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8月11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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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地方工业各企业单位
广泛征求用户意见检查产品质量
北京市人民政府地方工业局所属各企业在质量检查运动中,有三十多个工厂采用了用户座谈会、用户访问、书面征求意见等方式,征求用户对企业经营思想与产品质量的批判与检查,有效地教育了各企业领导干部与职工群众重视质量,改善了产销关系,密切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使质量检查运动深入开展。
在用户座谈会上,各企业单位的领导干部批判了各种错误的经营思想,如砖瓦公司曾在用户的合同上规定“窑厂取货,当面挑选,出门不换”。用户对这项规定早就有意见,并曾发生不少纠纷,但一直没有解决;这次座谈会上,公司领导方面检查并批判了这种不正确的经营作风,当场答应修改合同,并声明已订未取的砖,由公司负责设法挑选。首都木材厂领导供销的副厂长在进行用户访问时,也批判了以往专派“能说善道”的业务员去对付验收比较认真的用户的做法。用户访问等方式对供销和技术人员、技术工人也起了相当的教育作用。如首都木材厂业务员经过用户访问,认识了自己过去的旧商人作风是“欺骗业主”。清河制呢厂技术人员在会上表示:过去多染几色都不愿意,以为这样会耽误生产,今后如试制新产品,一定根据人民的需要。大家通过了座谈会和用户访问,进一步明确了对国家负责和对消费者负责的一致性。
在座谈会和用户访问中,群众所提的意见都是实际的、负责的、诚恳的,对工厂检查质量找关键和今后改进生产有很大帮助。如暖汽材料厂听了市建筑工程局设计院提出炉片散热量、锅炉实际效能问题和其他用户提出的粗制滥造等情况后,找出了“两大”“三多”和“四不知”等质量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两大”是影响大、损失大;“三多”是砂眼多、错箱多、疵呛多;“四不知”是放热量不知、煤耗量不知、容水量不知、使用年限不知)。华北直属第一工程公司建议砖瓦公司应订分区、分等、分段负责制和四查制度(四查是查土、查泥、查坯、查火候),这些意见为砖瓦公司改进工作指出了方向。清河制呢厂还选出了用户来信五十一件,搜集了典型衣服十二件,呢料十三件,在质量展览会上展出,来自厂外用户的意见结合厂内职工群众的意见,使质量检查形成内外呼应的群众性运动。
座谈会和用户访问的工作,改进了生产与推销单位的关系,并与产品销售工作结合了起来。有些企业单位过去积压产品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质量低、成本高;另一方面是对销路摸不清,没有认真调查研究用户的需要。清河制呢厂举办座谈会时,市百货公司代表带了一些消费者最喜欢的样品供他们参考。北京市百货公司今年第一、二季度没有收购清河制呢厂产品,清河制呢厂一向认为是由于该公司积压进口货多,在座谈会上才知道主要原因是该公司售货员认为质量没有保证,不敢提出计划买进清河制呢厂的产品。经过座谈会交换意见,又参观了工厂,该公司售货员便提出了售货计划,向清河制呢厂订购的货,约等于该厂第三季度全部产量的百分之九十。制药厂举行座谈会后,第二天天津医药供应站向他们收购了二十六亿元的现货。
北京市各工厂召开用户座谈会和访问用户的工作,开始即贯串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扫除了职工中的一些思想障碍。如首都木材厂进行用户访问时,有的业务员觉得“过去送货专对人说好听的,今天去请人家提缺点转不过弯来”。有人怕群众要求过高,质量提不高,将来业务更不好搞了。经过说服教育,终于打通了思想。事实也证明了这些顾虑是不正确的,恰恰相反,用户对质量检查都采取了正确的积极支持的态度。如青年出版社在接到印刷一厂邀请参加座谈会后,事先曾召集出版科、印制科、材料科开了一个会准备意见;砖瓦公司座谈会后,供销科留下了长期有悬案未解决的用户,分别和有关窑厂厂长面商解决办法,结果都达成协议。北京市多数工厂在召开座谈会和访问用户的工作前都作了充分准备。如清河制呢厂和百货公司的座谈会,双方事先都有准备。清河制呢厂要通过座谈会暴露质量缺点,克服工厂某些人员的保守思想;百货公司也要通过座谈会克服售货员不进清河制呢厂产品的保守思想。这样就使座谈会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反之,个别单位准备较差,会就开得不好。开过座谈会后,有些单位领导方面又把用户的意见向职工群众作认真的传达,使职工群众明了用户的意见,以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共同改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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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东设计人员深入工地检查图纸改正错误
华东建筑设计公司设计人员,深入工地检查设计图纸,发现和纠正了不少设计图纸上的缺点和错误,对保证施工工程质量和进度起了很大作用。
华东建筑设计公司一九五三年的设计任务在第二季度才交下来。该公司的近二百个设计人员,在一个季度内,就完成了二十八万平方公尺的设计任务。当时,因为任务大,建筑单位催得急,加以设计人员本身也存在着程度不同的粗枝大叶作风,和设计工作中缺乏责任制、图纸审核制、设计工作联系制度等,图纸中有不少的缺点和错误,有的甚至不能用来进行施工。工房工程处第七基地六千户工房的图样中,有百分之八十都有缺点。该公司为了纠正设计图纸上的缺点和错误,保证施工工程的质量和进度,在七月中旬便开始组织设计人员分批分组下工地检查图纸。每小组的组员,尽可能以原设计人、绘图人为主,吸收有施工经验的技术人员和工程估算人员参加。公司成立专门机构,集中领导。在“发现问题纠正错误,保证工程质量”的口号下,大部分技术人员认识到“百年大计在于质量”,下工地检查是纠正设计图纸的缺点和错误的最好办法;在部分技术人员中存在着的“怕负责任”、“怕下工地吃苦”、“坐在办公室就可以发现问题”的思想,也很快地得到克服。
经过设计人员认真检查,发现和纠正了许多图纸上的缺点和错误。平面图和立面图不符、剖面图和平面图不符等现象很多,经过这次检查,都得到了初步修正。图纸上漏注、错注和不完整的地方,也在这次检查中进行了弥补。参加检查的设计人员,深入工地以后,多数都能虚心向工人学习,听取工人的意见。电力工业学校教室工程的底脚,原设计需挖土深二点二○公尺,检查组在现场看到挖到二公尺时已呈现了老土,经和工人商量,便决定少挖四○公分,结果,不仅对工程质量没影响,还节省了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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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怎样使甘薯多收、不烂
中央农业部粮食生产司
甘薯(红薯、红芋、苕)是一种高产保收的作物,地区的适应性很广,对土壤、肥力的选择也不严格,栽培繁殖比较容易;薯块很好吃,又可制粉条、做酒精。因此,在灾区或人多地少的地区,甘薯为广大群众所欢迎,成为冬春两季的主要口粮。安徽农民有“收了红芋半年粮”的说法。
今年小麦受了灾,政府号召群众积极生产自救,多种甘薯和瓜菜,甘薯种植面积比往年扩大了。各级农业生产领导机关必须加强对甘薯生产的领导,保证今秋甘薯增产,力争减少损失。
许多地区的甘薯的栽培是粗放的,一般情况是种得稀、施肥少或不施肥,育苗不讲究,扦插得又晚,所以产量不高。目前绝大部分地区的甘薯都已扦插完毕,要从品种、株行距等方面去改进,已经来不及了。为了争取今年甘薯丰收,只有抓紧追肥、培土,做好田间管理工作。根据苏北群众的经验,不施肥的甘薯,每亩只收数百斤;施肥一千斤的,每亩可收到二千斤以上。如能很好地动员群众往甘薯地里施一些追肥,就可以大大提高产量。所用的肥料,不论是那一种,都应该是充分腐熟的;数量可以根据各地具体条件来决定。草木灰里含有大量的钾肥;如果每亩甘薯地能施上一百斤到二百斤的草木灰,不但可以提高产量质量,还可以增强贮藏能力(草木灰不能和人粪尿混合施用,因为这样会大大减低肥效)。施肥时期越早越好。施肥最好施在植株四周,或是在两株之间开穴,把肥料施下后再盖上;普遍地撒在地里是浪费的。
中耕培土应勤,每次培土应少。在内涝地区,培垅挖沟更重要,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或减轻涝害。去年皖北部分农民曾用这个方法,保证了自己的收成。没有采用这个方法的,甘薯大都烂在地里。苏皖灾区种植的甘薯多半是长蔓的本地种,这些品种需要适当翻蔓;但翻蔓时应该注意不要用力太猛,免得妨碍了它的生长。至于新推广的南瑞苕、胜利百号、农林四号等,就不需要翻蔓;在多雨的地区,只要提蔓两三次就行了。
甘薯因收获和贮藏不当所遭的损失是严重的。去年各地甘薯腐烂约达四十亿斤。特别在皖北一带,因秋雨过多,收获晚的在地里就烂掉了。甘薯腐烂的主要原因是收获过晚、碰伤多、地下水位过高或入窖后温度失调。今后应针对这些问题加以改进。
很多农民习惯在霜后才收获甘薯,认为这样的甘薯块头大、口味好、耐贮存。其实甘薯是喜欢高温的作物,薯块在摄氏六度以下就会受冻害。因此,霜后收获,天气过冷或不能及时贮藏,都会减低甘薯贮藏能力。根据调查,九月下旬以后,甘薯生长是极其缓慢的。特别在霜后,茎叶死亡,更无生长的可能。霜后收获薯块,由于淀粉转化作用,口味较好,也是事实;但早收薯块经过贮藏也能达到这个目的。因此,要很好地和群众商量,适当地掌握收获的时间。过早收获可能影响产量,过晚了就容易引起腐烂造成损失。北方应在寒露后,霜降前收获,力避严霜后收获;在淮河流域应在霜降前后三五天内收获,力避秋雨烂薯。北方在寒露后霜降前收获是没有问题的,群众也有经验;但是在淮河流域,寒露至霜降前后正是种麦季节,往往因种麦耽误收获,这就需要加强领导,适当地调剂劳动力,霜降一到就抓紧时间收获。如遇早霜,可马上把蔓子的主干入土的地方割断,以免病菌自受冻处侵入。割断的蔓子不要马上拿掉,仍留在地上,以保持地温;等天气转好即行挖薯。收获甘薯应选择晴朗天气,最好是连晴了数日,土地比较干燥时进行,这时掘出的甘薯比较容易贮存。掘时要小心,尽量使薯块少受伤害;掘出后也要注意轻拿轻放,不要将薯梗(底茎捌子)除去,以免病菌侵入引起腐烂。入窖以前还应耐心地作好选薯工作,把有伤有病不能贮存的薯块选出先吃,其他的则小心地放在窖里。那种用大车拉来就一下子倒在窖里的方法是不好的。
苏皖灾区地势低洼,一遇阴雨,地下水位上升,窖内贮藏的甘薯就要受到很大威胁。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应注意在高燥地方挖窖,并要和群众研究地上贮藏的办法。入窖后的管理也是很重要的。窖内放置薯块不宜过满,最好还能留出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空隙,以便检查、管理。当甘薯初入窖时,呼吸作用(即“发汗”)进行得很快,窖内温度高、湿度大,蒸发水分滴在甘薯上,就会引起腐烂。所以这一时期窖的气孔都应敞开;有些农民把糠或细砂铺在薯上,防止蒸发出的水滴在薯上,也是很好的办法。立冬前后要随着天气的寒冷开始封闭窖门,并逐渐培土,作好保温工作。
窖门要开在向阳的地方,取薯时最好选晴朗无风的中午,开窖次数要尽量减少,出入窖要随时封门,以免严寒侵袭,增加损失。
由于各地温度湿度不同,地下水位高低也不同,甘薯贮藏的办法和经验也不会完全相同。因此,各地必须因地制宜,深入调查研究群众中已有的“不烂窖”的经验和道理,发动群众想办法把甘薯贮藏好。
因为甘薯怕湿怕冻,不易贮藏,所以早有很多农民创造了切片晒干的办法。在收获时正值天气晴朗,一面收获一面用擦片板切片晒干,这样不仅可解决贮藏的困难,而且可以增多食用和加工的用途。这种办法可以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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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接受醴陵县攸坞乡假千斤乡事件的教训
编者按:本报五月三十日发表了“主观主义的产物——‘假千斤乡’”一文,揭露了湖南醴陵县第八区攸坞乡一九五二年的水稻并没有达到每亩平均一千斤的事实。中共醴陵县委书记、醴陵县县长、中共醴陵县第八区委员会对于这件事情已经作了检讨。这里发表的是他们的检讨的摘要。
中共醴陵县委书记和醴陵县长的检讨
人民日报、新湖南报先后刊登了对攸坞乡假千斤乡事件的调查报告之后,中共醴陵县委、醴陵县人民政府即指示县区乡各级干部联系实际展开对这个事件的讨论,检查过去的工作。七月三日,中共醴陵县委又进行了研究,对过去的工作和一九五三年的丰产计划重新作了估价和修改,并决定从上而下继续深入检查,从下而上开展批评,揭发过去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从中吸取教训,改进工作方法。
假千斤乡事件所造成的损失是严重的,对党和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的破坏是极大的,它大大地削弱了党在农村的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作用。
假千斤乡是怎样造成的呢?正如人民日报所指出的,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产物”。的确,醴陵县在一九五二年领导农业生产工作中是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和极大的盲目性的。开始订生产计划的时候,对于湖南省农林厅平均每亩产九百斤的要求虽然也考虑到难以达成,打了一些折扣,但仍然是盲目地订了计划,对一九五一年的产量究竟是多少没有进行确实的调查研究。当时土地改革没有完全结束,农民刚刚分到土地,仍然缺乏生活资料(口粮等),生产资料(耕牛种子肥料农具等),农村中各阶层生产关系还未稳定下来。我们对于这些实际情况是估计不足的,更谈不到照顾小农经济的特点,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了。我们搬用了土地改革的一套方式,用主观主义的领导方法、政治动员的口号大轰大擂地搞生产运动,一个紧接一个地下“动员令”。我们满足于形式主义的脱离实际的过高的计划,使某些干部好大喜功的思想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乱给农民加“落后”“保守思想”的帽子。我们某些领导同志还满足地说:“保守思想在农村中已经是非法的了。”这就促使某些干部不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不实事求是地研究事实,强迫群众订出脱离实际的高额丰产计划。我们某些领导同志对这些脱离实际的高额丰产计划不但没有分析批判,反而大大地表扬推广,过分地给以经济扶持。相反地,有些农民从实际出发订出的计划,反被我们批评为“保守落后”。如在县春耕生产动员会上,有个劳动模范按实际情况订了计划,被大家批判为“保守”“落后”,修改了三次。最后,他觉得硬是不能打这样多的谷,急得哭了起来。这样一来,脱离实际的高额丰产计划就不断出现,一部分群众也就随声附和地搞起来;有些人虽然明知办不到,不同意,但怕戴“落后”“保守”的帽子,也就不敢作声了。对于这些错误的东西,县委当时虽然进行过批判,但因为县委本身就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所以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而大大地助长了某些干部脱离实际地争功劳、争数字、争表扬的错误思想。
醴陵县去年领导农业生产的另一个主观主义的表现是要求农民生产整齐划一,大轰大擂地搞运动,把农村当成工厂,把个体农民看成集体农庄的农民或国营农场的工人。比方积肥时下“动员令”要男女老幼都参加积肥,也不管人家有无肥料;灭蝗时集中地调动群众,不管农民是否愿意,不管农民是否有时间;稻田插灰时有的干部提出“提倡插三道(次),普遍插二道,不准插一道”的强迫命令的不顾实际情况的口号,县委却认为很好,“生动有力”,在“丰产通讯”上予以介绍推广。这样,下边干部就发生了强迫命令甚至违法乱纪的行为。如在灭蝗中一区曾发生区干部打乡长老婆的事件,二区更错误地提出“教员不捉虫,饭碗要过垅;商人不捉虫,生意不兴隆;工人(手工业)不捉虫,没人请上门;学生不捉虫,书就读不成”等强迫命令的口号,七区乡干部曾拿捆吊地主、威胁群众的办法来强迫群众参加灭蝗。
同时,我们盲目地相信没有问题,对于早晚稻两次评比验收工作,都没有注意加强领导(县区领导干部和绝大部分干部都参加“三反”和查田定产了)。因此,作风恶劣的干部就在下面造假数字、作假报告;因此,假千斤乡、假劳动模范就出现了。因为领导干部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没有深入检查过,所以这样严重的问题竟至长期没有被发现。个别县委委员甚至为表面现象所迷惑,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对记者和外来的其他同志所采取的怀疑的态度表示不满。及至问题已经初步揭发以后,仍未虚心地深入检查。到今年春耕生产准备工作开始时,由于对中央的指示领会不足,对小农经济的特点体会不深,有些干部还想搬用早已证明不适用的形式主义的一套办法,提倡订高额丰产计划。县农林局张龙虎同志在九区大树下乡“帮”马世昭(省劳动模范)订了最高每亩产两千斤谷的计划,还对人家说:“两千斤没问题!”三区陈金榜同志去石湾乡看到汤其美互助组订了每亩产一千六百斤的计划后说:“你们是不是都有保守思想?”
总之,我们一九五二年在领导农业生产中的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是与我党一贯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作风背道而驰的,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严重发展的恶果。如果不立即纠正,彻底克服,就会对人民革命事业造成更大的损害。
另一方面,自攸坞乡假千斤乡事件的调查发表后,有少数干部和农民群众产生了另一种错觉,把醴陵县一九五二年在领导农业方面看成一切都不对,甚至认为一切都是假的,这种看法也不是实事求是的。
醴陵县一九五二年在领导农业生产上是有一定成绩的。根据湖南省委检查组在攸坞乡的调查来看,千斤乡虽然是假的,但丰产了增产了却是事实。干部座谈和老农座谈,一致都认为增产了百分之十以上。从省委检查组检查一、二区的汆溪、荷泉两个千斤乡的材料来看,数字虽有出入,但这两个乡确实是千斤乡。增产、丰产的原因,主要是宣传贯彻了党的政策,大力组织了季节性的临时互助组,稳步发展了常年互助组,发扬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且抓住了季节,不违农时,帮助群众克服了人力上经济上农具上的种种困难,战胜了水旱虫灾(特别是虫灾);更重要的是总结了李呈桂的丰产经验,以群众自己的经验教育了群众,因而较普遍地改进了耕作技术。这是醴陵去年领导农业生产上的几个基本经验。
我们应当一方面发扬过去的优点,吸取已有的经验,同时把假千斤乡事件作为沉重的痛心的教训。我县全体干部要以严肃的态度,诚恳的精神,实事求是地虚心地接受这个教训,把它当作一面镜子,详细地检查自己的工作,把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彻底地清算一下,毫不犹豫地除掉这些脱离实际的和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和方法,学会深入细致调查研究的、由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力求在今后领导农业生产中不再犯错误,争取多打粮食,继续领导农民胜利前进,逐步走向社会主义。
中共醴陵县委书记 赵凤祥
醴陵县人民政府县长 刘德仁
中共醴陵县第八区委员会的检讨
今年四月人民日报记者和新湖南报记者在我区攸坞乡了解生产情况,发觉全乡每亩平均产量是达不到一千斤的,立即向区委谈了这个问题。当时区委听了却不以为然,没有冷静地分析情况,也没有深入实际进行实事求是的调查,反而认为这是攸坞乡的群众企图降低农业税,所以把产量向记者谈得低了一些。在记者走了之后,区委只是在会议上简单地研究了一下,认为攸坞乡的产量在验收时可能有些问题,但也不会有多大问题。第二天,区委书记武全有到攸坞乡进行了皮毛表面的调查,结果仍是把一些过去主观臆断的东西向县委作了报告,并且说:“没有一千斤也有九百多斤”。后来,湖南省委派检查组到攸坞乡检查时,武全有同志和区长聂仁贵同志,仍然武断地坚持过去的一套说法。今天来看,区委过去对攸坞乡的情况和问题的看法是极端错误的。我们只把这当做一个数字问题,而没有认识到这个事情给党和人民政府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在检查组来检查时,虽然整个区委没有公开表示抵抗,但少数区委对这是有抵触情绪的,因此区委对检查工作没有积极帮助,使检查工作受到了阻碍。省委检查组和报社记者同志深入地踏实地从各方面反复进行调查,终于用各方面的材料证实,攸坞乡去年每亩平均产量最多也不超过七百五十斤,比原来我们所报的数字相差三分之一,并且调查出全乡没有一个真的千斤户。假千斤乡被揭发后,得到了群众的拥护。这才使整个区委头脑开始清醒,觉悟到过去的工作盲目性太大,太不深入,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危害的严重。我们通过这一事实的教育,对过去整个区的工作初步作了一番检查,有了改变工作作风的决心。我们对这一假千斤乡产生的原因初步认识如下:
区委在领导生产当中,缺乏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习惯大轰大擂,订计划,作保证,挑战竞赛。我们认为生产就是要轰,轰不起来就不能丰产,把搞丰产形成了搞“轰产”。一九五二年春季治螟时,发动群众点灯,提倡越多越好,向各乡要数目字;于是,群众为满足我们爱好的形式主义,有一户点了一百多盏,可是,用的是小调羹,南塘桥乡(现在的攸坞乡)用香浸上油插到田里点着,也算是“满垅红”;唐家渡乡(现在的梅小乡)用竹子扎成火把,每人拿一把在路上游行,效果是不大的,我们却认为“形成了群众运动”。一九五二年初盲目地发动各乡党团支部订丰产计划,规定攸坞乡党、团支部订出“保证全乡每亩平均产量达到一千斤,最高额产量达到一千五百斤”的丰产计划,向全区、全县、全省发出挑战书,并号召全区农民普遍订“千斤户”计划。如果那个乡、那个互助组不挑战、不应战、不订千斤计划,就对他们很不高兴,批评他们是“落后思想”“保守思想”作祟;把“保守思想”的帽子到处乱扣。这样农民群众也就不敢向我们反映真实情况了。全体区、乡干部、党、团支部、互助组、劳动模范,只好为挑战竞赛而挑战竞赛,造成了订假计划的空气。假计划一级一级报上去了,到秋收时为了完成任务,大家就又假报丰产,区委满足于这些假情况。从一九五二年起到今年春耕,在生产领导方面都是盲目的。我们满足于去年的丰产运动的“热闹”,只愿听好的,不愿听坏的;只愿要高的,不愿要低的。因此区委对实际情况看不到,听不到,被假情况蒙蔽,成了十足的官僚主义者。
去年新湖南报上登出醴陵是大面积丰产的消息以后,我们第八区的干部看到本区有两个乡是千斤乡的消息公布了,都很高兴。区委委员汪真律说:“全县有三十二个千斤乡,每区平均两个,我们八区也有两个,没有输给别的区,我们总算不错,赶上去了!”可是群众说人民政府喜欢嘴巴宽的人,吹得大就吃得开,占便宜,能受到政府表扬和奖励,的确是这样的。去年夏收后,评比劳动模范时,东岗乡杨生华互助组早稻实际收了二百八十斤,他很忠实地把实际产量报告了,区委却认为这个互助组各方面都好,就是产量低了,不能评为模范。(其实其他互助组报的产量高是假的。)在一九五二年兴修水利时,县通知区订兴修水利计划,我们就召开了一个乡干部会,由区办公室制下一个表,在会议上发给乡干部填,各乡要修多少塘坝等。这计划根本没有在群众中酝酿讨论,只是乡干部凭着脑子里的空想作的。乡干部提出意见说:“我们在区上作计划不实际,要回去作。”我们却明知不实际,也坚持在会上作了。各乡填了表,我们把数字加了起来,就算是计划。结果,全区的水利计划只完成百分之四十。特别是在湖下乡(现在的双滂乡),作了两个兴修大水库的计划。这两个水库有七八十亩田大的面积,需工两万多个。群众为了修这两个水库,一冬没有从事副业生产,到了今春生活发生很大困难,而且两个水库一个也没有完成,造成骑虎难下的局势。
在去年验收丰产田时,区上给县上写的报告是:“全区经过参观评比,决定了神福港、攸坞两乡为千斤丰产乡,进行验收。”显然“千斤乡”在验收以前,我们主观上就确定了,验收只是“走走形式”。在攸坞乡验收的代表田,是各等田内最好的田,而且是在落雨天秤的。正如农民说的:“早上就割,割了就扮,扮了就称,称了就是千斤户,算盘一打就是千斤乡。”“全乡每亩平均一千零一斤”的数字是县农林局派到攸坞乡验收的干部杨厚斌硬要打算盘的人造出来的,我们明知道这数字有问题,也从未过问。有些农民看见了“扯白”(即说谎)受表扬了,也跟着“扯白”下去。
假千斤乡群众是反对的,而早已传为“千斤白”,我们没有听到群众的反映和呼声,这是和我们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领导作风分不开的。现在回想过去的工作,可以说在群众中是抹下脸来作的,是毫不知羞耻地向群众发号施令,使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我们深深感到沉痛。我们完全接受,并万分感谢党报给予我们的批评和教育,并且愿意上级党委给予我们以严厉的处分。我们有决心痛改前非,坚决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反对假报告,反对报喜不报忧,密切联系群众,向人民群众学习,领导好今后的农业生产,做一个人民的好勤务员。
中共醴陵县第八区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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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摘要

读者来信摘要
农村抗旱紧张阶段不该演戏放松生产
(一)
湖南岳阳江应北来信:华容县五区锡栋、三朗、济林等乡,从六月下旬起,轮流演唱内容未加修改的旧花鼓戏。现在正值当地抗旱工作进入紧张阶段的时候,这几乡群众却因连夜看戏,不能在白天进行抗旱工作,田里的草也不锄了。附近的横山、新安等乡也受到影响,不少青年男女晚上都赶出去看戏。横山乡甚至有人整夜不睡觉,赶着写戏准备将来上演,又发动群众搭戏台,把车水的人都喊了去,田干裂了缝却不管。目前禾正装胎,俗话说:“结蔸干胎,犹如不栽”,忽视抗旱工作,必然会严重影响将来的收成,这种情况应及时加以纠正。
(二)
江西宜春县乐发祥来信:目前天气干燥,农村中抗旱工作正进入紧张阶段;但是我县一寺乡腊源村、腊塘下村及射鵃乡的射鵃村等地群众,却在这时放松抗旱工作,花了很多人力、财力请人演戏。腊源村自今年正月起,就有人花了十二担谷子请师傅来教戏,常常教到深更半夜。最近全村又凑了四桶多米,在七月十五日那天,请人来唱了一天一夜的戏。附近有很多人都赶来看。此外,腊塘下村与射鵃村也都凑了米请人来唱戏。而腊塘下村、射鵃村等地区,现已受到旱灾的威胁,不少田地都干得开了坼,当地群众不积极抗旱,却因看戏而浪费很多人工,是不应该的;同时农村中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花很多谷米请人唱戏,也确是浪费。希有关领导部门,能及时纠正这种现象。
鸡西矿务局钻探公司应该切实重视水文地质工作
鸡西矿务局钻探公司地质科一读者来信:鸡西矿务局钻探公司对水文地质工作很不重视。矿井水文地质资料是矿井设计资料中的重要部分;北票矿务局曾因事先未作水文调查,掘井后遇到流砂,中途停工。可是,我们矿务局最近在城子河煤矿为开竖井而打的六十个钻孔,都没有提出简易水文地质资料。钻探队要做钻孔抽水试验,可是没有水泵,工作无法进行。我们请科长、经理设法,但他们却互相推诿,谁也不管这事。结果矿井设计资料已经完成,而水文地质资料仍然没有提出。这样,就会影响设计工作的顺利进行。
我们矿务局领导方面对水文地质工作的不重视是一贯的。我们至今还不知道今年有多少水文地质工作的任务,应该在什么时候做。我们过去经常发现简易水文地质资料作得不好,多次向领导同志反映;可是领导方面始终没有采取具体措施来改进这方面的工作。只有在上级领导机关向我们矿务局要水文地质资料时,我局领导同志才抓着职工临时拼凑工具赶做。希望鸡西矿务局迅速纠正这个错误,今后切实重视水文地质工作。
南昌铁路分局新建工人宿舍有人收房租却没人负责修理
南昌铁路分局监察室效廉来信:南昌铁路分局去年新盖一批工人宿舍。这批宿舍系由上海铁路管理局工程处所属原南昌建筑队承建,在今年二月完工。因为南昌铁路分局今年改属广州铁路管理局领导后,这批房屋完工后也就应由广州铁路管理局工务处南昌建筑段验收接管。由于房屋质量不好,屋顶漏雨,墙壁倾斜,地面水泥分量不足,南昌建筑段认为不合标准,没有接收;并随将验收报告送请上海铁路管理局工务处研究处理。上海局却不等房屋验收手续办完,就把原南昌建筑队人员全部调走;而对南昌建筑段提出的房屋质量低劣问题也一直不作答复。以后,南昌建筑段既没有催问过上海局,又不向广州局报告,以致问题拖延到现在仍未解决。
现在,这批房屋已经有许多工人搬进去住了,但毛病却越来越多。尤其在下雨时,屋顶漏雨,顶壁往下掉土,墙壁冒气泡。职工纷纷要求南昌建筑段修理房屋。南昌建筑段却说:“房屋未经正式验收,我们不能修,应由建筑队负责。”职工们找建筑队,建筑队说:“以前的南昌建筑队早就被调到上海了;我们是广州局的第二建筑队,与这批房屋没有关系。”住户们修理房屋的要求没人管,但是每月的房租却由南昌建筑段派人来收取。
国家花了很多钱修建工人宿舍,可是有些人却对国家财产和工人生活采取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态度;这是不能允许的。希望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迅速对这件事进行检查,并责成有关单位负责修理房屋,以保障工人的居住安全。
中央电影学校洗印专修科办学目的性不明确
中央电影学校洗印专修科甲班班委会来信:我们学校虽经过一九五二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但由于校方对办专修科的目的性认识不明确,教学无切实的计划,开课又无充分准备,因此一年来教学效果很差。
一九五二年我校招生时,曾在招生简章上列出了很多要学生在一年内学习的课程,但实际上一年来我们只学了一些一般的电影常识和物理、化学;作为一个专修科来说,这是很不恰当的。学校既无一定教学计划,开课又无充分准备,加上师资缺乏,因此每学期的课程都是现抓现凑。有些已开的课因为没有教师,只好临时调换。如第二学期原应开“洗印技术”一科,但因为没有教师,改开原应在第三学期学的“有机化学”;而“有机化学”一科的教师又来不及备课,到第四周实在没法教下去了,只得再改开“普通化学”。不少教师对自己的教学任务和教学目的的认识也很不明确,不知道应该将学生培养成怎样的人;有的教师甚至在开课时对同学说:“你们愿意学什么,我就教什么。”我校在学制上也很混乱。学校把初中毕业的同学和高中毕业的同学分成甲、乙两班(都叫做专修科),虽然两班学生的程度不同、要求不同,但教学内容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们曾一再将以上问题向学校领导方面反映,但却一直没受到重视。我们要求中央高等教育部和中央文化部共同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电台转播戏曲节目时要慎重
中央铁道部人民监察室高景鲁来信:上月十二日晚,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第三台曾转播了和平京剧团演唱的“武大郎之死”一剧。剧中王婆一角的某些道白,极不严肃。如她拢络潘金莲时说:“我带你去看电影、逛公园……”;给西门庆和潘金莲拉扯不正当关系时说:“我给你俩当主婚人”等等。我认为像王婆这样信口开河,故意卖弄噱头,乱用现代名词,以迎合某些观众的落后心理,博取掌声的做法是错误的,是不严肃的。因此除建议该团演出该剧时予以修正外,并希望电台对于播送的节目,应严格审查,不要轻率地播送不好的节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复信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编辑部来信:高景鲁同志对本台所提意见是正确的。由于本台转播工作尚存在粗枝大叶的作风,转播京剧“武大郎之死”时,未注意到饰演王婆的态度不够严肃,以致在听众中产生不好的影响,使工作遭到损失,今后我们在工作中一定要细致些,以免再有类似错误发生。


第2版()
专栏:答读者问

有关投考学校的几个问题
问:在职干部报考高等学校需具备那些手续?是否应先办离职手续?
(张立、朱印槐等问)
答:志愿进入高等学校学习的在职干部,只要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程度,身体健康,工作能够离得开,经原工作单位领导方面同意并开具证明文件,即可按招生规定报考高等学校。这类考生,除了不是志愿报考外国语系科的学生可以免试外国语文外,其它各科都应参加考试,不能免试保送入学。他们在报考时只需领导开具同意报考的介绍信,不必先行办理离职手续。如经考试合格录取,再办理离职手续;如考试不合格,仍应回原机关继续工作。他们入学后的待遇与一般学生相同。
问:一般社会青年报考高等学校需要什么条件?应该经过什么手续?(任运太等问)
答:按今年高等学校招考新生的规定,曾在高中毕业(或现有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程度)而未考入高等学校、亦未参加革命工作(或曾参加革命工作而因事离职)者,如欲报考高等学校,除年龄须在二十七岁以下和须持有所在地区的区或区以上人民政府介绍函件或户籍簿以外,并须缴验有关学历证明文件。按规定,此类考生如只修满高中一年,必须自修二年以上;修满高中二年,必须自修一年以上。他们持有原肄业学校肄业证明及自修证明文件,即可参加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如上列有关学历的正式证明文件未曾领得或曾领得而现已遗失,可由原肄业学校的校长、教师或同学(应为现服务于革命机关的在职干部,并由所在机关加盖公章证明其身份)书面证明;还可以将各学期成绩单、同学录、年刊、校刊及其他有关证明文件作为参考证件送当地招生机构审查;经审查批准后,亦可参加高等学校的统一招生考试。为保证国家培养干部的质量,初中未毕业或初中毕业以及高中未修满一年以上的社会青年,应设法报考与自己学业基础相适应的中等专业学校或普通中学,按步就班地进行学习。至于具体考试办法及手续,可和当地招生机构联系了解。
(以上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答)
问:中学招生为何要限制年龄?(蒋德华等问)
答:在我国的新学制中,普通中学主要是为儿童及青、少年而设的,教学计划也是根据儿童及青、少年的身心发展而订定的,所以在年龄方面不能不有一定限制。但为了照顾年长失学的人,中央教育部曾规定:各地可根据中央规定的入学年龄标准,结合本地区具体情况,在教学上不会发生困难的原则下酌予伸缩,但也不能相差太大。至于年龄较大的同学,则可以投考业余学校及各种技术训练班,如不能升学或考不取,则应该参加生产和工作。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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