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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对美方虐杀和强迫扣留战俘的阴谋
金之光
过去的战俘遣返问题，曾是朝鲜停战谈判中遇到美方百般阻挠而拖延的时间最久的一个问题，现在的战俘遣返工作仍然是遭受美方反复留难和阴谋破坏的一个目标。从半个月以来的战俘遣返工作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美方虐杀和强迫扣留战俘的罪行是有加无已的。这显然是美方违背停战协定条款的罪行。
朝鲜停战协定中明确规定：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应于停战协定生效后的六十天内全部遣返完毕，不得加以任何阻难；其余战俘则必须全部释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以求得他们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但是，现在遣俘工作才进行半个月，美方就停止遣返我方被俘人员，这是毫无道理的！
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美方签订了停战协定以后，并没有严格遵守协定的条款。美方不但在停战协定签字之前，居然纵容李承晚强迫扣留了二万七千多名朝鲜人民军的战俘，就是在停战协定生效，战俘遣返工作开始以后，他们仍然没有放弃强迫扣留战俘的企图。
首先，美方提供的应直接遣返给我方的战俘数字是不合理的。美方远在去年七月就明白表示停战后可以立即遣返的我方战俘是八万三千名，除过今年四、五月间已经遣返的六千六百多名病伤战俘而外，直接遣返的战俘还应有七万六千名。今年五月二十七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给金日成元帅和彭德怀将军的信中，也曾明白说出了应予直接遣返的七万六千名战俘的数字，但隔了一个月，到六月二十九日，还是同一个克拉克，却在来信中骤然把七万六千名的数字降低成七万四千名了，而且没有交代任何减少的理由。
其次，最近一周以来，美方就没有遣送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给我方。据合众社报道，联合国军司令部在本月十二日曾声称：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将在十三日遣返完毕。但是第二天，即本月十三日，美国陆军部长斯蒂文斯在朝鲜旅行了两星期以后回到美国说：估计还有二百五十多名中国人民志愿军应予直接遣返的战俘尚未遣返。根据已归来的我方被俘人员提供的充分证据来看，目前还有大批应予直接遣返的我方被俘人员正在美军的秘密拘禁之下。而且，美方正在不断地虐杀我方被俘人员。这些情况，我们再和本月十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关于美方将要“大量”强迫扣留朝中战俘的公开叫嚣一对照，问题就昭然若揭了。
尤其值得我们警惕的是，美方正在纵容和支持蒋介石匪帮，进行干涉停战协定的实施和强迫扣留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的罪恶活动。
停战协定还没有签订的时候，蒋介石匪帮就已派了特务头子陈建中到南朝鲜和李承晚的亲信张锡润一起布置强迫扣留大批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的计划。停战协定签订的第三天，匪首蒋介石就发表了一项所谓对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的“文告”，其中公然对停战协定中的若干条款表示反对，同时要挟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不许要求遣返，说他一定要使美国把这些战俘送到台湾。尤其不能容忍的是，美方竟然把此项公开干涉停战协定实施的所谓“文告”的录音片在济州岛战俘营中广播，并且把所谓“文告”在这些被俘人员中散发。与此同时，美方战俘营中的蒋介石匪帮的特务就大肆活动，继续强迫我方被俘人员刺字、写血书，制造事件，并且与李承晚的特务勾结起来，准备强迫战俘从特务所挖的地道和墙洞中离开战俘营，把他们送到台湾去。
同时，李承晚集团虽然已经用蛮横破坏战俘协议的卑鄙手段强迫扣留了两万七千余名朝鲜人民军的战俘，但他对没有能够强迫扣留更多的战俘表示极不甘心。据路透社不久以前透露，一个不肯泄露他的名字的南朝鲜的将军说：李承晚还没有放弃把上月他没有从战俘营押走的近八千名战俘继续押走的计划。这就是说李承晚还在企图把不直接遣返的朝鲜人民军战俘扣留起来。
美方所有这些违反协议的事实和企图，是不能容忍的。为了停战协定的顺利实施，美方必须立即放弃强迫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的一切企图，必须立即继续遣返全部应予直接遣返的战俘，同时，美方必须彻底清除在美方战俘营中充当职务、随时都在进行强迫扣留战俘活动的蒋介石的和李承晚的特务分子，以保证停战协定所规定的战俘遣返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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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永远前进的人
蒋子万
夜深了。整个工厂一片寂静，从一排排的宿舍里，不时地传出沉重的鼾声。这时只有走廊南头的一间宿舍，照例地又射出一派透亮的灯光。
这是在这个工厂里——地方国营清河联合工厂，大家最熟悉的屋子。屋子的正面墙上挂着镶了金边的毛主席的挂像，挂像的左下角写着：“北京市优抚模范代表大会敬赠”的字样。紧靠窗户放着一个小办公桌，屋子的主人在倚着桌子聚精会神地捉摸着什么。谁知道他在做什么呢？在玻璃板上横三竖四地划了很多道儿，手里拿着墨盒，反过来，调过去，把墨盒来回地顺着玻璃板上的道儿推。他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坐下去，一会儿脸上出现了开朗的笑容，一会又紧皱着眉头严肃地思索起来。他是谁呢？他就是这个联合工厂的化工厂负责人，北京市闻名的革命荣誉军人模范姚茂林同志。他今年才三十二岁。
“老姚同志，怎么还不休息，快十二点啦？你近来越发睡得晚了，这样经常熬夜可不行！你的身体……。”一个人从外面走进来，脸上带着极度关注的神情用手拍着他的背问了问。这是我们的厂长刘忠文同志。
姚茂林的精神都贯注在思考上，没有看到厂长进来。于是愣了愣，回答说：“我正在考虑一个问题。坐下吧，厂长！”说完把墨盒放回原来的位置。
“家里来信了吗？”
“没有。”
“伤口又犯了？”
“厂长，我是想那个切肥皂的切片机。难道厂子里就白化三百多万吗？”一种深刻的责任感在支配着他，厂长的最后一句话，他好像没有听见似的。
原来前些日子，工厂里化了三百多万元买了些材料，由铁工组做了一架新式的切片机，结果不能使用。肥皂块子往上一推，钢条（刀刃）就断。为了这，他心里像压上了千斤石一样，好几宿睡不着觉。他老是想：怎么才能使钢条不断呢？刚才他就是把玻璃板上划的道儿比做钢条，墨盒当肥皂块子，在研究这个道理。
“要是把肥皂块子放扁了推，钢条可以缩短，它吃的力量也小啦，钢条就可以不断。但是原来的架子就要大拆大改，说不定又要化多少钱！”他把自己研究的道理告诉厂长，厂长鼓励他说：“只要能提高工作效率，你就大胆地做吧！”
一夜一夜地钻研，三番五次地修改、筹划，困难越来越多。科学知识不够，研究的工具又粗糙，伤口也犯了起来，阵阵的疼痛像刀扎一般……。可是老姚的劲头却越来越大，终于和大家一起把机器修改成功了。修改后的机器不但钢条不断，消除了碎渣，工作效率也提高了。使用过去的老机器，一锅肥皂（一百五十箱）九个人要切两小时，现在初步使用了这部新机器，一锅肥皂五个人只需要三十分钟就行了，较过去的工作效率提高了六点二倍，预料将来操作熟练了，可以提高到十倍以上。他高兴得不得了，虽然伤口却愈来愈重了！
说起他的伤口来，以前我好像蒙在鼓里一样，摸不清底细。有一次在厂部开会，我看他一会出去一趟，一会又出去一趟，不到两小时他就出去了五六趟。我心里有点奇怪，可是也没吭声。散会后，我问他：“老姚！你怎么开会时老往外跑啊？”他腼腆地说：“我的小便有毛病。”他刚说完就要走，我一把拉住他，又追问：“你再说说怎么回事？”“时间一长，尿就要从肛门流出来，伤口也要发炎，不多跑两趟不行！”他说完了笑了笑，不好意思地走了。
当时我心里有点难过。我们在一起工作快半年了，只知道他是个革命荣誉军人，待人和蔼诚恳，工作认真负责，苦心钻研业务，可一向也没问问他的受伤情形，更不知道他的伤口还有这么重。后来我渐渐地对他注意起来，看他每天最少要去小便四、五十次。有时伤口发了炎，疼的实在忍不住，才被迫地躺在床上歇一歇。碰到这种情形，领导上就叫他去休养。可是他的病是慢性的，稍好一些，他就要求恢复工作。他常说：“工作就是休息。”
后来我从档案里发现，他是一九四七年在山东阳山战斗中负的伤。子弹从他小便根底下打进去，穿过输尿管和大肠，又从肛门上面穿出来，成了一等残废。虽然经过长期治疗，可是一劳累过度，伤口就又复发了。
尽管伤口经常犯，工作很繁重，可是他的整个生活里渗透着革命的乐观主义。他会工作，也会休息。每天照例上早操，星期天他也去划船、看戏、逛公园。在日常休息时，你经常会听到从他的屋子里传出来的“夜深沉”的优美歌曲声，这是他最喜欢弹奏的大正琴的声音。
姚茂林同志是个爱说爱笑的人，一到下班时，就给我们讲故事听。有一次讲到他老家（湖北省）的稻田，如何插秧、薅稻……一直到丰收。他讲得是那样逼真，就像稻田在我们眼前一样。最有趣的，是他讲到在稻田里挖泥鳅的情景。他一边说，一边比手划脚地：“……你把手往泥里一掏呀，嗞溜的一条，活蹦乱跳的滑溜溜的家伙就出来了，那么长！”逗得同志们大笑，他也哈哈地笑个不停。但是一讲到他过去给地主放牛、扛长工时，他的脸上马上严肃起来，又讲起在旧社会地主如何剥削和压迫农民的事来了。
他一开始被派到这里领导生产时，就认识到：“做一个领导干部，必须精通业务，懂得技术，才能把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搞好。”可是自己一共才念了两年书，虽然经过苦学苦练，已经能写简单的总结报告，但是制肥皂是需要懂得化学原理和科学技术的，他看着技师做化验时，一讲就是什么多少
“米特儿”，多少“度”的，简直一点也听不懂。这时，摆在他面前的任务就像一块大石头似的压在他的身上。他黑夜睡不着觉就想：“蒋介石的八百万
‘美国式’，都让我们‘步枪加小米’给打垮啦，我就不信学不会制肥皂。我豁出他三年去，非学会不可！”钢铁般的意志，使他忘我地工作着。
每当技师做化验时，他老是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看，脑子在想：为什么他要这样做？比如：北京的油，质量差些，凝结多少度？汉口的油，质量好些，凝结多少度？那一种油需要下多少火碱才合适？……这些技术问题，他不知道就问，问明白了，就一点一滴地记在自己的日记本子上。天天如此，日积月累地不到半年，他的日记本子快成了“制肥皂大全”啦。
去年六、七月间，由于季节的关系，制出的成品，又松软，又有花斑，质量很差。一度，反工率曾平均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按照老一套的说法，夏季制肥皂回锅是免不了的。技师也没有好办法解决。这时，姚茂林同志想：“如果不解决这问题，不但会影响工厂的信誉，而且要提高成本，给国家造成损失。非想出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不行！”那几天，他没有给我们讲故事，大正琴也扔在一边啦。由于工作过度紧张，小便越发勤了。领导上劝他，同志们也劝他，要他好好休息一下，不要积劳过度。他总是面带微笑地回答：“叫我清静一会就好啦。”夜里他躺在床上，眼睛凝视着房顶，沉思着：肥皂松软，可能是水分的关系。譬如煮大米饭，水少了就有硬心儿，水多了就成粥啦，原汤煮熟了就好吃。对！一定是水分的关系……”他好像孩子得到了自己心爱的东西似的，笑了。
第二天他跟技师一说，技师还不相信，有的甚至在背地说风凉话：“没学过化学，就想做肥皂，真是笑话！”“叫他再学三年，也不成！”……可是他一点也没灰心。耐心地跟技师商量：“行不行，咱们试试看！”试验的结果，证明就是因为水分和火碱下的过量的关系。经过这次改良，到去年冬，反工率已经降低到百分之五了。
这样，不到半年功夫，他不但熟练地掌握了制肥皂的技术，而且每锅肥皂较过去可以节省一百多斤火碱，三十多斤盐，质量也提高了。每年可给国家节省三千万元的财富和一千七百二十个工时。
去年十月，技师们都参加了北京市的物资交流大会，家里只剩了他一个人掌握技术，他便亲自动手，做了二十多锅肥皂，质量都很好。他的信心更加强了。有时一加班，就得夜里三点钟才能睡觉，但第二天他比谁都起的早，把同志们都叫起来，好早一点去参加物资交流大会。
有一次，我跟他聊天，我问他：“你这技术怎么学的？”他没有想，顺口就说：“开始时，咱根本就不懂，也不敢下手，可是自己是个共产党员！”他的态度由微笑转为严肃。“上级经常说：‘现在不比过去啦，二指宽的小纸条儿，也可以当公文，不懂就得钻进去，今天不懂可以，明天不懂就不行！’咱就努力钻呗！你说是不是？”我还没来得及答话，他就又接下去：“太平凡了。看看人家黄继光和邱少云，才是真正的英雄呢！老实说，要不是这伤口闹的，我非要求上朝鲜去不可！”
“一个平凡的人”，是的，他是一个平凡的人，可是他却做着不平凡的事！
一九五一年工厂考绩时，他立了二等功。一九五二年被评为“工作模范”。一九五三年，在北京市的优抚模范代表大会上，又被评为“革命荣誉军人模范”。
在他的日记本上这样写着：“我的身体虽然残废了，做不了太多的工作，但是，我的思想并没有残废，我要永远保持着人民给我的崇高荣誉，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虚心地向同志们学习，好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附图片）
姚茂林在车间里细心地测量着肥皂溶液的温度。
（张文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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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实际出发，办好革命残废军人学校
李芳远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加强革命残废军人学校正规教育的决定”公布以来已经一年多了。一年多来，由于各地认真地贯彻了这一决定，对革命残废军人的正规教育已经大大加强，对革命残废军人“重养不重教”的偏向已经得到纠正。因而，各地革命残废军人学校教学工作的成绩是很大的。这些成绩主要表现在普遍扫除了学员中的文盲，有的已经达到高小或初中程度。同时，约有百分之十的学员，由于提高了文化和科学知识，已经参加了国家的各项建设。根据山东等八个省二十个革命残废军人学校的统计，今年上学期终了将有百分之六点七的中学学员从初中毕业，今年下学期，将有百分之五十多的小学学员进入初中，今年下学期终了将有百分之十以上的中学学员毕业。这些数字表明，革命残废军人学校学员的文化程度和科学知识正在迅速地提高，培养他们成为各种建设中的人才和骨干是完全可能的和必要的；这些数字表明一年多以前政务院关于加强革命残废军人正规教育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而对革命残废军人参加国家建设的意义估计不足是不对的。
各地革命残废军人学校实施正规教育的成绩是主要的，但有些地区也发生了程度不等的操之过急的偏向，这种偏向主要表现在对“正规教育”作了不正确的理解，过分强调了学员的深造，有些学校竟动员百分之六十的学员升入大学。因而反映在教学计划上是科目繁多，齐头并进，反映在修业年限上是要求在两年之内由文盲达到高中程度。产生这种偏向的根源是不了解革命残废军人的特点，也不了解当前国家建设对他们的需要，只是片面地强调“正规教育”的方针，主观地在那里培养国家建设人才。革命残废军人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经过革命战争的锻炼，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迫切要求参加国家建设，但文化程度较低，有的甚至是文盲，大部超过了中学以至大学的学龄。而国家大规模建设开始以后，不但需要具有专门技术和科学知识的建设人才，同样也需要受过革命考验，政治觉悟较高的干部。因此对革命残废军人的正规教育就必须按照革命残废军人的本身特点和国家建设的客观需要来进行，而不能离开这些特点和需要。因此，革命残废军人学校的正规教育，不但和一般的正规小学和中学有很大不同，就是和工农速成中学也有所区别。工农速成中学的任务是培养工人、农民及工农干部升入高等学校继续深造的条件，而革命残废军人学校的任务主要是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培养他们迅速就业的能力。因此革命残废军人学校的正规教育首先要求办好小学，以二年时间，用速成识字基本上完成小学课程，然后进入初级中学，再以二年时间完成以语文为主的辅之以政治的和其他科学基本知识教育的初中课程。革命残废军人学校初中阶段的课程决不能像工农速成中学那样繁多，更不能提出“齐头并进、全面发展”的口号。这些学员在完成初中课程以后，即可由人事部门统一分配到政府机关和企业单位担任行政、人事、司法、保卫等工作。但是，这并不是说所有革命残废军人学校的学员都不需要深造和不可能深造。实际上在革命残废军人学校的学员中的确也有一小部分具有升入大学或专科学校的条件同时本人也志愿深造的。这一部分学员在小学毕业后，即可投考当地的工农速成中学。如果此类学员较多的省份，当地工农速成中学又无法容纳时，可在革命残废军人学校内附设适当班次，培养他们深造的能力，甚至在必要时，经过省人民政府或大行政区行政委员会的批准，还可以举办类似工农速成中学性质的革命残废军人中等学校。
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已经开始，各方面正在迫切需要干部，在革命战争中光荣负伤、功在国家的革命残废军人也在迫切要求提高文化，继续参加国家建设。因此，各地人民政府应责成民政部门切实负起管理培养和教育革命残废军人成为国家建设人才的重大责任，各省人民政府的其他有关部门，如教育、人事、卫生部门，也应根据去年七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的精神，给有关业务以切实的领导和协助，以便把革命残废军人学校进一步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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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好姑娘
马葳
初夏时节，陕西关中的麦子熟了。在长安县镐河河畔王曲塬上层层叠叠的麦浪中，农民们正在抢收。其中有一个二十上下的年轻姑娘，和男人一样，割得风也似地快，一会就割一大片。不少农民为这个姑娘的紧张劳动感到惊讶。
这个姑娘就是在这一带相当出名的高淑琴，她是青年团员，又是一个志愿军战士的未婚妻。
高淑琴从小就跟她爸下地赶车送粪，播种收割，庄稼活里样样都能来。今年她爸身体不好，不能参加重劳动，于是全部夏收就由她和她十八岁的妹妹担当起来。六天的功夫，她们就抢收了六亩六分麦子、六亩多扁豆，还有三亩豌豆。装车、打垛、放滚、扬场……，也全由她们包下来了。淑琴的紧张劳动，是和她的未婚夫的鼓励分不开的。
那是一九五一年，淑琴的未婚夫王振济参加志愿军到朝鲜去了。一次，振济的妈得了“心口疼”病，吃不好，睡不好，活也没力气做。家里只有振济的爸爸和两个小孩子，振济的爸爸每天要到地里干活，两个孩子也要上学，家里缺少人手照顾。别人把这情形告诉了淑琴的爸妈，淑琴的爸听了这话，看了一下淑琴说：“看她自己吧！”可是，淑琴的妈说话很肯定：“去嘛，这可得去一趟呀！”
淑琴在一旁低着头，红着脸，不说话。心想： “又没有过门，去了怎说呀！”想着，就一个人跑出去了。走了不远，她突然又停住脚，想：“振济人家当了志愿军，保卫着咱的好日子，自己又是个青年团员，说啥也得去看看。再说，人家妈有了病，家中缺人手，……万一婆婆有个好歹，传到振济的耳朵里，那我可该说什么呀！”她越想越不对头，最后还是回到屋里，对爸妈说：“那……那就去吧！”说话时，她脸上还流露着害羞的样子。
她头一回去，一住就是半个多月。头两天，她老觉得不习惯，看到人还羞答答的。天数长了，一切都觉得和自己家里一模样儿，也不觉得拘束了。她对婆婆说：“妈，把家里的活儿都告诉我，我都可以做！”半个多月中，淑琴除了侍奉婆婆、每天做饭外，还把全家的棉衣都拆洗缝补了一遍。婆婆看着媳妇心又灵，手又巧，样样活做得来，喜欢得不得了。婆婆的病好了，淑琴才回了娘家。
过了些时候婆婆的病又犯了，加上她看到邻家的一个孩子比振济还小一岁就结婚了，也想起了自己儿子的婚事，病显得比上次还重。
淑琴听到这个消息，便买了一些礼物，第二次到婆婆家里去。她整天坐在婆婆跟前，侍汤奉药的，还常常安慰婆婆说：“妈，把心放宽点，我们年纪又不大，急啥哩？等抗美援朝胜利了，再结婚也不晚呀！以后咱家有啥事，只要捎个信，我很快就来。”
从这以后，淑琴得空就到婆家去看看。每次去都和到了自家一样，围上围裙，把家里的活做个干净利落，然后才高高兴兴地回去。去年麦忙时，她还去帮助婆婆做饭。婆婆也把淑琴当做自己的亲闺女看待，做活多了就叫她休息休息，恐怕累病了。家里做点啥好吃的，总要叫自己的女儿过镐河去把淑琴叫来。去年麦收后，她还给淑琴做了一身洋布制服，买了一双胶鞋。不久前，婆婆托人给振济写了封信，信里说：“高家湾那个姑娘，常来咱家。妈病了几次，人家都跑来照顾，家里的啥活，她都抢着做。人真勤快！她在家里念书也顶努力，老少都喜欢她……。”她还叫淑琴拍了张照片，和信一块寄到了朝鲜。
今年麦忙前，淑琴接到了一封从朝鲜寄来的信。这是她第一次接到的情书！信里充满着热情的语言，感激的字句，并勉励淑琴继续努力下去，争取当个模范。信里，振济也提出了自己的保证：争取做一个战斗英雄！提到他们自己的事时，振济说：
“抗美援朝是咱们青年人的责任，我正担负着这样光荣伟大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任务，什么时候再结婚吧，咱们的爱情是永远的！”
这些话，句句都说到了淑琴的心上。她手里拿着信，心里激动得直跳。最后，她咬了咬嘴唇自言自语地说：“我一定照着做！”她马上给振济写了封回信，接受了他的挑战条件。
后来，这个消息被传开了，人们都说：“怪不得今年收麦时，淑琴那个劲头呀，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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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看不得的战俘营
方成作
由于美方害怕泄露其迫害战俘的真相，美国军事当局千方百计地阻挠朝中红十字会代表的访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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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战士作品
从黑暗走向光明
高钦民
一九四八年中秋节过后不久的一天晚上七点来钟，包围济南的人民解放军开始总攻了。我当时还在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当兵，开始来的命令是：“守住阵地，不能后退，谁要后退，就挨枪毙。”可是，打了还没有多大一会，又接到了个命令：“停止射击，马上换防。”每人发了个红袖章，结果也没看到一个接防的，队伍就集合了，整营、整团地撤出了火线，大家迷迷糊糊到了黄河边，这才知道部队起义了。
过了不久，连部来了个人，身材不高，胖胖的，满脸笑容。背着个打得很整齐的黄被包，挂包上挂着个用白布包起来的瓷碗，口上还缝了个鲜红的五角星。
晚上点名时，连长介绍说：“这是李指导员。”我吃了一惊，心里想：“指导员还背被包吗？”就很注意地把他从头到脚看了一遍：一点也不恶，脸上红红的，还老带着笑，那里像个官，简直和大兵一样。但是思想上对他总有些害怕，看见他就想躲着走。
第二天，我到井上去打水洗衣服，挑着水桶走到井边的大树跟前，抬头一看，那个李指导员正在井上磕叱磕叱地洗东西。我赶忙放下水桶，轻轻地慢慢地往回走。走的远一点，估计他看不见了，三步拼成两步跑回屋子，一进门大家就问：“你挑的水呢？”我气忿忿地说：“在井边！”“为啥不挑来？”“指导员在那里洗东西，等他洗完了再去挑；谁要等不得，谁就去，现在我可不去。”大家也和我一样，没有一个敢去的。只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指导员还要洗衣服呢？过了一会，指导员笑着挑着水来了，大家不由一愣，都很惊奇地说：“指导员，你怎么给俺挑水来了，这不行，你是指导员！”他说：“没关系，我每天都要挑水的。”他笑着抓住我的手问：“你怎么回来了呢？”我瞪着眼结结巴巴地说：“见你……在那里忙着，我，……我才回来的。”他问我姓什么，我告诉了他以后，他就拍着我的肩膀说：“你还认为我们像国民党军队那些当官的吗？不是，我们都是亲爱的同志，是老百姓的队伍……。”说的我心里热呼呼的。以后他就每天到各班去跟大家谈话。时间长了，大家要有什么困难就自动去找他，不管什么时候找他，他都是和和气气地对待我们，什么问题都尽力给我们解决。他对同志们真像亲兄弟一样。有一次，李魏齐、邹斌诚和我三个病得很厉害，鼻孔里光流血，指导员怕我们传染别人，就给我们三个另找了个房子，住到一边，别人虽然也来端水送饭的，可是谁也没指导员照顾我们的好。他叫李文清去把医生找了来，还把自己半年没舍得化的津贴费拿出来买了些糖、鸡蛋给我们吃，待一会就来问问：“你们想吃点什么？咱想办法买。”这时我就翘起身子想说几句感谢的话，可是我看着铺头上的鸡蛋，桌子上的糖、橘子和石榴，还有饼干。心里一酸，话也没说出口就掉下了眼泪。
我想起了我被国民党抓兵时的情形，我想起了在反动军队中痛苦的生活。
那是一九四六年的秋天，豆子快熟了，我和母亲到地里去看了看，那豆荚都黄的鼓着肚子，真喜人！母亲说：“这二亩豆子打下来，除了拿粮和留出过冬的，就扯几尺布给你和弟弟做棉袍子。”我一听要给我和弟弟做棉袍子，心里真高兴！就跳跳蹦蹦地向家里跑。刚一进门，心里就激愣一下子，看见保长和狗腿子李二在俺院里坐着。父亲在一旁脸色变得雪白，我不知为的啥。等母亲走进来时，保长就把他那肥胖的猪脸一仰说：“婶子！上一回没叫咱家出兵，这回可该咱家出了，你看谁去？”他看到我妈没啃气就说：“叫二弟去吧！”母亲结结巴巴地说：“老二还小，再等两年不行吗？再说我还离不了他。”保长就立刻翻了脸，把手中的“文明棍”向地下一戳说：“不行！这是中央军的命令，谁敢违抗！个子小可以当勤务兵，跟我走！”我一听说“走”，就一下子扑到母亲的跟前哭起来了。我哭，母亲可没哭，她呆了，直瞪着眼，嘴唇上流出血来，滴在我的头上，我一看母亲气的把嘴唇也咬破了，我就不哭了，对母亲说：“妈！你不要难过，我去吧！反正咱穷人是没办法的，我死了还有弟弟呢，将来总会有出头的日子！”从此我就离开了温暖的家。和我同时被抓的，还有玉明叔，春民哥等二十一个人。
一天夜里，我们被送进了城内一座大院子里，院子里黑压压地挤满了人，都是被抓来的兵。过了一会，走来一个反动军官，手中拿着根藤子，他把人们从院子里赶出去。我刚走了两步，就觉得天旋地转的眼前发黑。我问玉明叔：“我怎么头昏眼花的呢？”这样一问，玉明叔的眼里掉下泪来，他说：“你几天没吃饭了？”我心里很不自然地回答：“两天多了。”玉明叔说要背着我走，我想：“他不是也没吃饭吗？”就不让他背，自己慢慢地走，走到大门外集合场子里，点了名，很快地补进了队伍，从此，就开始过牛马不如的生活了。
在“遭殃军”里是没一点自由的。我们班里十二个人，其中有七个是我们一道被抓来的，但是从来也不准我们谈一句话，出来时都有人看着。有一天下午，刚出操回来，我们七个人凑在一块说话。这时，蛮子班长就气汹汹地跑来不问青红皂白把我打了一巴掌，硬说我们要开小差。当时就把我绑起拷问我，要我供出准备逃跑的情况。我死也不说，最后，他们把我关在一个草棚子里，耽了三天，拉屎、撒尿、吃饭、睡觉都在那里面。幸亏他们出发，才把我放出来回到班里。行军就挑子弹，驻下就挖工事，一有差错，不是骂，就是打。真是有话无处说，有苦无处诉。这种生活一直过到起义时候。
而现在，当官的也再不会打骂我们了，弟兄们也互相亲热得多了，指导员又对弟兄们这样好，我们病了，他照顾得真比自己家里还细心周到，这使我怎么能不感动呢？
不久，团里来了信要我到后勤警卫排去工作，我就自言自语地说：“我可不去！到那里没有这样好的指导员。”排长怎样说我也是不去，和我一块起义过来的副连长说：“这是命令，不去不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正说着，指导员笑嘻嘻地摸着嘴来了，他把我叫到他那里，给我端了碗水，也没说这是命令不去不行，只是说：“今天是革命部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到哪里去都是一样，不是从前了……”我说：“指导员你对我太好了，我不愿离开你。”指导员说：“不是我对你这样好，是毛主席要我对你这样好的，整个部队都是毛主席教导出来的，谁也会对你这样好。”我思想上有点通了，指导员见我没吭气，又说：“要有什么问题再来找我，保证给你解决。”我说：“指导员，假若那里不好，我一定回来呀！”指导员只笑着。吃过午饭，我到了后勤警卫排第二班，一进门大家都抢着给我拿背包，搬凳子、端水，班长拿出烟，小阎买了些花生米，还有给我打铺的，这倒把我弄傻了，他们怎么这样客气，指导员说的倒是真的。我心里马上就考虑：“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真是到哪里都是一样，要在反动军队里去个新兵，还得干上几天苦力呢，打水、扫地，碰着还得给班长洗衣服，洗得不好都得挨骂、挨揍……。”
一九四九年渡江以后，我发起疟疾来了，发烧到了四十来度，两天没吃啥，也真把我烧迷糊了；在铺上只吐，那时没有痰盂，班长看我要吐了，来不及找东西，就把自己的新手帕，用手托着放在我嘴边接住，我用手挥动着不想吐，可不由自己就“哇！”一声吐了他一手帕，等我吐完了他才拿出去，别的同志赶快扶着我，端水给我嗽口。班长回来又买了一斤大苹果，我心里很过意不去，就说：“班长，你的手巾叫我弄脏了，你用啥？还买这个来……。”班长轻声地说：“手巾脏了不要紧，你好好地休息吧！”
晚上大家睡的挺香，班长总是起来看几次，给我盖被子，放蚊帐，还用手灯照照蚊帐里面有没有蚊子。这些事都感动得我流泪。我病好了以后他还帮助我学习，没有笔用，他就借给我一枝新民牌的钢笔，要是指导员上了课出讨论题我们不懂，他总是详细地解释。这时我才又想起我临走时李指导员说的话：“今天是革命部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到哪里去都是一样。”真一点也不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