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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银行的“华侨服务部”
焕然
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按照中央人民政府的
“便利侨汇、服务侨胞”的方针，从一九五○年起开始建立了专为侨胞、侨眷服务的华侨服务部。几年来，在有关机关的协助和广大侨胞、侨眷的支持和爱护下，各地华侨服务部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体现了党和政府关怀与照顾侨胞和侨眷的政策，并密切了侨胞和祖国的联系。随着祖国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的华侨服务部的机构也在不断的发展。到现在为止，在国内各地的主要侨区，如广东的广州、汕头、江门、海口、梅县、台山、文昌、深圳，福建的福州、厦门、泉州、漳州、龙岩、石狮、南安、福清以及北京、上海等地的银行，共已设立华侨服务部三十五个。有的地方的银行虽然没有设立华侨服务部，但也有专人负责为华侨服务的工作。
在蒋介石反动统治时期，侨胞在国外寄回的作为一家老小生活费用的侨汇，由于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侨汇的价值得不到任何保障。正如广东省澄海县建阳乡侨眷李赛娇的婆婆说的：“解放前米价一天涨三次，同一天去买同样的米，只是早、午、晚时间不同，就得付出三种价钱。当然是晚买的比早买的更贵了。”她买一次米要哭三次：“问价钱时哭一次，买的时候因为涨了价哭一次，买回来吃不饱又哭一次。”
解放以后，在全国财经尚未统一、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刚刚开始的时候，国内各地区外汇解付牌价也未统一，为了照顾侨胞、侨眷的经济利益，当时政府曾实行了优待侨汇牌价，按全国最高牌价解付侨汇的办法；当人民币币值尚未稳定、外汇牌价上涨时，又采取了原币汇款，发行原币存单的措施；在人民币币值已臻稳定而外币牌价下跌时，又举办了人民币汇款。人民政府的这些措施，都是为了照顾并且在实际上也照顾了侨胞、侨眷的利益。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日，政务院公布了“关于解放前银钱业未清偿存款给付办法”以后，各地银行都相继开始了登记工作，华侨服务部也指定专人替不会写字的侨眷代填登记表。申请登记的人所附的存折、存单、汇票、单据，有的是虫蛀过的、火烧过的、水浸过的、破烂不堪的或已用反面做了记帐本子的；这些票据，使人一看就知道，持有人对它们已失去了重新取得价值的信心。福建省南安县潭溪乡侨眷林嫌说：“一九三七年，我的翁原想把这笔存款（伪国币七千八百五十元）拿来盖房子，可是被可恨的封建恶势力阻挡着，始终没有盖成，后来法币贬值得没有用了，想这笔钱已经完了。这回领出款后，我要盖房子来纪念人民政府的恩情。”领到偿还解放前存款的广大侨眷，都异常的兴奋，并纷纷对人民政府这一措施表示真诚的感激。
为了便利侨眷领款，大部侨区银行都实行了登门派送侨汇的办法；未实行登门派送办法的地区，则实行了简化手续的办法。为了避免邮电迟误，各地更举办了约期汇款和加急汇款，侨胞汇款回国，无论汇至口岸或内地、侨区或非侨区，各地银行或邮局都可以代办，保证及时送到全国各地的收款人手里。对于收款人住址迁移或住址书写错误、遗漏的情况，各地银行华侨服务部也仔细分析、耐心寻找，力求不致影响侨眷的生活。如中国银行广州市分行解付德政中路二二九号汇款时，汇款人误将门牌号码写为七七九号，但由于派送员同志耐心地从七七、七九、一一九、一七九、二二九等号逐户查问，终于找到了收款人。另外一笔写为“福州南台朱崔路”的汇款，在“南京朱崔路”找到了收款人。
为了解决侨眷因一时侨汇未到，而急需用款的困难，广东、福建、云南等省侨区的银行华侨服务部和北京等归国华侨学生较多的城市的银行华侨服务部，都举办了侨眷、归国华侨学生低利小额贷款业务。截至一九五三年年底，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就放出侨贷二十四亿元。去年五月间，仅中国银行泉州支行贷出的就有五百八十六笔。这种贷款，帮助侨胞、侨眷解决了不少困难。如福建省泉州市侨眷唐育坡四岁的儿子患了肠炎，病势危急，家中又无钱医治。中国银行泉州支行华侨服务部及时给予贷款，使孩子得到医治，恢复了健康。当银行华侨服务部工作人员前往慰问时，唐育坡的母亲说：“我的孙子是人民政府救活的，若不是银行贷款还有救吗？以前我有一个孩子，若是还在，今年十九岁了。他三岁那年生了病，无钱请医生，也没有人管，病了几天，我流着泪，看着他死了。”
侨区银行的华侨服务部还开展了代收外币、票据和代替归国华侨、侨眷兑换外币以及代替侨胞办理投资储蓄、购买公债和保管工作。由于侨胞对华侨服务部的信任，仅福建省厦门、泉州两地，在一九五三年一年内代替侨胞保管的单据即有三千七百一十二件。不少侨胞把重要契据都交银行华侨服务部保管。在印度尼西亚泗水的一个姓郑的侨胞，除把房屋契证十余份寄交银行华侨服务部保管外，并把预立的遗嘱一并寄来。
居住相隔数千里，长期断绝音讯的亲人，能够重获音讯、再度团圆，是十分动人的事情，也是不容易的事情，然而很多这样的故事曾发生在侨胞、侨眷中间。在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邮路不通，人们流离失所，因此很多侨居在国外的华侨和自己在国内的眷属彼此断绝了音讯。为了帮助远隔重洋的侨胞、侨眷寻找亲人，解放以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华侨服务部就开始建立了代查亲属的工作。如住在厦门的侨眷黄锦锈的丈夫杨有志于一九三五年去仰光谋生，一九三九年后即无音讯。去年九月间黄锦锈托中国银行厦门分行华侨服务部代为寻找，经代转仰光鹭江公会协助，终于找到杨有志的下落。杨有志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回到厦门，和妻女见面了。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解放至今，各地银行华侨服务部共接受国外华侨及国内侨眷委托寻人的共一千三百三十二件。
几年来，各地银行华侨服务部由于能够热诚地为侨胞、侨眷服务，已获得侨胞、侨眷极大信任。很多归国华侨和侨眷有事就找华侨服务部商量办理，无事也常找服务部的工作人员谈心。这些事实更加证明了“便利侨汇、服务侨胞”方针的正确，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华侨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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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利和利益
侨务工作的回顾
华侨事务委员会宣传组
我国在外华侨是我们祖国大家庭的组成部分。我们国家对于国外华侨、归国华侨以及华侨眷属有着无限的关怀和爱护。过去由于我国反动统治阶级当权，华侨的正当权利和利益毫无保障，留居国内的华侨眷属也遭受着残酷的压榨。有些华侨回到祖国，也遭受着失业失学的痛苦而无人过问。他们热望祖国人民革命胜利，曾经在历次革命斗争中出过不少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华侨和全国人民一样，成了我们国家的主人，参加了国家事务的管理。中央人民政府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并在便利侨汇、安置归国侨胞、组织归国华侨青年入学等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保护和照顾了华侨的利益。国外华侨的爱国热情，也因此日益高涨。
一
我国旅居国外的侨民约一千二百万人，分布在马来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缅甸、菲律宾、印度等东南亚各地的达一千万人以上，旅居美洲的约二十多万人，其他则零星分布在世界各地。
华侨在东南亚各国以及其他一些地方，与当地人民共同劳动，友好相处，对当地经济的开发和繁荣作了一定的贡献。华侨热爱祖国，盼望着有一个独立富强的新中国，对祖国人民百余年来的革命斗争和革命胜利以后的国家建设，都是积极支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伟大成就，和国际地位的空前提高，更使国外华侨的爱国热情受到极大的鼓舞。
目前，在与我国建立了友好关系的国家，华侨的处境有了若干的改善。但在对我国不友好的国家，华侨的处境是困难的。美国侵略集团因为畏惧和仇恨伟大的新中国，因而也畏惧和仇视华侨，所以就加紧迫害华侨。有些国家，或则盲目追随美国政策，或则被美国强制，对华侨亦采取不友善态度，甚至有加紧迫害的行为。比如在泰国的三百五十万华侨，几年来，就曾数次遭受泰国政府大规模的迫害。许多华侨被驱逐出境或被逮捕。菲律宾政府也不断实施排华的法案，迫害在菲律宾的十八万华侨。蒋介石卖国集团在菲律宾的活动，也在菲律宾政府的纵容包庇下日益猖獗。越南法国占领区的华侨，处境也很困难。他们的痛苦生活，和旅居越南民主共和国华侨的自由幸福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马来亚三百万华侨的处境并不好。五年来，被关闭在马来亚政府所设的集中营里的侨胞达四、五十万人以上；被无理驱逐出境的侨胞，仅据马来亚官方发表的数字：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三年四月，即达二万四千人以上。
我国政府五年来密切注视侨胞的这种困难处境，我国政府和全国人民为着保护侨胞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对于某些国家当局迫害华侨的行为，曾先后发表了严正的抗议和声明；对于被迫害的侨胞，表示了热切的关怀；对于被迫害回国的难侨，则予以照顾和安置。
二
一九五一年，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侨务扩大会议，根据政务院的指示，明确地指出国外侨胞应致力于团结互助、爱护祖国；做好互助互济的福利事业；保护华侨自己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发扬华侨兴办文化教育的优良传统；促进华侨与当地人民的友好关系；揭露蒋介石卖国集团的祸侨害侨罪行。随着祖国的日益强大和进步，国外华侨的团结更加巩固了，爱国热情更加提高了。过去误听蒋匪帮欺骗宣传而对祖国有所怀疑的一些侨胞，由于了解到祖国的真实情况和政策，也逐渐改变了态度，和大多数侨胞团结在一起。蒋匪帮在华侨中已日趋孤立。几年来，各地华侨在团结自救、互助互济、救灾、办教育和举办各种福利事业等方面的工作都有了相当的开展。如在印度尼西亚、缅甸和其他地区，华侨除了成立有常设的救济机构外，并成立了诊疗所、医院、养老院等一些福利机构。有一些地区华侨已为贫苦学生设有助学金。缅甸华侨每年并为贫苦侨胞募集寒衣。
国外华侨为了了解祖国建设的情况，曾经组织了回国观光团回国观光。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三年底止，已有二十四个观光团回国观光。各地区的华侨回国观光团，回到原侨居地以后所发表的观感，表达了祖国建设、祖国人民生活的真情实况，帮助广大侨胞进一步认识了祖国，提高了爱国的热情，观光团也把国外侨胞在国内的眷属生活情况和侨乡的新气象告诉了侨胞。侨胞对比了过去自己在国内的生活，对家乡解放后治安好、卫生好、教育好、交通好、生产一年比一年发展，表示非常欢欣，许多人说：“侨眷现在生活能过得好，都是毛主席领导得好。”粉碎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卖国集团对我们祖国的造谣诬蔑；同时也有助于当地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国外华侨舆论界也不断宣扬祖国各方面建设的成就和社会的新气象，宣扬祖国的和平政策和祖国人民与当地人民的友好关系。特别是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里的华侨报刊，都一本热爱祖国、服务侨胞的精神，积极介绍祖国的蓬勃向上的新气象，介绍祖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从事和平建设的伟大成就，特别是经济建设的成就；同时还反映了侨胞对祖国建设的辉煌成就和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所表现的欢欣和热情；对蒋介石卖国集团祸侨、害侨的罪行，也作了严正的指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一九五○年起增设用广东、潮州、客家、厦门等地方言对国外华侨广播的节目。一九五二年国内新闻界金仲华等为向国外供应新中国消息，创办了中国新闻社，每日广播记录新闻，并发通讯、“选稿”及各种专稿与图片稿等，给予了国外华侨舆论界一定的帮助。
三
国外华侨大多数都有眷属在国内，华侨眷属的生活大多依靠国外亲属的劳动所得维持；同时祖国正在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绝大多数华侨所在国的情况则根本不同。五年来，人民政府根据这一特殊情形，制定了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利和利益的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下设立了华侨事务委员会，专门管理华侨事务。在广东、福建、云南、上海等省市人民政府内，也都设有专为华侨服务的侨务机构。同时，对归国华侨也给以适当的安置，并在一些重要的社会改革运动中对华侨留在国内的眷属予以适当的和必要的照顾。首先是制订和贯彻了国家关于“便利侨汇、服务侨胞”的政策。中国银行受国家的委托，先后举办了“原币汇款”、“原币存款”及“人民币汇款”、“侨眷低利小额贷款”，减少了转汇手续，切实保障了侨胞、侨眷的利益，及时解决了许多侨眷的困难。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从一九五○年到现在，已经在国内侨眷居住地区建立了三十五个服务部。为继续贯彻“便利侨汇”的方针，人民政府又采取了各种保护侨汇的措施，以纠正各种违犯侨汇政策的行为。
解放以后，在侨眷居住地区进行土地制度改革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发动、组织了侨眷、归侨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又动员、组织侨眷、归侨参加农业、手工业生产和互助合作运动。
各侨务机构在这五年中，共接待了从马来亚、泰国、越南法占区、日本等各地回国的侨胞将近八万人，并已尽可能地做到了适当的安置。回国的华侨学生，已经分别送进国内各级学校及北京、广州、厦门三地的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学习。对于在国外无法维持而愿意回国投资参加建设的华侨工商业者，也积极的予以辅导。现在已有一些华侨工商业者回国投资于国内工商业。人民政府还正在准备施行允许华侨资本投资开发山林、荒地、种植农园，开办牧场，兴造房屋，以及兴办文教事业等办法，以便利华侨工商业界回国参加建设。
五年来，中央人民政府的侨务工作取得许多成就。今后，随着国家建设的胜利和祖国的日益强大，随着我国人民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友谊的继续发展和巩固，随着我国和亚洲以及世界许多国家友好关系的继续发展，国外华侨的爱国团结必将进
一步的扩大和巩固。华侨和各侨居国人民友好和睦的关系，也将有良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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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祖国对归国侨胞的安置
高启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日益强大繁荣，给过去被称为“海外孤儿”的华侨带来无限的喜悦。他们热爱祖国，向往祖国，纷纷回到祖国参加各种建设和继续升学。五年来，由各地归国的各界华侨和归国求学的华侨青年，以及由马来亚、泰国等地被驱逐回国的难侨和因受美国侵朝战争灾害而归国的难侨，据不完全的统计，共约十七万八千多人。
中央人民政府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回到祖国的侨胞，都给予热情的接待和关怀，并根据实际可能的条件，按照“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建设精神和“生产自救”的方针，组织侨胞参加生产，或作了其他适当的安置。五年来，归国侨胞中的七万二千一百多人，积极响应国家“生产自救”的号召，依靠自力和亲朋乡里的互助互济，回家生产，或经营工商各业，或参加工作；四万五千人左右的学生，都经分配在各地各级学校学习，或正在北京、广州、福建的华侨中等补习学校补习功课；确有困难、必需政府协助的六万零八百七十六人，也经人民政府各级侨务机关作了适当的安置。国家为此曾抽出一批工作人员，拨出相当的经费，在广州、汕头、海南、福建、安东、天津等地，先后设立了华侨服务站等专门机构，解决侨胞的实际困难，并动员侨区人民帮助他们安家立业。
必须政府协助的六万多名归国华侨中，有家可归、经资送回乡参加生产的，现在已有二万五千多人。他们在人民政府的关怀和照顾下，都安居下来，积极劳动生产。根据广东省揭阳、普宁、丰顺、宝安等县的调查，侨胞回乡后，经县人民政府给予生活上和生产上的协助，绝大多数都能和当地农民团结互助，积极劳动生产。广东省宝安县人民政府，经常派干部下乡访问归国侨胞，帮助他们发展生产。早期归国的侨胞曾积极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和农民一起进行了伟大的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斗争，在土地改革中分得了土地。原来不会耕种的归国侨胞，经过几年的锻炼，也逐渐学会了耕作技术，并通过互助合作的道路，解决了生产上的困难，增加了生产，生活逐渐富裕起来。例如：福建省海澄县古楼村的归侨林明座，出国十四、五年，去年十月间才归国。不久他就参加了互助组，开初因为不会耕种，互助组就经常在组的生产技术交流会上或田间帮助他，他自己也勤学苦练，很快地学会了种豆、插秧等技术，耕作得又精又细。再加上生产投资的增加，因此他家今年的早稻增产了五成，收成后共卖了余粮一千四百一十六斤谷、二百三十斤花生、一百六十六斤黄豆给国家；买进了一头大犍牛和一匹马，盖了一座猪舍，养了四头猪，等晚稻大忙过后还要建新屋。从事手工业、自由职业的归国侨胞，在人民政府的协助下，生活也有了保障。例如：依靠组员自己筹集的股金和人民政府给予的贷款，在今年二月中旬开工的广州市第一糖果生产小组，就是由归侨和侨眷组织的。全组二十九人，其中归侨十八人，侨眷十一人。组内除了六个人会技术外，其余的组员对于糖果生产都是外行。但是，这些人在开工前经过短期训练，也都掌握了必要的生产技术和知识。经过训练的女组员每日每人已能包装糖果五十斤，全组每日可生产牛奶糖、果汁糖、椰子糖等各种糖果六百斤。
无家可归的侨胞，在回国后，人民政府为了使他们能够生产自救，安家立业，除在黑龙江省的汤原、密山、林口、克山、富裕等县安置了一万多名从朝鲜归来的侨胞从事农业生产以外，又先后在广东省东莞县万顷沙、陆丰县、海南岛万宁县兴隆镇和福建省云霄县的常山，创办了四个华侨农场，安置了四千一百多人。万顷沙华侨农场，今年初已和珠海县国营农场合并为国营机械农场。海南岛兴隆农场，目前已垦殖土地八千多亩，场员有二千四百四十八人；由于党和政府的积极领导和全体场员和干部的努力，这个农场已基本上接近自给自足。在参加农场的四千多名侨胞中，绝大部分原是不会耕种的，经过两年多来的学习，现在都能掌握农业生产技术，并出现了劳动模范。兴隆农场今年二月间用二十天时间开荒三百四十六亩，在超额完成任务的“农场突击队”中，就有几个队员过去在国外从来没有参加过农业劳动，但经过几年的锻炼，现在都已是生产能手。例如突击队第三组八个人五天就挖了五十多丈长的沟，组内家庭妇女出身的女突击队员和男子同样工作，领同等的报酬。出国二十多年的现在已五十多岁的从马来亚归国的华侨陈晴，自愿报名来队里当炊事员，有时，他挑着饭篮走三、四里路把饭菜送到工地去。他常对人说：“为了建设集体富裕的生活，什么困难都克服得了。”今年，兴隆农场的早稻，每亩产五百三十斤，超过当地一般农民产量二百三十斤。
几年来，归国侨胞被介绍到机关、企业、工厂、学校等部门就业的约有一万五千多人。他们绝大多数都安心工作，努力学习，并有一些人得到本单位的奖励和表扬，如南洋归侨甘步真，一九五○年十二月回国，第二年春天由人民政府介绍到福州市一○一工地参加基本建设。由于他肯积极工作、苦心钻研，把老旧的“斜眼钻进法”改为“直眼钻进法”，创造了一排炮打钻二公尺六寸的新纪录，工作效率提高了近一倍，从原来毫无专长的普通工人，锻炼成为从事着创造性劳动的先进工人。他又肯努力学习，爱护公共财物，受到工地工人的普遍钦佩。对于少数有病无家可归的老人，无家可归的儿童，特别是在朝鲜惨遭美国侵略者疯狂滥炸而失掉了爹娘的孤儿，各地人民政府都作了妥善的安置 和抚养。现在在生产教养院、养老院、孤儿院的儿童和年老有病的侨胞，共有二百多人。
几年来接待、安置和处理归国侨胞的工作，是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和人民群众的协助下进行的，因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逐步纠正了工作初期的忙乱现象和其他缺点。今后，各地侨务机构根据人民政府关怀侨胞、组织归国侨胞积极参加生产进行“生产自救”的方针，将会在工作中获得更多的成就。同时，各地侨务机构也将会进一步加强对归国侨胞的教育和帮助，使他们充分了解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更加努力生产、学习和工作，在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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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家对归国华侨学生的照顾和培养
石毅夫
归国的华侨学生一年一年地增加。一九五四年八月统计，回国的华侨学生人数比一九五○年时增加了十多倍。包括的地区也越来越广，印度尼西亚、马来亚、泰国、越南、缅甸、印度、菲律宾、日本以及欧洲、非洲、美洲都有华侨学生回国。苏联、蒙古、朝鲜也有个别华侨学生回国。
归国华侨学生所以逐年增多，这是和祖国日益强盛、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国外侨胞爱国热潮高涨，以及华侨学生要求进步分不开的。
华侨学生回到祖国，在国家的教育部门的关照下，经过考试已分别进入国内各地各级学校。他们和国内同学一样，受到了国家的爱护和培养。
几年来，侨务机关和教育部门对归国华侨学生的接待、安置、教育和培养是很注意的，并且做出了一定的成绩。
华侨学生绝大多数在国内没有家庭依靠，回国以后还需要补习课程，程度低考不上正规学校的，或者是过了考期才回国的，都需要进行补习，这是他们回国以后本身无法解决的困难。为解决这些困难，人民政府的侨务部门在北京、广州、厦门等地设立了招待所和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并且在广东汕头、海口等地设立了华侨学生补习班，专为新回国的华侨学生补习课程，成为归国华侨学生投考正规学校的桥梁。随着华侨学生回国人数的不断增加，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和可能，先后在北京、广州、厦门等地建筑了必需的校舍，开办了三所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统一办理回到北京、广东、福建的归国华侨学生的接待、文化课程补习以及分送正规学校等各项工作。这就使得他们在入学前生活上、学习上的困难获得了解决，同时也为今后进一步加强归国华侨学生工作打下了基础。
根据国家教育建设计划，结合归国华侨学生的实际情况，在入学考试上，除了投考高等学校的归国华侨学生参加高等学校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外，投考中等学校的，从一九五四年起，则由在广州成立的“归国华侨学生投考中等学校招生委员会”统一办理招生考试（一九五三年曾在广州和北京办理）。录取标准则采取编级测验的办法，根据实际程度编入适当班级，程度过低的则留在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补习。为了照顾他们回国时间不一致，考试次数可以有较为多次的机会。入学年龄的规定，也比国内学生略宽一些。在分送入学方面，根据各地区的学生容量尽可能地适当照顾华侨学生的生活习惯、气候等情况，主要安插在中南、华东、华北地区的大、中城市，以及广东、福建侨乡的各级学校。
这些规定的目的，是为着实事求是，既适应国家教育建设和培养人材的计划，同时对华侨学生的情况也作比较全面的照顾，尽量做到妥善的安置。
归国华侨学生绝大多数依靠国外家庭汇款接济，以自费解决其学习和生活费用。但是也有些归国华侨学生，如由菲律宾、泰国等地区归国的华侨学生，由于当地政府限制侨汇，得不到自己父母寄来的所必需的费用。人民政府的教育部门对于一部分经济上有困难的归国华侨学生，分别不同情况给予必要的照顾。除了在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学习的归国华侨学生全部享受人民助学金外，在普通中学学习的，也和国内贫苦同学一样，可以享受人民助学金；对特别困难的还另外给予必要的补助。有些华侨同学认识到国家号召“厉行节约、增加生产”的意义，自己发扬互助互济精神，也解决了一些困难。这样就解决了归国华侨学生切身的生活问题。使他们不致因经济困难而影响学习。归国华侨学生一般的都能和国内同学一起，逐步养成朴素的生活作风，个别归国华侨学生挥霍浪费的现象，在学校的帮助下，也能够逐步加以克服。
归国华侨同学由于获得国家各方面的关怀和照顾，都纷纷表示入学后要好好锻炼身体、学好功课，使自己成为国家建设中的有用人材。
几年来，被分配到各个地区入学的华侨学生都受到了当地党委、政府及学校的关怀和热爱。
归国华侨学生新到一个学习环境，因学历程度关系，在学习上有困难，生活上也有不习惯的地方。虽然大部分归国华侨同学都比较用功，但由于过去在国外读书，国外的教育制度、课程、教材都和国内不同，再加上回国初期语言上的一些困难，所以他们普遍感到根基差，跟不上，这就需要老师、同学更多的去帮助他们。几年来，各地学校采取各种各样的辅导方式，对他们的课外作业进行帮助。并且在学习过程中帮助他们明确学习的目的，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促使他们自己积极努力，赶上功课。在生活上，也从衣、食、住各方面照顾了他们的健康和生活习惯。
华侨同学在国家的培养教育下，进步是很快的。各级学校在贯彻统一教育、统一管理的原则之下，对归国华侨学生加以适当照顾，结果归国华侨学生普遍地做到了身体好，学习好，并积极参加文娱和体育活动。
从去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归国华侨学生完成了学习任务，从学校走上祖国各种建设岗位，参加了祖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建设工作，在祖国团结友爱的大家庭里，和全国人民一起，共同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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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侨的家乡
李望
过去，祖国南方沿海一带的劳动人民，由于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无法生活，许多人不得不离乡背井，漂流到国外去谋生，而把眷属留在国内。我国在外侨胞有一千二百万人，留在国内的眷属约一千一百万人。国内华侨眷属，广东省内约六百四十多万人（占全省人口的五分之一），福建省内约二百多万人（占全省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他则分布在广西、云南、山东、浙江等地。
侨眷绝大多数是农民。由于地主阶级长期剥削的结果，他们普遍缺乏土地。有一些被迫出国的侨胞，以自己的辛勤所得寄回国来的侨汇，作为赡养父母及妻儿之用。但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由于通货膨胀、物价高涨，侨眷的生活完全没有保障。所以在解放以前，广东、福建等省时常有侨眷饿死的事件发生。
解放以后，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侨眷和全体农民一道，获得了土地、房屋和耕具，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翻了身。
根据广东省台山、中山、潮阳、澄海四个县二百六十一个乡的调查，土地改革以前，侨眷农民（包括贫、雇、中农）平均每人占有土地仅四分四厘。经过土地改革，增加到一亩零七厘。广东省潮阳县二百三十一个侨乡的侨眷贫雇农，经过土地改革，土地增加了两倍。
国内华侨眷属分到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之后，劳动所得归自己所有，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并涌现出很多模范人物。例如广东省新会县崑崙乡副乡长张好，丈夫去印度尼西亚二十多年，土地改革时，分了二亩九分地。由于她积极学习别人的耕作经验，改进技术，一九五三年，每亩田割了四担多谷，比一九五二年增产百分之五十。在她的带动下，全乡农民都很重视选种等先进方法。去年全乡增产一万二千多箩谷，出现了六十多个丰产户。同时，侨区各级人民政府都十分重视领导和组织侨眷参加互助合作运动。在大张旗鼓宣传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以后，广大侨眷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参加互助合作生产的日益增多。据一九五三年底广东省台山、开平、中山、潮安、潮阳五个县十二个乡统计，参加互助合作的侨眷占侨眷总户数的百分之三十二。在山区、半山区和海南侨乡，因侨眷中向来从事农业生产的占绝大多数，所以组织起来的一般已达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福建省海澄县三十三个侨乡，有长年互助组一百五十四个，临时互助组四百五十六个，组织起来的户数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五十七。
侨眷中有一部分人（主要是侨工家属和小土地出租者）原来不参加劳动生产。经过总路线和“劳动光荣”的教育，有不少人已经开始参加农业生产，积极劳动；有的已参加了互助组或农业生产合作社。如广东省台山、中山等地十二个重点乡，侨工家属和小土地出租者成份的侨眷共七百七十八户，已从事劳动生产的有六百四十一户，其中参加了互助合作组织的有一百一十六户。福建省晋江县三吴乡，侨眷原来多不从事劳动生产，现在参加生产的已达百分之七十。
随着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信用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也有了相当的发展。有的地区，华侨眷属参加信用合作社的（以户为单位）已达百分之五十以上，参加供销合作社的达到百分之八十。
侨区中的手工业生产也逐步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到一九五三年底，广东省已经组织起来的侨眷、归国华侨手工业合作社有五个，合作社性质的手工业工厂有四个，生产小组、副业生产互助组有六个，参加人数七百三十五名。在福建省，组织起来的手工业工场、作坊，全省约有四十个单位，参加的侨眷、归国华侨有一千多名。
由于国家对于农业生产的支持和帮助及互助合作的发展，侨眷和全国农民一样，连年获得丰收，收入逐年增加。如广东省梅县侨眷梁秀珍互助组，一九五三年平均每亩产量一千零六十一斤，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七。她的互助组被评为广东省粤东区甲等农业增产互助组。今年三月，这个互助组和乡里另外两个互助组合并，成立了红旗农业生产合作社，梁秀珍任社长。福建海澄县新垵乡侨眷邱水冷的互助组已四次荣获模范称号。组员林时庆今年三亩半田收了一千五百斤粮食，比去年增产五成。组员陈水花（侨眷）今年二亩九分三水田，早季共收粮食一千一百六十斤；还有三亩九分六旱地，共收花生、黄豆二百一十斤。除了公粮及一家口粮外，尚余粮二百来斤。家里还养着大小毛猪六头、鸡三十三只、鸭十五只。
经过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运动，侨眷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广东省大埔县大麻区中兰乡十五个农民协会委员中，有七个是侨眷。在侨区基层选举运动中，侨眷都积极参加了民主选举。福建省永安县吉山、上墩、新侨、桐林等侨眷集中的乡，参加选举的选民，都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在全国基层选举中，有不少侨眷和归国华侨光荣地当选为人民代表。如云南省腾冲县三个乡中，有归国华侨、侨眷二十人当选为人民代表。广东省梅县侨眷梁秀珍，更当选为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年代里，随着生产的发展，侨区人民的购买力不断地增长。在福建著名侨乡晋江县金井镇，今年夏历除夕那天，光供销社就杀了一百头毛猪，卖出净肉近一万斤，砂糖销售一百二十担，糯米也供应了二万斤，比去年同期的供应数量平均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翻了身的侨眷在物质生活提高的同时，迫切要求提高文化，积极参加冬学和民校学习。福建省晋江专区的民校，在一九五三年初已有二千八百五十所，学员为土地改革前的八倍。该区晋江县石狮镇，目前已有两个可以容纳一千多人的戏院，有一个文化站和一个职工俱乐部；还有五个业余剧团及十多个群众性的文娱组织，拥有五百多人。其中有不少是侨眷和归国华侨。如大崙业余剧团内，侨眷和归国华侨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目前在侨区，社会风气也有很大改变。酗酒、赌博和偷窃的事件已很少发生，社会秩序空前安宁，环境卫生也大大改善。过去乡界、姓界、房界的矛盾，也逐渐消除了。人们团结友爱地生活着。
第3版()
专栏：
侨眷刘蕉寻夫的故事
陈锡全
这是一个充满着悲欢离合的故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许许多多同样故事中的一个。故事发生在广东。
澄海县樟林乡新光村住着一个华侨眷属，名叫刘蕉。刘蕉二十一岁时和池江涵结婚。婚后四个月，她的丈夫和许多出国的华侨一样，忍受不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压迫和剥削，被迫出国谋生。这一对年纪轻轻的夫妻，就这样离别了。池江涵一去就是七年，刘蕉好容易盼得他回来了。但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所给予归侨的痛苦，迫使池江涵等不到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生下来，又匆匆地远涉重洋了。
池江涵第二次离开家乡的时间更长久，一去就是十六年。刘蕉从春望到秋，从秋望到春；村前的树木，叶落了又重新发芽，花谢了又再开；孩子生下来，个子长得那么高大了，可是总盼不到丈夫回来团聚。
池江涵到国外后，最初的几年，还寄了些钱回来。刘蕉和她的婆婆、孩子的生活，还勉强过得去。后来，池江涵在外失业，再也没有钱寄回来。因此，一家三口人的境况就愈来愈苦。刘蕉心里想：只要丈夫平平安安，没有钱寄回来倒是小事。那知日寇侵占潮汕后，连音讯也断绝了。从此她更觉得沉重、空虚、渺茫。在长期的忧虑和贫困生活的折磨下，她心上好像压上一块大石头，人们很难得看见她脸上有笑容。
抗战胜利后，一丝希望又在她心里复苏了，她想尽办法找寻丈夫的讯息。在绝望中，她的弟弟从国外来了封信，告诉她池江涵还活在人间。这样，她又重新期待着。可是一年又一年的过去了，仍然接不到丈夫的片纸只字，心上所思念的音讯又石沉大海了。她有时这样呆想：也许弟弟有意瞒住丈夫的不幸消息……。她就这样整天闷闷不乐地生活着。
潮汕解放后，又经过了土地改革，刘蕉和许多农民一样翻了身。
一九五二年五月，新光村的侨眷们纷纷写信给毛主席，报告翻身的喜悦。刘蕉在喜悦中又想起了她的丈夫，她知道毛主席关心人民，她就在给毛主席的信中，除了报告解放后她全家生活如何得到逐步改善外，还带了一节话：希望能得到旅居国外某地的丈夫的音讯。这一封信寄托着她寻找十几年杳无音讯的丈夫的殷切期望。但她只是期望而已，并不以为真能实现。想不到，她的期望竟因这一封信而变成了现实。毛主席在接到她的信以后，就指示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办理。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又通过侨务机构，向国外辗转为她查访了许久，结果终于找到了池江涵的下落。
就在一九五二年，秋风吹到了新光村的时候，春天的温暖到了刘蕉的家。那是一个早上，刘蕉刚起来弄饭，忽然听见外面有人叫门，她跑出去看，原来是一个送信的人，送来了她丈夫的信，还有三十万元汇款。她楞住了，她怀疑这是梦幻，还是眼睛看错了？但是把送来的信翻来覆去的看，信封上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写着池江涵的名字呀！她发抖的双手拿着信和汇款跑回屋里告诉她的婆婆。婆媳两人面对着池江涵寄回来的信和钱，都掉下泪来。这眼泪蕴藏着慈母对儿子的爱，妻子对丈夫的爱，也蕴藏着伟大的毛主席对人民的爱和人民对毛主席的爱。她们立刻复了信，并且把孩子的照片也一并寄去。那是池江涵从未见过面的。从那一天起，这个长期忧郁的家庭变得生气勃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