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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争取做一个光荣的人民教师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 董纯才
一九五三年全国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已经初步确定了。这个计划是根据高等教育事业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总任务和各项建设事业按比例发展的原则而制订的。这是伟大祖国开始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一个标志。凡今年欲投考高等学校的同学们，都应该按照这一个计划来确定自己的升学志愿，选择适当的系科，准备学习为祖国建设事业服务的本领。
一般地说，今年准备投考高等学校的同学们，都在新的学习环境中受到党和国家的培养和教育，不论在文化程度上或政治觉悟上都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我相信，同学们在升学问题上一定能够以正确的态度和饱满的情绪，来响应祖国的号召。
近来，经常在报章、杂志上看到同学们谈论关于升学问题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充分表现了青年人为祖国服务的远大理想和准备为这些理想去战斗的勇气和信念。例如，有的同学决定学工，准备献身于祖国的工业建设；有的同学立志学农，准备为祖国的农业建设服务；有的同学决心学医，准备到工厂、矿山去为劳动人民治病；有的同学准备作地质学家，去发掘埋在地下的祖国无穷无尽的宝藏；有的同学打算作人民教师，准备为祖国培养全面发展的积极的自觉的建设者与保卫者。总起来说，同学们都一致表示要根据祖国的需要，选择适合个人志趣和条件的系科，并准备接受祖国交给自己的任何学习任务。无疑的，这种为祖国建设需要而学习的思想和热情是非常可贵的，也是值得鼓励的。
但是有部分同学在升学和选择系科的问题上还存在着不正确的想法。其中有不少人轻视教育工作，不愿报考高等师范，认为当教师不吃香，没有地位，报酬少，因此把从事教育工作视为畏途。这些同学所以产生这种不正确的看法，主要是由于受了资产阶级的腐朽的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对人民教育事业及其在国家建设中所占的地位与所起的作用，缺乏应有的认识，也就是说这些人还不明白人民教育的重要性。
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要逐步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教育建设也是整个国家建设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之一。它的任务，一是培养干部，即培养建设人才；二是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斯大林同志曾经指出，“干部决定一切”。由此可见，当前我国教育工作的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大力培养具有高度政治觉悟、专门科学知识与体质强健的各种建设人才，以应祖国建设的需要。因此，今后我们的教育计划是着重发展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同时还发展高等学校的后备部——高级中学。要发展高中，就需要大力发展高等师范，培养中学师资；所以高等师范学校在整个教育中所起的作用，就如同机器中的工作母机，它是国家教育事业的基本环节之一。假如高等师范不发展和办不好，就要影响到高中师资的数量和质量，就不能保证输送足够的合格的高中毕业生进入高等学校学习，就要影响到高等学校培养各种建设人才的计划。因此，发展高等师范学校也正是服从国家工业化的需要，和经济建设是息息相关的。在今年高等学校招生计划中，高等师范招生任务是一万八千多人，仅次于工科，这就说明高等师范教育的重要性。
人民教师是人民教育事业的支柱，是人民政府教育方针政策的体现者，他所肩负的任务，是为国家培养智育、德育、综合工科技术教育、体育与美育全面发展的积极的自觉的建设者和保卫者，是为国家培育人才。这是一种光荣的伟大的任务。他所做的工作，是改造人的灵魂的工作。因此，人民教师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谁说教师的职业是“平淡无味”呢？你们看过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吗？这影片中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的女教师，不是经过她的手培养出很多的科学家、专家、革命军官等等出色人物吗？她岂不是因此而受到国家奖励吗？随着国家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和国家对各类建设人才的迫切需要，人民教师所担负的责任将日益重大，而人民教师在社会上也将日益受到人民的尊重，这是无可置疑的。为了提高人民教师的社会地位和改善人民教师的生活待遇，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曾经作过很大的努力，并取得了一些成绩。今后，我们还要努力逐步做到如列宁所指出的：“应当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升到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教师们所始终不能达到的高度上。”（“列宁文选”第二卷一○○一页）
由于党和国家的培养和关怀，在广大的人民教师中，已经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对人民教育事业无限忠诚的模范人物，例如祁建华、吕敬先、史瑞芬等。由于他们“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工作精神，创造了卓越的成绩，受到了人民的爱戴和政府的表扬。
立志学教育，争取做一个光荣的人民教师，是一个很崇高的志愿和理想。怀有这种志愿和理想的青年们，是会受到人民鼓励和赞扬的。他们的前途，跟立志学工、学农或学其他科学的同学们的前途一样，是无限光明远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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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密切结合生产开展反官僚主义斗争
山东滨县彭李乡的领导作风转变了
山东省滨县二区彭李乡，在今年春季生产中开展了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斗争，改进了领导作风，密切了党与群众的关系，完成了春耕生产任务。
一、根据党的指示，了解群众要求，把党的指示和群众要求结合起来，领导群众进行工作。
由于过去领导方面长期存在着官僚主义作风和一般化的领导，因此，当着干部下乡时，一般都想马上召开一大套会，布置一大堆任务；各部门的干部要求在布置工作时，都给挂上一条。农民群众则怕光开会耽误生产，认为干部领导生产光说外行话，还得依从他，对这点很不满意。根据以上情况，便采取了以下的措施：
第一、坚决贯彻以生产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使各部门干部都统一在当地党委领导下，为春耕生产服务，不许各自为政，乱对群众发号施令。在布置任务时，先抓中心，后带结合，纠正齐头并进的办法。规定到村之后，先了解和集中群众的要求，不得随意召开群众大会。干部要深入下去，任何工作都要有利生产才能办，给村干部减去一切不必要的负担。在开始时干部按照这些规定办事，虽然很勉强，后经学习党中央及山东分局的指示与深入了解和分析了群众要求之后，就逐渐自觉了。
第二，到村之后，先召开小型座谈会，调查了解农民群众的要求。了解到该乡的土地是碱性，不易全苗，一般土地产量太低，因之农民生活比较困难。同时，中共惠民地委、惠民专署机关在此修建房屋，征购了农民大批土地，致使有些农民在生产上和生活上发生困难，有大批的劳动力外出，从事副业生产。因而该乡农民最突出的集中的要求是：提高产量，解决农、副业生产中的矛盾。如要
求政府贷款买牲口、肥料和农具，要求改进耕作技
术，要求解决农副业生产中的矛盾；失掉土地的农
民，要求解决土地问题；组织起来的农民就要改进
互助组的办法；坏分子当道的村庄，群众则要求惩
治坏分子。在总结了上述农民群众的要求之后，
又进一步深入群众，和群众商量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然后制订了初步计划。这样就改变了过去那种光从上边来的任务观点，采取了先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从而使领导思想和群众结合起来。群众反映：“今年真是以生产为中心了，政府真给咱办事了”，“开会少了，办事多了。”区乡干部反映：“去年虽说以生产为中心，但是一项中心带着十四项结合，结果条文上有中心，作起来没中心，今年说的作的都有中心了。”村干部积极分子说：“有空生产了。”
二、开好乡人民代表会议，集中反映和解决群众的要求，把党的政策变成群众的决议。
在乡人民代表会议上，掌握了农民对生产和民主的两项基本要求，抓住了三个环节：第一，通过各种典型人物的发言，集中反映了群众意见和要求，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如通过许多丰产模范介绍增产经验，指出了保苗增产的办法；通过较好的互助组介绍了组织起来的好处及管理互助组的办法；通过农副业生产结合的互助组，反映了受灾农民的要求，指出了解决灾荒问题的办法等。最后，根据群众的意见，制订了春季生产的决议。第二，抓住突出的违法乱纪事件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处理，充分发扬了民主，密切党与群众的关系，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该区公安员董桂堂，为了强要农民魏全林的婶母嫁给他大爷，并要其全部带走财产，他便给魏全林捏造了五条罪状，呈报县公安局批准，把魏全林定为反革命分子，宣布管制二年，并召开群众大会，威胁群众说：“谁都不准和他接近，不准和他谈话，谁接近他就是包庇反革命，与他同罪。”代表们揭发了这一严重的违法乱纪案件，并认真讨论了处理意见。乡人民政府根据群众意见，报请上级人民政府，法办了董桂堂。此外，对于代表们提的各种提案，也都分别作了处理。第三，通过展览农具、肥料、种子等，使供销和农民群众要求相结合，从而改进了供销、信贷工作。供销合作社将准备供应农民的一部分农具、种子、肥料，在代表会上陈列出来，让代表们参观。参观后，代表们提出了很多批评意见。合作社又根据代表们的意见，将社内的全部农具作了一次清查，结果共有农具八百一十六件，其中能用的有五百六十四件，有毛病和不能用的有二百五十二件；从此，便发现了合作社的农具长期积压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粗制滥造，不合规格，农民不乐意买。此后即根据群众意见，对有毛病的农具加以修理改进，并规定今后在制造农具时，要事先征求群众意见，规定样式规格，避免盲目地粗制滥造。要在该乡推广的斯字棉良种及八一一谷种，也在会上进行了展览，并与农民自己的种子进行了详细的比较说明，使代表们亲眼看到了良种的好处。同时又帮助农民解决了换良种的困难，因而使该乡百分之九十的农民都自动换了斯字棉良种，绝大部分农民换了八一一谷种。由于这次会议充分地发扬了民主，会后又认真贯彻了决议，及时正确地发放了农贷，对灾民进行了救济，使其找到了生产门路，帮助失掉土地的农民找到了土地，为卜家和樊家两村地少的农民找到了一百六十亩开荒地，从而密切了党和政府与群众的关系，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群众反映：“政府真给群众办事了！去年干部说怎样办就怎样办，现在是我们要求什么，干部便领导干什么。”乡干部说：
“去年领导生产是为区里干的，今年是为群众干的了。”
三、学习先进地区经验，请有经验的农民作老师，总结群众生产经验，找到了增产关键，克服了一般化的领导。
由于过去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干部作风上的严重命令主义，因而绝大部分干部对于农业生产一般知识都不了解，只知“多锄、多耙、多上粪”；农民则认为干部领导生产是外行，有的农民曾说：“去年听了政府的号召，吃了亏，猛锄猛耙，结果把地弄板了，拿不住苗了。”为了找增产的办法和领导农民生产的方法，发动干部学习了肇源县和莒南县的先进经验，请当地有经验的农民为老师，总结他们的丰产经验，寻找增产窍门。找了许多典型户来研究总结他们的经验，从而发现该乡的特点是：碱地多，棉花多，增产的关键是：拿全苗，和争取棉花早熟。具体分析了棉花丰产的经验，发现了棉花减产的原因，特别是经过称穗头、查棵数，算产量，发现了产量不高的原因是缺苗子。如在马家算的结果，棉花平均要一百个桃一斤，一棵有七个桃，每亩三千九百二十棵，这样计算产量应收二百七十多斤，但实产量一百二十五斤。这样一算，农民大吃一惊。接着干部就领农民去查苗子，如查小麦的结果，最好的是缺百分之三十三，最差的竟缺百分之八十三，一般的缺到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农民们说：“过去对缺苗不在乎，认为稀谷长大穗，歇地如上粪；现在看来是上当了，老法子不行了。”在这个基础上，深入研究了缺苗的具体原因和保苗经验，加以逐步推广，现在该乡保证春苗齐全已成为广大农民的自觉行动，在春苗出来之后，农民们便马上掀起查苗、补苗、除害虫的运动。农民们反映：“毛主席领导的干部，干啥也是好样的，领导生产也变成内行了。”
四、抓住典型，作好样子，耐心说服，以群众的事实和经验去教育群众，这是克服一般化领导的有效措施。
由于小农经济的特点，和农民在生产中保守性、患得患失心理，因此，对任何一项生产措施和技术改革，都必须首先搞典型作样子。这样便可以把事实摆给农民看，使农民看到好处后，才可能为农民所接受，同样又可使干部通过搞典型取得直接经验，纠正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经验证明：任何一项工作，只要作好样子，又善于把样子摆出来给农民看，这样就可迅速推开。如蔡刘村抓住了雷义祥互助组，以他组在生产上的成绩，经常介绍给农民听，并经常吸收农民到他组参观，结果该村在这个组的影响下，今春即由二个组发展到十个组。在推广化学肥料上，开始农民不相信化学肥料的作用，便找了几个典型户，在种麦时试验，一块地施上一半，留一半，一个月之后，施化学肥料的麦子又高又绿，没施化学肥料的又矮又黄，农民便都相信了。在浸种时，有的农民不相信浸种的好处。他们便先在一块地中使上一半浸了的种，一半没浸的种，结果浸种的七天到八天出齐了，没浸种的十天到十一天才出齐，浸种的长得旺，没浸种的长得不旺。在订增产计划，研究增产办法上也是如此，开始农民对增产没有信心，便首先帮助一个组，仔细研究制订了增产计划，这样大家就都向他们学了。事实一再证明：抓住典型，先作出样子，采用比较的方法，以群众自己的经验来教育群众，由浅入深，逐步推广的方法是最容易为农民所接受的。
五、通过互助合作组织，团结带动单干农民，完成春耕春种任务，同时又抓住了生产关键，整顿巩固了互助合作组织。
在春耕生产的各项工作中都是通过互助合作组织，团结带动个体农民来进行的。特别是在播种中以互助组为基础。组与组之间进行了换工，并主动地帮助无劳动力户和缺乏牲口、农具的个体农民，解决播种中的困难，从而克服了生产中的困难，保证了适时播种。在互助合作基础较强的村庄，互助组首先订出了播种计划，同时提出了“组与组互相换工，主动帮助单干农民及时种上地，争取全村丰产”的口号。互助组各自主动找对象帮助他们播种，工资按照用的人力、牲口以市价计算，有钱的户当时支工资，困难户，麦收后支付。同时劳动力、牲口、农具强的互助组又主动地帮助了弱的组。在互助基础较弱的村庄，则大量组织了临时互助组，全乡在春耕播种中共组织了临时互助组二十六个（六个村的统计）。这样便使在牲口、农具不足的情况下，六、七天的时间，即全部完成了播种，从而密切了组与组之间的团结，特别是有力地团结了单干农民。互助组员说：“这样干法，互助组越干越巩固。”单干农民说：“互助组不但对他们自己有好处，对全村都有好处。”原来他们认为：有了互助组，人没处雇了，牲口家具没处借了，结果今年互助组还主动帮助他们种上了地。现在他们中很多人都要求参加互助组。在整个春耕生产过程中，又紧紧地掌握了生产的各个环节，整理巩固了互助组。过去往往一提到整理巩固互助组，就是要搞记工算账，而对如何增产的中心问题，则往往被忽视。这次整理巩固互助组织，就是首先帮助互助组研究如何增产。马家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开始研究增产计划时，便感到过去施肥太少，地力太薄，要求贷款及施肥料，但是又想到若光靠贷款解决，就是增产了也不能增加收入，因此他们便研究了积肥办法，计划今年积肥二百五十车，这样便解决了明年的基肥（去年他们全年共积了六十五车）。在生产过程中，逐渐通过典型示范，介绍推广简便易行的记工算账办法。这样使互助组随着农民经验的发展得到逐步提高。（转载山东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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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北区戏剧音乐舞蹈观摩大会在沈阳揭幕
东北区第一届戏剧、音乐、舞蹈观摩演出大会于七月二十五日在沈阳隆重揭幕。此次大会的目的，主要是检阅和总结东北几年来在戏剧、音乐、舞蹈方面的创作、改编、演出等工作上贯彻执行党的文艺路线和文艺政策的情况，总结并交流经验，以便使文艺工作适应国家有计划的建设时期的任务，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
参加此次大会的共有东北各省市十五个代表团，共三千多人。参加演出和观摩的节目，有话剧、歌剧、评剧、京剧、音乐、舞蹈等节目一百三十九个。
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田汉率领的首都十个艺术单位组成的观摩团，中国人民赴朝慰问文艺工作团东北第二团的代表也参加此次大会。
大会的开幕典礼由东北行政委员会文化局副局长张东川主持并致开会词。他指出：这次大会的任务在于检查文艺政策、戏曲改革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以及文艺创作的演出质量，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研究在艺术思想和创作方法上存在的问题，总结经验加以推广，并通过革命竞赛以及对优秀作品和演出的奖励，推动东北的创作和演出活动，以进一步贯彻毛泽东的文艺路线，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
东北局宣传部刘子载副部长在讲话中说：要使我们的戏剧、音乐、舞蹈活动能够提高一步，关键在于学习。文艺工作者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学习社会，还应当很好地研究和学习民间的民族的艺术；要不断提高艺术技巧和展开文艺批评。他希望参加会演的同志要本着互助团结的精神，互相学习观摩、取长补短，进一步提高东北文艺创作和演出水平。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田汉在致词中指出：在向民间和民族遗产学习时，必须明确依靠艺人的方向，艺人是我们活的遗产，接受遗产必须通过他们。因为艺人们更多地懂得民族艺术遗产精美的艺术形式，他们也更懂得人民的感情和爱好。要拜他们做老师，认真地、老老实实地跟他们学习，而不要采取“我来改你”的态度。
大会并成立评奖委员会，负责对这次参加演出的节目进行评奖。
大会的观摩演出节目自七月二十六日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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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一九五三年第二十九期内容介绍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一九五三年第二十九期中文版已经出版。
本期刊载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关于贝利亚反党的决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贝利亚反国家罪行的决议，并以大量篇幅刊载了苏联各地党组织、劳动人民以及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和劳动人民热烈拥护和支持上述决定和决议的消息。本期并以“苏联共产党、政府和人民的不可摧毁的团结”为题发表了社论。社论指出，苏联共产党中央全体会议的决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决议，得到了苏联共产党全党和全体苏联人民的一致拥护。在各地党委员会全体会议、基层党组织的会议以及许多大会上，党员和劳动人民一致痛斥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卑鄙的雇佣分子贝利亚的罪行。全体苏联人民衷心拥护党的政策，他们正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提高警惕，并加倍努力为加强祖国的力量、为实现建设共产主义的宏伟计划而斗争。另一方面，苏联共产党中央全体会议的决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决议，也在各国得到了极其广泛的响应。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全世界的进步人民和进步力量正确地认为，贝利亚的反党、反国家罪行的被揭露，是苏联共产党的磐石般的团结得到进一步巩固的证明，是苏维埃国家和整个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得到进一步巩固的证明，是对于帝国主义者的罪恶阴谋的一个沉重的打击。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从贝利亚事件中得出了重要的政治结论，它们知道它们的崇高使命和战斗任务，在于经常和处处学习苏联共产党的榜样。社论最后说：苏联伟大的和不可战胜的力量，它在共产主义建设、在争取和平的伟大斗争方面赢得新的世界历史性成就的保证，就在于苏联共产党、政府和人民的密切团结。
本期刊载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政治局委员、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伊姆雷·纳吉撰写的“关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和政府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措施”一文。文章首先分析了匈牙利人民在劳动人民党的领导下，在发展国民经济方面的种种成就。文章接着根据六月底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决定，叙述了匈牙利过去经济政策中存在的缺点，这些缺点主要是：在工业方面，没有注意到实际的可能性，而过分急速地发展重工业，以致影响了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农业方面，基本建设投资过少，对个体农民帮助不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中存在着违反自愿原则的现象。文章接着谈到了党和政府为克服这些缺点在各方面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以及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采取的各种措施。文章说：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决定，要毫不动摇地继续执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政策，并以此作为党的主要方针。要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保证增加消费品产量，迅速地发展农业，逐步地提高全体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
本期还刊载了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让·普朗多的题为“发展法国与民主国家的贸易”一文。文章指出：由于法国的经济和政策屈从美国要求的结果，法国的对外贸易总额日益减缩，对外贸易逆差迅速增加。法国消除这种严重情况的唯一道路，就是恢复民族独立、结束越南战争、削减军事费用和恢复与一切国家进行自由贸易。文章着重地说明了扩大与民主国家的贸易对于法国工业、农业和劳动群众的好处，并指出：法国要在不久的将来恢复全面的对外贸易，有赖于法国人民争取独立和争取和平的斗争。（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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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端正创作思想，正确对待民族戏曲遗产
——记华东戏曲创作总结会议及其收获
锺洛
华东戏曲研究院在四月下旬到五月中，举行了华东地区四年来戏曲创作总结会议。从华东各省、市代表在会上所反映的材料中，可以发现：三年多来，华东各地虽然创作、改编了不少思想性艺术性都比较高的戏曲剧本，并在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上起了影响；但是，反历史主义、反现实主义倾向仍然是戏曲创作（和改编）中最主要的倾向。这个创作倾向的产生和发展，又说明了某些戏曲工作者和领导干部对民族戏曲艺术遗产的认识上还存在着不正确的看法，而最主要的倾向依然是反历史主义；某些干部和戏曲作者所采取的态度，是粗暴的，草率的。在会议结束时，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夏衍同志作了总结，对这个问题作了详尽的说明和批判。
戏曲创作（和改编、整理）思想上的反历史主义、反现实主义倾向，有下列几种具体表现：
第一、是任意杜撰和捏造历史。京剧十五本“水泊梁山”（上海），杜撰了无论在正史上或“水浒传”上都没有叙述过的梁山英雄反抗金兵侵略的民族战争，把“将门之后”的大刀关胜，改成猎户出身的抗金英雄。“水泊梁山”并“发挥”了连台本戏破坏艺术的特点，穿插进各种各样的情节。它套用了兄弟参军的故事，套用了志愿军帮助朝鲜人民救火的故事，套用了抗日战争时期游击区人民冒死救八路军战士的故事，套用了父亲揭发儿子做坏事、大义灭亲的故事，还套用了镇压反革命的宽大和镇压相结合的政策。结果，就变成一个非驴非马的东西。同样，抗美援朝运动发生后，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普遍地被改编成各种戏曲。在所有那些剧本里，封建诸侯的纷争局面，被描写成正义的战争，来影射抗美援朝；贵族公子信陵君，也就成为一个代表广大人民意志的英雄人物。
像这样地不顾到历史的真实、按照主观意图任意杜撰历史的例子是不少的。为了配合“三反”，就在“太平天国”中也展开“三反”运动（福建）；为了歌颂人民革命的胜利，就在“王莽起义”中把王莽写成人民起义的领导者，而刘秀终于投降了王莽（浙江）。至于强使古代人具有现代人的思想、观点，讲现代人的话，那就数不胜数了。在那些写信陵君的越剧和京剧剧本中，到处可以见到“抗秦援赵、保家卫国”、“卫国即是保家，救邻即是自救”等字句。越剧“信陵公子”中魏国太妃所唱的“你此去只许成功不许败，……虽然牺牲也荣耀！”和“水泊梁山”中黄老头所说的“我真高兴有你这样一个女婿，我更高兴有你这样一个女儿”，俨然都是模范军属的口吻了。
第二、是在旧的情节上加上“新的主题”。所谓“新的主题”，比较普遍的是一种，就是反抗封建地主阶级压迫和表现农民起义胜利。这个“新的主题”被加到任何旧剧目里去，说“这就是‘推陈出新’”。甚至改编京剧“玉堂春”，也加进地主行凶、苏三的父亲卖女还租和王金龙镇压农民暴动的情节（皖南）；这样改编，据改编者自己说，是“为了反映旧社会封建制度（包括婚姻制度）的不合理，并把人们歧视妓女的心理，转移到痛恨旧社会的统治阶级。”改编者原来还准备写农民起义攻进太原城，杀死王金龙，救出苏三以作结束。山东戏曲界在改编“蓝桥会”时，省文联曾经召开座谈会，会上认为戏里的山洪骤至是“自然因素”，这种结局是“错误的”。“这个悲剧的造成，主要是由于封建婚姻制度的束缚，和残酷的封建压迫的社会因素。比较普遍流传的“水漫蓝桥”的传说，无疑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纂改。”（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一日“大众日报”）根据这样的理论，这个表现古代男女对恋爱的真诚和坚信不渝的崇高品质的故事，在吕剧中，就被改成两人逃走未成，被迫跳井而死；在茂腔戏中就被改成魏生久候不至，以为蓝负心不来，就含恨跳水。改编者还根据“五世鸳鸯”的传说，在后面加一场“双生赶船”，男女团圆。改编者也许是认为这一场可以表现人民的良好的愿望，结果恰恰是宣传了封建迷信的“轮回转世”和宿命论。
第三、是把神话变成“现实”。许多剧作者不了解神话是人类社会的童年时代的丰富的想像，直到如今，它“对于我们仍然成为一种美感享受的源泉，并且在某些方面还作为不可企及的标准与模范而流行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他们认为：“神话是封建时代的产物，现实的意义是隐晦的，现在为什么不能使它更现实些呢？”越剧“牛郎织女”（上海）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在这个戏里，神话变成“现实”，牛郎织女都是地主家的奴仆，他们为地主做牛做马，彼此相爱着。地主迫害他们，拆掉村边的木桥，使他们只能隔河相会。最后农民暴动，救出牛郎织女，一齐上山去了。剧作者在“关于演出的几点说明”中，还特别提出“本剧用现实手法写出了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在排演时也应该采用现实的表现方法。”“贯穿整个戏要说明一个问题，即农民要翻身，牛郎织女要团圆，惟有依靠群众集体的力量，和地主斗争，打倒封建剥削统治，才能达到目的。”另一个京剧“牛郎织女”（苏南）的故事，更变得离奇。剧作者在后来的检讨中说：“认为反正是神话，不是事实，完全可以不受时代性的限制，就依据自己的主观要求进行改编。我自作聪明地用了许多‘暗喻’、‘象征’的手法，想反映出马列主义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如以郑里老人暗喻‘真理’；镰刀斧头象征‘劳动人民的力量’；耕牛象征‘拖拉机’；耕鹊代表‘和平鸟’。同时任意把社会发展史学习、治螟运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土地改革宣传等许多内容，一股脑儿塞在里面。”（一九五二年六月十日苏南日报）
在这样的“现实”、“暗喻”、“象征”等等手法下，到底能给人民以什么教育呢？美丽的神话又被糟蹋成什么样子了呢？
第四、是公式化，概念化。在创作现代题材的戏曲剧本时，剧作者们常是从一个简单的公式、一个政治概念或某一项宣传任务出发，而不是从现实生活出发。如在解放初期，这类主题的剧本几乎成为流行的公式：地主逼租、农民受苦、卖子女抵租、恶霸行凶、最后农民起义、杀尽地主恶霸。这以后，配合每一个政治运动，都出现一批新戏。镇压反革命运动时，各地以真人真事为题材的剧本中，大都是暴露一通反革命分子的罪以后，当场枪毙；群众称之为“枪毙戏”，并不欢迎。“五反”运动时，上海集中全市越剧编导，以两天时间，根据报纸社论和新闻通讯，突击出剧本“千军万马”，以求在上海“五反”运动正式开始后可以“配合运动”。结果由于编剧者既未很好研究他们自己所比较熟悉的资产阶级生活，从而充分揭露资产阶级丑恶本质，也未认真学习政策，当然就无法指导运动。剩下来只有公式、口号和政策条文，没有深刻地揭发现实矛盾的本质，所以实际上是反现实主义的。
第五、是庸俗的低级趣味。在反历史主义、反现实主义倾向中最恶劣的表现，就是在剧本中极不恰当地随意塞进“为人民服务”“站稳立场”“搞通思想”等等新名词，或者任意糟蹋流行的传统剧目，这两种创作方法，都是同一个目的，就是迎合落后小市民的低级趣味。譬如说京剧“借东风”，浙江就改成“借西风”，到最后关公显圣，一刀腰斩杜鲁门。在安徽，更荒谬地改成朱总司令“借北风”。譬如说前面提到的“水泊梁山”，许多金兵头目的名字，是：麦克赛、艾森威、艾森华、杜鲁杜捉等，这种名字，除掉庸俗的趣味以外，很难有其他解释。为了同样原因，“七侠五义”（福建）里的店主妇也唱起“东方红”“感谢毛主席”，
“盘丝洞”（安徽）里的猪八戒也唱起“民主青年进行曲”了。至于上海的滑稽戏，则更是经常地以配合政治运动为名、贩卖低级趣味，因而也就经常地歪曲了政治运动，歪曲了现实。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反历史主义、反现实主义的倾向呢？为什么在戏曲创作思想上违反了毛主席的指示呢？毛主席几次三番地把新文化的方向方针指得很清楚：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对戏曲改革工作的方针，也是很明确的。但从会议的讨论中看出，某些戏曲工作者对民族遗产的认识是不足的，或者是错误的。他们认为民族遗产只是一种手段，可以用来达到今天的政治要求，而不是看成是发展新的文艺的基础。他们错误地认为民族遗产都是旧的，坏的东西，采取了轻视的态度。因而在具体进行创作、改编和整理的工作时，就主观卤莽，以小资产阶级的急躁情绪，粗暴地、草率地对待这一严肃的工作。
在这里不能不提到另一个时常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因，这就是某些领导干部和戏曲工作干部对待戏曲艺术和民族遗产的错误的认识，往往纵容和助长了反历史主义、反现实主义的倾向。他们在每一个政治运动，都要求戏曲界配合，而这个“配合”，大部分是简单地、机械地要求在戏里宣传政策，背条文。在平时，也以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历史观点，对待戏曲的创作和上演。福建省某些地区的税务机关对上演的戏曲的减税标准，就是看戏里：一，有没有群众；二，有没有起义；三，有没有配合政治运动。不少地方的领导干部，下令停止在舞台上出现封建时代的人物如皇帝、官吏、公子、小姐等等。福建省有一个剧团在某县上演“白蛇传”，县委宣传部长坚持要在戏里杀掉法海，以泄民愤。并说：
“杀错了我负责。”至于轻率地奖励那些反历史主义、反现实主义的剧本，使散布那个坏倾向坏影响的剧本得以普遍流行（如上海演出的剧本，就经常流行到江苏、浙江一带去），那更是各地领导机关的责任了。
三年多来，这种倾向在华东各地戏曲创作思想上占了主要地位。直到人民日报展开对反历史主义批判和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以后，才使不少人头脑清醒了，对民族戏曲遗产有了初步的比较明确的认识。但就华东全区来说，还没有把已经肯定的方向，广泛地在戏曲界进行教育和讨论，把中央的精神，进一步贯彻到戏曲创作工作中去，因此在上海和各地，在戏曲剧本的创作和改编中，仍然发生一些混乱现象。
这些错误的根源，在华东戏曲创作总结会议上被揭发和批判了。经过反复讨论、对优秀剧本和坏的剧本的具体分析，会议更加明确了戏曲创作的方向：民族的，因而是反帝国主义的，是爱国的，有民族自豪感的；科学的，因而是反封建迷信的，是鼓励进步的；大众的，因而是为最大多数人服务的，为最大多数人喜闻乐见的。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对待民族戏曲艺术遗产的正确态度。
夏衍同志在总结中说：中国的戏曲，有很宝贵很优秀的传统，这是谁都可以看见的。这些丰富的戏曲，歌颂我们民族的勤劳、勇敢和智慧；歌颂正直无私，廉洁公正；歌颂见义勇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歌颂慷慨就义，为国成仁；歌颂纯洁的恋爱；歌颂永远不变的友情……。这个传统，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道德力量，是维系着我们民族千百年来不屈不挠的精神上的支持。同样，对不好的品质，对叛国降敌、贪赃枉法、为非作歹、自私自利……，总是尖锐地予以讽刺和打击。在这中间，是黑白分明、态度坚定的。这个真实的力量也表现在对某些知识分子的鞭责和讽刺上，京剧“生死恨”、“四进士”、“鸿鸾禧”、“秦香莲”和其他许多剧目中，人民总是用一切办法来挖苦知识分子的自私、动摇、卑鄙的性格。
这就是民族艺术遗产中的人民性。人民大众凭他们自己的眼光，用自己的艺术方法表现出来。
会议批判了一种思想：“封建社会产生的文艺，不可能有人民性。因此，就必须用现代无产阶级的观点加以改编和重新创作的时候，它才具有人民性。”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处理历史题材的时候，任意杜撰和捏造；为什么要使神话变得更“现实”些；为什么在旧情节上要加上“新的主题”；所有这些，都是由于对民族艺术遗产中的人民性的连续不断的传统的不正确的认识而来的。这个问题，列宁早就讲过：“在每一个民族文化里面，都有着即使是没有发展出来的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文化的成份；因为在每一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和被剥削的群众，这些群众的生活条件，不可避免地会滋生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来。”〔一〕又说：“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所臆想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官僚社会压迫下所创造出来的知识总汇发展底必然结果。”〔二〕
无疑的，封建时代的文艺作品一方面受了历史条件的限制，人民性也受到限制。而另一方面也渗杂着许多落后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看到这些。依照毛主席的指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来进行必要的整理。但是对于历史人物的处理，却必须注意历史的具体性，就是在一定的环境、一定的条件下，一定的人物将会做出些什么事来。不可能要求古代人有现代人的思想观点，不可能要求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有现代人的道德品质。在流传的歌颂上面所说的我们民族的各种高贵品质的许多优秀的戏曲中，人民性依然是十分强烈的。
会议也批判了另一种思想：“只有直接来自民间的艺术，才有人民性，经过其他阶级及知识分子整理加工过的，一定是经过伪造、篡改了的。”基于这样的理由，他们认为屈原是贵族，杜甫是官吏，曹雪芹是公子哥儿，所以他们的作品就不能表达人民群众的要求与愿望。这种看法无疑是错误的，列宁在“做什么”中深刻地指出过“有产阶级中受过教育的代表人物”也能“从外面”（用列宁的说法）把他们整个的创造思想都献给人民。就是说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中的先进分子，尽管他们的“成份”不属于被压迫阶层，但是由于他们的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心甘情愿地为人民歌唱，为人民控诉，所以他们也能创造出具有高度人民性的作品。当然，他的作品的思想感情，都要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
我们的民族戏曲遗产里有那么多丰富的宝藏，我们怎么能够、又有什么权利来随便地加以否定、加以篡改呢？水没有源，不能成为江河。我们的民族艺术遗产，也是从一个源泉发展下来，汇合各种河流，成为巨大的艺术的海洋。在这个巨大的海洋里面，凡是对今天的人民有利的，凡是具有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精神，发扬民族的高贵的品质的，都是需要的。不能把民族遗产简单地认为只是一种人民所喜见乐闻的形式，运用这个形式，可以装进新的东西。吸收外来的、新的东西，也必须是在民族艺术遗产的基础的传统之上。
华东戏曲创作总结会议在创作思想、创作方法上的收获是不小的。与会者都认清了：只有端正了对待民族艺术遗产的认识，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才能从根本上纠正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中的反历史主义、反现实主义的倾向。
〔一〕列宁全集俄文本十七卷一三七页
〔二〕列宁：“青年团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