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8月28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梁文德钻井队创造钻井新纪录
玉门矿务局梁文德钻井队创造了一部钻机一个月钻进七百零九点零三公尺的新纪录,并超额二百五十九点零三公尺完成了七月份钻进计划。
梁文德钻井队取得这样成绩的主要原因,是坚决贯彻了苏联专家的建议,实行了“快速钻井法”;他们在开钻前召开司钻座谈会,详细检查各项准备工作,如校正钻机、钻盘、天车、柴油机等钻具和了解地下地层情况等等;在钻进时加强了钻工和泵房工人的配合,并积极响应上级提出的“争取每分钟钻进时间”的号召。因此,工作效率不断提高。如刘茂林班接一个单根钻杆的时间,便由十三分钟缩短到五分钟。盛国邦班在六百二十八公尺井深处起下钻的效率,比在一百二十六点七二公尺井深处起下钻的效率提高了百分之八十一点零八。
(新华社)
大同煤田两个大火区已被密闭
大同煤田马脊梁、胡家湾两个最大的火区已经被密闭起来。这两个火区的四周窑口和裂缝、陷坑等很多,空气时常出入,使得煤层燃烧长期不熄。这次一共封闭和堵塞了二十九个旧窑口,三个加起来有一万公方大的地面陷坑,五道山间裂缝以及其他的小洞等。为了使内部的火和外面空气隔绝,旧窑口上都先砌好石墙,再填上黄土,然后分层打结实。封闭地区,每天有专人检查,一发现有新的空隙就随时堵上。现在根据从火区观察孔中取出的气体分析看来,密闭工程已开始发生作用,七月初密闭完工的胡家湾火区内,二氧化碳气体有显著增加,这表明内部的火势已经大减。
这次密闭工程从六月中旬开始,到八月初全部完工,比预定计划提早了一个半月完成。在工程进行中,职工们还表现了高度的英勇积极的精神,特别是在密闭出风窑口时,大家都在高温中冒着浓烟工作。现在大同煤田消火工程处正在全力修筑马脊梁区的黄土沟矿和火区之间的一道防火墙,以便包围火区,保护正在生产的矿井。这道防火墙预计在明年夏季完成。 (新华社)
东北又新建一座新型火电站
在东北,一个占地十五万平方公尺的新型火电站的主厂房工程于七月上旬正式开工了。不久,这一望无际的广阔草原上,就将耸立起一座具有世界第一流设备的火电站,在它的四周,也将诞生一个新式的工业城市。
这一工程的每一项施工准备工作,都是按照苏联的先进技术要求进行的,工程的施工方法也是全部机械化。首先,四十六万立方公尺的土方工程就将利用掘土机、输土机和自卸车来完成。在离工地一里多远的地方,一个规模宏大的锯木厂已经建成,钢筋装配厂、混凝土工厂也都即将开始工作。
目前,工地上出现一片热烈紧张的气氛,汽车、自卸车、吊车纷纷从各个方向驶进现场,拖拉机、掘土机和输土机在各个角落轧轧地轰鸣。工人们充满了信心和愉快的心情,保证要以最快速度从事这项伟大的建设工程。
大连机车车辆制造厂试制硬席新客车成功
大连机车车辆制造工厂试制硬席新客车成功。硬席新客车车厢是采取近代科学技术,根据旅行的需要设计成的。车厢是钢皮的,车棚和车体侧面是采用苏联的先进电焊法焊成(不用铆钉),非常坚固耐久,车厢内部装有送风机和电扇,冬季里,有送风机由排气筒排出大量的暖气,增加车内的温度;夏季里,有电扇调解闷热。“靠背”“座席垫子”都是精工细作的。工人们在制造新客车时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客车车间铜工班生产组长卢培奎提了一个建议,把最难做的送风机部件“散热片”制造成功了;对车组老工人于继昌研究出一套割毛毡的胎具,提高生产效率两倍多,质量由百分之八十五左右提高到百分之百。
中苏民航公司新辟迪化—喀什航线将正式开航
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为促进我国边疆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今年起积极筹划开辟由迪化经吐鲁番,库车,阿克苏至喀什(疏附)的新航线;现各项工作业已准备就绪,决定自九月一日起正式开航,并自即日起开始在各地营业处办理新航线的客货运输业务。
(新华社)
湖北省“宜红”茶丰收
湖北省西部宜昌、恩施专区一带的“宜红”茶丰收,产量比去年提高了百分之十五左右。恩施县伍峰山乡去年只生产了二百七十七担红茶,今年生产了三百六十担,增产百分之二十九点七二。同时,
“宜红”茶的质量也大大提高。去年生产的一、二级红茶只占全省红茶总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今年已占到百分之六十五以上。
湖北省解放以来,红茶销路不断增加,加以国家收购茶叶价格合理,因此产地农民生活得到改善,生产情绪很高,积极整理和扩大茶园,仅鹤峰县今年新植茶树即达八十多万株,咸丰县扩大茶园一千多亩。 (新华社)
吐鲁番盆地葡萄丰收
全国著名的白葡萄干产地——吐鲁番盆地的葡萄获得丰收。今年无核白葡萄的产量可达三百四十万斤以上。在吐鲁番县的葡萄沟、沙河子和鄯善县的吐峪沟等盛产葡萄的村庄里,维吾尔族农民都欢乐地摘收新葡萄,晾制葡萄干。
吐鲁番盆地的农民过去都认为葡萄丰收一年就要歉收一年,比如去年葡萄获得丰收,农民都顾虑到今年的葡萄就要轮到“歉年”了,但由于今年人民政府的积极扶助,各地合作社及时贷放了大批农具和肥料,各地农民也积极改进葡萄的作务和管理,普遍给葡萄施肥,修剪枝藤。所以今年吐鲁番盆地的葡萄仍然得到了丰收。
海南岛椰子咖啡菠萝都已成熟
海南岛的多种国内特有的热带作物都已成熟,即将上市。现在,文昌、陵水、崖县、琼东、万宁、定安六县的椰子已大量成熟,各族人民正冒着酷热的天气爬上高高的树上采摘椰子。全岛原有椰子树约一百三十万八千多株,解放后三年来农民们又增植了三十多万株。今年椰子可比去年增产。椰子除可供人民食用外,还可榨制椰油(制肥皂用的优良原料)。全岛十九个咖啡园的咖啡也已结实累累,每株树一般结果二千多个,估计年产咖啡豆在一万斤以上。此外,可口的菠萝蜜已大量采摘。海棠树(果实可以榨油)和槟榔树也结实累累。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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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东党政机关领导群众和自然灾害作斗争
广东省大部地区克服旱灾威胁完成晚稻插秧
华东各地目前一般秋季作物生长良好,早稻、早玉蜀黍已告丰收。但各省均有若干地区,自夏收夏种以来连续出现旱、涝、病虫害等各种自然灾害。这一个时期,各地党组织、政府都以抗灾生产为农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大力领导群众进行抢救,力争绝大部分地区秋季丰收。
六月间,华东中部安徽的六安、滁县、安庆、芜湖和江苏的镇江、扬州等地区,先旱后涝,或有旱有涝。在当地党政机关积极领导群众抢救下,到七月底,安徽被淹田地除少数洼地外,一般涝地积水都已排出,被淹禾苗大部及时补种,冲毁的水利工程也大部修复。据统计:安庆、芜湖、六安三个专区在这一个时期排出涝地二百九十二万多亩,占该地受涝地亩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安庆专区补种三十五万多亩,占其应补种面积也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截止目前,上述地区和江苏已发生的旱涝灾害,已经先后解除。
七月以后,华东北部的山东不少地区,如菏泽、湖西、聊城、滕县、临沂、德州、泰安、莱阳等地,连降大雨,酿成涝灾,受灾面积较广。南部的福建、浙江则旱情较重。福建很多地区自六月下旬以来就发生了轻重不同的旱情。七月初虽台风带来阵雨,使该地旱情一度稍减,但近月来又天晴不雨,旱情又趋严重。浙江若干地区也发生旱象。随着旱涝的发生,并产生了病虫害和草荒。如浙江、福建某些地区发生的三化螟虫和二化螟虫、稻热病,山东等某些产棉区的蚜虫为害,山东湖西、安徽宿县等地的蟋蟀成灾,以及文登、莱阳、胶州等地的二代行军虫的蔓延等。
上述灾情,都引起了当地党政机关的高度注意,中共中央华东局、山东分局、中共福建省委和浙江省委,先后下达了紧急指示,大量抽调干部组织检查组,分赴受灾地区指导抢救。山东分局和省府派出厅长、局长、主任等干部领导各组指导群众防汛、排涝。福建省委派出部长、省府派出厅长一级干部领导各组分赴各专区指导抗旱,晋江、南平地委组织专区及县的干部一千六百人下乡协助抢救。山东发放生产救灾贷款一百二十亿元,调拨备荒种子三十多万斤,福建发放生产救灾贷款一百亿元,支持群众生产自救。同时并组织贸易、合作部门,积极为农民解决灌溉工具、捕虫药械等生产资料,以及生活资料的困难,以支援群众。如山东省合作社调拨、供应农民喷雾器十万具,各种杀虫药剂四百二十八万斤,土烟五百万斤。福建省级机关组织了三十七部抽水机及一切抗旱工具出动抗旱。并广泛组织了手工业者,大量修造水车等抗旱工具。这样,给群众情绪很大鼓舞,也切实解决了群众的很多困难。
在领导群众抗旱、排涝中,各地提出要很好利用群众中已有的抗旱、排涝经验,贯彻互助互利的政策。如在抗旱地区,即领导群众积极开发水源,合理用水,合理使用工具。在排涝地区则掌握了“统筹全局,相互照顾”的原则,以消除群众中的排水纠纷。因此,上述地区的生产抗灾工作,获得显著成效。以山东为例,至七月底,已排水救出禾苗四百多万亩,行军虫和棉田虫害已基本上扑灭。
八月以来,福建、浙江、江苏、安徽等省旱象又呈严重,直到八月中旬,各地方因台风影响,逐渐降雨。雨后,以上各地人民政府都抓紧时机,发动群众抢种荞麦、胡萝卜等晚秋作物,争取多收粮食,以防明年春荒。另外,各地人民政府还积极组织群众,准备继续抗旱和防汛,以确保今年的秋收。未受灾地区和灾情已经解除的地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则号召群众提高警惕,力戒麻痹,严防灾害的袭击。
广东省自六月中旬以来,天气炎热少雨,旱象逐渐发生。七月中旬全省旱象已极严重;其中以粤北、粤西、粤中尤甚,差不多普遍受旱,许多禾田干裂,秧苗旱死,有些农民吃水都感到困难。广东省各级党、政机关都重视了上述情况,中共华南分局及时指示各地密切注意旱情,强调以抗旱防旱,保苗抢种作为当前农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广东省人民政府及时拨出三十五亿元的抗旱救济款。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贺希明、农林厅长王更生、中共华南分局秘书长赵紫阳、组织部副部长李明等并分赴粤北、粤西、粤中、粤东等地协助领导抗旱工作。各区党委、行署也抽调大批干部由各部门负责干部率领,配合县、区干部深入乡村,领导群众进行抗旱。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许多地区战胜了旱灾,解决了禾田的缺水困难,保证了晚稻插秧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现在,全省大部地区克服了旱灾的威胁,完成了晚稻插秧工作,季节较早的海南、粤东、粤西的部分地区已进入中耕阶段。八月十三、十四两日,全省又普遍下雨,在没有插秧的地区,正抓紧雨后进行抢插。在已插下去的,为了保证秧苗长得好,仍在继续加强抗旱保苗工作。
(本报广东记者站吴尔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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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康省藏族自治区
重点试用新式农具成功
西康省藏族自治区重点试用新式农具成功,得到广大藏族农民的欢迎。今年,自治区内十二个县的农业生产技术指导站都重点地试用了新式农具,道孚、德格、康定等县都先后开办了新式步犁训练班,总计有二百多人学会了使用和修理新式步犁。道孚县藏族女青年团员青梅,五天内就学会了新式步犁的操作方法。新式步犁在各地试用中,显示了翻土深、耕得直、人畜省力等优点,效率较旧式藏犁提高十分之三。藏族农民很爱这种农具。道孚县的格西、瓦日、麻之等村,今年使用新式步犁耕了五十多亩地,庄稼生长良好。根据试用结果,自治区人民政府已从各地运来新式步犁一千一百二十八部,玉米脱粒机四百部,喷雾器八十部,拟在明年更普遍地推广。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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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许昌专区纠正盲目提倡种小块丰产地偏向
河南省许昌专区在种“小块丰产地”中,曾发生了不计成本盲目投资的偏向,现正检查纠正中。种“小块丰产地”,有些地方曾收到过良好的效果,如鲁山苏殿选的十亩小麦,由于合理密植,每亩产量达四百五十斤;襄城县徐炳臣的二亩半丰产烟叶,由于改进了生产技术,每亩产量达五百七十六斤。像这些模范事例,对农民起了极大的示范作用。但有很多地方的干部,在“牲口合槽”的互助组和劳动模范、生产积极分子领导的互助组中,提倡种“小块丰产地”。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增加农民收入,而是为了和其他地方竞赛“当模范”,因此就不替农民计算成本,盲目地动员农民过多地向丰产地投资。这样生产成本大大增加,产量虽有提高,而农民实际收入却减少,甚至还有赔本的现象。
例如宝丰县的王长林互助组,全组种有“丰产地”六亩,为了当“模范”,达到小麦高额丰产,盲目地大量投资:上好粪六十车,贷麻饼五百四十斤,买治虫药二百斤,密植种子用小麦九十六斤;以上合计折合小麦一千五百四十九斤,每亩化成本为二百五十八斤多,(人畜力加工在一倍以上不计算在内),今年实收小麦一千三百十七斤,每亩平均二百十九斤半。和成本相较,每亩赔了三十八斤半。而当地普通农民一亩地上三车粪(折小麦四十五斤),种子十二斤,共五十七斤,今年每亩虽然只收九十七斤,但扣除成本还可净收入四十斤。因此和当地农民一般麦地比较:王长林互助组一亩丰产地的成本,可种四五亩地。
王长林互助组内,有三个老年农民,曾不止一次建议“把粪均开点上”(因为是全组牲口合槽的公有肥料),而干部和积极分子却批评他们“保守”。结果是,“小块丰产地”赔本,大面积土地也因少上粪而减产了。“小块丰产地”的成本是互助组内每个成员均摊的,他们为这事背了债务,感到极为不满。
这仅仅是一个例子。据已了解的,在鲁山、宝丰、郏县、襄城县的每个区都有这种情况。如襄城县郭白乡,也有几个互助组因为种丰产地赔本而负债。当地干部这种不是帮助农民改善耕作技术,以最低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收获,而是不替农民计算成本,盲目地动员农民种丰产地的作法,大大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中共许昌地委生产检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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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迁西县训练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会计
河北省迁西县共有二十八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八个土地入了股但还没有被批准转社的互助组。这些社和组的会计人员在去年冬天虽然受过一次会计训练,但是记起账来仍然很困难,所记的账目十分混乱。如一区东营村农业生产合作社会计郭兴华就不会记账,在单据凭证栏内写人名,摘要栏内写数目,数字栏内却是空白的。因为账记得不好,会计和社员都有很大的思想顾虑,会计们怕算不清账要赔钱和背贪污罪名,社员们怕秋后算不清账分配不好。有的社员说:“还没有到秋天账码就乱了,到秋天那就更乱了,怎么能作好分配工作呢?”因此,社员们在生产中很不安心,甚至有的人要求退社退组。各组组长、各社社长也为这件事发愁,县领导机关的干部一下乡,他们就要求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中共迁西县委根据以上情况,经过周密研究后,决定在不影响生产的原则下把全县的组、社会计进行一次普遍训练。训练的办法是从县领导机关抽调一部分会计搞好一个重点,让他们和重点组、社的会计在一块,根据会计在工作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共同研究,共同学习,取得经验。然后再把全县各组、社划分在四个片内,分别在各片进行训练。他们在五区大黑汀村进行训练的具体作法是:受训的四名会计把所有的账目、单据带来。他们开始结合各组、社会计在实际工作中碰到的问题,把记账的道理讲清,然后再通过一个社的账目进行有系统地讲解和整理,着重分析讨论大家普遍存在的问题,直到问题弄清楚为止。这样训练的方法,因为结合实际,效果很好。从六月下旬起,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全县四个片分三期(每期五天)共训练了八个组、三十五个社的会计,绝大部分组、社并把半年来的账目算清了。现在各组、社的会计都安心工作,社员们怕秋后分配不好的顾虑也打消了。
(郭香芝、朱顺、张文波、苟雨春、马永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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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省邛崃县九区供销合作社
积极推销农民土特产品
四川省邛崃县九区是偏僻的丘陵和大山地区,出产大宗土特产品,当地农民主要依靠出售土特产品维持生活。该区供销合作社为了扶助农民生产,深入到村里调查土特产的产量、品质,并了解这些土特产的销地。根据土特产产销情况,采取“以销订购”的办法,先与外地订立加工合同,然后组织收购。比如该区年产棕皮十多万斤,合作社就组织当地手工业者制成双头棕绳三十万斤,缚绳一万根,以便把成品推销到西康雅安、芦山等地。由于有了
“以销订购”的办法,合作社便可以边收边运,加速了资金周转,避免了商品积压现象。该社干部并学会了土特产检验工作,正确地执行了“优货优价”的政策。因而农民踊跃卖出土产。今年一、二季度已收购价值四亿三千万元的土特产品和副业产品。在收购同时还供应了农民大小农具二千余件,各种肥料三万八千余斤,有力地支持了农业增产。
该社在开展土特产购销同时,还指导了农民土特产的生产。对销路较广的土特产,则鼓励农民多生产;对目前和以后没有销路的,则劝告农民从事其他生产,以免浪费人力、物力。对销路广,但不合规格的土特产,合作社则帮助农民改进技术。一般农民反映说:“合作社不单是收购土特产,并且帮助我们增产。”
为了避免在淡季时私商压低收购价格,合作社确定了土特产品的收购价格,免使农民受到损失。并组织私商经营一部分土特产,以扩大土特产的产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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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舒兰县卢世堂农业生产合作社财务管理工作中的问题和改进意见
刘继勋
吉林省舒兰县卢世堂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去年试办的。全社十五户,耕种三十七垧旱田。建社一年多来,在生产上作出了一定的成绩。但在财务管理工作上存在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
一、账目不清。该社去年没有建立会计制度和正式账目,只是由副主任毕永富等共同管理,起初有流水账(群众叫豆腐账),后来流水账也不记了,到秋后结账分红时,账目没法算清,差账一百多万元,只好由毕自己包赔了事。今年这个社有了会计,也建立了账目,但没有把去年账目结算的结果转到今年的账上来,只记了今年的账,结果形成旧账上收,新账上支,新账离不了旧账,要查一笔账时,必须看旧账、查新账、连想带凑才能得出结果,而且有时账记不全,常有差错。如欠社员曹富民四十五万元,从去秋到今年六月底偿还二十五万元了,但在账上只记载十八万元。因此,有的社员说:“有账没账一个样。”另外,分类账的账目混乱不清,应记在甲项上的记到了乙项,乙项的又记成了丙项,这样很难看出各项支出的准确数字。
二、没有财务管理制度。在开支上,不管开支性质与数额大小,大多数都是由主任和会计掌握,数额较大的开支虽也经过社员讨论同意,但有的手续不清,有的缺乏原始单据。今年从一月到六月底开支的七十二张单据,最小数字是两千元,多的百万元以上,单据上既没有主任盖章,又没有经手人印记,日子久了没法对证了。特别是这七十二张单据中有占开支总数百分之二十二的十二张无原始单据也都报销了。对社员的借款,是不管数目大小和是否影响社的生产,多半是有借就支,有还就收,不还不要。这些借款经过的手续是:主任借自己批;社员借时有的告诉主任一声,或从主任手中直接拿去,有的就直接从会计手里借。这都是没有利息和没有定期的借款。社里欠社员的也是这样。社里欠七家社员三百二十万元,说给利息也没确定。还款都是社员趁社内有钱时一次三万、五万、十万、八万地要回,或以先借后顶账的办法要回,有的社员因社还款不及时造成了生活上的困难。另一方面,又因为一部分社员长期占用公款,不免使社的生产受到影响。特别是社员欠社里的款,长期使用无利息,因此没借款的人非常不满。
三、账目没有定期公布。虽然工账记得准确,但从年初到六月底没有按时公布。因此社员反映:
“我们这账是:心里记点,大伙凑点,账本上写点,算的时候就差不多点了。”
四、社里公共财产,没有专人负责保管,也不经常检查清理。例如播种机用完放在院子里,镇压器放在大道上没人过问。对公共用的车油、灯油、鞭鞘等物品也没有规定使用期间和用量,特别是马料等用量多,价格高,用多用少都是由养马的人自行决定。
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首先是社的领导干部存在家长式的领导作风。主任和会计对财务管理缺乏组织性,计划性,而是采取“自己说了算”的办法,因此不经任何审批手续随便借用和开支公款。其次是会计员业务水平低,虽然今春该社会计在县召开的生产合作社会计训练班上受过一个月的业务训练,但由于训练时结合实际不够,在实际运用时仍然困难很多。此外,县区领导机关,虽然常派人来对社的工作进行具体帮助,但对财务管理工作重视不够,没能深入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帮助解决。
针对以上情况,要改进这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财务管理工作,必须从下列二点着手。
一、应根据社内具体情况,由全体社员民主讨论制定简单易行的财务会计制度。一般可分为:审批制度,账目公布制度,物资保管制度三类。审批制度的作用是控制开支,使资金使用合理。应根据目前实际情况,按照开支性质和数目大小分别确定由社主任、理事会(或生产管理委员会)和社员大会审查批准。凡是属于购置公共财产的大宗开支,一般均应由社员大会审查批准,数目较大的生产开支,应由理事会审批,数目较小的日常开支和办公费杂支等则可由社主任批准。不论大小开支都应有原始单据才能报销。对于社员个人借款,应不影响社内的资金周转和生产,同时应根据用途、借用期间、数额多少等民主规定一定的制度,共同执行。账目公布制度一般的应规定按月按季把社内收支,社内外往来等项目及工账,定期向社员公布,以便于社员监督和审查。必要时理事会可指定专人检查会计账目,以防止贪污浪费。对物资保管一定要民主选定专人负责,并经常进行检查清理,以免损失。物资出入库,必须通过保管员,在使用期间应明确责任,以加强责任制。对车油等某些消耗物品,应由民主规定使用期限和数量,按时定量发给,防止浪费。保管员要与会计经常对照账目,了解社内物资盈亏情况。理事会应按期检查。为做好这项工作,会计员应有一定的职责,如按时记账,按时整理,按期公布账目,催还欠款和清偿债务,保管有关会计材料,掌握会计制度等。对没有批准的和预算以外的支出会计有权不予支付。
二、县区领导机关要加强对农业社的思想领导和业务领导。1、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财务会计工作是比较复杂的,而目前一般合作社的会计员,只有三、五年小学文化程度,要计好账目,对他们来说确是一件比较繁重的工作。因此县领导机关要有计划地办好会计训练班,提高会计员的政治思想与业务水平,并要派熟悉会计业务的干部经常深入农村,有重点地了解和检查农业社的财务会计情况,具体地帮助解决问题,总结经验指导一般,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合作社会计人员的业务水平。县区干部深入合作社帮助解决问题时,尤应把财务会计工作列为主要内容之一,克服过去不懂就不管或根本不重视财务工作的偏向。2、改进财务会计工作,必须与贯彻民主管理结合起来,尽可能在制定生产计划时也订出财务计划,经社员大会讨论批准,共同监督执行。社领导干部应认真克服家长式的领导作风,对社员进行思想教育,加强社员的主人翁感觉,充分发扬民主,依靠社员不断地改进财务会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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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万贵互助组的变化说明了什么
——四川资中县李万贵互助组现状的调查报告
李万贵互助组是中共四川资中县委大力培养的一个小组。在今年春耕期间,这个组出现了新的情况:互助活动较去年大为减少,最繁忙的插秧工作,约有半数的组员各干各。这一情况在资中县的影响很大。有些干部认为李万贵互助组这样作是“退化”了,“降级”了;有些干部认为“互助组的‘旗帜’都停止了活动,今后的互助组不好领导了”。有的说“直接领导李万贵互助组的工作组不好”,主张撤换工作组等等。
李万贵互助组变化的情况究竟怎样呢?这些变化是不是合理的呢?这是应该仔细分析研究的。
(一)李万贵互助组的现状
今年春耕中李万贵互助组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去年收小春、点花生、种苞谷(玉米)、栽秧、薅秧、车水、种高粱等十多种活动,不论大小都统一排工,集体劳动;今年只有少数活动和少数组员的栽秧实行了互助,而且排工不及去年整齐一致。二、去年小组的活动很多,如订生产计划、挑战应战,银行储蓄、耕牛保险、带头买化学肥料、带头实行先进耕作技术、招待参观、接见访问、给首长写信、给报纸写稿子等等;今年只订了生产计划,做了新式秧田,实行了小秧密植。三、去年因为活动多,常开会,差不多每天都有会;今年十天中只一、两个晚上开了会。
总的说来是统一的、集中的活动减少了,各个组员分散的,单个的活动增多了,由此产生的主要特点是:一、劳动时间比过去增加了。去年的活路事事都由互助组作,组员们上工收工都有一定时间,今年有些生产活动则是分散作,早出晚归,披星戴月,如李万贵栽秧时全家动员,老婆甩、舅子挑,七十岁的老母亲也来帮助。二、在生产和生活的安排上,比过去精打细算。组员的农具旧了,大都先不买新的,把旧的修理好再用,红薯生了芽,先吃红薯,把米留到以后吃。三、接受新事物更加谨慎。
从减少了互助活动的农活来分析,有这么几种情况:一、有些活动是应当减少的,如点花生、点苞谷等零碎活路,利用饭前饭后的空隙,自己就可以做好,但去年都一律互助,结果得不偿失。二、有些活动看起来对生产有利,但组员尚不易接受。如去年施用硫酸錏,组员都没有把握,但上级一定要叫带头用五百斤,结果因缺乏技术指导,用的不得当,造成浪费,大家都吃了亏,因而今年类似的事情就做得谨慎了。三、有些活动是不应当减少的,减少的结果影响了春耕生产。如栽秧因为没有互助,全组的秧比去年迟栽七天,多花了三十多个工,质量也不如别的组。又如扯稗子、捉虫,别的互助组的农民都能及时行动,搞得彻底;李万贵互助组因为没有互助劳动,结果忙不过来,顾此失彼,特别是缺乏劳动力的一些组员,虫没有捉,稗子也没有扯干净。
这些情况反映了:去年不适当的“统一性”、“集中性”的活动太多,实际上妨碍了生产,人为地挫折了组员对生产的积极性,今年纠正了这些偏向,对生产是有利的。但因为也有一些应该互助而未互助的,以致产生了过于分散活动的现象,结果反映了分散经营的弱点,比如今年组员们劳动虽比去年勤快,效率却不如去年高。
(二)为什么会发生变化
李万贵互助组自成立迄今,如果从表面上看,产量是高于当地一般农民的水平的,但因为投资远远超过一般水平,因此,实际收入还不如一般农民。如去年大春作物收获量,全组平均每亩是五百七十斤黄谷(稻谷),当地一般单干农民是五百二十多斤。但去年大春作物比一般互助组多用三千五百斤豆饼、五百斤硫酸錏,结果得不偿失。如组员李万江七石七斗田,多下了二百三十斤豆饼,值二十五万元,秋后多打七斗黄谷,值十一万元,计赔本十四万元。全组目前单肥料一项即负债四百多万元,全部是去年欠下的。另一方面,李万贵互助组自成立以来,其他收入也一般地减少了。如未加入互助组前吴少全出去帮活(割甘蔗),光秋天就可赚一石多黄谷,林孝洲等农闲时编草帽或榨油,也能收入三、四石黄谷;加入互助组以后,因为集中性的活动多,有机会从事其他副业时没有空闲,空闲时又没有机会。组内虽也统一搞副业,但因为经营不好,没有原来灵活、方便,计算也差,得利很少。因为投资大、收入减少,而当地生活费用又比一般地区为高(该地是经济作物区),结果截至目前,李万贵已负债一百万元以上,其他组员大都各负债四十多万元。
由于上述原因及其他问题,组员们的互助积极性受到挫折,产生了“失败情绪”。去冬今春党政领导方面宣传了领导农业生产和合作互助的政策,组员们知道了“强迫命令、包办代替”不是政府的政策,因此有些顾虑解除了,潜伏在心里的意见就公开地暴露出来了,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现在的局面。
(三)当前的中心问题是什么
李万贵互助组是资中县第一个完全自愿地组织起来的互助组,但成立之初,组员们对互助组的认识是不够的。经过一年多来的实践后,组员们通过不少具体事实,多少已体验到组织起来的好处,因此,组员们是愿意互助的。对于今年有些不应当减少而却减少了的互助活动,组员们都十分惋惜。如在栽秧期间,又要收小春,又要栽秧,十分忙碌,当时有的组员要求互助挑粪,有的要求互助栽秧。但由于若干具体问题没有得到正确解决,所以没有互助起来。
这些具体问题是:一、评工记分不分技术好坏,影响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于是就产生了磨洋工的现象。李万贵的秧自己栽十七个工就够了,互助时却用了二十四个工。二、耕牛问题。全组原来只有七户,曾得到政府奖给的一条牛;以后扩大成为十六户,又集资买了一条牛,但牛价仍然由全组平均负担,这样原来的七户就不满意;同时两条牛在饲养和使用上也缺乏合理的制度,所以常闹意见。三、组内不团结。原来的七户和后来加入的九户不和,前者田多工少,后者工多田少,过去在水田耕作方面互助较多,因此原七户出的工资多,后九户进的工资多,原七户也不满。另外李万贵本身作风也有些毛病,组员看不惯。
产生这三个问题的原因:一是因为互助基础还不很巩固,发展太快(后来的九户是强迫加入的),老组员和新组员居住远近、土地条件等不同,互相间的要求很不容易一致。比如全组有十七个主要劳动力,因为劳动力的组织使用,评工记分都比较复杂,不容易搞好。二是许多问题未能适时解决,不能满足组员们提出的许多合理的要求。比如去年栽秧时评分不论技术、组织劳动力时只管主要劳动力,不管辅助劳动力等问题,组员们曾提出要求解决,但长期都未得到适当解决。
显然的,这些问题都需要加以解决,才能在不妨害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条件下,继续巩固合作互助。
(四)关于领导方面的一些问题
为什么当李万贵互助组减少了那些应当减少的活动时,有些干部表现得张惶失措,可是对于互助组内存在的那些应该解决的具体问题,他们反倒熟视无睹,一直不予解决呢?
负责培养李万贵互助组的工作组组长范希焕同志,对于这个问题经过深思熟虑以后答道:“是因为干部在领导思想上急躁冒进,具体工作上放任自流。”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
李万贵互助组是当地领导机关有意识培养的一个小组,许多事情都强调要带头,但又未顾及实际情况和组员的自愿,因此,所提出的要求,大都是脱离实际的。如去年的水稻增产计划,就不是根据组内的生产情况和组员的自愿,而仅仅是为了“向全西南挑战、向李顺达应战”而制订的。又如互助组由七户增加为十六户,并不是因为互助组本身生产的需要和组员的要求,而是为了完成去年水稻增产计划,要解决组内肥田不够的困难,就将另外一个互助组强迫合并起来的。还有许多活动,则是干部为了使互助组“尽善尽美”,而生硬地从外地、外组搬来的。在要求互助组接受这些活动时,干部采用了两种办法:一是扣帽子。如说“你不搞不是你一个组的问题,要影响全县、全省、甚至全西南”,组员都很害怕,只好接受。二是物质引诱。过去有很多活动,组员们虽然不愿意接受,但因为能得到很多物质优待,“有个想头”,也就尽量应付了。
去冬今春纠正急躁冒进倾向时,干部把急躁冒进单纯理解为追求高级形式,认为李万贵互助组并没有问题,因此没有整理。以后农村中展开了反对命令主义,干部对李万贵互助组的领导,停止了“包办”和“命令”的作法,“逼”得不紧了。在这个情况下,组员们对过去干部“干涉”过多的不满,才逐渐表露出来。组员陈清孟坚决退出了互助组,组内的争论也多起来了。工作组的干部面对着这种情况,不去追求根源,却认为组长和组员们太自私,“劲头”萎缩了,觉得没有办法使李万贵互助组恢复到过去那样“轰轰烈烈”了,因此表现心灰意懒,连互助组里也不经常去了。
具体领导李万贵互助组的虽是工作组,但主要的责任在于县委的领导。因为:第一、对于李万贵互助组的过高要求,是来自县委以上的领导方面。工作组的工作,过去一直受表扬,县领导干部对于他们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很少及时指出过。第二、工作组在工作中碰到的困难,今年曾迭次向县委请示,也没有得到及时的帮助解决。工作组的干部因为觉着没有办法,最后甚至集体请求调动工作。
由此看来,前述的有些干部认为“李万贵互助组已经垮了”,“今后互助组不好领导了”等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具体地、深入地研究李万贵互助组的历史发展情况,从中接受有益的经验教训,以改进对李万贵互助组和当前的互助合作运动的领导。
(转载四川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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