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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移风易俗的爱国卫生运动在北京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吴晗
中国人民的伟大首都——北京，在解放前，虽然也曾被称为“文化故都”，但是劳动人民并没有享受文化生活的权利。历来反动统治阶级一贯漠视人民的健康，城市卫生条件非常落后，仅有的一些下水道、自来水等现代化的城市卫生设施，以至有限的几条沥青马路，几乎全部集中在反动统治阶级及富豪们的居住地区，为他们少数人服务。广大劳动人民的居住地区则极其少有，或者根本没有。
例如：西城的二龙路。在日本占领时期，这条路原来叫做二龙坑，和南城的龙须沟一样脏得出名。到处都是坑洼，地势又低，下了雨，四周的雨水就都流到这儿，水漫到屋里有半尺深；路旁有一条明沟，人们都往里面扔死猫、死耗子，倒屎、倒尿，真是臭气冲天。夏天，蚊子叮得人混身红肿，苍蝇闹得人头晕脑胀。因为没有下水道，人们就往街上泼脏水，到了冬天，路面上结了一层冰，谁要不留神就滑一交。国民党反动派来接收了，他们下了个“大决心”，把二龙坑改名叫二龙路，口口声声要人讲卫生，收捐加税，却看不见修马路的人影。不久以后，此地变成了垃圾堆，垃圾堆得有一丈多高，像一座山，人们管它叫二龙山，下雨天就叫成了二龙河。直到解放后，才由市人民政府把这条路修成了沥青马路，安装了下水道，盖上了楼房，二龙路才真正被叫做二龙路了。
上面所说的，只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例子。解放前，在全市有很多地方，都是垃圾成山，臭水污泥泛滥各处，很多明沟、苇塘和洼地，大量地发散着臭气，孳生着蚊子、苍蝇和细菌。广大劳动人民长期痛苦地生活在这样一个污秽的环境里，卫生条件极差。同时，在旧社会，广大的劳动人民既然忍受着贫困和饥饿，生活在痛苦的深渊里，又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所以很缺乏科学卫生的知识和习惯，根本谈不上如何讲究卫生。“文化故都”的文化，对劳动人民来说是很少很少的，人们痛恨这样的现象，不满意这样的环境。
解放以来，北京市人民政府提出了“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中央服务”的城市建设方针，大力进行了城市卫生设施的改造和新建工作，疏浚了河湖，新建了不少上、下水道和马路，胡同的土路也整修了。卫生行政部门历年来都开展了卫生防疫运动，因此首都的环境卫生状况，有了显著的改进，但是要根本改变这种面貌，真正做到移风易俗，使人人讲究清洁卫生，没有一个大规模的全市范围的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是不可能的。
一九五二年三月，北京人民响应了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伟大号召，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细菌战的怒潮中，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大规模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发挥了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范围的广泛和深入，获得成绩之大，在首都卫生工作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爱国卫生运动全面展开以后，在一九五二年中，市人民政府一面继续疏浚龙须沟下游，改明沟为暗沟；掏挖了陶然亭和龙潭的苇塘洼地，填垫了城、厢的死水潭，消灭了蚊蝇孳生的大本营。同时，连续发动群众进行了三次相当普遍彻底的清洁大扫除工作，家家户户清除了多年来遗留下来的垃圾和秽土，其中有东单区苏州胡同“徐状元府”积存四十年的尘埃秽土，有故宫非游览区包括从明朝就积留下来的、总量达十一万五千余公方的远年垃圾。
许多劳动人民聚居的大杂院，如前门区的万佛寺大院、东单区的法华寺大院等，长期污秽不堪，居民得病的很多，通过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卫生知识水平，加强了住户之间的团结，保持了经常的清洁扫除工作，现在，已成为卫生模范大院了。
人民群众还进行了扑灭老鼠、苍蝇、蚊子、臭虫、跳蚤和虱子的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根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一九五二年，全市即捕了一百八十五万多只老鼠，群众创造和仿制了六十多种捕鼠工具。
几年来，每逢夏秋季节，首都人民就掀起了扑灭蚊子、苍蝇的热潮，大家都知道做好翻盆倒罐、堵塞树洞、清除积水和环境清洁的工作，是防止蚊子、苍蝇孳生的重要方法。群众还创造了数十种扑灭蚊、蝇的方法。目前扑打蚊蝇的习惯，已在人民群众中逐步养成，全市不少地区已经做到“室内无蚊蝇、院内无孑孓、厕所无蛆蛹”了。
饮食行业的职工重视了个人卫生和饮食品卫生，了解到这是关系到广大人民健康的事情。大多数职工自动换上了白色工作服，都能够对食具进行消毒，保持食品的清洁，基本上克服了“井里的蛤蟆、酱里的蛆，免不了”等不讲卫生的落后思想。例如著名的天桥市场，是一个为城乡劳动人民最喜欢游逛的、小食摊最多的场所，从前，这些小食摊很不清洁，最易传染疾病，现在从春夏到秋冬，无论是馄饨摊、豆汁摊、切糕摊、爆肚摊等，没有一个小食摊没有玻璃罩、纱罩；小餐桌、食具也都是干干净净的，这些小摊贩还养成了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一般饮食店铺和鱼肉市场并建立了行业卫生组织，实行了民主管理，经常进行卫生检查。
街道居民执行了经常的保持清洁制度——地段责任制，在长期的教育和坚持下，“洒扫庭除”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习惯。许多居民把做好卫生工作订为爱国公约的重要内容，这些办法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爱国卫生运动的发展，并巩固了它的成果。
这几年来，北京的爱国卫生运动，根据本市广大劳动人民在卫生防疫方面的具体要求，密切结合了生产的需要，有效地减少了疾病的流行，增进了人民的健康，从而保护了劳动力。
在工厂和矿山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改变了这些地区环境卫生的面貌，提高了工人群众的健康水平，疾病减少了，出勤率提高了，从而保证了生产建设事业的正常进行。
建筑工地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后，降低了工人的发病率，提高了工人的生产热情，有些爱国卫生运动进行得较好的建筑工地，工人出勤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所有这些，对首都艰巨的建筑工程任务得以胜利地超额地完成，是起了重要的作用的。
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学校内部进行了爱国卫生运动，大多数人由于能够讲究卫生，身体健康的情况已有所提高。
在郊区农村，结合积肥、施肥等农业生产工作，卫生状况也有了改变。
由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卫生条件的不断改善，爱国卫生运动的展开，人民群众的疾病减少了，城市人口的死亡率也逐步降低了：一九五一年的人口死亡率是千分之十二点七四，一九五三年已降低到千分之九点三一。解放前婴儿死亡率在千分之一百以上，一九五一年降低为千分之八十六点六，一九五三年更降为千分之五十九点三。
通过爱国卫生运动，不仅普遍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卫生知识水平，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人民的旧的风俗习惯。“老鼠是财神”、“不到腊月不扫房”、“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等迷信落后的思想，已经基本上得到清除。讲究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已形成为社会上的一种新道德新风气。
首都清洁卫生的新面貌，不仅首都人民群众感觉高兴，也使各地区来京的人民群众感觉高兴。通过爱国卫生运动，又一次雄辩地证明了人民民主制度无比的优越性，证明了解放了的中国人民，能够用自己的双手，发挥勤劳、勇敢和智慧，以极高的速度，来建设和改造自己的国家。
两年多以来，首都人民都深刻体会到做好爱国卫生工作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一项长时期的艰巨的任务。大家都知道搞好卫生，减少疾病，增强体魄，是提高生产、工作和学习效率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北京人民充满着胜利的信心，和全国人民一道，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光辉旗帜下，决不满足于过去初步的成就，要把爱国卫生运动的水平更加提高一步，为加强人民卫生事业的建设，为争取我们人民和平幸福的生活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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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新中国的科学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 钱三强
我国科学本身虽然有长远的光荣的历史，但是由于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学术的发展也因而停滞下来。近代的科学研究，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而输入的，因此一开始它便带上了半殖民地性的烙印，它深受欧美的影响，崇尚个人兴趣，追求枝节问题，脱离生产实际。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成长，中国的科学事业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五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进行了各种社会改革运动，使中国社会各方面都起了深刻的变化；在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中，打退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了祖国的安全，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同时，完成了经济恢复工作，并胜利地进入有计划的国民经济建设的新时期。在这几年当中，绝大部分科学工作者的思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科学工作已在广泛的基础上和国家建设联系起来。新中国的科学已成为人民事业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的中心目标是服务于人民，服务于国家建设；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它以苏联先进科学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
从一九五三年起，全国的科学研究机构开始制定计划，有计划的研究工作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以中国科学院而论，大约有百分之六十的研究题目是由政府各部或生产部门提出来的，其余的百分之四十则是属于基础科学方面的和社会科学方面的探索性的问题，从长远角度来看，这些工作大部分仍是结合实际的。总之，科学和生活结合、理论和实际联系、科学机关和生产部门的创造性合作已成为推动我国科学前进的巨大力量，五年来我国的科学工作已为国家作出了不少的贡献。
在下面略举几方面的情况来说明我国科学的新面貌。
为了配合工业基地的建立，巨大工程的设施，科学工作者们和经济建设部门的工作人员一起，对动力和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进行了大量的调查考察和研究工作。对地下资源的调查，重点是放在铁、铜、钨、锡、锰、煤和石油的勘探方面，经过地质学家、物理探矿学家和钻探工作者的协同努力，新的矿藏已大量被发现，如甘肃的铜矿、广西的锰矿等；旧的矿区也在极大的程度上扩大了，如河北的铁矿、黑龙江的煤矿都扩大到十倍以上；若干种有色金属和稀有原素，在我国也都找到了丰富的藏量。此外，随着大规模勘探工作的进展，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们还研究了某些矿床的成因，弄清了若干地区的地层划分。大量的青年涌入了光荣的祖国工业建设先遣队，单就地球物理工作者讲，现在的队伍比解放前便扩大了几十倍。
由于基本建设设计的需要，地震工作也有了发展，目前，已建立了十几处地震台，作出数十个新旧工业城市或地区的地震裂度，支援了基本建设。在这个工作中，除了地震学家起了一定的作用，历史学家在短期内系统地整理出历史上的地震资料，建筑学家和力学家对于古建筑进行的抗震性质的推断，都对地震裂度的鉴定作了重要的贡献，并且为综合性的研究建立了良好的基础。
气象的研究也有显著的成绩。现在国内已增设了许多气象台站，在大量观测的基础上，学习苏联先进的气象理论，使短期天气预告的准确度提高了，中期天气预告也已开始。对于灾害性天气如台风、寒潮及降雨量的预告，在战胜自然灾害的斗争中也起了显著的作用。同时气象事业效率的提高有利地支援了国防建设。解放以来，气象事业获得重大成就的关键在于研究部门和业务部门创造性的合作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学习苏联先进科学。
一九五一年，随着和平解放西藏，组织了西藏工作队。该队经过两年多的工作，发现了铁、煤、有色金属等丰富矿藏和水力资源，为藏族人民开发西藏富源提供了科学资料。他们还种植了许多作物，如冬小麦、冬黑麦、小米、各种蔬菜、瓜、豆等，证明西藏高原可以扩大种植面积和提高农业产量。
在工业的恢复和发展的过程中，科学工作也作出了有益的贡献。球墨铸铁的仿制和改进已获得成功，并大量推广，节约了钢材，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资金；现在并进一步对于球墨铸铁的压延加工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以求推广它的使用范围。配合冶金企业的需要，完成了贫铁矿、贫锰矿的选矿工作，扩大了资源利用的范围。为了配合新的钢铁基地的建立，冶金学家、化学家、地质学家、物理学家等展开了综合性的研究。此外对于有色金属和稀有原素也展开了新的研究。
配合燃料工业，对天然石油、页岩油进行了分析鉴定、炼制加工等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对于合成石油的熔铁催化剂的研究有了新的成就，并掌握了流体化工程技术，为人造石油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光学玻璃的制造已开始建立了良好的基础，积极地支持了国防工业和测量仪器的制造。光学仪器的研究和设计已成功地试制出高倍率油浸显微镜，成品性能超过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品。硬质合金和钢玉质瓷刀试制成功，有助于机械工业高速切削法的推广。
为了新的动力的开辟、新的材料的使用和新的研究方法的树立，在原子核物理和电子学方面也进行了有意义的工作。在固体物理方面作了关于磁性物质、金属、结晶体等一系列的研究，证明了有色水晶去色后其振荡性和无色水晶同等有效。力学和数学工作者也开始结合着工程和物理的需要进行研究。
人造橡胶、有机玻璃和酚酫树脂等塑料的研究已成功，从而有力地支持了国防建设和重工业建设。另一方面，对各种染料、磺胺剂、抗疟剂及抗生素的研究也已逐渐开展，并有若干研究结果已为生产部门所采用。
生物和土壤的调查和研究，对农业增产及林业建设起着重大的作用。在陕西选育的碧玛一号小麦品种具有抗锈和不倒伏的优点，收获量超过当地原有品种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目前已在六百三十万亩土地上推广；大豆根瘤菌的研究结果已在二千万亩土地上推广，可使大豆增产百分之十左右；花生根瘤菌的研究结果已在二百万亩土地上推广，可使花生增产百分之二十左右。在土壤的改良和利用方面，对江西大面积的荒弃的红壤合理施肥和扩大耕地面积也提供了科学资料。
昆虫的研究以农业害虫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棉花蚜虫的研究提出了防治的办法，已在十一万亩棉田上采用，可使棉花增产。蝗虫的灾害基本上已能控制，并将进一步从对蝗虫生活史和习性方面的研究找出根本消灭蝗虫的办法。另一方面，在作物病害的研究上，对苹果腐烂和小麦黑穗病等的研究也获得了初步结果。此外，历史性的牛瘟已能控制，猪瘟及炭疽病的防治血清和疫苗，也已大量使用。
对于淡水鱼的养殖问题我们已在湖北八百万亩的湖泊区域进行了调查工作，并提出了放养建议；鱼病防治也有了办法。对渤海湾的鲐鱼、鲅鱼鱼群回游规律和海洋环境的研究，为合理设置渔场和合理捕鱼提供了科学根据。
在医药卫生方面，首先应该提出的是细菌学家、病理学家、昆虫学家等踊跃地参加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的斗争，从科学上揭发了美帝国主义的罪行，并和广大人民在一起取得了反细菌战的胜利。此外对于乙型大脑炎、黑热病和疟疾都获得了防治的办法，减少了发病率，保护了人民的健康。
在和资源调查、配合生产建设任务的同时，若干理论部门的工作也建立了基础。在物理方面有关于原子核力、金属中原子脱节现象的研究，同时对宇宙线也进行了观测工作；在数学方面进行了数学分析、几何与柘扑、代数、数论和概率论等方面的研究，整理和出版了“堆垒素数论”、“射影空间曲线论”和“直交函数级数的和”等著作。结合着人造橡胶、人造石油、抗生素等的工作，发展了高分子结构、催化剂和桔霉素的立体化学的研究。在生物学方面，关于生物原刺激素的研究，阐明了组织浸出液对红色细胞的代谢感应，并能使轮虫再生；家蚕混精杂交的结果肯定了多精子参加生物受精的过程，驳斥了染色体遗传理论的虚妄；生理学和生物化学的研究也建立了良好的基础。生理学家、生物化学家、心理学家在一九五三年内普遍地进行了巴甫洛夫学说的系统学习。关于细胞学、解剖学、组织学等方面的工作也在学习生活物质学说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农业、生物科学工作者也正在吸收米丘林先进理论，结合着劳动人民的丰富经验，为增加单位面积产量和改良品种而进行着理论的研究。
社会科学方面，史学研究的重点是近代史，特别是对三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的研究，出版了不少专门著作，其中陈伯达的“毛泽东论中国革命”和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重要的贡献。在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方面也作了不少工作。对古代史的研究出版了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和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由于各地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五年来出土文物超过了过去数十年发掘的总和，为中国考古学及上古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新的资料。语言学的工作着重为尚无文字的少数民族制订文字和汉语语法的调查研究。经济学则进行近百年来经济史料的搜集和手工业的调查和研究。
由上面略举的几方面情况，可以看出新中国五年来的科学成就是多方面的，由于遵循着结合国家建设的正确方向，我国科学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是，面对着我国今天和将来的建设，这五年来的工作还是十分不够的，我们还应该作进一步的努力。特别在我们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刚迈第一步的时候，我们必须切记毛泽东主席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给我们的指示，“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谦虚谨慎地学习，兢兢业业地工作，结合自己的业务，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克服我们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思想，树立起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的思想；大量地培养青年，努力提高业务水平。我们深信，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鼓励和督促下，在苏联的无私的帮助下，只要我们不断努力，就可以在不久的将来改变今天科学还落后的状态，按比例地将各门科学组成为有机整体，依据国家需要和科学发展规律，全面地、但有重点地推动各门科学，为我国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有效地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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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荒芜到繁荣的思茅城
——从一个城市的变化看新中国的卫生工作
高处 陈学诚
六十年前，思茅是一座美丽、可爱的城市，它曾经和腾冲、昭通、蒙自同为云南南部的四大重镇。六十年来，反动统治者蹂躏了它，使它从四万人口变成一个只有一千多人口的荒城。在半个世纪里，思茅走过一条多么悲惨、可怕的道路啊！
解放以后，思茅获得了新生。
一
思茅城建筑在方圆约一百平方里的圆形坝子里，四周常年翠绿的山像一座短短的围墙，终年围护着它。在这常年翠绿的“围墙”上，有粗壮苍劲的古松，有种类繁多的热带和温带植物，有各种珍贵的药材，有像自行车轮那么大的穿山甲，有成群的猴子和驯鹿。在这宽阔的大坝子里还出产茶、棉、稻米，这里还有樟脑、鹿茸、兽皮、冰片等等特产。
三四十年前，思茅曾经繁盛一时。当时，仅县城内的固定住户就有四万多人，加上附近的两个区，共有十万人口。它不论在经济、政治和国防方面，都很重要，是“迤南商业中心，商旅云集”，而且和缅甸的景栋、泰国的景迈、越南的莱州都有着商业贸易关系。西藏每年都有几千匹犛牛来驮茶叶。这里的老年人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当时城区周围，村连村寨连寨，每天街上的屠户要宰五条牛、五十口猪。从普洱下来，到班鸠坡头，离城很远，就听到思茅坝子里人喊马嘶。那时做生意要从人头上接钱。”
但不久，这里却成了荒草乱冢，一片废墟！
一九二○年，思茅遭到空前未有的灾难。瘟疫像一阵怪风卷走了这里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思茅变成了一座死城。
这座城市毁灭的过程，是旧世界统治者们的罪恶的实证。
二
从一九二○年起，思茅长期流行着疫病。一些老年人回忆当时疾病流行最厉害时的情景，沉痛地说：“死人就像练子一样，一个扣一个，数也数不清。很多人家‘棺材旁边装棺材，没有好人埋死人’。”一个七十多岁的石老大妈说，她家二十多口人，死的只剩了五口。当时学校里经常有百分之三十的学生请病假。疫病像破堤的洪水一样泛滥着，终至一街一街、一寨一寨的人家，搬的搬，病的病，死的死，许多过去很热闹的寨子，不久，连影子也不见了。城里财神庙、龙王井、珠市街、朝阳巷、回民街、小石桥等街巷，到解放时尽成了莽草之村。
这长期的深重的灾难，并不是因为什么自然的原因或地理的关系。疾病，主要是疟疾，刚开始只间或听到有外来的商客染病死在思茅，以后，本地人也慢慢地感染了这种病。如果当时能及时治疗和预防，是可以扑灭的。但是在漫长的岁月里，反动统治者根本没有采取过什么有效措施，相反地，他们利用群众的文化落后，在人民群众中传播着许多迷信思想和谣言，巧妙地掩饰自己的罪恶。说什么“‘打摆子’是平安病，抖过去就好了”；说什么“这是因为这地方天生的有瘴气，没有法子”。总之，他们对人民说：这是“天之浩劫”。
在那时，反动统治者根本没有搞什么市政卫生建设，城乡的环境卫生十分恶劣，到处都是粪草垃圾，动物尸体，死水污池。许多沟渠几十年不通。每当雨后，脏水四溢，城郊附近，粪坑、臭水塘很多，给疟蚊的繁殖和疟疾的流行以便利条件。在这样人马拥挤的城市里，人们痛苦地生活着。可是当时的官府衙门“只管收银子”。
半个世纪里，反动统治者们连“吃奎宁可以预防疟疾”这一点点常识都没有告诉人民。在一九三五年以前，全县平均每一千个人中才有一个中医，而他们的医术是不高的，西医一个也没有。直到一九三五年，才开了一所“思茅医院”，一九三八年以后成立了“卫生院”；但这些医疗组织，和当时的“抗疟所”一样，乘人之危，大肆剥削。现在，老年人一说起这，都恨得咬牙：“样事都要卖钱”。他们用一支“扑疟母星”，要敲诈勒索到十多块半开银币。他们到乡村去看病，要老百姓用轿子抬着他们，去了还得吃鸡、吃肉、抽大烟。这些“救星”们随便给病人吃一粒成本低廉的奎宁丸或打一针“福百龙”，就拿着成袋的银元，坐着轿子，叫还没有病死的人把他们再抬回去。
思茅人民的灾难的另一原因，是人民生活穷困。国民党反动统治者不管人死了多少，地荒了多少，税赋却年年增加，再加上地主们的残酷剥削，农民们每年下半年只好背着箩筐，到山上挖些蛮斤、蓑衣包等野菜，用水漂过几天，等刚刚不苦了，就煮着吃。思茅人民过着这样的生活，病倒了，那里还有钱去求医吃药！
虽然反动统治者一再说这是“命运”，可是人民看得清楚：地主老财，风不吹雨不淋，吃得好穿得好，有钱吃药，有钱吃补品，就是疾病最厉害的时候，他们也还是又红又胖的。地主高获生、武培芝家，来思茅四十多年，就没有病过。地主唐孟晋世世代代住思茅，在大病时也没病死过人。
最无耻的是当这块土地上灾难严重的时候，平时作威作福的“道尹公署”却“避病于普洱”去了，思茅县政府也从城里搬到很远的倚象区避难。
就这样，年复一年，在几十年当中，这个城市被毁灭了！人们死的死，逃的逃；商人不来了，田地荒芜了，房屋倒塌了，以往繁华的街道只留下铺石的痕迹，整个坝子里莽草比人还高，到处一片荒凉。
几十年来，思茅被外面的人当作“鬼地方”可怕地谈论着：“思茅思茅，活人不牢。”本地坝子里幸而没有死掉的农民。也都搬到远离县城的山上去住，每年冒着大险下坝子来，住在临时搭成的小草棚里，抢收稻子，草率地栽上秧，又赶快逃到山里去了。就是偶然因事在县城留到晚上的人，也一定要赶快办完事情，半夜里燃起火把跑到山里去。
三
一九四九年二月，思茅县城解放了！现在的县长宗宁生同志带领着五十个干部，背着简单的背包，来到了思茅。根据党的指示，他们领导思茅人民在向旧世界进行全面斗争的同时，也开始了向自然和疾病的斗争。旧世界遗留给人们的只是废墟，人们几乎要完全从头做起。据县长说：“当时住下来的第一件事情，是从荒草里先开辟道路。”
李振鸿同志，是思茅人。他叙述他这故乡当时的情景说：“我在街上呆呆地坐了许久，见不到一个人，就连狗和鸡也少见。”到他奉令接管伪卫生院时，那里简直破乱不堪，在所有的东西里面，唯一比较完整的，是一只挂在墙上的古老的大时钟。可怜的两间病房里，却喂着两匹马。
人民政府在城门楼上挂上了一只大钟，动员全城人民从废墟中重建家园。深受灾难的人民动起来了。在曾经打死过老虎的街上，大规模地铲除野草和棘丛，清理旧世界埋下来的垃圾。
生活振作起来了！从一九五○年，思茅成立了卫生防疫委员会，接着，人民的卫生院成立起来了。以后，省卫生厅也派人来建立了疟疾防治站，西南军区也派来了抗疟队。毛主席的爱国卫生运动的号召给人民以极大力量。按照中央“预防为主”的方针，思茅连续进行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和空前未有的疟疾防治运动。人们在庆幸现在和仇恨过去的复杂心绪里，清除了成万担的垃圾，铲除了遍城的野草，挖通了许多淤塞了二十多年的臭水沟，捕杀了成千上万只老鼠、无数计的蛆蛹和蚊蝇。运动接着运动，大家明白：这就是在消除思茅的灾难。
卫生教育深入地进行着。许多残缺的墙壁上出现了卫生宣传漫画和标语，还有像法律一样的卫生公约。全县受到会议、幻灯等卫生教育的有三万人次。还有近二百人先后参加抗疟、卫生、医务、接生、妇婴卫生常识等训练班学习。
党和人民政府对卫生工作的领导和重视，使卫生院和疟疾防治站获得巨大的发展。卫生院很快发展到三十个工作人员，二十张病床，还有了一个巡回医疗组。一九五三年上级又拨来五亿多元，扩建了卫生院。疟疾防治站有四个组分别到发病最厉害的区乡去巡回检查和治疗。在城区和几个重点区、乡人民中普遍进行了血片和脾肿检查，基本上掌握了疾病情况。城区受检查的人数达到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五强。疟蚊研究组也收集并解剖了六千多只蚊子，做了详细的研究和记录。消毒组在城区和整碗乡民房中普遍喷射了“六六六”和滴滴涕，大量扑杀了疟蚊。现在，全县城乡每二百五十个人中，平均已有了一个专职医务干部。
治疗工作也在同时进行。在一九五三年的九个月中，病了以后能及时得到治疗的就有一万三千人；受到免费治疗的有二万多人次。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一九五三年三月到十二月，光受到疟疾防治站免费治疗的就有二万六千多人次；有三千多人免费服了预防药。这对解放前几乎全部被“瘟神”吞噬的思茅人民说来，该是多么意味深长啊！
这一系列的规模巨大的连年赓续的卫生运动和防治措施，加上驻军和修路民工的卫生机关也随时随地免费为各乡人民治病，使思茅人民逐渐消除了对疫病的恐惧，恢复了活力。更重要的是四年来这里和内地一样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运动，这就给从根本上保证人民健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扭转了思茅人民的命运。婴儿出生率逐年增高了，城关区一九五三年比一九五一年增加了近一倍。发病率急遽下降，达到四十五年来空前低的程度。城区和整碗乡往年发病最厉害的是四月和十月，过去的发病率都在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而一九五三年四月，整碗乡的发病率降低了一半，只有百分之四十七，十月份降低到百分之十三；城区四月份的发病率只有百分之六强，十月份降低到百分之一点一了。
作为人民的勤务员的政府卫生工作者，从四十多岁的医师到刚从医学院校出来的青年男女学生，为了思茅人民，贡献了崇高的劳动。他们背着简单的行囊和器械医药包，不论黑夜白天，不论风里雨里，单身穿行在深山老林和偏僻的山村里。人们都说：带红星徽章的医务员们都能吃苦。确实是这样的，只要有人来卫生院叫一声，或是叫进城赶街的人捎一个口信，不管多远的路程，医生们马上就出发。如果是夜里，就打着火把去。他们到了病人家里，吃饭给主人开饭钱，有时还帮主人洗衣服、舂米、看孩子、做饭。
女同志载锦，一个人到离县城一百五十多里的傣族同胞居住的蚌弄乡住了一个多月，治好了六七十个病人，而且使他们养成不吃生水的习惯。当上级调她回县城的时候，老乡们再三地要求把她仍然留在那里。卫生院蔡云芬同志，有一天身体不适，可是这时乡下有人来请医生治病，她没有犹豫地带病出发了。路上天变了，她在大风雨里艰难地走了五十多里泥泞的路，到了莲花乡，支持着自己的病体给老乡看完了病，没有休息，又继续给老乡种牛痘、打预防针。
一九五○年，县里召开各族各界代表会时，普文区的兄弟民族代表，还害怕在县城里会感染疫病，每天开完会要打着火把到山上去住。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县里开物资交流大会时，他们又来到思茅，三年来县城的巨大变化使他们感到惊异。当他们在这里买到很多多少年来没有见过的物品，看到崭新的医院和许多新建筑物时，高兴地说：过去国民党要盖这样多新房子，不知又要死多少老百姓。可是现在，我们还不晓得地就造起这样多好房子了！
现在，思茅的人民已经摆脱了疫病的威胁。他们惊喜地说：病，那里去了？怎个现在也不见有什么瘴气了，也不见死人了！老人们由衷感激地说：这是毛主席给思茅人民带来的福气。他们说：共产党把恶霸土匪、反革命和疾病，一起除清了！一年
一年更好过罗！去年蔓莲乡订生产计划时，政府希望他们能增产二成半，可是这里的农民们说：只要有了医务员，增产三成四成都敢保证。结果，去年他们增产了四成多。
现在，解放了五年的思茅人民，向祖国和全世界宣告：我们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战胜了疾病！思茅人民的健康已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保障！
四
比起解放以前，思茅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县城里的人口目前虽然还不多，但增加的速度是惊人的。预计今年会再增加固定居民五千人，如果加上国家工作人员和商运等各方面暂时居留的人口，今年年底仅县城内就可能增加到一万九千人左右。原来根本没有文化设施的城市，现在县新华书店最高
一天能售出一百多万元的书籍。县文化馆还购置了收音机、小型发电机、幻灯机、电唱机、扩音器等设备，而且拥有了一定数量的可供群众阅读的书籍，人民政府并拨给思茅中学一亿九千万元修理校舍，又以十多亿元筹建专区师范学校。从今年起，就可以有四十个病人同时到卫生院的新院舍去休养。
在经济方面，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下旬的物资交流大会，到了一万二千多人，在两天中成交额达三亿六千多万元。一九五二年的物资交流大会，还只有外来的六家行商参加，一九五三年就有六十多家了。
在农业方面，去年全县平均增产三成以上。原来思茅坝子里的三万亩荒田，国营思茅试验农场二年内种上了六千多亩。农场已盖起了相当漂亮的粮仓。今年农场预计产量将达四百万斤，同时将供给市场五千只鸭、三百万斤青菜、三十万斤猪肉。
思茅县人民已经从旧世界的灾难和死亡中获得了新生。思茅的山、森林、水流，都活起来了！到处显出新兴的蓬勃的景象，到处在编扎着新的竹篱，整修着房屋，结婚的人显然地多起来了，街道和巷里的许多门上，不断地贴起鲜红的喜联。
思茅正在用新的速度前进着；不久我们就会看到一座美丽、清洁、繁荣的滇南边疆的咽喉重镇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五年来在全国各地风景区设立了许多工人休养所和工人疗养院。图为青岛纺织工人休养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