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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必须认真读书
沙英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最重要的方法是认真读书。苏联在职干部的政治学习，凡是有自修能力的人都是以自学为主的。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联共（布）中央“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怎样进行党的宣传”的决议指出：独立研究联共
（布）的历史和理论的方法，乃是由老辈布尔什维克亲身经验所考验过的方法，应当作为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要方法和基本方法。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中也曾指出：“高级组的学习方法以自学为主，中级组的学习方法在原则上以上课为主。”由此可见，凡是有自修能力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都应当独立自修，认真读书。至于上课、听报告和开讨论会等，只有在自修的基础上去进行，才能收到较大的效果。
近几年来，在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在职干部的理论学习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近一年多以来对于联共（布）党史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学习，使广大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和政治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学习理论的热情和兴趣也显著提高了。现在已有许多同志认识到学习理论的重要性而开始认真读书了。自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起至一九五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仅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合计就有一百五十四种共达一千九百四十一万一千册，其中斯大林的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印数达一百四十七万九千册；五年间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出版了四十六种（包括分卷本、普及本和单行本）合计达二千七百万余册。帮助干部学习理论的刊物“学习”杂志，已成为广大干部最喜爱的读物之一，现在它每期的发行量都在百万份以上。帮助青年学习的刊物
“中国青年”，现在的发行量在一百三十万份以上。这些在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都说明干部学习理论的积极性和读书的兴趣在日益增长。
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指出，至今还有不少干部存在着一种不重视学习和不认真读书的现象。譬如说：有些同志对学习理论没有决心，也没有读书的兴趣，他们一翻开书本，便觉得索然无味，并且缺乏恒心和毅力，“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结果一年半载过去了，竟然连一本书也没有好好看，甚至还安之若素，毫不在乎；有些同志不愿意刻苦钻研，总想寻找学习理论的“秘诀”和“捷径”，单纯依赖上课和听报告，也不愿多用脑筋，学而不思，读书不求甚解，所以总感到“深入不下去”；有些同志对学习不虚心，不老实，好高骛远，急于求成，有时不懂也装懂，处处装璜自己，卖弄自己，稍有成绩便骄傲自满，常常“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有些同志虽然愿意学习，对读书也有兴趣，但是学习不得法，不会利用时间，没有计划，没有系统，“东抓一把，西抓一把”，时间和精力花费了很多，结果却事倍功半，收获不大。……所有这些思想作风和学习态度都是不正确的。
由于不努力学习、不认真读书，很多同志进步很慢，对新鲜事物缺乏敏感，对许多政治理论问题缺乏系统的基本知识，有的甚至连一些政治常识也弄不清楚。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不久以前华东行政委员会文化局举行了一次文艺干部的时事政治和文艺常识测验，参加者六百多人，包括华东一级和上海市二十多个文化艺术工作单位的干部，虽然试题绝大部分都是比较容易的，但仍有许多人以至一部分比较负责的干部，竟答不出或答得不完全。例如“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农村方面的任务是什么？”有十分之七以上的人回答得不正确或不完全。“印度支那包括那几个国家？”有五十多个人回答错了；甚至有人竟把“危地马拉”答作人名，把“乌鲁木齐”答作是某国的总统。这种现象能不能当作个别的例子而加以忽视呢？不能的。只要我们深入地检查一下，就会发现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各地区和各部门中都是存在着的。这些表明了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的落后状态。
这种严重的现象是值得深刻注意的。我们应当努力铲除这种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的落后状态。斯大林曾经说过：在党和国家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中，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程度愈高，工作的效率也就愈高；反过来说，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愈低，工作中的延误和失败也就愈多，也就愈容易变为鼠目寸光的小人和堕落为一个事务主义者。因此，为了铲除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的落后状态，为了提高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我们必须提倡认真读书的风气。这是当前干部理论学习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那么提倡认真读书要注意解决一些什么问题呢？首先，广大干部应当深刻地认识学习理论的意义和作用。认真读书靠自觉自愿，如果对学习理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强烈的求知欲和上进心，不把努力学习理论、提高觉悟程度当作是一个革命干部对人民不可推诿的职责，那是不可能认真读书的。因此，每一个干部都要从思想上搞通这个问题。
联共（布）党史的结束语曾这样指出理论的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强有力的地方，就在于它能使党能判明局势，能了解周围事变底内在联系，能预察事变底进程，不仅能察知事变在目前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而且能察知事变在将来会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因此，学习理论就能使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正确认识现实生活的发展规律和发展前途，从而获得确定工作方针的能力和进行工作的把握，坚定我们的事业必然胜利的信念。否则，如果我们的工作脱离了理论的指导，那就彷佛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必然要跌交子和走许多弯路。假如我们仔细地想一想：自己对党的政策和上级指示为何理解得不深刻，对下面的情况为何分析得不准确，为什么对过去的经验不善于总结，为什么对未来的东西缺乏预见？……这难道不都是因为我们的理论水平不高吗？这难道不已经使党的工作受到损失吗？特别是现在，我们的国家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这是一个比新民主主义革命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阶级斗争日益复杂和尖锐化，一切新与旧的斗争不断地发展着，现实生活不断涌现出大量新的问题，革命实践不断提出许多困难的任务，如果我们不学习理论，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来工作，盲目前进，到处乱干，那就不可能实现我们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理想。
至于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乃是一个党员必备的条件之一。现在有许多同志的思想理论水平同我们所担负的工作的要求很不相称，所以更应当加倍努力。
学习理论要求有计划有系统地读书。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有它的系统的，当我们还缺乏系统的基本理论知识时，就使我们独立地解决问题的能力受到限制，所以我们决不能满足仅有的一些零星散乱的知识，我们应当在学习过程中有计划地循序渐进，去逐步获得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完整的了解。譬如像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中共党史……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课程，是每一个高级干部所必修的，也是一切有自修能力的干部应当阅读的。因此，进行自修的同志都应当根据自己的理论修养和特点订出个人的学习计划，经常按照计划来读书。
要知道，在执行学习计划的过程中是存在着困难的，尤其理论水平较低和没有读书习惯的同志，就会感到困难更多一些。但是只要我们有决心，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今天我们的学习已经具备了许多有利的条件。事实上，几年来已有不少同志由于努力钻研而获得了很大的进步。联共（布）中央“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怎样进行党的宣传”的决议中说道：“如果以为通晓理论只是一小部分工作人员所能胜任的任务，那就错误了。通晓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乃是可以做到的事情。……为着通晓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只要有志愿，有一定要达到这个目的的决心和坚毅性格就够了。”因此，我们应当有高度的积极性和坚强的意志，不畏劳苦，来克服学习道路上的一切困难，为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武器而斗争。
同时，学习理论要虚心老实，不能骄傲自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只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它，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示我们说：“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自满，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
有许多同志常常这样说：“忙得很呀！实在没有时间学习。”工作繁忙，这是事实，特别是现在我们正从事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任务极为艰巨，一切都很生疏，缺少经验，无论处在那一个工作岗位上，确实都是很紧张的。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能从百忙中挤出时间来学习，绝不能以工作忙为借口而不进行学习。能不能挤出时间来呢？有的同志常常闲谈起来就是一两小时，跳舞、下棋、打扑克可以玩至深夜，但却说没有时间学习。也有些同志对工作没有计划，头脑不清醒，会议多而冗长，忙忙碌碌，事务主义，自然也就感到没有时间学习。假如我们能真正爱惜时间和抓紧时间，并注意改进工作方法，合理地安排时间，总是可以挤出一些时间来学习的。假如我们一天能挤出一小时来读书，坚持下去，细水长流，日子多了，便可以读不少东西。难道我们真的一天抽不出一小时来吗？因此，实际上这不是有没有时间的问题，而是愿不愿意学和是否爱惜时间及善于支配时间的问题。
这里，我们应当以经典作家们作为我们的榜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都是工作同学习密切结合、都是非常珍贵时间和善于支配时间的。虽然他们生前的工作要比我们繁忙得多，但是他们从不间断学习和写作，那怕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是坚持不懈。例如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整整用了四十年的工夫。他为写作这本书而阅读的书籍，就有一千五百厚册以上。再如列宁在一八九七年二月开始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时候，在那荒凉寂寞的角落里，条件极为困难，但他却严格分配自己的时间，再三精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博览各种书籍，学习外国文字，从事翻译和写作。在流放的三年当中，他共写了三十多种作品，其中有“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底任务”等有名的著作。从此可以看出，他们努力钻研的精神是多么伟大。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说：“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提倡认真读书，绝不是说要咬文嚼字，死啃书本，去背诵书本上的公式和结论，而不去注意领会它的实质。那是一种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毛泽东同志早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著作中，就深恶痛绝地指斥了教条主义的毒害，而极力提倡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以创造性的方法即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去学习理论。这种学习方法认为：学习理论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熟记它的字句，而是要领会它的实质和革命精神，学会在各种条件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解决各种实际问题，把理论当作社会政治生活和个人生活中的行动指南。
因此，在我们的学习过程中，为了加强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不仅要有系统地认真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著作，而且要注意学习党和政府的政策，熟悉实际生活，联系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党和政府的政策，是集体讨论的结果，是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的集中表现，代表着群众的根本利益，最深刻地体现了理论和实际的联系。我们注意学习政策，既可以明了现实生活和掌握党的政策，又可以明了党是如何以创造性的精神，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而实行着自己的政策。我们所以要熟悉实际生活，这是因为我们学习理论的目的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百战百胜的武器来建设我们新的生活，如果我们根本不熟悉生活，也不关怀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那么就变成了无目的的抽象的学习，那就是“无的放矢”。
最后应当指出，提倡认真读书，固然要依靠广大干部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但另一方面也不能缺少党的领导和监督。那种认为提倡自修就可以任其自流而不必要党的领导和监督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经验证明，只有实行自学同党的领导和监督相结合的原则，那才能保证干部理论学习健康地发展。因此，一切党的组织在领导干部学习时，也要提倡认真读书的风气，加强对党员、干部的自修的检查和监督，加强辅导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学习中的思想问题和疑难问题；并且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那些认真读书和学习有成绩的同志给以应得的表扬，对于那些懒于读书、不求上进的同志给以说服教育和适当的批评。只有这样，才能把认真读书的风气逐渐树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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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文联举行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号召开展文学艺术作品的竞赛和自由讨论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十月五日到七日在北京举行了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在充分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下，对近一年来我国文学艺术创作领导和批评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认真的讨论。
出席会议的委员有茅盾等七十五人，文艺界列席者四十一人。会议由阳翰笙、邵荃麟、田汉、吕骥、蔡若虹等分别作了关于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工作报告。中国曲艺研究会负责人也在会上作了报告。在会上发言的有茅盾、周扬、郑振铎、老舍、夏衍、巴金、柯仲平、俞平伯、黄药眠、胡风、于黑丁、郑伯奇、陆侃如、王统照、锺敬文、冯至、欧阳予倩、洪深、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袁雪芬、常香玉、黄佐临、蔡楚生、史东山、白杨、金燄、于蓝、孙维世、马思聪、贺绿汀、周小燕、叶恭绰、江丰、刘开渠、吴作人、梁思成、戴爱莲、康巴尔汗、王尊三等八十余人。何香凝委员也出席了会议，并把自己新出版的画集赠送给文联主席团。
会议一致认为：从去年九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后，一年来在文学、戏剧、美术、音乐、舞蹈、曲艺等各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一定成绩，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创作和有才能的青年作家艺术家；一些搁笔已久的老作家、艺术家也发表了新的作品；文艺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已有所克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已日益成为文学艺术创作的坚实基础。
会议同时也揭露了文学艺术工作中的缺点和许多不正常的落后的现象。目前文艺创作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不能适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保障和鼓励公民进行文学艺术创作的创造性工作，这对于全体文艺工作者都是莫大的鼓舞。要积极发展文艺创作，必须坚定地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指导原则前进，和一切离开这个原则的倾向进行斗争，同时必须充分发挥文艺工作者的创造性，反对一切束缚和妨碍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性的有害现象。文艺领导机关以简单行政方式领导艺术创作的粗暴态度和官僚主义作风还相当严重的存在着；作家艺术家创造性的劳动，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对文艺工作中的新生力量没有很好地加以重视和培养。文艺批评工作中缺乏自由讨论的空气，往往一篇文章就成了定论。对所谓“权威”刊物和“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不敢进行批评。不少批评文章充满武断成分，而又拒绝别人的批评。
会议指出：上述现象阻碍我国文学艺术创作的正常发展，文艺工作机关和全体作家艺术家们必须为铲除这些落后现象作坚决的斗争。会议一致认为在文艺工作上开展作品竞赛和自由讨论是发展文学艺术事业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竞赛，促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使之胜过并逐步代替一切非社会主义和非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这是一个异常严重的复杂的过程，只有通过这个过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艺术才能使自己正确地成长和成熟。同时通过自由讨论，促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这也是一个异常严重的思想斗争的过程，也只有通过这个过程，才能对文艺上的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不断的斗争，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文艺领域内取得不断的胜利。
会议又指出文学艺术工作是党和非党作家艺术家共同的事业，因此必须加强党和非党作家艺术家的合作。党员作家艺术家更应虚心地向非党作家艺术家学习，共同把文学艺术事业向前推进。
会议对大区撤销后，中国文联和各个协会如何加强对省市文联和各协会地方分会工作的联系和帮助交换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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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进一步加强在职干部的理论学习
本报记者 李何
苏联党的教育系统在十月一日开始了新学年。进一步提高在职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的质量，这是在新学年中的要求。
苏联各级党组织向来重视党员和群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苏联在职干部经常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共产党的政策，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指针，是用革命理论的原理来解决实际中的具体问题的。党员和群众的理论修养愈高，他们就愈能深刻地领会和正确地执行党和政府的政策。
上学年，苏联各级党组织在领导政治理论学习中，很好地执行了苏共中央在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九日“关于在新学年中党的教育的任务”的决定。这个决定着重指出了：在宣传工作中必须坚决地排除以读死书的、教条主义的态度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问题上必须去掉那种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必须同任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曲解和庸俗化的现象作斗争。各级党组织也纠正了那种违背政治理论学习的自愿原则的做法，加强了对干部政治理论学习的领导。
莫斯科市的党组织在上学年比从前更加注意领导政治理论教育。在党区委会的常委会和执委会上，在区的党积极分子会议上，在党基层组织中经常讨论学习问题。上学年曾经展开关于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和理论、中央九月全会、二三月全会和六月全会以及党和政府其他决定的研究。纠正了在组织政治理论学习时违背自愿原则的情况。自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员大大增加了。加强了关于理论的演讲工作，这是帮助自修者的主要办法。上学年全市党委的讲演人进行了约四万个关于革命理论问题的演讲。在最近时期，市委和区委的演讲人更多地讲了这样的题目：关于共产党、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关于工农联盟、关于苏维埃国家等等。为了给予宣传员以理论和方法上的帮助，建立了四百五十个经常性质的研究会。
各地党组织总结了上学年的经验，更有准备地开始了新学年的政治理论教育，特别注意帮助自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们。因为自修是政治理论学习的主要形式。
上学年编组党的教育网的时候，各地党组织普遍遵守了自愿原则。也有些党的工作者还没有遵守这个原则。明斯克区斯大林集体农庄的党支部有十七个共产党员。在支部大会上，支部书记提议把所有党员组成一个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小组。有些党员反对。但是用表决的方法，根据多数票成立了学习组。结果把受过高等教育的党员同只受过初等教育的党员编在一起。有些党支部书记坐在办公室里，凭着主观编制那些党员学习什么的名单。这些党的工作者以为把党员强编成学习组以后就不用管了。同时，也有些党的工作者误解政治理论学习的自愿原则为他们可以放弃对政治理论学习的领导。
更全面地认识和更严格地遵守自愿原则，这是各地党组织在领导新学年的政治理论学习中所表现的。它们一方面反对采用官僚主义的方法，不问程度和志愿把所有的人都编进小组，另一方面也不是对政治理论学习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苏联共产党党章要求每个党员“努力提高自己的觉悟，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因此，政治理论学习的自愿原则，并不是说，党员可以爱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学习，不爱学习就不学习；只是说，党员可以自己决定怎样学习，怎样完成党章规定的义务。自愿原则启发党员学习的主动性，要求党组织不是减弱而是加强对政治教育的领导。自愿原则可以提高学习的兴趣和学习的质量。
现在只有那些还没有具备起码的政治知识的党员，才必须参加政治学校，学习关于共产党、苏维埃国家、革命历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政治常识。其他已有政治基础的党员一律自由选择学习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或政治经济学或哲学或对外政策。多孩子的母亲、老年人，不要求一定参加学习，但党组织可以鼓励和帮助他们自修。
各级党组织时常讨论政治理论教育问题，它们不只进行“一般的领导”，而且关心到教育的思想内容。它们用举行有系统的演讲，选择合适的宣传员，展开党的图书室（即以前的党的研究室）的工作，组织质疑等种种方法指导政治理论学习。
在莫斯科，新学年中党员自修理论的大大增加。为了帮助他们，组织了五百七十九个讲座，派出四千五百名答疑人。各区的党区委会和支部挑选了宣传员。各区委会的党图书室吸收了更广泛的人们来解答学习中的问题。
在列宁格勒，仅列宁区就有五千多共产党员愿意自修理论，七百个党员听党的图书室举办的关于党史、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讲演，二千个党员参加学习小组和到政治学校学习。这个区挑选了熟练的宣传员，他们受过高等教育兼有宣传经验，其中许多人在州委举办的宣传员训练班学习过。
在基辅，有三万一千多党员开始自修理论。市委、区委和基层党组织成立七十多个讲演处，讲演党史、政治经济学、哲学、国际关系、自然科学知识方面的问题。市讲演处首先讲党的建设。帮助宣传员的三百多个理论研究会已开始工作。为政治学校和学习小组的听众建立了六十多个讲演处。
在哈尔科夫，有三万个党员自修。在州委训练班受过训练的七百个宣传员，大部分当了区的讲演员。四千宣传员中有三千受过高等教育，做了四年以上宣传工作。在宣传员中，七百个是党和苏维埃工作者，二百个是农业技术人员，约二千个是教员和工程
技术人员。
在白俄罗斯共和国，正如其他地方一样，这一学年学习小组和政治学校的数目减少，党员自修理论的增加几倍。这是自然的现象。因为在共和国党的组织中现有百分之六十七的党员受过高等和中等教育，许多人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夜校、区党校、学习小组和政治学校，具备着自修的基础。党组织很好挑选了宣传员和讲演员。州委和市委在夏季组织了宣传员训练班。平常有宣传员研究会、讲演会、座谈会。也举行全市和全区的宣传员会议，使宣传员了解党和政府的重要决定，使他们宣传工作不脱离实际。每个州委会、市委会和大部分的区委会都有讲演队，每队集中许多专职或业余的讲演员。党的图书室按照学习计划介绍读物，为自修者组织集体质疑和个别质疑。许多党的图书室准备派出巡回答疑处到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机器拖拉机站的支部去。明斯克党市委和区委挑选了约三百个党员，他们都是大学教授、党、苏维埃的工作人员或经济工作者。他们按照各人的专长负责答疑工作。
在严格遵守自愿原则，大力帮助自修的同时，苏联各级党组织并没有忽视其他的学习形式。它们根据学习者和宣传员的具体条件采用适当的学习形式。在有相当数量学习者和足够修养的宣传员的地方，组织着研究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原著的学习小组、夜间党校、马克思列宁主义夜间大学。莫斯科有二万党员、列宁格勒有八千党员和非党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夜间大学学习。
对于学习小组和讲授政治常识的政治学校，主要注意力也是放在提高学习质量上。在上学年，列宁格勒基洛夫工厂有一个学习小组，在研究农民问题时，没有正确了解文件涵义。指导小组的宣传员没有向学习者解释在共产主义建设现阶段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没有联系到要以自己的劳动更积极地实现党和政府关于进一步发展农业和提高日用品生产的决定，虽然基洛夫工厂在进行着对农村的义务帮助和为农村生产着拖拉机零件。列宁格勒北方电缆工厂一个宣传员在辅导“联共（布）党史”第十章的学习时，一个钟头向学习者发了二十四个问题。结果人们对于所研究的题目从他那里得不到什么深刻的解释。这种脱离当前实际以及问答式方法都受到了批评。在新学年中，也注意纠正过去在一些政治学校和学习小组中匆匆忙忙地读完材料的作法。因为要使学习者真正领会所研究的问题，必须给予足够的学习时间。经验证明，在职干部研究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兼参考原著，需要三年时间。
对于政治理论学习有重要意义的，是党的文件和标准的教科书的出版。去年出版的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中央全会的决议和决定集（第七版），给学习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和党的政策的人们以巨大的帮助。不久前出版的关于工农联盟的列宁论文集，给研究列宁主义各个重要问题的人许多方便。由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等经济学家集体创作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已在不久前出版，使新学年中学习政治经济学的人们大大增加。现在苏联关于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以至政治常识都有较新的读本。
苏联报刊和广播台在新学年开始时，加强了对政治理论学习的帮助。“真理报”已经发表两次社论、几篇学习经验的介绍、两篇政治经济学的论文。莫斯科中央广播台开办三个讲座，以帮助学习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三个讲座每星期各播送一次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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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辽宁省工矿城市积极开展厂矿卫生工作
辽宁省沈阳、鞍山、抚顺、本溪等工矿城市，积极开展厂、矿卫生工作，获得了显著效果。
沈阳市各工厂，在降低高温，防止粉尘及预防职业病和多发病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沈阳线材厂，进行了高温作业的调查分析，合理地改善工人的饮水和设立了适当的休息场所，并在温度较高的作业场所，安设降温装置。沈阳冶炼厂真吹工段，工人长时期在辐射热五十四度到九十二度的环境里操作，现在改进了“有组织的自然通风”，在工作地带，设立了空气淋浴和移动式送风，使温度降低到三十四度到六十六度。还建立了炉前操作不超过十分钟的换班制度，以及供给工人清凉饮料和高蛋白保健食品等。鞍山市进行了基层卫生组织的整顿工作，在炼钢厂保健所中建立了车间医师责任制，深入车间进行各项疾病预防措施；在全市施工现场，进行早期和经常性的卫生监督工作。本溪钢铁公司生产耐火材料，为了避免粉尘，采用了密闭式和湿式作业。本溪矿务局在井下设立了急救站和巡回温水车。
各工矿城市，由于积极开展卫生工作，改善劳动条件，对确保职工身体健康和提高生产效率起了很大作用。鞍山市各厂矿，今年没有发生斑疹伤寒和天花，白喉比去年减少了百分之九十四点三。鞍山钢铁公司炼钢厂，因为改进了卫生工作，加强了疾病预防，使多发病大大减少，感冒降低了百分之二十，外伤降低了百分之二十六，其他疾病也有不同程度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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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省举行中西医座谈会
四川省人民政府卫生厅和成都市人民政府卫生局从二十四日到二十六日联合召集四川省、成都市中、西医举行座谈会。座谈会讨论了有计划地开展中医工作，进一步加强中、西医的团结，共同研究中国医学，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问题。参加座谈会的有全省著名中、西医师和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干部七十多人。座谈会充分表现了团结合作、互相学习的精神。到会人员都认识到中、西医团结合作，共同学习和研究祖国医学遗产的重大意义。许多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干部和西医在会上批判了过去轻视中医学的资产阶级宗派主义思想；他们称中医为老前辈，诚恳地表示要虚心向中医学习，和中医紧密团结共同发掘祖国医学宝藏。中医深切体会到党和政府对中医工作的关怀，认识到中医工作的光明前途；他们批评了卫生行政部门和西医过去对待中医工作的缺点，也检查了自己的错误思想，纷纷表示自己也必须以虚心的态度，学习现代科学知识，和西医共同对祖国的医学遗产进行系统的研究整理。
会上，四川省人民政府卫生厅和成都市人民政府卫生局研究了到会者提供的意见和全省实际情况，提出了今后开展中医工作的具体措施：准备在全省各级卫生机构和全体卫生工作人员中进行一次有关中医工作政策的学习；并指定四川省人民医院、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重点增设中医业务，组织一定的西医师学习中国医学；在全省中等医药学校中增设中医课程，加强中医进修学校函授工作；号召并协助中华医学会重庆、成都两个分会和四川省卫生工作者协会有计划地交流中、西医学术，特别是中医学术和经验。成都市卫生局还计划增设中医科，在所属大部分医疗机构增添或充实中医业务；加强对中、西医联合诊所的领导；并成立中、西医学术研究委员会，作为全市研究中国医、药学术的领导核心。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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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人民大学四百多个教师
订出科学研究论文题目和编写教材计划
中国人民大学的四百多个教师订出了四百一十多个科学研究论文题目和编写五十种带有研究性的教材计划，其中有将近一百个题目是有关国家在过渡时期总任务、中国共产党四中全会决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问题。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唐淑平、徐景秋等五个教师，今年曾到山西省武乡县窑上沟进行访问和调查，搜集农村中阶级斗争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所存在的问题的资料，订出了“山西窑上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几个问题”的论文计划。经济地理教研室的教师们主动地配合有关单位进行调查工作时，发现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为论文准备了资料。不少教师在生产实习过程中，根据调查了解到的实际问题，确定了专题研究。大部分的专题论文，都结合教学内容或教材编写工作。农业经济系的教师们订出了有关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收入和分配、生产计划、财务管理等九篇专题论文计划。这些论文的完成将成为一种有关农业生产合作社较完整的教材。他们并和北京市郊区的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南苑农业机器拖拉机站订立了经常联系的合同。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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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得到广泛使用
青海省少数民族人民的语言文字得到广泛使用。少数民族的语文已逐渐成为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行使职权和推行政令的主要工具。几年来，青海省人民政府用少数民族文字翻译的各项重要政策法令和各种公文报告等有二百三十多件，约一百三十多万字。各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所属各县各种公文的往来，已大部采用自治区境内通用的民族文字。有的少数民族负责干部已直接用本民族文字批答公文和处理问题。
在有少数民族代表参加的各种会议上，会议的报告文件都译成藏文。有些重要的报告都由翻译干部进行翻译。在今年召开青海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时，会场中安装了汉语、藏语、蒙语、土语、撒拉语和哈萨克语等六种语言的“译语风”，使各民族代表都能听到用本民族语言所作的报告和发言。在各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机关内，绝大部分都配备专职的口头翻译和文字翻译干部。
青海省人民政府并重视少数民族的文字翻译和出版工作。在一九五二年就出刊汉文和藏文合印的“青海政讯”，编译了“青海省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工作汇编”、“牧业区重要政策法令汇编”等文件。“青海藏文报”自创刊以来，已出刊一百七十四期，每期发行二千九百二十多份。省人民政府文教厅仅在今年就编译了初小、高小民族语文课本等二十四册，发行了九万四千七百多册。省文联和省人民出版社编译和出版了“全国人民热烈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照片汇集”、“毛泽东少年时代的故事”、“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等画刊和书籍。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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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福建人民加强优抚工作支援解放台湾
福建省人民以加强优抚工作的实际行动支援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公布后，福建省各地即普遍检查了优抚工作，认真组织烈属、军属和复员建设军人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帮助他们搞好生产，建立家务。目前，据三十五个县的不完全的统计，烈属、军属中参加了互助合作组织的已占百分之六十以上；又据三十三个县的统计，复员建设军人中参加了互助合作组织的则达百分之七十。在海澄、闽侯两县的五十五个乡里，已有一百五十二个烈属、军属和复员建设军人当了互助组组长或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
各地代耕组织替烈属、军属耕作的田地，早稻一般都增产，现在，他们正积极为晚稻增产作更大的努力。南平县樟湖镇胡祖荣互助组讨论了联合宣言后，修订了代耕计划，把二亩五分代耕地的增产指标从百分之五提高到百分之十五。连江县透堡镇林孝兆互助组代耕的三亩晚稻，水源不好，有些干旱，组员们便挑水浇稻，使稻子照常孕穗，没有受到损失。
最近，上杭、长泰、厦门等二十七个县、市已先后召开了烈属、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和复员建设军人代表会或座谈会。会上，烈属、军属纷纷表示要鼓励自己的亲人在解放台湾的战斗中立功，同时要积极生产，支援前线。福安二区林自兴等四十三户烈属、军属已自动订出了增产计划，下洋乡蒲吓妹等三户烈属则准备开垦茶园、榛林和荒地，多生产油类、茶叶，支援解放军解放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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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民间、古典音乐巡回演出团成立
中国音乐家协会领导的中国民间、古典音乐巡回演出团二十七日在北京正式成立。这个团包括民间合唱、民间音乐、古乐和民间说唱等四个部分。参加演出团的有古乐家查阜西、蒋凤之、管平湖和参加第一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大会的民间艺人冯子存、赵春亭等五十多人。演出团由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舒模任团长。
中国民间、古典音乐巡回演出团的任务是到各大城市巡回演出，介绍优秀的民间音乐和古典音乐，引起各地对民间音乐和古典音乐的重视，并促使其发展。演出团除演出外，还要和各地音乐工作者交流经验，互相观摹。这个团准备在各地演出的节目有七弦琴“广陵散”、山东琴书“梁山伯与祝英台”、和陕北民歌合唱“三十里铺”等精采节目。
中国民间、古典音乐巡回演出团将在十一月初出发，到沈阳、南京、杭州、上海、广州、武汉、西安等城市演出。中国音乐家协会在二十七日演出团成立时，特为他们举行了欢送会。（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