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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地完成普选试办工作的地区
基层政权的工作效能普遍提高
伟大的普选运动对于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作用，已从全国各地完成基层选举试办工作的地区中显示出来。在这些地区，基层政权的工作效能已普遍提高，乡村干部的工作作风也有不少的改进。
各地由人民群众民主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目前正以高度的热情去执行群众交给他们的光荣任务。他们首先在普选后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认真地讨论了当前的中心工作。四川省一百三十多个完成基层选举的乡，都召开了第一次乡人民代表大会，会上根据群众意见，着重讨论了本乡当前生产工作中的迫切问题，并作出了决议。崇宁县安德乡针对本乡的具体情况，作出了以防洪、防虫、防猪病为全乡当前中心工作的决议。遂宁县玉峰乡根据全乡人民抗旱的迫切要求，议决以抗旱为中心工作。安徽省合肥市东市区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对该区人民政府今年上半年的工作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并听取了中共区委对今后工作的建议；代表们还向大会提出了一百三十六件有关城市建设、街道卫生和加强对手工业生产领导的提案。大会经过充分讨论，制订了当前工作的各项决议。
由于人民代表大会制订的决议符合于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因此，各地群众和干部都积极行动起来，认真贯彻决议。四川省崇宁县安德乡将防洪、防虫、防猪病的决议传达到各村后，一个包括一千三百多人的防洪大队很快成立起来，他们积极抢修了该乡各河、堰的险口，使河水上涨时全乡稻禾未受损失。该乡全福村的农民在人民代表周三玉等领导下，三天内就拔除了有螟虫的秧苗共三百余斤，洗刷了猪圈一百二十多个。安徽省肥西县馆铎乡，在新的乡人民政府领导下，全乡农民已经动员起来，为着超额完成今年的农业生产计划而努力。全乡已把因天旱没有种上的二千三百六十八亩旱田抢种完毕，棉花一般都锄了五、六遍，其他旱地的粮食作物也都锄了两三遍。
各地基层政权组织，在普选后都经过整顿，逐渐克服了以前的“五多”混乱现象。例如四川省内江县工农乡新的乡人民政府成立后，就撤销或合并了原有的数十个机构，改设为五个工作委员会。同时，全乡选出的四十五名人民代表，也以村为单位组成代表小组，与住在本村的乡委员协同推动全村工作，村上则不再设立各种组织。由于基层政权组织简化了，干部就能合理分工，改变了过去“一揽子”的领导方法，因而干部兼职过多的现象也得到改变。如工农乡副乡长龚烈挥，普选前任乡长，还兼任了九项职务；现在只担任副乡长和场镇管理委员会主任两项职务了。
各地基层干部经过普选的深刻教育，工作积极性普遍提高，工作作风也有了不少改进。许多乡村干部亲自深入群众，领导生产，有事能和群众商量，因而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已进一步密切。福建省建瓯县一区徐墩乡，新当选的干部认真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乡干部经常下村领导生产，帮助群众解决困难。该乡夏荒缺粮，干部们一面动员群众种甘薯、跑运输、编草帽去换取口粮，一面迅速发放县上拨来的无利贷粮和救济款，使全乡夏荒口粮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陕西省临潼县骊山区有许多被选为人民代表和乡干部的妇女，她们都表现了为人民服务的积极性和管理政权工作的能力。砖房乡砖房村新选的女副乡长孙惠英开始工作后，便用说服教育的办法，公平合理地解决了一件纠缠多年的地畔纠纷。焦家村新选的人民代表王菊莲，为了执行乡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及时完成缴纳爱国公粮的决议案，她和本村的妇女积极分子，首先把自己应缴的公粮用推车送到国家仓库，因而带动了全村七十二户农民很快把一万六千多斤公粮大部缴清。
由于乡村干部工作作风的转变，使基层政权的工作效能迅速提高。四川省江津县双龙乡新选出的干部，每逢做一件工作，都能够替群众着想，轻易不召集群众大会，小事情就送上门去。该乡圣泉村人民代表宋冬升，在夏征公粮中，打破了以往的老规矩，把收条交各组转发到户，减少了群众的麻烦。最近，人民政府发给该乡革命军人家属的补助金，不到一天，就迅速发到军属们的手里。四川省平昌县石阶乡乡人民政府文书任良升，以前工作比较疲沓，造个简单的花名册，往往也要拖好几天，这次他当选为人民代表后，在一个晚上就把全乡的革命烈士、革命军人家属花名册造好送到区上，使该乡的烈属、军属及时领到了政府的救济款。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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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剑阁县江口等乡
在普选工作中领导群众战胜了自然灾害
四川省剑阁县江口、剑门、小剑等乡，在进行普选工作中结合生产领导群众战胜了自然灾害。
剑阁县江口、剑门、小剑、盐店、姚家、柏垭、北庙、汉阳等乡的普选工作，是七月初开始的。当时正是农忙时候，农民普遍有着怕开会多耽误生产的顾虑。普选工作组还了解到，这些地区高山多，平坝少，绝大部分是旱田、坡地，历年来旱灾、水灾、虫灾、兽灾、风灾等自然灾害经常发生，对农作物损害很大。普选工作组根据这些情况，从领导群众生产入手，启发群众的民主要求，开展了普选工作。有关普选的活动是利用农民空闲时间进行的。
小剑乡普选工作开始时，连降大雨，造成涝灾，普选工作组便领导群众向涝灾斗争。如在该乡袁家村工作的魏正伦，首先便通过村干部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防洪防涝工作。魏正伦除了参加防洪防涝工作以外，同时也按原订计划进行普选宣传工作。五天内，他们把被水冲垮的四十四道田埂用树条、稻草、泥巴等糊起来，又把被水冲、沙漫、风吹倒了的包谷八十三?，用手理起来五十二?，并在根的四周加了土；还修复了被水冲垮的河埝四十三道。这些不仅对防洪防涝起了作用，对防旱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也完成了普选第一阶段的工作。江口乡第二村很多秧田中发现钻心虫，但没有引起该村干部的重视，普选工作组便派了干部到该村和村干部一起组织群众向害虫进行斗争。该村农民在认识了钻心虫等害虫对农作物危害的严重性，提高了战胜虫灾的积极性后，掀起了除虫高潮。该村仅四个组的十七个农民，在半天内就扯了水稻枯心苗一万二千多根，捉虫二万四千多个。区领导干部立即把该村的经验向全区推广。剑门乡七里村发现有野猪等野兽吃农作物很厉害，普选工作组便和该村干部一起，总结了村中农民原有的对付野兽的经验，并想出了一些战胜兽灾的办法之后，由原有打猎经验的十八个农民组成三个打猎小组，在不妨碍生产的原则下，有计划地去打猎野兽。短期内他们便猎获了野猪三个、野鸡四只、老鹰八十三只、兔子五个。
在这样的情况下，剑阁县江口、剑门、小剑等乡，利用农民空隙时间顺利地完成了普选的人口调查和选民登记工作，转入下一阶段的工作。当地群众反映：“普选工作组的办法很好，不仅没有影响生产搞了普选工作，还使我们战胜了自然灾害；我们今后要更加努力生产，选好代表。” （贺去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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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论资本主义的包围
苏联 哈尔拉莫夫
“真理报”读者布金（列宁格勒）、鲍格达诺维赤（布列斯特）和札依采夫（库斯拉那依省）问：什么是资本主义包围及其现时的作用如何？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说，资本主义包围不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而是一个政治上的概念。
弗·伊·列宁和约·维·斯大林曾经阐述了关于资本主义包围的问题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间的关系问题。
列宁根据对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的深刻分析，得出了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在所有国家同时获胜的结论，他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和革命成熟时间的不同，无产阶级可能首先在一国或数国内获得胜利。此后，愈来愈多的国家将要从资本主义的制度中摆脱出来，而与社会主义阵营联结在一起。由于这些历史条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对立制度的长期共处是必然的和可能的。
列宁和斯大林在论证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的规律和两种社会制度可能共处的问题时，同时指出了资本主义包围的危险，指出了国际资产阶级竭力想要在社会主义国家内恢复旧秩序。
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六年曾指示说：“我们是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中。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使资本主义各国工人群众革命化，这种情形不能不引起资本主义世界仇视的恶感。如果以为资本主义世界会很冷淡地坐视我们在经济上的胜利——足以使全世界工人阶级革命化的胜利，这就未免是一种空想。”
在苏维埃国家成立后的全部时期内，共产党和政府一贯执行着和平与各族人民友好的政策，竭力保卫我国不遭到意外的事件，并保证了抵抗敌人进攻的经常准备。
帝国主义者在其反苏的斗争中，尝试过了一切方法，如武装进攻、经济封锁、阴谋活动、破坏活动、间谍活动、恐怖手段。但是，苏联在这些斗争中不仅是支持住了，而且在经受了这一切艰苦考验之后，变得更巩固和强大了。国际反动势力利用希特勒强盗来消灭苏联的企图也遭受了破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击溃了法西斯德国和帝国主义日本，苏联的国际地位起了根本的变化。中国和欧洲许多人民民主国家摆脱了资本主义体系，这些国家和苏联在一起组成了爱好和平国家的统一的和强大的阵营，共同保卫着和平、民主与社会主义事业。但是必须认识到，资本主义还统治着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虽然苏联在西方和东方都和友好的人民民主国家为邻，但却不能认为我国就已经不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之内。
资本主义的包围是存在着并且起着作用。例如帝国主义国家组织像北大西洋集团这样旨在反对民主阵营各国的侵略联盟、在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周围修建许多军事基地的这些事实，都具有说服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借助间谍、破坏者和刺客，以及组织诬蔑宣传和挑拨，在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加紧破坏活动，也证明了这一点。
各国人民和平与自由的敌人正在从事最卑鄙的冒险行为、企图使用一切的办法来破坏统一而团结的民主阵营，并且首先削弱这一阵营的领导力量——苏联。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说，历史经验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部事变的进程证明，社会主义的胜利愈大，帝国主义阵营中的矛盾愈尖锐，那么帝国主义反动势力愈狂妄，反对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挑拨活动亦愈频繁。
帝国主义者由于在苏联没有建立“第五纵队”的社会基础，便从外面派来很多的间谍和破坏分子，企图招募各种腐化分子和叛徒。为了在人民民主国家进行破坏活动起见，和平的敌人便企图由残余的希特勒分子、战犯和卖国贼组成一个匪帮。美国“新闻周报”大言不惭地宣布说，美国政府“在其反苏紧张的冷战中，首先要依靠破坏活动和怠工”。“纽约先驱论坛报”承认，“心理战的主要部分，是在地下和给政府以解除责任可能的形式下秘密进行的”。
一九五二年有一位名叫列维叶洛的在“全国商业”（美国商会机关报）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说道：“尽管任何一个官方人士都不承认这一点，但我们是在训练间谍、破坏分子和以最危险的方式进行心理战争的专家。训练他们如何打进俄国的企业去探听某种秘密；训练他们破坏桥梁、列车和军事工厂；训练他们使用美国和外国的各种武器。”
这位作者又说：究竟中央情报局为了进行其“外套和匕首的活动”化费了多少钱，人们是很少知道的。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日美国所通过的所谓“共同安全法”是国际关系中史无前例的行动，是对国际法规一个严重的破坏。按照这个法案，每年要拨款数百万美元来进行间谍和破坏工作，来维持各种败类、卖国贼、战犯，以便在民主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破坏活动。
关于这个法案的真正目的，它的创议者和教唆者本人就说的非常明白。例如，该法案的制订者之一——凯尔斯坦公开地吹嘘说，根据该法案所拨款项系供津贴破坏者与恐怖分子进行反对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地下活动之用。
在许多国家里，首先在西德和西柏林，用美国的钱建立了各种间谍的根据地，其中包括由各人民民主国家驱逐出去的叛徒所组成的“争取自由欧洲斗争民族委员会”这样的间谍破坏中心。
三年来，根据“共同安全法”这个罪恶的法律，美国各种组织或明或暗地化费了数亿美元来资助在人民民主阵营各国的反革命地下活动。据美国合众社六月十三日报道，这个法案的效力除欧洲外已扩展到亚洲了。
破坏、挑拨和煽动的政策是在各国人民的“解放政策”的虚伪的藉口下进行的。不久以前，美国的极端反动分子别林汉姆在“这一周杂志”中公开地宣称，所谓解放政策即是“通常被认为的挑拨行为”。英国杂志“新政治家与民族”说，如果不给反共的地下组织拨给数百万的美元，也不进行敌对的宣传，就不会有六月十七日在柏林的任何事件。该杂志所以指出这一点不会是偶然的。
不久以前在华沙的审判案（特别是对和破坏组织“自由独立团”有联系的匪徒组织）中证明，派到波兰的破坏分子与间谍是在西德的专门学校内受过训练的。（法西斯的恐怖组织“波兰流亡者救济委员会”）在美国当局庇护之下进行活动。就地捕获的破坏者宣称，他们都和美国侦探有联系，并从那里领取金钱和武器等等。
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各种阴谋破坏组织的破获与消灭，又一次说明了美帝国主义者在这些国家中破坏活动的加强。
据六月十七日在柏林挑衅事件时期中所逮捕的法西斯破坏分子们供称，他们曾受过美国人所设立的、以各种虚伪名称所掩护的罪恶组织的训练和金钱的接济。
美帝国主义者积极地进行着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破坏活动。由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机关的警惕性，已经不止一次地破获了自由中国人民的敌人所设立的反人民组织。
所有这些事实和其他的许多事实都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包围正在加强其敌对的阴谋，帝国主义者正在搜罗准备出卖祖国利益和反对自己人民的人。
近来的事件，首先是帝国主义者在柏林的挑拨及他们由飞机上向我国空投破坏分子的企图，都一再地使苏联人民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劳动人民注意到：帝国主义的反动势力并不想放弃消灭民主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的伟大成果的幻想，帝国主义者将不断地把他们侦探、间谍和破坏分子派到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他们要用尽方法来危害自由的人民，以便阻碍他们的和平建设。因此要永远记住并且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资本主义的包围，不要忘记必须对帝国主义者——和平与社会主义的敌人的阴谋与诡计经常保持革命警惕性。
为了保证苏联人民的和平劳动并保卫我们祖国不遭受任何意外事件，必须经常加强苏维埃国家的威力，提高全体苏联人民的革命警惕性。
苏维埃国家是掌握在劳动人民手中的，为争取建设共产主义和组织抵抗外来的军事进攻以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主要武器。社会主义国家的威力是苏联向前顺利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说，社会主义已经取得胜利的国家，如果它不愿意被资本主义的包围所歼灭，那么就不应当削弱国家，而应当尽全力来加强国家、加强其武装力量和保卫机关。
苏联的外交政策是各国人民间保卫和平的坚定的政策，是为反对准备和发动新战争而斗争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出发点是，如果有着互相合作的愿望，有着履行所承担的义务的意愿，并且平等与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得到遵守，那末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和平共处就是十分可能的。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敌视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成就的和孕育着新世界大战计划的国际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阴谋。因此，共产党号召我们在反对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侵略国家的间谍——的所有各种诡计的斗争中要表现出应有的警惕性和坚定性。
从事和平劳动的苏联人民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劳动人民要严格地保卫和全力地巩固他们的最伟大的成果——和平、民主与社会主义阵营，不断地加强自由的各国人民间的友谊。
（雉堞译自一九五三年七月十八日“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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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教师应该指导学生阅读文艺书籍
赵镇南
我是一个中学教师，我整天跟孩子们生活在一起，我想就我自己的体验，谈谈关于指导孩子们阅读文艺书籍的一些问题。
孩子们的知识和经验都不丰富，他们没有选择书籍的能力；因此，在鉴别好坏、分清难易等工作上，教师的责任是重大的。孩子们是尊敬教师的。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孩子们自己或者和成年人争辩问题时，常常说的一句话：“老师说的！”他们是把教师的话当做行动的指针的。
遗憾的是：有些教师并没有重视指导学生们阅读文艺书籍这件工作，他们没有认识到儿童文学是少年儿童们的有力的教育工具。有的教师自己一年都难得看上几本文艺作品，他们认为儿童文学作品是给“小孩子们看的，成年人看了是白费时间”，这样他们就不可能知道孩子们究竟应该看些什么书。孩子们请他介绍书籍，他就只能用这些话来应付：“书皮上写着‘儿童读物’的，都能看。”孩子们请他告诉哪些书好，哪些书坏；他就只能这样回答：“凡是从新华书店买来的，都没错！”
正是由于我们放弃了指导孩子们阅读的工作，才产生了下面这些现象。有的孩子见老师不管了，自己也就不看了；想看的，就只好自己去选择。他们选择书籍的“标准”，大概不外乎这几项：书名好听不好听、书皮好看不好看、插图多不多、热闹不热闹、有打仗的没有。还有一些孩子，不管什么书，拿起来就看。往往因为他们看的书不适当，受到坏的影响。
有不少孩子晚上不敢走路，怕鬼，出去解手还得叫人跟着作伴；有的孩子满嘴说着野里野气的话，还做着非常低级的流氓动作。我们很久以前就在研究这些问题，却没有想到从儿童文艺读物中，竟会找到答案。
譬如说：我们曾辛辛苦苦地教育孩子们，使他们将来成为刚毅、勇敢、坚强的共产主义的积极的建设者；在这一件工作上，年复一年，我们不知道下了多大功夫，才使孩子们有了一些正确的认识，有了一些进步；可是，有一个孩子看过一本叫“兽国记”（何公超著）中“仙国妖莲”这篇文章以后，对我说：“刚看完这本书那天晚上，蒙着头才敢睡觉，现在想起来还害怕。天一黑，我就不敢出去玩啦。”很明显，这篇文章抵消了我们长时期的教育。
这只是一个例子。可是，像这一类的书籍散布的毒素，不知道有多么广，不知道受害的儿童有多么多，不知道要教师们在课堂上花费多少时间和心血，才能把这些毒素肃清！
“儿童书籍是为了教育而写”（别林斯基），作为一个教师，我希望儿童文艺作家们在执笔之前，能够想一想自己这篇文章准备教育儿童一些什么？这个教育是不是正确？
也有一些教师，他们倒是给孩子们介绍了不少书籍，但他们并没有考虑到儿童的年龄和兴趣。他们把自己听说的和看到的名著，一股脑儿介绍给学生。我曾经问过十几个北京市立小学里的几十个小朋友，他们看过哪些文艺书籍。他们告诉给我的书目中，不少人都有“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这几本书，他们说是“老师介绍的”。这几本书都比较厚，比较深，小学生是不可能看得懂的，这也就违背了教育学上的“量力性”的原则；过早地叫他们阅读艰深的东西，不但不能培养起他们阅读文艺书籍的习惯，反而会冲淡他们阅读的兴趣。有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小朋友，他费了很大的劲儿，借了一本“在顺川发现的一本日记”。看了两三页以后，他跟我说：“都说这本书好，我看了两三页，怎么一点儿也不懂？把我都给看腻味了。”
好的儿童文艺作品不多，这是事实。好的作品既然少，我们就更不应该放过一本。好的儿童文艺作品对儿童的教育作用是非常大的。有好些个孩子读了张天翼著的“罗文应的故事”这本书以后，向我打听：“罗文应在哪个学校上学？怎么他犯的毛病跟我一样？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只当是说我哪！”有不少的孩子，把书中很重要的一句话“希望你自己管得住自己”牢牢地记住，常常用来检查自己、鼓励别人。这些孩子们的话，使我更深切地体会到“罗文应的故事”在孩子们思想品质上的影响，已远比一个教师所做到的更深刻了。
像这样的作品，教师们应该认真负责地向学生推荐。我们不应该只是消极地限制孩子们不要读这个，不要读那个；我们应该积极地向孩子们介绍好书，用好书来代替坏书！当孩子们经常有好书读的时候，我们便用不着再担心他们花钱向书摊上租赁坏书了。
我曾遇到过好几个这样的孩子：他们被武侠小说迷住了。他们废寝忘食地看，甚至有时上正课还偷着瞧。结果，他们在学习上掉了队，脑子里装满了离奇古怪的想法，不再安心学习，讨厌学校的制度，嫌老师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和“发展”，幻想着作一个“窜房越脊，飞檐走壁”式的英雄人物。当我发现这样的学生以后，我就找他们个别谈话，告诉他们看坏书的影响，并且给他们介绍了一些好的书籍。这样一来，坏书他们是不看了，可是好书他们也不看，他们说：“看武侠小说看惯了，看这个不过瘾。”的确，有些儿童文学作品确实是枯燥无味，没有优美的吸引力。“儿童文学应当是又严肃又有兴味”（西蒙诺夫），才能抓住幼小的读者。希望儿童文艺作家们能注意到这一点。不过教师们也应该仔细地研究一下，是不是真正的枯燥无味，或者是他们不习惯读这样的书籍。我碰到这样的情形，就帮助他们分析、研究书籍的内容和技巧，使他们能够了解、接受。日子长了，他们慢慢地都对进步的书籍，发生了兴趣；和我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不再讨厌学校了，也能安心学习了。当然，这样做需要花费不少时间，而且还需要细致、耐心；但这样做是值得的。
我也时刻注意报纸杂志上的书刊介绍。中国少年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学生杂志社都做过这项工作，这些介绍的文字，给我选择书籍的工作，带来不少方便。但是，我不得不说，报刊杂志上对儿童文艺书籍的介绍，确实是太少了。
孩子们不大喜欢读翻译的作品，嫌外国人名不好记。他们说：“外国人的名字怎么起得那么长，一个人的名字够咱们中国三四个人使唤的。”还嫌外国人的生活习惯跟咱们中国不对劲儿。教师们也应该向孩子们说明这些道理。像“林中生活”“在北极”“一年级小学生”“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这些书，都值得叫孩子们去阅读。这里，我想附带提一提，在儿童文学的翻译作品中，词句艰深、生涩、冗长的现象很普遍，甚至还有语法不通的地方，影响学生的阅读和写作很严重；希望从事翻译儿童文艺作品的同志，能在这些方面多加注意。
有些教师说：“学校经费少，买不了什么书。”我觉得：正因为“学校经费少，买不了什么书”，才更应该注意选择书，要把钱花在最有用的地方，才合适。最近我到几个小学去参观，我发现他们的图书目录中有一部分书的内容较深，价钱也很高，不知道负责管理图书的先生为什么竟肯把极少的经费，买来一些不适于儿童阅读的书籍。像这样的书，一本的价钱，就可以买到适合孩子们看的书好几本！同时，每一个学校最好按照年级和书籍的深浅，列出一张阅读书目。特别是书籍比较少的学校，更可以这样做。这样就使孩子们有更多的机会读到应该看的书籍，也防止了“低年级借了看不懂，高年级没书看”的偏向。
在指导儿童阅读文艺书籍的过程中，我日益深切地感觉到：良好的文艺读物可以开扩孩子们的眼界，帮助教师把学生更迅速地培养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建设者；坏的书籍却造成学生思想上的混乱，降低甚至抵消了学校教育的效果。指导孩子们的阅读工作，是每个教师的职责，难道是可以忽视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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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金蓝乡选民小组采取混合编组办法效果很好
广西省大苗山苗族自治区金蓝乡在进行普选中，采取了混合编组选民小组的办法，效果很好。
金蓝乡是大苗山苗族自治区普选重点试验乡之一。全乡共一百二十五户，五百十九人。其中苗族一百零七户，四百四十七人；侗族七户，三十人；僮族一户，五人；汉族十户，三十七人。因为苗族人口最多，所以实行区域自治时建立了苗族自治的乡政权。该乡的普选工作是以“突击插秧，迎接普选”的口号开始的。群众以突击插秧的实际行动，在四天到八天内先后完成了插秧工作。接着，又在不重复、不遗漏、正确无误的原则下完成了户口调查和选民登记工作。最后确定的选民计：男一百四十三人，女一百四十五人。为了照顾民族较复杂、人口较分散的情况，为了照顾男女平等、充分发扬民主，也鉴于原有行政小组的缺点，并根据群众意见，决定根据下列条件编组选民小组：一、全家选民打散编组，即有父子、母女、公婆等关系的分开编组；二、有亲密亲属关系的分开编组；三、暂时还有私仇旧恨的分开编组；四、青年编在一起，或是青年和壮年，壮年和老年编在一起，但也以不过分分散为原则；五、照顾各兄弟民族不同的习惯；六、征求男女积极分子的意见，将他们适当分编到各组去。每一选民小组是九人到十五人，共编了二十二个小组。这就是进行普选活动的基层组织单位。这样编组以后，消除了长辈的束缚，和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的限制，纠正了过去每家派代表开会、妇女不理事的习惯。现在全体选民都来开会了，过去开会不发言的现在热烈参加讨论了。第二小组的妇女们讨论代表候选人时，自动地集中在一起，提出了妇女候选人。每次开会，青年们不必说，妇女们也很早便唱着山歌来了，老年人也跟着歌声来了。由于积极分子的适当分配，纠正了过去组与组之间的不平衡现象。还由于照顾到兄弟民族的习惯，照顾到居住分散的选民，大家更是满意。这样编组的办法，促使选民们自觉地、积极地参加普选活动，感到普选的可贵。周世模的父亲说：“我有了选民证，又有了讲话的地方！”妇女蓝妹仁说：“我们妇女得开会，又得参加选举，共产党真好啊！”第六组的妇女们在提高认识后说：“过去我们总不来开会，也不懂事；现在我们懂得了，以后那个也再不敢欺侮我们了！” （张永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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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目失明的谢江庭同志仍积极进行理论学习
王怀扬 高一平 艾国云
湖北省人民政府民政厅优抚处处长、共产党员谢江庭同志从一九三一年（他十六岁的时候）参加革命起，一直积极地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斗争着，在同国内外敌人作残酷的斗争中，他先后负伤九次，最后在抗日战争前线，两眼被炮火击伤而失明了。可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极，许多年来他仍积极地为党工作着、学习着。
自从去年冬天全党干部展开理论学习后，谢江庭同志非常兴奋。他想到在过去战斗的动荡年月里，没有进行学习的机会，文化、理论水平都不够高；今天祖国进入经济建设时期，新的任务对自己是很陌生的，新的形势要求自己必须加紧努力学习，才能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
不难想像，一个眼睛失明的人学习理论是多么困难；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不会在困难面前低头的。谢江庭同志妥善地安排了工作和学习时间，规定了工作和学习制度。每天早上他按时进行学习。在学习时聚精会神地听同志们给他讲读学习文件，他极力做到抓住文件主要内容，领会文件精神，从中发现问题，再找参考资料来进行研究。他无法依靠笔记来帮助记忆，就下苦功让别人多读几遍文件。在学习联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马林科夫同志的报告时，他前后听读了五遍全文，其中第三部分——党，他听读了近十遍。
他的工作很忙。但他没有因工作忙而耽误学习。民政厅的干部理论学习搞得很好，大家一谈起来，都说：“这是和谢处长的带头作用分不开的。”去年冬天开始理论学习时，民政厅中级组学习不够好，有些自流的现象；这时谢江庭同志虽才调来不久，立即发现了这个问题，就积极向支部建议：吸收一些初级组水平较高的同志参加，组成一个大组，分为两个互助小组，坚持集体学习。这样才把学习引上正轨。大家并选他担任学习小组长。
谢江庭同志认真地领导了干部学习。他说：“忽视干部学习就是政治责任心不强的表现”。因此他把干部学习和工作看成同样重要的问题，强调遵守学习制度。开始大家还有迟到现象，他就在会上加以批评，同时细心劝勉大家：“不学不行呀，不学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他自己就是遵守时间的榜样。他的住处距离民政厅还有一段路程，但他从没迟到过一次；有时大家还没有起床，或者正在做早操，他已坐在椅子上等候参加学习了。他这种模范行动和对干部的真挚的关怀感动了很多同志，以后大家都按时学习，从没有一个人迟到了。从去年十二月到现在，民政厅的干部学习时间没有被侵占过一次。过去很多同志不做学习笔记，他提议建立检查笔记制度，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来保证执行。现在每个人都做了学习笔记和提纲。
谢江庭同志每天一定要听读人民日报和湖北日报。当四月份以前天还不热的时候，他每天往往利用午睡时间听读报。同志们说：“报纸上有些消息，睁眼人还没读到他就知道了。”但谢江庭同志并不自满，有时还感慨地说：“我真羡慕那些有眼睛的同志，他们有多少时间可以利用来学习呵。随时可以读书看报；而我离开别人念就不行了。”这句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猛省的。
同志们都敬爱谢江庭同志，这次湖北省直属机关评选学习模范时，大家一致选他为中级组学习优良者，并请他担任民政厅学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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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北区田径赛、体操、自行车运动大会已闭幕
田径赛竞赛中九项打破一九五二年全国纪录
八月十日到十四日在旅大市举行的一九五三年东北区田径赛、体操、自行车运动大会已胜利闭幕。参加大会的有东北六省、五中央直辖市和哈尔滨市的体育代表队，包括工人、学生、机关干部和少数民族的男女运动员七百六十名。这已是全东北区自解放以来大规模举行体育运动大会的第九次了。这次大会检阅了东北区几年来体育运动的成绩，并选拔了参加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田径赛、体操、自行车运动大会”的选手。
大会始终在紧张、热烈的气氛中进行，运动场四周的看台上挤满了各界观众，他们热情地注视着各地运动员们在竞赛中获得的新成就。比赛结果显示了东北区的体育水平已普遍提高。在三十五项田径赛竞赛中有九项打破了一九五二年全国纪录、十七项打破了东北纪录。其中撑竿跳高以三点四二公尺打破一九五二年三点四零公尺的纪录，男子八百公尺（成绩二分四秒五），一千五百公尺（成绩四分十六秒三），五千公尺（成绩十六分十四秒一）三项打破了一九五二年全国最高纪录，男子二百公尺低栏（成绩二十七秒四）和四百公尺中栏（成绩一分零秒八）突破了一九五二年全国二十八秒八和一分二秒四的纪录。男子一千五百公尺异程接力，（成绩三分三十五秒五）打破了一九五二年全国三分四十五秒六最高纪录；女子百公尺和八十公尺低栏分别以十三秒一和十三秒九打破一九五二年全国十三秒四和十四秒二的纪录。体操全能、单项和自行车比赛项目也都获得良好的成绩。
大会最后一天，举行了闭幕式。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蔡廷锴出席并讲了话。旅大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冯秉天代表大会主席团致闭幕词，他号召全体运动员们注意学习政治，学习苏联体育运动的先进经验，加强体格锻炼，提高技术水平。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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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上海市分会举行国画展览会
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上海市分会自本月三日起至十四日止在中苏友谊馆举行一九五三年国画展览会，受到三万七千多观众热烈欢迎。
这次展览是在发扬民族艺术优良传统，推进新国画创作的意义下举行的。早在三个月前全市国画家即开始创作，经过观摩与评选后，选出作品三百五十件参加展览。其中大部分是反映祖国新事物、新气象和描写祖国锦绣河山的作品。
展览会开幕后，上海市市长陈毅，华东行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舒同等都去参观，陈毅还选购了“向朱总司令献马”等图画数幅，并为国画展览会题词说：“百八十三位画家，提供三百余件新作品，其创作方向是为新中国的建设服务，这是很正确的。……新中国建设之发展，使广大人民在生产劳动与工作之余，要求文化补给。我希望我们的文学家、美术家、音乐家、戏剧家等能为人民在极高、和最大的限度上承担这个文化补给的任务。”这个题词给了国画家们以很大的鼓舞。展览会展出期间，观众选购了国画二百四十九件，另外预定请国画家复制的作品有一百三十八件。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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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延边朝鲜族自治区延边大学三百余名学生毕业
延边朝鲜族自治区最高学府——延边大学今年暑假有三百一十三名学生毕业。他们是该校成立以后第二批毕业生；他们即将服从国家统一分配，愉快地走上工作岗位。
延边大学是一九四九年四月成立的一所新型大学。全校分师范学院、医学院和农业专科三部分，本科有政治、朝鲜语文、俄文、史地、教育等九系；专修科有朝鲜语文、史地、美术等六科。
全国铁路车站、列车加强对旅客的宣传工作
三年多来，全国铁路车站、列车在对旅客的文化服务和宣传工作方面，有了不少成绩。例如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宣传了人民政府的政策和法令，使旅客们受到了政治教育；此外，并经常在列车上组织文化娱乐广播节目。每逢节日时，车上还举行庆祝晚会，活跃了旅客们的旅途生活。许多车站、列车上还设立了书报杂志代售处和服务车、书箱，以供给旅客们的需要。
全国铁路已有一百四十六组客车和一百零四个车站设置了现代化的广播设备；有五百多名专职广播员和几千名宣传员负责宣传工作。
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政治部宣传部和铁道部的客运处，为进一步改进车站、列车上的文化服务和宣传工作，七月底联合召开了车站、列车文化服务和宣传工作会议，决定加强领导，有步骤有计划地开展这一工作；逐步改进现有广播设备，增设列车上的服务车或服务台。并和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建立业务上的联系，以便在业务方面取得指导和帮助。又为了提高宣传员和广播员的政治、业务水平，本年内将对所有宣传员和广播员进行一次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