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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
苏联经济学硕士 纳·奥兹洛宾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的一个暂时的历史形式；用更加进步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革命更替，乃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消灭到建成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中间还横着一整个历史时期——过渡时期。
在苏联，这个过渡时期，从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开始到完全建成社会主义，延长几达二十年。在这些年代里，一直到把国内富农这个人数众多的剥削阶级消灭为止，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曾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这个斗争的结果使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独占的统治地位。
每一个国家的过渡时期都具有它的历史特点，这些特点是由完成革命时的条件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决定的。例如，在苏联这个时期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是以苏维埃的形式取得完全胜利的，这个形式最适合于当时无产阶级的任务。第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在敌对的资本主义包围的情况下完成的。苏联曾不得不在缺乏任何经验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包围的威胁和公开反革命活动的情况下以自身的力量来开辟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第三，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在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即小商品农业经济占优势的国家完成的。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国内战争曾使我国国民经济遭到破坏，并更加削弱了我国的经济。
所有这些条件都阻碍了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如果有比较顺利的条件，苏联的过渡时期是可以大大地缩短的。
一直到实行全部集体化为止，苏联过渡时期经济的特点是它的多种成份性。过渡时期开始的时候国内有五种社会经济成份。
第一种成份：宗法式的，即颇大程度上是原始式的农民经济。
第二种成份：小商品生产。其中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
第三种成份：私人资本主义。这是指城乡各种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其中也包括富农经济。
第四种成份：国家资本主义。即指与无产阶级国家订立契约进行经营的资本主义企业。
第五种成份：社会主义。这里包括国营工业、运输、贸易企业、邮电、货币信贷制度、国营农场、机器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
但是这些成份并不是在每一个国家的过渡时期中都有的。列宁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在过渡时期通常都会有三种经济成份：即社会主义成份，小商品成份及与其密切联系的私人资本主义成份。
在过渡时期中，苏联的经济既有资本主义成份，也有社会主义成份。它们之间按照“谁战胜谁”的公式进行了斗争。虽然也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但是由于一切经济命脉：大工业企业、银行、铁路、交通等都已为工人阶级所掌握，由于工人阶级有强大的同盟者——农民，这就创造了社会主义胜利的客观可能性。
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袖乌·伊·列宁制定有了科学根据的、把落后的俄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纲领。还在一九一八年初，列宁就在他的著作“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作了新经济政策原理的天才论证。
但是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中断了这个政策的实行。苏维埃国家为了动员一切力量与国内反革命和外国武装干涉作斗争被迫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苏维埃政权把全部工业、包括中小工业，收归国有并将它们置于苏维埃政权的监督下。为了计算全部余粮并贮备谷物以供应城市和军队，实行了余粮收集制。
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中工农联盟具有军事和政治的性质。这就是说，国家根据余粮收集制从农民那里取得谷物和其他粮食以供应工人和军队，而农民则从地主和富农手中取得土地并获得免受地主和富农压迫的保障。
在国内战争中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没有这个政策，苏维埃共和国就不能取得胜利。但是必须着重指出：战时共产主义并不是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发展中经济上所必经的阶段。
国内战争胜利结束以后，苏维埃国家已有可能根据弗·伊·列宁所制定的纲领来着手进行和平的经济建设。这个纲领规定了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用一切方法发展重工业，使全部国民经济电气化，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农业的合作社计划，并实行文化革命。
随着战争的结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已经不能满足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外国武装干涉年代中实行的工农联盟的旧形式已不能适应新的条件。地主、资本家和外国武装干涉者已被消灭，而农民对土地的使用已不会受到威胁。现在农民希望自由地处理自己的生产品，但是当战时共产主义制度还存在的时候，他们是没有这种可能的。农民失掉了进一步扩大耕地、提高自己的农业经营的兴趣，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国内粮食的缺乏，导致工业和运输业的衰退，并会破坏工农联盟。为了巩固工农联盟、并为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创造条件，就必须从军事政治联盟的形式转变到经济联盟的形式，以便既保障工人的利益也保障农民的利益。
一九二一年三月召开了苏联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过渡到新经济政策——即过渡到较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为新的政策——的历史性决议。
新经济政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经过了几个阶段。它的第一阶段从一九二一年开始直到一九二五年的过渡到国家工业化政策为止。这个时期主要是集中精力发展农业，把它作为恢复全部国民经济的基础。
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是实现新经济政策的第一步，因为余粮收集制已不能促进农业生产的提高。
粮食税额是在春种以前公布。粮食税的税额大约比余粮收集制少一半。例如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二年的粮食税的税额规定为二亿四千万普特谷物，而按照余粮收集制在一九二○年到一九二一年则应该收四亿二千三百万普特的谷物。被征收的农产品数量已大大减少。
粮食税是按照累进税的原则制定的，同时考虑到每一农户的经济力量。按照这个原则，对富农和富裕农户就课以较高的税，中农则完全免去粮食税。农户财力和收入的指标是：耕地数量、人口数量和收获数量。对当时在农业人口中占多数的中农征收较少的税，促进了农业的迅速提高并大大改善了中农的境况。
一九二一年的粮食税是按照几种农产品——谷物、马铃薯、含油种籽、肉类和毛类等——征收实物的。这就阻碍了农业个别部门的商品产品的增加和商品流转额的提高。因此在一九二二年又通过了关于转向对农产品征收统一的实物税的特别指令。在这方面还规定了把所饲养的牲畜作为确定农户财力的补充指标。
后来，为了发展商品流转和稳定卢布、并使农民更自由地处理自己的产品，曾实行了从实物税逐步变为按货币征收的统一的农业税。
粮食税与余粮收集制不同之点就在于它只为国家征收剩余农产品的一部分。农民在缴纳粮食税以后可以完全自由支配其余的粮食。这就提高了农民经营和增产的兴趣。现在，农民已可以自由地买卖谷物和其他农产品了。
列宁曾认为贸易是建立城乡联合和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主要条件。
容许自由贸易就会使资本主义成份活跃起来。但是这并没有什么危险，因为工人阶级专政在我国已取得胜利，而且经济命脉是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里。此外，私人贸易也仅限于在不大的范围内，并且是由国家来调节的。
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在允许私人贸易自由的情况下，合作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最能够使农民私人贸易的利益同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利益接合起来。当时，合作社已成为与资本主义作斗争的一个主要工具。在列宁合作社计划的基础上，农民们自愿地联合到消费合作社、供销合作社、最后是联合到生产合作社中去。
新经济政策为苏联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迅速提高创造了条件。例如：一九二○年的农产品为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五十，工业产品只达到战前的百分之十四，而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经济年度内农业已接近战前的规模，而大工业则几乎已能生产战前工业产品的四分之三。国家电气化的计划已胜利完成。
经济的高涨帮助改进了工农的境况，从而也大大地巩固了工农联盟。
但是，对于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来说，只达到战前的水平是不够的，必须更向前进展。
列宁曾一再指出：建立在最新技术设备上并能够改组整个国民经济的大工业，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有效的唯一的稳固基础。不在先进的技术基础上改组各经济部门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性，原因也正在这里。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采取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坚定方针。
随着过渡到工业化政策，苏维埃国家就进入了新经济政策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到社会主义的全面进攻为止。
国家工业化为发展社会主义成份奠定了基础，并为完全消灭资本主义成份创造了条件。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首先就是指要发展重工业及其核心——机械工业。而机械工业则是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集体农庄制度取得胜利所必需的新的生产力的关键。社会主义工业化使工人阶级的人数增加、使它在国内生活中的领导作用加强、使工农联盟日益巩固、并使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巩固起来。由于顺利地实现了工业化政策，从而克服了由伟大的十月革命所产生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制度同我国在技术和经济上的落后现象二者之间的矛盾。
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国家工业化曾保证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到一九二七年底，苏维埃的工业和农业就其总产量来说，已超过战前水平。从一九二九—一九三七年，我国工业生产平均每年约上升百分之二十，而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只上升百分之○·三。工业的发展是通过社会主义成份的增长而产生的。
社会主义成份在工业品出产量中的比重从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百分之八十一增加到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的百分之八十六。
在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年代里，建立和投入生产的有一千五百个工业企业，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建立和投入生产的则有四千五百个工业企业。
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工业曾大规模地以拖拉机、收割联合机和其他机器供应农业。苏维埃国家的任务就是要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改造农业。这主要是因为个体小农经济阻碍了对农业机器和最先进的农艺学成就的采用。换句话说，就是当时在农村中所存在的旧的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新的生产力。这就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经济法则的要求。党的任务就是要消除这种不相适应的现象。
一九二九年发生了农民参加集体农庄的根本转变。当时作为农民的基本群众的中农都参加了集体农庄。苏联的集体化是在严格遵守自愿原则并估计各个不同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条件而进行的。
集体化的结果，使苏联由一个小农经济的国家变为最大的机械化农业的国家。生产力获得了发展自己的充分的广阔场所，社会主义经济走上了急剧高涨的道路，保证了农村的富裕的、文明的生活，并以粮食和原料供给了城市。
以社会主义完全胜利而结束的新经济政策的最后一个阶段是从一九三○年开始的。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生产集体化把苏联变成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是指统一的社会主义成份在我国居于统治地位，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已经结束，而新经济政策也结束了。
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所采取的新经济政策不仅是俄国的现象。它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正摆在民主阵营各国的面前。从这一问题出发，就发生关于工业和农业、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问题。新经济政策正为正确解决这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问题指出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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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为了完成计划
王世昌 马义
编者按：中共鹤岗市东山竖井工区支部，在完成国家计划遇到困难的时候，进行多方面的深入的调查研究，找出不能完成计划的原因，一面督促行政方面解决具体问题，一面领导工会和青年团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政治思想工作，动员全党和全体工人的力量去克服困难，保证完成计划。这是厂矿支部如何保证和推动生产的一个好例子。这种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作风是值得提倡的。
鹤岗煤矿东山竖井工程按计划要在一九五四年内完工并移交生产。全体建井工人都在为这个目标而奋斗。可是，今年第一季度的掘进任务完成得很不好，三月份仅完成了任务的百分之八十。什么原因呢？工人们说是：“车皮不够，崩下来的岩石装不出去！”行政领导干部认为：登钩的工人技术不熟练，井下的岩石运送不出来，影响了掘进任务。工会同意工人的意见，要求行政增加运输设备。大家都认为是运输工作影响了掘进任务的完成。可是到底运输能否完成关键在哪里呢，谁也弄不清楚。为了彻底弄清这个问题，中共鹤岗市东山竖井工区支部组织了一个联合检查组，分别深入到登钩、运搬、掘进和发?各工种现场进行调查研究。
经过初步调查，发现了许多大家原来没有注意到的问题：绞车的抑制器和绞车不相适应，一百五十马力的绞车，抑制器却是七十五马力的，因此，绞车只能发挥七十五马力的运输效率；有不少掘进工作面急于将岩石装车却没有车皮可用；有些正在打眼还不需要装车的工作面，却积压着许多车皮；运搬工人劳动情绪也不高，推着车子一步一步往前挪。为什么会发生这些现象呢，大家还是搞不清楚。支部决定进一步探索群众思想方面的原因。支部书记、支部委员、行政干部和工会、青年团干部等都深入到群众中去用开座谈会和个别谈话等办法了解群众的思想情况。这样，问题便进一步暴露出来了：有些掘进工人缺乏整体观念，为了自己用车方便，还不到装车的时候，就抢占了一些车皮，真正需要车皮的地方反倒没车皮可用了；运搬工人不满意甚至厌烦他们的工作。他们问支部：“我们推车还有头没有？”据积极分子们谈到，有些人来矿山就是为了多挣点钱。行政方面表扬奖励工作中的缺点也影响了运搬工人的情绪。有人就说：“运搬工作有过没功，完成任务是掘进和发?的，完不成任务是运搬的。”支部委员会研究了这些问题，认为关键在于运输管理有问题，车皮分配不合理。同时，工人中的不正确思想也妨碍了合理使用车皮，影响了车皮的周转。支部决定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工作：一方面建议行政实行合理的配车制度，并抽调为群众拥护的工人作配车员；另一方面指示党小组长和工会、青年团组织，从各方面对工人进行整体思想教育。支部并号召党员带头贯彻执行行政的配车制度。同时，督促行政在可能的条件下，适当的增加设备。经过多方面的努力，顺利地解决了掘进工作中的运输问题，保证了建设任务。
南一槽大巷是竖井区与南部采煤区贯通的咽喉要道。竖井移交生产后，整个南部采煤区的煤都要经过这里运到井筒而后提升到地面上来。但是这条巷道过去的掘进工作却特别落后，到三月末还差五百公尺没有完成任务。假如根据第一季度每月前进三、四十公尺的进度来看，需要拖到一九五五年四月才能完成。这样，加快南大巷的掘进进度就成为当时建井工程中的关键问题。四月份建井工程队根据苏联专家的建议，提出在建井公司所属几个关键的掘进工作面中开展月进百公尺竞赛。这样就要把掘进进度较三月份实际完成数字提高两倍左右。在坚硬的岩石面前，多掘进一公尺都是不容易的，月进百公尺任务的艰巨就可想而知了。但是，为了完成计划，对月进百公尺的任务是不能动摇的。支部把这项艰巨的任务提交党员大会讨论，并订在党员大会决议中去。
为了完成计划，竖井区的行政领导方面，抽调了一批骨干组成快速掘进队，到南大巷担任掘进任务。支部考虑到任务的艰巨，首先找被抽调的党员谈话，鼓励他们不怕艰苦战胜困难。支部研究了这个新的快速掘进队的情况，预计到各工作面的骨干分子集中到一起，很可能闹个人英雄主义，闹不团结而影响任务的完成，于是指示工会：首先要向工人进行团结教育。工会根据党的指示，了解了工人的思想情况，果然，有的工人说：“这回英雄、模范都到一起了，看看谁是真英雄，谁是假英雄！”有的人问：“这些人过去都是组长，这回谁当组长呢？”等等。工会批判了这些思想，并向大家指出：南大巷能否按时完工，是整个竖井能否按计划移交生产的关键。号召大家团结互助，互相给下班创造好的生产条件，共同努力完成这一光荣任务。
南大巷的劳动条件很不好。有些工人调到那里不久就动摇了，嫌活累，要求调回。为了保证按计划完成南大巷掘进任务，竖井区行政领导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技术设备等方面优先支援了南大巷。这样一来，又引起别的工作面工人的不满。有的工人问干部说：“南大巷任务重要，我们完不成任务行不行？”有些工人就拿南大巷工人出气，一见面就冷讽热嘲地说：“你们吃干的，也得叫咱喝点稀的呀！”南大巷有些工人也喊起来：“咱们在南大巷出力不小，吃苦不少，还得听风凉话，何苦呢！”“说啥也不在这个工作面干啦，气受不了。”这种情绪直接影响了掘进进度，有一天仅掘进二公尺多（应完成三公尺多）。支部发现这种情况后，一方面召集南大巷的党小组长开会，布置检查、批判不安心工作的情绪；另方面支部委员们深入现场找不安心工作的工人谈话，鼓励他们积极工作。支部并指示工会，加强对全竖井区各工作面工人的整体观念教育。经过这一系列的工作，在全区形成了支援南大巷的气氛。工人们都自动地把车皮让给南大巷先用；风凉话也听不到了。工会又根据支部的指示，组织各部门与南大巷订立联系合同：运输班保证供应车皮；机电班保证风力供应和工具修理的工作。同时发动各工作面工人给南大巷工人写信，鼓励他们完成任务。南大巷工人也都表示一定完成月进百公尺的任务。四月份的头二十天，南大巷就完成了七十公尺的掘进任务。这是个重大的收获。这时，支委会在党员大会上提出：“月进一百一十公尺，为‘五一’节献礼”的新的动员口号。经过党员们的讨论，认为这个口号是切实可行的，但是必须解决风力供应不足和修理工具不及时的问题。支部把这些问题补充到四月份的党员大会决议中去，责成专人负责监督执行。工会根据党员大会的决议，组织工人讨论，把党的决议变成全体工人的实际行动。全体工人在党的教育和鼓舞下，四月份创造了月进一百一十一公尺的掘进新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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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看民主德国影片“不可战胜的人们”
刘仲平
编剧：亚都尔·罗尔海诺·白兰得斯导演：亚都尔·罗尔
翻译：朱微明 萧章 配音导演：陈叙一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发电影制片厂出品 上海电影制片厂译制
民主德国的影片“不可战胜的人们”描写了德国工人阶级斗争史的光辉的胜利的一页——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德国工人阶级在反社会主义者的“特别法”的压迫的艰苦年月中的英勇斗争。它通过对于这一时期的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真实的生动的描绘，阐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为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所鼓舞的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可抵御的，不可战胜的。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德意志帝国形成之后，资本主义在德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随着工业生产的集中，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也迅速成长壮大起来。震惊于工人运动的发展，当时德国的“铁血宰相”、出身于普鲁士贵族地主阶级的保皇党人、工人阶级的死敌俾斯麦决定采取暴力镇压的政策。一八七八年德国政府颁布了反社会主义者的“特别法”。工人阶级政党的一切合法活动的条件都被取消了。敌人的迫害，加上内部机会主义分子的动摇，艰苦斗争的时期开始了。但是，不管是监狱和流放，不管是机会主义分子的悲叹和叫嚣，都不能吓住或阻止工人阶级前进。他们在党的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的领导下，把不合法的和合法的工作结合起来，坚持着不妥协的斗争。工人阶级力量的不断增长，终于迫使德国政府在一八九○年废除了“特别法”。
“不可战胜的人们”所反映的就是这一阶段的德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历史。影片通过对工人阶级代表人物的描写，以及对党的领袖人物的描写，通过他们的生活和斗争：支援罢工中的矿工，捐款救济被捕工人的家属，秘密印刷和散发革命标语、传单，党的秘密集会，党内的思想斗争，对于宪警和工贼的鄙视和嘲弄，国会上的斗争……等等，概括地、生动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复杂、艰巨的斗争，反映了无产者与资产者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以及社会民主党领导集团内部和工人阶级内部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矛盾。
影片所创造的当时先进工人的代表人物舒茨的形象，是一个成功的典型的形象。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忠于自己信念的工人阶级的英雄形象，看到了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他总是站在斗争的最前面，哪里沸腾着斗争，他就在哪里出现。他把柏林工人的支持和同情带给罢工中的鲁尔区的矿工；他提醒罢工的工人们正确地去认识德皇威廉二世的反动本质，劝阻工人代表们去向德皇乞求同情；他到党的领袖倍倍尔那里去求教；他在秘密印刷所中辛勤地工作；在党的会议上，他对温和分子福罗姆的妥协论调尖锐地给以反击……他时时刻刻在为工人阶级的利益，为“合理工资，八小时工作制，星期日的休息，和家人聚聚”而斗争。可是这些革命活动却几乎完全侵占了他和家人团聚的时间。这是一个为公忘私、无限忠实于工人阶级事业的战士，但，同时在家庭里，他也不失为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例如，回答妻子的抱怨时的轻松的玩笑；带领妻子去参加舞会，介绍她与倍倍尔相识；以及带给小儿子一只黄莺……这样一些细节的穿插，都帮助我们窥见了这个工人阶级的坚强战士的丰富而纯洁的精神世界。
舒茨被捕后在狱吏面前受审的那个场面是动人的。这个场面突出地表现了工人阶级战士的正气凛然的英雄气概。舒茨回答狱吏的审问说：“……谁是我背后的指使人，他们是谁？我不能够全说出来，因为实在太多了，是站在我后面的德国工人跟全体人民，而且他们就要很快地战胜你们的‘特别法’，你应当相信这点！”这是何等坚定、有力的回答！正是这样一些坚贞不屈的工人，在反动势力的迫害下，仍然坚持着斗争，带动着、影响着周围的群众，带动着、影响着年青的一代（例如弗朗兹和盖楚德），沿着真理的道路前进，再前进，终于争得了反“特别法”的胜利。舒茨就是当时千千万万这样的工人里的一个。他们的生活和斗争本身，就说明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影片在塑造德国工人敬爱的领袖倍倍尔的形象上，也有卓越的成就。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德国工人阶级反对“特别法”的斗争的胜利，是同当时工人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及其领袖倍倍尔的领导分不开的。在这一斗争中，“倍倍尔证明了他自己是党的真正的领袖。他能够及时地看出危险，认识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是如何的正确，并能够把党转向到不妥协的斗争的道路上去。”（列宁）影片里有这样一个场面，倍倍尔在他化名居住的地方向李卜克内西读远在伦敦的恩格斯的来信，信中批评李卜克内西“想整顿福罗姆的脑筋”，“好似一只滑稽的老母鸡，在忙着孵鸭子的蛋”。在这段插曲里，我们可以亲切地感到这两位工人领袖对于恩格斯的意见的重视和信任。接下去，就是党的秘密集会的场景。在这个会上，倍倍尔义正辞严地斥责了温和分子福罗姆的和敌人妥协的主张。在影片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生气勃勃、同工人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可亲可敬的领袖形象。和这位镟工出身的伟大的工人战士的热情的坚定的形象相对照，那个生怕触怒反动统治阶级、总是主张“应当和敌人取得谅解”的温和分子福罗姆的形象就更显得猥琐和可鄙。
斗争是复杂的、艰巨的。在党内和工人阶级内部，既要坚决揭露机会主义分子的叛卖主张，把受机会主义影响的工人群众争取过来；而面对着的敌人，又是异常凶狠、异常狡黠的。影片在描写敌人方面，也运用了简洁、有力的艺术概括手法。例如，它只用几个场面，如德皇的马队向罢工工人群众的冲杀，德皇威廉二世对工人代表的训谕……，就鲜明地揭露了反动统治阶级的面目。至于警官的收买工贼，特务的盯梢，勒令被捕工人家属搬家，等等，则又表现了反动统治阶级千方百计地破坏工人运动的另一些侧面。所有这些描写，都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当时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影片也有一些令人感到不足的地方。最主要的，就是“新德意志报”关于这部影片的一篇评论所曾指出的：影片没有充分地、脉络鲜明地表现出“特别法”在国会被否决，乃是非法斗争的胜利，这一胜利的背后隐藏着无产者的巨大的力量。因此，在影片里，“特别法”的废除，给观众一种比较突然的感觉，甚至会使那些不太熟悉这段历史的观众以为“特别法”之被废除，仅仅是由于国会斗争，或是由于威廉二世采取了比俾斯麦更为聪明的政策。
但，小的缺点绝不能掩蔽这部影片的艺术成就。影片在刻划工人阶级的领袖人物和英雄人物方面的成就，对于巨大的历史事件的艺术概括手法，有很多地方都是值得我们的电影工作者学习的。
民主德国的电影艺术工作者，用他们的卓越的艺术才能，真实地、令人信服地再现了十九世纪末叶德国工人阶级的这一段光辉的斗争史实。历史，不仅仅让我们知道过去，它也让我们看到未来。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影片有着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它将鼓舞我们做了国家主人的工人阶级，为巩固胜利、为争取工人阶级事业的更大胜利而斗争；它也将鼓舞那些仍处在反动统治下的许多国家的无产者，为丢掉自己“颈上的锁链”而投入英勇的战斗。（附图片）
德国工人阶级优秀的儿子——舒茨和他的同志们在秘密印刷所里印发传单，进行革命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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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德国人民和我们共呼吸
子冈
将在全国二十个城市举行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电影周已经在北京开始。电影周内放映的六部影片的题材包括了几个方面。“不可战胜的人们”描写了德国工人阶级在一八七八年至一八九○年反对威廉第二、俾斯麦统治集团为镇压工人运动而颁布的
“特别法”这一历史阶段的斗争，当时工人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革命导师影响下领导工人群众展开各种公开的和地下的斗争。影片也描写了一八八九年工人罢工运动的高峰。这部艺术地反映了德国历史真实的影片所以被列为电影周主要影片的原因，是它强烈地让观众信服这一事实：无论是德国工人阶级或社会民主党，都没有被德皇威廉二世、俾斯麦的反动统治所摧毁，它们反而在斗争中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强大了。
其他五部影片的主题和内容是：拥护和平或战争这一思想斗争在艺术工作、爱情和家庭生活中的反映（“一对青年夫妇”）；批评一部分男工轻视女工的生产积极性的旧思想残余（“男女并肩前进”）；揭露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对民主德国经济组织进行破坏活动的罪行（“秘密档案”）；介绍苏联木偶艺术的卓越成就、苏德的战斗友谊和文化交流（“苏联木偶戏”）；显示民主德国少年先锋队在夏季假期中的令人神往的幸福生活（“蓝旗在夏风中飘扬”）。
这个电影周的举行对于加强中德两国的友谊是能够起重大作用的，我们相信它们是可以完成“有效的外交使者”这一任务的——民主德国政府曾这样期待他们的电影艺术产品的对外使命；我们也深深感觉到在读了民主德国政府首长们纪念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文章和演说以后，再看一看这些影片，更增添了一些我们对德国人民的了解。当观众看到影片所展示的真实的丰富的生活时，将会高兴地说：这就是德国人民的意志！这就是德国人民的思想感情！
不用说，这就是争取德国的统一和平的意志，就是加紧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感情。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倍倍尔的精力饱满的形象，工人阶级代表人物舒茨夫妇的可亲可敬的形象，在生活和工作中永远追求真理的女演员艾格纳斯的招人喜欢的形象，在工作中不断有发明创造的钢铁厂女工希里洁的坚强形象，民主德国苏打工厂工会主席劳伦茨忠于工人阶级事业的任劳任怨的形象……在我们看了影片以后，还不断地浮现到我们记忆中来。从反映民主德国儿童生活和苏联木偶艺术的镜头，我们更可以看到民主德国政府多么重视他们的下一代；他们对苏联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达到登峰造极的木偶艺术也是热爱无比。
斯大林同志既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称作是欧洲历史的转折点，因此五年来民主德国人民一直在德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下从事着伟大的改变历史的事业。他们像全世界爱好和平的进步人类一样，反对侵略战争，反对军国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生活，首先是争取德国统一。东德和西德的分裂的形势的存在，像骨梗在喉一样使德国人民痛苦着，西德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的烈焰炙烤着全德国人民。在影片“一对青年夫妇”里，布尔迈斯特是东柏林正直而热情的电影导演，莫比奥斯是西柏林一位很有才干、但立场模糊的舞台导演，后来遭受好战分子的排挤而走头无路。他们在演员俱乐部里一同迎接新年，互相预祝未来工作中的成绩，布尔迈斯特并对莫比奥斯说：“要巩固我们双方的友谊”，对方的回答是：“东方和西方的友谊，对吗？”
这是一段不算太关键性的谈话，但是观众依然可以听得出：东德和西德的分割、东柏林和西柏林的裂隙是德国人民心上时时在作隐痛的伤疤。德国人民正如艾格纳斯所说，谁也不喜欢战争，他们向往的是一个统一、和平、民主和独立的德国，他们经常在反对金圆帝国主义的罪恶计划，经常在反对挑拨战争和反对挑拨民族间的仇恨，经常在反对西德统治者的消灭民族意识企图，经常在反对世界主义思想的侵入。德国人民在为建立欧洲集体安全和保障世界和平而斗争着。
从钢铁厂、苏打厂到斯大林大街的建筑工地，我们都看到了德国工人阶级的忘我劳动，和他们对特务的破坏活动，对内部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对某些男工轻视女工的旧思想残余作斗争。这些事实和主题对我们并不陌生，但是看了以后并不使我们觉得重复或厌倦，恰恰相反，我们受到了感动。这是为什么呢？这要归功于德国影片日益提高着的思想和艺术水平，他们真正作到了“在电影领域内，保护古典的、现实主义的遗产，并以新的、和我们时代相称、而且也结合了时代问题的成就来丰富这些遗产的任务”（见“德国进步电影在新道路上”一书第七页）。
一九五二年七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作过关于提高德国进步电影艺术的决定，其中提出在德国影片公司的影片中，没有一部曾经成功地将工人阶级的代表人物作为影片的主要英雄人物来描绘过；时隔两年，在这次的电影周所放映的影片中，我们已经看到德国电影艺术工作者们在改进自己工作中所取得的显著成绩。现在，影片中所描绘到的那些工人阶级代表人物都真实可信，具有充分的感人力量。
在德国电影周举行的同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儿童玩具展览会也正在北京举行。当人们看到德国影片中的少年先锋队和苏联木偶戏，当人们看到在中山公园水榭陈列着的精致的德国玩具，会引起人们强烈的对和平美好生活的想望。而那些工人阶级的代表人物的英雄形象，更能给中国劳动人民以极大的鼓励。
看了德国的这些优秀影片，大家会有一个共同感觉：德国人民和我们共呼吸！
第3版()
专栏：
从西郊公园看苏联展览馆侧面（木刻）
力群 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