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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普选运动获重大成果
一亿以上人口地区完成基层选举工作
随着我国进入有计划建设的第一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普选运动，已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在一九五三年内，全国已在大约一亿以上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基层政权的选举，召开了基层单位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
自去年五月以来，各地的普选运动便在广大的地区内，结合着各种繁重的经济建设任务，分批地稳步展开。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北至黑龙江边，东至东海的舟山群岛，南至桂西僮族自治区，西至昆仑山北麓祖国最遥远的地带，广大人民开始普遍地、平等地行使国家主人翁的民主权利。根据最近不完全的统计，全国至去年十二月中旬为止，已在三十四个省市和内蒙古自治区共约一亿六千六百万人口的地区先后分批展开了基层选举。已完成选举的基层单位有三万九千三百四十六个；完成选举地区的人口有一亿零三百七十万。其中西康省和鞍山、抚顺、本溪、长春、哈尔滨等市已全部完成了基层选举。天津和沈阳等市也已在市区内完成了选举。整个东北区在年底以前，估计将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基层单位完成基层选举。松江省五常县在全县完成基层选举以后，已召开了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了县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和正副县长，以及出席省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在所有完成基层选举的地区，城乡人民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在伟大的普选运动中学会了怎样更好地管理国家的事务。在选举中，各阶层人民曾对选民资格进行了严格的审查，揭破了那些尚未改变成份的地主阶级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企图窃取选举权利的阴谋，进一步提高了觉悟程度和警惕性，划清了敌我界限，从而巩固和扩大了人民的队伍。广大选民为了充分地执行他们的公民义务，都对代表候选人进行了严格的鉴别和挑选，使大批优秀人物直接参预了管理国家大事。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如鞍山市的孟泰、张明山、沈阳市的马恒昌、山西省的李顺达、上海市的陆阿妹、抚顺市的张子富、江苏省的邓桂永等，都以极高的选票当选为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天津市第四区经过选举，有四十三名荣获模范称号的优秀人物当选为人民代表，其中有天津市特等工业劳动模范刘长福，“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创始人之一、织布能手王德山，还有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勇敢捉拿特务的治安模范谷凤兰、在“三反”运动中检举亲生儿子的张大娘等。伟大的普选运动，不仅选出了大批优秀的模范人物，而且使那些工作上虽有很大成绩但作风上有缺点的干部改正了缺点，使个别坏分子、违法乱纪分子和犯有严重命令主义错误而为群众所极端不满的分子被剔除出去。这样，就大大加强了政府和人民的联系。有的群众说：“过去见了干部是‘话到舌尖留半句’，现在是有多少说多少，有什么说什么。”政治的日益民主化，这就更加提高了人民的政治积极性，并使人民关心集体、关心公共事务的新道德品质不断成长起来。山东省历城县第九区在普选以后一个月中，群众对干部的批评及应兴应革事项的建议和要求有一千三百二十九件，其中对干部批评的意见有五百七十五件。群众这种巨大的鞭策力量，推动了广大干部去力求改善自己的工作。该县有三十二个乡在完成普选以后，立即根据政简民勤的原则，整顿了乡政府的组织，提高了工作效率。如冷水沟乡的优抚委员会，三个月内连续检查了四次代耕工作；调解委员会不仅调解现在发生的纠纷，而且把过去积压的十八件纠纷也解决了。
通过普选所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权形式，证明了是保证贯彻国家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最适宜的形式。在所有工矿地区，工人阶级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占了最大的比重，沈阳、鞍山、抚顺等市内各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工人代表都占了百分之四十到五十以上。在乡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大都是以农民、手工业者为主。所有完成普选的地区，在召开的首次人民代表大会上，都着重讨论了生产问题，作出了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决议。沈阳市内各区在召开的第一次区人民代表大会上，都根据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和本区人民的迫切要求，制订了积极宣传贯彻总路线、发动工人继续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动员各界人民踊跃认购一九五四年国家建设公债等项决议。为了迎接和庆祝普选运动的胜利，该市许多工厂提前完成了全年国家生产计划。沈阳电线厂职工在提前三十六天完成了全年计划以后，又提出在年底前再为国家增产节约四百八十八亿元财富的奋斗指标。大连通用机器厂的工人，为国家实行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欢呼，全厂展开了热烈的生产竞赛。车间里每次换班的工人，都尾追着前一班工人的成绩，接连不断地创造出新纪录。该厂在一个月内创造新成绩、新纪录达一百九十多件。
在广大的农村中，经过普选所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基层政权，也正积极地为贯彻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而奋斗。在完成基层选举的乡村，大都已通过乡人民代表大会向农民宣传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宁夏、福建、江苏、湖南等省已决定在所有地区普遍召开市、县、乡人民代表会议或乡人民代表大会，宣传和贯彻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陕西省临潼县骊山区已在完成普选的十一个乡内，召开了以宣传和贯彻国家总路线为主要议题的乡人民代表大会。会后，白庙乡有三十九个人民代表已向九百多个成年农民进行了两条发展道路的宣传教育。松江省五常县在全县完成基层选举以后，已适时地召开了县人民代表大会，向人民代表报告了国家的总路线，并相应地作出了进一步发展全县农业生产的决议。该县通过县、村（相当于乡）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向群众宣传总路线以后，群众生产情绪提高，许多互助组的农民写信给区的领导机关，请求帮助创办生产合作社。该县有的农民对余粮有惜售思想，当人民代表向他们宣传了国家的总路线以后，农民说：“你是人民代表，我选出了你，就相信你的话。”他们踊跃地把粮食卖给国家。
在全国完成基层选举的地区内，还包括了许多可以进行普选的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地区在完成普选以后，各民族的团结更进一步增强了。根据西康、广西、贵州和新疆四省的不完全统计，已经完成基层选举的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的地区有七个县和二千九百五十五个区、乡。各少数民族地区在选举时都注意了按照各民族人口的比例，同时照顾到人口少的民族，适当地分配代表的名额。有九个民族杂居的新疆省伊宁县苏拉宫乡，平均七十四人选一个代表，选举中，维吾尔族产生了十七个代表，满族产生了三个代表，哈萨克族产生了一个代表，人口不足七十四人的汉、蒙、俄罗斯族各产生了一个代表，人口少到只有七人的锡伯族也选出了一个代表参加乡政府的领导工作。各少数民族地区在召开的首次区、乡人民代表大会上，都着重讨论了进一步加强各民族团结和发展农、牧业生产的问题。有的地区还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新的民族团结公约和一九五四年的生产计划。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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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市破获美蒋反革命特务阴谋破坏案件
主犯屈鸿祺等已依法分别判处死刑和徒刑
天津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经过周密的侦查，在去年十一月中旬破获了一件潜伏的美蒋特务阴谋进行破坏和暗害活动的反革命案件，主从各犯屈鸿祺、潘国诚、刘明扬和蒋金发等已全部落网，并在审讯中对他们所犯的罪行全部供认。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分别判处各犯以死刑、死刑缓刑和有期徒刑。
主犯屈鸿祺等是受美国情报机关和国民党特务机关“国防部保密局”联合组成的“中美联合办公处”的派遣，潜来天津地区进行破坏和暗害活动的。他们直接受现在香港的前蒋匪帮“保密局”行动特务崔铎的指挥，崔铎直接对设于台湾省台北市的“中美联合办公处”负责，并受该处驻香港的美国特务官员的督导。“中美联合办公处”交给屈鸿祺等犯的任务，是要他们在天津地区对我们国家兴修的建筑物、重要工厂、仓库和繁华的公共场所实行爆破和纵火，并寻找时机暗害人民政府的高级首长。
据屈犯鸿祺供称，他的特务代名是“赵隆兴”，在台湾和香港时的化名是“吴君逸”。解放前曾在天津市美孚石油公司加油站任职，一九四九年五月在上海参加了蒋匪帮“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技术总队”，充任准尉队员。不久便同该队一起潜逃到台湾。在台湾期间，该队改编为“台湾省警备司令部技术总队”。屈犯曾在此时受过爆破和配制炸药等多方面的训练。一九五○年七月，屈犯被选调到蒋匪帮“国防部保密局第二处”任行动员，由该处少校行动员崔铎指挥。当时美蒋特务机关就计划派他到天津进行破坏和暗害活动。一九五二年三月间，“中美联合办公处”的某美国特务召见了崔铎和屈鸿祺。参加这次谈话的还有蒋匪帮保密局第二处处长张龙文等四人。由周贯昌任翻译。这个美国特务测验了他们的爆破知识，询问了他们的历史，对屈鸿祺曾在天津市美孚石油公司加油站任职一事特别感到兴趣，认为这是利用屈犯在天津进行破坏活动的有利条件。同年四月和九月，这个美国特务又两次召见他们，详细布置了任务，规定了他们到香港后的接头联络办法，发给工作费一千一百元美金，并确定以后每月发给他们生活费一百五十元美金。在离台之前，崔铎和屈鸿祺等由“中美联合办公处”领到美制的供特工专用的胶性爆炸药六十磅、延性信管五十个、雷管一百个、电雷管五十个、手枪四枝、子弹二百发、氰化钾两瓶及密写药剂一部，均交由蒋匪帮“保密局”代为秘密运到香港。
一九五二年十月，崔铎和屈鸿祺到达香港活动。并于同年十一月招募了香港失业海员刘明扬，由屈鸿祺教给他配制炸药和爆破纵火的方法。同年十二月，崔铎指派刘犯明扬充任“一○七小组组长”，发给他活动费港币五百元，要他到塘沽潜伏活动，任务是调查和破坏军事基地和仓库码头。一九五三年上半年，崔铎曾三次与“中美联合办公处”住港的美国特务接头，两次由蒋匪“保密局”决定日期，在九龙尖沙嘴某酒店晤面，一次是美国特务直接到崔铎、屈鸿祺在港的住所。在这三次接头中，美国特务检查了崔铎的工作计划执行的情况，拨给他们活动费两千美金，要他们加紧活动。此后不久，屈鸿祺骗到了来天津的通行证，在去年七月二十九日潜抵天津。屈鸿祺和刘明扬在潜抵天津和塘沽后，用事先规定好的密语通信和崔铎保持了经常的联系。屈鸿祺根据崔铎的指示，除准备接收从香港运来的爆破器材外，便积极调查与物色破坏目标。屈犯鸿祺还曾和崔匪铎的旧相识李魏湘筠联系过，从她那里取走了崔铎派人送来的密写药剂；李魏湘筠答应可以替屈犯“存放货物”，并曾在经济上资助过屈犯的罪恶活动。去年九月二十日到十一月十四日，曾有一艘湖北轮三次往返于香港和天津之间。该轮的船员潘国诚和蒋金发，早为崔匪铎所收买，担任屈犯鸿祺运送爆破器材和毒药的秘密“交通”。在湖北轮三次来津时，潘犯国诚均执行了崔铎的命令，计先后运来延性信管三只、雷管三只、毒药（氰化钾）一瓶、密写药五包等物。每次均由潘犯国诚一次把器材密运到陆地上，再由蒋犯金发和其妻陈彩娣联系，规定交“货”的时间和地点，然后由陈犯彩娣按时在预定地点接收，并代为窝藏。潘、蒋等犯的这些罪恶活动早为我人民公安机关所侦悉。当获得其阴谋活动的确证后，即一举破获。阴谋进行破坏活动的罪证延性信管等物，也都被当场搜获。据屈犯鸿祺供称，他已选好了目标，作好了行动计划，要在当地购买氯酸钾等化学药品，自行配制成炸药，与运来的延性信管和雷管装置在一起，做成三个定时炸弹（两个二十一分钟的，一个一小时半的），对我天津市人民政府建筑工程局天津建筑公司某重要工地、中国石油公司华北区公司某重要储油库和天津市公私合营的新中原公司等，用定时炸弹实行纵火破坏，并相机用氰化钾对人民政府的首长实行毒害。
此案后由天津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移送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审理。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经过严密审讯，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分别判处屈犯鸿祺和潘犯国诚死刑，刘犯明扬死刑缓刑，蒋犯金发和李魏湘筠有期徒刑十五年，陈彩娣有期徒刑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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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百倍地提高革命警惕
最近天津市破获的美蒋特务阴谋进行破坏和暗害活动的案件，和几年来全国许多地方破获的重要反革命破坏案件一样，都是在美帝国主义的直接指挥之下进行的。美帝国主义不但要这批特务破坏我国重要的工业建设和仓库码头，而且要他们在繁华的公共场所实行爆破和纵火，扰乱社会秩序，屠杀普通人民。在屈犯鸿祺等潜来天津和塘沽地区之前，美国情报机关曾为这一阴谋破坏活动作了周密的准备工作。驻在台湾和香港的美国特务人员，曾经三番五次地找屈犯鸿祺等谈话，测验了他们的爆破知识，检查了他们的行动计划，发给他们各种美制爆破器材，规定了联系办法。但是，在我人民公安机关的严密监视之下，敌人的这一罪恶阴谋并未得逞，就被我们一网打尽了。甘心充当走狗的反革命特务分子也受到了严厉的镇压。这一事实再次说明：已经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有能力粉碎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但同时也再次明白地告诉我们：已经被中国人民赶了出去的美帝国主义，虽然每一次对我国人民的阴谋破坏活动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但它是决不会甘心的。它必然要加紧利用盘据台湾的国民党匪徒，尽力搜罗一切被我国人民所唾弃了的社会渣滓，继续对我国人民进行捣乱和破坏。对敌人的这种无形的隐蔽的破坏活动，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必须百倍地提高自己的革命警惕性。
我们的国家自从成立以来，不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上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基本上完成了各种社会改革运动，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因而迅速地进入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时期。但是在我们的国家工作人员中，却有一些人被这些胜利冲昏了头脑，滋长了骄傲、自满和轻敌麻痹的思想。他们错误地认为，既然已经经过了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似乎我们就可以高枕而卧，不必耽心再有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了。更为普遍的是有些人以为：我们在建设上所获得的胜利愈大，似乎阶级敌人就会愈益驯服起来，不敢再对我们进行捣乱和破坏了。应该着重指出，这种轻敌麻痹思想是极其有害的和危险的，它松弛了我们的革命警惕性，模糊了我们的眼睛，如不及时地有效地加以克服，必然给反革命分子以乘机破坏的机会，使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遭受许多不应有的损失。最近一年多来，由于有些地方的革命工作人员患了这种政治上的麻痹症，曾经相继发生了一些反革命分子放毒、纵火和暗杀等破坏事件。在最近国家的粮食收购和保管工作中，也有一些反革命分子进行造谣破坏，企图乘机制造纷乱。这些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虽然只是在少数地方发生，而且都被人民公安机关及时地扑灭了；但这是值得引起我们高度注意的。
因此，我们的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特别是人民公安机关，今后应把对所属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进行革命警惕性的教育当作一项经常的重要工作，并切实加强各种反奸保密的工作。要使每一个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都懂得，在今天帝国主义还存在的情况下，肃清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斗争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工作，决不是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就能完成的；同时也决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我们在建设上的胜利愈大，敌人就愈加驯服。相反的，敌人遭受的失败愈多愈大，愈加临近死亡，他们就会愈加仇恨我们，愈要对我们进行破坏活动。斯大林同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底总结中曾经指出：“垂死阶级底最后余孽正因为他们已在死亡，奄奄待毙，所以必将采用愈趋剧烈的反抗手段，嗾使和发动居民中落后阶层来反对苏维埃政权。”我们应该经常记住斯大林同志的这一指示，随时随地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反对一切傲慢自大和轻敌麻痹的思想，严密防范敌人的破坏活动，以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安全，保障国家经济建设事业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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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报刊论文摘要
使报纸和杂志到群众中去
“真理报”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发表社论，指出了报刊发行工作的重大的政治意义。摘要如下：
苏联报刊——是新型的刊物，是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教育的有力武器。我们报刊的全部活动是遵循着代表人民切身利益的共产党的政策。高度的思想性、正确性以及与人民不可分离的联系——就是苏联报刊的特征。
当苏联人民顽强地争取国内丰足的食品和工业品的今天，报刊的作用和其意义是不可估量地提高了。使报纸和杂志发行得更广，使报纸杂志能到达每一个苏联人民的手里，这是很重要的工作。
现在国内正在进行订阅一九五四年的报纸和杂志的工作。在乌克兰各企业、各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以及机关和学校里，建立了三万多个定期刊物订购站。吸收了五万多人来参加订阅工作。
报刊发行工作是一件具有政治意义的重要工作。好好地把报纸和杂志的订阅工作组织起来，把报纸和杂志带到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中去——就是意味着更加提高报刊在经济和文化建设领域中的动员和组织的力量。可惜有些共和国和州的发行工作还有不少的缺点。由于报刊的发行工作安排得不好，有些出版物不能很好地到达读者的手里。
例如，在莫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订阅中央报纸和杂志工作是从十月开始的，到现在仅完成计划的百分之六十，订阅共和国出版物和区报纸的工作只完成计划的百分之四十。在布拉都珊，科鸠然，布里包克，叶士涅茨这些区里，订阅共和国的出版物和区报纸的份数仅为它们出版份数的百分之十。在奥罗涅什特区，兹古里茨区的许多村里，有一种完全不能容忍的现象：近些年来这里的订户大大地增加了，而邮递员的数目仍然照旧。现在一个邮递员要为五百户至八百户集体农民服务，因而使报刊发行工作发生了困难。
这些事实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许多党组织，首先是莫尔达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宣传鼓动部放弃了对报刊订阅工作的领导，而转托给“报刊联合发行局”的机关。同时共和国的“报刊联合发行局”的管理处及其在许多区和城市的分处工作得很坏。直到今天在许多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里还没有设立订阅站。
过去几年的经验证明，区报纸的订阅工作是需要党组织和邮电机关的特殊注意。同时有些地区尽力把订阅区报的工作向后推到年底，这是非常不正确的。
邮电部及其“报刊联合发行局”中央管理处对于各地分处的领导和监督是很软弱的，在干部的增强方面，也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
但是，对刊物发行工作负责的，首先应当是党的机关，因为这是党组织的切身事业及其责任。州委会和边疆区委会和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应当采取措施，以保证报纸和杂志的份数完全发行出去。党委会应该经常指导和监督“报刊联合发行局”机关的工作，帮助他们选拔、配备和培养干部。
重要的是：在居民中要广泛地展开解释工作，告诉劳动人民国内出版的报纸、杂志，并且告诉他们订阅的办法。但是，利用广播、报纸介绍定期刊物的工作仍然作得很坏，宣传画出版得也很少。必须广泛地把知识分子、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农业机械师吸引到报刊发行工作中来。报纸和杂志的编辑部对发行报刊这样重大的工作，也是不能袖手旁观的。
苏联人民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的要求不断地增长着。充分地满足这些要求，使报刊上的语言深入最广大的人民阶层，这就是党组织和邮电工作人员的重大任务，使报纸和杂志到群众中去！
更深刻地通晓企业经济
“真理报”一九五三年十月五日的社论指出，企业党组织的工作人员必须充实自己的经济知识，才能作好对企业的领导工作。摘要如下：
由于目前我国工业面临的重大任务，对生产企业中党组织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企业的党组织执行苏联共产党党章赋予它们的对行政工作的监督权时，必须用他们的力量影响企业的全部工作，动员群众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积极支持和推广革新者的经验，并对缺点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但是，事实表明，许多企业的党组织仍未采取适当措施来改进企业的领导工作。它们对各个工厂、矿场工作的干预，经常是肤浅的、不具体的，没有接触到关键问题，因此也达不到目的。
苏联共产党古比雪夫市的市委会、区委会和该市各企业的党组织听取了经济领导者们的报告，通过了一些冗长的决议，同时却不去深刻地分析各企业的工作，不研究各企业的经济，不注意它们的工作质量指标。难怪市内很多企业没有完成国家今年上半年的国家计划。这些企业违反技术操作规程，对生产工作组织得不好，结果引起产品质量低劣和突击作风的出现。
只听取厂长们的报告并通过决议，是不够的。不论这些决议写得怎样好，如果决议中没有详尽的建议和指示来说明应如何做，和该采取何种具体措施去充分使用生产能力，消除生产的无节奏现象，降低产品成本并提高其质量——这种决议便毫无用处。
为使党组织能更加熟练地领导工业企业，就必须认真地从事干部的经济教育工作。以前许多党委会曾经为积极分子组织了研究经济问题的讲习班。这就使党、苏维埃和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有可能丰富自己的经济知识，并改善自己领导工业的方法。可惜，最近有些党委会已不甚注意干部的经济教育工作。
自然，党委会不能常常以本身的能力说明生产中的一些复杂问题。因此，它应该更广泛地吸收积极分子——各种专家、生产革新者——来研究各种经济问题。
有些地方的党的工作人员在争取完成国家降低产品成本的任务中，往往不知道什么是成本，和用什么方法降低成本，这种现象是十分不正常的。“基塞尔煤矿”托辣斯有几个矿井开采每吨煤的成本，高出计划百分之五十。基塞尔市党的市委会常提起这件事，但却没有设法提高作为降低产品成本主要条件的劳动生产率。新的采矿机械没有被很好地利用，在生产中没有采用循环作业法，先进的矿工的创议得不到应有的支持。撇开这些根本问题不顾，不去实际解决这些问题，就是意味着只是“一般地和笼统地”领导工业。
工业企业的党组织和党委会的全部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都应当用于发掘和充分使用在降低产品成本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的现有的后备力量和生产能力。
在座谈会、报告和讲演会上，必须向劳动者说明，一切生产部门产品成本的降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改进苏联人民的物质福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愈高、产品成本愈低，产品和商品的价格也便愈低，因此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便会更加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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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民族卫生工作队在康藏高原上
李佩兰
紧张的一夜
一个暮色苍茫的傍晚，我们正在学习的时候，来了一个老乡。他慌张地唤着：“门巴！”（即医生）。一问，原来有一个女人要生孩子了。我们便急忙拿起接生箱，奔到产妇的家中。
产妇是一个身材矮小的妇女，她的骨盆较小，而胎儿却并不小。田同志很耐心地侍候着她，劝她不要多动（因为她血压较高）。至第一产程终了时，产妇突起变化，全身痉挛、不一会就昏迷不知人事。
这时已是深夜十二点钟，气候特别冷；风刮得呼呼的响。产妇的老母亲急得哭了。我们一面安慰她，一面担心着。因为产妇的情况是严重的，恐怕母亲和胎儿有生命的危险。我给她注射了一针吗啡，又不时地听着她的胎心。不一会产妇抽搐得更厉害了，呼吸陷于困难状态中，到一点多钟的时候，再也听不到胎心了。这时我们心里很难受，尽量设法救大人的生命。可是她的骨盆小，须动产钳。如果送她到军区医院，须经过铁索桥。那时积雪已将整个的道路覆盖了，而且在夜晚我们也不认识路，怎么办呢？正在焦急的时候，李队长来了。她和我们一起商量想法抢救病人。最后决定把产妇送到军区医院。
我们一面焦急地等待着天明，一面注意着她的病状的变化，耐心地护理她，给她按时注射镇静剂。
天一明，我们立刻把她送到军区医院，迅速动了手术，情况良好。于是我们好像移去了心上的石头，感到那样的愉快轻松。但我们还不愿意离开这年轻的产妇，仍然在病房内看着她。下午二点钟，见她一切情况都好，我们才安心地回了队。
第二天去看她时，我们在路上遇到了她的丈夫。不等我开口，他很高兴地说：“白马（产妇的意思）已经说话了。啊，这真幸运，遇上了你们卫生队。我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医生！”我们再一次到她家里去时，产妇的母亲笑着，牵着我们的手。她的眼盯着我们的脸，带着一种母亲的和蔼说着：“这才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医生。”当她听说女儿五天后就可以出院的消息时高兴极了。
年轻的产妇恢复健康后，参加了新法接生员训练班。她学习得很认真。
珍贵的感情
在绒坝岔。巍峨的雪山，耸立在我们的面前。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山上的积雪闪着耀眼的光芒。河水湍急地流着，冰块碰在石上，激起雪白的浪花；银灰色的野鸟，不时成群地掠过，向远处的山林飞去。
一天傍晚，一位头发苍白的老翁，慌张地跑到我们工作的地方。他对我说：“同志，你们太忙了，把你们的衣服，拿来给我们洗！”我说：“老乡！你的年纪太大了，我们自己会洗的。”“不，我一定给你们洗。你们从那遥远的北京来到这里，不怕辛苦，给我们治病，救了好多人的生命。我要用这点心意来表示对毛主席的感激。”他满是绉纹的脸上，流露着真挚可爱的感情。这诚恳、朴实的情感，是如何的激动着我啊！
老乡们是那样热爱卫生队的同志，他们经常拿着吃的东西塞在同志们的怀里，还关心地问着：冷吗？累吗？一位被我们医好的病人，当我们早上在学习的时候，他悄悄地扫起诊断室的地来。“谢谢你！我们自己扫吧！”我们对他说。可是他只是用微微的一笑来回答，继续扫着地。有些老乡经常来替我们煽炉火，或者帮助做宣传工作。
一位病得很重的青年妇女，从很远的地方搬到我们隔壁的灶房里来治病。病魔折磨着她，使她一步也不能移动；痛苦的呻吟声，不时从灶房里发出来。她的丈夫急得来回乱转。经卫生队几次治疗后，她迅速恢复了健康。她显得那样的美丽和愉快，她总是站在我工作的门前，像要说什么话似的，但由于语言的关系，她不作声，只是微笑着。从此以后，她经常来帮助我们，为门诊室维持着秩序。
卫生队的同志们也同样热爱老乡们，无论外面刮多大的寒风，下多大的雪，他们照样跑到几十里路以外的地方去给群众看病，去照顾病人。
我们虽然到这里只有一个月的光景，但已和老乡们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彼此之间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是珍贵的，我们要把它保持下来。
“阿娘”变样了
他果是道孚县新法接生员训练班的学员，她学习很用心。卫生队的人和她相处一年多了，没有一个人看见她有片刻的空闲。她在走路时、吃饭时，甚至在联欢会开始前的一刻都手不释卷地学习着。夜里，同志们都睡了，她却点起蜡烛学习。经过不断的努力，她终于掌握了一般的妇女卫生常识，以及新法接生和肌肉、皮下注射和消毒换药等护理知识。她以前一个字也不识，现在她学会了一千多字，能看简单的书报了。
他果不但自己学得很好，而且还帮助别人学习。她在炉霍、甘孜县领导新法接生员训练班的小组学习时，常常向参加学习的藏族妇女说：“好好学习吧！毛主席这样关心我们，为了我们自己的事情派人来办训练班，我们一定要学习好，给本民族妇女解除生产中的痛苦。”
他果毕业后下乡工作时，不分昼夜、不顾风雨，爬山涉水去给产妇接生、检查、访视。她并抓紧每一个机会向妇女们宣传妇幼卫生常识。她妹妹泽绒怀了孕，不愿意受产前检查，县卫生院的助产士找了她三次，泽绒每次都藏起来不见人。另外有六个孕妇也是如此，不愿意作产前检查。他果首先从她妹妹开始，一次两次地动员，从各方面说明新法接生的好处，又针对泽绒怕羞的思想耐心地对她劝了一晚上，泽绒终于到卫生院去接受了产前检查。她果刚要到炉霍县时，听说远处一个寨子里有一个妇女要生产，她就连忙赶去，给她接生。
他果对卫生大队的同志们亲热得如同一家人，不管在行军的时候或工作的时候，她经常无微不至地照顾同志们，好像一个大姐照顾弟妹一样。因此，队里面的同志，都叫她“阿娘”。大家都很喜欢和她在一起工作和学习，“阿娘”也很喜欢和汉族同志们在一起。
他果今年已四十三岁了。从八岁起她就开始过流浪生活，没有一天快活过。现在，“阿娘”变了样，成为一个精神饱满、心情愉快的人了。队里常常可以听见同志们喊：“阿娘！阿娘！”她总是笑容满面地和大家谈笑着。如果有人问：“阿娘！你为什么这样努力学习呢？”阿娘就会说：“毛主席要使我们母子都平安，要我们自己当家作主，我还不好好学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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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地党委和人民政府
认真解决小学毕业生的升学就业问题
去年各地党委和人民政府，认真解决小学毕业生的升学和就业问题，已取得相当大的成绩。
各地首先尽最大的努力，设法解决小学毕业生的学习问题。许多地方都采用了“二部制”，扩大每班的学额等。在原订招生计划之外，增招了大批初中一年级新生和相当于初中程度的中级文化补习学校学生。据北京、天津、山西、河北、鞍山、辽东、辽西、松江、吉林、黑龙江、热河、上海、济南、浙江、武汉、广州、河南、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西安、陕西、甘肃、宁夏、青海、重庆、贵阳等三十一个省市不完全的统计，增招了十五万六千五百九十五名（全国增招数字，约有十六万人）。许多城市小学毕业生的升学率达到百分之八十左右。全国城乡平均升学率达到百分之三十左右。
除充分发挥原有初级中学的潜力外，各地还开办了各种形式的补习班，如中学附设补习班、小学附设补习班、机关附设补习班、自费补习班、夜校……等，使小学毕业生得到学习的机会。据北京、河北、旅大、本溪、松江、武汉、湖北、广西、江西、西安等十个省市的不完全统计，用上述各种形式招收了七万三千二百多名小学毕业生，占上述地区小学毕业生总数的百分之十七点二。补习班有的是复习课程，有的是进行就业训练。
许多工矿企业自办职工子女学校，来解决子女入学困难，仅旅大市转入职工子女学校学习的高小毕业生就有三千人。此外，各地还充分利用其他各种方式来指导部分未考入中等学校的小学毕业生进行自学，如上海市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了“文化补习讲座”，每星期广播五次，播讲内容有语文、算术、地理、历史、自然等课程；大连市儿童文化馆，把许多儿童组织到幻灯、读书、美术等小组里，使他们进行各种有益的活动；各区文化馆，都开辟了儿童阅览室，增添了儿童图书，供儿童们阅览。济南市还规定了“毕业生返校日”的制度（每星期规定一次或两次），由学校负责有计划地向他们进行时事政治教育、劳动教育及品德教育，布置复习功课的内容，解答学生提出的疑难问题等等。
同时，各地根据不同的情况还组织小学毕业生参加劳动生产。在农村中，许多小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后，成为生产的能手，成为推动互助合作运动和传播先进生产经验的组织者。山东省潮水乡大批高小毕业生参加劳动后，不但改变了对劳动的看法，而且推动了农业生产。家长普遍表示满意。在城市中许多没有考入中等学校的年龄较大的学生，在人民政府帮助下，找到了职业。据北京市、旅大、松江省等地区不完全的统计，有一万一千五百六十三名小学毕业生在政府的帮助下，走上工作岗位，占上述地区小学毕业生总数的百分之九点五（自找职业的未计算在内）。他们分别担任了工厂学徒工，国营商业机关的练习生、电车售票员、汽车司机助手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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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云南红河地区卫生医疗工作有成绩
云南省红河地区卫生医疗工作有很大成绩，现已基本上控制了各种传染病的流行。
红河地区金平、元阳、红河三县过去流行各种传染病，患过疟疾的病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左右，痢疾等各种流行病的发病率也很大。解放以后，各县卫生院相继成立，但是因为地区辽阔，村落分散，交通又极为不便，各族人民到卫生院看一次病，往往要走六七天的路程，最近的也需步行半天。根据这个情况，各县卫生院便经常组织一些巡回医疗小组，背上药包，翻山涉水深入到各个村寨，主动为各族人民治疗疾病。巡回医疗小组的足迹踏遍了红河地区的每个角落，他们辛勤地进行治疗，使过去极为流行的疟疾基本上得到控制，痢疾和天花也已基本上消灭，初步保证了各族人民的健康。根据不完全统计，这三个县卫生院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共治疗了十九万五千多人次，为二十一万人种了牛痘，为一万八千人注射了防疫针。
“公路运输工人报”创刊
中国公路运输工会全国委员会出版的“公路运输工人报”，从今年一月起正式创刊。
“公路运输工人报”是一个通俗的刊物，每星期出版一次。它的对象是公路、运输、搬运工人和基层干部。它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精神，教育工人；交流公路、运输和搬运工作的先进经验；报道各地公路、运输和搬运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运输任务的情况；鼓励工人学习，提高文化技术水平。它是各地公路、运输和搬运工作职工的良好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