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走什么样的路?
——再评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错误观点
李希凡 蓝翎
近几年来,人民出版机关大量整理和出版了中国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研究古典文学的著作也逐渐出现了。在这些著作的序文中,许多作者都表示出一个共同的希望,企图通过自己的著作帮助广大读者更好地认识古典作品。这种愿望是诚恳的,是值得欢迎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究竟是怎样研究了这些古典作品。只要我们认真地翻阅一下有关的书刊杂志,将不难发现,真正地运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去全面地分析和批评一个作家的思想或一部作品的内容的著作却是微乎其微的,而大量的关于作者身世和作品细节的考证却是连篇累牍。有时人们真会怀疑,难道“国故”大家们的“考据”时代又借尸还魂了吗?当然,我们并不抹煞考证工作的重要性。在今后对古典文学的研究中,运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进行考证和校勘工作,仍然是必要的。但是问题也就发生在观点和方法上面。
有很多研究著作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件时髦的外衣,骨子里仍然贩卖着旧货色,不触及作品的实际内容,割裂作品中的艺术形象,通过极其隐蔽的方式,抹煞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向广大青年群众传播有毒的东西。这实质上是三十年前曾经发生过的一次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再现。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过渡时期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反映。一切旧有的反动的思想观点绝不甘心退出这一阵地,而是顽强地反抗着的。我们如果对这种现象熟视无睹,不和它划清界限,不展开激烈的斗争,不彻底地肃清它,这将不仅毒害了年青一代的读者,同时也将戕害了古典文学遗产和对古典文学的研究工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不一再谈到俞平伯先生。
俞平伯先生是大家熟知的古典文学的研究者,他从事红楼梦的研究已经三十多年。他三十年前写的“红楼梦辨”、解放以后修改出版的“红楼梦研究”,以及最近散见于各报刊的短论,尤其是作为他对红楼梦全面的总结性的文章“红楼梦简论”〔一〕,是广泛地吸引着读者的。但是,这样一个具有三十多年历史的古典文学研究者,究竟走着什么样的道路呢?俞平伯先生的第一部研究红楼梦的著作“红楼梦辨”写于一九二二年。这部全面涉及到红楼梦各种问题的著作,曾经是风行一时的、和胡适之的“红楼梦考证”并称的所谓“新红学”的代表作。它给俞平伯先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后,他所写的文章,大都以此为根据。它的基本论点一直贯串到“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简论”,指导着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的全部过程。因此,全面地从“红楼梦辨”开始分析和批判俞平伯先生的研究工作,严肃地评价他在思想战线上的作用,是完全必要的。
一九二二年前后,由于中国的政治形势起了剧烈的变化,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更广泛而深入的传播,“五四”时期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开始分裂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道扬镳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向着两个方向分化着。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维护自己阶级的狭隘利益,就放弃了反封建的文化斗争,调转矛头,直接对付马克思主义,企图阻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
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胡适之,为了抵抗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政治上提出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口号〔三〕,在学术上提出了反动的实验主义的“考据学”。胡适之提倡“考据学”的目的非常清楚。他说:
“少年的朋友们,莫把这些小说考证看作
我教你们读小说的文字。这些都只是思想问题
的方法的一些例子。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
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
方法。科学态度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
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
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
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
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
须等到证实之后,方可奉为定论。……
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要教人一个不受人
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
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
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
希望尽我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
点防身的本领,努力作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胡适文选自序)
除开胡适之的历史“著作”不谈,在文学研究方面,他就是以“红楼梦考证”等形式主义的“考据”文章实践了这一主张的。
胡适之所提倡的学术路线,其反动的目的就是阻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把他们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向“国故”堆里去,脱离现实,避开当时尖锐的阶级斗争。
在文学研究上,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就正是这条路线的忠实的追随者和实践者。据俞平伯先生自己说,在胡适之提出这些口号之前,他对红楼梦“还没有系统的研究的兴味”,等到胡适之的
“红楼梦考证”发表之后,“于是研究底意兴方才感染到我”。这时俞平伯先生才正式开始系统地研究红楼梦。胡适之和俞平伯曾以通信的形式讨论红楼梦,彼此一唱一和,使他们“一向希望的乐趣,到这时居然实现”。这自然是喜不自胜的事,因为“红楼梦辨”完全实践了他们的主张。
但是,要引导人们脱离现实,避开社会的阶级斗争,首先就必须否认文学是人类认识生活、反映生活的艺术手段。因为,说明现实主义文学,正是通过把社会生活现象的本质典型化的方法,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教育和改造人的灵魂,从而促进社会的改造,这就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真正使命,也是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所要阐明的中心问题。“新红学派”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首先否认红楼梦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胡适之的“红楼梦考证”的中心目的就在于用考证来证明红楼梦是一部记录事实的作品,它的价值也就在于这“平淡无奇”的事实记录上。
俞平伯先生也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红楼梦辨”曾分别考证书中诸情节的事实真相,认为贾姓即曹姓,以曹雪芹的家世证贾宝玉,以贾宝玉的形象证曹雪芹的身世,并将书中个别的字句或情节拼凑起来,去断定一个人的结局。俞平伯先生把研究和分析艺术形象的工作变成了“剔骨拔刺”,以琐细的考证凌迟了人物形象。这样就和胡适之的结论完全达到一致,即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作品,因而否定了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的社会内容。
但是,实验主义的“考据学”是无法掩盖它的唯心论的尾巴的。“红楼梦辨”在从多方面论证红楼梦是事实的记录时,常常陷于自相矛盾,时而说它是“自传”,时而又说它是“演色空”观念。既是事实,又如何演?既是“演色空”观念,而事实又在那里呢?这就是实验主义“考据学”无法消除的自我矛盾的悲哀。
文学认识和反映现实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在于唤醒人们去改造现实。“红楼梦辨”在否定红楼梦社会内容的同时,也就否定了它的社会作用;亦即它反封建的倾向性。“红楼梦辨”在“高本与戚本的大体比较”一章中说:“依高本看,红楼梦是文学,是唤醒痴迷,陶写性灵的;依戚本看,红楼梦是闲书,是争妍取媚,喷酒下饭的。”这两个判断把红楼梦的思想性完全抹杀了,无论就那一个判断看来,红楼梦都失去了它真实的价值,变成表现抽象“人性”的东西。于是,从“自传的观念”论者的观点看来,红楼梦是没有意义的作品。请听俞平伯先生怎样说:“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的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这类文学底特色,至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的反映。红楼梦底态度虽有上说的三层,但总不过是身世之感,牢骚之语。即后来的忏悔了悟,以我从楔子里推想,亦并不能脱去东方思想底窠臼;不过因为旧欢难舍,身世飘零,悔恨无从,付诸一哭,于是发而为文章,以自怨自解。其用亦不过破闷醒目,避世消愁而已。故红楼梦性质亦与中国的闲书性质相似,不得入于近代文学之林。”(红楼梦辨中卷二一—二二
页)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研究”一书中虽将这段话删去,但他企图贬低红楼梦的倾向仍然存在着。
这样就给红楼梦注射了消毒剂,清除了它的“危险”作用,这对于封建阶级是大大的有利。在这里,俞平伯先生所以把红楼梦看成是曹雪芹“自传”的目的就完全暴露出来了。不仅这样,在俞平伯先生素来的认识中,全部中国古典文学都是毫无可取的,上引的一段话中说的还较缓和,而在“红楼梦辨”的其他地方却是十分的露骨了,“凡中国的小说,都是俳优文学,所以只知道讨顾客的喜欢”,“曹雪芹所指野史大约就是金瓶梅”。同时他也不满于水浒的“奖盗贼贬军官”,并讽刺嘲笑儒林外史对“村老儿唱戏的,却一唱三叹而不止”。这很明显地是反对那些作品对人民的歌颂和热爱。对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持虚无主义的否定态度,这正是“五四”以后洋场绅士的本色。从这种反动的虚无主义的否定论出发,必然会引导到丧失民族自信心。
从以上的分析中不难看出,胡适之派的“新红学家”们所标榜的“这种文学,看似专家的考证,其实很可给一班人以历史观念”的“历史观念”,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货色了。有人说俞平伯先生不是以观点著名,而是以考证方法著名。那么,就再看看他的考证方法的实质是什么。
“红楼梦辨”是专重事实的考证而避开内容不谈,这正是胡适之所标榜的方法。胡适之在他的“红楼梦考证”中说:
“我觉得我们做红楼梦的考证,只能在这
两个问题上着手;只能运用我们力所能搜集的
材料,参考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
的结论。这是考证学的方法。……处处想撇开一
切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
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作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
论上去。……但我自信:这种考证的方法,
……是向来研究红楼梦的人不曾用过的。我希
望我这一点小贡献,能引起大家研究红楼梦的
兴趣,能把将来的红楼梦研究引上正当的轨道去: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中国章回小说考
证,二三二—二三三页)
我们认为考证作者的家世、生平是完全必要的,但必须是在为了分析作品内容的前提下才有意义。可是,胡适之和他的忠实的追随者俞平伯先生因为“考证”,却把红楼梦丰富的社会内容抹煞了,使完整的艺术形象割裂了,剩下的只是几条能满足俞平伯先生“研究兴味”的事实根据。
究竟“红楼梦辨”是怎样进行考证工作的呢?
俞平伯先生说:“我们有一个最主要的观念,红楼梦是作者底自传”,“既晓得是自传,当然书中的人物事情都是实有而非虚构”。从这一“最主要的观念”出发,去寻找事实的根据来证实它,这是一条最轻便的道路。从表面看这“最主要的观念”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从作者自叙中的某些话里得来。但红楼梦是一部文学作品,它有某些事实作蓝本是不足为奇的,然而它绝不是事实的记录。如果相信作者自叙的话全是事实,也应该相信贾宝玉是那块大石头的化身,相信真有太虚幻境。如此,恐怕俞平伯先生的考证也要大费周折了。
俞平伯先生的“最主要的观念”是片面的主观主义的假设,其实用的目的就在于从作品中抽出对他有“兴味”的事实,来证实它的假设,使客观的作品中的艺术形象服从于他的主观主义的考据。在文学研究的考据工作中,这是彻头彻尾的实验主义方法。胡适之所提倡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考据”方法,在“红楼梦辨”或“红楼梦研究”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所谓“大胆的假设”就是不顾一切客观事物的真象,制造出主观的观念;所谓“小心的求证”就是使所有客观的事物都能符合这种主观的论断。使客观服从主观就是实验主义主观唯心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俞平伯先生考证红楼梦的方法论的源泉,就是从此而来。
“红楼梦辨”虽然在表面上避开了红楼梦的内容不谈,实际上却狠狠地批评和歪曲了红楼梦的内容,从每一个考证的结论中都可看出他对红楼梦的曲解。俞平伯先生只不过是以考证的方法代替了文学批评的原则而已,这是和他的实验主义观点密切相关的。因此,在他的批评中就表现出强烈的主观主义色彩。(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中已有论述,此处从略。)
由此可见,俞平伯先生的方法论的基础正是实验主义的主观唯心论。那些形而上学地企图把方法和观点对立起来的人,在这里却大上其当了。
顾颉刚先生为“红楼梦辨”所作的序言中把俞平伯先生和胡适之标榜为“新红学派”,并“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那么,这“新红学”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总结起来,不过三点。
第一,“新红学”的研究态度表面是新的,而骨子里仍然是旧的。俞平伯先生在一九二一年说:
“京事一切沉闷,(新华门军警打伤教职员,)更无可道者;不如剧谈红楼为消夏神方,因每一执笔必奕奕如有神助也。”(“红楼梦辨”顾序)避开当时的政治斗争,钻到红楼梦中去消遣,逃避现实的士大夫阶级的怯懦本色完全暴露出来了。这却是真正继承了旧红学家最坏的传统。
第二,“新红学家”自称是把“研究的方法改过来了”;“从前的人不注重于实际的材料,而注重于猜度力的敏锐,所以他们喜欢用冥想去求解释”,而“‘新红学’家”是“处处把实际的材料做前导”,“用新方法去驾驭实际的材料”来解释主观的冥想。所谓“新”方法就是在新的反动的实验主义哲学指导下钻牛角尖的方法,这的确是旧红学家所没有的。归根结底,他们是使红楼梦符合于他们的实验主义的考证,这正是他们引以自豪的“正确”的科学方法,也是最有“效用”的方法。
第三,“新红学家”曾想办一个研究红楼梦的
月刊,号召“人结了伴侣,就我们走到的地方再走
过去”,引导读者逃避现实的政治斗争,免受马克
思主义的“危险”影响,都很安全地到红楼梦中去
“消夏”,“辨得越凶”,离现实越远越好。用这
些东西来影响读者,使他们“无形之中,养成了他
们的历史观念和科学方法”,都变成实验主义的信
徒。
总之,“新红学”的实质就在于它是士大夫阶级意识和买办思想的混血儿,是反动的实验主义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具体表现。几十年来成绩虽不多,而影响却不小,它支配着对红楼梦的研究,过去是这样,今天在一定程度上也还是这样。
但在解放以后,在新的政治条件下,俞平伯先生非但没有对过去的研究工作和他的影响作深刻的检讨,相反的却把旧作改头换面地重新发表出来,这就是一九五二年出版的“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研究”删去了旧著中个别的篇幅、细节和著作年月,并和补充的部分新作排在一起,在新的时代发表。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它是新作。新作除了提供了一些新的考证材料并将个别的字句和表面结论稍加修正之外,而骨子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都毫无改变地保留下来。俞平伯先生以隐蔽的方式,向学术界和广大的青年读者公开地贩卖胡适之的实验主义,使它在中国学术界中间借尸还魂。
但是,这现象不但没有遭到反对,反而有人对俞平伯先生的考证工作备加赞扬,这种“抑扬的话头”不但掩饰了俞平伯先生的一切错误,而且帮助他的有毒的思想得以顺利地向青年中传播。从这里,我们也更可以看到,俞平伯先生所继承了的胡适之的反动思想的流毒,在过渡时期复杂的阶级斗争的环境里,是怎样在挣扎着的。我们不应该过低估计它对广大读者的危害性,它现在会将来也会披着各种各样的外衣出现的。我们要研究红楼梦,首先就应该批评俞平伯先生的这种错误的观点和方法;要研究全部古典文学遗产就必须批判与此相同的观点和方法——即实验主义的反动哲学通过胡适之过去在中国学术界所长期散布的流毒。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走向正确的健康的道路,才能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旗帜在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领域中树立起来,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
〔一〕新建设一九五四年三月号
〔二〕鲁迅全集五卷五○页
〔三〕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九七页
〔四〕文中着重点全为笔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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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市注意改进中医工作
上海市二千六百多名中医师,在五年来的医疗卫生工作中有不少贡献。他们同西医的团结合作也逐步增强,到今年八月底止,已有六百多名中医师参加了六十九所中西医联合诊所和中医联合诊所的工作,并有不少中医师参加了工厂医疗保健和公费医疗中医门诊所的工作。今年八月以来,上海市成立了第一个中医临床研究机构——市立第十一人民医院和一个市立中医门诊部。华东医院及广慈医院亦先后设立了中医科,许多中医师都踊跃参加。
中医师的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也有显著提高。一九五二年成立上海市中医学会和上海市卫生工作者协会后,全市中医师即有领导、有组织地展开了政治和业务学习,并通过前述各种组织,增强了中西医之间的团结,初步交流了中西医学理,整理了一些中医中药经验。全市百分之七十的中医师经过了进修班的学习,有五、六百名中医师听过各种学术讲座,有三百多人参加了中医医学温课班,学习了药物、诊断、伤寒论、金匮要略、针灸学及中医内科、外科等课程。一九五二年,中医中药界曾经过半年时间研究整理了国药固有成方,今年又有中医中药界一百多人研究了卫生部辑成的中药经验方初稿,提供了许多意见。
但是,由于卫生部门对团结中西医政策体会不深,对中医中药重视不够,上海广大中医的潜在力量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中医进修班中,单纯讲授现代医学课程,忽视了中医学术的提高。最近上海市召开了中医代表会议,有关领导方面在会上进行了自我批评。通过会议统一了思想认识,明确了今后工作的努力方向,为改进中医工作准备了重要条件。 (张 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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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市举行中医代表会议
天津市在十月中旬举行了中医代表会议。会议检查和总结了天津市五年来中医工作,并讨论了今后加强中医工作,整理发扬祖国医学遗产问题。
会议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批判了天津市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过去在执行“团结中西医”的政策上,轻视、歧视甚至排斥中医的偏差和错误。
会议对于如何加强中医工作充分交换了意见,认为:必须在各级卫生部门中,对卫生行政干部和医务人员进行教育,使他们认识到加强中医工作,认真整理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重要意义,彻底批判轻视和否定祖国医学遗产的错误思想,以求能够认真贯彻“团结中西医”政策,发扬祖国医学遗产。
会议决定:动员和组织天津市医务界积极参加祖国医学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并建议政府成立天津市中国医学科学研究委员会,统一指导中医学术研究工作,多方搜集各种良方效方;扩大中医业务,协助中医联合诊所同各医院建立联诊和技术合作关系;在现有的市立中医门诊部的基础上成立市立中医实验医院,作为天津市中医学术临床研究的中心;今后陆续在有条件的医院和医疗站中,分别吸收中医参加工作;改进中医进修学校,适当增加中医学术课程;在其他医学教育机构,创造条件逐步增添关于祖国医学的教学内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将逐步吸收中医参加工作。会议并指出:天津是华北中药的集散地之一,因此,除应加强中药研究和管理工作外,并应逐步解决目前运、销中存在的问题。
会议强调指出:全市中、西医必须紧密团结,同心协力,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为整理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建立真正的中国医学而进行不懈的努力。
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正确贯彻党和人民政府对待中医政策的决议和向毛主席致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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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教育部发出关于坚持灾区教育工作的指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出关于坚持灾区教育工作的指示。
指示指出,当前灾区教育工作的方针是:紧紧地结合生产救灾工作,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各种方式,积极坚持教学,并逐步地有计划地恢复学校。一切脱离灾区实际孤立地进行教学,或者过分强调困难,能坚持而不积极坚持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必须加以防止和克服。
指示认为,加强对灾区的教育工作干部、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是坚持灾区教育的重要条件之一。必须使全体灾区教育工作者深刻认识积极坚持和恢复灾区教育,对国家的整个教育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树立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坚持灾区教育的信心;必须对灾区学生加强有关生产救灾的政治思想教育和集体主义教育,启发他们艰苦学习和积极参加生产救灾劳动。在教师学生之间,要发扬互助友爱精神,共同坚持灾区教育。指示要求灾区教育行政部门,必须尽一切可能维持灾区学校,应在依靠群众生产自救、力求节约、合理使用财力和物力的原则下,妥善地安置教师和学生,并有计划地逐步修缮校舍。灾区中等学校以上学校的建制,原则上应予保持。灾区学校的教师应予设法保存。受灾教师的家属,应和一般灾民享受同样救济。受灾的中学学生,除了整个社会救济外,还可在全省助学金的总数额内,从灾区和非灾区之间酌予调剂解决。指示指出,坚持灾区教育,必须使学习组织的形式适应灾区情况,做到学习与生产救灾工作有效地结合。中等学校、城镇小学和其他能够早日开学的学校应争取早日开学,力求维持正常教学。特别是对高中和初中应届毕业班,要尽最大力量使他们教学不受影响。维持正常教学暂时还有困难的地区的学校,可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各种适宜的方式坚持教学。集中学习主要课程,适当精简教学内容。灾区的学校干部和教师必须以完全积极的态度,逐步恢复学校,并由各种变通形式的教学逐步恢复正常教学。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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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东等地评选参加全国美术展览会的作品
华东美术家协会,最近举行了准备参加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的华东区作品的观摩和评选展览。展出以前,华东美术家协会曾向华东各地美术家作了广泛的动员、组织和征集作品的工作。展出时,共计收到各种美术作品七百八十三件,十月十一日起,即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举行内部观摩,并按作品种类分成九个评选小组,进行评选。小组初步评选后,又经评选委员会复选,结果共选出作品三百二十二件,其中一百件,将运送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其余二百二十二件,准备于一九五五年元旦在上海展览。评选工作于十四日结束。十五日上午举行参加作品的作者大会,评选委员会主任委员、华东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赖少其报告了评选经过,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夏衍在会上鼓励到会作者努力创作,发扬民主精神,展开自由竞赛和批评、讨论,以达到最后意见的正确一致。十六日起选出的作品,公开展览三天。
西南区美术工作者协会,已将该区参加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的作品启运来京。这些作品,是从八月间在重庆举行的“西南区美术展览会”中评选出来的。这次展览,是西南区五年来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次,征集的各种美术作品,共计二千四百四十二件,包括作者五百九十九人,经过评选,展出一千五百四十二件,其中除美术家的创作以外,还有各民族不少优秀的民间工艺美术品参加展出。展览期间,西南区美术工作者协会还同时召开了该会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并从展出作品中,再经评选,选出参加全国美术展览会的作品,计国画、油画、水彩画、年画、雕塑、版画、宣传画等共一百七十余件。
西北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办的“西北第二届美术作品观摩展览会”,也已于十月十九日起在西安西北历史博物馆开幕,预定二十六日结束,并将评选参加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的作品。参加观摩展览的作品,共一百余件,包括作者六十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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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北师范大学创办的函授教育对提高中学教育质量起了良好作用
东北师范大学创办的函授教育,对提高东北区中学教育质量产生了良好作用,并对全国其他高等师范院校开展函授教育工作,提供了经验。
东北师范大学在教育部指示下,学习苏联及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函授教育经验,根据东北地区中学教师的情况和需要,从一九五三年五月开始兴办函授教育,以便使在职中学教师能够不脱离工作岗位,系统地学习师范专修科的主要课程,提高业务水平和教学质量,能够胜任教学工作。现在,东北师范大学所办的中国语文和数学两个函授专修班,共有相当于高级中学文化程度的初中语文和数学教师九百九十八人参加学习。在东北区主要铁路沿线四十二个中小市、县都已开始了这种函授教育,并在中心地点设立了十九个函授教学辅导站。东北师范大学校部和有关的系都已建立了专门进行函授教育工作的机构,并有一部分兼职和专职的教师编写函授教材和进行重点的讲授。一年多以来,这种函授教育已逐渐巩固和正规起来,适合于函授教育的教材正在陆续编写,学籍管理、学科考试等各项必要的制度也都有了明确的规定。不少中学教师,经过函授学习,教学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
最近,东北师范大学邀集部分省市教育部门有关负责人和部分函授教学辅导站主任,召开了函授教育工作会议,教育部也派人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上总结了一年多来创办函授教育的经验,讨论并修订了函授教育章程。为了加强在函授教育工作中的配合,东北师范大学和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教育厅之间还通过了“关于加强函授教育的组织领导工作协议”,并对进一步发展函授教育交换了意见。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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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第一次全国高分子化学会议在北京举行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化学会为了进一步开展高分子化学的研究工作以配合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十月十三日到十九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分子化学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国科学院的各有关研究机构、各有关高等学校和产业部门共四十二个单位的有关专家九十三人。
这次会议的任务是:宣读学术研究报告以交流经验,开展学术讨论,交换对研究工作的意见;讨论各部门各单位之间的联系、合作问题和培养人材问题;讨论高分子化学学科方面的一些基本问题。
会上宣读了三十一篇研究报告。到会人员并对这些报告展开了讨论,并展开了批评,提出了建议,对提高今后研究工作的水平起了一定的作用。
苏联专家马里科夫、别什赫诺夫、叶菲莫夫也参加了会议。别什赫诺夫对研究高分子化学的具体步骤和道路提出了建议。
会议认为,今后高分子化学研究工作,应根据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来确定方向。高分子化合物制造方面的研究和理论方面的研究都需要注意。
会议决定成立专门小组负责进行高分子化学名词的编订工作,并推荐外国优秀的有关高分子化学的著作,建议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出版。
通过这次会议,高分子化学研究工作者和高分子化合物生产工作者互相交流了工作经验和工作情况,对今后加强研究工作者和生产工作者的联系打下了基础。高分子化学是一门高度综合性的科学,需要各有关部门的科学工作者广泛的合作。
高分子化合物——如橡胶、塑胶、人造纤维等,在现代工业中的地位愈来愈重要,许多高分子化合物具有很好的绝缘、机械、耐磨、耐酸蚀、防水、抗震、抗温度变化等性能,还能用以制成高轻质材料。高分子化合物越来越广泛地代替了钢铁等金属材料的用途。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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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冬学、民校政治教材”将出版
为了解决今年各地冬学向农民进行关于当前形势、任务的教育的政治教材问题,通俗读物出版社即将出版“冬学、民校政治教材”一书。这本教材,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为中心,讲解当前国内外各项重要时事问题,系统地向农民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守法思想和农村基本任务等教育。全书共二十课,分上下两册出版。上册的主要内容是: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五年来祖国建设的成就,我国的宪法,解放我国的领土台湾,当前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等问题。下册的主要内容是: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冬季生产,生产救灾,粮食的统购统销和棉花的统购,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等问题。上册将在十一月上旬出版,下册预计在十一月中旬出版。新华书店为了有计划地供应各地需要,已通知各地分店办理预订手续,目前山东等十余省分店订购已达一百七十万册以上。此外,内蒙古自治区并拟将这本教材译成蒙文出版,以供该区的冬学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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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训练班结业
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北京大学、北京图书馆联合举办的第一届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训练班,已于十月二十一日结业。
参加训练班的学员共八十四人,包括图书馆工作干部和部分文化行政工作人员。他们自八月十日开课以来,学习了有关图书馆工作的二十三门功课,听了郑振铎、冯雪峰等人的报告。经过这次学习,学员们都进一步认识到:图书馆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有力宣传武器之一。图书馆工作者应当在人民群众中推荐好书,使好书广泛、迅速地流传,同时逐步开展指导阅读图书的工作,以扩大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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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苏联展览会的美术设计
 吴劳
每一个参观过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的人,都会从展览会的具体展品中很容易地看出苏联的工业技术水平的先进,农业机械化的规模,文化艺术的高度成就以及人民幸福美满的生活情况;轻松愉快地、丝毫不感到疲倦地体会到社会主义苏联的繁荣、富强,从而受到感染,加强了建设祖国的信心。这次展览工作的成功,美术设计方面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苏联展览会的美术设计是杰出的,它把种类繁多、形式不一的各项展品组织得有条不紊,壁面陈列与展品台上实物恰当的配备,图表数字和生动形象的结合,室内装饰和整个展品的一致,局部装饰的着色和整体色彩的调和,各种光线来源的运用,以及和建筑上艺术装饰的协调,所有这些,美术设计者都用最通俗、最明显的形式,很清楚地表现出陈列的内容,帮助观众更好地得出完整的深刻的印象。这是展览会设计工作中的专门艺术,是我们今天展览会工作中的典范。
陈列装饰,不是孤立地存在的,这种装饰设计不能离开陈列的目的性,必须完全是为着加深展出主题对观众的印象的。我们看到有些展览会的美术设计,常常用外表装饰的华丽来挽救、掩盖未经深思熟虑的展出内容。或者胡乱采用各种回纹、卍字、几何形、五角星、红旗等彩色斑斓的背景,企图使图表、照片等展品“增色”。这种同内容并不相关的形式,常会分散观众的注意力,甚至会歪曲展出主题的原意。
在苏联展览会中的美术设计,清楚地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设计手法,保证了内容同形式的一致。它不仅在陈列结构中要求内容起主导作用,而且风格、布局也要适应一定的主题思想。按照这一原则的设计,所以在展览会中,我们看不到同内容无关的点缀和装饰,也找不出展品堆积和罗列的现象,更没有标新立异的“形式主义”的作风。美术总设计师克利马辛出色地表现了展览会丰富的思想内容,而这种丰富的思想内容,是用特殊的展览会的语言和鲜明的形象艺术表现出来的。这是苏联展览会在美术设计上很突出地成功的地方。这里我仅以农业馆为例来说一说。
农业馆整个的色彩,是用嫩绿色和金黄色作为基本的色调,这是符合庄稼和果实的自然色彩的。这种色彩的环境给予观众对展品的感情是亲切的。为了扩大陈列面积,利用壁面构成完整的布局,所有壁面的上边沿都装饰着黄铜制作的花带:一种是向日葵和谷穗的图案,另一种是麦穗、桂叶和饰有镰刀铁锤的五角星奖章的图形,象征着工农联盟的荣誉和劳动的果实,这装饰也是符合于主题的要求。同时黄铜色与黄色窗帘是调和的。每一个壁面构成一个单元,每个单元都从属于整体,同其他单元成为有机的体系,这个体系恰当地表现了农业馆的整个主题,而且逻辑清楚。每个壁面的陈列,内容简洁明朗,没有琐碎的东西和多余的细节来分割或阻碍主题的主导思想。例如“苏联种稻工作已经机械化了”这一单元中,壁面的上方是一幅一望无际的水稻田的照片,左右各三张图片说明用机械化耕种、灌溉和收割的情形。当中是形象化的图表,说明哈萨克共和国克捷尔都集体农庄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和斯大林奖金获得者依沙哈耶夫创造了水稻收获量每公顷产量最高纪录的数字,以及哈列兹莫省斯大林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和收获量的数字。下方的展品台上陈列着三个装着谷子的玻璃瓶,左右各放一捆稻子的标本,玻璃瓶的铜座和捆稻子的花带,都有民间纹样的装饰,虽是五彩的花带,但并不感到刺目突出。这样的美术设计,由平面到立体,真实地、形式完善地表现了展品丰富的内容,使得它们对于观众产生强烈的形象的感染力,代替了长篇大论的分析资料。一目了然地,令人信服地指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农业的优越。这种设计,确是很值得我们美术设计者效法的。
展览会中整个色调的设计,不仅注意到墙壁的色彩和展品的颜色之间的互相协调,同时又符合各馆性质的要求。我们有些展览会的美术设计者,往往孤立地只从色彩的鲜明性和饱和性的要求出发,将墙壁和图表的底色涂刷成鲜艳的深色,这在单独一幅图表来看可能是很成功的衬托的底色,并可能刺激一般观众的注意力,可是在大多数的场合下,这种鲜艳的墙壁或图表的底色,常常是对整体性起着破坏的作用。同时,种种鲜艳色彩的互相突然变换,过多地刺激视觉,就会令人感到疲倦,这无异是对观众的一种虐待。在苏联展览会中,我们不仅感到色彩的舒服,而且无论是陈列地位的高低,观众和展品距离的远近,光线的强弱,都能注意到使观众的视觉不感疲倦,表现出高度的为群众服务的设计精神。
展览会中的图表也非常值得注意。它用具体的数字,说明了国家经济建设、人民生活和生产发展的情况,使观众容易了解,便于记忆,更便于比较。展览会中的图表不同于一般的统计图表,它不应当是枯燥的资料,而应当形象地、简洁地、明显地说明问题,起教育作用。如苏联展览会农业馆中关于改良猪种的图表,图表的上方是一个很生动的木雕图样:卧着的一只母猪带着一群正在吃奶的小猪。旁边的花边是以玉米、马铃薯、麦子等物形为装饰的。设计者以最简练的手法使复杂化为单纯,乏味变为有趣。因而这个图表的目的和给我们的印象是清新明朗的,极易感受的。其他如发展牛、羊牧畜业等的图表的装饰和色彩,也都是服从于整体的要求,保持着协调的色彩,形成统一和谐的风格。
从这些装饰、陈列设计对于展出的目的和思想内容所起的作用来看,展览会的美术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接影响着展览会形象教育的机能。我在参与苏联展览会的美术设计专家们实际工作的过程里,深深认识到苏联美术设计工作者在理论和技术方面高深的修养,以及认真严格的工作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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