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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友谊——统一——和平
——民主德国国家人民艺术歌舞团演出观后
马可
我们带着十分激动的心情看完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人民艺术歌舞团的演出。在这个演出中，我们不仅听到和看到优美的音乐和舞蹈，同时也感染到中德两国人民之间一种至高的情感的交流。毫无疑问，他们的演出是成功的。
打开世界地图，我们可以看到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广大疆域，这横亘一万多公里的土地，在东方起于朝鲜，在西方迄于德国。这两个处在斗争最前线的国家有一个共同的情况，那便是为帝国主义侵略集团所有意制造的分裂局面。在朝鲜，斗争是以战争的形式展开来的，三年来，朝鲜人民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迫使侵略者不得不在原来的地方停下来；在德国，斗争虽未采取战争的形式，但也是激烈而尖锐的。美帝国主义者在西德扶植了一个李承晚式的阿登纳傀儡政权，搜罗希特勒手下的残兵败将，妄图使德国人民重陷战争的漩涡，为华尔街老板作炮灰。这是违反德国和全世界人民的意愿的。德国人民在战争中受到了教育，他们要和平，不要战争；要统一，不要分裂；要友谊和谅解，不要为帝国主义所制造的仇恨和歧视。这是今天德国人民至高的感情，也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共同的愿望。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人民艺术歌舞团的演出中，我们体会到这种感情和愿望，并且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使得每一个节目都深切地感动了我们。
让我们先从现代的德国作曲家所创作的群众歌曲开始吧：请听这种音调铿锵、旋律激昂的歌曲——
“友谊！全世界人民同声高喊友谊！
一切善良的人们都愿望全人类的友谊……
统一！我们人民的统一！
统一将挡住世界的燃烧，
一切善良的人们都愿望德意志的统一……
和平！全世界人民同声高喊和平！
一切善良的人们都愿望全人类的和平……
我们为和平宣誓，
不让炸弹来坏毁孩子们的睡眠和游戏！
德意志！我们的德意志将全部属于我们，
只要我们亲密地团结为它斗争！”……
（“友谊—统一—和平”——爱斯立叶尔作曲，海贝尔特、凯勒作词）
其余的一些歌曲，比如早已为我国广大青年所熟悉的“蓝旗歌”（国家奖金获得者汉斯·爱斯勒作曲，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获得者约翰尼斯·贝希尔作词）和“祖国，我们不离开你”（国家奖金获得者恩施特·梅耶尔作曲，约翰尼斯·贝希尔作词）、“台尔曼纵队”（国家奖金获得者保尔·德梭作词及曲）、“歌颂威廉·皮克总统”（马萨内茨作曲，得尔巴尔作词），都是成功地反映了德国人民为和平、民主、统一而进行斗争的主题。这些歌曲之所以能够突破民族语言和音调的隔阂，引起中国听众心底的共鸣，一方面是因为两国人民在共同的事业中有着共同的理想和情感；另一方面也因为德国现代的作曲家在以群众歌曲的体裁表现当代伟大而丰富的斗争生活上获得了珍贵的成就——他们创造了生动、洗炼、富有民族色彩的音乐语言，并以这些创造推进了斗争。这是值得我们中国的音乐工作者学习的。
德国是一个有着丰富而优美的民间音乐传统和产生过巴赫和贝多芬等伟大音乐家的国家，但是在资本主义文化没落的时代，这些优秀的民族传统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尤其是在法西斯统治时期，更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和歪曲。在中国，过去由于材料的缺乏和资产阶级美学观点的影响，使我们对于德国古典音乐和民间音乐的优秀传统也未有较系统的介绍和正确的认识。这次在民主德国国家人民艺术歌舞团演出的节目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德国的民间音乐和古典音乐作品，从这些作品以及他们对于这些作品的处理态度上，使得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德国民间音乐的优秀传统、伟大的古典作曲家与民间音乐的关系以及今天德国音乐家如何对待并发展民间和古典音乐的优秀传统。这种认识对于我们在继承自己的民族音乐传统与接受世界先进音乐文化的工作上都是大有裨益的。
在歌舞团的演出节目中，民间歌曲和舞蹈占着很大的比重，这些歌曲，几乎每首都像玲珑的珠玉一般给人以光彩耀目无瑕可指的感觉。其中特别动人的，像“在阳光照耀着的大路上”，其明快的旋律和活跃的节奏使人禁不住要跟着手舞足蹈起来，仿佛真如初春的朝阳照遍大地，给人以无限清新和开朗的感觉。“跑啊，磨坊主人，跑啊！”（勃兰登堡古老民歌，弗利兹·贺夫特改编）这首民歌充满诙谐和幽默的情调，表现出了人民对自己的情感的忠实和对于贵族虚伪情感的讽刺；这首民歌在简单朴素的曲调基础上，根据表现情绪和语调的需要作了巧妙而丰富的变化，它使我们虽然不了解每句歌词的意义，但已能从语调和情绪的变化上感受到所表现的内容，它的艺术性是很高的。牧歌“小母鸡”——安托纽斯·斯康得路斯（一五一七——一五八○年）作曲、“回声”——欧朗多·荻·拉索（一五三○——一五九四）作曲、“哈尔兹山地山歌”等和民间舞蹈“织布舞”、“施特拉宋德渔民舞”等，都是活泼、生动、飘逸，有着通俗但并不是低级的生活趣味，表现出了人们对于自然界、对于劳动的热爱。至于像“浮兹堡的钟声”（南德民歌，马可斯·瑞格尔改编）、“菩提树”（舒伯特作曲）、“晚安”（布拉姆斯作曲）等民歌，则是以深沉、柔美的曲调，表现出人民对故乡、对祖国、对和平幸福生活的深厚情感。在“德意志，你还在沉睡吗”（德国“三十年战争”时期爱国歌曲）和“律左少校的勇士们”（韦伯尔作曲）等歌曲中，我们又听到德国人民为着祖国的统一和独立所发出的激昂的呼喊和雄壮的进行曲。通过这些歌曲，我们觉得对于德国人民有着更深一步的了解：它们是善良的、智慧的，对于和平幸福的生活怀抱着热爱，并有着为真理和正义而进行英勇斗争的传统。我们也看到，今天的德国人民正为发扬这种正确、光荣的传统而作巨大的努力。
在歌舞团演出的一部分古典作家如巴赫、罕得尔、贝多芬和韦伯尔的作品中，我们非常明确地感觉到它们与德国民间音乐的关系。我们在贝多芬的“合唱幻想曲”中听到了他在伟大的“第九交响曲”中也曾采用过的德国民歌旋律，并把这首歌颂友谊、爱情与和平，充满着生活的壮丽光辉的歌曲给予了更高的发展。我们也在民间乐队演奏的一些民歌和舞曲中找到了巴赫的音乐的影响。我们甚至在一些美妙动听的歌曲中很难划分民间创作与古典作曲家创作的界限，因为它们在精神上是那样水乳交融而不可分，在音调上是那样的相近，而的确有不少原来出自作曲家之手的作品如舒伯特的某些歌曲，由于长期而广泛地在民间流传，就变成真正的“民歌”了。这次在演出节目中听到了古典作家和民间音乐的作品以后，通过具体的感受，我们就更加明确地认识了古典音乐与当代人民之间，是有着密切的关联的。毫无疑问，这对我们今后的音乐工作也会起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一些现代德国作曲家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他们一方面忠实于现实生活的主题，歌唱出人民内心的呼声；一方面又忠实于德国民间音乐和古典音乐的优秀传统，创造出富有德国民族特点的曲调，因此这些作品是具有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光彩的。我们为民主德国的作曲家们的成就而高兴，同时也增加了我们向现实主义音乐迈进的信心。
最后我们也以很大的兴趣听了民主德国国家人民艺术歌舞团的同志们所演唱的中国歌曲：“东方红”、“全世界人民心一条”、“咱们工人有力量”和“纺棉花”。他们不仅克服了外国同志演唱中国语言的困难，更重要的是通过这几首歌曲进一步地表现出中德人民的团结和友谊，以及在共同的事业中所产生的共同的感情和愿望；这种感情和愿望是深切、诚挚而且坦率易解的，它冲破了地域和民族的界限，使得我们仿佛在歌声中找到了一种无须经过翻译的共同的语言。
我们感谢民主德国国家人民艺术歌舞团的同志们在中德两国文化交流上所作的巨大贡献，并祝他们在中国演出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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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自治区首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已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胜利闭幕。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选出李呈祥（哈尼族）为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普照（彝族）、许文安（哈尼族）为副主席，杨德高（哈尼族）等三十二人为政府委员会委员。会上同时成立了自治区协商委员会，选出李和才（哈尼族）为主席，晁秀将（汉族）、郭维藩（哈尼族）、杨炳忠（彝族）、普国梁（彝族）为副主席，李华（哈尼族）等三十六人为委员。会议历时七天，代表们听取了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群杰关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及有关今后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并先后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河边疆工作委员会书记郝建勋关于红河区四年来民族工作的报告，李呈祥关于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条例的报告，普照关于自治区人民政府施政方针的报告。会议热烈讨论了有关发展农业、副业生产和加强民族团结的问题，确定了发展生产、加强民族团结、培养民族干部、有步骤地发展文教卫生事业和巩固祖国边疆为自治区人民政府今后的中心任务。会上，全体代表经过充分协商后庄严地签订了各族人民爱国团结公约，并一致通过向毛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行政委员会和云南省人民政府的致敬电。
一九五四年元旦，自治区首府元阳县新街隆重举行了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大会。中共云南省边疆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侯方岳特地赶到向各族人民祝贺。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群杰代表云南省人民政府向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发印信，并在会上讲话。他说：云南省人民政府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根据自治区人民的迫切需要，尽可能地给予自治区以更多、更大的帮助。希望各族人民团结在毛主席的旗帜下，向着美满幸福的光明大道前进。接着，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李呈祥率全体政府委员宣誓，表示今后要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服务，贯彻上级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发展自治区政治、经济、文化、卫生事业。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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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自治区首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向毛泽东主席致敬电敬爱的毛主席：
在您伟大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我们云南省红河哈尼族自治区首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在元阳县新街召开了。这次会议代行了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全体到会代表充分发扬团结友爱的精神，经过民主讨论和充分协商，制订和通过了自治区人民政府的组织条例和施政方针，庄严地签订了爱国团结公约，选出协商委员会的正副主席和委员，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正副主席和委员，正式成立了红河哈尼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解放四年来，由于您伟大英明的领导和对各族人民关怀爱护，提高了我们的政治觉悟，改善了我们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结束了历史上的苦难生活。如今我们又获得了自治权利，进一步开辟了光明幸福的前途。我们谨代表全自治区四十万各族人民，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坚决保证今后永远紧密地团结在您的周围，保卫祖国边疆，和全国人民一道在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灯塔照耀下，为共同建设伟大祖国的大家庭而奋斗。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自治区首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全体代表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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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南区四年来的民族工作
中南行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四年中，中南区少数民族地区推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完成了少数民族主要农业地区的土地改革，开展了爱国增产运动，以及财经、文教、卫生等工作，加强了民族团结，提高了各族人民的政治觉悟，初步改善了人民生活。在经过了各项改革运动的地区（占中南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大部分）目前正处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时期。这里概括地报道一下过去的工作，供各地参考。
民族区域自治工作
解放以后，经过各项工作与群众运动，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秩序先后趋于安定，民族关系得到基本改善，涌现了不少的民族干部和积极分子，建立了农会、妇女会和民兵等组织，各地人民政府都召开了三次至五次的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启发了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中南区从一九五一年下半年开始，着手大力普遍展开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工作，至现在止，已建立了十六个相当于区级以上的民族自治区，其中有相当于行署级的桂西僮族自治区，相当于专区级的湘西苗族自治区和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相当于县级的大瑶山瑶族自治区、大苗山苗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区、连南瑶族自治区、隆林各族联合自治区、龙胜各族联合自治区，此外尚有相当于区级的自治区七个，相当于乡级的自治区三十余个。已建立了民族自治区的有僮、瑶、苗、黎、侗、回几个民族，共六百四十六万四千八百余人，约占全区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三。现在尚未建立自治区的，仅为个别县及县以下的小块聚居区。
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受到各族人民热烈的欢迎。自治区建立以后，少数民族人民的劳动热情和爱国主义思想普遍提高，开始开展了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自治区人民政府与群众已建立了较密切的联系。
民族自治区的建立，对自治区内汉族及其他民族人民同时进行了一次生动的民族政策教育，更加促进了民族团结。如湘西苗族自治区成立后，使原来互相仇视与猜疑的苗汉两族的人民变得亲密起来了。在吉首镇附近，有一个苗族小孩子在冬天掉下了水，立刻就有附近的汉族农民跳下水去救了起来，给小孩子换上了干衣服，悉心照顾，一直等小孩子的父母领了回去。这类民族团结互助合作的事例，在各民族自治区都出现了很多。
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的民族化工作，已有了初步的基础。现在全中南区共有少数民族干部三万人以上。自治区的区乡政权干部，大部分都是当地少数民族干部，县级以及县级以上的自治区政权机关，除自治区主要负责人系少数民族干部外，工作部门少数民族干部一般也占有相当比例。
当前比较突出而需要进一步具体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帮助自治区更充分地行使其应有的自治权利，及从各方面具体解决少数民族干部有职有权的问题。在这方面，目前还存在着缺点，如有的上级机关不通过自治区人民政府，直接向其自治区所属的县布置一般化的工作，忽视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造成了自治区工作上的被动。个别地区对少数民族干部仍不够尊重，如曾经有个县的少数民族干部一直在机关里闲住着。这种情况必须迅速改变。
经济工作
四年来在这方面主要是进行了一系列救济贫困、扶助生产的工作，使少数民族尽可能迅速地摆脱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极端贫困和克服灾荒，初步改变其生产落后的状态。人民政府在一九五○年拨发给海南少数民族救济衣服约五万件，救济粮五百二十四万多斤，救济款十五亿元以上；一九五一年全中南区共拨救济粮六百万斤，一九五二年拨救济粮二百八十九万六千多斤，救济款一百五十二亿八千多万元；一九五三年拨救济款五百四十三亿二千五百万元。移民费仅一九五三年即拨八十九亿元。同时领导和帮助少数民族进行增补耕牛农具、改进耕作技术、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有些地区曾组织少数民族农民参观团分别到先进农业生产地区和互助组进行参观与学习）、防水防旱；并建立与充实国营贸易机构、合作社、银行，扩大对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生产具有重要意义的商品的流转等等经济工作。特别是从一九五二年起增加拨给少数民族地区庞大的财经专款，对帮助解决少数民族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更具现实意义。
在党与人民政府领导下，中南少数民族地区耕地面积逐渐扩大，农业生产力逐步提高。据统计，广西省少数民族一九五二年开荒达一百六十三万余亩。同年，除重灾区外，一般能增产一成至一成五。去年广西各级银行发放的八百五十八亿给少数民族地区的农贷，就帮助各族农民买到耕牛六万五千九百多头，农具五十四万多件，种子六万多担……。又据不完全材料统计，在湖南、广东、广西三省少数民族地区因兴建和恢复各种水利工程而受益的田亩在一百万亩以上。湘西苗族自治区解放后兴建与恢复的大小型水利灌溉面积占该自治区稻田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七，因而产量逐年递增，如一九五○年稻谷产量较一九四九年增产百分之九，一九五一年较一九五○年又增产百分之十一，一九五二年又比一九五一年增产百分之十五。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人民在解放前无积肥、施肥、中耕、除草的习惯，又不知除虫选种和兴修水利，产量极低。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大力领导和帮助下，改进了农业生产技术，并已添购了十万四千多件农具和九千多头耕牛，开始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一九五二年秋收，全区即增产粮食八十四万九千多市担。
人民政府帮助了少数民族地区林业生产的发展。如在广西三江侗族地区，湖南江华、通道、洞口、城步与广东连南瑶族等地区，曾有计划地进行疏销木材、培护森林和发展经济林木的工作。据不完全的材料统计，一九五一年一至九月三江县就运出了枕木、条木、尾木共十六万余根。同年在连南县造林一万二千余亩；一九五二年又在广西少数民族林业地区由政府投资造林二十四万二千余亩，在连南瑶族地区公私合营造杉林一万三千余亩；一九五三年在连南瑶族地区又造林四万一千余亩。全中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木材生产量，已在逐年增加，一九五三年即比一九五二年增产两倍多。
国营贸易机构与合作社商业的发展，扩大了城乡间和地区间的商品流转，改变了历史上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贸易所存在的掠夺性的差价。少数民族人民的购买力已有提高。目前在广东、广西、湖南三省少数民族地区已陆续建立了国营贸易机构三百三十七组（包括贸易公司、门市部商店及贸易小组等），合作社四百七十个。国营贸易机构一九五二年内在广东、广西、湖南三省少数民族地区收购总值为一千九百五十四亿元，销货总值达二千三百一十六亿元。国营和合作社商业的建立与扩大，合理地调整了土特产的价格，缩小了工业品与农产品之间的剪刀差，打击了过去一贯对少数民族进行欺骗掠夺的奸商。如湘西苗族自治区保靖县解放前要八斤米才能换到一斤盐，一九五一年时只需两斤米就可换到一斤盐了。湘西古丈县解放前要三百斤桐油才能换一匹龙头布，现在只要一六七斤桐油就可以换一匹龙头布了。
银行机构的发展，帮助少数民族解决了许多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如桂西僮族自治区设有人民银行分行，每县设有支行，全自治区的人民银行营业所和工作组就有三百六十八个，占全区的区镇数百分之八十以上。全中南区专门贷给少数民族的贷款，据统计四年来累计有二千三百多亿（一般农贷中的照顾尚不在内）。
在广西、广东、湖南三省少数民族地区，新建、改善、恢复和测设公路七千二百十二公里（不包括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另新建山区大道一百六十四公里。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完成了从自治区首府到海口及自治区各县的电话网，这些都直接有助于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
以上一系列的措施，初步改善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据湘西保靖县苗族聚居区半白乡的典型调查，当地苗族农民一九五二年每人每年粮食的消费量比解放前增加了百分之三六点六七，食盐消费量一九五一年较一九五○年增加百分之十五，一九五二年又比一九五一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九。
在财经工作方面，目前必须解决的问题和应克服的缺点，首先是过去有些工作没有很好结合民族政策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进行。有的机械地把汉族地区的做法套用到少数民族地区。例如：对自治区成为一级财政的问题，就碰到不少同志硬套三级财政体制，拖延一年之久未予解决。再如关于山林问题，亦曾有过忽略少数民族地区山林是个体小商品经济这一特点，忽略了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盲目地扩大国有林范围，片面地、过分地强调封山育林。其次，少数民族地区的财经工作还很少列入业务部门的计划。这儿除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上的基本情况还知道得不多不具体这一原因外，还存在着漠视民族问题的倾向，应迅速纠正。
文教卫生工作
人民政府尽力满足少数民族人民因政治、经济上得到翻身而日见高涨的学习文化的要求。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数量和学生数量历年均有增加。如广西省瑶、苗两族地区，一九五○年仅有专设小学二百三十所，学生六千九百人；一九五一年，学校数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学生人数增加了二点三倍。到一九五二年下半年，学校数目已增至一九五○年的四点五一倍，学生人数增至一九五○年的八点三倍。截至一九五三年上半年止，全中南区有专设的民族小学一万三千六百零九所，兼收少数民族的小学二千一百七十一所，专设的中学三所，兼收少数民族的中学二百八十八所，专设的民族师范学校四所，兼收少数民族的师范学校一百零一所，共计有少数民族的小学生一百零二万八百九十二人，中学生三万四千六百零五人，中等师范学生二千一百三十五人。人民政府除拨发一般的教育事业费外，每年还拨给一批少数民族教育特殊补助费。如一九五一年拨发二十亿元，一九五二年拨发五十八亿元，一九五三年拨发了一百八十五亿元。这种补助，使学校教育有了逐步发展的可能
中南少数民族地区解放后各种满足成年人学习要求的冬学、夜校、识字班，也逐年增加。一九五○年，少数民族地区一般还未进行土地改革，农民很少参加业余学习；但至一九五一年冬以后就开始普遍地多起来了。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在一九五二年底，夜校人数发展至九千六百九十一人，一九五三年增加了二千九百三十七人。
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工作也有一定的开展。如湘西苗族自治区各县都设有新华书店，建立了文化馆、文化站、收音站。很多农村还建立了图书室、图书流动传递阅览组和读书会。全区共组织了一千三百五十九个读报组，一百队幻灯放映队。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专设了巡回电影队一队，湖南省文化事业管理局还专门派有电影教育工作队三个分队，长期在自治区内作巡回放映。此外，中南已成立民族歌舞团，配合民族政策宣传，经常赴各少数民族地区巡回演出，计已在大的城市和少数民族地区演出七十三场，观众共达三十余万人。
解放前，中南少数民族地区疫病长期流行，有些地区疟疾患者在流行季节常达全人口的百分之七十至九十。妇婴卫生设施也极缺乏，婴儿死亡率极高。据湘西凤凰县三区敦仁乡第二村解放前两年的估计，婴儿死亡数占同期婴儿出生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这些情况，严重地影响了少数民族人民的健康及人口的生长。解放后人民政府首先着手在少数民族地区恢复、新建和充实卫生医疗机构，现在少数民族的县和县的重点区均建立了卫生院或卫生所，有的县还设置了卫生院的分院或其他综合性的医院。总计目前中南少数民族地区有县卫生院二九二所，区卫生所一九四五个，民族医院四所，民族卫生工作队三队。人民政府每年拨发大批卫生补助专款，计一九五二年拨发一百六十九亿零六百万元，一九五三年拨发二百三十四亿四千七百万元，这些专款对少数民族地区卫生事业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
为了有步骤地根绝少数民族地区流行的疾病，人民政府还大力展开了预防工作。在各种疫病流行的地区均设立了专门性的预防或治疗机构，如疟疾防治站、性病防治队等。各县大都成立了防疫委员会。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一九五二年种牛痘的人数达二十二万多人，占全自治区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一九五三年继续补种的成人和初生婴儿共达十万多人。湘西苗族自治区在一九五二年春秋两季，种痘人数达六十二万多人，受到防疫注射的人数达十八万多人。这样就使流行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疟疾、天花、伤寒、痢疾等病大为减少。妇幼卫生方面，由于培养和改造了接生人员，推广了新接生法，很多的村寨建立了接生站，婴儿死亡率已迅速降低。据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调查，一百三十五个出生婴儿在生产过程中死亡的只有一个。
各地卫生机构对少数民族人民都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免费医疗。如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的病人仅一九五三年上半年就得到免费治疗十七万多次，免费住院的人数亦达三千三百四十五人。
文教卫生工作四年来的发展很快，有了很大的成绩，但数量大而质量不强，计划性也差些，对文教工作人员的民族政策教育也不够。这些缺点还需要在今后工作中逐步改正。
民族团结工作
四年来我们的一切工作中都贯彻了一项基本精神，就是加强与巩固民族团结。民族团结是开展其他工作的最重要关键与有力保证。因此，我们除在一般工作中注意贯彻民族团结政策外，还特别进行了一些以加强民族团结为主要目的的民族访问和组织少数民族参观与赴京观礼工作，进行了一些以巩固民族团结为主要目的的民族政策宣传教育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检查的工作。为了扩大民族政策宣传教育的影响，还举办了一次规模较大的中南区少数民族文物图片展览会。
历次对少数民族的访问工作，都是大张旗鼓地进行的。如召开各种座谈会、群众大会和通过歌舞演出、电影放映、医疗活动，以及大量赠予切合实用和有政治意义的礼品等，以扩大政治影响。访问河南的中南访问团还进一步结合检查工作发现了问题，及时作了解决，教育了干部与群众。有的访问团本身同时就是工作队，在访问所到的地方，协助建立民族自治区。
一九五三年春季，根据中央指示，结合民族政策学习，进行了一次全区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各地先后分别组织了检查团、访问团、检查组、调查组和采用座谈会等方式，深入进行检查工作。结果检查出过去，特别是民族工作开展的初期，从中南各有关部门到各级地方政府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不重视民族工作的现象；检查出有些地区和业务部门在处理民族工作时，不从民族的特点和现状出发，机械搬用汉区经验，工作一般化；检查出某些汉族干部还存在着大汉族主义的思想或其思想残余，不够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等等。但这些缺点与错误在检查后都已大力克服与纠正，对重大问题已分别作了严肃处理，挽回了不好的影响，加强了民族团结。由于民族工作中的缺点多半导源于难于立即完全消灭的思想根源——大汉族主义，各有关部门和有关地方政府今后必须经常进行督促检查，及时纠正错误，批判思想，加强教育，端正作风，把督促检查当作保证民族工作在正确轨道上进行的经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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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闭幕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主办的“全国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从去年十二月七日起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幕后，已在今年一月三日闭幕，共计二十八天，观众达十八万三千余人。
首都的人民以极愉快的心情参观了这个内容丰富的展览会，并从这些精美的工艺品中，体会了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增强了对于祖国的热爱。一位工人看完了展览会说：“展览会使我们认识到祖国劳动人民不但是劳动生产的能手，而且具有高度的艺术欣赏和创造的能力。”一位志愿军战士说：“我看了这次展览会，非常高兴，祖国劳动人民的艺术成就，使我更加热爱祖国，加强了保卫祖国的决心。”北京市第二中学一位同学说：“看到了这些优美的工艺品，使我对祖国更加热爱，我一定努力学习，把祖国建设得更强大、更美好。”
展览会也给美术工作者提供了极丰富的材料，对于承继和发扬我国的民族工艺美术的优秀传统，有着重大的意义。在展出期间，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等地的工厂中的美术设计人员，美术学校干部和专业美术工作者相继来京参观，表示以虚心严肃的态度，向民间美术学习，以改进业务，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
参观展览会的还有各国驻华使馆人员、国际友人及国际文艺团体，他们都对这次展览会给予很高的评价。
中央文化部并邀请了各地著名的民间艺人、实用美术专家和美术工作干部来京参观展览会，以交流经验。各地观摩小组已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前相继到达北京，计有：华东区：青田石刻艺人“不朽的母亲”作者潘雨辰，东阳木雕老艺人杜云松，福州漆器艺人李芝卿，实用美术专家陈之佛，美术工作干部朱石基等共十六人；中南区：景德镇绘瓷老艺人吴龙发、熊寿喜、曾龙升，广东石湾陶瓷雕塑艺人——“屈原”、“杜甫”作者刘传，湖南刺绣艺人杨应修，美术工作干部华夏、赵本等共十一人；华北区：泥塑艺人张铭、张钺，地毯设计艺人孙兆年，美术工作干部等共五人；西南区：编织艺人龚玉璋，漆工艺专家沈福文，美术工作干部郭生等共四人；东北区：煤精雕刻艺人王继昌，美术工作干部等共三人；西北区：泥塑艺人赵龙绪，美术工作干部共二人。此外，尚有北京的象牙雕刻艺人杨士惠，泥塑艺人张景祜，金属镶嵌艺人魏子言，制作珐琅艺人李耀荣、王清沅，面塑艺人汤子博和其他行业艺人共十八人。
各地民间艺人和在京的工艺美术专家庞薰琴、张仃、张光宇、雷圭元、祝大年、高庄、郑可、周令钊等及有关美术工作干部，曾几次参观和举行座谈，热烈地交流了创作上的经验，会谈了目前生产情况及有关美术设计上的问题，以作今后改进和发展美术工艺品生产的参考。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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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红河哈尼族自治区介绍
一九五四年元旦，在祖国西南边疆云南省的红河西岸，红河哈尼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了。自治区相当于专区级，包括金平、元阳、红河等三县及河口市、元江县和墨江县的各一部分。全区面积约有一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四十万，包括哈尼、彝、傣、苗、瑶、汉等十多个民族，其中哈尼族占二十四万人。自治区境内，除少数平坝外，都是绵延不断的崇山峻岭，红河在峡谷中奔流着。在山间有层层梯田，稻谷为自治区的主要农作物。自治区还出产棉花、甘蔗、苎麻等经济作物。香蕉、菠萝等热带水果，麝香、鹿茸等名贵药品，出产也很丰富。
解放前，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制造民族纠纷，各民族间互不团结；繁重的苛捐杂税，迫使生活在这里的人民，过着贫困痛苦的生活，大多数人每年都要缺少六七个月的口粮，靠野菜等充饥。一九四九年，红河地区的各族人民，曾在中共云南地下党的领导下，纷纷组织游击武装，反抗反动统治者的压迫。解放后，当地各级中共党委和人民政府正确执行民族政策，调解了各民族间存在的纠纷，使各个民族间和各民族内部空前地团结起来，各地呈现一片团结和睦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红河地区各县的中共党委和人民政府，曾经大力领导和帮助各族人民发展农业生产，迅速改变了红河地区的面貌。人民政府先后发放了各种救济款、补助费及农业贷款八十九亿二千多万元。国营贸易公司供应了锄头、镰刀、犁铧等各种农具约三万五千多件，促使他们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了生产。其中仅元阳一县，即扩大了耕地面积四万七千多亩。很多山区已改变了刀耕火种的落后生产方法。各族人民并在政府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扑灭了历史上常发生的虫灾、兽灾，保证了连年增产，并涌现出四百多个生产模范和打兽英雄。据初步统计，一九五三年红河地区各县的粮食总产量，已比解放前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到一百，当地各族人民的生活已有了改善。各地贸易公司去年十月的售货量，已比前年同期增加了一倍以上。
自治区各县都已建立了卫生院，很多区还设立了卫生所和接生站。各县卫生机构并经常组织巡回医疗小组，下乡为各族人民免费医治疾病。设立在元阳县新街的一座规模宏大的民族医院已修建成功，并开始收容各族病人。
自治区各县四年来还陆续举办了民族干部训练班、农林水利训练班及初级卫生人员训练班等，培养各民族的干部，并选送各族优秀子弟到云南、西南或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前后共训练了三千多人，有一部分已在当地政府机关中担任工作。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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