狱都只是给穷人住的。一个穷人偷了上流人五个先令就得坐牢，可是上流人抢起穷人来成千成百，他们却安然坐在家里。”在剧本“巴斯崑”中，一个人物嘲讽说：“人们为了做坏事而受处罚，然而上流人受不到处罚，因此他们从来是不做坏事的。”
在小说中，他时常写到冤狱，如“汤姆·琼斯”里一个人被控偷马，法官不给他辩护的机会，还魔鬼般地呲了牙说：“哦，你的运气比你想的还要好些，你不但找到了一匹马，还找到一根绞绳。”“大伟人传”和“亚米丽亚”中都幢幢地笼罩着牢狱的黑影。他把衙吏比做屠户，把拘捕状比做屠刀，它宰割的是人身自由。
菲尔丁最痛恨的是骑在人民身上作威作福的权贵。在“大伟人传”里，他说那些统治者的行径比盗贼还凶恶，比妓院老鸨还没廉耻。在同书中，他把人类分做用自己的手来创造果实的，和那些坐享其成的。在“战士”杂志里他写道：“如果他们有利可图的话，把一半同胞的脑袋割掉他们也干得出的。”“约瑟·安德鲁”里就叙述过一个扒起自己衣袋的人。这些都说明菲尔丁对于损人利己的剥削行为是极端憎恨的。
在认识上，菲尔丁对这些罪恶的来源和解决的办法都还不透彻，譬如他晚年在一个小册子里竟把贫穷和执法不严平列为伦敦盗风炽盛的原因。然而我们可以肯定说：他对那些受压迫的人们是同情的，这种同情使他贴近生活，使他的作品接近现实的本质。
在创作道路上，菲尔丁是坚持从生活出发的。在“约瑟·安德鲁”的序文中，他声明“书里没有一个人物或动作不是经过我的观察和体会的。”但是菲尔丁也不赞成对现实不加提炼、“有闻必录”式的写法。他总是把一个作家应当亲自体验和他对事物的判断，以及对细节的选择同时提出来的。
“汤姆·琼斯”共分为十八卷，每卷前面都有一篇序文，菲尔丁通过它们发挥他对文艺和人生的见解。在第九卷的序文中他提出作家应具备的四个条件是：一、天才：他认为那是“能迅速而明智地深入到事物的真实本质。能够发掘并分析事物的力量。”二、学问——指文学修养。他相信这种修养不但不会使一个作家的才能受到束缚，并且还能使他的工具更加锐利。三、“和各种行当，各个阶层的男女接触”，从而对“人性”取得健全的知识。四、同情心。关于这一点，他说：“大部分哀凄动人的景色都是挥着泪写出的。写滑稽作品也是一样。如果我不是先读者而笑，我就永远不能使读者大笑起来。”他指的是感情的真实。
在这四个条件中，他最常谈的是和人的接触。在同书第十三卷的序文中他向“经验”呼吁说：
“让我和那些明智、善良和高尚的人们多多往来，然而不仅是他们，而是各色各样的人物：从大臣到衙吏，从公爵夫人到女酒保。只有从你（经验）那里我才能了解人类的姿态。”他还祈求说：“引导我经历自然（指生活本身）中的一切迷津，一切曲巷幽径，把俗眼看不见的一切隐秘传授给我，使我了解人类多于他们了解自己。”
在真实生活中间去熟悉生活和人物——这正是菲尔丁创作哲学的出发点，也是他的作品所以能吸引读者的原因。他对十八世纪英国的城市和乡村、上层和下层社会同样熟稔。“汤姆·琼斯”里有四十多个人物出现，从贵族、缙绅到看园人和马车夫。汤姆和布力非同是孩子，甄可敬和魏思顿同是乡绅，夏楚和方正同是塾师，然而他们并不因为身份相同而在轮廓上显得模糊，他们都是有着不同的相貌、脾气和习惯的具体的人。我们时而替汤姆担忧，时而替他庆幸，也正因为他在读者心目中已经成为一个有血有肉，脉搏能动，鼻子能冒气的活人。“浮华世界”的作者萨克雷称赞菲尔丁的人物说：“我们直像上午刚同他们一道吃过早饭，或者下午将同他们在公园见面一样。”这是由于他的人物是从生活中塑造出来的，它们自然也可以跳出书本，再回到生活中去。
从艺术上看，他临终写成的“里斯本航海日记”并不是他的杰作，然而它却是一个伟大心灵的珍贵而动人的记录，它不但生动地说明了菲尔丁对写作是怎样勤劳不倦，甚至在病笃时刻还不肯放下笔。从这本游记的内容我们还可以感到他对生活、对人类的那种炽热的、执拗的感情。动身之前，当他和儿女们吻别时，他清醒地意识到死亡的逼近。他的?胀已经严重得使水手们在他登船当儿笑出声来。他严峻地责备他们不该那么缺乏同情。坐在甲板上欣赏着映在落日余晖下的祖国景物，他那种依恋不舍的心情活现在纸上。他一路向沿海渔民打听着各种鱼的价钱，跟船主热烈地攀谈着他航海四十六年来的经验。在病魔的折磨和死亡的威胁下，他对周围一切，特别对于人，依然感到浓厚的兴趣。
菲尔丁一生在文学上辉煌的成就恰好说明：只有当一个作家在胸膛里燃烧起对人民的爱，他才能热爱生活，才能写出真实感人的作品。
（附图片）
亨利·菲尔丁 英国 威廉·荷加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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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主义工业化和改善人民生活
邹树民
一、不断导致人民生活的改善，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不同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根本特点
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讲到社会主义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根本区别时，曾经说道：“资本主义工业化方法的主要缺点在哪里呢？在于它使工业化的利益和劳动群众的利益脱节，使国内矛盾尖锐化，使千百万工农群众贫穷化……社会主义工业化方法的主要优点在哪里呢？在于它使工业化的利益和居民中劳动阶层的基本群众的利益趋于一致；在于它不是使千百万群众贫穷化，而是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
社会主义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工业化这一根本不同的特点，完全由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历史事实得到了证明。就以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苏联人民为实现国家工业化而艰苦斗争的年代来说，这几年苏联人民的生活仍是随着工业化事业的进展而不断改善。比如，一九二六年，苏联工业中工人的月平均工资为五十六点七四卢布，一九二七年即增为六十四点零七卢布，一九二八年增为七十点二四卢布，一九二九年更增为七十七点零六卢布。工人社会保险的预算，从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的九亿八千万卢布增加到一九二九—一九三○年的十四亿卢布。在同一时期，苏联城市的住宅建设，从一九二六年的三百二十二万五千八百平方公尺增加到一九二九年的四百七十四万一千一百平方公尺；苏联的初等和中等学校学生人数，从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的一千零十九万三千九百人增加到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的一千二百零七万四千八百人；初等职业学校学生人数从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的五十二万八千六百人增加到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的七十一万二千八百人。和此相反，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劳动人民则日益贫困和破产。比如，一八四三年，英国工人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为百分之四十五点六，而一八八四年只占百分之四十一点四，一九○三年只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三。美国工人在全国生产品分配中所占的份额，从一八九九到一九一九年的二十年中，总共降低了百分之三十五。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最贫困的居民已占全人口百分之六十五，他们仅占全国财富的百分之六点五，而百分之二的富人却占有全国财富的百分之五十六点九；经过二十年后，美国贫民数量不断增加，而属于他们的财富却从百分之六点五降到百分之五，属于富人的财富从百分之五十六点九增加到百分之六十六点六。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现象，并不因实现国家工业化而消灭。比如，英国失业人数从一九二八年的一百二十九万人增加到一九三二年的二百八十万人；德国失业人数由一九二八年的一百三十七万六千人增加到一九三二年的五百五十万人。美国工业化成就最大，而失业人数也最多，一九三二年末，美国全部工业中的失业工人数目，即有一千一百万人之多。但是，苏联实施工业化政策以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便根本铲除了失业现象。
社会主义工业化所以导致劳动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不断改善，资本主义工业化所以导致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和破产，决不是偶然的。
首先，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进行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不仅提供工业化资金积累的广阔泉源，而且可以使工业化事业按照整个社会的利益来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前进一步，就是意味着生产资料公有制扩大一步，就是意味着全民所有的财产增大，从而也就是意味着国家有更大的力量来扩大再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工业化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进行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不仅使资本主义工业化不能按照整个社会的利益来发展，而且使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一天天扩大。资本主义工业化前进一步，就是意味着小生产者的日益破产和无产者的日益增多，意味着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在资本家的手里，而广大劳动人民则日趋贫困。
其次，社会主义工业化是由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保证实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要求的主要手段。因为只有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才能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而只有重工业得到发展，才能在高度技术基础上改造整个国民经济，才能用头等的技术装备轻工业、食品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等物质生产部门，提高各个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使社会主义生产能够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以逐步实现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目的。正因为这样，社会主义工业化前进一步，人民生活也必然会随着改善一步。而资本主义工业化又恰恰相反，它是受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法则所支配的。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法则决定了资产阶级发展工业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而是为了追求尽可能多的利润；也决定了资产阶级发展工业的手段，是尽情地剥削和掠夺国内外劳动人民。因此，资本主义工业化前进一步，只有给资产阶级带来更大的利润，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更深的困苦和贫穷。
再次，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又是受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制约着的。这一法则要求在国民经济的发展当中，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和再生产的各个方面之间，都要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因此，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主义工业部门的有计划的发展，其他国民经济部门也必然会按照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相应地得到发展；同时，再生产的各个方面，也必然得到完善的配合，而不致相互脱节。比如，随着工业的有计划的发展，工业日益要求农业提供更多的粮食和原料，要求农村有更广阔的工业品销售市场，所以工业本身的发展，就要求相应地有计划地发展农业。而农业的发展，就是意味着农民收入的日益增多和生活的不断改善。和此相反，资本主义工业化是受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法则支配着的。在这一法则的支配下，资本主义工业化不仅不可能有计划地发展，而且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造成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和再生产各个方面之间的不协调和不平衡现象。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经营工业比经营农业往往是更有利的，所以资本家竞相投资于工业，因而使工农业生产不能按比例发展，使农业远远落后于工业，并不得不忍受工业的剥削。在工业剥削农业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城市往往得到畸形的繁荣，而农村广大居民则日益贫困和破产。
同时，社会主义工业化又是通过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来实现的。人民的幸福生活是共产党和工人阶级一切行动的最高准则。党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和政策，正是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符合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要求，符合劳动人民的最高利益，也正是为了不断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相反地，资本主义工业化是通过资产阶级的掠夺和剥削来实现的。唯利是图是资产阶级一切行动的最高准则。他们决不会关心人民生活，也决不会利用资本主义工业化来为人民谋福利，来改善人民的生活。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工业化与改善人民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是具有客观的必然性的。
社会主义工业化不仅必然会导致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而且它本身的发展也必须以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为基础。因为只有劳动人民生活一天天富裕，才有更多的力量来购买工业品，从事储蓄，购买公债等，帮助国家积累工业化资金。所以从这方面看来，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也必然是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过程。
二、人民生活的改善，又必须服从于生产的发展，服从于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的发展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根本目的，固然是为了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但是，人民生活的改善，又必须服从于生产的发展，服从于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的发展。不难明白，如果生产得不到发展，人民的收入就不可能增加，生活就无法改善；同样不难明白，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如果社会主义工业化得不到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就得不到改造，就会停留在落后的水平，人民的生活也就不可能改善。所以，生活的改善必须服从于生产的发展，服从于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的发展，而不应该过份地、片面地强调。曾经也有人不明白这一道理，主张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条件下，劳动人民生产出来的东西，统统都应该归各人自己消费。比如，十九世纪中叶德国有名的机会主义政论家拉萨尔，就曾主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人应该不打折扣地获得自己的全部劳动产品。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详细地驳斥了拉萨尔的这种主张，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机会主义见解。按照马克思的科学预见，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扩大再生产，是增加社会财富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必要条件。马克思天才地制定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基金的组成和用途的原理，规定从劳动者创造出来的全部社会产品中，首先应扣除：补偿已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支出，扩大再生产的追加部分，以及形成后备基金和保险基金（用以防备意外事故和灾害）的部分。扣除了这些以后，社会产品的其余部分才被用作消费资料，但这部分消费资料在用作个人的分配之前，还必须从中扣除：“第一，一般的不属于生产的管理底费用。……第二，注定属于共同满足种种需要者，如教育卫生设备等等。……第三，对于无力劳动者的基金，简括地说，凡今天属于所谓官办的慈善事项。”（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此后，消费资料的其余部分，才按照各个工作人员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为了个人消费的目的而进行分配。马克思认为花在用于个人消费以外的产品上的劳动，是同样必要的。事情非常明显，假使社会产品统统分配给各人自己消费的话，那么，社会扩大再生产便根本无法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资金便根本无从积累，自然，也谈不上给国家提供必要的管理费用及其他费用。假使社会产品过多地分配给各人自己消费的话，那么，社会扩大再生产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工业化资金的积累就会遭遇更多的困难，就会延缓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其结果，人民的生活也势必难于得到迅速的改善。
同时，根据马克思关于在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占优先地位的原理，我们也可理解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服从于生产的发展，服从于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的发展，同样是一种客观的必然性。因为为了补偿生产过程中耗费的生产资料，为了在一切物质生产部门中扩大生产的规模，为了保证生产日益丰足的消费品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生活需要，都要求生产资料生产部门不断提供足够的机器、装备品和原料。否则，不仅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得不到发展，而且消费资料生产部门也不可能得到发展。所以国家在考虑发展生产时，任何时候都应该把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放在首要地位，都应该保证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占优先地位，而不应该离开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基础，片面地强调发展消费资料的生产，强调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
特别是在工业化初期，由于生产资料的生产一般都很落后，所以国家必须集中主要力量来首先着重发展重工业，而不可能也不应该用同样的力量来发展消费品的生产。因此，这时候，人民生活的改善更应该服从于生产的发展，服从于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的发展，使国家能积聚更多的资金来发展重工业。
保证扩大社会主义再生产和着重发展重工业，必然会引起劳动人民购买力的迅速增长。这是因为扩大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发展重工业，是在十分巨大的规模下进行的。国家为了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为了建设无数的重工业企业，必须不断增加企业职工人数，收购大量的粮食和工业原料，结果国家为发展生产，为建设重工业而筹措的大量资金，要不是以工资的形式付给了工人，就是以收购农产品的形式付给了农民，从而引起了工人和农民购买力的大大增长。另一方面，又由于国家在任何时候都要保证扩大再生产，保证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占优先地位，而不应该不适当地、过份地扩大消费品的生产，所以就必然会出现消费品增长赶不上群众购买力增长的现象。斯大林就曾说过：“在苏联这里，群众消费额（购买力）的增长，总是超过生产额的增长”
（“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的总结报告”）。特别是在工业化初期，由于国家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来不及比较加速地发展消费品的生产，所以消费品增长赶不上购买力增长的现象，也就显得更加突出。苏联和我国工业化初期便是如此。比如，一九五三年我国棉布产量虽然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七，可是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对棉布的购买力更迅速地增长起来，以致同一时期棉布的市场销量竟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七，因而出现了棉布供不应求的现象。
针对这种情况，国家除了尽可能相应地发展消费品的生产以外，还必须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来适当地解决消费品供应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比如，苏联从一九二八年底，开始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城市实行食品的定量供应制，一九二九年，这种定量供应制便在全国各城市普遍实行；同时，从一九二九年起，苏联也开始实行了对布匹、衣服和肥皂等的定量供应制。我国从一九五三年冬季开始，实行了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政策，从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开始，实行了棉布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和棉花的计划收购政策。这些措施，不仅可适当地解决供求矛盾，而且可以稳定物价，取缔市场投机，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的顺利进行。
本来，如果我们懂得了改善生活必须服从于生产的发展、服从于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的发展这一道理的话，那么，对某些消费品供不应求的现象以及国家为解决供求矛盾所采取的一些措施，是容易理解并且愿意由衷地加以拥护的。但是，事实上，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有些同志看到这种现象，便感到怀疑和不满。个别同志甚至牢骚满腹、惊惶失措，似乎把这看做是新社会的“奇灾大祸”。这些同志最好重温一下古比雪夫同志在苏联工业化初期所说的下面一段话：“商品缺乏并不是使我们惊惶失措的奇灾大祸。求过于供能推动工业迅速发展，这说明居民物质福利在提高，因而这是刺激工业化，刺激重工业发展的因素。”（“国家工业化的基本任务”）事实正是如此，我国从一九五三年起比较突出地呈现了商品缺乏的现象，但是一九五三年，我国社会购买力约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左右，我国工业总产值较一九五二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其中重工业增加更快，这不正是说明居民福利在增长，工业化事业在突飞猛进地发展吗！
也有一些同志，看到国家在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所发生的升学困难、看戏拥挤、住宅拥挤、看病拥挤等等现象，他们又感到十分不满，又认为这是新社会不应该有的现象。他们没有想到，国家这几年来已经增加了许多学校、医院、文化娱乐场所和其他公用设备。比如，一九五三年全国中等学校学生较一九五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中央卫生部系统所属公立医院床位较一九五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八，电影院、文化馆和其他公共文化娱乐场所都有增加。只是由于革命胜利的结果，劳动人民从奴役的地位变成了主人，他们都开始要享受文化娱乐生活，所以处处显得很拥挤，而且随着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要求的不断提高，国家虽会逐步添加许多文化和物质生活福利设备，但还是会拥挤。就像今天的苏联一样，去某些公共场所，还是难免要拥挤。但是，这种现象，又有什么不好呢？这正说明了新社会的兴旺繁荣气象，说明了人民生活在不断改善。
自然，也有极少一部分人，比如投机商人，现在不能随意投机倒把，猎取非法利润，他们的生活要比过去降低，如果不改变这种行为的话，甚至还要难于维持生活；又比如有些过去在反动政府机关或官僚资本企业中充当过高级职员的人，现在不能保有过去那种高官厚禄，生活也要降低。但是这种现象，难道不是应该的吗？哪里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总之，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从集体利益出发，认识改善生活必须服从于生产的发展，服从于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的发展这一原则，并且在实际生活中拿这一原则来衡量自己的觉悟水平，处理自己的生活，批判自己的错误思想，养成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这样，我们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必将顺利地发展，我们的生活也就必将不断地获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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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演员的光荣和感激
常香玉
一个演员生长在旧社会里，是万分痛苦的。从小时候学戏开始，整天挨打受骂，吃不饱，穿不暖；等你慢慢长大了，会唱戏了，军阀和官僚们的种种压迫和侮辱就都来了！记得在十六年前，我才十三四岁，正是一个天真的小孩子，我爸爸领着我在开封相国寺永安戏院演戏。当时很受群众欢迎，营业情况很好。但是，由于我不懂得地面上统治者的规矩，没有给特务们送礼买账，他们就扬言要赶我出开封。因为群众欢迎，我就是不走。后来他们没办法，就在我化装的时候，向后台扔了手榴弹，只差一丈远没有把我炸死，不幸牺牲了一个化装的同志。这件事发生后反动政府不但不捉拿凶犯，反而把我爸爸和四个演员抓去监禁起来。戏就这样停演了，大家的伙食钱也没有了，无奈何只好离开开封出外去演戏。先到了尉氏县。谁知道尉氏县更厉害，有一个国民党匪军的黄师长是那里的土皇帝，他先是天天看戏不买票，并且不管去不去都得给留下十个座；后来他生了更坏的主意，竟公开的要强迫我作他的小老婆。我气愤极了，就拼着个死命痛快地骂了他一顿。反动派对我们是赶尽杀绝的，首先把同情我的一个房东姓王的拉走枪杀了；晚上又在我们的剧院里扔了两颗手榴弹，还说：“你不开眼，在开封挨手榴弹，在尉氏再叫你尝尝手榴弹。”处在这种险恶的环境，我只得化装成老太婆连夜逃走。眼里噙着悲愤和痛苦的眼泪，被逼离开了心爱的故乡，为了要活命，就决心向陕西逃命。走到密县以后，钱花光了，熟人也少了，常常吃糠吃树皮。到西安的时候，我们很多演员都成为无家可归无路可走的乞丐。有一个名叫小仓的演员，害痢疾没钱治，他还没有咽气，反动派的派出所说他妨碍卫生，硬叫人把这个还活着的人埋了。临埋的时候，小仓还哀求说：我还没有死呀！
好容易逃到西安，满想着这许要好一些，谁知道在旧社会里处处都是一样，我们又碰上了当时戏剧界有名的三大害：国民党的“青年军”、“军官总”和“荣誉军”。他们几乎是天天砸园子，闹事情，天天叫人提心吊胆，我白天连门都不敢出来！
一九四八年我们到兰州去演戏。秋天的一个下午，下着倾盆大雨，我又正有着病，马匪鸿逵派人叫我去清唱，我不肯去；停了不久，就来了几个
“武装”，说：“长官叫你去，是看得起你，别不识抬举，不去也得去！”我被拖去，他们在那里猜拳饮酒，我站在旁边给他们唱戏取乐。这时我嘴里在唱，心里确像刀扎一般。因此每当我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的时候，我强烈对比地想到了演员在旧社会的遭遇：无情的手榴弹就是反动统治者对艺人的帮助；阴森的监狱就是他们对艺人的鼓励，经常的砸园子便是他们随时随地对艺人的“照顾”了！
解放以后，一切都改变了，戏院子里天天太平无事，人民解放军不但看戏买票，而且自动的帮助我们维持秩序。政府的戏剧工作干部还经常帮助我们排新戏，帮助我们学文化，讲时事。我很早就有两个志愿：一个是要组织一个健全的剧团，来改进河南梆子；一个是想收一批学生培养后一代。然而在旧社会我想望了许多年，也失望了许多年，剧社只有十几个人，十来个学生和几十件破烂的戏衣。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和帮助下，仅仅四年多的光景，我的愿望都实现了。现在我们香玉剧社已经有一百四十多个人，并且有六十个学生，戏衣已经有一千多件，政府还为我们抽调了五个干部。社里早已建立了正规的学习制度，大部分不识字的同志都有了小学程度，都能够读戏词、看报纸。大家的思想觉悟也有很大的提高，现在已有十几个青年光荣的参加了青年团，还有许多演员和乐队的同志申请入党。此外社内还订了各种排戏、演出的制度，每星期开一次生活检讨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在社内已经进行着民主管理，过着很有秩序的民主生活。
艺术工作者不仅在工作上经常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鼓励和帮助，特别是政治地位空前的得到提高，受到了历史上永远没有过的尊重。
使我难忘的是：一九五二年在北京，我参加了毛主席在国庆前夕的招待宴会。当我收到通知的夜里，我兴奋得一夜都睡不着觉，我心里在想，要是旧社会像我这样一个被人瞧不起的“戏子”，一辈子也参加不上这一类的招待会。我们只知道解放以后艺人就翻身了，觉得没有人再敢来欺侮我们就满足了，谁能想到会受到这样的关怀和尊重。
使我难忘的是：在一九五二年年底，我出席了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民和平会议，在那里我曾亲眼看见了世界的文化名城在帝国主义的战争灾害下变成废墟；我曾亲眼看见了那里的许多演员和音乐家被逼得串旅馆卖唱或失业；我曾亲眼看见他们流浪街头，憔悴得像乞丐一样。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自己的过去，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悲惨生活的时候，我就愈觉得在新中国作一个演员的幸福和光荣，使我说不出来对于党和毛主席是怎样的感激。
使我难忘的是：在慰问志愿军和解放军的演出中，军队同志对演员的那种高贵的热爱和尊重。当演员到来的时候，他们跑几十里路，穿上新军装来欢迎你！当演员和他们握手的时候，他们是那么热情和诚挚，当演出快要开始的时候，他们早就坐的整整齐齐等着你！当演出结束的时候，英雄们便面对着演员向祖国宣誓，表示他们保卫祖国的决心，我们真没有想到作一个演员会有这样的光荣！
使我难忘的是：一九五二年第一次全国戏曲界的会演。这种会演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我曾眼看到二三十个剧种的精采表演。全国各地一千多位艺人集中到北京，互相观摩学习，交流经验，并且每个剧种的演员都受到了国家的奖励。我在旧社会被称为豫剧的“叛徒”，而在这次大会上我就是受到很大奖励中的一个。通过这次观摩，使全国各地的戏剧工作者，不论剧作家、演员和导演以及全国各地上演的节目，都有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而这种进步和发展，便是国家具体帮助的结果，像这样的鼓励和帮助，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也没见过的。
今年我被选为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参加了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并被河南选区光荣地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光荣地参加了第
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全体代表一起代表着全国人民行使了国家最大的权力。我感觉到这是一个演员做梦也想不到的光荣，旧社会的“戏子”在新社会竟作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要不是共产党和毛主席，像这样高的政治地位和光荣，从那里会得来呢？同时我又感到很惭愧，因为我所作的工作和我在政治上艺术上的进步，比起来党和毛主席对我的恩情，人民给我的光荣和委托，实在是相差太远太远了，可是因为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我是有信心、有决心来加紧改造我的思想，提高我的政治觉悟，努力钻研业务，提高演出水平，来做好一个人民代表应该做的工作，来完成一个人民演员在国家过渡时期应该完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