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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伟大的祖国
黄石市大冶钢厂的扩建工程，得到了上海工人的有力支援。这艘从上海调到黄石市参加填塘工程的吹泥船，正挖出长江水匠的泥浆，把它吹送到扩建的工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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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关于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声明
美国政府不顾中国人民历次的反对和警告，竟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同逃窜在台湾的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美国政府企图利用这个条约来使它武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并以台湾为基地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和准备新的战争。这是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的一个严重的战争挑衅。
现在，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蒋介石是中国人民的公敌。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完全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容许他国干涉。任何战争威胁都不能动摇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只能增强中国人民的愤慨。蒋介石卖国集团没有任何权利同任何国家签订任何条约。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根本是非法的、无效的。它是一个出卖中国主权和领土的条约，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如果美国政府不从台湾、澎湖和台湾海峡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仍然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美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
美国政府同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的这个“共同防御条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侵略性的战争条约。美国帝国主义是敌视中国人民的。美国政府不甘心于它的帝国主义政策在中国的失败，一九五○年六月在发动侵略朝鲜战争的同时，便武装侵占台湾，庇护和指使蒋介石卖国集团对中国大陆和沿海岛屿不断进行骚扰性和破坏性的战争。现在，美国政府看到由于朝鲜战争已经停止，不能再用来作为侵占台湾的借口，于是索性制造了这个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来公开霸占中国的领土台湾和澎湖。
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防御性的条约，它是一个露骨的侵略条约。美国侵略集团和它的追随者诡称这个条约是防御性的，但是这种说法丝毫不能掩盖这个条约的侵略实质。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美国政府在它自己参加签订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条款等国际协议中承认了这个事实。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美国政府在一九五○年一月也曾经承认中国对台湾行使主权，美国不拟卷入中国内争。现在美国政府要在远离美国本土五千英里以外的中国领土台湾和澎湖设防和建立军事基地，庇护已为六万万中国人民所唾弃了的蒋介石卖国集团，阻挠中国人民去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这是明目张胆地背弃国际信义、霸占中国领土、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绝不能说成是防御。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才是真正的防御行为。日本军国主义者也曾经把他们在一九三一年侵占中国东北的行为说成是自卫。但是，这种说法从来就没有人相信过。谁都知道霸占别国的领土，侵犯别国的主权，干涉别国的内政，就是侵略。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胜利斗争中久经锻炼的中国人民，决不会容忍美国在防御的名义下侵略中国的台湾和澎湖。
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是一个企图扩大侵略、准备新的战争的条约。这个条约同维护和平毫无共同之处。美国侵略集团和它的追随者企图用各种各样的论点来掩盖这个条约的战争目的，但是这是掩盖不住的。谁都知道，美国政府自从武装侵占台湾以来，一直在支持蒋介石卖国集团对中国大陆进行骚扰性和破坏性的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现在，美国政府又企图利用这个条约使美国海空军侵占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并取得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部署陆军的权利，以加强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基地。美国政府在这个条约中公然企图以战争威胁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同时又为了它侵略台湾以外的中国“其他领土”作了安排。毫无疑问，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加深了美国对中国扩大侵略的危机。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他十二月一日声明中公开宣称，这个条约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建立的所谓安全体系中的“另一个环节”。这就说明，美国侵略集团不仅要侵占台湾，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而且还要准备新的战争。不久以前在美国策划下签订的马尼拉条约，增加了在东南亚的战争危险。美国侵略集团现在显然是要把这个美蒋条约同马尼拉条约和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其他战争条约联系起来，形成一个东方侵略体系。美国侵略集团的这种做法，是同它在欧洲策划签订巴黎协定、复活德国军国主义、扩大西方侵略体系的做法互相呼应的。它的目的就在于加深世界的分裂，奴役这些地区的人民，和加紧准备新的世界战争。
由此可见，美国政府在这个“共同防御条约”中追求的目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事实上，美国侵略集团目前正在抄袭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故技；而有人竟希望中国人民忘记历史的教训，按照他们的意志接受美国侵占台湾的现状。但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一九三一年沈阳事变所造成的灾难，永远不会忘记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是沈阳事变的发展。对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变记忆犹新的亚洲和太平洋各国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当年姑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政策产生了怎样惨痛的结果。同样，欧洲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恰恰就是纵容德国军国主义侵略的慕尼黑政策导致了第二次世界战争。历史的错误不许重演。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这个危害中国安全和亚洲和平的美蒋战争条约，也坚决反对危害欧洲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巴黎协定。
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在远东造成了新的紧张局势。有人说，这个条约可以导致远东局势的和缓。这完全是一种颠倒是非的说法。美国政府在它发动侵略朝鲜战争、加紧干涉印度支那战争的同时，武装侵占了台湾，这原来就是它在远东制造紧张局势的一环。由于朝鲜的停战，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远东局势开始有了和缓。为了进一步和缓远东局势，在日内瓦会议之后，我们又明确地提出美国应该从台湾、澎湖和台湾海峡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但是，美国政府不仅没有从台湾、澎湖和台湾海峡撤走它的武装力量，反而指使蒋介石卖国集团更加猖獗地对中国大陆进行骚扰性和破坏性的战争。事实上，不断制造紧张局势是美国政府的一贯政策。几年来，是美国的武装力量不断地侵犯中国的领空和领海，而不是中国的武装力量去侵犯美国的领空和领海；是美国派遣间谍分子到中国大陆上来进行颠覆活动，而不是中国对美国进行颠覆活动。在朝鲜停战中，朝中方面忠实地执行了停战协定和遣返战俘协定，而美国方面却破坏了遣返战俘协定，劫夺两万以上的朝中战俘，编入李承晚和蒋介石的军队，至今尚未交代。对于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中国方面保证了日内瓦协议的执行，但是美国方面不仅拒绝了参加对于协议的保证，而且还签订了马尼拉条约，并正在准备武装和训练保大的军队，来破坏日内瓦协议。现在，美国政府又同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了这个侵略性的战争条约，企图在远东加强战争威胁，制造新的紧张局势。这就证明，远东紧张局势不能和缓的一切责任完全在于美国。
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不得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这项原则是国际和平的基础。美国政府同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的这个条约，正如美国策划签订的其他所谓防御条约一样，照例都要重申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信念。但是所有这些所谓防御条约根本就是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背道而驰的。这些条约只能导致战争，决不能促进各国间的和平相处；这些条约只能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嘲弄，决不能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保障国际和平。与此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贯坚持保障民族权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中国同印度和缅甸共同倡议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完全符合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我们坚信，如果世界各国能够遵守这五项原则，努力建立和扩大和平地区，避免制造分裂局面，那么，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就能够和平共处，世界的集体和平和安全体系就能够建立起来。刚刚闭幕的莫斯科欧洲会议就是朝着这个方向作了巨大的努力，它已经得到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广泛支持。但是，美国侵略集团和它的追随者却竭力破坏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百般阻挠世界的集体和平和安全体系的建立，使目前国际局势不论在东方或西方都日益严重。我们认为，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有责任制止国际局势恶化的发展，为保障国际和平加紧努力。
为此目的，中国人民愿意向全世界郑重宣告：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只有把台湾从蒋介石卖国集团的暴政下解放出来，中国人民才能完成自己祖国的完全统一，才能进一步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一切关于所谓台湾
“独立国”、台湾“中立化”和“托管”台湾的主张实际上都是割裂中国领土，侵犯中国主权和干涉中国内政，都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的。
为了和缓远东局势，为了消除对中国的战争威胁和保障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美国政府必须从台湾、澎湖和台湾海峡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美国没有任何理由远涉重洋来侵占中国的领土台湾。
中国人民坚决地反对战争，但是决不会被战争威胁吓倒。如果有人硬要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中国人民一定要对干涉者和挑衅者给以坚决的回击。
中国人民热烈地要求和平，但是决不会拿自己的领土和主权作代价乞求和平。牺牲领土主权，只能导致进一步的侵略，决不会得到真正的和平。中国人民懂得，只有反抗侵略，才能保卫和平。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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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
郭沫若斥责美蒋“共同防御条约”
【本报讯】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就美国侵略者和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问题向“光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说：
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卖国集团最近公然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这是一贯出卖祖国领土主权的蒋介石卖国贼写了一张出卖台湾的文契。这是一贯侵略中国的美帝国主义好战集团写了一张侵占中国领土的亲笔供状。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美国强盗和蒋介石卖国贼如果想以这个“条约”来恫吓一下，那是只能使他失望。
解放台湾是正义的行动，解放台湾是为了保卫我们祖国的安全和领土的完整，同时也是为了保卫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要保卫和平，就必须反对侵略，侵略势力存在一天，和平就要受到威胁；中国人民对这一点是有深切体会的。
我们是热爱和平的，但我们从来也不惧怕反侵略的战争。假使侵略者死不改变它的侵略政策，那他就必将受到严重的惩罚。
总之，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台湾和澎湖列岛是我们祖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决不能容许自己的领土继续遭受美国强盗在保护卖国贼的借口之下实行霸占。
处在美蒋血腥统治下的七百多万台湾同胞们看到美蒋签订的这个罪恶条约一定是无比愤慨的。请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作雪耻的准备。跟随蒋贼逃到台湾去的人们现在也应该认识到，这是他们拯救自己、报效祖国的最好时机了。
美帝国主义好战分子这种破坏和平、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罪恶行动，其结果必然是自取灭亡。我也热望所有爱好和平的美国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免除更大的战争灾害，应当及早表现人民的力量，制止好战分子们这种不荣誉的侵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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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驻保加利亚大使周竹安
向达米扬诺夫主席呈递国书
【新华社八日讯】索非亚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周竹安，十二月六日偕大使馆全体外交官员向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格·达米扬诺夫呈递国书。在场的有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主席团委员格·卡拉斯拉沃夫，外交部长明·涅伊切夫、外交部交际司长阿·阿列克谢耶夫。
周竹安大使呈递国书时，向格·达米扬诺夫主席致颂词，格·达米扬诺夫主席致答词。
在呈递国书之后，格·达米扬诺夫主席和周竹安大使进行了亲切的会谈。会谈时在座的有涅伊切夫和卡拉斯拉沃夫。
周竹安大使的颂词敬爱的主席同志：
我怀着极愉快的心情向您，呈递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任命我为驻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的国书。请允许我代表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毛泽东主席本人向您，并通过您向兄弟的保加利亚人民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致亲切的热诚的敬意。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在保加利亚共产党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伟大苏联的援助下，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获得了光辉的成就。勤劳勇敢的保加利亚人民，曾经以忘我的劳动，在四年的时间内，提前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现在他们又发挥着高度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为胜利地实现着第二个五年计划而奋斗。对此，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向兄弟的保加利亚人民表示钦佩和敬意，并衷心地希望保加利亚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获得更大、更辉煌的成就。
解放后的中保两国人民已在新的基础上结成了亲密的兄弟友谊。我们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合作，已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不久以前，两国政府代表团的相互访问，更进一步地加深了我们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我们两国之间的这种友好合作关系，不仅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也有助于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加强。
主席同志，我谨向您保证，在我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的期间，我将全力促进中保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和巩固。我衷心地希望并深信：在我执行这一重要任务时，将得到您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全力帮助和支持。
格·达米扬诺夫主席的答词大使同志：
我以非常愉快和衷心满意的心情接受您呈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任命您为驻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的国书。
我代表保加利亚人民、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以我个人的名义感谢您代表伟大中国人民、它的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同志本人所表示的衷心的、真诚的祝贺。
中国人民争取解放和民族独立的雄伟斗争和保卫亚洲及全世界和平的努力赢得了全世界进步人类的同情。
保加利亚人民正以异常关怀和衷心愉快的心情注视着六亿中国人民在经济、文化和国家建设方面的巨大胜利。几个月前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宪法巩固了中国人民在争取自己民族独立的长期、顽强、英勇斗争中取得的成果，并为民主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开辟了新的光明的远景。
中国人民胜利地建设着自己新的幸福的生活，为巩固国际合作和保卫和平事业做了巨大贡献。在恢复朝鲜、越南和平的国际会议上，清楚而坚决地响彻了中国人民代表的声音，而朝鲜和越南的和平确实得到了恢复。不管美帝国主义者如何反对，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一件重大国际问题可以不听取伟大中国人民的意见。
真诚和牢不可破的友谊把我们两国人民联系在一起。他们在同一社会政治理想指导下建立了自己自由独立的人民共和国。他们同属于以伟大苏联为首的和平社会主义阵营，这一事实是他们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斗争中取得进一步胜利的保证。
大使同志，您保证将以全力促进中保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和巩固，我对您的保证感到非常高兴。
从我这方面可以告诉您，您在执行自己使命的期间，将得到国民议会主席团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方面的全力支持和协助。
大使同志，我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国家，并祝您在将来的活动中获得完全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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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吴努总理在沈阳、鞍山、旅大等地参观访问
全国妇联举行茶会欢迎吴努总理夫人
【本报旅大八日电】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和随行人员，在六日上午十一时由北京到达沈阳。六日到八日，吴努总理等在我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缅甸驻我国大使吴拉茂和我国外交部交际处处长王倬如陪同下，先后在沈阳、鞍山和旅大等地参观访问。
在沈阳市，吴努总理参观了东北工学院、沈阳风动工具厂和东北工业陈列馆。吴努总理参观了东北工学院的建筑学馆的资料室、耐火材料试验室和冶金学馆的几个实验室及机械实习工厂。吴努总理走过东北工学院的大操场时，受到正在进行课间劳卫操的数千学生的热烈鼓掌欢迎。吴努总理在台阶上向数千学生讲话，勉励他们努力学习，准备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在风动工具厂，吴努总理参观了主要车间和成品包装部。吴努总理在东北工业陈列馆，参观了六十多种东北各厂自制的机床和各种轻重工业的产品。吴努总理并在陈列馆的纪念册上留言，称赞新中国在工业上的成就，为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大踏步前进而感到兴奋。
在鞍山市，吴努总理参观了鞍山钢铁公司的第七号自动化炼铁炉、大型轧钢厂和无缝钢管厂，并游览了“二一九”公园和市区。
在旅大市，吴努总理站在大连港务管理局大楼的屋顶平台上观看了海港全景。吴努总理还参观了中苏造船公司、大连第二玻璃工厂、大连机车车辆制造工厂、起重机器厂、旅大百货公司和东北资源馆。吴努总理在中苏造船公司的休息室里和公司领导人员晤谈。他说，他来中国后已亲眼看到苏联对新中国建设的巨大援助。他并祝世界和平和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万岁。
吴努总理在东北还参观了正在兴建中的新中国第一座规模宏大的汽车制造厂。
【新华社八日讯】缅甸联邦总理吴努的夫人和总理私人秘书都庆素等在八日下午应邀参加了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的欢迎茶会。
主人方面出席茶会的有：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许广平，常务委员杨之华、康克清、曹孟君、陆璀、李宝光和在京部分执行委员、各部门负责人，北京市民主妇女联合会主任张晓梅等。
宾主双方就中缅两国有关妇女权利和儿童福利等方面问题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会上，宾主双方表示了两国妇女拥护和平、加强友谊的共同愿望。茶会始终在友好的空气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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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浙江福建前线各部队密切联合打击蒋贼军
【新华社七日讯】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福建前线的空军、海军和炮兵部队，在十一月份联合打击蒋贼军的战斗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浙江前线我空军部队在十一月份先后对盘踞在大陈岛、一江山岛、渔山列岛和披山岛上的蒋贼军进行了多次猛烈的轰炸，严重地摧毁了蒋贼军的阵地和营房，并杀伤了蒋贼军一部。一江山岛和披山岛上的蒋贼军经我空军轰炸后，还受到我炮兵部队集中、猛烈的多次轰击，岛上蒋贼军的很多防御设施也被摧毁了。十一月五日和十四日，我海军部队先后重创了蒋贼军一艘永字号扫雷舰、击沉了蒋贼军“太平号”护航驱逐舰，取得了海上战斗的光辉胜利。
福建前线我人民解放军炮兵、水兵部队和海军舰艇，在十一月份内先后对金门岛、大担岛、二担岛、白犬岛和乌丘屿等岛上的蒋贼军进行了猛烈的火力袭击，大量杀伤了岛上的蒋贼军，打毁蒋贼军一五五厘口径榴弹炮四门，并摧毁了蒋贼军的很多防御工事。
福建前线我高射炮部队在十一月份对空作战中，共击落蒋贼空军F—47型飞机两架，击伤F—47型飞机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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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福建前线海防部队和公安机关
歼灭一股蒋贼武装特务
【新华社福建前线八日电】福建前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防部队和人民公安机关配合歼灭了一股蒋贼武装特务，打死蒋贼武装特务三名，缴获手枪二支、电台一部、人民币一千三百五十万元、银元二百零三个、金戒指七十七个。
十一月二十八日夜晚，蒋贼武装特务一股共三人，偷渡到霞浦县西洋岛上，企图伺隙潜入大陆进行破坏活动。我海防部队和公安机关得悉后，当即于十二月一日早晨把这股蒋贼武装特务包围，并向这股蒋贼武装特务喊话，命令他们投降；但这股蒋贼武装特务竟依借一座石屋开枪顽抗。我人民解放军海防部队当场把这三名蒋贼武装特务全部击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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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后
我国代表团回到北京
【新华社七日讯】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除团长刘宁一因公尚留国外，其余理事蔡廷锴、吴耀宗、刘贯一、郭芳、金仲华及特邀代表胡愈之、许德珩等都已在二日和五日先后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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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点建议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的发言
郭沫若
（一）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开了八次大会，足足讨论了四个整天。我们批评了俞平伯先生的研究“红楼梦”的方法，也检查了“文艺报”的编辑工作，发言的人很踊跃，很有准备，一般地都做到了畅所欲言的地步。特别是刚才周扬同志的发言，我认为是具有总结性的。他的见解很全面，很具体，很正确，理直气壮，很有力量，我完全同意。这一次的讨论是富有教育意义的，是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严重的思想斗争，是思想改造的自我教育的继续开展，是适应当前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文化动员。
俞平伯先生在三十年前要用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本来是不足怪的事情。三十年前，像我们这样年辈而研究古典文学的人们，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真要算是凤毛麟角了。俞平伯先生的研究之所以成为了问题的，是他三十年来，特别是自解放以来，在思想、立场和方法上，都没有什么改变。这种情况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俞平伯先生对王佩璋的文章的删改上。那表露了俞平伯先生不仅没有摆脱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而且还有浓厚的封建思想的残余。俞先生已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决心进行新我对旧我的斗争。我们希望俞先生的新我能够获得斗争的胜利。
解放以来，我们虽然进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进行了思想改造的自我教育，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包含我自己在内，并没有上升到能够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我们懈怠了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放任了并助长了这种错误思想，甚至还成为了这种错误思想的俘虏。等年青一辈的同志们掌握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对这种错误思想进行了犀利的批判的时候，我们不仅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反而压抑了他们。这就使得问题更加严重了。“文艺报”编辑部的同志们已经进行了检讨，文联主席团和作家协会主席团已经决定，准备妥善地处理“文艺报”所犯的错误。
好些朋友在发言中都提到“文艺报”编辑部的错误在文艺工作的领导方面也不能没有责任，我完全同意。我明白认识着我自己应该负的责任就很大。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我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看过。李希凡、蓝翎两位同志的文章是引起了注意之后我才追看的。“文艺报”和“文学遗产”对于李、蓝文章的按语，也是在袁水拍同志发表了质问“文艺报”的文章之后我才追看的。这就充分地表明了我自己在思想斗争上的漠不关心。
自己被推选为文联主席，对于文联机关报所犯的错误，能够说“事不关己”吗？能够采取“幸灾乐祸”的态度吗？那是不能够的。“文艺报”所犯的错误是我们大家的错误，也是我的错误。我要感谢领导着我们的党，领导着我们的党中央，适时地揭发了我们的错误，为我们撞出了警钟，使我们在错误面前睁开了眼睛。面对着以往的错误，我们今后应该怎么办？怎么样来改正我们的错误，补救我们的缺点？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问题。
经过四天的集体讨论，在怎样来改正我们的错误上，我感觉着我们已经得到了这样的一些共同认识：
第一、我们应该坚决地展开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
第二、我们应该广泛地展开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提倡建设性的批评；
第三、我们应该加紧扶植新生力量。
请允许我根据这三点认识来表达一下我自己的意见。（二）
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是刻不容缓的严重的思想斗争。买办资产阶级的存在、帝国主义的控制、虽然跟着旧中国的死亡而消灭了，但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无论在文艺界或学术界，乃至在我们自己的脑子里，都还根深蒂固地保持着它的潜在势力。我们不仅没有和根推翻它，甚至还时时回护着它。因此在我们从事文艺实践或者学术实践的时候，这种错误思想，就每每在不知不觉之间冒出头来。
一九五一年我们曾经进行过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那是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第一次揭发。在电影“武训传”开始放映的当时，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好些朋友们都没有看出它的反动性，还曾经加以赞扬。经过那一次的批判，使我们警觉到思想上的毛病，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影响。但可惜那一次的批判没有充分地展开到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去，时过境迁，批判的声浪逐渐消沉了，各人的警觉也就逐渐松懈了。
目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是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又一次揭发。这一次的情况是怎样呢？大家是已经熟悉的，我们所犯的错误和电影“武训传”放映当时所犯的错误并没有两样；而且在这一次的错误当中却又有新的成分增加，那就是抑制了蓬蓬勃勃的新生力量。错误不仅没有改正，反而有新的滋长。这不就证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是有它的根深蒂固的潜在势力，我们有不少的人事实上不外是这种错误思想的俘虏吗？
中国近三十年来，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适，这是一般所公认的。胡适在解放前曾经被人称为“圣人”，称为“当今孔子”。他受着美帝国主义的扶植，成为了买办资产阶级第一号的代言人。他由学术界、教育界而政界，他和蒋介石两人一文一武，难弟难兄，倒真是有点像“两峰对峙，双水分流”。胡适这个头等战争罪犯的政治生命是死亡了，但他的思想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的潜在势力是怎样呢？电影“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的思想立场都和胡适的反动思想有密切的关联。把反封建社会的现实主义的古典杰作“红楼梦”说成为个人忏悔的是胡适，把宣扬改良主义的封建社会的忠实奴才武训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也正是胡适。胡适的影响，胡适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依然有不容忽视的潜在势力，在这两次的揭发中不就很具体地表露了出来吗？
十一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王若水同志的“清除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扼要地把胡适所信奉的实验主义的反动性和它的唯心论的本质揭露了，我认为是值得特别重视的一篇文章。我在这里只想补充一两点通俗的说明。
胡适在进行他的研究工作上所贩卖的那两句话，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自己吹嘘，这就是科学的方法。好些人一直到今天都还受着这种研究方法的影响。前几天就有人向我问过：这种方法为什么就是唯心论的方法？我的回答是这样：这是把科学的研究方法根本歪曲了。科学是允许假设的，科学当然更着重实证。假设是什么？假设是从不充分的证据所归纳出来的初步的意见。它还不能成为定论，但假如积累了更多的证据或经得起反证，它有成为定论的可能。所以真正的科学家倒是采取着相反的态度的，便是“小心的假设，大胆的反证”。
胡适根本不懂得科学。但他是反动哲学唯心论实验主义的信奉者，他跟着他的老师美国的实验主义者的杜威一道，把最基本的科学方法也作了唯心论的歪曲。他大胆地假设一些怪论，再挖空心思去找证据，证实这些怪论。那就是先有成见的牵强附会，我田引水。他的假设就是结论，结果自然只是一些主观的、片面的、武断的产物。胡适就是以这样的方法和态度，否认了屈原的存在，否认了“红楼梦”的对封建社会的批判，否认了中国文化的价值，否认了中国封建制度的存在，否认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他曾经主张“全盘西化、全盘接受”。他曾经说过：“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他这位自封的“高明”的“好汉”，就是想牵着我们的鼻子走，一同去做花旗顺民。我们的鼻子呢？摩一摩看是有点危险的，没有办法全盘否认：没有被这样一位自封的“好汉”牵着。
其次是杜威所说的“有效即真理”，我认为，那不外就是“强权即公道”。因为对资产阶级统治者，对帝国主义好战分子，被认为最“有效”的就是横行霸道。那就是杜勒斯、麦卡锡之流所奉的真理了。此所以实验主义是最反动的哲学思想，能够在美国吃香。此所以宣扬实验主义的胡适，不外是美帝国主义的文化走狗。
我完全同意王若水同志的说法：“战斗的火力不能不对准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头子胡适”；“认清胡适思想的反动性，清除他的影响，是文化界当前的任务”。
我在这里要顺便报告一项消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在上星期四已经开过一次联席会议，通过了一项联合召开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的计划。我们拟定了九项内容，分别批判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文学思想和其他有关的问题。每项问题由主要研究人写成文章，公开报告，并进行讨论。我们想用这样的办法，把胡适的反动思想在文艺界和学术界的遗毒，加以彻底的清除。我吁请各位朋友注意这件事，请尽力协助，让我们能够胜利地来完成这项共同的战斗任务。
（三）
展开学术上的自由讨论，这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这和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是应该有所区别的。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是一项迫切的对敌战斗，我们的目的一定要尽可能迅速地把这种错误思想肃清，再不能允许它有存在的自由。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可以说还是在揭发错误阶段上的不同意见的论争，经过论争的结果，由不同之中而得出同，辨别谁是谁非，以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如果正确的结论一时得不出，尽可以使不同的意见在一定的时期内同时存在。不同意见的同时存在并不一定会引起思想上的混乱，因为矛盾在真理的照明之下总是要得到解决的。我们的任务就是根据真理来促进矛盾的解决。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可能产生，又需要在新的情况之下给予解决。这样蝉联下去，就使我们的学术水平和文化水平不断提高。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凡是自由讨论的风气旺盛的时代，学术的发展是蓬蓬勃勃的；反之便看不到学术的进步，连社会的发展也因而停顿了。
在纪元前四世纪至三世纪末期的战国时代，在中国的文化史上是自由讨论最旺盛的时代。那时代的周秦诸子差不多每一位都是雄辩家，都是文章的能手，他们彼此之间的论争是很激烈的，形成了所谓“百家争鸣”的情况。因而那个时代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上也就形成了一个特出的高峰。
在长期停顿的封建社会中，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好几次大规模的自由论争。例如纪元前八一年汉昭帝始元六年的盐铁议便是有名的一例。当时汉朝的中央政府召集了天下的开明绅士所谓“贤良”和孔孟之徒的读书人所谓“文学”六十多位聚集到京城，和御史大夫桑弘羊辩论盐、铁和酒的专卖政策。从民间来的代表地主和工商业家利益的人们是反对政府所执行的这项政策的，大大地展开了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的一场论争。论争的结果，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是儒家思想占了上风。但有了那一次的讨论会，却产生了一项值得重视的文化成果，便是桓宽的“盐铁论”。桓宽的这部著作被一般人误解为经济论文或者会议记录，其实并不是那样。那是桓宽在若干年之后的宣帝时代（纪元前七○年左右）根据会议记录提炼出来的一部对话式的文学作品。那里面有典型人物的创造。把六十多位代表地主阶级与工商业界的民间代表，概括地抽象成为了所谓“贤良”与所谓“文学”的两个人。把御史大夫桑弘羊的形象，特别在他的思想方面，刻划得相当生动。因此，我在这里要顺便向研究古典文学的朋友们请求：请把桓宽的“盐铁论”作为写经济题材的文学作品处理，在我们讲汉文学史的时候，千切不要再忘记了这样一部最古的现实主义作品的存在。
纪元五八二年至五八八年隋文帝的开皇年间也曾经举行过大规模的讨论音乐的会议。参加讨论的人有宰相，有博士，也有音乐奴隶。争论了七八年，没有得出什么结论。但那一次的讨论会，毫无疑问，是促进了隋唐两代的高度的音乐文化的。
历史上的引证太多了，说来使得大家沉闷，我不准备多说了。但我要请大家回忆一下在解放前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化活动的近状。在那短短的三十年的期间曾经有过不少次的激烈的论争，有时是对敌的战斗的。战斗和论争的成就是怎样呢？毛主席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中已经说过：“五四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毛主席的讲话是有分寸的，他肯定了五四以来的文化活动的成就，然而丝毫也没有夸大它的成就。五四以来的文化活动是把封建文化和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了，“力量逐渐削弱”了，然而并没有把它们消灭。
解放以来的情况是怎样呢？几年来在广大知识界进行了思想改造运动，马克思主义思想有了广泛的传播，这是必须肯定的成就。但是和别的部门在建设事业上的蓬蓬勃勃的发展比较起来，我们的学术文化部门在思想论战方面的空气却未免太沉寂了。对于资产阶级错误思想我们既没有进行有系统的、认真的批判，甚至还有人采取了投降主义的态度，而在各种文学艺术团体内部、各种学术研究机构内部、各种报刊和著作上面，都很少看到有不同意见的论争。
缺乏论争是不是由于缺乏不同的意见呢？显然不是的。各个文化领域里面，大大小小的各种问题，各种不同的意见很多。例如拿历史研究来说，关于古代史的分期问题，关于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关于汉民族形成的问题，等等，国内国外同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便有不少的不同意见。又例如在经济方面，在目前正讨论着的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法则问题，单是“学习”杂志社听说便积累了八十多篇稿子，最近已采取了一项很好的办法，出了一期“专辑”。
这就说明，在我们的各种文化领域里面是有各种不同意见存在，但没有很好地展开讨论。
为什么没有很好地展开自由讨论呢？不少的同志已经提到，由于我们在思想上有不少的弱点。首先是对敌对思想采取了投降的态度，这在上面已经说过了。其次是权威感作怪：对一些“大人物”感觉着他有权威，不好让人碰他；或者自封为“大人物”，感觉着自己有权威，不肯让人碰我。再其次是情面问题：对于同志和朋友照顾得太多，因而对于非朋友和非同志便自然照顾得太少。再其次是在暗默中采取了无原则的多数表决：假如一个问题有多数人是主张甲，而少数人是主张乙，那少数人便会无批判地被认为多此一举；处理问题，像这样不从真理的标准出发，而是从便利的算盘出发。有了这些思想上的弱点，那必然的结果便是阻止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执行和进展；便是轻视“小人物”，压抑青年，而终至于脱离群众；便是无原则地抹杀少数人的不同意见，形成假相的多数，只许我批评而不许你反批评。这样下去，自由讨论自然就无法展开，不同意见也就会被关闭进保险箱里去了。
今后我们要展开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就须得有步骤地想出一些具体的办法出来，逐步消除这些障碍，消除我们思想上的这些弱点。（四）
再从积极一方面来说，为了自由讨论能够顺利展开而不发生偏差，我们就还须得尽力提倡建设性的批评。
我们一般的朋友似乎不大习惯于讨论，也不大习惯于批评。每每一批评便是相骂，一讨论便是吵架。大家都或多或少地有一些厌恶批评和回避讨论的情绪，似乎是无可否认的。这也就是须得消除的一种障碍。
建设性的批评要怎样才能建立呢？我想提出这样十六个字，请大家考虑。那就是：明辨是非，分清敌友，与人为善，言之有物。
学术批评的目的首先就是要明辨是非。要明辨是非，我们就必须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标准。或许有人会说：我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那就没有资格参加批评了。不，不懂，就加紧学习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是不拒绝任何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也并不是不可能的难事。一个人只要肯有系统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实践中深切体会，竭诚地拥护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拥护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存心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建设服务，抱着自我牺牲的精神，在自己的学术岗位上或文艺岗位上实事求是地进行工作，那他的思想、立场和方法就会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辙。马克思列宁主义欢迎牺牲自我的人，欢迎实事求是的人，欢迎勤劳不息的人。不论“大人物”或者
“小人物”，不论党员或者非党员，在真理面前是一律平等。谁都有权利，根据真理来作是非的判断。
要达到明辨是非的目的，我们还必须分清敌友。这就是说：当我们执行批评的时候，在对人的态度上也要采取辩证的方法。我们的敌人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反动思想，我们一定要毫不容情地集中火力来打倒它。对于愿意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朋友，我们应当欢迎；如果他们在思想上有错误，我们应当采取说服和帮助的态度。对于自己人乃至自己，如果犯了思想上的严重错误，我们的批评态度那就应该特别严格了。我们是不能够容恕自己的错误的。容恕自己的错误，那等于宽纵了敌人。要严格地执行自我批评，我们在党员同志之间的批评上，在党对党员的批评上，可以看出典型的示范。那严格的程度，在锻炼二字中可以体会到。一个优秀的党员他是受过千槌百炼的，也是经得起千槌百炼的。“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要那种经过锻炼的人，经得起锻炼的人，他才能够善于批评别人，也才能够善于接受别人的批评。党外人士是应该向这样的优秀党员学习的，也就是说我们也要有经得起锻炼的准备。尽管别人批评我从宽，但我批评自己不能不从严。假使别人批评我也从严，那是别人把我当成自己人看待了，我是应该特别感谢的。衣裳上有灰尘，别人替我们拍去了，我们会说声“谢谢”。面孔上有污点，别人替我们指出了，我们也会说声
“谢谢”。思想上有错误，别人替我们揭发了，我们难道不应该特别感谢吗？但是有这样的朋友，已经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还说要坚决地要求入党，但一受到批评便以为受到打击，顽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回护自己的错误，我想这样的朋友恐怕还没有具备入党的资格的吧？请不要误会，我们说
“可以允许少数人坚持不同的意见”，但并不是说
“恭维少数人坚持错误的意见”。一个人要坚持自己的错误意见，当然也有他的自由、但那是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关联的。
批评要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我想无须乎再多说了。批评自己严，是希望自己好。批评友人宽，是希望友人好。宽便容易接受，正确的批评被接受了，错误被改正了，那还有什么不好呢？真正是一好百好，大家都好。尽管就是敌人吧，只要他放下武器，我们都可以既往不咎，允许他从新做人。我想，这恐怕就是与人为善的最宽的限度吧。
在学术批评上，言之有物是值得特别注意的。你总要有周到的研究，有确凿的证据，有坚实的内容，有正当的道理，才能够说服人。没有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没有东西可说，最好就不要说，等研究好了再说。如果是无理取闹，唯我独尊，徒逞意气，无的放矢，那不能说是讨论，也不能说是批评，只能算是吵架或者相骂了。
为了使学术讨论能够胜利地自由展开，我们一定要扫除这些相骂和吵架的习惯，我们一定要明辨是非、分清敌友、与人为善、言之有物，然后建设性的批评才能够建立得起来，展开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才能够不发生偏差。这是每一位朋友都应该努力的事。说是容易，做是困难的。我们大家请加倍地努力吧。（五）
最后我要简单地说一说关于扶植新生力量的我们的共同认识。
培养建设人才，这是我们国家建设上的一项基本的文教方针。无论在任何方面我们都必须培养新生力量，必须把培养新生力量作为一项重要的中心任务。
但在培养之中包含着爱护、教育、锻炼的过程，我们却不要忘记。
新生力量是十分可爱的。我自己经常爱说“青年是人类的青春”。青年对新鲜事物的感受性真是特别的犀利。就拿这次“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来说吧。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已经三十年，据他自己说是“越研究便越觉糊涂”。李、蓝两位同志都只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他们研究“红楼梦”据说只有两年光景，但他们一箭就射到靶子上了。这就证明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正确，立场正确，也就证明青年在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上，比起“大人物”来，来得特别快。这样的青年不是应该特别加意爱护的吗？
我感觉着我们许多上了年纪的人，脑子实在有问题。我们的大脑皮质，就像一个世界旅行家的手提箧一样，全面都巴满了各个码头上的旅馆商标。这样的人，那真可以说是一塌糊涂，很少有接受新鲜事物的余地了。所以尽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有五年的历史，但总是学不到家。好些老年人都爱这样说：“我自己的思想水平低”。我想，这倒不是一味的客气。确实是先入之见害人，旧的东西霸占着我们的脑子，不肯让位。想到这些上来，便愈是觉得青年可爱，可敬，可畏，老年人哪里还能容许有什么权威感呢？新陈代谢是绝对必要的，无论在生理机能上，社会机能上。老年人应该为青年人开道。尽量把自己所知道的一些好的东西传授给青年，替他们排除障碍，而不是增加障碍。
但是我们也不要使爱护发生偏差，我们要善于爱护。古人早就说过：“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你爱护青年，难道就不肯锻炼他吗？你诚心地对待青年，难道就不肯教育他吗？温室里面的花经不得风霜，一味地溺爱，那是会贻害青年的。
我们中国的作家或者学者，往往有后劲不来的倾向。好些人一出马的时候好像都是天才，但是愈来愈不像了。民间也有这样的成语：“十岁的神童，二十岁的才子，三十岁的凡人，四十岁的老而不死”。这话里面的教育意义是很深的。这说明了
一个人的努力不足是不能有所成就的；也说明了爱护的方法不妥当也会埋没天才。一个人在艰难的环境中有时还比较能够玉成；在一帆风顺、一片颂声中倒反而容易湮没。别人都称赞你是“神童，神童”，这就容易使人自满，使人骄傲，使人懈怠。
一个人一骄傲自满而且懈怠，那还有什么前途呢？
所以在加意扶植新生力量的时候，千切不要忘记、除加意爱护之外，还须得加意教育，加意锻炼。
再从青年方面来说也是值得自行警惕的。宇宙间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努力争取的东西实在太多。学习是没有尽境的，好处也是没有尽境的。青年时代的特征就是肯学习，肯努力，战斗性强，好胜心旺，乐于比赛。这是优点。为了祖国的建设，为了文化的进展，为了和平的胜利，请长期保持着这样的优点吧。要有经得起锻炼的准备，接受在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千槌百炼。
就在我们的讨论会上，我感觉着已经有了这种偏差的萌芽了。有的朋友在发言中透露了这样的意见：只要对于青年批评，那就是压制新生力量。我看这是不正确的，这是把问题作了片面的了解。青年当中也还有些坏的成分，这虽然是旧社会的遗毒使然，但我们不能够置之不管。假使说既要扶植新生力量，那就连不良的青年或青年的不良倾向也不能矫正了，那应该说是相当大的错误。
我们提倡扶植新生力量，但也并不是说年老的人便都应该赶快死掉。我同意聂绀弩同志在十月三十一日的发言中所说的话：“老生力量也应该重视”。但我想补充一点意见，便是老力量应该向新生力量学习，那他就会长久被人重视了。人是容易衰老的，很快就到了老而不死的地步，别人要想重视也重视不起来。老年人恢复我们青年时代的特征，我想是可以办到的，只要我们肯努力学习，同新生的力量站在一起，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认真地武装自己，端正我们的立场观点，提高我们的工作热情，加强我们的战斗性，健全我们的好胜心，即使接受新鲜事物的敏感性要迟钝一些，但总不至于过早地陷没到麻木不仁的地步。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青春的时代，而且是一个永远上升的青春的时代。
我吁请青年人长远保持着战斗的青年精神。
我吁请老年人把青年时代的特征恢复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