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2月9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关于“文艺报”的决议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通过)
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八日的“人民日报”对“文艺报”在“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中所采取的错误态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从十月三十一日起联合召开了几次扩大会议,检查了“文艺报”的工作。在会议上,文艺界的许多同志进一步揭发了“文艺报”在思想上和作风上的许多错误。这些错误主要是:对于文艺上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容忍和投降;对于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轻视和压制;在文艺批评上的粗暴、武断和压制自由讨论的恶劣作风。这些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党的文艺方针的。
俞平伯所著的“红楼梦研究”和他近年来所发表的一些关于“红楼梦”的文章,是宣传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的错误著作。这些著作对我国古典文学作了严重的歪曲,在群众中间散布了毒素。对于这些著作,“文艺报”不仅没有加以批评,反而在该刊一九五三年第九期上发表了推荐“红楼梦研究”的文章;而在这前后,“文艺报”编辑部对于白盾、李希凡、蓝翎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批评俞平伯错误论点的文章,则拒绝刊登或不加理睬。直到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在“文史哲”杂志上发表后,由于读者的建议,才在该刊转载。转载时,编者又加上了贬抑这个批评的重大意义的错误按语。这些事实,说明了“文艺报”在“红楼梦”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决不是偶然的。“文艺报”编者们忘记了“文艺报”是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刊物,它有责任去同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文艺思想进行斗争,相反地,却甘心拜倒在资产阶级思想前面,甘心去颂扬和袒护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这是不可容忍的。
“文艺报”编者既然成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就必然会和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疏远起来,以至于对他们采取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的轻视和压制态度。“文艺报”对待青年作家和批评家的态度是傲慢的,缺乏热情的。“文艺报”编辑部在这次检查工作中,发现过去退回的稿件有不少是不该退回的。这些稿子被退回的理由,往往是因为它们批评了某一个“权威”或大名人,而那些写稿者则是
“小人物”。因此,“文艺报”上刊登的青年作家和批评家的作品和读者来稿越来越少。对于一些为群众所欢迎的、带有新生气息的青年作家的作品,
“文艺报”很少给予热情的鼓励和支持;在批评这些作品时,常常忽视了这些作品的总的倾向,却动辄用简单的方法和粗暴的态度去挑剔缺点,轻率地否定别人的劳动成果。“文艺报”对白盾、李希凡、蓝翎的态度和今年一月间对李准的小说“不能走那一条路”所采取的冷酷的批评态度,就是最突出的例子。
“文艺报”一方面向资产阶级错误思想投降,另一方面对于具有进步倾向的文艺作品的批评,又往往采取了粗暴、武断和压制自由讨论的态度。
“文艺报”在批评工作上,长期以来存在一种自以为是的“权威”思想和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观点,既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又缺乏与人为善的同志态度,常常用教条主义的简单公式去批评一篇作品,却不容许别人进行反批评。对于那些基本倾向正确而尚有缺点的作品,不是在热情鼓励下帮助作者克服缺点,而是用吹毛求疵的老爷式的挑剔加以打击。这种粗暴的、武断的批评已给文艺创作带来极大的损害。“文艺报”也曾经宣传过不少错误的理论(如“无冲突论”等),但他们却从来没有对自己发表过和宣传过的错误理论加以批评和纠正。文艺界和读者早已对“文艺报”有意见,但“文艺报”编者们却不正视自己的错误,不重视别人对自己错误的批评,而是采取拒绝批评的态度。他们以为只有他们有批评别人的权利,却没有倾听别人批评的义务。他们错误地以为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公开进行自我批评或接受批评,会有损于刊物的“威信”。这种自以为是的“权威”态度,堵塞了文艺工作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阻碍了文艺界自由讨论的健全展开,使“文艺报”丧失了思想斗争的积极组织者的作用,而成为脱离群众的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的刊物了。
“文艺报”曾经设立过编辑委员会,但许多编辑委员没有能发挥作用,主编对他们缺乏应有的尊重,许多重大问题不和编辑委员们商量,重要稿件也不给编辑委员们看,使编辑委员会成了形同虚设的东西。后来就由主编提议干脆取消编委会了。
上述一切事实,表明“文艺报”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党的文艺方针,违背了集体领导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近一年来,“文艺报”所宣传的思想和所采取的做法,有不少是同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相违背的。
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认为:
“文艺报”所以产生这些错误,是由于在“文艺报”的编者们身上严重地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资产阶级的作风。这是“文艺报”一切错误的主要根源。正是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作风,使“文艺报”编者乐于去袒护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资产阶级名人,却经常用贵族老爷式的态度抹杀和压制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
应该指出:“文艺报”自创刊以来,是做了不少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的。但是,
“文艺报”编者却把那些成绩看成是他们个人的东西,因此,滋长了一种极端骄傲自满的情绪和腐朽的“权威”思想,这就使“文艺报”更加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而群众对“文艺报”的不满也越来越大了。
“文艺报”所犯的错误,是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对于文艺思想领导的软弱无力和对人民事业缺乏责任心分不开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接受中国文联的委托领导“文艺报”的工作,却放弃了自己应有的责任,没有经常地认真地去检查“文艺报”的工作,以至未能及时纠正“文艺报”的错误。文学艺术的领导机关大多忙于琐细的事务,很少去研究文艺界存在的思想倾向问题,没有从一九五一年对反动影片“武训传”的批判中认真汲取教训。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容忍和投降的错误倾向,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的工作中以及它们所领导的其他刊物和机关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在检查“文艺报”的工作以后,必须进一步来检查和改进其本身的领导工作;同时号召全国文艺团体和文艺刊物进行同样的检查并改进工作。
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指出:“文艺报”应该经过这次检查,认真地彻底地改正自己的错误。“文艺报”应该成为真正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开展健康的有原则性的文艺批评的刊物。它应该对资产阶级的各种错误的文艺思想进行斗争,坚决克服投降主义的倾向;它应该积极扶植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坚决克服轻视和压制新生力量的倾向;它应该有领导地有计划地开展文艺思想的自由讨论。同时,其他文艺刊物也应该以同样精神来开展文艺批评和自由讨论,保证文学艺术事业能够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健康地发展,真正担负起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光荣任务。
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会议决议:
一、改组“文艺报”的编辑机构,重新成立编辑委员会,实施集体领导的原则。
二、责成“文艺报”新的编辑委员会提出办法,坚决克服本决议所指出的错误,端正刊物的编辑方针,使“文艺报”成为具有明确战斗方向和切实作风的刊物,内容应以文艺批评为主,同时对人民的文化艺术生活发表评论和介绍,力求扩大和密切文艺与广大人民生活的联系。
三、中国文联主席团责成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改进对“文艺报”的领导工作。“文艺报”在工作上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建立密切的联系。
四、责成“人民文学”及中国作家协会领导的其他刊物及其地方分会的刊物加强文艺批评工作,并提出开展文艺批评和自由讨论的具体计划。
五、责成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和所属各地分会的机关刊物以及各省市文联所属机关刊物的编辑机构根据本决议的方针进行工作的检查并改进工作。
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应在一九五五年春季召开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来讨论改进作家协会的领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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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联主席团和作家协会主席团连续召开联席会议
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
并指出必须进一步展开对胡适反动思想的全面批判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从十月三十一日到十二月八日先后召开了八次扩大联席会议,就反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倾向、“文艺报”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错误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检查了“文艺报”的整个工作。会议最后作出了关于“文艺报”的决议,重新规定了“文艺报”今后的方针,改组了编辑机构,并提出了改进中国作家协会及其他各文艺团体机关刊物今后工作的办法。
先后在这八次扩大联席会议上发言的,有冯雪峰、俞平伯、陈翔鹤、郑振铎、老舍、何其芳、翦伯赞、杨晦、谭丕谟、游国恩、聂绀弩、陈企霞、宋之的、于黑丁、臧克家、刘白羽、胡风、骆宾基、路翎、钟敬文、吴祖光、孔罗荪、黄药眠、师田平、白刃、康濯、袁水拍、吴雪、李之华、丁玲、周扬、郭沫若、茅盾等三十多人。他们在发言中指出:俞平伯所著“红楼梦研究”和他近年来所发表的一些关于“红楼梦”的文章,是宣传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的错误著作。这些著作歪曲了和贬低了我国古典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在群众中间散布了毒素。会议指出: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必须进一步展开对胡适反动思想的全面批判。同时,会议严厉地谴责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主义。
郭沫若在发言中提出了三点重要建议:一、坚决地展开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二、广泛地展开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提倡建设性的批评;三、加紧扶植新生力量。他关于建立建设性的批评,提出了十六个字的目标,那就是:明辨是非,分清敌友,与人为善,言之有物。
会议的讨论始终是在热烈的自由争论的空气中进行的。各方面的意见都在会上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会议也对一些错误的发言进行了批评。重要发言都将在“人民日报”及首都其它报刊上发表。会议为今后文艺界展开思想斗争作了良好的开端,初步收到了在文艺领域保护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思想、反对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作风的效果。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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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良好的开端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的发言
茅盾
我们这个大会已经开了八次,刚才郭沫若主席对于这次讨论会的目标和任务以及今后如何继续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批判胡适等等,都有所指示。郭主席对于我们的指示,非常深刻,非常恳切,充满了勉励我们的与人为善的精神,而且同时也告诫我们防止可能发生的偏差。我完全拥护郭主席的指示,我想,所有到会的朋友们,年老的和年青的,一定也是完全拥护的。郭主席又说到周扬同志的发言,很全面,具有总结性的意义,我完全同意。
这次讨论,我个人受益很多。五年来,党中央屡次为我们敲起了警钟: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直到此次的“红楼梦研究”批评。党这样地鞭策、督促,都为的是关心我们,教育我们,提高我们。
过去的五天大会,同志们发言踊跃,提供了不少宝贵意见,为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树立健全的自由讨论的风气,作了个良好的开端。
今后,我们将继续展开对于胡适思想的全面而深入的批判。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开过一次联席会议,决定了持续到半年之久的讨论方案——包括小组会和报告会。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因为,我们在政治上跟胡适划清了界线的,并不一定就在思想上,学术研究方法上也已经跟胡适划清了界线。刚才郭主席的发言里有一段话,非常深刻,值得我们反复体味,痛切反省。这一段话是这样的:
“我感觉着我们许多上了年纪的人,脑子实在有问题。我们的大脑皮质,就像一个世界旅行家的手提箧一样,全面都巴满了各个码头上的旅馆商标。这样的人,那真可以说是一塌糊涂,很少有接受新鲜事物的余地了。……”
这段话,在郭主席,是自己谦虚的话;但在我们,却不能不说是真实的写照。拿我自己来说,我在青年时代,由于崇拜庄子,就企慕魏晋,由于企慕魏晋,就爱好骈文,“五四”前一二年,我也曾一度为安那其主义所吸引,——这大概和我早些时的崇拜庄子有点关系罢?“五四”时,我受了
“新青年”的影响,自然也受了胡适的文学思想的影响。直到距今二十年前,虽然在政治上我已经认清了胡适的反动的本质,但对于学术思想上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反动的本质,我还是茫然无知的。因此,在一九三五年我应开明书店的邀约,编一本所谓“红楼梦”洁本的时候,我在前面写了所谓“导言”就完全抄引了胡适的谬论。我不讳言,那时候,我做了胡适思想的俘虏;我尤其不敢大言不惭地说,今天,我的思想中就完全没有胡适思想的残余了!不敢说就没有资产阶级思想了。刚才郭沫若主席比方说:“我们的大脑皮质,全面……都巴满了各个码头上的旅馆商标。……很少有接受新鲜事物的余地了”,现在我打算引申他的意思,再作一点比喻。我觉得,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学得好,就好像是在贴满了各种各样的旅馆商标的大脑皮质上又加贴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若干标语;表面上看看,有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但经不起考验;一朝考验,标语后面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商标就会冒出头来;如果是从那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标语的隙缝里钻了出来,那就叫做露了马脚,那倒是比较容易发现的;最危险的,是顶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标语而冒出来,那就叫做挂羊头卖狗肉,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足以欺世盗名!我想:我们一定要有勇气来反躬自省,从今后,一定要老老实实好好学习,一定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思想武器来肃清我们大脑皮质上那些有毒素的旅馆商标,而不是在这些旅馆商标上加贴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标语。我们必须改掉那种自欺欺人的作风。我们要反躬自省,老实学习,这才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敲起警钟的婆心苦口!
在广泛地展开学术上的自由讨论这一问题上,郭主席指出,要“提倡建设性的批评”;并提出了十六字:“明辨是非,分清敌友,与人为善,言之有物”。在“加紧扶植新生力量”这问题上,他指出,“在培养之中包含着爱护、教育、锻炼的过程”,“不要使爱护发生偏差,我们要善于爱护”。他又着重地指出:“在我们的讨论会上,……有的朋友在发言中透露了这样的意见:只要对于青年批评,那就是压制新生力量。……这是不正确的,这是把问题作了片面的了解。青年当中也还有些坏的成分,这虽然是旧社会的遗毒使然,但我们不能够置之不管。假使说既要扶植新生力量,那就连不良的青年或青年的不良倾向也不能矫正了,那应该说是相当大的错误。”郭主席这些话,我们应当深切铭记,奉为行动的指针。
郭主席又语重心长地鼓励我们:老年人只要“肯努力学习,同新生的力量站在一起,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认真地武装自己,端正我们的立场观点,提高我们的工作热情,加强我们的战斗性,健全我们的好胜心,即使接受新鲜事物的敏感性要迟钝一些,但总不至于过早地陷没到麻木不仁的地步。”我愿我们上了年纪的人都把这几句话当作座右铭。
最后,关于“文艺报”所犯的错误,同志们已经说得很多,而且很深刻,很正确,我完全同意。时间不多,恕我不再重复同志们已经说过的话,在这里,我只想说,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作为作家协会主席的我,应当负重大的责任。这几年来,我在思想上,就没有把领导“文艺报”看作是我的责任的一部分,我很少把每期的“文艺报”从头看到底,遇到事情忙的时候竟只翻了翻目录就搁在一边;这种态度是要不得的。就是不负责的态度。文联主席团和作家协会主席团提出一个关于“文艺报”的决议草案,今天已发给大家,请予讨论,在这大会上通过。
同志们,这次的讨论会要告结束了。但讨论会虽然暂时结束,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批判胡适的反动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文学思想等等,却正待展开;让我们大家步伐一致地走进这场严重的思想斗争,并且在斗争中锻炼出“新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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