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培养青年共产主义的道德
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刘导生
我们的祖国正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事情。因为这不仅要在生产关系上和生产上来一次革命，而且人们的意识也必须加以彻底的改变。在人民群众中如果不能取得社会主义思想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也便没有保证。“共产党宣言”上早已明确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过去遗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所以，毫不奇怪的，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过去遗传下来的种种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斯大林同志在“关于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也说过：“党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重大任务之一，就是开展以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改造老一代和教育新一代的工作。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的习气、习惯、传统、偏见，是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因此，同这些传统和习气作斗争，必须在我们各方面的工作中克服它们，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精神教育新的一代，这一切，就是我们党的当前任务，不执行这些任务，社会主义就不能取得胜利。”
对青年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培养青年共产主义的道德，更有着严重的意义。全国青年占我国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他们是我们伟大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生力军和接班人。按自然的规律，老一辈人总是要让位于后一代的，这也正是为什么凡怀有先进人类崇高理想的人都对青年一代的培养教育这样关心的道理。一九五三年十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对青年团的领导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中曾强调指出：“实现国家工业化和逐步地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这个历史任务，主要依靠新中国的年轻一代来完成。”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了，青年是受旧社会影响较少的，他们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富于政治上的敏感，一旦接受了党的影响和教育就能够勇敢的投入斗争。这就证明了他们是党的事业积极的拥护者，是继承和发展我们的事业的可靠保证。
五年以来，全国青年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已有显著进步，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也正逐渐形成，这是目前中国青年精神面貌的总趋势。但是，我国青年还面临着另外一个新的情况正如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中所指出的：
“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
一个比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包含着极复杂极尖锐的斗争。”目前，封建残余影响依然存在，我们的党还采取着和资产阶级联合的政策，小资产阶级还像汪洋大海似地包围着我们，资产阶级和一切残余的旧势力正千方百计地在青年和少年中间散布他们的影响，侵蚀、分化和夺取青年和少年。这是前进着的革命浪潮中的一股逆流，绝不可加以忽视。在农村青年中，在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下，出现了一部分青年的投机、剥削、赌博等堕落行为。有些青年，羡慕富农的生活，同情家庭的剥削行为；有些受到富农的拉拢和利诱竟直接参加了剥削行为；在互助合作组织中，也有些青年缺乏集体观念，不关心公共财产，甚至想退出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在青年工人中，资产阶级散布其唯利是图的腐朽思想，在私营企业中，不法资本家正利用增加工资、提高福利和各种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收买和引诱青年工人，以分化工人阶级，这就发展了某些青年工人的经济主义思想，造成劳动纪律的松懈。在青年学生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着轻视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怕艰苦、怕困难，学习纪律松懈，这正是受旧社会影响的突出表现。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市中某些青年道德败坏，腐化堕落，发生贪污、偷盗、发展流氓集团、玩弄妇女和强奸幼女等犯罪行为。这种为非作歹的犯罪行为，不仅严重地破坏了社会治安，破坏了社会公德，而且严重地损害了青年的身心健康，妨害了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成长；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来说，这是危险的敌人。
在城市中有些青年道德败坏、腐化堕落，这绝不是偶然的。首先我们决不能忘记，旧社会遗留的残余影响还是很深的，旧社会的“渣滓”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和肃清，而且这也绝非短时期所可以解决的问题。同时在我们今天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斗争中，外国帝国主义决不会袖手旁观；国内那些已经被打倒的阶级决不会甘心于自己的死亡，那些将被消灭的阶级也决不会没有反抗，所以落后青年也就容易成为他们罪行的牺牲品。事实正是如此。有很多青年和少年犯罪的根本原因是同那些暗藏的敌人和未被改造的地痞、流氓、惯匪、奸商的拉拢、欺骗以及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影响分不开的。
其次，各地特别是大中城市的旧书店、书摊和落后的文娱场所还没有得到认真的整顿和改造。据上海、天津、武汉三个城市的调查，目前只旧书摊就有三千四百余家，其中上海最多，有二千五百多家。有不少坏的旧书摊利用租阅或销售的方式，或明或暗地广为推广坏书，拿充满封建、迷信、神怪、色情、强盗行为等等内容的读物，毒害青年少年，这就使很大数量的青年和少年接受了它的侵蚀，甚至逐渐走上下流的道路。落后的娱乐场所同样是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宣传诲淫诲盗的巢穴。据上海今年六月份统计，全市跳舞厅、游艺场、溜冰场等较大的私营娱乐场所还有三十八家，每天顾客中青年即有二万多人。这些私营娱乐场所很多未经过改造，或明改暗不改，老板也正好利用落后群众的低级趣味来兜揽生意。这就是每天有大量青年受它的侵蚀，使不少青年堕落成为社会的罪人的原因。
再次，几年来我们青年团的政治思想教育还远远跟不上形势的发展，特别对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还未给予应有的重视。某些文教机关，还没有把对青年的道德品质教育作为整个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对群众业余文化生活的关心是极其不够的，对于通过文化娱乐活动来加强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重要意义认识还很不够。有些青年批评我们每天“只管八小时，不管二十四小时”，这正是我们脱离群众而使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还有不少市场的重大原因。过去和现在我们都这样提出，对青年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主要的是应当从正面循循善诱，防止强迫命令和粗暴对待，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忽略了对青年中所发生的不良现象进行必要的批评和斗争，甚至对严重的犯法罪行也不予揭发、打击和要求政府法办，这就助长了一小部分青年的道德败坏。
苏联共产党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青年团工作”的决议曾经指出：“阶级矛盾的展开……也就意味着争取青年的斗争的展开。”由于我们党在全国人民和青年中有极高的威信，资产阶级是不容易从政治上提出什么口号来和我们争夺青年的，他们便从生活上道德上去侵蚀青年，使青年终于堕落成为社会的败类。在青年头脑中，如果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资本主义思想就要去占领。这就指明对青年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特别是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是十分迫切的工作。列宁在“青年团底任务”中说：“应该做到使教育、训练和培养现代青年的全部事业，都成为在青年中养成共产主义道德的事业。”这是值得我们十分重视的。
解放以来，特别是我们国家的总任务提出了之后，青年们在各项中心运动中是受了深刻的教育的。但是对青年进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还是一个艰巨的长期的任务，今后还必须结合宪法学习及国家的各项政策宣传反复进行。
劳动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问题，也是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的胜利，也就意味着劳动的胜利。过去我们虽然也对青年进行了热爱劳动的教育，但往往只限于原则性的宣传，或只作为学生参加劳动生产问题来进行临时性的教育，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把它当作共产主义人生观和爱国主义的根本问题来对青年进行教育，特别要注意从行动中培养青年人的劳动习惯。热爱劳动还是轻视劳动，这是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两个思想体系不相同的根本问题。因此，进行劳动教育不仅要强调为了美好的未来，强调青年人要有宏大的理想，而且要指出只有在各种平凡的岗位上从事英勇劳动、艰苦奋斗才能实现我们的理想；不只要使青年认识社会主义劳动是光荣的豪迈的事业，而且要使他们安心从事劳动生产。要在劳动生产的实践过程中培养他们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优良品质，注意培养青年正确的劳动态度，遵守劳动纪律和学习纪律，积极发扬青年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发挥他们的突击作用。经验证明，召开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交流生产经验，号召青年学习先进人物的先进思想和模范事迹；组织青年突击队、突击组；为了改善环境、绿化城市、开辟运动场所而举行的义务劳动等，都是有效的方法，应该积极加以倡导。
关心广大青年的生活，积极组织群众的业余文化体育活动，这是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不可缺少的一面。有人认为“中心工作太忙，管不了那么多”，或“把中心工作做好了就完成任务了，何必管那些生活细节？”这都是不对的。由于青年缺乏生活知识，不会正确地生活，便容易接受旧的生活影响，跑下流场所，发展低级趣味。有些青年工人因此而影响出勤率和增加事故，有些青年学生因此而影响学习成绩和课堂纪律，这都是直接同生产和学习有关的。违反道德原则的私生活问题是和政治问题分不开的，对这些问题不加注意那是不对的。有人说：“只把团员领导好就够了，群众的事多着呢！”这是一种十分错误的思想。团的组织不能生活在真空管里，团员和非团员有着共同的问题，而且团的组织如脱离群众来考虑问题，那它会成一个没有生命力的无用之物。因此这种思想是一刻也不容许存在的。随着人民物质生活的提高，青年要求有更丰富的文化生活，这是一个很合理的现象，我们应当从多方面来开展青年的业余文化体育活动，如指导读书、读报、看戏、看电影、唱歌、跳舞以及各种体育比赛，以摆脱那些旧的生活影响。
贪污犯、惯窃、骗子、流氓是可恶的旧社会的余孽，是人民的公敌和社会主义的公敌，是不容有丝毫宽恕的。对这些败类的宽容，也正是对人民的残忍，我们应向他们坚决展开无情的斗争。为什么我们对这些旧社会的渣滓不引起义愤、掀起公愤，加以口诛笔伐呢？自然，对大多数的偶犯和胁从分子应当耐心地争取、教育，对那些习染较深的应当实行强迫教育，加以改造，而对那些屡教不改的首要分子必须加以揭露、打击并建议政府严加法办。对于旧的娱乐场所和旧书店、书摊，团的组织应积极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加以改造和整顿，要以有益于青少年的书刊去代替那些毒害青少年的书刊，对那些反动的东西就应明令取缔，务必使这些场所和书摊成为为人民服务和教育青少年的有益工具。
对教育青年一代，青年团负有重大的责任，各级团的组织必须向工作薄弱的方面和广大青年群众展开工作。我们要广泛地有计划地对青年进行道德教育，树立标准；表扬先进人物先进事例以发扬正气，把青年引导到正确方面去。同时我们还建议各级文教机关团体、学校、工会、妇联共同来做好这一工作，而社会舆论和青少年的家长也必须重视这一工作，这应当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正在以飞跃的速度前进，祖国要求我们对青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赶上形势的发展。我们必须把培养青年共产主义的道德，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作为我们当前的一项迫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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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战斗在浙东海防线上
新华社记者 路云
在浙东前线，人民解放军时常和蒋贼军进行紧张的战斗。从台湾起飞的美制蒋机，不时利用各种时机偷袭我沿海地区。蒋贼的舰艇，每天都躲在蒋贼军盘踞的岛屿附近伺隙进行海盗活动。盘踞在大陈等岛屿上的蒋贼军，还经常在拂晓或黄昏进行战斗演习，威胁着沿海地区的安全。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部队就在这不平静的海岸线上，为保卫祖国海防而进行着不懈的斗争。人民海军的舰艇，日夜巡逻在海洋上监视着敌舰的活动；夜里，军舰上的探照灯照射着漆黑的海面，搜索着胆敢渡海来犯的蒋贼军。雷达兵们日夜不停地在雷达萤光板上观察着蒋贼飞机的踪迹。被水兵们称为“海燕”的空军机群，日夜地巡逻在祖国沿海的上空，寻找前来偷袭的蒋贼飞机。安设在海岸和岛屿上的海岸大炮的炮口，指向辽阔的海洋，准备随时打击蒋贼军舰。经历过解放战争的那些艰难岁月的步兵战士们，都自豪地说，我们越来越强大了，现在从陆地、海洋直到天空，都有我们的战友在共同保卫着伟大的祖国！
浙东海面是我国海上的交通要道，舟山群岛是全国著名的渔场。解放军各兵种部队的勇士们，在保护航道和保护渔民生产的任务中曾建立了无数功绩。
今年春天，四艘满载物资的商轮由某地开往海门时，突然遭到两艘蒋贼军舰的袭击，有一艘商船中弹负伤。我海军某指挥部当时立刻派出四艘炮艇去救援商船。当炮艇驶到出事地点时，那两艘蒋贼军舰已抢占了一个有利的位置，利用侧射炮火轰击我军的炮艇。这时我军的炮艇分两路追赶过去。舵手们机智地转动着舵盘，使前进的炮艇巧妙地躲开蒋贼军舰的炮弹。四艘炮艇迅速地形成了一个半圆形的包围圈，一齐向蒋贼军舰猛烈轰击。蒋贼军舰慌乱地放了几炮，便狼狈地逃走了。夜里，炮艇在被蒋贼军舰击伤的一艘商船附近巡逻着，保护船上的工人抢修机器。第二天黎明前，我军的炮艇又驶到某小岛的背面隐蔽起来，准备着痛击再来进犯的蒋贼军舰。
天刚亮，蒋贼的两艘军舰又朝着商船开来。当它们一闯进我军炮艇预设的火网时，炮艇上的炮火突然轰鸣起来，密集的炮弹打向蒋贼军舰。有一艘蒋贼军舰疯狂地发射着炮火，掩护另外一艘蒋贼军舰绕到我军炮艇的后面，企图前后夹击。但当这艘军舰刚摆好阵势准备轰击时，我们的海岸大炮怒吼了，炮艇也集中火力一齐轰击，炮弹不停地在蒋贼军舰附近和军舰甲板上爆炸着，被打得升起了黑烟。这时另一艘蒋贼军舰慌忙放出了一阵烟幕，掩护着受伤的军舰逃走了。这时被击伤的商船已修好了机器，英雄的炮艇就掩护着商船安全地驶到了目的地。
在渔汛期间，渔船驶到那里，人民解放军的水兵们就到那里去保护捕鱼。今年四月，当浙东沿海的渔民张帆下海捕鱼时，人民海军的舰艇也日夜来到渔场附近的海面巡逻着。一天早晨，有两艘蒋贼军舰偷偷地开到渔场外边，妄想抢劫渔船。我们的海军立即和蒋贼军舰展开了激烈的海战。五二零号炮艇机智地驶到蒋贼军舰旁边，炮手们用密集的炮弹轰击舰上的指挥塔。蒋贼军舰也集中了所有的炮火向五二零号炮艇轰击起来，炮弹在炮艇附近爆炸着。炮手唐明宝头部负了伤，仍然不停地射击着。信号员王希舜右手负了伤，就用左手挥舞着联络旗。五二零号炮艇和其他炮艇集中发射的炮弹，把那艘蒋贼军舰打得三处冒烟起火。观察员们在望远镜中清楚地看到，这艘军舰的贼兵们在甲板上乱奔乱撞，有许多人被打的倒了下去。这艘军舰带着浓烟和烈火，往东南方向逃走了。另外一艘蒋贼军舰也跟着慌张地逃走了。当炮艇获得胜利后回到渔场附近时，正在捕鱼的渔民们向水手们挥舞着捕获的大鱼，表示他们对人民海军的感激。
英雄的海防炮兵们也在辽阔的海洋上布下了严密的火网，不断地打击着蒋贼军。有一次，两艘蒋贼军舰在某地海面上企图截击我们的两艘商船。守卫在某岛上的炮兵们立即狠狠地发射了一阵炮弹，击伤了一艘蒋贼军舰。另一天，有两只小渔船在头门山岛附近捕鱼时，盘踞在一江山岛上的蒋贼炮兵便向渔船轰击起来，蒋贼军舰也接着赶来进行炮击。守卫在头门山岛上的我军炮兵开火了，炮手们在寒冷的海风中光着膀子操作着大炮，猛烈地射击着。战斗结果：胜利地击退了蒋贼军舰，并打得一江山岛上的蒋贼大炮变成了哑巴。
在浙东海防前线的人民解放军部队里，到处都沸腾着坚决解放台湾的战斗口号。在头门山岛的海防阵地上，战士们在墙壁上画了一幅台湾地图，地图上标注着台湾丰富的物产，地图旁边写着一行大字：“我们一定要解放祖国的领土——台湾！”在一个海岸炮兵阵地上，记者访问了年青的炮长吴德芳，他是辽宁省辽中县人。今年夏天，他曾请假回家。当他回到分离六年多的故乡时，看到家乡是一片富裕的景象：从前住在草棚里的乡亲们已盖起了崭新的瓦房，家家户户的人都穿上了新衣服。他们村子里的人，几乎全部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在回家途中，他又看到沈阳工厂的烟筒，比从前更多了，沿途许多城市都增加了高大的楼房。祖国正在向社会主义前进的一切景象，更增加了他解放台湾的决心和信心。他说：“我们有强大的祖国，我们一定能够解放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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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举行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
内蒙古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呼和浩特市举行
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十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举行。
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同志到会，对北京市文艺工作作了重要的指示。他着重指出：应当鼓舞创作，鼓舞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生活，关怀年轻的创作力量。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周扬在会上对鼓励艺术家创造性的工作，开展自由讨论等问题作了重要的指示。
会上，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老舍报告了“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工作总结”。他概述了四年来的工作的成就和情况之后指出：目前文艺的创作落后于现实生活，反映的面也比较狭窄。所以我们今天还应当再提出“创作第一”的号召，要求大家努力艺术实践。市文联秘书长王亚平作了“加强创作领导写出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的报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焦菊隐和北京市总工会宣传部副部长石煌分别就北京市戏剧方面的几个问题和开展工人文艺工作的问题作了专题发言。
大会上，有二十三名代表热烈地发言，贯彻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检查了文联的工作和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思想、创作作风。来自石景山钢铁厂、清河制呢厂和建筑工地的业余文艺工作者发言中，要求作家更多创作出反映工业建设和工人生活的作品。并说明了工人渴望文艺作品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学校教员和青年代表在发言中，也反映出青年们迫切地要求有更好更多的文艺作品的心情。艺人们希望作家创作出更多的剧本，满足他们的演出。许多会员都特别批评文联过去关门搞专业的创作组，和会员缺乏联系，帮助会员提高艺术修养不够等缺点。王亚平在会上检讨了几年来市文联的工作和他的创作思想、作风。
大会经过反复讨论后，确定了北京市文联今后的方针任务：主要是组织创作、组织学习和办好刊物。组织首都文艺工作者参加首都建设，深入实际生活，反映伟大的现实。并加强同会员的联系。
会上选出了老舍、梅兰芳、曹禺等四十五人为市文联理事会理事。 （新华社）
内蒙古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于十月二十日到二十七日在呼和浩特市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内蒙古文学、戏剧、音乐、美术、舞蹈、曲艺和民间艺人等各方面的代表一百零五人。
会上听取了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会议的传达报告，又听取了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陈清漳“为发展内蒙古的文学艺术事业而努力”的报告，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代表们一致认为，七年来内蒙古自治区的文学艺术活动，遵循着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前进得到一定成绩，可是还远不能满足各族人民的日益增长的要求。因此，文艺工作者今后必须要继续贯彻思想改造，努力艺术的实践，加强团结，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求将来为人民创造更多更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
会议最后正式成立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并选出委员、常务委员、主任和副主任等。 （本报内蒙古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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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的看法
周汝昌
最近报刊上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观点和方法提出批评，我们古典文学研究者都应特别重视。只有大家参加讨论，肃清错误的资产阶级思想，才能把文学遗产研究工作推进并提高一步。
差不多从红楼梦一出世，马上就有所谓“红学”出现。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指出：袁枚“随园诗话”的“作者自叙”一说，其出现实最先，而确定反最后（页二五○）〔注一〕；中间种种“揣测之说，久而遂多”。为什么呢？个人以为，这正如鲁迅先生论列明末人情小说时所指出的：“寓讥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而明为盛，尤在人情小说中”（页二三○）；“明小说之宣扬秽德者，人物每有所指，盖借文字以报夙雠”（页一九一）；“讥刺之切，或逾锋刃，而西游补之外，每似集中于一人或一家”（页二三○）。嗣后揣测之说日多，说某相国、某公侯，说某皇帝弃位出家，说夺嫡，说“清代一大事”或说其他。总之，可以看出，中间贯穿着一个根本看法：与清代政治有关。到后来有些人更以为是暗写“排满思明”的民族意识，不管其索隐方法如何不当，但其为一个主要思想的发展，固甚显然。这一情形是值得注意的。
及至“红学”落到胡适和俞平伯手里，面目精神于是一变。主要变在哪里呢？胡适自己说，他作小说考证，是教给“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不要“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胡适文选自序）。而俞平伯竭力抽掉其中任何社会政治意义，使红楼梦只变为一个“情场”的好把戏，也是十分显明的。
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如果在解放前不懂得马克思主义而又接触红楼梦这一题目，在考证方法上就会成为胡、俞二人的俘虏，笔者个人就是一个例子。我在“红楼梦新证”一书中，处处以小说中人物与曹家世系比附，说小说中日期与作者生活实际相合，说小说是“精剪细裁的生活实录”，就是最突出的明证。这固然因为我在从前写书时，主要还是想强调证明鲁迅先生的“写实”“自叙”说，借以摧破当时潜在势力还相当强的索隐说法；可是由于对现实主义的认识有错误，受胡、俞二人的方法影响很深，结果实际上还是导引读者加深对红楼梦的错误认识。不过，把红楼梦的研究由与社会政治结合引向与社会政治分家的道路，却不是我的目标；恰恰相反，我正是想在自己的学识理论的有限水平上，努力找寻红楼梦的社会政治意义，把红楼梦与社会政治更密切地结合起来看问题。我坚决反对把这伟大的古典现实主义小说红楼梦当作某些人麻醉青年的工具和某些人“闹着顽”的无聊对象。
我们知道，“古典艺术通常是在社会经济制度的矛盾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它照例是不为这一制度作辩护的。最卓越的艺术作品，主要是在转变时代，即在与巨大的社会变革有关的时代出现的。因此，古典艺术总是这样或那样反对一切旧的、衰颓的、反动的东西，反对社会上的虚伪和罪恶，反对腐朽的恶劣的风气。”〔注二〕
因此，研究红楼梦，首先就必须对于曹雪芹时代的社会经济制度的矛盾，对他本人的生活现实，对他的发展了以前的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艺术传统的创作方法，对这一创作方法和他的世界观的关系等等，得到比较清楚的认识；否则，对曹雪芹的创作方法和艺术成就进行深刻的学习和研究是不可能的。然而，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关于这些问题的了解还极其有限。
扼要地说，红楼梦的社会政治背景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统治阶级内部是有重重矛盾的，封建皇帝立在这些矛盾的尖端，他极需要爪牙耳目，来巩固他的宝座；这些爪牙耳目，一部分就是他最贴近的奴才，而且这些人直接影响当时的政治：明朝的阉官魏忠贤和乳母客氏就是最好的例子。清初有鉴于此，裁抑宦官，设内务府〔注三〕，于是内务府包衣（皇室家奴）就掌握了原来太监执掌的各项执事。曹雪芹的先人，就是满洲包衣。曹寅以康熙乳母的儿子，最获亲信，出掌织造、盐差、漕运。清室收入，除地丁银外，即以盐课为最大宗（岁收约七百五十万两），而两淮盐课是其主项（岁收约三百四十万两）。曹寅等人一年差事仅份内应得即可剩银五六十万两，加上搜刮所得，其数目之大足以惊人。这是统治剥削者的生活面貌之一小部分。
这样人家自然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磨擦的参与者和促成者，于是营私结党，花样多端。我们知道，康熙时代三大朋党，是满官明珠派、汉官徐干学派、皇子胤祀派，三派又是互有关联的。可是曹家一派和这三派都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矛盾最后集中体现为诸皇子争位事件。胤祀的死敌胤禛得胜后，屠戮胤祀派备极惨酷。曹家一派亲朋，都连带遭到压力；这派人，普遍对当时政治不满，有的企图颠覆它，还有其他表现为各种样式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反抗。曹雪芹本人家庭亲戚朋友，就是处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他们的命运是相似而且相连的。
清代的封建制度结构重重，最下层是汉族人民。满洲人入关以后，大规模强迫圈占近畿一带汉人房地，作为“旗产”，仅皇室庄田、宗室庄田、八旗庄田三项（不计驻防庄田）即达十六七万顷之多；旗人除作官的有薪俸外，还按人发给口粮，六岁以下半粮、以上全粮。这一统治剥削集团，就这样不事生产，游手好闲，鲜衣美食，穷奢极泰；赌博、听戏、唱曲、斗鸡走马、陈列玩器以及千奇百怪的刁钻癖好，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曹家就是这些人家里的一分子，曹雪芹所写的小说暴露了这样人家的生活。
中国资本主义幼芽已于明末出现，但旋即为清代严重的封建经济所扼煞；鸦片战争以前，整个清代经济是处于严格闭关封建经济停滞的时期。而曹雪芹正是生活在这个时期。他死于乾隆二十八年，即一七六四年二月，下距鸦片战争爆发还有七十多年。就是说，曹雪芹生活于此一巨大历史事件之前整整一世纪。因此，他的作品对封建制度的反抗的程度和反抗的形式也就受着当时历史条件的规定。
可是，胡适之、俞平伯一派的“红学”家，却竭力企图把红楼梦化为一个小把戏，引导读者钻向琐碎趣味中去，模糊这一伟大古典现实主义名著的深刻意义。研究红楼梦足足三十年的俞平伯，对红楼梦的总的认识是什么呢？我以为是三个字的回答：“不可知”。他在一九五○年十二月给“红楼梦研究”作“自序”时，就教导读者说：
至于红楼梦本身底疑问，使我每每发生误解的，
更无从说起。我尝谓这书在中国文坛上是个
“梦魇”，你越研究便越觉胡涂。（著重点都
是我加的，下同）（页二）这就是俞平伯对红楼梦研究了整整三十年以后的心得和总结。他因为对于这部小说书名、作者姓名之都有一大串，感到十分困惑，就又说：
从这一点看，可知红楼梦的的确确不折不扣，
是第一奇书，像我们这样凡夫，望洋兴叹，从
何处去下笔呢！（页三）
所以，俞平伯认为这部第一奇书有一个“根本的难题悬着”，不能解决。什么“根本的难题”呢？他没有说明，我想，该就是使俞平伯“越研究便越觉胡涂”的“不可知”。到一九五三年以来，他的许多新文章的典型代表作品“红楼梦简论”就直承着这一观点，进一步发挥。“简论”的引言说：
为什么对别的小说都不发生，却对红楼梦便会
有这样多的附会呢？其中也必有些原故。所以
了解红楼梦、说明红楼梦都很不容易，在这儿
好像通了，到那边又会碰壁。
俞平伯对红楼梦的认识原来就是这样一个玄妙的十足唯心的“不可知论”。他并且把这一心得向对他寄予重大期望的青年读者大肆宣传。
虽然他在“红楼梦研究”自序里最后表明：
“我底红楼梦研究也还没有起头呢”，但实际上他是有目的地宣传了他的一套唯心观点。他在“红楼梦的风格”一节里，十分不满于水浒的“过火”，而推尊红楼梦的“温厚”；他“确定了”后者的“怨而不怒”的或“哀思”的“风格”，并说这就是红楼梦胜于一切旧小说的最可贵的特点。我们都知道，
“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是古人说诗的话，原是肯定政乖民困，
“怨”而且“怒”，可是俞平伯主张“怨”得，“怒”不得，要“温厚”，这正是“小雅怨诽而不乱”
“温柔敦厚”“止乎礼义”“止僻防邪”的千百年来封建统治者的“诗教”的老调子，防止人民“好乱犯上”的手段。这就无怪俞平伯不满于写农民作“乱”犯“上”的水浒，认为太“过火”了。俞平伯也说“红楼梦是一部极严重的悲剧”，但“悲”在哪里呢？他说得明白：
不但宁荣两府之由盛而衰，十二钗之由荣而
悴，能使读者为之怆然雪涕而已。（页一二二）提到巧姐结局，便说：
这是写凤姐身后的凄凉，是写贾氏末路的光景，
甚至于赫赫扬扬百年鼎盛的大族，不能荫庇一
女，反借助于乡村中的老妪。这类文情是何等
的感慨！（页一五五）此类话头，屡见不一，这如果是曹雪芹的思想还有可说，而这居然是俞平伯的思想，这就可见俞平伯看红楼梦，他的标尺是超阶级的什么“文情”（这字眼他最爱用的，例如反对人痛骂宝钗时，就说：
“与事实（？）既不符，与文情亦不合”）。以上还可以说是“修改”旧稿未尽“妥当”的地方，但看他真正在一九五○年十月底的文字是如何说：
凤姐结局很凄惨，令人悲感。（页二一五）
可见抄没以后，贾氏诸人关进监牢，宝玉凤姐
都在内。其时奴仆星散，却有昔年被逐之丫环
犹知慰主，文情凄惋可想而知。（页二二一）多么明白啊！绕说他的“文情”标尺是“超”阶级的，恐怕还不大对头，因为假如俞平伯不是站在封建“主”子一边，如何欣赏赞叹这些知“恩”知
“义”的奴才的“犹知慰主”呢？俞平伯的阶级立场在这里不是很清楚吗？
和俞平伯的阶级观点直接联系的就是他的资产阶级的文艺见解，他曾说：
所以红楼梦在我们文艺界中很有革命的精神。
他所以能有这样的精神，却不定是有意与社会
挑战，是由于凭依事实，出于势之不得不然，
因为窠臼并非事实所有，事实是千变万化，那
里有一个固定的型式呢？……我以为红楼梦作
者第一大本领，只是肯说老实话，只是做一面
公平的镜子。……看去如何平淡，红楼梦却成
为我们中国过去文艺界中第一部奇书。（页一
二○）再明白不过：俞平伯否认现实生活的客观规律性，有头脑的作者并不在此客观规律下生活感受，也无意批判社会，只是要给事实做一面无动于衷的“公平的镜子”，作者如何写，都是概不由己“不得不然”。李希凡、蓝翎两人的文章说俞平伯是自然主义不是没有道理的。
俞平伯自然也否认红楼梦里面反映着任何社会冲突。他虽然一方面承认“公众的意见毕竟是正确的”（红楼梦简论），另一方面却大肆讥笑这些
“公众”：
社会上最喜欢有相反的对照。戏台上有一个红
面孔，必跟着个黑面孔来陪他，所谓“一脸之
红荣于华衮，一鼻之白严于斧钺”。在小说上
必有一个忠臣，一个奸臣；…我小时候听人讲
小说，必很急切地问道：“那个是好人？那个
是坏人？”觉得这是小说中最重要，并且最精
采的一点。社会上一般人底读书程度，正还和
那时候的我差不许多。雪芹先生于是狠狠的对
他们开一下玩笑。（页一二一）事实上恐怕是俞平伯对有正义感、爱憎分明的古今读者大众狠狠的开了一下玩笑。他们正是要分清好人坏人，“荣于华衮”“严于斧钺”正是他们的最严正的判决。我不知道俞平伯把这一主要社会意义从作品内容中抽出后，要剩些什么给它们。因此他反对人们痛骂宝钗袭人王夫人等一党，进而根据一条脂批，想把钗黛两个正反典型的形象合一，根本抹掉一切社会矛盾，诱导读者专从“情场”上去寻找某些趣味。他说那条批“却特别重要”，对读者 “是个新观点”，要使“三美合一”。
其实，作为一个考据家来说，俞平伯在这方面也是不老实的。甲戌本二十八回末总评下一条说：
倘若三人一体，固是美事，但又非石头记之本
意也。可见连那时的批者也知道这是与红楼梦的意义不合的。俞平伯不从封建制度本身的矛盾上去体认钗黛两个对照形象的社会意义，只从“情场”“文情”上去寻趣味，那就无怪他说：
且书中钗黛每每并提，若两峰对峙双水分流，
各极其妙莫能相下，必如此方极情场之盛，必
如此方尽文章之妙。若宝钗稀糟，黛玉又岂有
身分之可言。与事实既不符，与文情亦不合，
雪芹何所取而非如此做不可呢？（页一一二）事情最清楚：原来在俞平伯眼里，红楼梦和后来资产阶级作家写“情场”上“三角”“五角”的那些“恋爱”小说的“文情”是并无本质区别的。既然如此，也就无怪俞平伯不能了解“雪芹何所取而非如此做不可”了。
我觉得俞平伯这种观点和他自己提出的“进一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来分析它”的口号毫无共通之点，因此，我们说俞平伯的文学见解完全从唯心论思想出发，是有理由的。
为什么俞平伯说已经懂得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来对待红楼梦的时候，反而极力高唱起红楼梦的“不可知论”来了呢？我以为，这可能反映了俞平伯的唯心论思想和新事物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正面接触的一个具体矛盾。俞平伯虽然一方面因为大家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不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可是另一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与他的唯心论见解处处不对头，因此，他就宣扬起“不可知论”来了。
我们应该肃清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脚踏实地的循着正确的途径继续探讨和红楼梦有关的许多问题，并为古典文学遗产的研究工作开辟更广远更辉煌的道路。〔注一〕鲁迅先生原据“随园诗话”定“自叙”
说初出为嘉庆初。现在“诗话”那一条
的根源已在明义的“绿烟琐窗集”里发
现，大致可以考出是乾隆三十五年左右
最晚至四十六年的纪载，即曹雪芹死后
六七年到十六七年期间出现的说法。〔注二〕苏联“哲学问题”杂志一九五二年第六
期“论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
用”，见“苏联文学艺术论文集”十
九—二十页。〔注三〕清初内务府一度裁撤，改立十三衙门，
后又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