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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水生生物科学家王家楫谈我国的淡水渔业
本报记者 甄为民
不久以前，我访问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王家楫先生。
王家楫先生是全国知名的科学家，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所长。水生生物研究所就好比是我国发展淡水鱼类生产事业的总顾问。
我国的渔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从黑龙江到东京湾，从太平洋到康藏高原，到处都有丰富的鱼产资源。在海洋鱼产方面，我国的海岸线很长，海洋渔场约占全世界渔场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七，海洋鱼产的蕴藏量很大。在淡水鱼产方面，我国江、河、湖、沼等淡水鱼场的面积约有三亿市亩。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有这样大面积的淡水鱼场。以湖沼国家出名的芬兰，湖沼密度还不及我国的湖北省，而江苏、浙江、湖南等省，更是素有“鱼米之乡”的称号。据近几年来的统计，全国淡水鱼产约占海洋鱼产的三分之二左右。所有鱼产资源，若能充分加以利用，总计每年至少可以生产一百十七亿二千万斤各种鱼类。这就是说，全国人民将来每人每年平均可以吃到近二十斤鱼；这就是说，每年国家可以在渔业上收入十八万五千五百亿元。只要算这两笔账，就可以知道发展渔业生产对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性了。
我走进王家楫先生的办公室的时候。王先生正在阅读一本外文的“水生生物学”杂志。他抬起了头，招呼我坐下。谈话就开始了：
“说起中国的淡水养鱼，那历史很久了。多少年劳动人民养鱼经验的结晶，突出表现在目前我们大量放养的青鱼、草鱼、鲢鱼、鳙鱼（花鲢）这四种鱼种上。这四种鱼世界各国都很少；有，也是由中国运去鱼苗在当地生长起来的。这几种鱼饲养起来都比较便利，生长得很快，而且肉味鲜美，为广大人民喜爱食用，可说是世界上最优良的淡水鱼种。
“虽然我们有丰富的淡水渔场和优良的鱼种，可是解放以前这些资源并没有充分利用。国民党政府只知收鱼税，根本不关心老百姓养鱼的事，广大渔民过着‘鱼儿难捕租税重’的日子。只有人捕鱼，没有人放养。有些地方的小池塘里放养了些鱼，主权大都操在地主手中。即使是渔民的，也都是个体经营；往往因渔本不够或者碰到鱼病等灾害，就会遭到致命打击。同时，小型池塘也有限，光靠池塘养鱼供应不上人民的需要。”
王家楫先生带着询问的眼光看了看我的笔记本，当我点头表示能听懂他的江南话的时候，他接着说：
“解放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心渔民的利益，年年发放渔业贷款，帮助渔民恢复生产。又领导渔民进行了渔业民主改革，打倒了封建渔业主和渔霸的统治，发展了渔业生产互助合作和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事业。因此，不论海洋和淡水鱼产，年年都有增加。到一九五二年，海洋鱼产和淡水鱼产的生产总量已超过抗日战争前最高水平百分之十七点二。
“和解放前比较起来，解放后的渔业生产出现了全新的面貌，一切工作都是有领导有方向的。‘湖泊放养’，这就是发展新中国淡水渔业的新方向。根据浙江绍兴西葑漾外荡（小型湖泊）放养的经验，人工放养每亩平均可以捕鱼一百斤，而天然捕捞每亩顶多只能捕鱼十五斤到十八斤。据估计，我国可能有半数左右的中、小型湖泊是可以放养的。我们科学工作者，密切配合了这个工作。我们向水产部门提出了利用湖泊进行放养的初步意见。
“拿湖北省来说：水的面积占陆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约有一千万亩，可是利用了的只有三十万亩。一九五三年，我们派出以专家饶钦止为首的六十多人的湖泊调查队，与当地人民政府、人民群众结合起来，调查了黄冈、孝感、荆州三个专区和武汉市的五百八十六个湖泊，面积共八百二十五万亩。经过半年时间的调查证明：湖北省有四分之一以上的湖泊，现在就可以进行人工放养，其他的湖泊（除了个别大型湖泊外）待条件改善以后也可以放养。只这一部分目前可以利用的湖泊的收入，每年就可以增产淡水鱼一亿一千三百万斤，价值一千七百亿元。
“今年我们又以华东区为重点，在长江流域的安徽省安庆专区和淮河下游的江苏省兴化县，进行了湖泊调查，第一期已经结束，共调查了二十六个湖泊，约六十五万亩；明年后年我们还要进行大型湖泊的调查，以便向水产部门提出能否放养、如何管理的意见。
“除了湖泊调查，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近几年来还对淮河上游的板桥、石漫滩水库和荆江分洪等大型水库进行了调查，对‘水库养鱼’提出了初步意见。在浙江菱湖还进行了鱼病防治的研究，对青鱼，草鱼最易发生的鳃瓣病，肠胃病找出了有效的治疗方法。在长江上游的宜昌，进行了鱼苗的人工催青的试验，用鳙鱼脑下腺注射在青鱼身上，可以使青鱼提前一个星期产卵。”
当我提出“请王所长讲讲自己工作中的体会”这个问题的时候，王家楫先生谈起了我国劳动人民的丰富经验。他说：“早在三千多年以前，我国劳动人民已经注意到怎样去保护河川里天然的鱼卵和幼鱼，而且开始饲养它们，对饲养方法创造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在饲养的过程中，我国渔民又早已知道了怎样去锻炼幼鱼的体格。我曾经看到过在运输鱼苗时渔民所用的自己所创造的各种器具；特别是换水时所用的几种器具，不但很适用很方便，而且构造得很合乎科学的原理的。”
王家楫先生的话锋转到他自己身上，他说：
“解放以前，我是关在实验室里，研究原生动物。心血来潮，今年研究变形虫，明年研究纤毛虫。至于研究出来的东西，究竟对人民有什么利益，并不去过问。一直到解放为止，将近三十年，我的工作差不多都是脱离实际的，可是当时自己并不觉得。解放以后，才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一九五○年，中国科学院举行第一次院务会议，各所的工作任务和计划，都在小组会上请院外专家和产业部门的代表提供意见，加以批评，真是见所未见，我这才觉得自己从前关门研究是不对的。
“我们每一个科学工作者都必须建立新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家要面向生产，面向实际，向群众学习，展开科学研究工作。这样，他的才能就会得到充分发挥，有利于国家和人民。”
我曾亲听到长期和王家楫先生一起工作的助理研究员易伯鲁说：“解放以前，解放以后，我看王所长真是变了一个人。解放以前，我们所长真是成天板着面孔，青年人见了他都有点怕他；现在大不同了，所内外许多政治活动他都热心参加。所里开会，有时青年人欢迎他唱个歌，他就唱一个他自己参加土地改革时跟农民学来的歌。去年湖泊调查队出发时，他一定要去做浮游生物的调查，大家劝他，他才暂时没有去。后来他还是到湖北去了，名义是‘检查工作’，而实际上却‘参加工作’了，他也跟小组一起，大热天晒着太阳在湖边奔走。后来院里开会，打电报催，他才回来。轮虫是和原生动物同属于浮游动物的一类动物，是大部分淡水鱼的鱼苗和鲢鱼的主要饲料。可是，国内研究轮虫的人却很少，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个空白。王所长就毅然决然地担负起这项研究工作，从今年起他就开始研究轮虫了。”
一个正直的科学工作者，在我们这个新社会中生活、工作，是最幸福的。他可以从群众中汲取到无穷的力量；他一定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为人民贡献出更大的力量。（附图表）〔注〕：这个表所表示的一九五四年的渔业增产的比较数字是根据预计产量数字计算的，实际产量数字还可能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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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展土产、特产和渔业，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
我国茶叶生产的新生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南京农学院院长 金善宝
我国栽培茶树已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是世界上茶树的原产地。现在世界上的产茶国家像印度、锡兰、印度尼西亚和日本等国的茶树，都是直接或间接由我国传入的。我国茶树分布在浙江、安徽、福建、湖南、湖北、江西、四川、云南等十六省五百余县。茶叶生产产量丰富，品质优良，名茶的品类很多。安徽省黄山山区出产的“祁红”、“屯绿”，早为国际人士所珍爱。福建省武夷山出产的武夷
“岩茶”、浙江西湖的“龙井”、云南的“普洱”等都是国内外知名的名茶。我国茶叶的输出长期在世界市场上占居重要地位。华东、中南、西南各省的广大农民向来以茶叶生产为主要副业收入。但自十九世纪末叶以来，茶叶市场受到帝国主义的操纵垄断，茶叶生产受到限制因而逐渐下降。特别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买办资本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对茶叶生产大肆破坏摧残，大量茶园荒芜，生产一落千丈。解放前夕，茶园面积只剩下抗日战争前总面积的百分之四十，茶叶生产量及输出量均低到抗日战争前四分之一左右。茶农的生活陷于饥饿贫穷的境地。解放以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茶叶生产才获得了新生。
垦复了荒废茶园，开辟了
新式茶园
一九四九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即着手恢复茶叶生产的工作，首先采取了提高茶叶价格，打开销路，贷款扶持等各种有效措施，动员茶农垦复过去荒弃了的茶园。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又领导农民从地主手中夺回了自己的茶园，茶农经营茶叶生产的情绪大大提高。五年来，各地有条件垦复的荒芜茶园大部分都已垦复。如湖南省一九四九年茶园面积仅及战前的百分之三十三，一九五三年已经恢复到战前的百分之八十。福建省在一九五二到一九五三年一年中，即垦复茶园六万四千多亩。与垦复荒芜茶园工作进行的同时，各地并有计划地领导茶农对原有茶园进行了整理与改造的工作，通过补植缺株，增植新株，使原有零星散乱的茶园正改变成整齐的茶园，充分利用了地力，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福建安溪县仅一九五四年上半年就补植缺株达三百余万株。这项工作正在逐步扩展，对于今后茶叶产量的增加将起重要的作用。
在开辟新茶园方面也获得了不少的成就。仅福建一省在一九五二到一九五三年一年中，就新辟茶园一万九千多亩。国家又新建或者在原有基础上整顿扩大了不少国营茶场。这些新辟的茶场，一般都是按照苏联的先进经验进行经营的，不仅向广大茶农进行了示范，为将来发展新茶园与改造旧茶园树立了榜样，同时也为今后茶叶生产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发展了互助合作组织，改进
了技术
我国的茶农绝大部分是兼营农业或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民。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分散经营方式不仅限制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限制了茶叶生产的发展，特别是茶叶在产制过程中需要一系列的比较复杂的技术和加工设备，同时茶季又正是其他农事的忙季，所以在农业与茶叶生产的安排上，常常发生矛盾，因此，各产茶区的党政领导以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为恢复发展茶叶生产的一项主要工作。几年来，茶叶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特别是经过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的宣传教育后，茶农对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因而互助合作组织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很大发展和提高。据浙江嵊县等二十五个县的统计，一九五四年共有农茶业结合的生产合作社二十九个，互助组六千四百七十三个，茶叶初制所七百三十五个。嵊县、杭县、浦江、富阳等县的主要茶区已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茶农参加了各种形式的互助组织。福建省最近三年来已有合伙运售组、联合制茶组、农茶结合互助组、茶叶生产合作社等四种互助合作组织近八千个。云南滇红茶区红茶的初制已全部通过初制所的形式进行。这些互助合作组织一般都显示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在解决农茶业生产季节之间的矛盾，劳力、工具的调剂、技术的改进、产量的增加、品质的提高等方面，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改进技术方面，全国已经有二十个茶叶试验场，在重点茶区普遍建立了茶业技术指导站。这些试验茶场在茶园管理、初制技术的改进等工作方面，均起到了一定的示范群众与指导生产的作用。茶业技术指导站是推广茶叶生产技术有力的组织形式。目前一般茶园已普遍进行中耕，茶园的施肥、茶树的修剪、防治病虫、水土保持等工作，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开展。在采摘上，采用了“及时采，分批采”等合理采摘方法，基本上扭转了过去老嫩不分，一次采光的粗放采摘情况。在初制技术方面，分别不同茶类，采用了各种合理方法，并开始采用了各种小型制茶机械。单是揉捻机一项，几年来全国即已推广了一万架以上。
产量增加了，品质提高了
由于进行了以上各方面的工作，几年来茶叶生产已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全国茶叶总产量如以一九四九年为一百，一九五三年已增加到一百八十八点三四，一九五四年估计可以达到二百以上。品质也显著提高。一九五三年国营公司运销苏联中级以上茶叶的数量较一九五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二点零三，其中红茶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六点四一。近年来的茶叶生产已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民的需要，茶叶向国外输出的数量也逐年增加。从国营公司销售茶叶的数字上看，在国内内地各省的销售数量如以一九五零年为一百，则一九五三年已达七百一十一点三五。在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如以一九五一年为一百，一九五三年已到一百九十四点四五。在外销方面，如以一九五零年的出口数量为一百，则一九五三年已增加到二百三十一点六五。茶叶生产对支援国家工业建设已起着一定的作用。
茶农生活初步得到了改善
随着茶叶生产的逐渐恢复，茶农的生活已得到了初步改善。四川省邛崃山茶区约有一万户茶农，解放前因为茶园荒废，茶农们的生活十分困苦，他们住的是茅草屋，穿的是破布片，吃的是玉米面、野菜，铺的盖的大都是棕垫。解放后，在当地人民政府的贷款扶持下，茶园已经恢复。茶农的生活显著地得到了改善。如茶农侯华炳一九五三年卖了茶，除买回足够的种籽和肥料外，还换回大米八百斤，九块土蓝布，两筒奶粉。茶农雷雨援一家十一口人，一九四九年还是顾不上吃，顾不上穿，如今生活已完全变了样，农具、猪牛样样齐全，屋子也盖好了，一家人生活得欢欢喜喜。他见了人就爱说：
“我种六亩多茶地，一九四九年产干茶叶一百六十斤，可买大米三百四十斤，一九五三年产干茶二百四十多斤，可买大米二千五百斤，论产量只增产了一半，论收入却增加了近七倍。”安徽省名茶“齐山云雾”的产地金寨县黄石乡，刚解放时，全乡茶园荒芜了五分之二以上。许多茶农每年在青黄不接时总是挖野菜糊口。现在随着茶园的垦复发展，再没有吃野菜、“断顿”的现象了，而且山村里设立了三所常年民校，一所民办小学，五十一个男女青年和五十多个小孩都有了常年学习的机会。福建省罗源县沙坂乡三百四十六户农民都有茶园，茶叶生产收入平均占农民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七。解放前因茶园被破坏，人们年年闹春荒，成了“缺粮乡”。近几年来因为茶叶生产逐渐恢复，“缺粮乡”变成了
“余粮乡”，去年全乡共卖了三万斤余粮，支援了国家工业建设。其他各省茶农生活的改善情况，都和以上各地相类似。
五年来茶叶生产战线上的成就是相当巨大的。但这只不过是一个开端。目前茶叶产量尚未恢复到战前水平，而随着国家工业化的逐步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内外销售市场的不断扩大，更进一步地恢复与发展茶叶生产以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附图片）
女工们正在采摘著名的杭州龙井茶 新华社记者杨春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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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生产更多更好的丝绸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江苏蚕丝学校校长 郑辟疆
江苏省是我国盛产蚕丝和丝绸的地区，缫丝工业一向占全国第一。全省现有三十五个缫丝厂，大部集中在无锡，苏州，浒墅关等地。栽桑养蚕是江苏大部农村主要副业之一，太湖流域一带，过去几乎家家栽桑，户户养蚕。全省桑园面积曾达到过百万亩以上。丝绸生产以苏州出产的软缎、塔夫绸，古香缎，乔其和盛泽的各种纺绸，南京的云锦、摹本缎（又名袍料）最为著名。解放后，由于这些产品织技提高，色彩漂亮，更受到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的喜爱和赞扬。丝绸为当前我国主要输出品之一。据估计如把江苏省去年生产的生丝全部出口，所换回的钢轨就可用来铺设三条成渝铁路。
江苏的蚕丝业抗战前曾一度繁荣，苏州的丝织业曾有“月产万绸”之称。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日寇的“华中蚕丝公司”的排挤下，大批缫丝厂和制种场倒闭，大量桑树也被砍伐。抗战胜利后，又遭到国民党反动政府和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掠夺，丝绸业受到了很大摧残。刚解放时，丝绸厂部分转动的机器在一年中只能生产几个月，桑园只残存四十六万余亩，单位面积产量不到战前一半，农民育蚕情绪低落，丝绸产量极低。
解放后，江苏蚕丝事业逐渐恢复了它的青春。人民政府对蚕丝事业采取了“大力维持”“稳步恢复”的方针，有计划地扶植蚕丝生产，并以巨额款项收购春茧，扭转了蚕农的消极情绪。为了帮助蚕农提高蚕丝生产，人民政府在四十四个养蚕地区配备了专职技术干部，有组织地指导蚕农用科学方法管理桑园和饲养蚕儿，领导蚕农和桑虫蚕病作斗争。在蚕农中普遍推行了苏联的适温适湿催青和稀座勤喂薄饲的先进经验，并发动蚕农进行蚕室蚕具及蚕体消毒，使白僵病大大减少，基本消灭微粒子病，蚕儿的死亡率大大降低。各地又帮助蚕农发展互助合作，大力推行“共育”，全省参加共育组、集体养蚕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养蚕队的农民约占蚕农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以上。蚕农组织起来后集体养蚕改进饲养方法，单位产量比个体蚕农约提高二成左右。各地蚕农都加强了桑田管理和桑树栽植，预防桑虫，并在原有桑园中普遍进行补缺更新。仅苏州分区今年新栽的桑苗就有一千万株。蚕农们在不影响粮食增产的原则下，都尽量利用屋边、路旁栽桑，并提倡桑树上山。经过几年栽植，除旧桑园补栽桑苗外，新栽桑苗有四千一百六十余万株，现有桑田面积较一九五○年约增加十分之一。蚕业研究机关也经常深入乡村，指导蚕农增产，各制种场所繁殖选制的改良蚕种也已在全省五十三万多户蚕农中推广。人民政府在“优茧优价”的方针下，又规定了合理的价格，保证了蚕农收益，蚕农养蚕积极性大为提高。一九五四年全省改良蚕茧生产要比一九五○年提高百分之六十九点二，每张蚕种的平均单位产量可达五十一斤以上，较一九五○年提高百分之三十二点五，较战前提高一倍以上。
在人民政府大力扶助下，江苏的丝绸工业正逐步发展。解放初期政府用委托加工代缫的办法，扶助缫丝厂迅速恢复生产，并拨发必要的贷款，帮助各厂改善经营管理和技术设备。经过几年来的改装，现在全省坐缫车在丝厂机器设备中的比重，已由解放初期的二分之一降低为四分之一。各地并注意总结和推广了立缫工作法，复摇操作法和各种降温办法，使生丝产质量都有很大提高。一九五三年全省生丝产量要比一九五○年提高百分之五十以上。缫丝用茧的数量也显著减少，解放前要四百多斤茧缫
一担生丝，现在只要三百二十斤就可以了。全省生丝产品比解放前平均提高二级以上。中国丝业公司第二工厂，永泰，瑞伦等六个单位相继出现了“四爱”级高品质丝。
丝绸工人的劳动热情和创造性得到很大发挥。去年，苏州地方国营第一丝厂和无锡第四丝厂等单位的女工们贯彻执行了苏联专家提出的用筛子代替手工选茧的新方法后，不仅使选茧效率提高了十倍，而且也保证了生丝的品质。华昌丝厂工人王阿四创造的自动索绪器，成为缫丝厂手工劳动逐步转向自动化的一个开端。中国丝业公司第二工厂技师许汝良改良了立缫车后，对提高产质量和减少缫丝用茧的数量都有很大作用。去年，无锡市缫丝一厂的职工还研究出蒸气煮茧法，使每件丝降低六斤蚕茧。苏州地方国营第一丝厂工人张鼎贤还试验在蚕蛹中提练蛹油的办法，初步试验的结果证明，每百斤蚕蛹可以提出十七斤到二十五斤的油，脱脂后的蛹仍可作猪鸭等家畜饲料及农田肥料，还可做鲜酱油。绸缎工人们发挥创造性织出了很多花样新鲜、色泽漂亮的衣料。如南京丝织工人根据蒙、藏人民的喜爱，织出了四鹤云莲等新式花样的云锦，受到少数民族的热烈欢迎。
为进一步发展蚕丝业来支援工业建设和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江苏省还注意为全国培养和输送各种丝绸工业人材。早在一九五二年，无锡市各丝厂就抽调了一批缫丝技术工人去广东等省帮助培养训练缫丝工人。到今年四月底止，江苏已向新疆、原辽东和上海等地丝绸厂输送工人一百多人。几年来江苏蚕丝学校也培养出大批蚕丝技术人材。不少工人还远从新疆、山东、广东等地来江苏学习，仅苏州地方国营第一丝厂就为各地培养了二百三十七名各种缫丝技术工人。无锡市立兴、建业两机器厂的职工还为新疆和阗丝厂制造了全部机器设备，其中有大批精巧的立缫车、复摇车和煮茧机，并派了十几个五金工人翻山涉水，越过沙漠与草原，前往新疆帮助安装机器。此外，江苏今年供给新疆、山东、浙江、广东等省的改良蚕种就有九十余万张。为了帮助新疆少数民族改进当地蚕茧色黄、茧小的缺点，江苏省农林厅特选出了十万张优良的江南蚕种送到新疆去改良当地蚕茧品种。
江苏的蚕丝业有着它光辉灿烂的发展前途，全国的蚕丝业也在不断前进。丝绸生产的增加，不仅支援我国的工业建设，并将使我们人民的生活变得日益丰富多采！（附图片）
华东蚕业研究所的女工们在蚕室中进行饲育实验。新华社稿归行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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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让更多的人吃到广东的水果
本报记者 艾玲
有着亚热带气候的广东省，不仅是一个富饶的水稻区，同时也是盛产果品的地区。广东盛产着一百多种水果，其中特别著名的是潮州柑、香蕉、荔枝和菠萝。潮州柑甜蜜而富有营养，苏联专家和国际人士都认为它是世界上最优品质的果种。荔枝自古以来就受到许多名诗人的歌颂。
多种多样的果树，繁茂地生长在珠江两岸宽广的平原上。每年的夏秋之交，就是盛产各种水果的季节。在夏天，浓密密的绿树梢上，挂满了鲜红的荔枝。到初秋，山岗的斜坡上，紫红带绿色的菠萝从尖刺硬叶中间露出肥大的果实；热风掠过来，散发出一阵阵的甜香味。到了冬天，也还有金黄色的柑桔、橙子密集在矮树上。当人们来到这些美丽的水果园的时候，或者是拿着这些鲜果去款待自己的亲友的时候，或者是母亲把果汁喂到孩子的小嘴里去的时候，格外感到祖国的可爱、和平日子的幸福。
在压迫下
在反动统治时代里，没有多少人能吃得上这些鲜果；即使是本地人，也不容易吃上像潮州柑那样
“贵族”的水果。农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历代祖先用血汗种植下来的果树是怎样被敌人践踏破坏的。绿葱葱的果树，密密的果林，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时候，却被以“防范游击队”为名而几乎烧光砍光了。在日寇的统治压迫下，许多农民因为生活无着，没法继续经营果树，有的逃亡外乡，有的忍痛砍掉果树，改种杂粮。潮汕区的十万亩柑果只剩下一千亩，年产量从一百五十万担减到八千担，损失百分之八十以上。一个美丽的水果区变成满目疮痍的荒凉废墟。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了，农民没想到国民党反动政府又引来了残暴贪吝的美国帝国主义者。美国强盗要占有一切商品市场，水果市场当然也不能放弃。大批美国的“金山橙”、苹果、葡萄、柠檬涌入中国水果市场。农民的水果既遭到乡间地主、土豪的贱价强买，又受着市场上封建果栏的高额手续费的重重剥削，无法和美国水果竞争，结果又只好抛弃果树，或勉强维持着果树经营。果树得不到适当的栽培和抚育，病虫害像流行性传染病似的蔓延起来。潮州柑受黄龙病的侵害，直到现在还没有彻底治好，树龄一般的由五十年减到十年八年。全省果树几乎被毁完了，减产百分之七十以上，价格一落千丈，农民在贫困的生活中挣扎了多年。
枯萎的枝叶复活了
全国解放了，农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翻了身，从地主手里夺回了自己的园地。一九五一年人民政府给水果产区农民发放贷款，购买生产工具和药械，号召农民恢复和发展果树生产。农民欢天喜地地响应了政府号召，重建自己的果园。从此，枯萎的枝叶又渐渐恢复了新的生命。这以后，每年都有许多农业科学工作者、专家、教授们深入产区进行调查研究，指导农民改良品种；并结合农民的种植经验，推广先进种植技术，提倡科学耕作方法。经过指导、训练，潮汕区三万多个农民初步掌握了先进种植柑树技术，病虫害大大减少。人民政府又提倡“果树上山”，这样既不会因果园的扩大而影响粮食生产，又可使树龄延长，还可以把荒山变成果园。农民欢迎这个倡议。现在许多山区和平地的农民都组织起互助组，集体上山开荒，种植大量的菠萝、柑树、荔枝等果树。广州郊区农民几乎做到“家家都栽，人人都种”。因此，各种水果产量和果树面积每年都有增加。全省生柑一九五二年比一九五一年产量增加百分之一百零二，一九五三年又比一九五二年产量增加百分之四十四以上。估计今年比去年又增产百分之四十左右。香蕉、菠萝的每年增产量也在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左右。今年广东果树总面积已有五十万零五千多亩。各种水果年产量可达五百八十多万担（包括甘蔗在内）；折合人民币一万四千三百二十三亿元。如以每个农民每年口粮需五十万元计算，广东每年水果的收入就够二百八十多万个农民一年生活之用。
到遥远的地方
水果有高度的季节性，如果不及时解决远销的运输问题，水果的生产是很难发展的。过去，因为交通不便，大批水果运不出去，农民只好让水果烂在树上。海南岛品质最好的菠萝，因为交通困难，曾经烂在山坡上；也有过水果在运输途中腐烂了的现象。尤其是夏秋间气候较热，水果更易腐烂，如果运输保管不妥善，最容易受到严重损失。因此，过去除了在全国几个最大的城市像上海、北京、汉口等地的有钱人能吃到广东的香蕉、菠萝等水果外，中小城市的广大人民是吃不上的。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为了给广东水果打开销路，让更多的人吃到广东水果，积极改进了水果的运输保管工作，增添了运输时的冷藏设备，并且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请许多科学技术工作者研究试验，运输保管问题才初步解决了。
运输保管的困难初步得到克服后，广东水果不仅在国内已能够越过长江、渡过黄河，行销华北、东北、西北、内蒙等等遥远的地方；并且可以跨过西伯利亚出现在莫斯科、柏林、布拉格等国际市场上，让我们的国际友人也吃到了我们中国最南方的水果。广东水果这几年来销售量逐年增加着。国内生柑的销售量：一九五二年比一九五一年增加百分之一百四十，一九五三年又比一九五二年增加百分之九十四以上，今年估计又可以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以上。运销国外的生柑：一九五二年比一九五一年增加百分之七十八，一九五三年又比一九五二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今年又将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四十八。这些运销国外的水果，换回工业建设器材，支援了国家工业建设。如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第一季、第三季对苏联输出的潮州柑、菠萝的总值，就可以换回四百五十二部拖拉机；远销到苏联和民主德国的水果罐头，便可换回相当于一万二千六百担肥田粉的建设物资；其他各口岸销出的水果，也可以换回上万吨钢材。
生活年年有改善
这一切，给广东农民带来了从来没有过的幸福生活。根据番禺、增城及广州市郊黄埔区三个产区调查，农民种植波萝的收入每年有八十亿余元。
“农民的生活从来没有过这样好。”这是我访问香蕉产区麻涌乡乡长陈应来时，听到他说的一句话。这个在旧社会当了二十五年雇工的农民，一家大小五口人，过去住的是又小又破的泥屋，吃的是稀粥和野菜，五个人盖一条烂被子。解放前，他的大孩子从来没穿过衣服和鞋子；二孩子病了，因为没有钱，不治而死。三孩子是解放后生的，吃得又白又胖。现在他们住的是一间有楼的宽敞的砖房，房后面还有个小花园。陈应来告诉我，他从来没有过蕉地、蔗地，土地改革时分到了三亩多蕉地，还开了二亩多荒地。今年单卖香蕉就收入六百多万元，还有谷子、鱼、甘蔗的收入。他农具、生产资料俱全。他一家不做活时一天也可以吃两顿干饭，还有鲜鱼青菜汤。被子衣服都是新做的。一家人很愉快和睦地生活着。现在陈应来不能满足的是他们还没有成立生产合作社，还缺乏种蕉的技术和经验。他说，今后要采用科学的耕种法，要积极搞好互助组，早日组织生产合作社，那样才能有高额产量，才能换取更多的工业物资。像陈应来一家这样的生活，在广东水果产区已是普遍的了。随着广东果树的逐步恢复、发展和互助合作运动的逐步开展，他们的生活将要越来越美满、幸福。（附图片）
这是广东出产的著名的潮州蜜柑，女工们正在包裹，准备外运。
新华社稿 赵慕志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