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在北京纪念四位世界文化名人大会上
古巴代表尼古拉斯·纪廉的演说
我代表和中国人民有着传统的联系的古巴人民，同时又代表古巴的全国保卫和平委员会，以无比的热情感谢中国人民与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在何塞·马蒂诞生一百周年之际所给与他的崇高的荣誉。
马蒂的名字不仅在古巴受到敬爱，而且在拉丁美洲其他国家也受到爱戴。他是我国人民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武装斗争的灵魂。
这个斗争的历史背景是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一个仅占十万平方公里的地区。那时这地区仅有三百万居民。
西班牙人在他们的统治开始时，即十六世纪初，就运来了非洲黑人，并使他们成为近四百年来的奴隶制社会的不断的推动力量，而首先起来反抗殖民统治，为自由而斗争的，就是这些不幸的黑人。
每一页血迹斑斑的古巴历史都充满了这种奴隶或自由黑人的伟大事迹——希望为他们自己的和他们所属的群众争取较好的生活的人们的伟大事迹。
他们的努力都没有成功。西班牙政府从第一次国内起义时开始即能倚赖当地的资产阶级的帮助，这些人的财富——主要是蔗糖业——就是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十九世纪初期前法属圣多明各的例子——即先创立海地帝国，后来成立了黑人自己掌握了命运的共和国——使得古巴的剥削阶级多少年来不敢希望有起义的事情，因为他们惧怕邻岛所发生的流血惨剧会重演。
直到一八六八年古巴的剥削阶级企图与宗主国达成协议并成为美洲合众国的一员而失败时，西班牙政府才碰到第一次严重的武装运动，这是在一个殖民地的社会最高阶层很强烈的感觉有自治的需要时而发生的第一个重要起义。
在那一年十月十日反抗西班牙的人们并不是一般的人民大众也不是小资产阶级，而是当地白人中的显贵人物，有着爵位的贵族，或是与朝廷有关系的人，他们都是奴隶和巨大的糖业及牲畜业的所有者，他们是百万富翁、律师、作家，以及有闲阶级。这次起义继续了十年直到胜利的西班牙和被征服了的古巴签订了和约才停止。在这十年中古巴的资产阶级的财产丢掉了，他们的代表人物或是被杀，或是被流放，总而言之他们失掉了在全国的领导地位。
另一方面，那些在武装斗争开始时被奴隶主释放了的非洲奴隶，在战斗中开始了公民的生活，这战斗还不是为了他们的自由而是为了和他们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国家的独立。这个在火与血中进行的战斗是他们的公民学校，在战斗中他们学习和他们过去的主人一起生活，和他们共患难，他们相信只要古巴自由了他们也就可以得到自由。小资产阶级占据了战败了的上层阶级所放弃了的地位，和他们一起的，是文化与经济力量较小，但在那一革命阶段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军人和文人的黑人小资产阶级。从一八七八年（十年战争是在一八七八年结束的）到一八九五年整个这一段时期是反对殖民统治的起义重新爆发的时期，这时期对于古巴民族主义的产生，它的最杰出领袖的出现，全国分为革命者与改良主义者，也就是企图和西班牙妥协的人和起来和它作武装斗争的人，是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的。
一八九五年的、即第二次的战争是何塞·马蒂的战争。一八六八年当贵族们领导我们刚才讲到的运动时，马蒂还只有十五岁，（他是一八五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出世的，距今整整一百年）他属于小资产阶级，他的父亲马里安诺，是西班牙瓦棱萨地方的一个穷人，勉强算是殖民地的一个雇员。他的母亲利昂诺拉·佩雷丝，是加那利群岛的圣克鲁兹德坦尼瑞弗的人，她是一个出身微贱的女人。这样巨大的树枝、伟大的人格就是从这样脆弱的树干上生长出来的。在马蒂十六岁时，由于他对祖国的热爱，他被判劳役，十八岁由于同样的爱国活动，他又被迫离开故土被流放到西班牙。四十二岁正当他生命的创造力最成熟的时期，他牺牲了生命。他是诗人，演讲家，作家，政治家，革命鼓动者等等。今晚让我们用他的时代的眼光同时也用现代的眼光来适当地看何塞·马蒂——尽管由于我的演说很简短而不能作充分的叙述——，因为由于他的死而使他不能完成的那件工作仍然是我们古巴人民的任务。
马蒂号召向西班牙政府进行的是什么样的革命呢？他号召的是人民革命，由中产阶级领导、用小资产阶级的办法、用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及经济思想指导的革命。在古巴大资产阶级的以打败西班牙为目的的长期的、流血的无效的活动失败后，人民在十七年后又继续斗争。所留无几的资产阶级在和西班牙妥协后解散了，这妥协是一种寻求“舒服的自由”的在殖民地范围内的自治，——这是十九世纪末叶和革命斗争同时产生的一种现象。另外他们后来又采取了接近并向北美帝国主义屈服的政策，这政策是二十世纪初开始实行的，而且可耻地继续到今天。
马蒂是他的时代的最尖锐的表现，他代表了他的历史时代。这使他在一个公正的观察者的眼中不但不减色而且使他显得更伟大。由于他理想的伟大，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诗人，而且是一个能把梦想变为事实的行动家。在这个多方面的伟人的信件、演讲稿和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篇章表现了马蒂为了抵抗敌人和解决社会阶层（古巴与西班牙的新冲突的基础）日益复杂时期的革命理想面临的各种问题而进行的斗争。
我们可以看见他，我们可以感觉到他的热情，有时是一个外交家，有时是一个权威的领袖，温和而坚强、有韧性，有时像鹰，有时像鸽子——指导革命分子，调解争执，解决疑难，领导群众。马蒂所领导的人民是一群充满了矛盾的人群，一方面有种族的因素，白种与黑种人还没有团结，黑人还恨着奴隶制，另一方面有着社会因素。胚胎期的无产阶级还不完全了解他们这最英明的领袖的思想，阶级斗争的思想。第一次失败后感到失望的人们的自私心以及他们惧怕新的爆发会损伤他们的利益的心理使革命宣传活动遭到了各种障碍。马蒂克服了一切困难。他起来反对他们，使自己成为一个以使古巴脱离西班牙为己任的阶级的领袖，由于想到这个斗争，由于任务的迫切，马蒂变成了一支无可比拟的精神的力量，因此这也多少掩盖了他作为诗人和作家的才华。
为了要争取人们来支持他的分立主义的思想，他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作斗争。一方面是反对那些主张把古巴合并到美利坚合众国去的陈旧思想，另一方面，反对那些宣传古巴在殖民统治范围内的自治并认为这是进步的和适当的解决办法——或者如他们所说“进化”的办法——的人们，他从纽约写道：“只有那些不了解我国的人才想得出这样一个可耻的解决办法。”北美洲的那个漂亮但落后的大厦已经使他初到时的热情冷却下来，起初他曾经把林肯的国家称为自由之邦。他已经认识到对于美国说来古巴不过是一笔“可以花一花的财产。它的唯一的不利就是它的人民，他们是弱小而受鄙视的拉丁族”。
马蒂对那些主张在古巴起义以前在西班牙统治下作一个自治领的人的人们说：“如果他们不在拉丁美洲国家避难——在那里他们说一种语言，一起工作——他们就会被流放、处死，别人要愿意的话，可以到马德里去，去做自由的王公或者做帝王的幸臣。”
还有黑人呢？对黑人的惧怕怎么样呢？我们已说过，古巴的资产阶级就是因为惧怕这些奴隶的子孙才不敢推动反对殖民者的反抗运动的，当马蒂提出他的新的起义的纲领时，西班牙政府和那些反对武装斗争的人们又使用起旧伎俩来恐吓那些要革命的白种人，那时马蒂写道：“一个人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白种人或黑种人”，他的工作是团结一切古巴人民，不论他的肤色，而从根本上去看他。他说“研究事物的根本的才是人”。
由于他的出身，由于没有受过社会主义的教育，因此，要求马蒂有阶级斗争的观念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可能的。可是在他的当时当地的条件下，——那时古巴是个殖民地，没有已经形成的、觉悟的工人阶级——他的确是一个激烈的革命者，他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表现了他深刻的智慧和政治认识：在一个彻头彻尾的封建社会里分配土地，在一个还没有消灭奴隶制度的社会里讲种族平等；以人民的统治代替传统的贵族统治；在帝国主义的影子还刚刚在地平线上出现的时候就揭露它的面目；驱逐在国内横行的三十万西班牙人；当所有古巴的统治阶级都充满了悲观情绪时，他提出武装革命和解放古巴的主张。
马蒂是在他为之指出了道路的革命遭遇困难时死去的，但是即便他活着，看到这个和美洲其他地方一样血腥的武装斗争的结束，他在他的政治理想实现之前也不会休息的。因此他的形象永远在我们，在跟随着他的足迹的古巴人民的中间——这个伟大的人物以他光辉的思想不但照亮了他所诞生的国家，而且照亮了这国家所属的整个大陆。
让我们就马蒂指出的并试图加以解决的问题看一看古巴现在的情况吧：土地还没有分配，还在一小撮本国地主和美国糖业老板的手中。
古巴的黑人就因为皮肤黑，而不准做许多种工作。在所谓“白人”的社会中，黑人是不许进去的，在黑人的社会中，白人也不许进去，虽然古巴的宪法是禁止任何种族歧视的，但并没有任何法律规定，违反这一原则的应受惩罚。
人民并没有当权，他们一直被传统的政客们欺骗着，他们的选举意志被歪曲，他们被军事叛变和独裁者欺骗着——如今天巴蒂斯塔的独裁一样，这一切都是违反马蒂的精神的。
北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多方面伸入古巴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每一个要建立民族工业的企图都被它所扼杀；它垄断着甘蔗的种植并控制着它的市场；它使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们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的腐败的工具；它挑拨对黑人的歧视，禁止他们在这个国家开设的工业中工作，它看不起任何颜色的本地人。
虽然有着外表上的各种象征：国歌，国徽，国旗，以及国家政权的分工，但古巴的独立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是因为在西班牙殖民统治消失后，美国帝国主义又取而代之了。
事实上马蒂的革命在一八九八年当美国军队干涉西古战事时就完了。结束这次战火的巴黎和约，是由马德里和华盛顿而不是哈瓦那的代表来签字的。战事停止后，沙弗特将军的美国军队拒绝承认在马斯奥将军死后担负着大部战事的卡利克斯托·加西亚将军的英勇的古巴军队。而他们那时称之为“自由与独立”的共和国却必须等待四年后（一九○二）才产生，这期间古巴是由外国军事领袖组成的独裁政府执政，他们在公布宪法后才离开古巴，但宪法的普拉特附件（现已废除）给了巨大的邻邦以军事干涉一个小国的可怕的权利，这权利他们已利用了两次。
马蒂的理想在今天的古巴和美国仍继续着。他的斗争，一八九五年的斗争在一九五三年等待着人们继续下去，这斗争是被一个与斗争利益无关的强权国突然打断的。马蒂在半世纪前即看到的危险就是今天勒着我们头颈的暴力。我们看看哥伦布的地图，举目所瞩尽是套在华盛顿所驱驶的战车上的国家。难道马蒂没有预见到这一点吗？他差不多是看见这个具体的现实，虽然有些不相信的人认为那是不可能的。
一八八九年十二月国际大会在华盛顿举行时，马蒂曾向我们提出警告说，这邀请意味着不平等的经济交换。他谈到美国的独立说：“这样一个强大的、充满了卖不出去的商品的美国，决心要在美洲扩张势力的美国，现在邀请美洲比较弱的国家来和他结成一个反对欧洲各国的联盟，并断绝和世界其他各国一切贸易关系。而这些美洲国家原来是和欧洲各国进行着自由、有利的贸易的。——没有比这件事更引起我的忿怒，更使我感到需要警惕，更需要仔细研究了。西班牙美洲已经知道如何在西班牙的暴虐统治下拯救自己，而现在用聪明的眼光看看美国这个邀请的远因和近因，就一定得说：已经该是西班牙美洲宣布她第二次独立的时候了。”在同一篇东西的前面部分，他以最大的强调，概括了他的思想：他说：“现在还来得及、而且不必冒什么危险去作出一致的、坚决的回答，只有这样的回答才能使西班牙美洲的人民得到解放，免于在她发展的时期中受到无望的忧虑和混乱。不然，在一个强大的邻人的霸道政策之下，他们就只好永远处于这种境地，这个强邻只是阻挠了他们的发展，例如在巴拿马；或者掠夺了他们的领土，例如在墨西哥、尼加拉瓜、多米尼加、海地和古巴；或者用威胁手段使他们与其他国家割断关系，例如在哥伦比亚；或者如他现在所做的，强迫他们买他卖不出去的东西，或者阴谋统治他们……”就在这个问题上，马蒂又说了一些话，就像是在今天说的一样，他说：“我们在青春时期，作为美国的同盟而加入它对世界其他各国所发动的战争究竟有什么意思呢？我们是否一定要在拉丁美洲的土地上进行美国和欧洲的战争，好让他们给我们看看殖民制度是什么样的呢？”
马蒂在参加革命战争的前一年——一八九四年一月，在古巴和西班牙又一次破裂的前夕，号召古巴人民起来反抗美国即将进行的侵入，以下是他在纽约出版的“祖国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的几句话：“任何人都不会尊敬那些不配受尊敬的人；当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民族当中，他们传统地轻视我们，仇恨我们，在报纸上取笑我们，甚至他们最好的历史书、他们最好的人都轻视我们，把我们看作软弱无能的、一根羽毛就可以打倒的人民；当我们在这样一个国家生活着，而且必须生活下去，这国家由于它的传统和文学的本身，由于它曾经很轻易地抢了墨西哥的一大块土地，由于种族歧视的思想，由于它的与利润和征服一同增长的傲慢贪婪的作风，这国家是绝对专横的，它每时每刻只要有机会、有借口就迫切需要往上升，为的使那些不能退避他们的道路的人们尊敬它、注意它，它利用的是我们共和国成立的时间太短，还来不及表现我们的本来面目。他们妒嫉他们自己的自由，而我们如果不妒嫉我们自己的自由的话，他们就看不起我们，他们认为我们是低能的；一定要使他们看到我们永远是有预备而且生气蓬勃的。这些人周游世界，到处用指头探一探外国人的肉，看他们是软下去的还是反抗。我们必须有硬的肉，必须反抗这些到处乱探的外国人的指头，我们必须用他们的语言来和他们讲话，因为他们是不懂我们的说话方式的……”
一八九五年五月十八日，在他浑身布满了西班牙子弹的伤痕而死去前的二十四小时，马蒂给曼努埃尔·梅卡多写了那封有名的信：“我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有为了我的祖国、为了我应尽的义务而死去的危险——因为我知道我的义务是什么，而且愿意履行这个义务——那就是：及时制止美国在古巴获得了独立之后，越过安的列斯来竭力在拉丁美洲的土地上扩张，我今天所做的一切事，我将要做的一切事，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在这位伟大的人物诞辰的一百周年的今天，我们在古巴、在美洲又看到了什么呢？在古巴：是军事独裁、像胡安·马里纳利奥、布拉斯·罗加、豪金·奥多基和拉萨罗·培尼亚这些人都被捕入狱或受到迫害——恰好否定了马蒂希望我国人民所得到的一切。在美国是帝国主义的寡头统治，一次新的战争的威胁——这又恰好是肯定了马蒂为我们大陆上其他人民着想而担心的事。
因此马蒂在我国有着革命的持久性，这就是他无可比拟的地方，要不去做他未完成的事是不可能的。像中国在革命前一样，我们必须把美国佬赶出我们的国家，把土地交给农民；使古巴成为一个可以以自己的方式走自己的路的国家。
如果马蒂还活着的话，他一定会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因为它代表着你们人民的胜利，而中国人民的榜样也鼓舞了、加强了古巴人民的斗争，因为这证明了帝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
在今夜结束讲话以前，请容许我提起一首充满了智慧的诗，那是你们伟大的郭沫若在去年和亚马多和我谈到我们的国家巴西和古巴的一次会议闭幕时作的，当时郭沫若说：拉丁美洲的现在就是中国的过去，中国的现在也就是拉丁美洲的将来。这是伟大而美丽的真理。马蒂的精神不死，他还在以他的作品为了使郭沫若所说的这个将来成为我们的现实而战斗着，我们确信这一定会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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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中央卫生部在天津市筹建劳动卫生研究所
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为研究改进工矿卫生工作，保证职工身体健康，决定在天津市建立中央卫生研究院劳动卫生研究所。原由天津市公共卫生局领导的天津工业卫生实验院，在最近由中央卫生部接收，并入中央卫生研究院劳动卫生研究所，作为该所发展的基础。筹备处已在天津正式成立，现正着手筹备劳动卫生研究所的基本建设工作，并拟先建立职业病院一所。
劳动卫生研究所成立后，将先研究一般的职业病，然后对生产过程的温度、湿度、尘埃、通风、照明、噪音、工业废水、工人营养、有害气体等问题，特别是对有关工厂卫生工程的设计等问题进行研究。
东北电影制片厂今年将以少数民族的语言译制国产影片
中央电影局东北电影制片厂在今年年底以前将以一部分少数民族的语言译制国产影片。目前，东北电影制片厂已用蒙语译制了“赵一曼”、“钢铁战士”两部影片，并将完成蒙语“金银滩”的译制和“保卫胜利果实”、“翠岗红旗”两部影片的蒙语解说，还准备用蒙语译制一部宣传妇婴卫生的“母子平安”影片。制片厂同时给藏族人民用藏语译制
“母子平安”和反映藏族人民生活的影片“金银滩”。为朝鲜族人民用朝鲜语译制了“南征北战”等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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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化艺术界公祭名画家徐悲鸿
著名画家徐悲鸿先生灵柩于二十六日下午移放在中央美术学院礼堂，前往吊唁的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彭真，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丁西林，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代表邵力子、陈劭先、许德珩、廖承志、许广平，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友渔、吴晗，以及参加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北京市文化艺术界人士和徐先生生前友好等。在停放灵柩的大礼堂内放满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李济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习仲勋，华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刘澜涛和北京市市长彭真等和各机关团体所献的花圈。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我国代表索高洛夫等也前往吊唁并献花圈。
二十八日下午三时三十分举行公祭。由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郭沫若主祭。参加公祭的有：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代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全体出席、列席代表，首都文化艺术机关、团体代表，和中央美术学院全体教职学员等共八百余人。公祭后，灵柩安葬于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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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伊犁通讯
一个经营果园的维族老人
本报记者 朱波
在祖国的西北边境上，土地是那么辽阔，有些地方，你就是走上几十公里也找不到一户人家，有时，你得爬过一座高山，或者穿过一道深谷，才能遇到有人住的地方；但是，这种地方也只有一两户人家，他们依靠种果树、养蜂来维持生活。维吾尔族老人巴拉提就是这样的一户人家。
巴拉提住在一条长达四十多公里的山沟里，——人们称这山沟为“撒拉宝琴沟”。在这个深谷里，除牲畜的饮水以外，哈萨克族牧民很难找到牧草。沟的两旁只是长着一些不成材的灌木。但是，这里却有一个很美丽的地方，那就是维族老人巴拉提的果园。里面种植着各种果树和刺梅、夜来香等鲜花；果园上空经常飞翔着几十只老人喂养的鸽子。路过这里的人都要在这个地方停下来，休息一会再走。
巴拉提曾为这个果园费了很多心血。他常常为了果园而忘记吃饭睡觉。有一个夜晚，他在睡梦里听到羊叫的声音，就以为是羊群钻进了他的果园。他披着衣裳跑出去，向园中探视了一番，除了潺潺的溪水声，他什么也没有发现。因此，附近的哈萨克族牧民都说老人被果树迷住了。
七月的中午，天气炎热得像火烤似的。维族牧民都把牧群赶进森林的深处；维族农民回到室内，坐在地毯上喝茶；行路的人，也都歇在树荫下，等午后再上路。可是巴拉提老人在这时候，却不顾炎热，向果树喷射着杀虫药水。他喷了一阵，就停下来仔细地观察一下。他一看到那些躺在树叶上无力挣扎的害虫，就满意地笑了，自言自语地说：“这药水真管用，要是在过去，这些种植不到一年的果树早就被它们啃光了。该死的虫子像盛世才一样可恶！”
“大大（爸爸），阿娜（妈妈）叫你快喝茶去！”巴拉提的小儿子边跑边喊着。
老人好像没有听到孩子的话似的，继续进行着自己的工作。当他感觉不耐烦的时候，才直了直腰回答一声：“再等一等。”
孩子对父亲的态度感到了不满，走到跟前说：“每次叫你，你都是说‘等一等’，阿娜说过你好几次了，果子也不能当饭吃呀！”
巴拉提看到儿子的紧绷着的小脸，笑起来了，说：“小撒依达洪，你怎么长得和你阿娜一样的鬼脾气，一说话就急得脸红脖子粗，怎么能向着大大发脾气呢？”随着就把儿子搂过来，指着果树说：“看，这些果树明年就要结果子了，那时你和你阿娜再也不会发脾气了！”他领着儿子在果树间走着。
“这是从伊犁河谷移来的有名的红苹果树，它结的果，个大汁多，味又甘美。这是……”
孩子被他爸爸的话迷住了，两只眼睛随着巴拉提的手指打转转。
巴拉提为什么那样苦心地照管果园呢？那是有理由的。
二十多年前，这里和撒拉宝琴沟的其它地方一样，除去一道不大的溪流而外，满是零乱的石头。巴拉提夫妇从外边移到了这里，开始收拾乱石，种植果树。但是，每次果树种上不久，就被过往的牲畜、野兽啃光了。巴拉提夫妇为了防止牲畜和野兽的侵害，就在果园的四周修起一道围墙，并在墙上面插上了树枝；又整修了水渠，以便引水灌溉。果树茂盛地生长起来了，它们给巴拉提家带来了快乐。
但是不久，新的灾难又临头了。在幼小的果树刚结了第一次果子的时候，盛世才的乡约（即乡长）骑着马跑来，命令巴拉提夫妇为即将来到的盛世才的马队准备五十匹马的草料，并警告巴拉提夫妇要小心侍候他们。乡约的命令那能违背呀，巴拉提马上跑到远处山头上用镰刀割了一捆一捆的青草，他的女人则把收藏着的包谷拿出来准备着。
约莫两个钟头以后，北边深谷中传来了马蹄声，空中扬起了尘土。附近的牧人都紧张地挥动着鞭子，把牧群赶往深山里。一会儿，歪戴着帽子倒背着枪的匪徒们跑来了。
走在前面的一个匪徒恶狠狠地问巴拉提：“乡约叫你准备的草料在那里？”巴拉提就引他到溪水边的空地上。匪徒一看到太阳底下的枯萎的青草就愤怒地问巴拉提：“牲口能吃这样的草吗？”巴拉提正要申辩的时候，匪徒就骂起来了，厉声问道：“马跑了你敢负责吗？”
匪徒们就把马群赶进果园里。马群一进果园，又蹦又跳，把树叶、嫩枝和没有成熟的果子都啃光了。巴拉提的女人急得拿了一根棍子去赶那些牲畜，却遭了匪徒们的一顿痛打。
巴拉提看到了被凌辱的亲人以及被破坏了的心爱的果园，气得混身发抖。他是个有血气的人，决不能忍受这种凌辱。他向匪徒们提出了抗议。可是，抗议没有发生效力，反而遭受了殴辱。
从此，果树都枯死了，苦心修筑起来的围墙也都被雨水冲塌了。
解放的炮声响了，匪徒们像被追赶着的野兽一样，被人民解放军打垮了，巴拉提从哈萨克牧民那里知道时代变了，人民取得了政权，他对自己的果园又燃起了新的希望。解放后的第二年，有一次巴拉提跑了几十里地参加一个群众大会，县人民政府工作组的同志，号召大家努力生产，改善自己的生活。乡民一致回答：“解放了，现在要好好生产，创造我们幸福的生活。”哈萨克的牧民代表，在会上报告了发展牧畜业的计划。牧民代表说：“过去，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我们的劳动成果；现在，毛主席解放了我们，使我们能在安静的日子里进行劳动。”巴拉提老人听了，自言自语地说：
“说的对，过去我们怎样也满足不了匪徒们的贪欲！”巴拉提回到家里，就开始修复被糟踏的果园，并从伊犁河谷买来果树苗。
现在，果树苗都活过来了，而且长得很茁壮。经过果园的人都称赞巴拉提劳动好，说他的果树修理的整齐。老人却向山上指了指笑着说：“我要和哈萨克人挑战哩！”（附图片）
巴拉提对儿子说：“这是从伊犁河谷移来的有名的红苹果树，它结的果，个大汁多，味又甘美。” 赵志方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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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纸巡礼
富有教育意义的批评
旅大人民日报根据九位大连钢厂读者的来稿和口头反映以及该报记者的调查材料，在七月二十三日的报上，对大连钢厂今年上半年连续六个月没有完成国家计划的事实提出了批评，并发表了“必须严肃地执行国家计划”的社论。半年来大连钢厂由于计划管理薄弱和潜力未得到发挥，仅少产特殊钢一项就影响了八十五个订货户的生产。其中如滚珠钢材未能如期交货，就影响到生产滚珠工厂三万套滚珠的生产，因此使许多工厂的机器不能安装起来使用。类似的情况在其他一些工厂中也存在着。旅大人民日报选择大连钢厂没有完成国家计划严重危害国家建设的事例所进行的揭露，是一次富有教育意义的批评。
报纸对大连钢厂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事务主义作风和生产管理中的混乱现象作了形象的描绘：大连钢厂的计划只有厂长和计划科的少数人才知道；工人炼了这炉钢不知道下一炉炼什么钢，有一次料装进了炉里也只好暂停生产。轧钢车间的生产任务完不成，但去年添来的轧钢机却长期无人负责安装，一直拖到今年三月才开始生产，厂长忙于听汇报、批条子、开门票；强调客观困难多，国家计划高，甚至擅自把国家计划减低。报纸在举出炼钢车间今年一至五月份因设备运用率低、废品多、事故多等项少产的钢锭，比差欠国家计划的数字还要多的例子时，有力地提出了批评：“这就证明并不是计划太高，而是生产管理太坏，主观努力太差。”因此，该厂领导干部必须不是靠空谈而要用行动来争取完成下半年的国家生产计划。
但是正像一些批评所遭遇到的结果一样，大连钢厂的厂长兼党委书记袁执中同志，最初并不欢迎批评，而是抱屈不满，消极对抗，从枝节问题上找反驳的理由。旅大人民日报为了争取并扩大批评的效果，曾作了以下的努力：七月二十六日该报发表了由报社召开的部分工厂干部从钢厂事件中吸取的教训的座谈会和钢厂职工支持报纸批评的消息，接着又在八月一日到九月一日的一个月间，辟了“接受大连钢厂的教训，坚决完成国家计划”的专栏，连续发表了包括钢厂在内的六个工厂的十余个领导干部和负责人员的检讨文章。电工二厂（现名大连电机厂）生产科副科长孙学堂和计划科副科长欧阳效熙在“检查我厂没有完成计划给国家造成的危害”一文中说：他们本来想将第三季度中生产的五种产品推迟到第四季度去干。看到报纸对大连钢厂的批评后，就改变了原来的想法，没有放在第四季度内。他们不但要尽最大努力来完成第三季度的订货，还要补上第二季度的拖欠订货。建工局第二玻璃厂副厂长刘茂有在检讨中指出：他们在解放以来，在生产设备方面只去年在辅助车间添了一台生产原料的球磨机，但完成了超过解放前三倍的生产数字，并连续完成了计划。检讨用这一事实对有些工厂干部叫喊的工厂“先天不足、设备旧、工人技术低”的保守思想作了有力的反驳。报纸上这些结合本身工作进行检查和介绍积极事例的文章，就成了改进工作的一种思想力量。它既推动了本厂的工作，又启发和教育了大连钢厂的领导干部。
由于报纸批评得到工人群众和读者的支持，也特别由于上级党委和行政机关在报纸批评前后对该厂的帮助和督促，大连钢厂厂长袁执中同志作出了比较深刻的检讨，并在检讨后每天抽出时间深入车间和科室了解生产工作情况，亲自领导编制和贯彻作业计划等重要工作。该厂又发动工人讨论计划开展竞赛，因而在完成七月份的国家计划之后，又超额完成了八月份的国家计划。该报在八月十三日和九月十二日以显著地位刊登了这项消息。它向广大读者又一次地展示了这个真理：在报纸上展开自下而上的群众批评，是改进工作的有力武器。
为了总结这次批评中得到的教育，该报编辑部在九月十二日发表了“接受钢厂的教训，坚决完成计划”的文章。文中说：“我们不但要从钢厂连续六个月没有完成计划的事实中吸取教训，而且要从袁执中同志对待批评的态度中吸取教训，经常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来克服工作中的缺点，不断地推动我们的工作前进！”指出这一点是很必要的。我们还记得，该报编辑部在今年四月一日的报上曾作过
“关于在报纸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的检讨”，检讨中指出：“由于我们编辑部思想上工作上存有较严重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毛病”“所以在报纸上所进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还与党和国家建设事业的要求相距很远”，有时甚至“放弃斗争”。该报这次对大连钢厂所进行的批评，应是这个检讨中所说的“勇敢拿起党所交给我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并使报纸批评“保持经常”的一个良好开端。因而这次批评对报纸编辑部说来，同样是有教育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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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纸巡礼
警惕性——我们的武器
近几个月来不少报纸揭露了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进行破坏活动的案件。通过这些案件的揭露，报纸鼓舞了广大人民进一步展开反帝爱国斗争，并向人们进行了提高警惕性的教育。
上海解放日报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解放日报配合着上海清除天主教内帝国主义分子及其他反革命分子斗争的开展，从六月份到九月份先后揭发了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田望霖（比利时籍）等和翟光华（美国籍）等的间谍特务案两起，揭发了帝国主义分子马尔敦（法国籍）等在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大批虐杀我国婴儿和窝藏包庇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揭发了在帝国主义间谍和蒋匪军统局共谋下以天主教内的反动分子为领导核心的反革命组织“山东省民众救国团”的案件，揭发了帝国主义分子罗璋达（法国籍）等利用天主教“圣母小昆仲会”进行阴谋破坏活动的案件，等等。报纸在揭发这些案件的同时，还刊登了暴露帝国主义分子血腥罪行的许多图片和控诉文章，并对上海市举行的“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进行阴谋破坏活动罪证展览会”作了生动的、详细的报道。这些案件的揭发，又一次深刻地教育了人们：帝国主义虽已接连遭到了失败，但他们必然要继续利用一切方式对我国进行捣乱和破坏。报纸对帝国主义分子的恶毒阴谋和罪恶活动的揭露，不仅激起了各界人民和爱国天主教徒的公愤，而且大大促进了人们的政治警觉性。家庭九代信教的天主教徒、上海恒通纱厂许升云在给解放日报的信中写道：“我从报上看到人民政府公安局在泰山公寓破获了帝国主义分子田望霖和林仁等利用天主教为掩护进行间谍活动的消息，又看了罪证展览会，使我真正认识了帝国主义分子假慈悲的丑恶面貌，他们暗藏在天主教内，利用宗教的名义来做间谍，收集情报，阴谋破坏新中国。我和全市爱国又虔诚信教的天主教教友一样，对这些帝国主义分子感到无限的愤怒。……现在我们都应该清醒过来，加强教友的团结，和全上海人民一起，坚决和潜藏在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进行无情的斗争”；在信中他并揭露和斥责了某些帝国主义分子在人民政府破获间谍特务案件后的造谣破坏活动。
除解放日报外，山东大众日报、福建日报、浙江日报、河北日报、天津日报等也曾揭发了当地以宗教为掩护的间谍特务案件。例如河北日报就曾在八月十七日公布了在献县等地破获的以张思谦、贾书善为首的反革命秘密破坏活动案。这是继一九四七年被我破获的献县天主教内国际间谍案件之后，又于同一地区再次出现的反革命秘密破坏活动案。报纸在为此事发表的社论中提醒大家说：“这就再次说明潜藏在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是不会甘心他们可耻的失败的，这些反动分子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不但使用过种种阴谋诡计破坏过我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现在他们还在使用种种阴谋诡计破坏我国人民的建设事业，企图作绝望的垂死的挣扎。”报纸号召全省人民和一切爱国的天主教徒从这一案件中吸取教训，百倍提高警惕。
高度的政治警惕性，是粉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他反革命分子一切阴谋破坏的有力武器。紧紧掌握这一武器，用实际事例揭破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阴谋诡计，教育人民以革命警惕精神从事国家建设，是我们报纸时刻不能放松的责任。在这一方面，报纸还应该经常地向那种因胜利而麻痹大意、庸俗自安的情绪以及马马虎虎、漫不经心的作风进行坚决的斗争。解放日报在九月十五日揭露了一批不注意保护国家机密和严重失密的国家工作人员，其中有人将十九件反革命分子的材料遗失在小吃店中，有人在公共车辆上阅读“绝密”文件。报纸将这些丧失警惕性的人拉到太阳光底下，惊醒他们不要继续麻痹、马虎下去，是完全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