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在北京纪念四位世界文化名人大会上
法国代表维尔高尔的演说亲爱的朋友们：
请首先容许我用本人和法国和平运动组织的名义，向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致谢，感谢他们的慷慨和友谊，使我们幸运地来到北京。亲爱的朋友们：
我想，法国和平运动组织在派遣法国作家全国委员会主席作为它的代表的时候会认为是委派得人的，无疑地，法国和平运动组织也曾考虑到要派一个既酷爱和平又特别熟悉法国文学，因此也就对拉伯雷有特殊认识的人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对拉伯雷和你们的诗人屈原及哥白尼，马蒂同时举行纪念，这使我们感到很大的光荣。我是否应该提醒和平运动的朋友们说：我很够不上这种委托呢？如果这样，那对我的考验未免太严厉了。当一个人认为“和平”，“文化”和“文明”等名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名词，值得为它而生为它而死，当这样一个人被委派到中国来，在那里他晓得他将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最优美的文化和对于和平最高度的热爱的时候，如果要求这个人过分的正直无私，要求他为了有人比他更有资格来讲拉伯雷，而自己退避贤路，那就未免不近人情了。不幸地这却是事实。法国人给我们“文学家”这个称呼往往会鱼目混珠。一个文学家不一定就是有文学修养的人，很不见得是这样的。我的情况正巧就是这样。我本来一点也没有想从事文学，起初想从事工业，后来又献身于艺术，只是由于环境的逼迫才从事写作的，因为那时候需要又用枪杆又用笔杆来和纳粹压迫者作斗争。当然，我年青时候也曾狼吞虎咽地看了许多书，而且一生中还继续读了不少书，可是我是兴之所至、乱看一气的，现在脑子里只剩下一团糟。和伏尔泰，蒙但尼，巴尔札克，雨果一同哺育了我少年时代的拉伯雷，也逃不掉这个命运。他留给我的是闪闪的光辉，但今天在诸位面前，却用处很少。
噢，我知道要是别人，一定会这样做的。他们在动身以前一定会打开一本文学专书，摘出拉伯雷的主要思想，今天一定会向诸位讲得很精彩，他们大概会认为这样做就给予了拉伯雷和他们的中国听众们应有的荣誉。但是不幸地，在我呢，有一个字是我看得跟和平和文明一样崇高的，那就是真理，那就是忠实。对朋友们唯一的真正的献礼，就是对他们忠实。宁可使你们失望，我觉得，如果把你们之中无论哪一位翻一翻法国文学教科书就可以找到的，而且讲得精彩的东西，拿来在这里讲一通，那就沾污了对拉伯雷的纪念，也沾污了你们诸位。
所以，我就宁可和你们谈谈我所记得的拉伯雷，我记得又很清楚，又很糟糕。因为，我已说过，我脑子里是一团糟，简直没法整理出有系统的东西来，尤其是像拉伯雷这样一个作家，他一个人写的东西，十几个或二十个现代小说家要能写得出来就很幸运了。更不用说他那修改和创造字汇的天才，从此以后，法国就没有这样的天才了。没有一种思想领域，没有一种人类知识和行动的领域不被他和弄在他那使人眼花撩乱像奔腾澎湃的大海般的想像力之中。
在这里我看到的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和平和幸福在建造着，而且全世界未来的和平和幸福也许都在这里建造着，在这样一个场合，我觉得应该说明的是，拉伯雷先驱的天才，他的非凡的预见性，能够看到人类复杂的动力，人类无穷的才能，以及人类不管有多少缺点而终于会达到的目标。
就这样，这位看起来似乎对随便什么事情，随便什么人都嘲笑的作家，却在他的嘲笑下面让人看出他在实际上，是多么热爱人类。他所恨的是愚昧和凶恶。在他看来这就是一个东西。他所爱的是智慧，这对他说来是概括了所有的美德，包括勇敢和大胆，因为智者是不怕冒着生命危险来拯救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的。可是明哲保身的人却不是智者，因为他为了活下去，却甘愿失掉活下去的理由。他的笑话和寓言，和你们的诗人嵇康的笑话和寓言一样，用意都在阐明这一个真理。笑话固然是笑话，而且还总是带着民间的插科打诨，但这里面却明察秋毫地大胆地揭露了那成为他那个时代的祸患的一切过激的行为和一切专制暴虐。而大体上和我们这时代的也相差不多。也许今天我们看到潘塔格吕埃尔（要不就是加冈都亚，你们看我的记性多么不好），总之，看到这两位巨人之一，站在巴黎圣母院上，每只脚踏在一座塔上，对着城里撒尿玩玩，看着巴黎人和他们的牲口都被淹没而大笑，也许我们第一眼只看到这样的玩笑未免有点粗鲁。可是，再看一下，我们就会看出，这是他为了揭露当时权贵们罪恶的专制所用的一种方式。这些权贵们所依靠的正是当时权势大得无边的教会。他采取了这种方式，为的是使自己得以免于立即被投进地牢，幽囚到骨肉腐烂，或像你们的嵇康一样被皇帝斩决。因此，总括起来，可以说拉伯雷是地下文学的伟大的先驱，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推举我来谈关于他的事，也许还不算太错。……
可是，诸位知道不知道，我真正特别想说的，并不是我多么仰慕拉伯雷，而是今天看到在这里纪念他，使我感到无比的高兴。贵国人民过去有那么多伟大的思想家、作家和诗人，本来也大可以忘记去纪念别国的人。我说这话，并不是因为你们这种关心使我作为一个法国作家而感到荣幸。我说这话是因为我从这点上看到了世界前途惊人而美好的希望。也许我会弄错，但是据我所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拉伯雷在他的祖国——法兰西——以外受到民族的敬礼。而且我深感羞耻的是，不得不承认，目前统治着我国的人们，不管是由于礼貌也好，礼尚往来也好，看来竟丝毫没有想要向你们伟大的屈原致敬，这伟大的屈原已经由郭沫若主席很好地教会我们去爱他。也许因为屈原虽然是两千年前的人，但是这些先生们还认为他太危险，太革命，或者是，更不可饶恕的，只不过因为他们正忙于从事不知如何从中自拔的越南战争，所以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件事。唯一使我的民族自尊心可以聊以自慰的就是我还没有发现其他的西方国家有要纪念屈原的表示，也没有要纪念拉伯雷、哥白尼或马蒂。因此，当我看到五亿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当我看到他们开头的行动之一就是纪念拉伯雷，这时候，我再说一遍，我并不在民族自尊心方面感到那么得意，而是一个浩大的希望鼓舞着我。这就是对于一个未来世界的希望。中国人民正为了自己，为了我们，创造一个与自己本来面目相符合的这样一个未来世界。
在离开讲台以前，我个人愿向另一位法国人的遗念致敬，他对我在这里出席并不是没有关系的，他曾把他的整个心灵，他极伟大的心灵，献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说的就是我的朋友伊夫·法奇。我在这里谈到他，不能无动于衷。我记得去年他从中国回去后来看我。他谈到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时候，他的热情和兴奋，凡是认识他的人都不会不记得的。他一面讲，一面时时插进这句话：“维尔高尔，一定得去中国呀。”
我当时决没有想到，他这样一心一意要再来中国，竟会有一天只能通过我的声音再来这里，我也没有想到我自己会有这个幸运，这么早就来了。在我访问中国期间，但愿认识伊夫·法奇的人都能看到他永远在我旁边。
现在，我来到这里了，伴随着他的遗念，我希望我也带来了伊夫·法奇保卫和平至死不渝的热爱和毅力。在他看来，和平和中国是一回事。五万万要和平的人民有着这么大的分量，使得那些一心只梦想发动战争的人也不得不接受他们的和平意志。最近的历史清楚地证明了这点。所有聚集在这里的酷爱和平的人们，带着他们人民的希望而来到这里的人们，将在这个和平斗争中与中国人团结在一起。至于我呢，我把所有在法国跟战争和压迫的力量作斗争的人们兄弟般的友谊，带给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自由万岁，和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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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弗朗索瓦·拉伯雷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在北京纪念四位世界文化名人大会上的演说
郑振铎
弗郎索瓦·拉伯雷是法兰西的伟大的人文主义者，是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最优秀的学者与战士之一。今年是他逝世四百周年的纪念。在人类文化的发展史上，他的战斗与努力是占有辉煌的篇页的。中国人民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号召，和全世界进步人类一起，和法兰西人民一起，隆重的纪念这位伟大的法兰西作家。
拉伯雷生于法国拉德维尼尔城（近于古城希农）。他的父亲是一个律师，在希农法院里供职，他的生年，过去都以为是一四八三年，但根据最近的考证，是在一四九四年或一四九五年。他曾在塞伊僧院里受到初步的教育。一五一九年，他进了枫德纳·拉·孔德城的圣芳济会修道院，在那里热心的研究各国语文，古代哲学和文学。后来转到本笃会修道院去。一五三○年，他进了蒙彼利埃大学的医学院求学。过了两年，他到里昂去当市立医院医师。里昂是当时法兰西的文化中心、出版业的中心，他一方面行医，一方面就献身于文学事业。一五三二年，他开始发表一些科学著作。因此他在医学界享有盛名。后来出版了一部“提普索提国王潘塔格吕埃尔真正性格的实录以及他的惊人事迹与武功”。这部作品后来成为那著名的人文主义长篇小说“加冈都亚与潘塔格吕埃尔”（“巨人与巨人之子”）的第二部。这部作品使他扬名于世，但同时也惹起巴黎神学院的斥责。一五三四年，他的“潘塔格吕埃尔的父亲，伟大的加冈都亚的骇人听闻的一生”出版了。这成了“加冈都亚与潘塔格吕埃尔”的第一部。由于这些小说中对旧社会的深刻讽刺和这些小说中所表现的进步的，反愚昧的人文主义思想，黑暗势力对他的迫害更甚了，使他不得不逃出里昂。一五四六年，他出版了第三部“善良的潘塔格吕埃尔的英雄行为和传说”，一五五二年出版了第四部。至于第五部，最后的一部，在一五六四年才出版，已在他逝世之后了。
他死于一五五三年。黑暗势力对于这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的攻击，一直到他的最后一息，还没有停止。
拉伯雷是一位渊博的学者，他是哲学家、数学家、医学家、法学家、音乐家、地质学家、天文学家、植物学家、建筑学理论家，同时又是艺术家和诗人。由于天赋的才能和自己的努力，他的博学达到了只有少数人才能达到的程度。
但最重要的还在于他是一位大无畏的文化战士。他忍受着生活的艰苦，抵抗着黑暗势力的不断的迫害与压迫，毫不屈服的，而且毫不留情的揭发着，嘲笑着这个黑暗时代，而给黑暗势力以沉重的致命打击。他的战斗性的长篇小说“加冈都亚与潘塔格吕埃尔”，不仅是一部不朽的伟大的文学作品，而且是把他自己研究现实社会所得到的一切体验，自己的一切希望和自己的一切愤怒，都灌注在其间了。
这部伟大的作品使黑暗势力感到威胁，感到无限的恨与怒，老想要扼杀它。但天下没有一种力量是能够扼杀它的。在那个黑暗时代，德培尔埃被迫自杀，多雷在巴黎被绞杀后，尸体再被烧掉。它引起了当代许多叫嚣和吵闹。但在里昂，它却不断地被翻印。这便证明广大的读者是如何喜爱它。由于告密，拉伯雷也有被捕下狱的危险。“加冈都亚与潘塔格吕埃尔”第三部一出版他就不得不逃出法兰西国境。拉伯雷就在这个黑暗势力猖獗异常的时代创作他的伟大的长篇小说，字里行间充满了对黑暗势力和暴虐统治的仇恨。
这部伟大的小说，更具有特别重大意义，它渗透着一种信念：他确信人民和正义事业必将得到胜利。这样强有力的乐观主义，像强烈的光芒四射的太阳，穿透浓云密雾而遍照人间。它是一部讽刺小说，同时也是一篇预言。他预言着和平的永久胜利。
这篇长篇作品的规模异常弘伟，简直是他那个时代的一部百科全书。它阐述了那个时代的科学原理和哲学观点。它充满了远大高深的理想，这理想是在规划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的进程。它以巨大的现实主义说服力，暴露了封建的法兰西社会的矛盾。它是植根于人民的肥沃的土壤中的。在这部长篇小 说里活动着的是一些从普通老百姓中间产生的巨人。那些伟大的，优秀的，善良的人，受到形形色色的数不清的强盗的侵犯。他们要活下去，要站得住，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必须自己武装起来，和侵略者作决死的斗争，而把他们彻底的消灭掉。它广泛的表现了封建法兰西的下层社会，被压迫的人民的悲惨命运。那光明和希望是寄托在“伟大的乌托邦”，那个他所描写的繁荣和公道的国家，和那两个善良的巨人加冈都亚、潘塔格吕埃尔身上。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斗争，正表达出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是如何的寄托在善与光明的胜利上。潘塔格吕埃尔第一次跟凶恶的三百巨人的斗争，跟那个手使一根狼牙棒，棒端有十三颗金刚钻刺、每一颗金刚钻至少有巴黎圣母院的大钟那样大，且是永远不会折断的魔棒的巨人将军卢勃加鲁的决斗，毫不费力的制服了他们，就因为那些妖魔是泥脚的，不是站在人民的土地上的。潘塔格吕埃尔满怀信心的去铲除那些对“乌托邦”的侵略者，在没有把他们彻
底消灭之前，他决不放下武器。
潘塔格吕埃尔第二次又打退了疯狂的侵略者毕可肖三世。约翰修士是他的忠实战友。他们和“乌托邦”的爱国者们，崇高的战士们，组成了“善良的人民”军队，打倒毕可肖，粉碎他那独霸世界的一切狂妄卑劣的阴谋。
这部长篇小说，从头到尾，充满了对于当时大有权威的教会人士、僧侣和教皇的讽刺、嘲笑。他也暴露了封建法律的逞凶肆虐的画面，暴露了中世纪烦琐哲学的伪科学。总之，他在那里以异常憎恨的心情，痛斥了一切以压迫劳动人民为目的的腐朽了的封建国家机器；他揭发了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他的强烈的讽刺，扫荡着一切的黑暗和罪恶。他给反动派以致命的打击。这就是他为何要受到反动派不断压迫的原因，也就是他的这部长篇小说到今天还光芒四射、为我们所爱读的原因。
高尔基认为拉伯雷是属于那样的伟大作家之一，那就是“善于而且敢于表现、暴露那种以吸血鬼和寄生虫残酷地压迫人民为基础的肮脏的、无耻的、丑恶的生活方式”。他说：拉伯雷“无可非难地正确地而且严肃地指责了统治阶级的罪恶”。拉伯雷的伟大就在这里，他的全部创作的功绩就在这里，他的感人的力量就在这里。
他的这部长篇小说号召大家为了伟大的目的而斗争；它渗透着对于人类的热爱，渗透着人的力量是不可限量的信念。他抱着一种深刻的信念。“人生在世是为了和平，而不是为了战争”。是为了创造，而不是为了破坏。这也就是一切时代的一切进步人类所抱着的共同的信念。
拉伯雷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时代，是产生莎士比亚、塞凡提司、莱昂纳多·达·芬奇、米凯兰杰罗的时代，是一个产生巨人的时代。恩格斯说道：“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进步的革命，是一个需要和产生巨人的时代，需要和产生在思考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的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而拉伯雷就是这个时代所需要、所产生的巨人之一。
拉伯雷这个巨人，正像他在那部长篇小说里所描写的巨人般地，为了人类的进步，为了保卫正义的事业而斗争到底。
我们在这个时代，在一个和文艺复兴时代，和产生拉伯雷的时代同样伟大的时代，纪念他的逝世四百周年是有其重大意义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战争贩子们正在叫嚣着战争，威胁着和平。但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呼声，正在日益壮大，日益响亮。战争贩子们如敢于发动侵略，那必定会像毕可肖似的被善良的人民的军队彻底的打垮而被消灭的。
“人生在世是为了和平，而不是为了战争”我们纪念这位伟大的作家拉伯雷，就要永远记着他的这句名言。
和平是会得到永久的胜利的。（附图片）
弗朗索瓦·拉伯雷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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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何塞·马蒂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在北京纪念四位世界文化名人大会上的演说
洪深
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世界四位文化名人，其中有一位是古巴的文学大师、民族英雄和为拉丁美洲人民的自由而斗争的战士何塞·马蒂。今年——一九五三年是他诞生一百周年。
在一百年以前，古巴还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古巴人民曾经为了从殖民者的枷锁下求得解放，展开了英勇和艰苦的斗争，但好几次的群众起义都遭到了血腥的镇压，没有获得成功。我们这位爱国作家和热情战士就生在这样动荡的时代里。早在童年时代，他表现出非凡的才能，受到当时古巴文化界的一位重要人士——他的小学校校长拉斐尔·孟底甫的重视。一八六八年十月十日，塞斯培得斯在雅拉地方领导叛变，开始军事行动，并宣布成立古巴共和国。那时，马蒂十五岁，即已投身于这次革命。他热烈的响应祖国的号召，和一些同志创办了一个名叫“自由祖国”的刊物，并在那里发表了第一部重要作品“阿白达拉”剧本。在这里面，诗人向古巴人民发出了争取自由和准备战斗的呼声。
这位青年爱国志士的首次革命行动惊动西班牙当局，他才十六岁就遭到逮捕，被判六年劳役，度着牛马不如的监狱生活。尽管西班牙殖民者的手段如何毒辣，始终不能使他屈服，恰恰相反地，只能更激起了他对敌人的痛恨，更增强了他的革命意志，更坚定了他把生命贡献给人民解放事业的决心。后来，他带着满身的烙印被发配到西班牙去。到了西班牙，马蒂又写成一本“古巴的政治狱”小册子，对西班牙殖民者在古巴监狱所用的残酷手段加以严厉的控诉和揭发。
从那时以后，马蒂即已把争取祖国独立的斗争当作自己生活的目的，而且贯彻了他的一生，从来没有一刻松懈过。所以在西班牙流放的时期，他不但研究法律、哲学和语言学，借以充实自己，而且还不断地写作论文、诗歌来鼓吹革命。他总是抓住一切时机去进行捍卫祖国的事业。因为他深深的相信：只有从人民革命、独立战争或正义战争中，古巴人民才能够得到解放。他曾经说过：“权利不是恳求得来的，它是要用武力来夺取的！”
在这时期，马蒂游历过许多地方。他从西班牙转到墨西哥，又转到危地马拉，到处公开演讲，发表文章，但他仍然念念不忘他的祖国。可是，古巴十年来所开始的革命已经走向失败。尽管西班牙表面上答应废除奴隶制度，革新政治，逐渐给予古巴以自治领的地位，但事后一件都没有实行。就在这时——一八七八年，他回到古巴，开始执行律师职务，同时继续策划革命。第二年古巴反动政府以“叛逆”罪名又捕他下狱，再度把他放逐到西班牙。
当时他感觉到单在西班牙空谈革命是没有希望的，他终于逃往法国，再转到美国，为的是靠近古巴，以待行动时机的到来。此时他做了许多实际工作，领导古巴革命党，起草革命党党纲，创办“祖国日报”，团结侨居美国的古巴工人，访问美国工厂，举行宣传旅行……一切都为人民起义作准备工作。一八九五年二月，古巴革命再起，马蒂就是这次革命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他到了圣多明各，会见军事领袖马克西姆·哥美斯将军，起草著名的“蒙特克利斯特宣言”，以指导古巴革命党的行动。不久，他回到古巴参加实际的战斗行动，五月十九日，他在多波加·地士·利俄斯战役中光荣的牺牲了。
有一点我们值得在这里提出的，就是他侨居在美国时，他即已看出了这个新兴的帝国主义的真面目，他明白美国的劫掠政策对于拉丁美洲人民是一个大灾祸。从此他认定了他的基本使命就是使拉丁美洲人民不至完全沦为美国的奴隶。事实上，那时美国已经在鼓吹帝国主义的思想，美国报纸公开发表议论，要把拉丁美洲各国放在它的羽翼之下。马蒂号召不惜一切牺牲，和美国侵略者以及拉丁美洲的某些人的投靠美国的思想进行斗争。在他战死的前几天，正是反抗西班牙战争紧张的时期，他说出了他内心的宿愿：“我为争取古巴从西班牙和美国统治下获得独立而斗争。”
果然不出马蒂所料，就在马蒂死后三年，古巴共和国落到了美帝国主义的魔掌里。美帝国主义者盘踞了古巴，把古巴当作一个售货的市场、原料的供应站和军事基地，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古巴人民。
何塞·马蒂不但是一位积极的革命者，同时也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家。他把自己所有的创作才能都献给当代的伟大进步事业，在他的身上，文学与革命已经无法分开了。但由于他是拉丁美洲反抗西班牙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这一事实多少掩盖了他在艺术创作上的成就和他在西班牙语文上所起的作用。他所遗留的作品不下五十卷，有诗篇、有政论、有文学评论、有札记和信札。在他的“伊斯玛艾丽约集”、“平易诗集”和“自由诗集”中，他的诗篇都充满着对被压迫人民的热爱、对压迫者的痛恨和对胜利的伟大信心。由于马蒂对于古巴人民的解放事业具有火热的感情，他的作品都能够反映当时的现实，能够接触到具体事物。他有一次对他的朋友说：“一面要做写诗的诗人，一面又要做实践的诗人，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马蒂像一切真正的诗人一样，却做了实际行动的事。
何塞·马蒂就是这样一位把创作和斗争活动都交给人民的民族英雄和伟大艺术家。他的典范在今天还在鼓舞着所有拉丁美洲的真正的爱国者。在今天，古巴还是美帝国主义者的一个军事基地、原料的供应站。但是，古巴人民却以刚强英勇的姿态来尽他们的职责，人民力量正在日益壮大，和平运动正在古巴广泛的展开。古巴的人民不会忘记马蒂的一句话：
“自由有一位最慈祥的父亲，就是友爱，有一位最慷慨的母亲，就是和平。”
友爱、和平，这正是今天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在一道奔赴的共同目标。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以后，赢得了自由，也获得了充分地发展民族文化的机会；因此中国人民对古巴人民的英勇斗争，怀着深厚的同情；对古巴不朽的民族英雄和天才的文学家，怀着崇高的敬意。我国在纪念古代爱国诗人屈原的同时来纪念何塞·马蒂。这不但象征着两国热爱自由的人民从此更加团结友爱，而他们的伟大的名字和崇高的理想，在今天将鼓舞着两国人民为争取世界持久和平而斗争的必胜信念。（附图片）
何塞·马蒂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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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五名我志愿军被俘人员
愤怒控诉美方利用蒋李特务迫害战俘罪行
【新华社开城二十七日电】九月二十七日有六十五名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遣交朝中方面。这是陆续冒着生命的危险突破大批冒充战俘的蒋、李特务的统治，回到了祖国怀抱的又一批不直接遣返的朝中被俘人员。
归来的上述朝中被俘人员，由印度看管部队护送到板门店的临时交接地点时，即向在场的印度看管部队副司令官辛格准将、旅长潘恩泰尔准将和其他印度看管部队人员以及双方的许多新闻记者，控诉在美军直接布置和指使下蒋、李特务在朝中被俘人员的战俘营内所犯的滔天罪行。这些朝中被俘人员拿出各种物证，并列举至今仍在进行此种罪恶活动的若干蒋、李特务的姓名，叙述了蒋、李特务如何在美李军队看管下的战俘营中，迫害朝中被俘人员，如何在若干朝中被俘人员即将被移交印度看管部队看管前，加强了特务组织，并强迫朝中被俘人员参加旨在破坏印度看管部队的看管与朝中代表的解释的训练与演习；如何大量冒充朝中被俘人员，携带各种足以致命的武器，混入印军看管下的战俘营，并在营内继续施行其特务统治；如何在胁迫、恐吓并监视朝中被俘人员，使之无法要求遣返，并挟持他们进行各种破坏活动。
举世皆知：停战协定中“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之所以规定应把不直接遣返的战俘从拘留一方释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以便印度看管部队看管，就是为了要保证每一个不直接遣返的朝中被俘人员，都能完全不再受美军及蒋、李特务的控制、威胁与迫害，使他们能够不受任何干扰与威胁地听到朝中代表有关他们遣返权利的解释，并表达他们要求回家的愿望。为了保证这一基本规定的忠实执行，朝中方面曾两度严重抗议美方于停战协定签字后，仍继续纵容蒋、李特务对不直接遣返的朝中被俘人员进行各种企图阻挠战俘遣返的罪恶活动，坚决要求美方立即停止这种活动，彻底清除特务，不得再以蒋、李特务冒充朝中被俘人员，混入印度看管部队看管下的战俘营。现在事实已经证明：美方不但没有清除特务，反而派来更多特务，冒充朝中被俘人员，混入印度看管部队看管下的战俘营。不但没有停止其旨在以武力威胁阻挠战俘遣返的罪恶活动，反而变本加厉地在进行这种活动。对于美方利用蒋、李特务严重破坏停战协定和“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的情况，决非朝中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所能容忍。
根据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安排，战俘所属国家即将于十月一日开始在九十天内向一切依附于该所属国的战俘进行解释工作，因此，如何解除在印度看管下的朝中被俘人员所正遭受的严重特务威胁，保证朝中代表进行解释工作的自由与便利，保证朝中被俘人员得不受任何干扰地听取解释和申请遣返，已刻不容缓地成为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和印度看管部队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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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志愿军被俘人员王旭
揭露美方利用蒋李特务破坏解释工作阴谋
【新华社开城二十七日电】二十五日经中立国遣返委员会遣送回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王旭说，营场里的美方特务分子在解释工作临近的时候，准备挟持我方被俘人员进行“示威”，提出破坏解释工作的三点要求：（一）解释代表要进营场解释；（二）只接受集体解释；（三）打开五百人一个的小营场之间的铁丝网门。他说：“我曾听特务们谈过，如果解释代表进了营场，就准备侮辱他们，打他们，必要时杀了他们，使解释工作根本弄不成，打开营场之间的门，就更便利于特务互相联系。”
王旭过去曾在济州岛第三战俘营第三联队第四大队担负过行政工作，因此，知道美方当局和蒋匪特务预谋破坏解释工作的许多内幕情形。所以他逃出营场要求遣返后，营场内的特务就着了慌。特务们竟一度把印度看管部队的一个少校和一个中尉扣留起来，要求把王旭交还给他们。从这一点也可看出营场内的特务活动是多么猖獗。
据王旭说，特务们把电台带进了中立国看管的营场里，以便接受美方的秘密指令。他指出，在二十五号营场内就有一部电台，这部电台是由美国特务机关CIE“学校”的一个“校长”负责的。在营场里，他还看到特务们出的一种油印刊物。特务头子把这种刊物绑在石头上传至各营场以指示特务活动和进行反动欺骗宣传。此外，他们还用打旗语、把信绑在他们带进去的警犬脖子上传递信息和指挥特务活动。九月十四日清晨，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贵让品在攀越营场铁丝网逃出以后，王旭曾看到特务们用这些方法指挥各营场，加强警戒，以后特务每夜都拿着铁锹、菜刀和木棍等巡逻放哨。他还看到三个原在济州岛的台湾蒋匪特务在充当“联合国军译员”经常与各营场的特务进行联系。就在二十五日他在被遣返到板门店下车之时，他就认出了一个以“联合国军战地记者”身分出现的蒋匪特务魏景蒙。
王旭说：由于我方被俘人员在到达中立国看管营地后，不断有人突破特务控制要求遣返，特务分子们极为着急，他们疯狂地对我方被俘人员进行恐怖控制，并且竟继续强迫在战俘身上刺字。有的人被刺上了八十多个字。王旭亲眼看到一个高高的被俘人员因受到特务怀疑，他的额上就被刺了“反共”两个字。特务们并威胁说：如果再有人逃跑，就都要把字刺在脸上！想回国的人抓住就要被弄死。
王旭指出，为了破坏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工作以及朝中方面的解释工作，美方在事前作了种种布置。他说，在六月八日战俘遣返问题达成协议后不久，东京美军总部所属的CIE特务机关，便派了一个自称“博士”的高个子美国人到第三战俘营召集特务们布置工作。七月十九日上午八时，又有两个从东京来的“心理战专家”汉生上校和奥斯门上校在摹瑟浦美军宪兵司令部召集战俘营特务分子及担负行政工作的被俘人员开会。当时，王旭曾亲自听见他们公开动员说：“你们到非军事区后，如能保证没有一个人回到共产党去，就是给美国争了面子！”七月二十日，奥斯门上校又在第三联队召开同样的会议，他说：“到非军事区后，你们可以采取任何行动找印度人的麻烦，他们是不敢找你们麻烦的。中共代表向你们解释时，你们可骂就骂，可打就打，尽量控制战俘少说话，只说要到台湾去。”
八月初旬，济州岛第三战俘营美军长官诺尔萨姆上校的翻译、台湾蒋匪特务“史老师”曾交给第三联队CIE“学校校长”一道命令。这天晚上六点钟当四大队“大队副”开会传达时，王旭在他的笔记本上就看到了这个命令的原文。这个命令规定：（一）要各大队列出“动摇可疑分子”的名单，在到达非军事区以前把他们全部杀掉；（二）建立核心秘密小组，严密监视战俘；（三）到中立国看管营地后用警犬、吹号、旗子及出公差、看病等机会进行联络。这项命令的第一、第二项在当夜都执行了，只有逮捕起来的一批“动摇分子”没有杀，因为美军说这时杀掉了他们，美国就脱不了干系，不如把他们带到中立国看管营场后看情形再杀掉，那时可说是战俘互相殴斗致死。王旭说：“在我逃出营场以前，有五个人还押在里面。其中一个，特务们准备在二十五日加以杀害。”据王旭知道，特务们已带了许多刀子进入营场，有的是放在木箱底的夹层里带进去的，有的是用布缠在圆扇柄上带进去的。而且，九月七日，他们由济州岛动身的前一天，第三联队的“副联队长”就曾对各大队的特务及行政人员说了许多谋杀要回国的我方被俘人员的方法，一种是用绳子把战俘吊死，然后捏造遗书，说是他因不愿回大陆而自杀；一种是把铁粉放在饭里给战俘吃，这样死后检查不出伤痕。王旭说，这种铁粉也带进了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