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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武汉人民战胜了历史上的最大洪水
武汉人民战胜了历史上的最大洪水
党领导着武汉人民战胜了洪水
石容
今年夏天，很多地区遭受着特大洪水的威胁。武汉地当长江中游诸水总汇，斗争更是特别紧张。武汉市的党组织和人民，都缺乏和这样大的洪水作斗争的经验；而一九三一年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洪水淹没武汉四个多月的惨状，在有些市民心中印象犹新。中共武汉市委认识到洪水对武汉地区国家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威胁的严重性，认识到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认识到这一场斗争对武汉市的党组织和全市人民，都是一次极其严重的考验，只有依靠全党的团结一致，坚决贯彻上级党委的指示，深入发动群众和发扬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才能够克服重重困难，最后战胜洪水，确保武汉安全。
党在战斗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动员组织工作。
防汛初期，情况还不十分严重，一部分干部和群众有麻痹侥幸心理；而有些老年人则表现恐慌，对党能够领导人民战胜洪水，缺乏信心。这时，市委根据上级指示，以对水情、雨情的科学分析，参照历史经验，着重指出汛情的严重性，指出麻痹侥幸心理是有害的，必须从最严重情况出发，作好准备，做到有备无患；同时也向干部和群众进行“两种制度，两种情况”的教育，指出胜利的基本条件，说明“人定可以胜天”的基本道理。
在干部群众思想已有转变、洪水接近以至超过一九三一年最高水位的时候，主要危险就是在洪水严重威胁面前某些干部和群众可能产生并且已经发生的惊慌失措和消极悲观情绪。党根据主客观形势的发展，一方面说明形势严重，指出斗争已进入决战关键；同时说明斗争的基本有利条件特别是主观方面的条件，已经有了显著的增长，战胜洪水是可能的；号召全市人民进一步紧急动员起来，再接再厉，英勇战斗，争取胜利。接着，党和人民政府根据上级指示，动员全市人民，在统一计划和统一指挥下，作好必要的准备，以便即使万一出险，也可以避免或减少损失。党这样及时、清楚地将斗争形势和胜利的条件向干部和群众交代清楚，以及党和人民政府这种对人民负责到底和与人民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更大大激励了人民群众特别是防汛大军的斗志。
当洪水涨势转弱，特别是洪水自最高水位开始回落的时候，党根据历来斗争规律和干部、群众思想状况，又及时向全党特别是党的负责干部敲起了警钟，指出退水时期洪水和风浪威胁的严重性，指出在新的斗争形势下的最大的危险，是某些干部和群众中可能发生的骄气和松气，必须发扬“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战斗精神，反对骄傲自满、草率收兵的思想作风。同时指示各级党的组织，引导群众，全面开展立功运动，作好建党建团工作，以及作好安全卫生工作等，从思想上、组织上、生活上各个方面，保证战斗队伍能够始终保持饱满紧张情绪，取得防汛全胜，并为下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新的战斗任务，作好思想准备。
在防汛斗争的历程中，人民更深刻、具体、亲切地认识到：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是一致的，党和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是血肉相联、息息相关的。人民从党的领导，得到了方向，得到了鼓舞，得到了力量。党与人民群众的亲密无间、团结战斗，就保证了在防汛斗争中能够克服任何艰险和困难，从胜利走向胜利。防汛特等功臣、建筑工人杨明聪，曾经感动地讲过下面一段话。他说：“水还没有淹到，党就提出了防汛压倒一切。水还没有涨到，就修起来了堤。我还想着有些多余；但是党就好像晓得水要涨多少一样，水涨来了，堤早就修好修高了。修了堤还搞起抢险队，我开头也不明白。后来明白了，不抢险那还得了。……末了，党又提出要克服骄傲自满、麻痹松劲。要没有党，什么都早完了！”
防汛斗争的胜利，证明了党的团结，党和人民群众的团结，是经得住任何严重考验的。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保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成为了动员全党和人民群众树立英勇功绩的伟大力量。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崇高品质，大大地发扬起来了，群众的创造智慧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得到了广泛的采纳和运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功臣和他们的先进思想、先进事迹，得到了普遍传布并成为群众学习的榜样。
在防汛斗争中，共产党员无论在堤防前线或后方，都坚持地站在斗争前列，以团结群众，艰苦奋斗、英勇沉着，不畏艰险的高贵品质和战斗作风，带动群众，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在他们中间，有像王万仓、罗光田、王茂山、杨明聪、乐金元、卢幼芝这样的来自人民解放军、工人、农民、妇女当中的特等功臣；有舍身救护群众和战友的严中良、易金元和舍身抢护下水道漏水大险的贾明武等功臣烈士；还有像袁秀珍、韩友梅这样的在解放后党抚养和教育出来的英雄儿女。在防汛斗争中、全市有八千多人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有一万五千多人光荣地参加了青年团。
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思想觉悟的提高，党、团组织和战斗队伍的巩固和扩大，群众中先进人物和优秀干部的成长，这些都大大推动了防汛斗争的胜利，对于武汉地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有深远的意义。
在防汛斗争中，考验了锻炼了武汉市的党组织，同时也提高了武汉市党组织的领导水平。武汉市党的组织，从党的团结，工人阶级的团结，劳动人民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中，汲取了无穷尽的力量。
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依据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和对自然法则的认识，认清环境，了解事变发展的进程和动向，科学地预见到事变的发生，从而规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提出各个不同时期的明确的战斗口号，用以指导和引导群众，集中力量，取得防汛斗争的胜利。这其间，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指示，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共湖北省委在几次斗争关头的指示和支持，全国在物资、人力上的大力支援，和湖北若干农村分洪的有力配合，充分保证了武汉防汛所需物资及人力，保证了武汉堤防在洪水猛涨中赢得时间，使武汉市的党组织和全市人民，在和洪水搏斗中，能够获得节节胜利，即使在最严重最危急的情况下，也没有丧失信心。
在斗争中，党坚决地依靠群众，相信群众，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党从群众思想觉悟和工作水平的不断提高中，从群众斗争积极性和创造智慧不断发扬中，从群众对党的信赖和相依为命的亲密团结中，从群众坚决贯彻党的方针的实际行动中，汲取了丰富的知识和无穷的力量。所以，虽然洪水节节上涨，超过了最初的估计，虽然初期缺乏防汛斗争经验，虽然斗争中遭遇着重重艰险和种种困难，党的斗争决心和胜利信心，却能够不断地提高和增强，并且有力地领导人民获得了防汛的完全胜利。
在防汛斗争的历程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以及其他领导干部，从极其紧张、艰巨而复杂的战斗环境中，从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和斗争的需要中，从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中，得到了政治思想工作、行政业务领导、科学技术指导以及群众生活管理等各个方面的丰富经验，特别是保持和发扬了战斗的思想作风，在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进。这些就大大加强了党的领导力量，加强了党和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团结，提高了党和人民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武汉防汛斗争完全地最后地胜利了。武汉市的党的组织和全市人民，从胜利的欢欣、鼓舞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党的团结和党与人民群众的团结战斗，就是战无不胜的伟大力量。全市人民正以加倍的决心、信心和力量，巩固和发扬防汛斗争的成绩，响应中共武汉市委所提出的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全面完成国家计划，以支援灾区、支援农村、支援解放台湾的号召，从防汛斗争的胜利，走向新的增产节约，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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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武汉人民战胜了历史上的最大洪水
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五四年
本报记者 曹葆铭
近百年来，武汉人民遭到两次特大的洪水袭击：一次在一九三一年，一次在一九五四年。
在一九三一年夏天到秋天，武汉三镇都被淹没在大水里。七月末，冲破了中山公园对面铁路单孔的长江洪水，直向汉口市内汹涌奔来。毫无准备的市民有楼的上楼，无楼的上屋顶，房矮的爬上树梢；儿哭娘嚎，全市陷入一片混乱。那时候，单洞门水深一丈四、五，中山大道和江汉关的水也有四、五尺深，繁华的市区变成了一座水城。划子和门板、木盆代替了车辆，楼房的窗口成了上下船只的码头，街道上时有死尸漂过。在洪水进市的三、四天中，捞起的浮尸便有一千多具。
在一九五四年，武汉人民创造了历史的奇迹。高出平地一丈至两丈的洪水始终被挡在坚固的堤防之外，狂风巨浪的威力也被那称为“水上长城”的防浪木排削减了一半。国营武汉第一棉纺织厂和江岸机车车辆修理工厂等许多沿江沿河的工厂，洪水位比厂房的窗户还高，而工人们依然坚持着生产。长江大桥工程局的钻探船，一直在波涛滚滚的大江中钻取江底的岩心。商店照常营业。街口的扩音器不时播出雄壮的歌声。星期日，中山公园里充满了游人。中秋节的晚上，武汉人民依然备办了月饼和水果，家人们团聚在一块赏月。
两次洪水，两种结果。这是为什么呢？是今年的洪水小些吗？不是的。今年的洪水是百年未有的洪水，它比一九三一年的最高水位（二八点二八公尺）还高一点四五公尺。是今年的洪水来得迟些吗？不是的。今年的洪水六月下旬便超过了武汉警戒水位，比一九三一年早一个多月。是今年的洪水退得快些吗？也不是的。一九三一年的洪水只有一天达到了二八点二八公尺，而今年从七月十八日起就超过了这个水位，一直在历史最高水位上持续了五十八天。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经历了两次洪水的老太婆赵光才用一句话说明了这个问题。她说：
“这是两个不同的社会呀！我们国家如今是我们人民当家，是毛主席当家，有了好当家的，什么事都跟从前不一样啦！”
武汉从满清修筑堤防以来，便在海关附加了专门用来培修堤防的“堤工捐”，一年要收近百万的银元。这笔钱最初还有很小一部分用到堤上，过后就一点也没用上。银元到哪里去了呢？汉口“川江隆”烟膏店破产的案件泄露出了真相，原来被伪湖北省主席何成浚交给商人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去了。后来又被蒋贼介石公开调去充作屠杀人民的内战军费。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五日分金炉决口，反动统治者并不理会。当七月三十日丹水池决口二百六十公尺，全市人心惶惶的时候，何成浚、刘文岛、夏斗寅等几个反动头子正在“既济水电公司”总经理家里赌钱。他们的部下去向他们作报告，他们认为还有铁路埂挡住，不要紧，仍旧赌下去。不久由丹水池进来的洪水冲破了铁路单孔，淹没了汉口全市，他们才成立起有名无实的武汉防险处，并且限令他们的部下用那仅有的十部人力水车和三部临时租来的十匹马力的抽水机，“在三天之内，将全市洪水排入江中”。这是多么荒诞的事啊！
在一九三一年洪水期间，据伪政府自己宣称，所动员的力量，只是数百名工人、十部水车、三部抽水机与五千条麻袋、两万斤芦柴。其中许多物资还被他们贪污中饱了。当七月三十日早晨五点半钟丹水池溃口二十六公尺时，只有两三百名工人零零落落地前去抢救，并且没有材料，要什么缺什么。挨到十点钟，洪水又冲开了第二个口子，二百六十公尺宽，高出平地数尺的洪水往堤内直涌，经过外江的三只木船也被吸进缺口沉没了。也就是这股洪水席卷了汉口全市千千万万人民的生命财产。
新中国诞生以后，各种堤防捐都取消了，但全国兴起了空前未有的水利工程：根治淮河，官厅水库和荆江分洪都是世界著名的大工程。武汉人民也亲眼看见人民政府每年花大力量来培修年久失修的大小张公堤。从今年六月二十七日起，武汉便展开了全面的防汛工作。工人、农民、解放军、学生和干部，一共二十三万人，在党的号召下，走上了堤防。武汉市代市长王任重的办公室里，每天都有北京的长途电话，中央的负责同志随时了解着武汉防汛情况，并给予指示。在防汛中累病了的武汉市委书记张平化，大热天里继续坚持工作。他和许多防汛副指挥每天从晚上八点工作到次晨两三点钟，天一明，又忙着出发巡视堤防去。
在防汛期中，武汉防汛指挥部向任何地方发出电报，当地的党委和人民政府便连夜设法满足武汉的要求。单是从数十里外的滠口、祁家湾等地运来的泥土和石头，便有二百七十多万方，如全部装上火车，可从汉口一直排到北京。全国支援的抽水机有三百九十二台，一万二千匹马力；它们在两月零五天中所排除的水量，全国六亿人每人平均得挑四担，使渍水所淹的农田全部露出了水面。另外还有六百万条麻袋、四百万个草包、四百万斤芦柴和十六万根木料，还有一千多辆汽车、五十五艘轮船、三十个火车头和六百四十个车皮。由空军飞机载送来的海军潜水员、由华北调来的列车发电站和来自黄河的埽坝工人，也都参加了武汉防汛。就靠着这雄厚的人力、物力，武汉人民把一百多公里长的堤防全面加厚加固，同时普遍加高到三十点五公尺以上；在堤外修建了长达九十多里的防浪木排。
在那洪水不断上涨和狂风暴雨的日子里，为了确保我国中部的重镇——武汉，荆江分洪区和洪湖的农民都主动要求分洪，减弱水势。二十多万防汛抢险人员日夜警戒在堤防上，成百上千的汽车、火车和轮船一刻不停地抢运着防汛器材。七月二十九日中午十一点钟，巨大的风浪使丹水池的堤面崩塌了二十多公尺，但由于事前准备充分，在五分钟之内，一千多名抢险队员都上了险地。七十多人立即跳下水去结成“人堤”，用身体挡住风浪，后面的人便冒着狂风暴雨搬石头，运麻包，四十分钟便堵住了缺口。
一九三一年水灾期间，伪汉口市长刘文岛等勾结大商家将粮食、布匹和许多生活必需品囤积起来，连治痢疾的特效药也搜罗一空，物价暴涨，大米每升由一角涨到二角二，而且拿着钱也很难买到。伪政府借此实行“裁、减、并”，革除了许多靠薪资过活的公教人员。留职人员的薪资也被他们七折八扣，并且拖欠了六个月没发。伪警备司令夏斗寅和参谋长叶蓬在“维持治安”的招牌下，见了船只就“拉差”，能出钱贿赂他们的还可以放走，出不起钱的便被他们拉去，再用高价租给大商家使唤。他们最后还向人民勒索了两万块银元的“划子巡查费”。
在一九三一年里，人民受到天灾，又受到反动统治者重重盘剥和压榨，据伪政府记载，当时武汉急待赈济的灾民“已逾五十万人”。这些灾民都聚集在铁路埂上和黑山、洪山的荒地上，上面太阳晒，下面水气蒸。他们都是在仓惶中逃出一条性命来的，家里很少的一点衣物都被洪水冲光了，这时要吃没吃的，要喝没喝的，许多人就靠捞水草为食。许多孕妇都在荒地或破茅棚里生小孩，还被伪警察认为“有碍秩序”，四处逼赶。那时候，全市的粪便和脏水无处消纳，都倒在附近的水里，弄得蚊蝇群聚，臭气薰天；而灾民们还从这死水里打水喝。结果，霍乱、伤寒、痢疾等疫病蔓延，四处都看得见死人。在黑山、洪山等灾民区，饿死、病死的灾民都来不及掩埋，便挖几个千人坑，一层一层往里堆。据伪湖北水灾急赈委员会等从八月到次年四月的统计，他们掩埋的灾民便有三万二千六百零五人。实际死亡的人数比这还多得多。
在一九五四年武汉防汛期间，国家进行了有计划的调拨，充分供应了武汉市粮、油、盐、煤、肉、布匹和日用百货。一度发生困难的菜蔬，也由全国各地支援。太原的包菜、江西的冬瓜、内蒙古和东北的马铃薯、四川的榨菜、江苏浙江的雪里红，另外还有许多豆制品和蛋品，源源不断地运来，每日上市的菜蔬跟平日相差不多。为了及时把这些生活品送到人民手里，和繁忙的防汛器材运输的同时，载重汽车川流不息地把大米和面粉运到全市一百八十个供应站上。米面加工厂的工人们，日夜碾制大米和面粉。在郊区渍水地带和堤防线上，三百多个国营商业和合作社的工作者，亲自挑着货郎担，推着手车和三轮车，驾着小船，把粮食、油盐和菜蔬送到流动供应站去。武汉物价始终稳定，人民生活一直正常。
为了及时防预和消除因洪水而发生的疫病，人民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饮水消毒、污物处理、灭蝇灭蚊、预防注射等工作，同时组织了一千八百名医务人员（其中有三百四十一名医生）给防汛人员和受渍水淹的人家进行免费治疗。大多数医疗组不仅白天进行治疗，而且晚上也到工棚去，给工人盖被子，弄好蚊帐，同大家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医生高光述和闻亦齐还研究出医治因出汗过多而产生急性高烧病症的特效办法，在全市普遍推广。
在武汉关附近的居巷（街名）住了三十多年的老太婆赵尖才，一九三一年带着五岁的女儿、三岁的儿子，逃到汉阳姥姥家去躲大水；结果姥姥家门前的堤防也冲破了，又逃到荒地里去住了两天两宿。而今年洪水期间，她的女儿和儿子、媳妇都在工厂里作工，每天照常上班，家里只留下她和她的老伴照顾四个孙儿女，生活很安定。丹水池附近的居民黄世庭，一九三一年发大水时全家被淹，只抢出了一顶破蚊帐；而今年他家还住在这个老地方，安然地欢度着中秋节。他家按照湖北民间的习惯，早上吃了汤元，中午喝了酒，晚上吃了月饼，一家老小过着幸福团圆的生活。
少数渍水区和堤外被水淹的人家，都由人民政府逐一加以安置。生活困难的，也由政府加以救济；政府并帮助他们排除渍水，组织他们生产自救，重建家园。武汉市卫生局还在这些受灾的人家设立了三十八个分娩室，总共为祖国接待了五百九十七位新来的小公民。两次家里都被水淹的西马街居民邓凤英，回忆起一九三一年她在铁路边上破茅棚里生小孩的情形：几天没吃没喝，家里的人有一次抢到两个黑馍也掉到水里去了；……实在饿得不行。今年又遇上她媳妇生小孩，产前由协和医院用救护车接去，产后又是糖水，又是热面，……公家供应的东西吃喝不完。她激动地托人写了封信给她儿子，嘱咐他“好生守住堤防，保住武汉，感谢毛主席”。树人小学三年级学生左凤林小姑娘的家被淹了，人民政府把她家安置在市立第八女中，她仍然照常做她的暑期作业。在做“…不但…还…”的联句时，她写道：“人民政府这样好，不但帮助我们从水淹的地方搬出来，还照顾我们的生活，派医生给我们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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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武汉人民战胜了历史上的最大洪水
全国人民支援武汉的防汛斗争
方歌、何洛
武汉在防汛斗争那些紧张的日子里，全国人民以无限关切的心情支援着和洪水搏斗的武汉一百五十万人民。
以北京为中心，南到广东、北到黑龙江，东到江苏、浙江和上海，西到四川和甘肃，都源源送去大量物资援助武汉。在防汛初期，加固加高堤防需要大量的麻袋，在七月七日到十四日，各地就运来了一百多车皮，约一百八十万条。七月下旬，江水逐渐接近新筑起来的子堤了。子堤没有经受过洪水的考验，可能增大的风浪对子堤的威胁更其严重，市防汛总指挥部决定用芦席把所有子堤外坡包住。大连土产公司知道这一紧急情况以后，在一星期以内就由公司经理带着十万张芦席到达武汉。汉口的子堤差不多全是用这批芦席包起来的。八月十九日，武汉关水位升到二九·七三公尺的最高水位，堤上需要用大量草袋，武汉防汛总指挥部打了一个电话给吉林市财委，吉林市财委接到电话后，立即成立了
“支援武汉防汛物资联合办公室”，动员所有干部，连夜把草袋收集起来，以最快的工作方法，办好各种应该办好的手续，第二天——八月二十日，满载草袋的火车就从吉林出发了。八月，是武汉水位最高的时候，风大浪猛的可能性更大了，防汛指挥部决定环绕汉口堤岸和武昌外沿的防水墙筑一道防浪木排。这是一项规模巨大的工程，需要大量的木料、篾缆、钢丝绳、铁锚和其他物资，而且洪水猛涨，大风浪随时可能袭来，时间非常急迫。这时，湖北省迅速支援了木料；江西、湖南和广州等地的手工业工人加紧编织了篾缆送来；上海的工人们日夜加班，在短短几天内赶制了一千七百只一百公斤或五十公斤的大铁锚送来。这就使武汉市能很迅速地完成了长达一百二十五华里的防浪木排，及早地有效地减少了高水位下风浪的威胁。
在短短的时间内，要运送大批的防汛物资器材，是艰巨的任务。铁道部和其他有关部门，克服了各种困难，做到了防汛物资随到随运。每节车皮都挂着表示沿途不停，优先挂车的“红笺”，飞快地驶向武汉。湖北省内河航运管理处在短短的时间内，组织了五千二百三十六只民船为武汉防汛服务。
武汉人民将永远记得，当江河的上游洪峰接踵而至时，湖北省广大地区农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所作的巨大的、无私的援助和配合。他们有计划地采取了分洪和蓄洪措施，大大减轻了洪峰接踵而来所形成的水位骤涨对武汉市的严重威胁。湖北省的农民还不惜放下自己的生产，赶来参加武汉的防汛斗争。
在武汉二十万人的防汛大军中，有三万七千多人是中央和各地派来武汉参加防汛斗争的人员，其中包括解放军部队、各种工程技术人员、潜水人员、电机工人、埽坝工人和富有防汛经验的农民。
当张公堤内汉口郊区渍水成灾的时候，当张公堤处在外洪内渍两面夹攻的时候，曾经战斗在官厅水库、潮白河、永定河、独流入海等伟大水利建设工程工地的中央水利部的工程总局的机械工人们，带着抽水机来到了武汉；当全国各地支援的抽水机运到武汉，而武汉电力供应感到困难的时候，华北电业管理修建工程局列车发电站的全体职工一百三十多人随同发电列车到达了武汉；在武汉防汛将进入紧张的决战阶段，堤防险情最多的时候，中国人民海军部队、铁道兵部队派了潜水员工，在空军部队协助运送下，到达武汉；为了加强武昌武泰闸的抗洪能力，需要大规模地迅速地修筑埽坝，黄河水利委员会就挑选了六十三位埽坝工人来到了武汉。黄河埽坝工人王树林，原来调到武汉支援防汛的人员中没有他，由于他的一再请求，才得到领导上的批准，他甚至没有想到回家说一声，或是收拾一个简单的行装，他拍了拍帽子上的泥土，说：“走，救灾如救火！”就这样随同大伙出发了。他们一到达武汉，不顾旅途的疲劳，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铁道兵团潜水员唐树森在到达的第二天，就参加了武汉关附近的抢险工作，在水下探查险情，堵塞漏洞，黄昏时候开始工作，最后一次出水时已是第二天的黎明，双手被泡得高高肿起，潜水衣的袖子上染上了手腕的血渍。
为了供应武汉市人民生活的需要，广东、广西、湖南、四川等地运来了大批大米，只八月份一个月运来的就足够全市人民吃一个半月。从焦作运来了五千多吨白煤。从上海、广州、汕头、太原运来了各种各样的蔬菜和副食品，每天运进菜类共八、九十万斤。武汉人民经历过一九三一年水灾悲惨的生活；那一年的水灾中，无食无住的饥民有二十三万多人，死亡三万二千多人。正如一位老居民所说的：“那时物价比水涨得还快得多！”而且出高价还买不到东西。现在物价平稳，物资充足。在洪水包围中，人们吃到了轮船运来的雪里红，直达快车运来的鸡蛋。而在远方的城市里，还有人殷切地询问：“我们有土豆、干鱼，你们要不要？”
武汉人民现在正在庆贺他们防汛斗争的辉煌胜利，在检查战绩，总结经验时，人们都把党的领导、全国人民的支援放在胜利的原因的最前面。武汉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在那些紧张和艰难的日子里所得到的全国人民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巨大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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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武汉人民战胜了历史上的最大洪水
移山倒海的人民力量
李蕤
国庆节前夕，武汉市防汛指挥部发布命令，撤销为准备“万一”而规定的警报信号和为告警而特设的电话号码。十月五日，“长江日报”宣布最后一次发布江汉关水位的消息。从洪水疯狂的进犯到江水驯顺地归槽，整整经历了一百个日日夜夜。这一百天的每一个时刻，都是生死的斗争。但是，人民终于胜利了，长江又伏伏贴贴地屈服在人们的脚下。这胜利给武汉人民的历史上增加了新的一页，也给整个祖国一九五四年胜利的大图案上添了光彩的一笔。
这个斗争对于武汉一百五十万人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它像一面镜子一样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在党的领导下，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民团结在一起，就是顶天立地的巨人。古语说的“指海海沸腾，指山山动摇”，就是毛泽东时代英雄人民的写照。
今年长江的洪水，如大家已经知道的，是近百年历史上从没有的大洪水；水势之大，相当于一九三一年汉口大水灾时和一九四九年涨水时的总和。但是，它所逢到的敌手，也是历史上稀见的巨大的队伍。党的动员令一下，千千万万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店员和居民、机关干部和学生就像潮水一样涌上堤防前线。水不断地上涨，我们的防汛队伍也不断在扩大；最初是十万防汛大军，后来成为十四万，以后又成为二十万。在暴风雨的夜晚，每一条街道，每一个机关，都有后备突击队在“枕戈待命”；一声令下，立刻就奔赴前方。成千辆的汽车，日夜不息地风驰电掣般奔驶着；千百只驳船穿梭般在江上来来去去。在最紧张的时候，飞机从几千里外送来中央派来的潜水员，火车在水淹没的轨道上行驶着，载来成万吨的黄土和石块。堤上堤下，前方后方，天空里和江水里都在支援着这个战斗。
采土采石的工人们，成千成百的结成队伍，到远离市区几十里的栢家山、祁家湾、丰示山、陈家山等地去采石掘土，供应前方的急需。由于任务急迫，他们没有时间预先搭好工棚，就一刻也不等待地冒着暴雨在荒山中工作；夜里没有睡觉的地方，就用扁担撑起雨布，背靠着背在雨中过夜；大风吹熄了照明的火炬，他们就用歌声和口号联系在一起，在黑漆漆的夜色中继续挖，继续挑。暴雨和泥泞使他们看不到路，上不了船板，许多人就脱下自己的衣服垫在船板上。就这样，把许多荒山铲为平地，把成万吨的黄土和巨石，移上堤防前线。在三个多月中，挖土采石达二百七十多万立方公尺。这些土石，如果把它摆成一公尺高一公尺宽的堤，可以从武汉一直延伸到东北的齐齐哈尔。
从战斗一开始，就是“和洪水赛跑”。“水涨堤高”，是每一个人的口号。但是，“跑在洪水前面”不是容易的事。子堤加高一条麻袋，全线便是五十万条。特别是洪水位突破二九公尺的时候，一分一秒钟的时间都是宝贵的。一等功臣陈国学，为了每次多担一些土，赢得时间，几天里压断了两条扁担，累病了，还坚持上堤防去工作；二等功臣童海银看到滔滔的洪水眼看要涨出堤，为了争取时间，经常用两条扁担一次挑两担飞跑，荣军学校的校长是三等残废，伤又在脚上，仍坚持着不肯休息。妇女王香余，六十多岁了，满头白发，而且一条臂膀残废，也自动参加了挑土的队伍。打夯的工人们，为了赢得时间，从一分钟三十下的速度，加速到一分钟五十下、六十下。就这样，他们把“水涨堤高”的神话变成了现实。有许多工段，刚刚完成了加高工程，汹涌的洪峰就接踵而至。
三个多月的抢险斗争，是万分紧张的工作。由于高水位浸淹的时间过久，几乎每一天，每一个工段，都有大大小小的险情。“千里堤防，溃于蚁穴。”任何一个工段，任何一个时刻，任何一个巡逻队稍一疏忽，整个堤防就不可收拾。巡逻队的队员们，像母亲护理病中的婴儿一样，不分日夜地守候着、观察着，从堤上到堤下，从外坡到内坡，一寸土地也不肯放松。黑夜里，灯被风吹熄了，就用耳朵从水声中来听；在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浸漏的地方，就跳下去用脚试水的寒暖来辨别。巡逻战士张云昌夜里巡查险情，跪在堤上，一寸寸地膝行着，把手探伸到水里仔细地摸。他的裤子被磨破了，膝盖被磨得出了血，他一点也不知道。解放军战士何友瑚、邓官生、李彦林等，为了寻查险情，用绳子系着，坠在淹到脖子的深水里，一夜寻找到裂缝一百多处。有一次堤底的臭泥塘里发现大管漏现象，巡逻战士连新衣服也没顾得脱就跳下去，在臭水污泥中坚持了好几个钟头，终于及时消灭了隐患。当发生重大险情的鸣锣声响起的时候，抢险队员就像白刃冲锋的战士一样投入战斗。当舵落口正街发现堤下阴沟破裂，洪水汹涌流入的时候，十八岁的女青年韩友梅不顾水流湍急，毫不犹豫地跳下水去；七月二十九夜晚张公堤某段发生险情的时候，战士罗光田就不顾一切，用自己的身体堵住漏洞。不朽的烈士贾明武同志，是千千万万这样无畏战士的典范。他在抢救一个大险工后从水里出来的时候，本来已经筋疲力尽；但他发现了另一个险工，就忘记
一切抱着麻袋又跳下水去，为这个英雄城市贡献出他宝贵的生命。
“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传为千古美谈。今天，毛泽东的优秀儿女们，普遍地继承了我们祖先的这种高贵的品质。合作乡的女乡长袁秀珍，领着全乡几百农民在堤上和洪水战斗。她自己的家，被渍水淹没了；虽然近在咫尺，她自己连一次也没有回去看过。她说：“堤防是一百五十万人的大命根子，大命根子要紧。”三十年的老木排工万仁和家被渍水淹了，捎信让他回去，他说：“家里后方有人管，离了我能行，前边可不能离开我。人人要是都先顾自己的家，谁的家也保不住。”他不论日夜地工作着，把经验和智慧全部投到防浪斗争上，把大批的废铁锚改造成有用的铁锚。正因为有成千成百的万仁和这样的战士，他们发挥了集体的力量，创造了长达九十多华里的防浪木排——保护堤身最有力的“水上长城”。
排水工程，同样是一个奇迹，三百多架抽水机，像几十条青龙一样，把岱家山下一片汪洋的积水，抽上高坡，倾入长江；三个月中，排出的积水达
一亿零八百八十八万多立方公尺。据一个老工程师说，如果在旧社会，这三百多架抽水机，从工程设计到安装，至少得六个月到八个月。但是，今天，在全体技工、电工、搬运工的集体努力下，他们只用了八天时间便完全竣工。在工作中，他们发挥了惊人的坚韧性和创造力。为了清除吸水管“莲蓬头”的杂草，技工狄尚德不顾天冷水寒，冒着大雨，跳在水里工作，坚持了十六个小时之久。他们终于实现了“让渍水滚进长江，让农民弟兄早日回返家园”的口号。
在八月中旬洪水涨到最高峰（二九·七三公尺）的时候，铁路的运输被洪水切断了。当时的情势是千钧一发。为了支援堤防前线的土方石块和防汛器材，勇敢的铁道工人们一次再次地抬高路轨，抬高了六次；后来，水越涨越大，没有办法再抬高路轨，工人刘善裕等就冒着生命的危险，创造了火车在水中行驶的千古奇迹，终于把千万吨的黄土石块运上堤防。
在一百多公里的长堤上，可泣可歌的事迹，普通人民群众中的英雄，像满天的繁星一样，是数也数不尽的。武汉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有一百○八位烈士，为这英雄的城市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全市的每一个工厂，郊区的每一个农村，街道居民、青年学生，机关干部……源源不断地支援着前方。第五发电厂在汉正街的大堤外面，工人们一面和洪水“独立作战”，一面保证着工业用电和照明用电，并把电力送到张公堤上。自来水厂的工人们，在准备“万一”的情况加高了水管，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人民都能喝到干净的自来水。街道的妇女，成百成千的投入防汛服务队，把成万挑的茶水挑到堤上；天冷下雨，就送姜糖水，天晴炎热，就送甘草菊花茶。无数妇女在替防汛战士补衣服的时候剪短了自己的袖子，把自己爱人的钮扣拆下来钉在防汛战士的缺少钮扣的衣服上。汉正街发生大管漏洪水涌入的时候，不少妇女抱出自己床上的棉被，脱下自己的衣服填到漏洞里。堤防前线防浪木排上需用大量的铁锚；十八岁的船工女儿聂秀珍知道汉水沿岸涨水时有些铁锚淹在水里，就和几个年纪差不多的女伴，驾着渔船去打捞，冒着风雨，在汉水沿岸的急流里坚持了四个昼夜。在八月初险情最多的时候，每一条街道上都掀起热火朝天的捐献废砖废石的运动。码头工人家属舒香老大娘，已经六十多岁了，除了每天洗衣送水以外，还携着十来岁的小孙孙踏着烂泥在池塘边捡石头，一天捡到二百多斤。江岸区一位姓高的老大爷，激动地说：
“今年的大水是百年没有的大水，现在的政府是千年不遇的政府。我要多活几年，好好看看。”说着，就把儿子为他准备立碑的石材也献出来。许多老太太自动地把几十年垫箱柜的砖都搬了出来，亲自往车上装。就这样，成吨的砖石从每一条街道飞奔出来，及时解决了前方抢险的急需。
后方人民，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照料着防汛战士的家属和被灾难民的家属。许多机关的大礼堂，几乎全部学校的教室，都成为灾民的招待所。宝庆街的街道妇女潘小锁，一九三一年大水灾的时候，她的两个儿子都在水灾里死掉了。当时四面是水，连埋葬儿子死尸的地方也没有，只好放在房顶让风吹日晒。如今，她是街道的妇女委员。她日夜奔走着，把六七十个防汛家属和灾民的孕妇都送到妇婴保健所。她一个人就替防汛工人洗了一千多件衣服。她咬着牙说：“过去的日子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它再回来！”她的声音，也正是全市居民的声音。
大学中学的学生们，在斗争一开始就奋勇地投
入斗争。男生们参加了挖土挑土的工作，女孩子们成群结队参加了堤上的服务队。他们很快地和工农兵弟兄联结在一起，成为亲密的弟兄姊妹。服务队的女孩子们，替防汛的战士们做“垫肩”，做“手掌”，洗补衣服，写家信和立功计划……。有人曾经统计过，说她们的工作有六十七种；实际上，她们是有什么事就做什么事。在暴风雨的天气里，她们不愿让湖水的腥味沾上工人的衣服，就用绳子系着腰在江水里洗；为补战士们的衣服，许多人的长袖变成短袖。她们上午还在代表后方人民歌唱“光荣的防汛大军”，下午却又代表前方的战士招待后方的人民代表；以致前后方评功的时候很难决定她们究竟是属于前方或者后方。而这正代表她们的特色，她们把前后方人民的情感融合成为一片。
贸易服务队、合作社服务队的队员们，出色地完成了供应前方的工作。他们在堤上搭起售货棚，推着流动货车、细致耐心地把吃的、穿的、用的送到每一个工地，每一个工棚。贸易公司从来没有卖过油条；但战士们需要，他们就卖油条；合作社从来不卖生鸡蛋，但战士们需要，他们就卖生鸡蛋。为了怕把食品淋湿，下大雨的时候流动货车的服务员们，就自己光着膀子，把衣服盖在货车上，面包一时供应不上，他们就在堤边架起火来烤制。他们把一百多里的长堤和许多没人烟的荒山，变为热闹的市场。
一批批的文化大军，川流不息地开上前线，整个的子堤，被装饰成五色缤纷的大墙报。全市知名的各种剧种的演员，三番五次冒着大雨上堤演出。在发生险情的时候，有些演员脸上还带着油彩，就和工人们一道投入抢险的工作。
像这样的事例，是写不完说不尽的。后方千万条血管都在为前方输血，支援着堤防前线；更加上中央和全国各地人民的支援，这力量就更加声势浩大，给堤防前线以巨大的支援。三江的洪水虽然凶猛，最后不得不屈服在人民面前。
现在，长江已驯驯顺顺地蜷伏在人民的脚下。二十万防汛大军，正高擎着胜利的红旗，离开前线，穿过大街，奔回各自的岗位。基本建设工地上，又开始沸腾起来；岱家山下的农民，成群结队牵着牛重返家园，在积水排干的土地上又种上菜蔬；解放军擦干刺刀上的泥土，等待着解放台湾的进军号令；学校已经开学，老师和学生们都添了一课新的生动的社会主义教材。三个月的紧张斗争，不仅保卫了武汉这座重要城市，更可贵的是更进一步锻炼了武汉人民。防汛大军中数以千计的优秀人物，光荣地参加了共产党和青年团。每一个为防洪斗争流过汗忧过心的人，都更懂得热爱祖国，热爱武汉，热爱自己的工作。武汉人民有决心也有信心，把武汉建设成为一个美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