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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语言学家重视语言规范化的工作
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团员 吕叔湘
苏联语言学家在斯大林语言学说的光辉指导下，孜孜不倦地进行他们的工作。这些工作有的属于语言史的研究，有的属于语言学理论的研究，但是范围最广占据人力最多的是关于各民族现代语规范化的工作。
什么叫做语言的规范化？我想引苏联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出版的“语言学问题”创刊号（一九五二年二月）的社论来说明：
“语言在不断的运动和发展中。这种不断的运动使语言发生变化。语言结构整个来说是稳定的，尤其是它的基本核心；但是在语言发展的各个时期都出现，而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强度出现，语言结构的个别成分的变化和改进。这种发展使语言的各方面——词汇方面，构词法方面，发音和重音方面，甚至语法方面——产生摇摆不定的现象和分歧的格式。……确定各民族语言的结构并且为它制订条例，拟定字母和拼写的系统，编写规范性的语法和词典，建立正字法的规范，说明民族的、文学的语言和它的特点跟民间的、方言的基础之间的关系，整理并发展学术名词，讨论翻译的问题，研究如何把小的无文字的语言并入更有发展前途的密切相近的亲属语言的问题——这一切是苏联语言学家紧张地工作的领域。”
简单地说，因为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是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所以一个民族需要有一种统一的语言，这里面要尽量避免语音、拼法、词汇和语法上的纷歧。减少语言里的纷歧，增加它的统一性，这就是规范化。
规范化的概念跟文学语言的概念分不开。文学语言这个名称是俄罗斯学者最初应用，现在在苏联语言学界是个很重要的术语。根据苏联学者的解说，它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文学作品所用的语言，也包括科学研究、政论、报章杂志所用的语言。它不同于书面语，因为它不跟口语对立，凡是能用来写文章的语言，用嘴说出来也是文学语言。跟它对立的是方言：文学语言是以一定的方言为基础的，但既成为文学语言，就取得全民族的性质，不同于保持着地域性的方言。所以，文学语言和民族语在一般的情况下是同义词：有些部族在政治、经济、或其他方面不具备民族的条件，但是有自己的文学语言，这是例外的情形（苏联有这样的情形）。文学语言需要规范化，方言很难也无必要加以规范化。
规范化的基本工具是语法和字典。三十年来，苏联语言学家为苏联各民族编著了很多语法和字典，而且不断地修订或重编。
规范化工作的重要，在还处于形成过程中或刚刚形成的文学语言最为显著。苏联有不少民族的文学语言正在这个阶段，它们的规范化问题是苏联语言学家经常讨论的题目。拿最近的事情来做例，去年十二月里，列宁格勒开了一个北方诸民族语言问题讨论会，除苏联科学院的语言研究所外，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非俄语学校司、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列宁格勒大学北方民族系、列宁格勒师范学院都有专家参加，还有十几个北方民族的知识分子参加，一共有二百多人出席，讨论北方诸民族语言的规范化问题。同一个月，在高加索的达格斯坦自治共和国，苏联科学院的达格斯坦分院历史语言文学研究所开学术会议，讨论达格斯坦文学语言的规范化问题。今年一月布利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开语言学会议，讨论布利亚特蒙古语的语法结构和正字法。今年五月，苏联科学院的语言研究所召开一个全苏性的语言学家会议，专门讨论年轻的文学语言的规范化问题，包括（一）规范化的根本原则，（二）编语法课本的原则，（三）编写字典的原则，（四）民族语与方言的关系。
但这不是说，有较长久的历史的文学语言就没有规范化问题。一则如前面所引“语言学问题”社论所说，语言的不断的运动和发展使语言发生变化，变化之中就有纷歧。二则像俄语这种文学语言，它的使用范围正在日益扩大，同一篇社论指出：
“在苏维埃时代，广大群众参加非常积极的生活。公开的言辞，无论是口头的（如报告、演剧、广播）或书面的，它的重要性都大大地增加和扩大了，因而语言修养问题获得了全民的性质。
为争取语言的明白、精密、纯洁和正确而斗争，为掌握语言表达手段的整个复杂而纷繁的系统而斗争，这已经普及到广大的人民群众中。……”为了防止混乱，解决纷歧，规范化工作也是不可缺少的。
苏联语言学家在俄语的规范化上也做了很多工作。远在内战时期，列宁就在苏联语言学家面前提出编辑现代俄语大字典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光荣任务，许多专家参加了这个工作。由乌沙科夫主编，经过十多年，出版了四卷本的“俄语详解词典”（一九三五—一九四○年）。后来又在这个词典的基础上编印了一卷本的“俄语字典”，编者是原来的编辑人之一奥哲果夫。（这本词典在一九四九年出版，经过彻底修订，在一九五二年再版，是现有一卷本俄语字典中最好的。）在“俄语详解词典”出版后不久，苏联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当时还是俄语研究所）就筹备出版规模更大的、科学性更高的“现代俄罗斯文学语言词典”。这部词典大约收二十五万个词，分十四卷，现在已经出版两卷，估计到一九五九年才能出齐。这部词典卷帙繁重，主要供学者、教师和作家参考，不切合一般人的需要；因此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又在去年通过一个议案，另编三卷本“俄语词典”以供一般读者应用，预定在一九五六年出版。在语法方面，十月革命以前的语法学者已经有很好的研究，但全面叙述而富有指导性的语法书还是一直没有。经过长时期的准备工作，语言研究所在去年出版了“俄语语法”上卷（下卷将于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出版）。这部语法相当详备，将成为现代俄语语法方面的规范。
除了这些基本工作以外，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还在去年八月议决在语言研究所内建立“语言修养研究室”，研究俄语正音、正字、修辞等问题，进行更紧密联系实际的规范化工作。这个研究室的主任是奥哲果夫，他在“文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这个研究室的任务的文章，反应很好，短期内收到很多建议，可见苏联人民对于俄语规范化工作的关心。
从语言学的历史来看，规范化的工作是一直有人在做的。词典不是新的东西，语法书在印度和欧洲也有很长的历史。但是这一项工作过去做的有缺点，主要的原因是跟语言史的研究没有很好的联系。这两方面工作各不相谋的结果，规范化会流于主观，语言史的研究也会脱离实际。斯大林指出：语言学的主要任务是在于研究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这一天才指示把语言学的各部门统一起来：现代语言的规范化必须根据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而语言史的研究就是为了探讨这些规律。
让我再引“语言学问题”社论的另一段来结束这篇短文：
“对于具有不同的修辞色彩的分歧的形式，不同的语言使用者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新起的形式破坏语言，引起混乱，他们坚持传统是正确性的准绳。有些人的意见恰恰相反，乐意接受一切新的东西，认为这是反映语言发展的活的趋势，轻易地给予它们文学语言的公民权。语言规范这个概念本身就不能不顾及语言现象的历史的变更和历史的多变性而加以确定；这个概念应该有历史的根据。一般情形是这样，比方说，十九世纪初还是文学俄语的规范的用法，现在成了过时的东西；而相反，不久以前还是当作俗话或是土话的，往往已为文学语言所容纳，变成规范。接受还是不接受新的，保存还是放弃旧的，是由语言发展的一般趋势和内部规律来决定的……摆在苏联语言学家面前的任务是确定一个语言的历史上各个时代尤其是我们的时代的规范的概念。从词汇的、语法的、发音的（包括重音的）规范的具体的、历史的理解出发，我们的语言学家应该为各个民族语言建立一系列的参考书——词典、正音词汇等等，供给学校和广大的读者应用。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各阶层人民的文化高度发展，规范性的参考书的需要是非常迫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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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罗马尼亚雕刻家乔瓦西
——国际和平奖金和金质奖章一九五二年得奖美术家介绍之五
方怡
世界和平理事会国际和平金质奖章一九五二年得奖者乔瓦西，是罗马尼亚塔古·木尔的雕刻家，一九一二年生于木尔区的瑞甘地方。
一九二六年他开始从事艺术方面的活动。
他参加过几次塔古·木尔的造型艺术展览会，也参加了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一九五○年度的艺术展览会。他的作品“走同一条路”，在展览会上受到了赞扬。在这件作品中，他很成功地通过一组人像表现了工农联盟的主题思想。
在同一时期，这位雕刻家的作品参加了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年在莫斯科举办的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造型艺术展览会和在布拉格、布达佩斯举办的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艺术展览会。
他的作品“朝鲜人”，反映了为朝鲜人民所爱戴和信任的朝鲜游击队的有组织的坚强斗争。他以这个作品获得了国际和平金质奖章。
（附图片）
乔瓦西
朝鲜人（雕刻） 乔瓦西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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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布尔什维克的工作精神和领导艺术
——介绍苏联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
刘辽逸
阿札耶夫著 刘辽逸、谢素台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是战后苏联文艺创作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小说的作者阿札耶夫通过建设国防工业的题材，刻划了布尔什维克党教养出来的、具有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的人们，他们用可以战胜一切的创造精神完成党和政府交给的任务；同时表现了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艺术，给人以深刻的教育。
小说一开头，就把读者引导到一个紧张的环境里。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刚开始，政府提出了一个任务：为了迎击日本帝国主义可能的进攻，原定三年才能修好的远东输油管，必须在一年内完成它。政府派了以巴特曼诺夫为首的新的领导者们去接替对完成新的任务没有信心的旧的领导者的工作。可是，工程管理局是一个人心涣散、工作效率极低的机构。很多人都想走，觉得战争并不需要这条离前线数千公里的输油管。当祖国处在危急关头、心爱的首都莫斯科遭到德寇严重威胁的时候，人们认为只有在前线作战才是尽到了苏联公民的天职。前任行政处长罗戈夫、甚至跟巴特曼诺夫一块来接收管理局的青年工程师阿列克塞，都因此闹情绪闹得很厉害。这是一类问题。还有另一类更严重的问题，有一部分人抱着陈腐的技术观念，根本不相信一年能修好输油管。前任总工程师格鲁布斯基是这一类人物的代表。
就在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中，作者描写了一些具有高尚品质的人物。这些人物各有不同职务，但他们在这个艰苦的任务中的作用，是同样重要、同样值得人们尊敬和热爱的。
作者刻划了别里捷这样的新型工程师的形象。他不像前任总工程师格鲁布斯基那样崇拜外国“权威”，他要用自己的发明创造来推翻外国“权威”认为冬季不能施工的说法，因为西伯利亚一年十二个月就有七个月是冬天，怎能使人甘心“长期坐在办公室里，线路也就不战而送给大风雪”呢？他毫不迟疑地着手重新拟定实现政府决议的计划。他认识到输油管为战争所需要，因此才决定一年建筑完成。这就等于命令——拚死也要坚持完成。作者在这里显示了苏维埃人的新品质，完成国家交下的任务，一切都要服从国家人民的需要，这对他们来说，是最高的公民义务。别里捷不顾一切困难，终于找到了解决任务的出路，推翻了格鲁布斯基的陈腐的技术原则，拟定了冬季施工的技术方案。他的另一个对完成计划有决定意义的步骤，就是把敷设输油管的路线从阿东河的右岸移到左岸，这是与人民的愿望一致的。一个当地的渔夫、集体农庄主席卡尔波夫早就提出过这个方案，但当时工程的领导人不去倾听人民的声音，以致这个建议就被压到档案库里了。
在这场新与旧的斗争中，获得胜利的是别里捷这一方面，而抗拒国家人民的要求、与集体闹对立的个人主义者格鲁布斯基则遭到了必然的失败。
通讯工程师丹妮亚是一个为大家所敬爱的勇敢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员。旧的领导人曾拒绝了她的关于在建筑工程中安设通讯设备的建议，并且把她调到远远的工程段上去。新局长巴特曼诺夫对于通讯设备非常重视。他问丹妮亚能不能开个训练班，用上三个月的工夫把临时电线修好。丹妮亚却以主人翁的态度早把这件事想好了，她说要直接在实际工作中训练通讯员到最远的工程段——台辛岛的电线只要一个半月就可以拉起来。正是她，带着一群年青人，在严寒的大风雪里，在漫无边际的大森林里，架好了电线。
这些新型的英雄们，从局长、党委书记、总工程师直到普通的技术工人、汽车司机，都是新的生活的真正主人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共同理想使他们团结成一个坚强的集体，他们的形象都是同样动人的。他们，不仅是自觉地、奋不顾身地工作，而且是努力想做得更快、更多、更好。这种创造性的布尔什维克的工作精神，也是苏维埃人的重要特质之一。小说中许多人物的劳动功绩，如司机马霍夫对运输油管的合理化建议，挖土工人加奇可夫的先进经验，卡尔波夫对于移动线路的建议，乌马拉完成焊工任务的百分之三百五十，都表现了这种精神。
布尔什维克的工作精神，是建立在集体主义的基础上的。人们在集体的劳动中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来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小说中的主人公们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已经成了习惯。局长和党委书记两个人就是经常用这个武器来克服工作中的缺点的。丹妮亚在年青的工程师阿列克塞身上也看出了这个特点：他公开地、毫不动怒和毫无抗拒地接受别人的批评。丹妮亚说：“人家骂他呢，他反倒高兴。”而阿列克塞的看法则是：“只要骂得对，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当人们这样责骂你的时候，你对你以前没有发现的缺点看得更清楚了……”。阿札耶夫在小说中富有说服力地表现了集体劳动的力量。个别英雄的丰功伟绩离开这个苏维埃集体是不可想像的。同时他也告诉我们：这个集体劳动之所以能发挥如此巨大的力量，是与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艺术分不开的。作者在这方面描写的成功，构成了这部小说最重要的特色之一。
作者用他那深刻的观察、巧妙的情节，通过巴特曼诺夫和党委书记泽尔肯德等人物，表现了布尔什维克领导艺术的各个方面。
巴特曼诺夫是一个典型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物。他头脑清醒，善于抓住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而予以果断的处理。他对干部要求非常严格，但他放手交给干部那些看来是超越他本人能力的重大工作；他相信苏维埃政权培养出来的人是有无限潜在力量的，相信这样更能加强他们的责任感。在分配干部工作时，巴特曼诺夫让一个运输工程师费里蒙诺夫领导汽车机械处，预先阻止了他的反对，说：
“您是不是想说：这儿的规模要大一百倍？一个人应当从小规模的工作走到大规模的工作的。不瞒您说：我将来对您的要求还要更大呢。”
丹妮亚建议在实际工作中训练通讯员，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可是巴特曼诺夫批准了。她开始严格地领导着自己的队员们在大森林中用突击方式架设电线；他们克服了难以想像的艰难困苦，在工作上创造了新纪录。巴特曼诺夫不但没有夸奖她，反而当着队员的面批评她没有百分之百地完成任务。丹妮亚起先觉得受了委屈，她说：“为什么他总对人进攻，难道这就是他的方法吗？”而青年团书记斯米尔诺夫和青年工程师阿列克塞却立刻猜透巴特曼诺夫的用意，他是要用他对丹妮亚的严厉，来证明丹妮亚对队员们的严厉是正确的。
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是布尔什维克领导力量的主要源泉。巴特曼诺夫认为没有工程师们和全体人员，他只是一个“光杆将军”，不了解这一点，就像一个人坐在树枝上，却动手砍起这树枝一样。小说中曾描写了事务主义的领导者的典型人物。工程段段长叶菲莫夫对工作是忠心耿耿的，他日以继夜地工作，甚至搬到办公室里住，弄得憔悴不堪，他认为自己快要完蛋了。他想以他那两只手和一颗蠢脑袋代替一千只手和五百个健全的脑袋，工作就给搞垮了。他把部下都看成小卒，对谁也不信任。党委书记泽尔肯德愤怒地说他“不懂得全部力量都在集体这个重要的道理”。泽尔肯德并提到另一个领导干部：“……杰列霍夫总是胡子剃得光光的，精神抖抖的，穿着新衣裳——坐在办公室里像过生日似的。他也不想去死，因为他知道为了战胜敌人，党和国家是需要聪明而且健康的工作人员的。……”
作者也描写了管理局的领导者，怎样及时地防止了个别干部身上显露的个人英雄主义倾向。后来担任工程段段长的罗戈夫就曾有过这样的倾向。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者首先想到的是表现自己，所以对工作的危害性也是很大的。泽尔肯德批评这种人说，一个有能力的受到党的信任的出色人物当了领导人。往往在开始做领导工作的时期，一切都进行得正常。随后这位同志和他的力量源泉失掉了联系，工作就要失败。他再也不理解；若是没有人民，没有团体，没有党，他只不过是一个毫不足取的人。个人英雄主义者相信自己是力量的泉源，是一切成功的原因。
阿札耶夫把自己的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称为诗化的、艺术化的长篇生产报告。这是很恰当的说法。作者在这部小说中，不仅描写了建设工作，而且更着重地描写了苏联人民的生活，生动的、富有色彩的生活，为祖国的建设而欢欣鼓舞的、幸福的劳动生活。作者成功地刻划了巴特曼诺夫、泽尔肯德、别里捷、阿列克塞、丹妮亚等值得做别人的模范和效仿对象的艺术形象。
新中国各种建设战线上的人们，将从这本书里找到许多宝贵的启发和他们所需要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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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努力改进教学方法的王焕初教授
西北工学院教务处
西北工学院数学教研室主任王焕初教授，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改进教学方法方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学生对于他的教学普遍地感到满意。我们曾在化工系本科一年级进行了一次教学效果的检查，结果如下：全班四十六个同学，对于王焕初教授的课堂讲授，没有一个人听不懂，其中完全能懂的二十六人，占百分之五十六点五；能听懂，但感到有些困难的二十人，占百分之四十三点五。通过习题课，有十一人自己作题完全没有困难，其余的感到困难，但仍能按时完成作业，只一人不能完成作业。百分之八十七（即四十人）的同学能在规定的自学时间内完成作业，有六人超过学时，平均每周超过一至两小时。全体同学去年全年成绩达到优、良的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没有一个不及格。由于改进教学方法，提高了教学效率，去年一年的学时使用，较以前缩短了三分之一强。
王焕初教授的教学，是按照课堂讲授、习题课和辅导三种方式进行的，而以课堂讲授和习题课为重点。每一种方式的教学方法，都贯串着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第一，根据学生已有的知识，建立稳固的教学基础。
西北工学院一年级的学生，是从各地各中学来的，有一部分是从工作岗位上调来的干部，程度很不整齐。有的没有学过解析几何、立体几何，甚至没有学过三角，有的学过又忘了。如果不能很好地把这一“漏洞”弥补起来，进行高等数学的教学是很困难的。王焕初教授在教学中十分重视这一点，因此每堂课开始，他总是先用极短的时间，把本节课所需要的、过去学生已经学过的知识，让学生回忆一下，并作回答，然后把问答结果写在黑板上。这样就完全扫清了讲课中的障碍；使得讲授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
第二，启发学生自觉地参加教学。
苏联先进教学经验告诉我们，在任何教学方式中，必须让学生感到自己是在参加教学，而不是被动地在接受知识。王焕初教授在他的课堂讲授以及习题课的进行中，都能做到这一点。在备课时，他着重于教材的分析，找出学生已学和未学知识之间的联系，以及问题的关键所在，进而考虑为了解决关键性的问题，应具备那些条件，以及如何启发学生，以达到使学生自行理解这一新教材的目的。在进行课堂讲述时，王焕初教授很能集中学生的注意力。遇到需要学生自己判断的重要地方，就提出问题，使学生思考、回答。
王焕初教授主持的习题课，也是根据同样的精神组织的。在说明本节所要作的习题是属于那一类的，这类习题所依据的理论和方法是什么之后，就先让一个学生在黑板上作，其余学生在自己的习题本上作。等到大部分学生作完时，就令全班停止下来共同审查黑板上的演算结果，先问学生这演算结果对不对，入手方法对不对，再批判演算的每一步骤，并作出肯定的正确的结论，最后作全面的补充和解释。他用这样的方法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信心。
第三，在不断地巩固已有知识的基础上，讲解新的内容。
整个教学过程，是不断巩固已学知识，增加新的知识，逐步提高的过程。因此一位教师的职责，不仅要善于讲解新的内容，而且要善于帮助学生巩固已学到的理论知识。王焕初教授在帮助学生巩固已有知识方面，做得是十分细致的。他讲解每一定义、定理和公式，不但要求学生能够理解它，并且能够很牢固地记住它。必要时还告诉学生以记忆方法。以后在每进行一节课，用到这些定义、定理和公式的时候，都要领导学生温习一次。例如：在讲正切函数之导数时，先温习一下正弦函数之导数，余弦函数之导数，和函数之商的导数，然后再引导学生推出正切函数之导数。这样反复温习和运用的结果，学生都能很纯熟地来掌握它。
为了使学生能及时地理解和巩固所讲的新知识，王焕初教授在每一节课后都要作出极简要的总结，并留出三五分钟让学生针对总结和黑板上所写着的演算的重要步骤，将本节课所讲的内容作深刻的思考，以巩固地留在记忆中。
王焕初教授每当讲解一个新的概念或定义时，总要把它分析为几个已有知识的新的组合，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然后把它一步一步地推演出来，这样学生就会更容易接受。
第四，从具体问题出发阐明理论，再组织学生应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
列宁曾指出：“讲课时必须明确所讲课程的基本概念。”因此在课堂讲授中，从实际出发阐明其物理概念是十分重要的。王焕初教授在讲导数定义的时候，是从速度和变率的概念开始的。他根据单摆的运动，大气压力等物理现象引导出微分方程。他从庄子书中的一句话“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引导出序列和级数的概念。这种生动的讲授方法会给学生以深刻的印象，不会使他们感到这只是枯燥无味的数学公式。
在习题课和家庭作业中，王焕初教授很注意培养学生应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王焕初教授在教学上所获得的成绩，和他善于处理教材有密切关系。他在处理教材方面，也反映了他在教学方法上的特点。
王焕初教授在课堂上只讲理论，不讲例题，因此，在教材里面，他就把例题写得十分详细。不但将本节的理论和计算方法全部包括进去，同时还注意到学生已有知识的复习（复习面很广，而且有重点，有系统）。在例题的运算方面，并力求步骤详细。在应用本课程内所讲过的定理或公式时，就注明章节，务期学生能毫不困难地自行阅读，而加以理解。这样，课堂讲授的只是主要的系统的理论，以及由理论推出的计算方法和公式，在必须运用例题才能阐明理论的地方，才用例题。至于一般的例题和比较枝节的问题，则都留给学生在自学时间阅读，因而提高了课堂讲授的效率，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钻研的习惯。
王焕初教授在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方面，能收到一定的成绩，并不是偶然的。这不只是由于他具有多年的教学经验和较高的业务水平，更重要的是由于他的认真负责的教学态度，由于他不懈地努力钻研、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
王焕初教授在教学工作上一贯是严肃、认真的。他原先也是旧社会所谓天才教育的支持者。在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以后，由于政治觉悟的提高，和祖国伟大建设成就的感召，他改变了旧的教学观点，从而提高了在教学工作上的积极性和责任心。他常常说：“我们不能让一个成绩不合格的学生走到社会上去，使国家经济建设受到损失。”最近一年来，他在讲课、了解学生学习情况以及教材的处理等方面，曾做了很大的努力，常至深夜不眠。他能深入到学生中间，去了解每一位学生的程度和学习上存在的问题，并采取课前回忆的办法，帮助学生弥补过去在数学知识上不衔接的缺点，以扫除学生在课堂上听课的困难，适当地组织学生在自学上的互助，以帮助成绩较差的学生等等，这些对于提高教学质量是有很大作用的。虽然他讲授高等数学已有很久的历史，具有一定的教学经验，但他并未因此骄傲自满；相反的，他能虚心地学习苏联先进教学经验。而且在学习过程中，一刻也没有忘记我们目前的具体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积极地、主动地想出解决办法。他熟知凯洛夫“教育学”的重要原理和方法，并且时刻注意把这些理论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去。由于这种坚持不懈的努力，王焕初教授终于达到了自己预期的教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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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贯彻选举法，开展普选工作
江苏省松江专区各县结合抗旱
保秋进行首批基层选举工作
江苏省松江专区各县第一批基层选举工作，从八月中旬开始，在二百九十个乡、镇先后稳步展开。这些乡、镇现在正结合抗旱保秋，利用生产空隙，深入地进行普选宣传教育。
五月中旬，松江专区各县即开始基层选举典型试办，在试办中，县、区领导方面一般地都取得了进行基层选举工作的经验，同时，通过试办各县还训练了一千五百三十八名指导基层选举工作的干部，训练了一千八百六十六名担任选举技术工作的人员，为第一批基层选举工作做好了组织准备。各县共派出了三十四个人民法庭，保障基层选举工作顺利地进行。
各县在训练干部中，在进行普选教育的同时，着重使干部从思想上明确认识普选和生产的关系，如何以生产为中心，围绕生产来完成选举工作。并研究了结合生产进行普选工作的具体做法。在第一批基层选举展开之前，各县着重研究了宣传教育工作。上海县等县召开了宣传员代表会议，统一布置了结合生产进行普选宣传的工作。有的县还订出了向妇女群众进行普选宣传教育的具体计划。
八月上旬，松江专署普选办公室曾召开各县选举委员会、试办工作组、民主妇联、青年团等单位负责人联席会议，总结和交流了基层选举典型试办的基本经验。会议强调指出，战胜自然灾害是确保今年秋熟丰收的关键，因而普选工作必须坚定不移地结合生产进行，并使普选运动推动生产。会后，松江专区普选办公室组织生产和普选工作检查组，分头到川沙、上海、金山等三个县进行检查。
四川省丹桂乡完成普选工作
苗、汉族人民热烈参加投票
苗、汉两族杂居的四川省敍永县丹桂乡已完成基层选举。苗族选民和汉族选民一道，平等地行使了选举权利。
参加全乡选民资格审查小组的八十六人中，有苗族三十人。他们共同审查了全乡的选民资格。例如隐瞒历史窃取选举权利的汉族地主阶级分子曹芳珍等，经苗族王学林等揭发后，依法追回了选民证。同时，对于苗族人民的选民资格问题，也同样做到了认真审慎。在酝酿提出代表候选人中，很多苗族的优秀人物受到汉族选民的一致提名。全乡九个苗族候选人，就有五名是由汉族选民首先提出的。在酝酿代表候选人时，苗族选民的意见也得到了足够的重视。
汉、苗两族的代表候选人，在选举大会上受到了全乡选民的热烈拥护。汉族王启坤和苗族王学林都得到了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选票。在第五选区，当三个汉族代表候选人四个苗族代表候选人当选为人民代表后，选民们给他们戴上了大红花，苗族女选民马文超还特别为他们唱了一支苗族的庆贺歌子。全乡选举结果，共选出代表三十五人，其中有苗族代表九人。在第一次乡人民代表大会上，苗族王学林等三代表又分别被选为乡人民政府的副乡长和委员，使苗族人民在乡人民代表大会中有与他们地位相当的代表。
丹桂乡是四川省南面一个山区乡，全乡二千一百四十三人中，有苗族三百三十二人。解放前，住在该乡的苗族人民毫无政治权利可言。在这次普选中，他们切身体会到毛主席民族政策的伟大，因而积极参加选举活动，全乡百分之九十九的苗族选民都参加了投票。
（新华社）
贵州省贵筑县民族杂居区
根据当地的特点开展普选工作
贵州省贵筑县陈亮乡（民族杂居区），在普选工作过程中认真执行了民族团结政策，使全乡选民积极投入普选运动。
陈亮乡有四个自然村，共三千三百六十六人。其中彝族占一千八百八十六人，汉族一千二百六十九人，苗族二百一十一人。根据这种情况，陈亮乡在开展普选工作时着重注意到下面几个问题：
首先注意解决普选中涉及少数民族人民的风俗习惯的问题。陈亮乡在人口调查中，遇到了“不坐家”问题。一般彝族男女结婚后，女子要在娘家住到生了头一个孩子以后，再到婆家常住，称为“坐家”；没有生孩子留在娘家的称为“不坐家”。关于“不坐家”妇女的人口在那里登记问题，开始工作组提出住在娘家就在娘家登记，但婆家父母不同意，说我的媳妇不在我家登记，那媳妇就不是我家的了。经与双方协商征得同意后，在娘家登记为常住人口，在婆家登记为在外人口，若有选民资格的，并在娘家所在选区参加选举。这样处理，他们很满意。又如夫妇系不同民族，所生的子女属于那个民族的问题，必须征求夫妇双方同意再登记。如杨中选区汉族陈银章之妻是彝族，有两个男孩，一个女孩。陈银章本来想把三个孩子都登记为汉族，但他的妻子不同意，经夫妻商量后，才得到了合理解决。此外，还注意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尊重他们隆重的节日。农历四月初八（五月二十日），是全乡少数民族人民的隆重节日。当天，乡选举委员会为了尊重少数民族风俗，普选工作停止了一天，让少数民族人民欢度自己的节日，按照少数民族风俗游览、祭奠，选民们很满意。
其次，在民族之间有隔阂的选区，做好民族团结工作，提好候选人。如小窝寨彝族和苗族之间有些隔阂，代表候选人提名时，苗、彝两族各有候选人一人。讨论时，彝族不同意苗族的候选人，而苗族也不同意彝族的候选人，两族又互相另提。当时就对两族人民，进行团结教育，并召集两族当中威信较高的代表人物进行座谈协商。会上，由两族代表候选人对过去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作检讨，取得了与会代表的谅解。在继续讨论候选人时，大家一致通过了苗、彝两族各自所提出的代表候选人。同时两族之间也团结了。
再次，通过少数民族干部和积极分子进行工作。少数民族干部和积极分子熟悉当地的语言、风俗、习惯，碰到有关少数民族的问题，容易解决。他们用本民族的语言去宣传，也最受群众的欢迎。如彝族聚居的杨中选区，由彝族村干部进行宣传，群众反映很好，开会时情绪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