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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鞍山钢铁公司指示各单位
进一步学习小型厂经验开展机械化运动
鞍山钢铁公司自推广小型厂机械化、自动化运动的经验以来，各单位已取得不少成绩。最近该公司又确定必要措施，指示各单位进一步开展机械化、自动化运动。
今年一月中共鞍山市委、鞍山钢铁公司推广小型厂机械化、自动化运动的经验以来，鞍钢各单位已经取得了成绩。全公司（生产与基本建设）经过审查采纳的机械化、自动化建议有四百六十八件，其中已经参加生产的有二百九十件，其余正在施工或研究中。根据已经成功而可以计算价值的五十一件统计，一年可给国家创造九百六十六亿元的财富；有六十二件建议使八百五十五人摆脱了高温操作和重体力劳动；有六十六件节省了劳动力五百三十八人，这些建议对于提高产量、质量、保证安全生产、改善劳动条件起了很大的作用。半年来成绩较好的单位是小型厂、钢绳厂、发电厂、化工厂、中型厂、金属制品厂、和机械处的工程队等。
但还有一些单位的领导干部存在着不正确的认识：有的坐待将来彻底改造更换新的设备，坐待基本建设施工，对当前的技术设备的改革采取消极态度；有的错误地强调运动会影响生产，强调没有施工力量，把技术改革同当前生产对立起来；有的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长期的经常工作，幻想在短时期内突击一下全部解决问题，未能有计划地进行安排；甚至有的认为本单位的机械化、自动化程度已经很高，没有什么可改进了。这些错误认识影响着机械化、自动化运动顺利开展。
为进一步开展机械化、自动化运动，该公司特作如下决定：
（一）必须认真学习小型厂的经验。各单位必须组织车间（坑口）、工段以上干部及工程技术人员认真学习文件。使每一个干部都能充分认识到根据现有设备条件，逐步实行机械化、自动化，对旧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重大意义，并对一些不正确的认识进行批判；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熟悉小型厂的具体经验，把它贯彻到工作中去。
（二）加强合理化建议工作的领导，广泛吸收职工参加合理化建议工作。合理化建议委员会是团结广大职工参加运动的组织者。行政应协同合理化建议委员会根据每一时期生产中的关键问题拟出课题，组织职工围绕课题提出建议，解决这些关键问题。生产副厂（矿）长、主任工程师必须对合理化建议的审查、采纳和组织实现全部负责，定期向合理化建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各级行政应协助工会整顿合理化建议委员会，把机械化、自动化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先进生产者吸收进来，并建立必要的工作制度，使它能更好地担负起这一任务。
（三）机械化、自动化运动的重点应该放在：劳动环境恶劣、不安全、不卫生、笨重的体力劳动、手工操作多的方面，应该有计划地克服生产上的薄弱环节，解决生产能力不均衡的问题。机械化、自动化运动必须与工厂的改造方针相结合，在不妨碍总体设计原则下进行。为了以最少的投资获得最大的增产效果，以节省国家投资，对那些花钱不多、效果很大的建议，必须首先使之实现。
（四）重大的技术改革，依靠一个人的智慧往往是难于成功的，必须发挥集体创造精神，提倡技术人员与工人合作。小型厂的经验告诉我们，把积极的机械化建议者，有丰富经验、熟悉生产操作设备特性的老技术工人，和积极的技术人员围绕课题组织起来，发动大家开动脑筋互助互学，取长补短，才能使每件创造迅速成功。并必须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克服个别工人中存在的妒忌别人成功的思想和“留一手”的旧习气；克服少数工程技术人员的陈旧观点，以及好高骛远、眼高手低不务实际等错误思想；及时表扬先进人物与先进思想，树立集体主义与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才能使运动开展起来。
（五）认真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提倡多看苏联书、报、杂志、刊物，吸取苏联机械化、自动化的经验。积极向苏联专家学习，属于重大的生产技术或设备改革的建议，应多多请教苏联专家，必须做到像小型厂那样认真贯彻苏联专家建议。
（六）领导上应注意大力培养有先进思想和创造才能的人物。经验证明：凡是树立了旗帜的单位，运动就会更好地开展起来。各单位还必须对有效的建议及时进行奖励，并适当采用群众欢迎的奖励形式，把群众情绪鼓动起来。
（七）充分发挥设计施工潜力。每一件成熟的建议，应及时组织力量进行设计施工，尽可能使之迅速投入生产，使群众创造热情不断提高。各单位应吸取小型厂的经验，把原建议人组织到设计施工力量里面来，以便在施工中不断改进原建议，而收得更大效果。
（八）凡机械化、自动化建议经初步审查有进一步研究试验之必要者，领导上应给予一切便利条件，需要之材料在可能范围内必须协助解决，不要因为无计划就不给支领。在必要时得批准建议人脱离生产研究试验，在研究试验期间之工资不得低于前三个月的平均工资。经批准在已有的生产设备上进行试验期间，参加试验之操作人员的工资收入亦不得低于前三个月的平均工资。
最后该公司要求各单位应将机械化、自动化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检查，研究制订进一步开展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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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东建筑工程局第一工程公司
建立责任制后工程进度加快质量提高
华东建筑工程局第一工程公司的组织改革运动，已于七月底结束。经过改革，建立了各种责任制度，整理了劳动组织，整顿了劳动纪律，工人生产效率普遍提高，对今后完成繁重的国家基本建设工程，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去年六月，该公司为了承建二万户工房工程，在很短时期内将一个不满三百人的施工单位扩大为拥有二万多人的建筑工人队伍。因为领导上存在严重的盲目冒进情绪、组织机构不合理、制度不健全、政治与生产脱节等而造成了组织混乱、工程质量低劣、材料浪费和劳动纪律松弛等现象。
今年该公司组织改革运动开始后，针对这种严重的混乱情况展开了广泛的群众性的查浪费、查质量、查无人负责现象的工作。计查出属于浪费、质量低劣、因无人负责造成损失的事件，总计七千三百七十件。其中有一个材料员所经手的材料，浪费竟达三十四亿元。领导上根据“边查、边改、边建”的方针，改革了管理机构，撤销办事处，建立起公司、工程处和工地的三级组织形式，撤销流水大队机构，将原工种队分别划归各工程处统一领导，使管理机构上的多头职能领导制改为统一的区域管理制。在劳动组织上，调查研究了每一工人的劳动、技术、身体、历史等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整顿，按照不同的专业分工重新编制。此外，在管理机构上建立了工地主任负责制、行政专责制、计划负责制、施工管理负责制、技术供应负责制等五项责任制度。中队建立队务、生产会议制度。在劳动组织上，建立了生产会议、交接班、产品挂牌、收工检查等责任制度。使每一单位每一成员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和相互的关系，保证了工程有秩序地进行。
在建立责任制度同时，为了保证责任制度的贯彻，又结合整顿了干部的工作作风及工人的劳动纪律。
经过组织改革运动后，该公司到处出现着新气象。在区域管理制及各种责任制度的基础上，几个新开始的工程已开始组织分段平行流水作业，按指示图表进行有节奏的生产。工人们的生产效率已普遍提高，以第一工程处为例，从三月份订计划以来，每月只能完成任务百分之八十左右，经过了组织改革及整顿劳动纪律后，六月份即完成百分之一百零九。第二、三直属工地为了保证工程质量，职工们主动检查了工房工程，并将其中有较严重质量事故的一百四十户进行了修理。遵守劳动纪律也已成为工人们自觉的行动。工人们已开始注意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因而“磨洋工”和打架等现象均已少见。“三查”后，在中队部门口每天堆着工人们在休息时间从场地上拾回来的大堆材料。工地材料的凌乱现象已不再存在。干部们批判了过去不安心工作、脱离实际等思想作风后，也已深入工地，及时研究与解决生产中的问题。特别是政治工作干部钻研了业务，转变了过去政治与技术脱节的严重现象，工人中的优缺点也能得到及时而又正确的表扬与批评。
现在，该公司已在组织改革运动胜利的基础上，组织干部学习计划管理，为即将开展的计划管理工作做好思想上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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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塘沽新港
本报记者 林里
祖国的门户
这里是渤海湾。是离内地最近的一段海岸。它在大沽口的左边。
这里早先什么都没有——没有树木，没有人烟，凶恶的海水，把野花、小草都驱逐得远远的。
这里早先是光秃秃的一片碱滩。人们叫它“不毛之地”。
这里每天有两次海潮。潮水一涨，一、两人深的大水滚滚翻腾；潮水一落，十几里地的淤泥隔开了海洋和陆地，别说行人不能走，就是野兽都不能来。以往的若干年间，海潮就这样年复一年地、日复一日地、一天两次冲刷着这块祖国的土地。
可是现在——
人们征服了自然，控制了海水，战胜了淤泥，这荒僻的海滩上，出现了一个规模宏大的海港——塘沽新港。随着这个新型海港的诞生，这里的一切都变了。它变得使老年人不能认识这个地方，孩子们无法理解过去的荒凉。
建设塘沽新港的人们，总是那么亲昵地把塘沽新港叫做“首都的门户”，或者唤做“祖国的大门”。因为这里相距北京只有一百六十多公里，是海洋离京城最近的地方。从海上到我国首都来的外国朋友，首先在这里登陆。由国外输入我国北方的货物，要在这里靠岸。我国向外输出的物资，很多也在这里上船。塘沽新港在经济上的价值和意义是很大的。然而更重要的是：这个港口是用我们本国的人力物力修成的，进出这个大门的钥匙，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我国近百年来的历史上，海关一直操纵在帝国主义手里。漫长的海岸线上，找不到一个港口是我们自己修筑的。大沽口这个地方，更有它特殊不幸的遭遇。远在一九○○年，“八国联军”打北京时的第一颗炮弹就落在这里。由这次战争所订定的“辛丑条约”，还把“削平”大沽炮台，允许外国军队驻扎塘沽，做为重要内容之一。从那时起，我国便失去了在大沽口建设国防的权利。大沽口事实上成了任人宰割的殖民地，当然也不可能建设自己的商港了。因为大沽口没有了自己的防御力量，所以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武装，便不费吹灰之力从这里登陆了。日本法西斯很清楚大沽口这个地方的重要，当它在华北立脚未稳的时候，便开始了塘沽新港的建筑工程。他们预备每年从这里输出二千七百万吨掠夺的物资，以支持它对中国的侵略。但是，日本法西斯的狂妄野心并没有实现，它仅只完成了停泊三千吨级轮船的建设，规模是很小的。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国民党匪帮对于已有工程没有进行必要的维护和保养，航道淤成了浅水滩，码头前面几乎成了平地。国民党反动派更把美国兵带到了这里。他们对一些随便来此走走的中国人，都蛮横地恐吓着：“这里不是你们的领土。”就这样：大沽口这地方蒙受了将近半个世纪的侮辱和蹂躏。直到一九四九年初，大沽口才回到了中国人民自己的手里。从此，我们开始建设我们的海防，也建成了可以同时停泊数艘万吨轮船的商港。在港湾建设当中，塘沽新港又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头生子。它和伟大的根治淮河工程、成渝铁路工程、天兰铁路工程一样，是我们当代伟大建筑工程之一。
塘沽新港的水区面积很大，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工港可以和它相比。只去年一年，从航道里挖出来的淤泥，就相当于开凿一条从天津到北京的运河的土方工程。防波堤的长度，也是我国其他港口所不能相比的。紧靠海边的那根铁轨，可以和我国七条主要铁路干线相联。出新港船闸，溯海河西行，到天津，又可以和河北平原上的五条内河沟通。这里还有一个相应的船舶修造厂，担负着修理船舶的任务。随着这些巨大建筑物的产生，这里还出现了几千幢房屋和仓库，是为了迎送进出口物资及港务管理人员住宿用的。
然而，塘沽新港的整个工程并没有结束。现在仅只完成了第一期工程。今后将在一边使用，一边建设中继续前进。
码头小景
我到塘沽新港的那天，一号码头上停泊着三只大船。一只来自新民主主义国家，两只来自资本主义国家。三只大船的旁边，围绕着拖轮、驳船、起重船，还有舢舨。岸上的装卸机来回奔跑，火车的汽笛应声呼叫，搬运工人在忙碌着。二号码头上的两部自动装煤机，刚刚送走了万吨煤船，在迎候着下一船只。
负责码头工作的周省民同志，陪我参观了各个仓库和露天货场。在第六仓库的东头，万能装卸机把巨大的机器和成箱的机件，一部一部地推出仓外，装上火车运走了。刚刚下船的肥田粉，从地面一直堆到了仓顶，正由这座仓库的西头向东延伸着。周省民同志介绍说：“这些机器、肥田粉，都是从我们兄弟国家波兰运来的。”他特别把“兄弟”二字的声音加重，然后又深有所感地说着：“这才是真正的兄弟友谊。从苏联、新民主主义国家来的货物，没有一件奢侈品，总是汽车呀！拖拉机呀！再就是钢铁器材，肥田粉、科学仪器。都是我们眼前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上所急用的。”周省民对于国际友谊的体会是深刻的。他工作在海滨，却直接服务于内地的人民。他知道内地人民的需要，工作相当认真。他说山东省的农民，正在盼望着肥田粉，前两天，还给合作总社打电报，说：“赶快送肥田粉来吧！再晚了就赶不上用啦！”可是内地人民不知道，正当他们打电报的时候，兄弟国家波兰的船只却在这里卸货了。为了不误农时，准时地把肥田粉送给农民，周省民和他的伙伴们，还在装卸工人中发动了快装快卸运动。工人们已突破了每班卸装千吨货的计划定额。尽管如此，周省民的心情还是相当紧张的。他深怕耽误了农民的需要，他在自言自语地说着：“耽误了农民的需要，固然是合作社的责任。可是，农民的损失那就再也无法弥补了。”于是他转回头，面对着我说：“明天就叫肥田粉上火车，后天就可以送到山东了。”他说着，笑了。
露天货场上的汽车、拖拉机，一辆挨着一辆，排成了纵横相错的大队。保管工人用席子盖住了拖拉机的机身。然后轻轻地写上了“哥特”二字。原来这些汽车、拖拉机，是由捷克斯洛伐克运来，并且是用光荣的哥特瓦尔德同志的名字命名的“哥特瓦尔德号”轮船送来的。人们写上“哥特”二字，是表示我国人民对兄弟国家的友谊援助的深切感激。
我们绕道仓库的后面，远远看见纵横交织着高大的木架，大批建筑工人在爬上爬下。紧靠那个巨大建筑的旁边，轧路机在碾平着一个宽阔的广场。周省民同志说：“远处正在建筑的，是两座更大的仓库。因为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大大超过了我们的预计。于是，原来修盖的仓库不够用了。为了给新来的货物腾地盘，我们费了好大劲呵。政务院财经委员会还给我们规定了‘十大措施’，其中有一条是来货必须十天提取。就这样，原有仓库还是不够用。这才决定建筑两座更大的仓库。”说起旁边的广场，周省民更是兴致勃勃，他说：“那也是露天货场，有七千平方公尺大。也比原来的露天货场好得多。在这个露天货场上，已经铺了很厚的一层石子，要把它轧成像柏油马路一样结实，一样平整。因为现在来的货物，总是机器呀机器，泥土货场是支撑不住的。”他这简单而朴实的素描，正好说明这个新型海港的繁荣景象和它在祖国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和意义。
在挖泥船上
生活在大陆上的人们，能够有机会到塘沽新港来看看，那真是幸福极了。这里，和其他海滨一样，景色美丽，空气新鲜。站在那座钢骨水泥制成的码头上，远看，蓝澄澄的海水和淡蓝色的天空联结在一起，你分不清是天连着海，还是海连着天；近看，浪花翻卷着海面，建筑港口的人们驾驶着各种各样的船。他们机智、勇敢，向海洋进行着搏斗，向淤泥进行着决战。
我来到一种“吸扬式”的挖泥船上。这种船，头顶上顶着粗重的“绞刀”，屁股后边拖着长长的“尾巴”——这是排泥管。排泥管像一条莽壮的长蛇，从海洋弯弯曲曲的伸向陆地。船头上的绞刀往海底一扎，大量淤泥便神速地喷向陆地。吸扬式挖泥船的效率很高，尤其适用于水浅泥多的港区。在建设塘沽新港工程中，吸扬式挖泥船担负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挖泥任务。在船上，“塘沽号”挖泥队队长张庆元同志，给我介绍了挖泥船的变化和进步。张庆元从前是水手，解放后被提拔为塘沽四号挖泥船的船长。最近又提拔成领导八只大船的挖泥队长。他说各个船上的船长、驾驶，都是建港当中，从工人里边培养、提拔起来的。他找来船长穆成义，大车史金贵，以及一些普通船员。大家听他讲起提拔干部的问题，就都插上嘴来。这个说：“是啊！我们都是在建港中长大的。”那个说：“过去咱这地方没有这种人材，挖泥技术全都掌握在日本人手里。”第三个说：“那时候，谁敢摸摸人家的机器？除非你不想要脑袋了。”第四个说：“那时候他们糟踏咱，说中国人开不了机器，现在让那些帝国主义分子瞧瞧吧！” ……船上的人说到过去异常愤激，说到现在又是那样欢喜。这些在陆地上听过千百次的话语，到了海上却是那么新鲜。船员们对于一个来自陆地的人，似乎也非先从这里说起就不足以表达他们的情感。
接着，他们说到开始驾驶船只的心情，说到苏联专家如何帮助他们克服困难，说到他们怎样由不懂到熟练，以及怎样突破旧日指标，又创造了挖泥新纪录。船上的人说话嗓高、声大，又富有风趣。像是深怕海浪盖住了他的声音。这时候，我想起新港工程队副队长靳步同志说过的故事。
靳步同志初到塘沽新港的时候，还是一个刚出校门的学生，现在负责整个筑港工程队的党政工作和艰巨的挖泥任务。他说：“塘沽新港的建设过程实际上是挖泥过程。能不能战胜淤泥，是决定塘沽新港能否存在的关键。但开始我们没有经验，闹了不少笑话。”在他所说的，许多现在看来是“笑话”的故事中，有一段是这样的：
“那是刚刚进入建港高潮的时候，苏联专家沙士柯夫同志来了。问我们排泥浓度多大？——这一问，工程技术人员都傻眼了。你看我，我看你，谁也回答不来。老实说，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掌握浓度有什么用哩！沙士柯夫同志看见我们窘不堪言，就说：‘好吧，我们一起去看看好了。’我们跟着专家走，以为既然看浓度，那一定要上船哟。可是，专家不往海边走，却一直沿着排泥管子走去。沙士柯夫同志到了排泥的地方。伸手抓了一把，张手一看，说：‘不行呵！浓度不够。’
“‘多少才算够哩？’我们瞪着眼问。
“‘在苏联是百分之三十’专家回答说：‘——就是说：从排泥管里出来的，泥占百分之三十，水占百分之七十。’
“沙士柯夫同志看来是个严厉的人，大家暗地里揣猜说：‘一定是权威专家。’（以后知道他有许多关于挖泥工程的著作。） 可是，沙士柯夫同志对我们是那样循循善诱，处处表现诲人不倦的精神。他笑着，打着比方：‘排泥，和熬粥一样。稠粥，一捞一把米；稀粥，一捞什么都没有——水都从手缝里流跑了。你们现在熬的是稀粥，这就浪费了国家的人力和财力。’
“沙士柯夫同志又问：‘每小时挖多少泥？’我们回答说：‘三百立方公尺。’——苏联专家摇了摇头，没有说什么，其实，是不是三百立方公尺？或者还要多一点？我们全不知道。只是根据过去听日本人说这种船的效能是这些。
“这时，沙士柯夫同志给我们介绍了苏联的挖泥经验，具体说明如何提高排泥浓度，如何提高机器周转率。然而这并不是说没有了问题，如何把专家的指示变成现实？又如何把稀粥熬成稠粥呢？
“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绝大部分是青年，他们对国家建设的热情满高，但几乎没有一个是学港湾建筑的，中国的港口，过去都操纵在帝国主义手里。旧中国没有给我们留下筑港人材，也没有学习的榜样。怎么办呢？党经常教导我们的是：依靠工人阶级，有事和群众商量。
“于是我们和工人一起，寻找挖泥数量的准确数字，寻找排泥浓度不够的原因。这一找，问题出来啦！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机械运转效率低，一天二十四小时内，只有十五个小时挖泥。其次，在这十五个小时以内，排出来的是水多泥少，浓度只有百分之十五。同时发现，从机器操作到管理制度，存在着一系列的不合理现象。实在说，以前我们就没有个操作规程哩！
“我们依靠工人找到了问题，又把问题交给工人去解决。由工会领导大家找窍门，提合理化建议。行政上也具体标出‘课题悬赏’的题目。这一来，许多先进工作方法出现了，过去认为不能解决的问题解决了。挖泥浓度很快由百分之十五，上升到百分之三十。挖泥时间由过去的十五小时，逐渐提高到平均二十小时。由于挖泥浓度的提高，机械周转率提高，就使过去每小时挖泥三百立方公尺的陈旧定额，逐渐上升到每小时七百立方公尺的新纪录。这就是说：一只船的工作，差不多相当于过去两只半船的成绩。同时，我们建立了每五分钟试验挖泥浓度一次的‘浓度试验’制度，检查机器周转率的‘流速检查’制度，以及其他方面的操作制度。”
靳步同志说的挖泥工作的演变过程，实际上是塘沽新港的建设过程，也是每一个建设塘沽新港的人们的进步过程。“塘沽”号挖泥队队长张庆元，当他被提拔为塘沽四号挖泥船船长的时候，心情是那样紧张。他高兴，但又着急。他高兴自己当了船长，但他着急地自问着：“干得了吗？一个卖苦力、当水手的老粗？领导一条船可不那样简单？”可是他又想：“咱不干叫谁干哩？领导上成天说新中国要依靠我们来建设，我们能怕困难吗？”张庆元的伙伴们也鼓励他说：“老张，干吧！有我们大伙，你作不了难。”张庆元当了船长，正赶上工程局号召提高排泥浓度，提高机器周转率。张庆元和大家检查了自己的船，把全部挖泥时间计算了一下，一看，每天只有十五小时的挖泥时间。他大吃一惊！
“时间跑到哪里去了呢？”他计算着。把各种停车时间排列在眼前，除去一切必不可免的时间以外，他发现移锚停车和清缆停车占去的时间最多，平常每移动一次要占去七十分钟。他从解放前，日本统治时期大伙盼着船坏，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工人们尽量把移锚时间拉长的事实，得出结论说：“移锚时间是可以缩短，或者减免的。”他把他的想法交给技术人员研究，请工人同志们讨论，他自己同时做了三番五次地实际试验。一个“移锚不停车”的方法成立了。但这时候还有四分钟的“吹水”时间的浪费。张庆元的方法很快传到了各个船上。塘沽五号船本来也在试验，一听说张庆元试验成功了，他们的信心更强了，第二天，他们连四分钟的“吹水”时间也减去了。“移锚不停车”成了一个完整的方法。人们替他计算了一下，单这七十分钟的节省，一年就可以多挖十二万七千立方公尺的泥。
巨大的塘沽新港工程，就是依靠这些同志的逐步摸索建成的，就是依靠这些同志的点点滴滴的心血凝成的。（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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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中国人民感谢苏联农学专家卢森科”一文中关于豆饼养猪所积猪粪含氮量计算错误的更正
一九五二年八月新华社记者李蓬茵所写的“中国人民感谢苏联农学专家卢森科”（见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本报）一文，引用了本部一段错误的翻译记录。把猪粪的含氮量千分之四到五，错成百分之二到三，并由此引申一段不切实际的解释说：“一头猪一年约吃五百斤豆饼，但可产二吨粪便。豆饼的含氮量为百分之六——七，猪粪的含氮量是百分之二——三。五百斤豆饼只含肥三十五斤。如以五百斤豆饼喂猪所得的两吨（四千斤）猪粪，却含氮一百二十斤。”
该文发表时，我们没有细心校阅，以致未能改正这一错误。这篇文章发表后，各地报刊纷纷引用，在农民群众中进行了错误的宣传。全国合作总社曾根据这个数字发布过指示；西北农林局并引用这个材料通知西北各级农林机关大力推广。我们对于这样一个涉及广大农民生产的科学问题，始则态度不慎，当记者把这个材料送交我们审阅时，又未请专家亲自校阅，继则听之任之，没有及时更正，这说明我们官僚主义作风是严重的。现在为了澄清对这一个问题的认识，说明如下：
农家自积的厩肥、堆肥，含有较多的有机质，它具有改良土壤、培养地力的显著效能，是农业生产上最基本的肥料。各种油饼和化学肥料只能补助农家肥料的不足，决不能代替农家自积肥料。因此，提倡积肥是目前解决肥料不足的基本任务，特别是养猪积肥。
直接用豆饼做肥料是一种很大的浪费，因为豆饼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油脂、碳水化合物等多种对动物富有营养价值的养分，是家畜最好的饲料。但直接用它做肥料，只能利用其成分中约占百分之十的养分（主要是氮素），供植物吸收；其余对于动物说来是最好的养分却都被浪费了。如果能把做肥料的豆饼用来喂猪，不仅可以解决猪的饲料，发展养猪，加速猪的肥育，增加产肉量，提高豆饼的利用价值；另一方面，猪所排泄的粪便，从积肥增产的作用上来看，更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养猪除了积存猪所排泄的粪便外，更能利用农场废物及田间杂草垫圈，增加大量有机肥料。在有垫圈习惯地区，农家利用养猪所积存的肥料要超过猪所排泄的粪便几倍以上。这些具有改良土壤的大量有机质肥料，对于增产的效能也远远超过单用豆饼。因此提倡用豆饼先喂猪，对发挥豆饼的最大效用，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李蓬茵在该文中对猪粪和豆饼所含氮量的计算数字，却是错误的。各地在宣传中不应采用那个例子。
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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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盲目发展羊群的教训
松江勃利县八家子村张中才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民们，都为羊群问题苦恼着。羊群问题使他们遭受到很大的损失，现在已经到了不能不解决的时候了。
去年春天，当这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互助组的时候，中共勃利县委工作组为帮助他们“充实生产内容”，就动员大家发展羊群。工作组的同志说：“养的这批羊都是美利奴羊，种好，便宜，又不掏现钱，一年光出羊毛就足够羊倌开支，繁殖的崽满可抵住贷款利息，积肥增产是净赚。”虽然这样，一般群众还是不愿养羊。为了消除群众顾虑，又连续动员了三夜，这才打通了群众的思想，大家“同意”了养羊。
很快，八十三只“不掏现钱”的美利奴羊都赶回来了，但是，到那里去牧放呢？却成了严重的问题。开始，他们赶到树林里，立刻被护林委员会的同志批评了一顿，说他们违犯了“封山育林”的政策。后来，赶到茅道上，一眼照顾不到，就糟踏了地里的庄稼；赶到河边，草薄地窄羊吃不饱。……由于有这些困难，谁都不愿意放羊。
以后，虽然建立了轮流放羊制，增雇了羊倌，可是，因为缺乏牧场和养羊经验，养羊的情况并没有改善。一年多来，工作组同志原来所说的养羊的好处，群众一点也没有得到；工作组同志说：“一年光出羊毛就足够羊倌开支”。实际情况是：因为羊群生癞，羊毛质量低劣，一年多来只卖八十万元，刚够盖羊栅和剪羊毛的人工费。八百二十万元的羊倌费、二百三十万元医治羊群癞疾的医药费，完全需要由农业生产中开支。工作组同志说：“繁殖的崽满可抵住贷款利息”。实际情况是：一年多来，固然繁殖了不少的羊，同时，因为饲养不得法，却也死亡了不少的羊，出入相抵，羊的数目依然如故。可是，银行贷款利息的数目却增加到了四百五十万元，羊价跌落又要赔五百三十万元。
这样惊人的赔累，严重地影响了农民的生产情绪。最近，该社讨论处理羊群事件时，许多人都主张卖羊，甚至连一个哑吧也亲自写了一张纸条，表示“别的啥事都行，就是不要羊！”要卖羊，不但羊价贱，而且根本没人买。卖不了羊，群众谁也不安心，有的社员要出社，有的社员要给政府退羊，主任张中才弄得整日愁眉苦脸。
编者按：勃利县委工作组盲目动员农民养羊，是不顾群众需要，不从实际出发，只从主观愿望出发，把好事办成坏事的又一个例子。建议中共勃利县委迅速帮助张中才农业生产合作社解决这一问题，并从中取得应有教训以教育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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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谷里的人们在前进
——记瑶民生产改革的新气象
蔡中运 唐泽生 江慧芬
瑶山夹谷一带，是贵州省荔波县西南边的一个偏僻山区。这里聚居着一百六十多户瑶族人民。瑶山下面，有一条漳江，曲折地绕着田野和山岗奔流着，漳江的两岸，土地肥沃，是一片适宜种植稻谷、谷子、苞谷、棉花的好地方。但是，在反动统治时期，这些肥美的土地，并没有给瑶民们带来幸福。好多年来，瑶民们长期地遭受着国民党反动政府、地主、匪首的压迫、屠杀和抢掠，瑶民们没有心思发展生产，这些肥沃的土地一直被荒芜着。以前，瑶民们没有铁质犁耙农具，也不会种稻田，常年靠种苞谷、谷子等杂粮为生。由于农具的缺乏，瑶民们曾养成了“上山打猎”、“赶上吃饭”的习惯。他们的农业生产还普遍处在落后状态中，一般是广种薄收，而绝大部分村寨中的瑶民，还在使用着比较原始的“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他们在荒草坡上和石头缝里，用刀将荒林砍倒放火烧光，火熄后就播种，从来不犁、不锄、不上粪，下种后就等着收成了。这种生产方法，常常给瑶民们带来了许多自然灾害。一次，拉苕寨瑶民莫志安放火烧山种谷子，火被风卷起，引起漫山大火，烧毁了无数山林，把坡上的几家房屋和牲畜全部烧成灰烬。森林烧光后，这里便经常遭受大风的侵袭。
解放后，人民政府为了扶持瑶山中的瑶民们发展生产，帮助瑶民改良农具和耕作方法，先后发放了三千八百多件优良铁质的农具，和大批的耕牛，肥料，种籽，口粮等贷款，解决了瑶民们严重缺乏生产资料的困难。现在，在每户瑶民的茅屋里，都摆着犁、耙、锄等农具。这便大大地提高了瑶民们的生产积极性，鼓舞着瑶民们生产改革的情绪。
前年春天，祖国人民热烈进行农业增产运动的时候，瑶山夹谷里每个瑶民也怀着高度的生产热情，在他们原有的生产基础上，积极地开展了改良农具与耕作技术的活动。人民政府大量吸收了瑶族干部到县农训班学习生产技术，并经常组织瑶民们下山来参观国营农场和汉、彝族农民互助组的生产。使瑶民们懂得了农业生产上的许多知识，积极地向汉、彝族农民展开了学习使用农具和种水田技术的活动。尽管山谷里的道路崎岖难走，尽管大风雨疯狂袭击，瑶民们始终没有放弃过一次可以学习生产技术的机会。
在学习生产技术中，瑶民们曾经历了一段艰苦困难的过程，如瑶民兰布水初学犁田时，不会使牛，牛不走；不会拿犁，犁起来东倒西歪，忙了一天，累的满头大汗，还犁不好一块田。有时他很灰心，感到用这家伙种谷子还不如在荒草坡里种苞谷好，但他想起过去喝野菜稀饭的生活时，还是下了决心，一定要学会种水田。每天天一麻麻亮，他就叫着瑶民蓝甫亚，何老弟等下山去找汉、彝族农民教他们。经过他们苦心学习，终于学会了使用犁耙和种稻田的全部技术。学会了的又去教不会的，许多瑶民便也慢慢地学会了这些耕作方法。
往年农忙的时候，瑶民们扛着破烂的木犁木耙和带有少量铁质的“翻撬”下地翻土，一人一天只能翻完半挑苞谷地，如今，瑶民们学会了使用牛犁牛耙的技术后，一人一天就能犁完十几挑苞谷地，生产效率比以前提高了十多倍，过去，瑶民们一般要在三月底才能种好的苞谷，如今他们在二月中旬就全部种好了。生产效率提高后，瑶民们节省了许多劳动力，接着他们又把这些劳动力用到土地加工和发展生产上去。从前瑶民何老扛、何老芳、何金贵等种地从不上粪，现在他们也养成了积肥的习惯。他们经常去打草拣粪，有的养了牛和猪踩粪，盖了粪坑，积存起一堆一堆的粪草。一般瑶民在耕作上也比以前细致了，像瑶民韩老勇互助组今年栽种棉花、苞谷、比往年要多犁耙了一道，多薅了二道，并且还养成了选种的习惯。今年，许多村寨的瑶民，不但提前种完了苞谷、谷子、棉花、红苕，还开垦了很多荒地，扩大了耕种面积。如过去耕地最少的拉苕寨十一户瑶民，往年仅有一百挑地，不够耕种，今年，组织了两个互助组，提前将一百挑地分别种上苞谷、棉花后，还添开了三十挑荒地来栽种谷子、红苕，同时，还第一次种上了他们从来没有种过的三百五十挑田的稻谷。
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瑶民们还和各兄弟民族组织了许多互助组，从生产劳动互助中，更加巩固了民族团结友谊。如瑶、苗、彝三族联合组织的黎老大互助组，成立一年多来，生产上就有了很大发展。瑶民何老奶等住在山上，抬粪下山不方便，彝族何树刚就把山下的三十多挑粪给他们，何树刚在山上的苞谷地，瑶民又给他上粪，瑶民黎老大不会种田积肥，苗族王登源在互助换活时便教他，由于组织起来的结果，提高了耕作技术，节省了许多劳动力用到土地加工上去。如今，他们种苞谷、棉花，一般都犁了三道，薅了三道，每挑地也放了五挑到七挑粪，庄稼长的比任何时期都茁壮，获得历史上未有过的丰收，瑶民组员何信民，往年他种的八挑苞谷地，最好的年成只收到四百多斤净苞谷。参加了互助组和使用牛犁，施肥后，今年他这八挑苞谷地已收了六百四十斤净苞谷，比往年增产百分之五十以上。目前，他的棉花、谷子长得更加茁壮。许多瑶民一般都获得了丰收。这都是瑶山从没有过的事情呵！如今瑶山上到处呈现了一片新生的气象。
在生产上不断发展的瑶民，已经逐渐改变了过去穷困的生活。以前很多瑶民整年吃不上白米和盐，许多人没有衣服穿，今年一般瑶民已经可以吃到二斗白米，十几斤盐，每人一年可以穿上一套新衣，差不多每户瑶民都养了猪。一些瑶民还进了小学和民校去读书。虽然，瑶山夹谷里的瑶民们的生产技术，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刀耕火种”的方法；生活还没有像汉、彝族一样的好。可是，他们深信，有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在人民政府的积极扶持和各兄弟民族人民的友爱帮助下，用不了多长日子，他们就可以飞跃地赶上各兄弟民族的生产了。现在，瑶民们都满怀着高度的生产热情和信心，正继续进行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的改革，争取在近年内达到有吃有穿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