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内蒙古牧业区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
程海洲
内蒙古牧业区的互助合作运动，几年来在共产党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与推动下，已有很大发展。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在内蒙古自治区呼纳盟、昭乌达盟、察哈尔盟、锡林郭勒盟、兴安盟等牧业区内，已组织起各种类型的畜牧业生产互助小组二千六百多个，在呼纳盟新巴尔虎右翼旗，去年冬季参加防灾互助组的牧民，占全旗总游牧户的百分之九十六。
目前内蒙古牧业区互助合作组织的形式，大体可分三种。一种是季节性的互助组，它是按照防止风雪灾害、接羔、剪毛、打狼、打草、走“敖特尔”（到有好水草的地方放牧）和副业生产等生产季节和生产需要组织起来的。生产任务完了就又各自放牧。这种互助组的数量最多。一种是合群放牧互助组，这种互助组多在牲畜较少的牧区和半农半牧区，特点是着重于牲畜放牧上的互助，采取轮流放牧或专人放牧等办法；这样可以节省劳力，使牲畜少的牧户不被少数牲畜占去全部精力，因之可以抽出人力进行副业生产，增加收入；这种互助组多能常年坚持不散，在牧区相当普遍。再一种是有一定分工和有生产计划的较高级的互助组，这类互助组现在还为数很少，在呼纳盟有胡和勒泰互助组，在兴安盟有额尔敦敖其尔互助组，在昭乌达盟有德热申爱里互助组，在锡林郭勒盟有特木尔互助组等。这些互助组由于能按照生产计划进行合理分工，常年地在多方面实行互助，虽然为数不多，在牧区发生的良好影响是很大的。
内蒙古牧业区的互助合作运动，是根据广大牧民生产上的需要和在群众固有的劳动互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牧业区的特点是地广人稀，劳动力缺乏，再加之在牧业生产中，年年有风雪灾害，而且一年四季有狼害和其他灾害（如疫病等）的威胁，穷苦牧民又缺乏放牧牲畜用的蒙古包、车辆、马匹等生产工具，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克服困难，发展生产，就必须组织起来进行互助。另一方面，在蒙族牧民中，数百年来因生产上的需要，他们曾经有各种类型的劳动互助形式。如呼尔其（合群放牧）、浩特（在一个居住单位内互助放牧）、绍尔奇（为了防止自然灾害进行互助的组织）等，都是广大牧民所习惯采用的互助形式。在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等地，由于牧民年年要拉盐或搞其他副业生产，在车辆、畜力和人力上也都有习惯上的互助。牧民中的这些固有的劳动互助形式，虽然还较原始，但对于内蒙古牧业区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来说，却是很好的基础。
尽管劳动牧民在生产中有互助合作的需要，并且有着自己固有的劳动互助形式，但如果没有中共内蒙古党委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的积极倡导和扶植，牧业区的互助合作运动是不可能在短短几年中发展到今天这种规模的。内蒙古自治区在一九四八年根据牧业区的实际情况与畜牧业经济特点，制订了保存牧主经济、“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的政策，并提倡与推行牧业区的互助合作运动；但需要十分稳重与谨慎，必须根据牧业区的特点来规定互助合作的形式与内容。在此以后，内蒙古各级党政负责干部具体地研究了牧业区人民的生产情况，一方面了解到牧业区广大人民有组织起来的需要，普遍有互助合作的要求，同时也了解到在蒙族牧民中原来就存在着各种类型的互助形式。根据这些情况，中国共产党内蒙古工作委员会在一九四九年明确指出牧民放牧中合群放牧的互助合作“是将来在组织牧民合作互助上可以提倡的一种办法”，应加以推广。一九五○年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在所召集的锡、察盟干部会议上又提出“要适当组织牧民的生产合作，以解决劳力不足及防止自然灾害等困难”的号召；除此以外，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并从物质上加以扶助。如一九五○年即在呼纳盟贷给贫苦牧民七千只母羊，现在内蒙古牧业区的先进互助小组胡和勒泰互助组，就是由当时四户得到政府贷羊的贫苦牧民组织起来的。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现在内蒙古牧业区的互助合作运动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这种规模，成为畜牧业生产中的一种新的生产组织形式，是与中国共产党内蒙古党委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的积极倡导和扶植分不开的。
内蒙古牧业区几年来推行互助合作运动的结果，已经显示了它的优越性。它给牧民带来了实际利益。这首先表现在解决了劳动力、生产工具不足的困难和有效地防止了自然灾害等方面。如呼纳盟新巴尔虎右翼旗在一九四九年的一次暴风雪中，曾死亡了一万二千头牲畜，但自从大家积极参加防灾互助组织以后，在一九五一年冬季和一九五二年春季的十次大风雪中，全旗仅损失七百头牲畜。该旗博格德敖拉苏木（区）牧民沙金嘎等三户，一九五○年冬季组织防灾互助组，把车辆、蒙古包、圈棚等合作使用，预先做好防风墙和羊圈，因而在两昼夜的暴风雪中没有一点损失，而同一苏木的牧民那顺，因未参加互助组，人力单薄，不能抵御风雪，一夜被雪压死七十头牲畜。
其次是提高了牲畜的繁殖率和幼畜的成活率。如呼纳盟牧业区由于广泛地发动和组织了接羔互助，已使幼畜的成活率逐年提高。该盟牧业区一九五○年幼畜成活率为百分之九十二点五，一九五一年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五点四五，一九五二年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七。昭乌达盟德热申爱里互助组，一九五二年繁殖的一百四十四头幼畜，全部成活，全组牲畜比一九五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七点七。锡林郭勒盟西部联合旗第六佐（区）巴拉登合群放牧互助组，一九五二年绵羊的繁殖率达到百分之一百二十一，山羊达到百分之一百二十六（由于饲养管理得好，绵、山羊的双羔率都达到了百分之二十以上），绵、山羊羔的成活率均为百分之百，无一损失。
第三，初步解决了组织定居游牧的困难，改进了放牧技术。由于内蒙古牧业区绝大部分是游牧区，因之经过互助合作逐渐走向定居游牧，是达到改变牧业区人民的生活面貌和达到人畜两旺的重要步骤。从这几年的牧民互助生产中，已经可以看出：只要牧民能够组织起来是可以逐步克服定居游牧中的困难的。如锡林郭勒盟西部联合旗其其格浩特（这是以女青年团员其其格为领导骨干的居住单位的互助组织），共有九户牧民，三十人，十六个劳动力，十二个蒙古包，四十七辆木车和二十三块柳条笆，牲畜计有四十六匹马，二百三十二头牛，九百一十五只羊；从一九五一年秋天起，由其其格带领各牧户的劳动力组织起来走敖特尔，牲畜吃得很肥壮。一九五一年冬季即把一个叫满嘎的老人、特古斯老两口子和占布拉的爱人留在有火炕的冬营地，并把有病的乌拉呼的爱人与大力札布的爱人送到了盟人民政府所在地贝子庙去治病。全浩特的牲畜由四个身强力壮的整劳动力带着到远处走敖特尔，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直游牧到一九五二年三月份才回来接羔。从这里可以看到，其其格浩特的做法，已经是定居游牧的雏型了。这样就使得有病的治了病，无劳动力的老人得到了休息，牲畜游牧吃到了好草。其其格浩特一九五二年牲畜（马、牛、羊）的繁殖率达到百分之一百零三，生下来的二百零二个幼畜只因病损失了一个，成活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五。像这样的互助组织在锡林郭勒盟东部联合旗第二佐和察哈尔盟的太朴寺左旗都有很多。
总起来讲，内蒙古自治区由于几年来在牧区倡导和推行了互助合作运动，已使广大牧民体验到组织起来的好处，在较好的互助组内并初步养成了集体劳动的习惯，提高了政治觉悟。而在爱国增畜竞赛运动中，互助组一般都能起骨干和先进作用，因之提高了群众的爱国生产热情。
内蒙古牧业区在推行互助合作运动中所以能够获得上述成绩，是与几年来一直坚持正确的方针分不开的。方针主要有下列三条：
一、在劳动牧民中广泛宣传互助合作的好处，宁慢勿乱地、稳步地发展牧民中的互助合作运动。从牧民的生产需要出发，根据牧民的习惯，允许有多种多样的形式；贯彻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精神。并且把组织牧民互助合作的重点放在防灾接羔、组织定居游牧和副业生产上面。再就是有领导和有重点地试办较高级的牧业生产互助组织，以便取得经验。
二、坚定不移地贯彻自愿互利的原则，反对任何的强迫命令作法。
三、加强对互助组的组织领导工作，尽量使互助组与供销合作社相结合，与改进放牧技术相结合，并给予适当的物质上的扶助。
内蒙古牧业区几年来在推行互助合作运动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不但在过去曾经发生过偏差，而且至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尚未得到很好解决。比如过去在各地曾经发生强迫命令的偏向，昭乌达盟有的地区曾经强迫牧民把牲畜合群，呼纳盟有的地区曾经强迫牧民把牲畜分群，甚至有的不顾游牧区的生产特点而强迫把大群牲畜组织在一起放牧。这些偏向虽经领导上发现后都及时纠正了，但因此也确实引起了牧民的很多顾虑。与此相反，也有另外一些干部，他们借口怕犯生搬硬套的错误，不去认真稳步地组织牧民的互助合作，而任其自流，因而使互助组织的发展受到阻碍。在尚未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中，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至今在内蒙古牧业区还有一些干部，对牧工、牧主两利政策与互助合作政策划不清界限，他们还不能够很好地了解，虽然这两个政策都是为了发展畜牧业生产，但执行起来必须有所区别，那就是在处理牧主与雇工、苏鲁克户以及贫苦牧户间的关系时，必须是用牧工、牧主两利政策来解决，不然必有一方会吃亏而影响生产；但当解决劳动牧民间在生产中的关系时，我们是提倡和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的，因为广大的劳动牧民只有组织起来才可能迅速地和大量地增加牲畜，获得生活的改善。另一个问题是牧业区的互助合作运动与农业区比较起来，在具体作法上应该有那些不同，尚不十分明确。在农业区组织起来的道路是很清楚的。那就是由临时的季节性的互助到常年互助，到生产合作社，到集体农庄。在牧业区，由于情况特殊，很明显不能与农业区所走的道路完全一样，但到底应该经过那些特殊的形式过渡到现代化与集体化，则还是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逐步求得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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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牛虻”
英国伏尼契著 李俍民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五三年七月出版
韦君宜
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两本书里，提到保尔和卓娅都爱读“牛虻”，都受到过这本书的教育。因此，“牛虻”中译本一出版，就被广大青年读者争相阅读了。这本书描写了一百多年以前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中的英雄人物，描写了历史上那为了人民而流血的志士仁人的精神面貌。那名为牛虻的英雄的政治思想以及对问题的认识，与我们这时代的英雄不同，但我们敬爱他们，正如我们敬爱我们“水浒”里的英雄或太平天国的英雄。他们是我们的先辈，有许多地方，我们是可以向他们学习的。
“牛虻”所反映的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意大利，正当意大利受到奥地利的压迫的时代。意大利被分割为几个小国（包括教皇领地），好几个小国的统治者都是奥地利皇室的亲属或走狗，教会也是奥地利的同盟者。残酷的压迫使意大利人民无法忍受。在二十年代烧炭党人起义之后，又有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革命家玛志尼创立了“青年意大利党”，他们提出的任务是：“复兴意大利，使它成为自由、平等的统一国家，成为统一、独立、自主的意大利。”同时还有一些大地主和资产阶级分子，倡导国家再统一运动，他们拥护教皇，主张建立独立的君主国家。青年意大利党为祖国解放进行了二十年的斗争，但是，玛志尼不依靠群众，主要想以密谋方法取得政权。他曾一再写信吁请庇埃蒙（那些小国之一）国王和教皇起来领导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对于当时号称“倾向自由主义”的教皇尤其寄予很高的希望。这些希望当然落了空，所以他最后终于失败。
牛虻就是青年意大利党的一分子，但他比玛志尼等更接近人民，他经历过各种艰苦，还亲身受过教会神父的欺骗与出卖。他看透了教皇和教会的伪善，坚决反对他们。他与山民的革命组织相联系，进行武装起义活动。事败被捕，英勇地牺牲了。
有许多青年读者读了这本书，感到难于理解，提出了一些问题。他们问：“这样一个一百多年前的玛志尼党人，我们可以从他身上看出一些明显的缺点，有什么地方可以供今天的我们学习呢？”
这就是我们必须回答的。
牛虻以他的坚毅、严峻、明确深刻的爱与憎，深深吸引了我们。有的青年读者读过这本书之后发问：“为什么牛虻的性格这样严峻、冷酷、好像对什么人都恨，老是嘲笑人？为什么不像卓娅、马特洛索夫那样活泼愉快、那样热爱着生命？”这是由于牛虻成长的年代正是意大利人民受内外敌人迫害的年代，之后他又发现自己是教士蒙泰尼里的私生子，又在南美过了长期的苦难生活，受迫害、受侮辱的生活毁损了他的身心，也把他的性格锤炼得更加刚强。这样的人的性格，和在社会主义的美丽花园里由国家教育机关和家庭小心培植长大的卓娅和马特洛索夫等当然不会相同。但如果认为他的性格只是冷酷严峻，对什么人都恨，却也是不对的。牛虻对于祖国的爱是很鲜明的。他年轻的时候，就以宗教的热情宣誓：“要把我的生命献给意大利，帮助她从奴役和贫困之中解放出来。”为了这，他从十九岁坐监狱起，一直斗争到死。他临死时还说：“只有我们才是生命和青春，只有我们才是永恒的春天，只有我们才是未来！神父，曙光近在我们眼前——难道你不愿意看到日出吗？”这是多么热烈的对于祖国未来的歌颂啊！
牛虻爱人民，人民也关心他。当他在街上拾到一个流浪的小孩时，他对孩子是那样关心、体贴；他对扭曲着身体供人玩笑的杂耍班小丑表示了热烈的同情。在他被捕之后，刽子手们折磨他，但士兵们同情他。在奉命枪毙他的时候，士兵们都向旁边瞄准。一个士兵在牛虻死后冒着生命危险替他送出遗书。很显然，是牛虻的革命热情和勇气，像阳光一样照到他们悲惨的生活中，才能使得他们如此。
牛虻痛恨敌人。在敌人面前，他真是又冷又硬，像钢铁一样。书中生动地描写他对反动统治者的敌视和蔑视。他们审问他时，他嘲讽他们，笑他们，使那个反动的军长都不能不承认：“那样子人家还以为审判官是犯人，他倒是审判官呢。”书中更突出地描写了牛虻对于教会的痛恨，这使有些青年读者提出问题：“牛虻为什么那样特别痛恨宗教、痛恨教会？似乎比恨反动统治者还深，是不是因为个人仇恨？”事实上，书中已经提到，在牛虻被卡尔狄出卖的时候，另外一个城市比萨也正发现了一个教士是间谍。被卡尔狄出卖的事件只是一个引子，从这里开始，他看透了当时当地天主教会与奥地利侵略者和本国反动统治者勾结的真相。这正是他高出于书中所写的大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玛志尼党人的地方。他对教皇、教会、和蒙泰尼里这个人，都作过清楚的分析，他把当时的教会比作扒手，“把意大利比作一个醉汉，搂住一个扒手的颈子在哀哭，而那扒手却正在掏他的口袋”。有的青年读者问：“蒙泰尼里好像也不太坏，他爱牛虻，牛虻为什么那样恨他呢？”我们不要忘记，当时的教皇是带有所谓“自由主义”的虚伪幌子的。像蒙泰尼里这样满口仁慈、高谈囚犯的“人权”的教士，正是教皇和教会的适当代表。他一面看了囚犯身上捆着皮带就大惊小怪，说是“野蛮行为”，一面却同意对犯人实行秘密审问和秘密处死。即便在最后他发现了牛虻就是自己所钟爱的儿子以后，尽管他一面为儿子的死悲痛、发狂，但最后还是他的反动政治立场占了上风，他同意了军长的意见，杀死了牛虻。这一冲突的结果，尖锐地表现了蒙泰尼里在本质上是一个什么东西。牛虻说过：蒙泰尼里的任务就是“要维持一般人对新教皇现有的热情，不让它衰退下去，同时要吸引公众的注意”。应当承认，牛虻所以痛恨蒙泰尼里，主要是由于他对蒙泰尼里这样的教会代表有了这样明确的认识的缘故。
从对祖国对人民的爱和对敌人的恨，产生了牛虻底坚强的革命意志。为了革命，他忍受一切苦难。当他叙述在南美洲痛苦的流浪生活时，琼玛问他：“你为什么没有自杀呢？”他回答：“你想，我的工作怎么办呢？谁能代替我去做呢？”在秘密法庭里，在牢狱里，在刑场上，他镇定地忍受敌人对他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各种摧残。在临死的遗书上，他写着：“我将怀着轻松的心情走到院子里去，好像一个小学生放假回家一般。我已经尽了我工作的本分”。这是何等大无畏的视死如归的气概！这种坚强的精神是从那里来的呢？看他临刑时候，敌人以为他会害怕，他却从容谈笑地对敌人宣布：“轮到我们收拾你们的时候，我们就要用大炮来代替这半打破旧的马枪了。”显然，正是由于这个对革命必然胜利的信念，使他能够有那样刚强的气概。这种信念不但支持他忍受了敌人的折磨，而且支持他克制了与革命利益不相容的个人私情。牛虻对蒙泰尼里是有父子感情的，他向蒙泰尼里进行战斗的时候，时常感到痛苦。但是他还是不留情地坚持战斗了。在蒙泰尼里面前鲜明地表示了自己的立场，“你我之间不能有别的任何关系了。除掉战争，战争，还是战争”。最后他曾流了泪，想争取蒙泰尼里，但是当蒙泰尼里拒绝之后，他就不再多说，走向了刑场。
这样爱祖国、爱人民、痛恨敌人的精神，这样坚强勇毅、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但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牛虻的某些思想行为，是我们不应当学习的。例如牛虻他们的革命方法，那是我们根本不能采取的。他与玛志尼有些不同，因为他对教皇和国王并不寄予希望，而且与一些山民有着联系，不像玛志尼他们那样完全“只知道城市里自由主义的贵族和有知识的公民”。但是，他与玛志尼一样，不是依靠组织群众起来革命，而是要以少数革命家密谋的办法取得政权的。他对暗杀的错误手段也加以肯定，对“一切混乱和错误的根源”的分析也是不对的。此外，他对于爱情的看法不正确。他不爱绮达·莱尼，却与她同居，把这个女子只看作发泄情欲的对象。他爱琼玛，却勉强压抑自己的感情。他寻找刺激的歇斯底里病态情绪、冒险情绪，是不好的，没有为了革命的长远利益尽力减少牺牲。他对蒙泰尼里的态度基本上是认得出敌我的，但也还是有着病态的。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当蒙泰尼里跑到他面前挡住他射向敌人的枪口的时候，他拿枪的手竟垂下来了，以致被捕。作者花费了很多笔墨来描写这一幕个人的悲剧——父亲爱儿子，不敢说明；儿子爱父亲，不能去亲近。父子站在相反的立场，儿子反对父亲，父亲杀了儿子。尤其是最后蒙泰尼里杀死牛虻之后悲痛发疯那一节，写得非常生动。这样的悲惨结局自然是蒙泰尼里自食其果，但是这样多的关于父子关系的悲剧描写，确是也在有些地方混淆了人们对于蒙泰尼里与牛虻的主要矛盾的认识。
这类的问题，青年读者们还提出了很多很多。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因为“牛虻”的作者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作者所写的牛虻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伏尼契写作这本书时，列宁刚刚开始革命活动。在牛虻的时代，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的英法等主要国家的工人阶级虽然已经成长起来，开始卷入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但落后的意大利还是苦于民族压迫和教会、地主的封建压迫，工人阶级还没有壮大起来。在这样历史条件下创造出来的牛虻，必然要受到时代的限制，在伏尼契所创造的这位革命志士典型的思想感情中存在着某些严重的缺点，那是可以理解的。有相当多的青年读者一向读惯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这些书，读“牛虻”不知道怎样读法，也想以看保尔、卓娅的眼光去看牛虻，以学习保尔、卓娅的方法去学习牛虻，结果就发生了很多疑问。有的青年因此对这一作品表示失望，有些人并且提出：这一类作品青年可以根本不要读。其实我们的高中学生、大学生读这样的书，应该不会发生太多困难。这里面的主要问题是怎样培养青年阅读古典作品的能力，怎样教育青年用历史观点看问题，不以今天的要求去要求古人。我们应该有从我们上代的人们的智慧成果中汲取营养的能力。因为怕“批判不了”而对过去的一切作品都采取拒绝态度，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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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泛滥成灾的调查统计表
司更生
调查统计是国家建设，特别是实行计划管理的一个重要工具；因此在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开始后，各方面都特别重视调查统计工作。但由于调查统计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分散主义、官僚主义未能及时克服——在农村中未很好照顾小农经济的特点，因此在工作进行中产生了一些严重的恶果，必须迅速纠正。
统计表的种类太多
调查统计报表发得过多、过繁、过乱，已成普遍现象。乡村干部尤其感到统计表格泛滥成灾。过去，每个运动，每项工作几乎均有报表。发表机关上至中央下至区乡。据浙江省萧山县检查，仅县级以下的发表机关就有县人民政府各科、局，妇女、青年等群众团体，贯彻婚姻法委员会，新华书店等三十一个单位之多。而每个单位又发许多种表格。而许多种表格，每种还不止一张。山西省榆次县四个单位，一九五三年一至三月份共发表格三百多种。山西省财委所发“农业生产总值及劳动就业统计”等四套表格共七十四张，农业普查表一套二十八种，有些农业生产表格，并直接发到农户填报。据辽东省统计局检查一九五二年第三季内该省省属十一个单位、二十一个县市和五个区镇自行颁发的调查统计表格有三百一十六种，计日报十一种、三日报二种、五日报三十一种、旬报三十一种、月报八十九种、季报三十一种、半年报五种、年报八种、一次调查一百零八种，其中发到区村填报的一百四十五种；该省一九五二年内只在农业方面就布置了十二种定期报表。山东莒县吕鸿宾农业生产合作社自去春以来接到层层颁发的报表二百五十五种，目前还积压六十一种未填。
城市私营工商业报表也不少。西安市某面粉厂去年一年内收到一百二十多种报表。辽东省据统计局检查，一九五二年布置的私营商业月、季报表就有二十九种。
各自布置，互相重复
由于上级各部门间互不联系各发报表，基层单位往往接到各级领导机关的数套报表。某专区财委向各县布置了公私购销半月报，继之省商业厅又布置了私营商业购销月报，接着省财委又布置了公私比重旬报，虽然目的相同，但由于表式及报送时间不同，县工商科上报同一个资料不得不作三种不同的报表。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松江中心支行农村金融股、货币管理股、计划股往往同时接到省分行各部门所布置同样内容的报表，结果三个股常常分别到各个国营专业公司去要数字，有一次三个股的同志在一个公司碰了头，才知道都是为一个数字来的。北京海淀区农林科在去年一月至十月发给各村的表格四十四种，其中有中央和华北农林部门的，有市农林局及其所属各科的，有区人民政府及其农林科的，这些表格很多是大同小异，内容重复。单是调查互助合作运动情况的表格就有五种：中央农业部门发的一种、市农林局发的一种、区人民政府发的三种，内容基本上相同。另据陕西临潼县检查，在一百零四种农业报表中共有七百五十九个
“项”和一千六百九十二个“目”，在七百五十九个
“项”中有六百五十八个“项”是重复的，重复最多的项达四十四次。“目”的重复则更多。
内容繁杂，范围太广
报表内容要求之繁杂，花样之多，真是无奇不有，实属惊人。卫生机关要统计消灭蚊子、苍蝇、老鼠的数字，已是众所周知的了。北京市公共卫生局颁发的育儿法调查表包括七大项八十七栏，连小孩子作何玩耍，睡眠时是否摸着母亲的乳房等等都要调查填报。河北省定县子位村接到上级发来的有一张名为“农业税土地产量比较”的统计表，共需填八十个亩数，八十个产量数，八十个平均产量数和八十个百分比，共三百二十个数字。还有防旱春耕突击旬宣传网统计表共有一百二十六个指标数字。虽然防旱春耕仅仅突击一旬，而填报这些宣传情况的报表突击三旬甚至五旬也难完成。山西省财委发的农业普查表一套二十八种，有三百零三项，四百六十五栏，填表说明一百十四条，长万余言，要求每个农民都要解答“八十三问”。山东省莒县要统计各村有多少棵树，树龄几年；鸡的种类及其年龄。陕西省渭南畜牧兽医情况调查表分马、骡、驴、驼、黄牛、水牛、山羊、绵羊、猪、鸡、鸭、鹅、蜂等十三项，每项又分原有、增殖、买入、卖出、死亡、现有等六栏，每栏又分公、母、种用、骟等四个小目，必须经过三百多道手续才能填好这张表。
目前农村的报表显然有很多是不需要和毫无意义的。据定县收集到二十四种农业表格的初步审查，只有一种完全可用，六种部分可用，另十七种根本无用而且有害。二十四种表格共一千五百六十七栏，有用者仅为一百七十四栏。这些表格即使填得一无差错，也仅有百分之十左右的材料有用，百分之九十左右是徒增农民与干部的负担。
工商业报表亦有类似情况。如上海市工商局市场管理处向私营工厂布置了一种“商品产销价格情况调查表”，要求各企业将不同商标、不同规格的商品分战前、战后及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逐年各季的产销情况、价格利润幅度及其百分比（分公私），四种销售方式（门市、批发、推销员、特约）的百分比，八种销售对象（本埠批发商、本市零售商、外埠、行商、包销、收购、订购、加工）百分比，填表上报。结果大部分厂无法填报，少数填报的也是大部空白。据辽东省统计局检查一九五二年布置的私营商业月、季报表，从座商、行商、交易所、经纪人到摊贩都布置了月、季报表，其中座商所得额报表分八大项五十四个指标，仅各项费用支出一项就又分为职工工薪、伙食、福利、送货、旅费、保险、租赁、修理、折旧、包装、灯水煤、贷账、付账、折扣、杂费等二十三个指标，结果是根本行不通。
其他又如文化部门要各剧场填报“观众成分”，上级银行要下级银行填报“储蓄对象”等等，都是难以作到的。
填报限期，急如星火
许多报表是限二十天、半月上报，个别有规定五天、两天，甚至也有限当天上报的。更有些经过层层转发，表格到填报单位时已经过了限期。如甘肃省庆阳县病虫害防治调查表，规定区政府七月二日填报，而表格发到马岭区时已是七月十三日。春季播种面积调查表，规定四月三十日上报，但在马岭区发到乡上时已到七月中旬。华东文教委员会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发出的机关学校调查表，限期一月二十六日前完成，于是各单位就连夜加班进行突击。为赶统计数字加班、加点来突击，在许多统计部门已经常化了。由于逼着限期快报，填报者无法应付，只好随便一估乱报，上面也就信以为真；这种“逼供信”的现象，亦很普遍。
严重的恶果
由于报表的混乱，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首先是群众很不满意，并且已经损害到政府和许多领导机关的威信，还伤害了干部的工作积极性。报表中有些是目的不明确；有些是过分琐细，没有必要，或者要求过高，没有可能；有些则是十分荒唐，莫明其妙，甚至违犯政策，造成政治性的错误。这类报表不仅增加了群众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而且引起群众一些不应有的顾虑和思想混乱。群众反映是：“吃了饭没事干，就来找麻烦”，“政府什么都要管，连捉多少虱子、臭虫也要管了”，“苍蝇、蚊子好打，就是数数困难”。
乡村中这样多的报表压到乡村干部的头上，实在难以应付，他们常常为报表苦恼。人们反映：“乡干满街跑，为了统计表”、“乡干下乡，统计一筐”，“干部好当，表格难挡；工作搞得好，表格吃不消”，“区村干部两头作难，完不成任务上级批评，强迫命令群众反对”。若干干部因时间紧迫和上级要求太高，难以完成任务，就只好采取拖压或捏造的办法。有的反映：“债多不愁，虱多不痒，表多不理”，“能压就压，不催不报”；有的反映：“上面逼着要，只好瞎乱造”。
二、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黑龙江省仅农户台账一项的印刷费预算即达十三亿元之多（未批准），如果印发下去，所费的劳动力将难以计算。另据华东民主妇女联合会估计，该会所发“妇女参加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数统计表”（此表发下后，从未上报），仅费用就浪费人民币十三亿余元。这笔钱可办能容一百个孩子的托儿所七个，可使数百个母亲解除孩子的牵累而参加生产。有很多报表发下后根本未上报，很多报表虽然上报了，但根本无用，白费钱财，如将全国范围内的这项人力物力的浪费计算起来，一定是十分惊人的。
三、影响了重要统计的完成。由于各种报表的充斥，不仅应该要的得不到，而且连最需要的资料也报不上来。据临潼县报表检查的结果，有必要填报的报表不过五分之一，此外五分之四的力量被不该填报的报表占去。
四、造成了统计数字的混乱。同一个问题报给这个机关一个数字，报给那个机关又一个数字，各系统各部门各有各的数字，互相矛盾，莫衷一是。逼报的数字，大多靠不住，不仅对工作没有帮助，往往反而有害。
现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清理现行调查统计表格及禁止乱发调查统计表格的指示”。调查统计工作中的这种混乱状况绝不容忍再继续下去了。希望各级政府及各业务部门认真执行这个指示，坚决消灭调查统计工作中的混乱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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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齐齐哈尔党政领导机关
积极设法逐步解决小学毕业生的就学问题
中共齐齐哈尔市委和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正在可能范围内，积极设法解决小学毕业生的就学问题。早在齐齐哈尔市内各中等学校统一招生前，齐齐哈尔市党政领导机关就召集了该市各工厂、机关、人民团体的负责同志举行会议，认真讨论了如何尽可能解决市内小学毕业生就学问题。决定根据市内的人力和物力等条件，由工厂成立技术训练班，并另成立若干补习班和自修的学习组织，使不能升入中学的小学毕业生继续求学。市内各中等学校统一招生，初步决定录取一千名左右学生，后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取得上级的批准，决定成立第四中学校，这样录取额即可增加到一千二百名。其余两千四百多名高小毕业生，经市人民政府多次研究商讨，决定市人民政府卫生科成立一护士训练班，市内各工厂、机关、人民团体成立十七个补习班，青年团齐齐哈尔市委组织一个自修班，再加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和第二机床厂分别举办技术训练班，齐齐哈尔铁路局组织补习班，这样高小毕业生的学习问题大体上可以解决。目前市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正积极进行准备工作，上述各补习班、训练班即将开始招生。
市人民政府为了把解决高小毕业生继续学习的各种措施及时传达给学生家长，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在八月二十七日邀请二百四十多位学生家长举行了座谈会。会上，家长们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学生的深切关怀和实事求是地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在发言中，一致认为这是国家在经济建设时期中的困难，是胜利和发展中的困难，并表示要和政府充分合作，解决未能升入中学的小学毕业生的就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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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庆市尽可能设法解决小学生升学困难
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深切关怀下，四年来，重庆市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全市小学生，现已达到十四万六千四百六十一人，较解放时全市小学生七万九千五百一十人，增加了六万六千九百五十一人，即增加百分之八十四强。全市中学生，现已达到二万九千六百五十一人，比解放时全市中学生一万二千七百三十八人，增加了一万六千九百一十三人，增加一倍多。尽管如此，现有学校仍不能适应实际的需要。
重庆市各中等学校本年八月举行的一次统一招生，在师资缺乏、校舍不足的困难情况下，仍尽一切可能，增加了招生任务。今年招收初中新生六千三百人，较去年招收初中新生四千四百八十一人，增加了百分之四十。由于一九五二年学年度两个学期的小学毕业生人数太多，而外地到重庆市来投考初中的小学毕业生，又较去年有所增加，投考人数共达一万五千余人。因此，虽然招收了六千三百人，仍然有九千余人未能录取。对于这一问题，中共重庆市委和重庆市人民政府非常关怀和重视，曾召开了专门会议，经过缜密研究，根据重庆市的具体情况和各项条件，决定采用下列措施，尽可能地进行解决：
（一）根据师资、校舍条件，在部分中等学校增设初中一上的班次，主要是用走读二部制的办法解决校舍困难，从本届统一招生未录取的初中考生中，根据一定的分数标准，录取一定数量的小学毕业生入学。（二）在人口集中的地区利用原校舍开办夜中学，按照一定的规定，吸收一定分数标准的小学毕业生入学。（三）协助热心教育事业的人士开办私立中学。（四）在各区有条件的小学中办补习班，重点补习小学的课程，尽可能吸收一些未能考入初中的小学毕业生入学。（五）成绩过差、不能升学的小学毕业生，按一定的规定，在原校可容纳的情况下，以自愿为原则，允许回到学校六年级继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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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哈尔滨正建设一座工人结核病院
哈尔滨正在建设一座规模宏大的工人结核病院。这座病院的工程面积将近两万平方公尺，其中病室为一万一千多平方公尺，可设四百个标准床位。建设工程从去年七月开始到今年八月底，已完成工程总量的百分之七十，预计十月中旬可全部完工。这座工人结核病院是建筑在哈尔滨的呼兰河畔，风景幽美，空气清爽，很适宜于结核病的疗养。这座病院是东北行政委员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东北工作委员会共同投资建设的，专为东北北部地区森林、矿山、工厂等企业部门害有结核病的工人们进行疗养。这座病院建成后，在医疗设备方面也比较完善，院内设有内科、外科、爱克司光室、化验室、手术室、消毒室和敷料室等。
北京西郊紫竹院公园修建工程完工
北京市西郊紫竹院公园的修建工程已经完工，八月十三日举行了放水典礼。在施工期中，工人们发挥了高度的劳动热情，开展红旗竞赛，创造了“分段接力”运土法，给国家节省了一亿四千万元的开支。紫竹院在西直门外白石桥西边，原来是一片湖泊，后来因湖水淤塞改成稻田，每到夏天城区用水的时候，紫竹院的稻田也要用长河的水，而雨季后长河水涨时紫竹院的水又无法放出来，稻田往往被淹。经过疏浚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并增加了一个十四万五千七百余平方公尺面积的人造湖，给首都人民开辟了一处新的公园。
广州东郊发现木椁汉墓两座
广州市东郊龙生岗建筑工区，七月二十五日和八月二日先后发现木椁汉墓两座。
新发现的这两座古墓都是长方形的。第一座长五公尺零二十四公分，阔两公尺零四十公分。出土器物有木构型式的两间陶屋，一座形式特殊，结构精美：四面都是通明的斜格和直棂的窗形墙壁。柱上还有斗拱。屋的一个门口有两扇打开的门，左右刻有门神。又有铜镜两面：一是“尚方镜”；一是
“朱雀玄武镜”，兽纹细致、生动。此外，还有陶盘、陶井和玛瑙等共五十三件，都很完整。第二座墓长四公尺零八十公分，阔两公尺零六十四公分。出土的器物共四十二件，大部分是陶器。另有小剑、小刀各一把。小刀柄用金丝嵌镶着，精致美观。又有铜奁（盛器）一个，是广州近郊过去半年出土的古铜器中没有发现过的；铜很薄，足见我国古代的铜器冶铸技术已达相当高的水平。两墓都有一些残余未腐的棺木在内，但遗器中都没有年代记载。据初步判断，第一座墓可能是东汉初的遗迹；第二座可能是西汉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