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9月20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党的生活

改进领导作风,做好党的工作
——中共彰武四区区委转变工作作风的经验
中共彰武县委会
编者按:中共彰武第四区区委会的工作经验虽然还不够完备,但它在改进县、区委领导的一些基本问题上,提供了可行的办法。正如中共辽西省委在推广这个经验的指示中所提到的:“他们能够根据上级指示和本区情况,抓住以农业生产为农村中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恰当地安排全区工作;他们深入群众,开始学会了和群众商量办事;并注意发挥党支部的领导作用,依靠村级组织力量做工作;他们开始学会了运用总结推广先进工作经验,给群众解决增产办法,给干部解决工作办法。因此他们已开始克服了老一套一般化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也就切实地反对了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这一指示并指出:他们进一步解决了从改进村领导到改进区的领导,从个人模范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到整个组织的领导作风的转变。在改进农村领导工作中,彰武四区的这些经验是值得参考的。
中共辽西省委最近通报表扬了彰武县第四区区委员会,并号召全省区、村干部认真学习这个区委会的工作方法,以改进自己的领导工作。
在整党以前,彰武县第四区区委会的领导作风,和其他地区一样,常常是县里布置什么,他们也向村里布置什么,会议开得很多,但问题解决得很少,有的区、村干部采取强迫命令的方法进行工作,有的区、村干部不安心于农村工作。经过去年冬天的整党教育和今年春天学习了党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等文件,区、村干部的政治觉悟有了提高;接着又学习了模范干部佟玉兰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就逐渐转变了过去老一套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
彰武第四区区委会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认真研究上级指示,统一干部思想
彰武四区区委会工作的第一个特点,是认真研究上级指示,统一干部思想,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布置工作任务,并由此贯彻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这可以从四区领导抗旱保墒春耕生产过程中看出来。四区区委虽然在今年一月份就接到了辽西省委“关于大力开展群众性水土保持运动的指示”,但由于当时存在老一套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就没有很好地按照指示进行工作。后来参观了刘德林农业生产合作社和赵家村引水灌地的经验、辽西省委又布置了大家学习佟玉兰关心群众生活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区委才开始认真地研究抗旱工作问题。虽然仍有个别区委委员表示不愿做抗旱保墒工作,甚至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分配我做别的工作,不做这个工作。”但是经过具体分析,大家都了解了如不进行抗旱保墒工作,全区就会有六千垧地种不上,发生严重的灾荒。于是一致同意把抗旱保墒工作当作全区的中心工作。不久,彰武县委接连布置下造林、民兵集训、贯彻婚姻法等七八项任务。怎么办呢?这些工作必须很好地安排,否则就会挤掉中心工作。区委书记陈庆元便把这些任务都提到区委会上去讨论。当时,区委委员认识极不一致,有人主张应按县上各部门的通知,一块布置下去;有人提出抗旱工作比较难搞、可以往后推一推,免得影响其它工作。经过热烈的争论,大家仍旧肯定了全区的中心工作是抗旱保墒,同时安排了其他工作;民兵集训工作由两名专职教员配合武装部去进行,贯彻婚姻法工作由区委宣传委员、妇联、青年团和民政部门干部负责,植树造林由副区长负责,林业干部要结合抗旱进行植树造林工作。工作开始以后,部分干部又有了意见。比如有人说区委书记只重视中心工作,不重视部门工作。区委书记陈庆元认为按照中央指示办事没错,坚持原来的工作方针。因此,在讨论兴修小型水利问题时,区委又领导大家进一步研究了如何贯彻辽西省委关于把抗旱备耕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的指示,并联系检查了过去的工作。经过研究,全区领导干部的思想又提高了一步;不仅同意抗旱备耕是中心工作,而且决议将宣传婚姻法的四个干部也集中起来作抗旱备耕工作,结合抗旱备耕工作宣传婚姻法。这样全区的抗旱备耕工作,便由点扩大到面地全面展开了。在下了透雨后,区委又及时召开了会议,迅速将民兵集训等工作暂时停止进行,集中干部领导突击播种工作。区委这种作法,保证了领导思想的统一,工作步调的一致,有中心、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各种工作,避免了忙乱被动现象。
彰武四区区委还能因地制宜地贯彻上级党委的指示。比如在抗旱工作中,彰武县委曾指示各区采用“顶浆塌垅”方法来抗旱保墒。四区区委研究后,发现本区大部分为沙坨地和碱地,不宜采用这种方法,因此提出改用挖井等办法来解决抗旱保墒的问题。彰武县委同意四区区委的意见,并认为这是正确地执行了上级的指示。
深入基点,作出样子,推动全面
彰武四区区委工作的第二个特点,是纠正了过去的“分兵把口”,分散力量的错误方法,而采用了集中力量,深入基点,作出样子,推动一般的正确方法。因而有效地克服了一般化领导,提高了干部领导水平。过去四区的领导方法是这样的:一项新的工作任务下来,区上干部就分头到村上,每人分工包办几个村的工作。这种分兵把口的方法,实际上是“单打单干”、“包办代替”。区委书记陈庆元认为这种工作方法必须改变,否则,一切工作都作不好。陈庆元又认为县委以赵家村抗旱经验来推动全县抗旱工作的方法很好。四区虽然很早就认识到了抗旱工作的重要,但因缺少办法,这一工作就没有展开;但在参观了赵家村抗旱工作之后,开展抗旱工作就有了办法。当区委讨论改进领导方法时,陈庆元便提出了作出样子,推动全面的工作方法。当时有人不同意这种作法。主要意见是:过去一项任务布置下来,大家分散到各村,照顾的面宽,统计数字也方便,现在集中在基点,一般村的工作没人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陈庆元便领导大家检查了过去分散工作的实际效果。这一检查,使大家发现过去分散工作的效果很不好。这样大家才肯定了正确的方法就是深入基点,作出样子,推动一般。统一思想认识之后,区委便将区干部适当地集中起来,组成了六个工作组,深入基点,创造经验。在创造经验后,立即组织区、村干部实地参观,推动全区工作。四区从抗旱到夏锄这个阶段里,前后共组织了五次全区性的参观,收获很大。抗旱开始,区委书记陈庆元便带领工作组,在大冷村创造出拦河灌溉的抗旱经验,先后两次组织区、村干部参观。参观时由大冷村支部书记亲自报告了拦河灌溉的经过和经验。在区、村干部学到了经验后,便布置了抗旱工作。区、村干部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区委发现离河太远的村子不能采用拦河灌溉的经验后,便决定组织工作组到大庙、柏家村创造打井浇地的经验。当大庙和柏家两村的打井工作获得成效后,又以这两个村为中心,组织情况相同的区、村的干部去参观。在播种大田时,又以蛤蚂屯、糖坊等四个村为中心,组织参观。最后一次是参观王家、大冷等村移苗、间苗和保苗的经验。这种点面结合的工作方法,使四区各项工作获得了良好的效果。以今年抗旱保墒工作为例,原计划利用小型水利浇地五百垧,结果浇了一千四百垧。
一面依靠积极分子,一面广泛听取群众意见
彰武四区区委工作的第三个特点,在工作中不仅注意了依靠村干部、积极分子,而且注意了听取群众意见,和群众商量办事。过去四区干部工作时,多半依靠村干部、积极分子办事,很少和群众商量,因此脱离了群众。但在实际工作中,使他们逐渐改变了这种作法。今年春天,区委书记陈庆元带了工作组到大冷村去发动群众,开展小型水利灌溉。工作组一进村,支部书记便说:“稻地边的地还能引水灌溉,其他地方的地就不能搞。”在支部大会上,许多党员又反映:“群众不愿干。”工作组便建议村里召开村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人民代表会议来推动抗旱工作。人民代表会议上,有的代表说:“抗旱是好事,群众愿意干。”于是人民代表会议就作出了引水浇地五十垧的决议。但是会后却没一个人行动起来。这时工作组便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群众对抗旱有许多意见,如“浇不得,浇了水,地板子就会变硬。”“刚浇水,就下雨,不是白白浪费了人工。”工作组对这些意见不加分析,就肯定大家有等雨思想,召开会议进行批判。在批判时,群众又提出了许多意见,如:“不下雨,就没办法!”“你们说什么都有办法,我看你们没有办法,去年地里生了腻虫,你们也说有办法,可是没治好。”工作组对这些意见仍没分析,便想通过互助组长来推动抗旱工作,于是召开了互助组长会议。会上,互助组长也提出了许多困难,如碱地不能浇水,浇水以后,地板子要变硬;播种时赶不上起垅;楂子没有打出来,不能浇水……。这时工作组仍不是设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以推动抗旱工作,仍旧是召开会议,向群众进行宣传解释工作。会议结果很不好,工作组解释“地湿不会硬”,群众就问“地干硬不硬”,工作组回答不出。这才促使工作组深入群众,和群众商量解决问题。工作组和老农研究后,就提出了很多切实可行的抗旱办法。而且证明了碱地也可以浇水,地板子不会变硬。浇水后,不能起垅,可以起垅后再放水。由于这些问题得到了解决,群众也就动起来了。以后虽然还不断地发生困难,但因有了和群众商量的办法,困难都被一一克服了。这样工作组不仅完成了大冷村浇地五十垧的任务,并且用这个村的经验推动了周围村的抗旱工作。工作组在总结这一曲折复杂的工作过程时,得出一个结论,即:既要依靠积极分子,又要深入群众,多多听取群众意见,多多和群众商量,才能做好一切工作。干部都说“工作有了门路了”。农业技术员张汉双过去不会工作,光会开会讲空话,讲起来又没个完,所以群众都怕张汉双来讲话。张汉双学会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后,帮助张君互助组改进了种棉技术,创造了全区高额产量。现在张汉双一下乡,群众就把他围起来问长问短。过去,王家村支部书记张有的强迫命令作风非常严重。例如去年打腻虫时,群众不下地,张有便挨户往地里赶。今年张有亲自领导了一个互助组,常常作样子让群众学习,群众反映:“张有真像换了另一个人。”
通过支部进行工作,充分发挥支部的核心作用
彰武四区区委工作的第四个特点,是能够通过党的基层组织进行工作,充分发挥党的基层组织的作用。四区区委规定:区委会的干部一律要通过党的基层组织进行工作。过去区委也不会这样工作,经过一段摸索后,才学会了这个方法。如区委委员李树茂带领工作组在蛤蚂屯村试验推广肇源县丰产经验时,就忽视了党的基层组织力量,一切试验工作,都是工作组包办进行,结果失败了。区委总结了这次试点工作失败的教训。李树茂第二次到王家村进行抗旱试点时,便改变了这种错误的工作方法,一切都通过党的基层组织去进行,结果很好。当时虽然天气很冷,修的拦河坝一连被水冲坏三次,由于李树茂能充分发挥党的基层组织的作用,通过党的基层组织反复地向群众进行抗旱增产的教育;加上共产党员带头抢修,拦河坝终于修成功了。这样作,支部委员、党员都非常满意,区委也可以集中力量于政治思想工作。
为了充分发挥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区委还注意克服了农村“五多”现象,使支委和党员腾出时间和力量,好去参加生产和领导生产。由于支部委员、党员思想作风的转变,党和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起来,很多互助组都争着要党员去参加,大家都以组内有党员参加为光荣。各村要求入党的人数也逐渐增加。
四区干部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的转变,是带有普遍性的。全区共有区干部三十多人现在都有了转变。其中转变的最突出的是农业助理员周庆元,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周庆元的特点是有事能和群众商量,在紧要关头,用自己模范行动,来推动群众前进。有一次拦河堵口子,群众因水凉不敢下河,周庆元便带头跳下水去,群众很受感动,当场就有不少人跟着跳下水去,很快地把口子堵上了。由于四区干部的作风转变,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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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面向生活
——全国国画展览会观后
王朝闻
全国国画展览会,集中了当代两百多位画家的两百多件作品。有不少作品以现实生活作题材,在不同程度上描绘了中国新面貌。这些作品已经肯定地回答了国画能不能反映新的现实的问题。国画家们突破了因袭程式的狭窄圈子,改变了以模仿古人为能事的保守状况,这是健康的进步的倾向。描写新人物新风景,不只是国画家良好的意图,而且成为令人兴奋的事实。反映现实是良好的开端,这一开端开辟了国画艺术的广阔道路,预示着未来的壮丽的远景。这些作品虽然不能说已经十全十美,可是已经获得初步的胜利。这是国画家的光荣,也是人民的喜事。
这许多作品,内容是多样的,表现方式也是多样的。它们证明:运用传统的国画技术反映新事物,没有严重的障碍。如果说这些作品还有缺点,应该说主要由于作者对于现实的感受和理解不够。展出的作品充分证明:为了突破因袭程式的狭窄圈子,发扬国画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最重要的是面向生活(即所谓“师造化”)。只有在熟悉生活和理解生活的基础上,国画技术才能够获得适当的发挥,也才能够丰富创作的技巧。我想就“考考妈妈”(姜燕作)这一富于创造性的——连标题都具备了吸引人、经得看和造成较深印象的长处的作品,说明面向生活对于承继和发扬国画现实主义优良传统的重要。
首先,我们看“考考妈妈”的创造性表现在什么地方。作者不仅是选择了孩子帮助母亲学习这一带普遍性的题材,而且抓住了知与无知的冲突,描写了富于戏剧性的情节。正在被考的妈妈,要笑不笑,眼光不落在纸张上,也不对着女儿,沉入愉快的学习的思考里。女儿难为妈妈,顺手把书本藏在身边,等待妈妈的回答,没有摆着小先生的架子,不掩饰那种爱娇和稚气。她们是师生,可不是一般的师生;是母女,可不是单纯的母女。在这一种特定的情势之下,在母女的爱和冲突之中,由于有意义的、富于特征性和吸引力的细节(女儿藏书和母亲握笔的姿式等等)的巧妙安排,结果是自然地朴质地合情合理地表现了母女的身分和相互关系。这一把普通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气氛描写得如此具体的作品,这一在取材上适应了美术的特殊性的作品,这一能够明确表现人物的心理和情绪的作品,不必依靠任何文字的或口头的解释,作者所要表现的思想十分鲜明,容易领会。它充满了艺术品必须具备的条件——趣味,不是干燥乏味地说明一些现象。它的表现方式是叙事的,同时也是抒情的;它不仅明确地告诉了观众一些正确的观念,它是从情感上给予有力的感染,正好符合古典绘画的特长:是画也是诗。
不论作者是先有具体的生活印象再发展主题,还是先有主题再寻求和充实形象,不论是依靠印象还是依靠构思,这些,在创作上都无关紧要。问题在于:正因为作者不忽略这种不难遇见而容易被人忽略的事件,作者能够重视这种有意义而又宜于作画的题材和理解它所包含的重大意义,能够体会人物的思想和情绪,从而发挥想像,按照造型艺术的表现方式的特点进行推敲,确切地描写了母女的精神状态,才获得这样的效果。也正因为作者面向生活,才获得创造性的必要条件,才克服那些因袭程式的习惯。我们知道:作者曾经沉溺在仕女画的练习里,长时期把病态的软弱无力的“美人”当成美的事物,可是今天能够创造出这样的动人的新人物的形象。这种重大的变化,何尝仅仅是由于作者对于国画笔墨的钻研。
有人对这一作品表示怀疑,怀疑它是不是年画。意思就是说:它像年画,不像国画;与其说它是国画,不如说它是年画。我以为像年画没有什么损害,年画可以是好的国画;宋朝人画的“货郎图”和“三羊图”之类,在当时何尝不像我们今天的年画?好的年画或像年画的国画,仍然不能不算是国画,何况“考考妈妈”与现在流行的年画也还不能说没有一点区别。而且国画的样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
观众需要多种多样的形式,多种多样的风格。形式和风格的多样,才能够丰富国画的阵容。“森林”(黎雄才作)选择了祖国山河的一角,是歌颂祖国的山水画;“给军属拜年”(刘子久作)正面描写解放了的人民的生活,是歌颂祖国的风俗画。不论是布局、笔墨和标题,两者区别是很显著的,然而都获得观众的好评。“萱草”(邵一萍作)那样笔墨洗炼的作品,当然可爱,“黄鹂”(汪慎生作)那样工细的笔墨所画出来的花鸟,又何尝不吸引人?作为花、鸟和昆虫的特点的描写,正如“历代帝王像”(唐、阎立本作)和“李白行吟图”(宋、梁楷作)那样,作为人物性格的描写,笔墨虽有工整与“写意”的区别,却都发挥了国画技法的专长。为了发挥国画多种多样的技巧,最重要的是像“考考妈妈”那样,对于现实生活作深切感受和理解。我们只有根据内容,要求与内容相适应的样式,用不着首先考虑它的样式。
作为国画来看,“考考妈妈”是不是没有缺点呢?我们没有理由为它的缺点辩护,虚心的作者不怕指出作品的缺点。有人认为:它的色调调和,可是显得不清新不爽朗,虚实不分;人物生动,可是在解剖上有显著的毛病,母亲的乳房太低;画面简练,不作无意义的杂物的堆积,可是在空白的布置上,还没有显示国画布局的计划性。如果说这是缺点,我以为这是次要的缺点。作者应该克服这些缺点,应该进一步学习,充分掌握国画的特殊技法。可是不论如何,这些缺点不足以损害作品基本上的成功。观众绝不因为这些缺点而轻视它那最可珍爱的东西,现实生活的真实的生动的巧妙的描写。如果不从这一根本问题着眼,仅仅是讲究“笔情墨趣”,那么创造性的作品可能被忽视,发展国画的最根本的条件可能丧失,于国画的前途不利。
对于生活的感受和理解,是决定作品内容好坏的重要条件,也是发展技巧的重要条件。前人在反映生活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技巧,所以可贵,不在于它古老,不只是因为它曾经适当地为他们的创作服务,而且可以被灵活地加以运用,运用来表现我们当前的生活和生活在画家头脑中的反映。既然技巧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那么,当我们面对新鲜事物,必须批判地对待既成的或者自己习惯的笔墨、章法和情调。对于前人的技巧,应该是按照表现新的意境来使用它和发展它,而不应该被它所拘束。许多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或多或少还存在着缺点。战士出现在画面上成了白面书生,女战士不过是化了装的闺秀,古诗人或热爱志愿军的妇女,带着一股不成功的演员那种舞台腔。这样的形象,不得不丧失国画应有的魅力,观众无从获得欣赏的喜悦。其所以形成这种缺点,决不可以仅仅从作者的笔墨修养上找原因,因为在笔墨的技术上都是不坏的。我们知道:国画,如同其他艺术一样,必须不止于模仿自然,而应该是一种创造。然而如同诗的创造一样,创造,首先是生活知识的丰富。“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须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王国维语)如果对于新人物的精神状态毫无体会,新人物的精神状态无从想像,很难适当运用既成的技法,确切生动和动人地创造出新人物的形象。
有些作品还没有使人物与环境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主要由于没有充分理解生活。以勘察矿藏为题材的作品,分明显出人物与环境不很协调的状况。作为地下富源的发现者,征服自然、为建设祖国的战斗员(勘察队),在画面上成了穿着现代服装的“雅士”,这不只是人物本身的问题。由于背景那种定型的山水画法,使作为勘察队的行动背景的山水,构成了像“诗隐图”(明、唐寅作)那种恬静的气氛,背景就成了供游乐的对象,因而更加使得勘察队的行动不明确,人物精神状态模糊,赞美勘察工作的主题被冲淡。这就缺少如“游春图”
(传隋展子虔作)“江行初雪”(五代、赵干作)“寒江独钓”(宋、马远作)等等古代作品的好处。上述古代作品中的风、雨和一切自然现象,不论是具体描写或间接描写,都是和人物的精神状态相适应的,因而都有利于主题的阐明。而那些不是形式适应题材、而是题材迁就形式的作风,不仅不符合当前的实际,也不符合古典艺术的优良传统。作者自己原谅或不了解这种人物与环境脱节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作者还没有充分认识它所要描写的题材的特征所在。
同样是反映勘察矿藏的题材,“祁连山的早晨”(董希文作)就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如果按照理想的国画来衡量,这一作品在技法上的缺点是很明显的。山石的皴法,特别是山石阴面的皴法,分明缺少卓越山水画那种明确、洗炼和富于变化的特点,因而不宜近看,近看就显得山石的质感不足。可是,这些缺点没有淹没它的可贵之处。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作品,正是承继了中国古典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的好作品。就人物、人物和环境的关系的描写(这较之笔墨问题更重要)而论,它追随了反古人作品如“游春图”等等作品的特长。它的人物画得真实,人物和环境的相互关系处理得自然和确切。山石不是拼凑上去的,它是有利于主题的阐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勘察者进攻的对象,本身就显示着拥有地下宝藏的特点。这种自然环境的描写,不致引起误会,不致使人把它当成游乐的对象,因而也就避免勘察者被人看成骚人墨客,这是必须肯定的。为什么能够自然、确切地描写人,为什么能够适当处理人物和环境的关系,只能从作者对于“造化”(客观实际)的感受和理解得到回答。由此可见:对于客观事物的状况和性质的深切底感受和理解,正是保证能够发挥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形成健康的审美观念、改变因袭陈套的作风、避免内容与形式脱离的必要条件。开始难免生硬,可是只有面向生活,才是发展国画最根本的办法,也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这篇短文没有一一介绍其他比较成功的作品,当然不是以为其他作品不值得介绍。例如“丰收”(唐云作),“玉兰”(赵梦珠),“爹去打老蒋”(黄胄作)以及曾经被介绍过的“鸳鸯”(王雪涛作)“山水”(启功作)等等,各有不同的优点。这篇短文提到一些作品的缺点,当然不是以为这些缺点无法克服。一帆风顺的现象不大会是事实,缺点很难避免。只要永远前进,继续发扬国画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为认识生活和反映生活准备必要条件,对生活采取谦虚的坚韧的严肃的态度,我们敢于预言:光辉灿烂的国画作品将不断产生,再一次的国画展览会一定能够获得更高的成就。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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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年团的组织要认真指导儿童阅读文艺书籍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少年儿童部副部长 刘祖荣
在培养教育新一代的事业中,儿童文艺读物是一种有力的工具。领导少年儿童课余阅读文艺书籍,应该是青年团和少年先锋队的组织教育少年儿童很重要的方法。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团章里,并且明确地规定了“团的组织要重视少年儿童读物的出版”。四年来,不少学校少年先锋队组织领导读书工作的经验,证明了儿童文艺读物在培养儿童成为具有五爱品德、健壮、活泼、勇敢、诚实的新的一代的工作上,是起了巨大的深刻的作用的。
但是,这个工作,还没有引起所有地区的团委及其少年儿童工作部门的重视。多数团的组织对少年儿童的阅读书籍的情况是了解不多,领导不够的。这个工作,也没有引起广大学校和少年先锋队组织的足够重视,工作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我们没有设法引起儿童阅读文艺书籍的兴趣,没有去指导儿童阅读,也没有设法使已出版的大量好书供应到儿童手里,这就等于放弃了对儿童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有力武器,因此也就无法与坏书的影响进行斗争。而这些坏书籍却利用我们疏于警惕,凭借着自己的出版和发行机构(有时通过国营书店),通过私营的书店和书摊,采取租价低廉,手续简便的办法,大量地渗透到少年儿童的手里,严重地毒害着新一代的纯洁的心灵。这是儿童教育工作中的一个重大缺憾。
目前儿童阅读文艺读物方面的主要问题,是好的儿童文艺读物太少,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创作和出版工作方面领导机关的注意,今后会逐步改进。青年团的组织应首先加强对青年和少年儿童报刊、青年和少年儿童出版社的领导,大力组织有关少年儿童的稿件,提高儿童书籍的印刷、装订、插图等方面的质量,增加出版数量,适当减低定价。其次,应加强对其他少年儿童出版机构和作家的联系,以共同改善儿童读物的创作和出版方面的落后情况。但是出版大量好书,恐怕仍有一个较长时期的过程。因此,对于当前领导儿童课余阅读工作更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应该是如何充分地运用已经创作和出版的一批好的和较好的读物。解决了这个问题,就能把儿童课余阅读的工作,向前推进一步。
如何充分运用已经创作和出版的好书呢?
第一,学校里团和队的组织,应当重视指导少年儿童选择并阅读文艺书籍的工作,把读书工作作为一件日常的重要工作。现在,有一些教师和辅导员们,已经能够启发儿童们的阅读兴趣;改进儿童们的读书方法,加深他们领会书中的意义,使之成为指导他们生活实践的力量。有一些教师和辅导员们还能从指导儿童阅读工作中,注意提高儿童们的文学修养和语文水平;并逐渐地巩固他们的读书兴趣,养成经常阅读的良好习惯。如北京东铁匠胡同小学前任六年级班主任兼辅导员傅埰曾在较长时期内有意识地给儿童介绍书籍,使全班儿童都能看到。又用组织文艺小组,请作家来指导他们写诗等方法,使儿童经常地喜爱读书。并喜爱写故事、编歌词。又如有很多少先队都举行过有关“卓娅”的集会,这是在大家读过“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的基础上,辅导员帮助几个队员选择书中最有意义的几段来讲或朗诵;有的还帮助队员把书中的一段制成幻灯片放映或者表演;也有的结合班级情况,讨论几个问题,如卓娅是怎样学习的等等。这种集会,使儿童对书中英雄人物和模范事迹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卓娅就这样成为儿童们学习的榜样。事实证明,凡是能以指导课余阅读来配合教学工作的教师和辅导员,就会逐渐感觉到:他们的班级(或中队)里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气象;儿童们在品德行为上、在学习纪律上有着显著的进步,他们的求知欲大为旺盛,知识眼界扩大了,作文有了很大的进步。
但是,大部分的学校行政、教师和辅导员们,对于指导儿童课余阅读的工作,还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由于少年儿童年龄小,缺乏选择书籍的能力,有些少年儿童看好书,同时也看坏书。一个最喜爱“保尔·柯察金”的孩子,同样十分爱看武侠小说,把侠客和保尔一样看作是最勇敢的人。他们又不懂读书方法,看到好书,也因没有得到正确的指导,多半粗枝大叶地看过去,看了就忘了,或者不易领会书中的意义。他们只看故事,不看描写;或者只看图画、插画。能够认真阅读,组织讨论的极少极少。有些学校虽然已经开始进行这个工作,但由于缺乏经验,儿童们的阅读,也大多陷于自流。
在指导课余阅读工作方面,还有必要由教育行政部门和青年团的组织,向学校行政、教师和辅导员进行教育,反复说明指导课余阅读工作的重要意义。它是学校教育的一部分,而不是教师的额外负担。它是少年先锋队的活动的重要方式之一。另外,也要求教育行政部门和青年团的组织,经常了解和检查各学校和少年先锋队组织指导课余阅读工作的情况,并及时总结和交流好的经验。如青年团昆明市委曾调查和了解坏小人书在儿童中的影响毒害,总结了三个辅导员领导课外阅读较好的学校的经验,在今年六月二十日召开全市总辅导员会时,作了动员和经验介绍,并展开了讨论。以后,许多学校教师为了能领导儿童课外阅读,自己也开始看从前认为没有兴趣的“娃娃书”,并感到好的儿童文艺书籍对自己的教学和培养儿童自觉遵守纪律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该市咸和小学全校三十六个教师中,爱看儿童读物的已从一人增加到三十人。由于加强了教师对儿童阅读的指导作用,全校看坏小人书的几乎没有了,而在少先队室里则坐满了看新书的孩子。
青年团昆明市委的这种工作方法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二,根据目前我国的情况,少年儿童自己有能力买书的为数不多,能买许多书的人更少。因此,有了好书,还需要由图书馆和学校来供给,需要教师和辅导员们做许多组织工作,以便更多的少年儿童能读到更多的好书。
据各地团委寄来的材料看,某些城市中已建立了图书馆或少年儿童阅览室。他们除了供给少年儿童阅览外,还把图书推广到学校去。如北京市图书馆儿童分馆在三十二个学校里建立了图书流通站,又与一百零八个少年先锋队小队建立了小队集体借阅制度。这样,就大大加速了图书的周转率,增加了许多读者,为学校儿童的课余阅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是,现在全国少年儿童图书馆还太少,远不能满足儿童的要求。除了上海市有三个儿童图书馆、六十一个儿童阅览室、十一个儿童图书供应站,共有图书十四万四千余册外,北京只有一个儿童图书馆、一个较好的少年儿童阅览室,共有图书不到二万五千册。其他城市估计更要少一些。而图书馆中还有一部分图书是不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由于图书馆介绍和指导儿童选择图书和阅读的工作还做得不够,读者还不能经常看到好书。
学校是少年儿童集中的地方,学校能否供给图书,往往是课余阅读工作能否开展的主要条件。有一些学校重视这个工作,在学校经费困难的情况下,每学期都挤出一笔款项购买图书。有些学校的教师和辅导员,组织学生借出自己的或哥哥姐姐的图书,建立班级(中队)图书馆,补充了书的来源。有些农村小学虽然挤不出图书经费,但教师们设法用节省灯油费,出卖粪便等办法来购买图书。河北省高阳县西良淀村小学,虽然处在偏僻的农村,只有九十多个学生;但辅导员曾动员学生从事一次轻微劳动,以所得报酬来买书;少年先锋队员和石景山钢铁厂一些工人(本村人)建立了通讯联系,工人们赠给他们一些书。队员们并经常自制书(由报刊上剪下的图画照片编贴而成的书)。还采用了一些其他办法,使学校有了两百几十本图书。又如上海格致中学图书室创造了“推荐书集体借阅”的办法,重点购买好书,复本少的十多本,多至五十本;加快图书周转率,使更多的同学能读到好书。
但是,由于我国的学校数量发展得很快,教育经费还不是很宽裕;更由于广大的学校和少年先锋队组织对课外阅读工作重视不够,像上述积极设法购置或组织图书的学校还很少。就全国范围来估计:大部分小学(主要是农村小学)完全没有图书;一部分小学有少量图书,但是儿童早已看腻了;少数学校有较多而新的图书(中学的图书要比小学多一些,但适合于初中一、二年级学生看的书就很少了)。在有图书的学校里,还存在许多问题:一、由于教师和辅导员都不了解儿童读物的好坏和内容的深浅,因此,学校所买的图书,能适合儿童年龄特点的好书就不多。甚至在许多学校的图书馆中,还未把封建、黄色以至反动的书籍清除出去。二、大多数学校(特别是小学)买书时,还平均使用经费,只求种类多,而不注意好书应该多备复本。三、有一部分学校怕图书出借后容易损坏,就强调所谓“有领导”的阅读,即在教师监视下阅读,不准学生把书借回家去。而教师工作很忙,学生连在校借阅的时间也不多。个别的学校,索性长期把书橱锁起来,把图书当作学校的装饰品。
为了更好地培养教育少年儿童,为了与一切有毒害的书籍作斗争,需要文教部门适当地增设公共的和学校的图书馆(或阅览室),增加好书数量。教师和辅导员则应该克服一切困难,设法组织图书的来源,增加已有图书的阅读周转率。团的组织应经常关心和注意有关儿童图书的供应情况,并向各有关方面反映和提出建议。
第三,要加强儿童读物的评介工作,介绍好书,批评坏书。过去,在报刊杂志上曾经介绍和批评过一些儿童读物,推荐过书单,起了很好的作用。凡是被介绍推荐的书,读者一下子增多了。但是这个工作做得太少,被介绍过的、公认的好书,少得屈指可数。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已出版的儿童文艺读物中还有一批好书,包括创作、翻译、连环画册和科学知识读物。如果能把这些书较有系统地介绍出来,就会使指导课余阅读的教师、辅导员和买书的读者,有了一个标准,就会扩大儿童阅读好书的范围。但是,到目前为止,在已出版的几千种儿童读物中,究竟有多少种好书,大家都还不是太清楚。这种情况,使儿童读物的出版和发行工作,带着很大的盲目性,也使图书馆、学校、家长和儿童的购书、借书、读书都带着盲目性。坏书也有了销路,而好书却往往没有机会到达读者的手里。
儿童读物的评介工作(特别是介绍工作),是一件比较艰巨的工作,需要作家、出版界、报刊、书店、图书馆、以及学校教师、辅导员和所有儿童教育工作等各个方面,共同努力。团的组织有责任经常协助各有关方面来更好地完成这个任务。


第3版()
专栏: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一九五三年第三十六期内容介绍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一九五三年第三十六期中文版已经出版。
本期的中心内容是关于党的集体领导问题。本期以“集体性是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的最高原则”为题发表社论。社论指出:集体领导是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的最高原则。党的领导力量就在于它的集体性、团结和一致性。而与集体领导相违背的个人崇拜,会降低党及其领导核心的作用,并削弱党员群众和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只有当全党自上而下以广泛的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为基础,集体地讨论和决定问题时,才有可能及时地揭露和消灭工作中的缺点以及歪曲党的路线的情事,才有可能及时地揭露党的敌人的阴谋诡计。社论又说:集体领导是正确地培养和教育新干部的重要先决条件,是有效地监督由选举产生的机关的活动、发挥党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重要先决条件。
本期并刊载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拉约希·阿契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集体领导问题”。文章叙述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六月全体会议揭发在实行集体领导方面所存在的缺点的情况,指出不论在党的上级领导机关和下级领导机关中,集体领导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被个人领导所代替了。这些情况使得党的决议不能在党的领导机关全体成员的参加下集体地制定出来,削弱了公开和大胆而诚实的批评,削弱了党和群众的联系,阻碍了劳动人民创造力的发挥,造成了党员积极性的低落,并使党的领导很难及时地揭露和纠正在经济政策方面所犯的错误。文章还谈到了中央全会关于消灭这些缺点和错误所采取的措施,并指出这些措施现在已经产生了良好的结果。
本期刊载的重要文章还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邓小平的“中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普选”,和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马赛尔·赛尔文的“法国劳动人民的伟大斗争”。
马·赛尔文的文章叙述了今年八月法国罢工浪潮空前高涨的情形,指出参加这次罢工的劳动人民大为增加,罢工运动具有明显的广泛性和团结精神,它大大地挫败了法国政府实行反劳工政策和破坏民主权利的阴谋。文章强调说:大规模的八月罢工运动证实了党的路线、党对目前局势的估计的正确性,证实了莫·多列士六月间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在法国,民族的‘潜在力量’正开始兴起,这种力量将决定新的发展过程。”
(新华社)


第3版()
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拍摄北京西郊公园动物园影片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现正紧张拍摄我国规模最大的动物园——北京西郊公园动物园的影片,十月间将可完成全部拍摄工作。这是我国电影界首次拍制的动物影片。
影片中将把这个公园里的近二百种珍奇动物摄入镜头。观众将从影片里看到鹿园、狼山、白熊山、象房等新式建筑,以及赛加羚羊、驯鹿和猴子等动物的灵巧玩耍,棕熊的学人走路,和来自越南、印度的三只大象的体操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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