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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煤矿工业必须加强计划管理
东北煤矿管理局局长 李建平
东北煤矿第一季度执行国家计划的情况，说明生产与建设的进度都不均衡，潜力也未发挥。
在生产方面：周期图表作业大多流产，各月产量先松后紧。如以一、三月份平均，下旬比上旬多完成计划百分之三十二点六，但全月却未完成计划。采煤准备与生产也不平衡，至三月上旬，掘进任务仅完成百分之七十五点二。
在建设方面：第一季计划只完成百分之三十九，最好的阜新矿也只完成百分之六十一，立井、露天、斜井、总机厂等十六件主要工程，有十二件未完成季计划，有五件尚不及计划的百分之五十。从工程的内部来看，各分部工程间不协调，如海州露天矿至三月末，剥离量已超过移交生产计划的三百万立方公尺，可是保证进一步发展的铁路工程，只完成季计划的百分之十三点三。
企业的潜力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以机械设备的运用情况来看，全面生产机械运用率只达到百分之五十九，四大机械为百分之四十七（台数）；在采煤机械方面，康拜因效能只达到计划的百分之四十五，比一九五二年效率降低百分之四十一；截煤机效能只达到计划的百分之六十六，比去年同期还低百分之七。钻机的运用更差，一、二月份纯钻进时间只占全部作业时间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五，鹤岗一、二月份纯钻进时间只占全部作业时间的百分之十四。
以上情况，严重地影响了生产与建设，也增加了事故。第一季十一个局只六个局完成产量计划，建设计划都未完成。钻探计划，一、二月份只完成任务的百分之六十四点七。由于先松后紧，工人疲于突击，疏于安全，机械该检不检，该修不修，以致人身机械事故不断。第一季重大事故三十九次；钻探则整天应付事故。鹤岗一、二月份事故率达百分之五十六，相当于一台钻机一年半又十六天未进行工作；抚顺二月份有三台钻机全月都在处理事故。
产生以上情况的原因何在呢？有些领导干部强调客观困难，认为大掌子不具备周期作业的条件；材料供应不及时、机电设备故障多、出勤率低等等。以为这些是不可克服的困难。他们不知道这种情况正是没有计划管理或者计划管理不健全的结果。
目前东北煤矿计划管理的情况是相当混乱的：某些单位的计划，是关在房子里编出来的。对上级是应付差事，讨价还价；对下级是心中无数，盲目折扣。在贯彻执行计划上，对计划就是法律的观念是很模糊的，也没有具体保证计划实现的作业计划。某些干部认为：“计划是计划，工作是工作”，
一部分工人认为计划是“牛皮文书”，是“豆腐”，很多工友不知道自己的任务。领导方面每季每月将讨论计划当作例行公事，到时候举手通过，至于如何挖潜力，解决关键问题，则很少过问或只限于一般的号召，没有或很少进行执行计划的检查。有的局建设计划科不掌握年度建设计划，向来不检查计划的执行情况，各局的统计科只管汇总数字，不管分析研究。
因此在讨论国家计划的基础上制订先进的、切实可行的作业计划并监督其执行，加强计划管理，是东北各煤矿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例如海州露天矿的剥离工作，由于制订了较完善的作业计划，掌握了日计划与调度管理，已使工作收到初步成绩，更证实了这一苏联企业管理上的先进经验的优越性。
东北各煤矿在实行计划管理中，应根据本单位具体情况，注意以下各点：
一、首先要树立计划观念。在领导方面不允许以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国家计划，并以此教育干部与全体职工，不能“知难而退”，应该以最大的决心建立作业计划，并引导群众积极实现它，以达到全体干部与职工将完成国家计划作为自己神圣的职责。
二、制订先进的、切实可行的月作业指示图表。每月开始之前，应根据国家任务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月度作业计划。生产单位的月度作业计划应由生产科负责组织制订，建设单位应由工程管理科负责组织制订。制订前，应召集有关单位充分讨论研究，防止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法。
三、根据月计划制订保证完成月计划的日计划。为此，必须有保证各部门协调的制订日计划的组织，要有日计划专责人，这样才可能保证日计划的按时正确制订与顺利实行。要想日计划切实可行，必须保证日计划切合实际。这一点，应该由各部门的日计划负责人来完成。上面的条件已充分具备时，应组织群众按月讨论月计划，并将日计划通过基层干部贯彻到群众中去，使大家对计划“摸底”。最后，还要加强统计分析，加强原始记录工作，健全、提高各地多已推行的小组记录员制，加强表报研究，作好定额管理工作。
四、建立、健全调度室。调度室一般下设调度站，再下为调度员。调度室的任务是全面督促各部门执行计划期间的工作，保证各部门的相互协调，并具体掌握各种调度业务。
五、发动全体职工，积极挖潜力，找窍门，提合理化建议，为完成国家计划而奋斗。
为保证上述工作的彻底完成，还必须加强企业中的政治工作，提高职工的生产技术与政治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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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纠正各部门分散和冒进倾向
北京市削减建筑工程计划
由于在北京市进行建筑的各个部门各自为政、盲目冒进，北京市今年的建筑任务过分庞大，远远超过了实际可能，以致相当大的一部分建筑任务根本不可能完成。现中央已采取措施，停止这种冒进与分散倾向。
今年北京市建筑任务连同一九五二年跨年度工程在内，已达三百八十余万平方公尺。其中，中央各部门的建筑三百二十余万平方公尺，约占百分之八十五。除华北直属工程公司和北京市建筑工程局以外，尚有中央各部门所属五十多个建筑工程单位，分别担负这个庞大的建筑任务。
今年北京市的建筑任务，从建筑面积上看，相当于北京市现有房屋的四分之一以上。从房屋现代化的程度上看，则高得不可比拟。仅北京建筑工程局二百零七万平方公尺的建筑任务中，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工程即占百分之二十五，其中多数为五层以上的建筑，最高有达九层的；混合结构的工程约占百分之六十，其中绝大部分是三层楼房；砖木结构的只占全部新建房屋的百分之十五。这样多的建筑物在北京是需要的，并且有一些是迫切需要的；但它却远远地超过了北京现有的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可能，今年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是一种十分冒进的计划。
第一、设计人员的数量和质量根本不够。尤其高层大建筑和某些近代化设备，现有的设计师根本没有设计过，又没有经过典型试验，即使勉强画出图来，连设计人自己也没有把握。
第二、许多建筑工程单位还处在混乱状态，领导和工人队伍都还很混乱，必须一面加强领导、整顿工人队伍，一面施工。同时，工人的技术水平、干部的管理经验都和他们现在所担负的任务不相称。
第三、建筑所需材料的重量，总计约有七百六十万吨。现已运至工地者仅二百万吨；其余五百六十万吨要集中在五月到十月的五个月内运送，每天要有一万二千五百辆大车或二千五百辆汽车风雨无阻地赶运才成；而北京市能够投入建筑运输的大车和汽车远不足此数；虽然中央有些部门已经调来一些运输汽车，但总的说来，运输力相差甚大，而且现有道路也不够使用。
第四、施工中和工程完成后，水电供应都有很大困难。特别是因为绝大部分建筑计划是在本年市政工程计划定下来很久以后才确定的，水电供应等今年已无法赶上。
第五、部分材料和设备，有的不能及时供应，有的根本没有把握。
第六、更严重的是为此要收购很多土地，迁移很多坟墓，拆迁一些民房，安置许多农民。而这些任务绝大部分是在三四月份才提出来的，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要妥当地处理购地与郊区农民的转业、居住等一系列问题是困难的。
现在，北京市建筑工程进行的情况，可以用“各自为政、盲目冒进、被动混乱、互相埋怨”十六个字来概括。这样大的任务，一月份确定了的只有三十万平方公尺，二月份确定了一百二十万平方公尺，其余二百几十万平方公尺都是在三四月份才确定的。许多单位急于求成、急躁冒进，边购地、边设计、边施工，甚至技术设计根本无人审核即动工；许多地方违反基本建设程序和财政制度。这样盲目地无政府地干下去，一方面今年必须完成的工程无法保证完成，一方面必然产生惊人的浪费和质量低下的恶果，招致不可补救的损失。
北京市建筑工程这种严重的冒进和分散状况必须迅速改变；必须从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坚持质量第一的方针，量力而行；必须采取坚决步骤，停止这种冒进的倾向。现在，中央已责成北京市重新审查一九五三年度所有各部门在北京市地区的建筑计划，根据需要与可能的条件加以安排：凡不需要或可以不在北京市建筑者，应坚决予以削减；凡本年度可以缓建和准备工作尚未完备者，应予推迟，作充分准备后明年再施工；凡必须在本年内完成而又有条件可能完成的重要工程，必须保证完成。
其次，中央规定中央与华北一级的各部门，凡在北京市范围内进行建筑工程者，均须服从北京市的统一领导和遵守北京市人民政府有关建筑工程的各种规定，必须坚决克服建筑工程中的混乱现象和盲目冒进的偏向。
关于建筑占地的问题，责成北京市召集会议，由各部门共同讨论定出具体办法，责成有关部门严格遵守。其中最主要的是占用土地时对农民的偿付必须适当，安置必须妥善。
最后，由于目前北京市的建筑工程已在很多方面（如区域划分、道路系统、建筑形式、水电供应等）联系到都市规则问题，中央责成北京市要提出一个城市规则的草案，以便于今后进行首都建设和建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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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东禹城朱屯乡工作任务繁重妨碍生产
山东禹城朱屯乡是中共山东德州地委的基点乡。全乡共八个村。经常在这个乡工作的干部有地委工作组和县、区、乡干部共二十人，每村都有两三名干部。在春耕生产中，这个乡的各种工作都先进一步，对创造经验指导其他乡的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工作组的干部没有完全克服要求过高、急于求成的思想，所以形成了干部多、包办多、任务多、会议多的不正常现象。对于各种工作，工作组的几个干部只是自己研究一下，就分头到各村去“贯彻”，很少或者根本不通过乡村组织。乡级各种委员会不能发挥作用；甚至连乡村所召开的会议都是工作组干部亲自主持的。因此，乡村干部产生了对工作组的依靠思想。乡长宋功臣说：“过去我还能掌握全乡的工作情况，自从工作组来了，他们把情况掌握住了，我做了工作只向他们汇报一下就算完事了，有事都依靠他们，自己工作被动，全面情况现在乡干部是掌握不起来了。”
这个乡又是这个专区的普选试验乡。为了“配合”选举工作，又在镇压反革命工作不彻底的村进行了镇压反革命工作的补课。各村在目前农忙季节又要普遍整顿、恢复村的农会、妇会、民兵等组织。再加上选民登记等工作，全体干部每天都忙于开会，很多天连学习的时间也没有了。就在这期间，为了处理被捕的反革命分子，曾在白天组织了郭庄、张汉杨庄两个村的群众开大会进行控诉；后来又召开了全乡百余人的积极分子会议进行控诉。白天开大会，晚上还开小会讨论。现在这乡的情况是：乡的会议减少了（因每村都有驻村干部），村的会议增多了；群众大会减少了，乡村干部积极分子的会议增多了。工作组到这乡近两个月了，每天晚上在各村召开会议；有时候白天也开，晚上也开；甚至干部分头一晚上开几个会。开会前又不作好准备，开起来时间拖得很长，每天晚上一般都开到十一点到十二点。如朱屯村五月二十三日由地委工作组赵岭同志主持的村干部会议（六人），为了解决干部思想问题，竟开了一通夜；到天明有的去做活，有的去睡觉。乡村干部和积极分子精疲力竭，不能生产，工作情绪不高，对工作组非常不满。乡长宋功臣同志说：“自从工作组到这乡后，拿着不脱离生产的乡干部和区干部一样使用，每天上午集中学习研究工作，过午分头到各村工作，晚上开会，那有时间参加生产？每月参加生产的时间只有三、四天，家庭又没劳力，今年又不代耕，用人就得花钱，人又不好找，耽误了生产，少打了粮食，一家人怎么过呢？”朱屯村党支部书记程义杰同志说：“过去村干部隔三、四晚上才开一次会；自从工作组来了，群众会是减少了，但是村干部和积极分子的会加多了。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我每天晚上都参加会议。这时候夜又短，干一天活又累，一开就开到半夜，夜里不能睡觉，早晨起不来，干起活来混身没力气。”根据以上情况看来，继续转变基点工作领导干部的作风是非常重要的。（董观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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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乡县农场场长李效义
虚报丰产成绩骗取“一等模范农场”称号
山西省武乡县国营农场场长李效义（党员）虚报一九五二年丰产成绩，骗取“一等模范农场”称号。
去年，该场共有秋地五十四亩二分，总共打粮两万七千七百三十斤六两，每亩平均实产五百一十一斤十两；其中三亩高额丰产玉茭每亩平均实产一千二百一十四斤。但场长李效义却向山西省人民政府呈报为：五十四亩二分秋地，总共打粮四万四千三百七十四斤六两，每亩平均八百一十八斤十二两，每亩平均虚报三百零七斤二两。丰产地每亩虚报三百七十八斤。因此，在去年十二月山西省农业劳动模范大会上，被评为全省“一等模范农场”，并获得了省人民政府的奖励。
去年秋季，省、专区联合检查团武乡小组检查评比农场的庄稼时，没有经过仔细调查，就给该场每亩秋地平均估产为七百六十二斤十三两；但实际收粮后，每亩要少二百五十一斤三两。收获后，已发现实际产量和估计产量相差很远。当时推广员徐冬田向李效义建议，要求更正产量，李不仅不这样作，反而威胁说：“粮食为啥少打，是你们丢了吗？”他还公开向工人说：“场内打粮多少，别人问你们时，就说不知道。”去年十一月中旬，李效义私自修改了丰产总结报告，将三亩丰产玉茭在每亩估产一千四百斤的基数上凭空加了一百九十二斤；另外又将十亩一般玉茭每亩加了二百四十五斤，仅这两项就虚报了三千零二十六斤。就这样，武乡农场竟然得到了县和省的奖励。
中共武乡县委会和县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了官僚主义的作风。他们不了解农场的真实情况，平时对农场工作只布置不检查，只看表面不看实际，长期认为“李效义是个忠实的老干部，绝不会做出假报丰产成绩的事来”。假报丰产事实直到今年二月二十四日县人民政府财政科检查财经制度时才被揭露出来，但县委始终没有采取积极态度派专人到农场深入检查，认真进行处理。
（韩福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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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怎样正确运用点面结合的领导方法
中共松江省委农村工作部
根据我们的检查和各县的报告，各地在运用“典型连环示范”、“一站三网”等点面结合的领导方法上，有以下一些问题。
一、对重点村、组的选择问题。根据松江省的情况，各地绝大多数都是以工作最好的先进村、组（社）作为基点村和重点组，并且集中较强和较多的干部在这些点里工作。毫无疑义，选一些工作基础较好，自然条件较为优越，领导条件较强，群众觉悟较高的先进村、组（社）做为领导的重点，以便从中发现新的问题，取得先进经验，并切实加强培养，使它成为农村生产的旗帜和榜样，起带头示范作用，是有利于对全面工作的指导和推动的。但这里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有效地用这些先进点的经验来指导多数的一般村、组和仍占三分之
一或四分之一的落后村、组的工作。从目前情况来看，不少的先进村、组的经验，常常不能被一般的或落后的村、组所接受。因为一般的特别是落后的村、组还缺乏先进村、组那样的基础和条件，所以它们对先进村、组的经验只能抱着可望而不可即的态度。他们说：“这些经验好是好，就是我们这里没条件，行不通，办不了。”如果经常这样做下去，也容易促成对全面工作指导上的片面性。因为各级领导干部多落脚在先进村、组，对全面情况缺乏检查和了解，对全面工作的要求和计划势必过急过高。因此，我们认为，对基点的选择，可考虑在一个县、区之内，有意识有目的地分别选择能代表上、中、下三类情况与特点的基点村或重点组，改变目前绝大多数典型村、组都是设在先进村、组的现状，以便使典型的经验更加切合全面的实际情况，便于传播推广。
二、对典型的培养问题。在培养方法上，从目前看来，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在重点村，以该村支部领导为主，充分发挥支部在工作上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负责领导该村工作的县区干部只起辅导和参谋作用；在重点组（社），主要是依靠该组（社）的领导骨干，村支部和县区干部除帮助出主意想办法解决具体问题外，并帮助培养领导骨干，帮助他们建立和健全领导核心。这种作法得到的工作经验，是群众在县区干部指导帮助下亲自摸索和创造的；因此，这些经验是实际有效的，切实可行的。这就克服了过去那种干部在时轰轰烈烈，干部走了冷冷清清的现象。另一种是：干部包办代替，一切亲自动手，使村支部和组（社）的领导骨干处于附属和听从地位。如在春耕生产中，不少地区为了传播使用改良农具实行宽播的耕作方法，区干部亲自包下一付整装齐备的犁杖，亲自进行操作表演，使该村、组的干部和群众袖手旁观；然后向外推广经验时，却称之为某某村、某某组的经验。结果，本村本组群众认为是虚造假做，而外村外组群众则认为某村某组是吹牛承功，不仅不接受，反而批评讽刺，使群众间的团结受了影响。我们今后应大量提倡和运用前一种方法，坚决纠正后一种方法。
三、怎样以点指导面的工作。目前主要的偏向是：不论大事小事，都想采用典型示范和“一站三网”的领导方法，把它当成“万金油”来运用。还有一种情形是事先没有切实做好准备工作，心中无数，仓促搞典型，结果徒具形式，劳民伤财。这种现象如不注意防止和克服，势必使今后工作大受损失。我们认为，今后除带有普遍性或一般性的新的工作，或带有重大关键性的问题，或当前增产中的主要技术问题，可采取培养典型、组织群众观摩学习的方法以外，其余一般性的工作，可不采取或少采取这种方法；农忙季节更应注意。需要采取典型示范的方法进行传播推广的，事先也要切实做好准备工作，传播的经验办法要简明易行，参观的时间要短，参加的人员不要过多。并可采取连环示范或以点为单位召开专业会议等方式，不要老是动员群众参观。不论采取那种方式，都必须注意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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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苏河北山西棉区领导机关
大力领导农民除治棉蚜等虫害
江苏、河北、山西三省种棉地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正大力领导农民除治棉蚜、红蜘蛛等虫害。
入夏以来，江苏等三省棉田普遍发生棉蚜等虫害。江苏省人民政府在六月十八日指示棉区各级人民政府坚决贯彻“早治、普遍治、连续治、彻底治”的治虫方针，打消部分干部和农民“治多不治少”等麻痹思想，重视和推广农民的治虫经验，培养农民治虫骨干，迅速开展治虫工作。接着，该省合作社就将大批治虫药械运往棉区，人民银行也在棉区发放治虫贷款。目前，棉区各地农民已纷纷行动起来。铜山县第四区区长亲自下田治虫，带动了全区农民。中共河北省邯郸地方委员会书记庞均、副书记师自明和邯郸专署副专员武明圣等负责干部，带领一百余名干部分别到虫害较严重的武安、成安等县，检查和帮助农民除虫。邯郸专区的合作社、农业供应站、技术传授站等，也对农民及时供应药械和传授治虫技术。中共山西省洪洞县委员会各委员也深入各区领导治虫。洪洞县五个区分片召开互助组代表会议后，治虫工作迅速展开，现已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棉田消灭了棉蚜。（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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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年间
本报记者 古维进
山西省翼城县四区西梁村于一九四七年解放，一九四八年进行土地改革；之后，有些农民根据过去的习惯，自发地进行季节性的互助变工。一九五一年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一个包括五户的互助组。到了一九五二年发展为农业生产合作社。我曾经和一些区村干部研究该村为什么能在短短的两年间办起较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方法符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的精神，而该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又是在一定的特殊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吴春安和他的互助组
西梁村中共支部副书记、山西省著名棉花丰产劳动模范吴春安，是西梁村互助合作运动的领导者。他现年四十五岁，从十三岁起，由原籍河南省武阳县逃荒到这里，给地主作了二十多年工。西梁村解放后，他当过雇贫团长和农会主席，积极领导农民斗争地主，分得翻身果实。吴春安说：“这是第一个翻身。第二个翻身就是组织起来。但是，地主封建势力没有全垮，还有斗争。”于是他从晚解放区地主封建势力残存的特点谈到组织起来的经过。
在封建残余势力不断进行造谣、破坏的情况下，在一九五一年，吴春安响应党的号召，开始组织互助组。当时是很困难的。地主李永寿造谣说：“组织起来，有人种地，有人当兵，还是阎锡山的一套，谁不怕就进去吧。”赵洪弟等翻身农民听了这种谣言，就不敢参加互助组了。最后吴春安只动员了三个党员和一个群众，共计五户，组织了一个互助组。
这个互助组当时在群众中没有什么影响，经常受到地主的嘲笑。他们说：“看他们能闹几天吧。”但是吴春安并没有灰心失望。他从党的指示里，知道要想巩固和扩大互助组，必须提高生产，增加收入，做出榜样；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就要贯彻组织起来和改良技术相结合的方针。
吴春安曾经听人谈到一九五○年冬季山西日报刊登了曲耀离棉花丰产的消息。他想：本村的土地很肥沃，也是产棉区，但是，为什么每亩水地最多只能收到籽花三百斤，比曲耀离的棉花少收那么多呢？为了探听虚实，吴春安跑了三四百里地到了解县曲庄头村访问曲耀离。曲耀离没有在家。吴春安向曲耀离的互助组员访问了曲耀离的植棉经验，买了一些斯字棉籽，回到家里，领导全组学习和推广了曲耀离的植棉经验。秋季，全组六十亩棉花每亩平均收获籽花三百三十斤，比往年全村每亩平均产量一百八十斤多一百五十斤。吴春安的五亩八分丰产地，每亩平均产量五百二十斤，打破全县棉产的最高纪录。吴春安被选为县和专区的劳动模范。
群众亲眼看到这样一件事实：互助组的棉花丰产了，每人全年平均收入比过去将近提高一倍（过去每人全年平均收入折麦一千三四百斤，现在达到二千二百余斤），全组五户过去每年至少有三户缺少几个月的粮食，现在却不缺少粮食了。群众对于吴春安互助组开始改变了过去的看法：过去他们认为吴春安宣传的组织起来的优越性是“吹”的，现在他们都经常接近吴春安互助组，打听他们怎样进行等价互利、记工算账、长计划短安排等。有五户翻身雇工参加了吴春安互助组。互助组由五户扩大到十户。冬季，吴春安领导互助组在全村进行组织起来的宣传教育，有三十四户群众自动组织了五个互助组。
试办小型合作社
吴春安互助组成立一年以后，开始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
西梁村在解放前有二十八户，有三、四十个雇工。解放后，有些雇工离开了这个村子，有十九个雇工参加了土地改革，分到土地房屋，在村里落了户，这就成了四十七户。吴春安互助组的十户成员，就是落了户的雇工的一部分。这十户成员中的五户参加了互助组，收入比过去将近提高了一倍，生活上的困难基本上解决了；新参加互助组的五户，有的生活虽然还有困难，但在互助组内实行互借互济解决了。现在全组十户都要求进一步地发展生产，而他们又有发展生产的优越条件：土地肥沃，盛产棉花和小麦；每个翻身雇工平均分得八亩多土地，十户里九户有牲口（主要是骡马）、大车。但是，怎样运用这些优越条件以便发展生产呢？在十户翻身雇工中，有五户是党员干部，他们在整党中学习过高岗同志的“农村经济发展方向的报告”，知道农村今后要由互助走向合作的道路。他们也曾听过县、区干部宣传的劳动模范李顺达和郭玉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绩，知道合作社比互助组优越得多。在这个基础上，大部分人感到要发展生产应该办合作社。他们说：“自从互助起来，改良了技术，只一年时间，生产就比从前大大提高，要是办了合作社，因地种植，因地施肥，统一使用劳动力，结合改良技术，生产必然还要提高。”但是，有小部分人对于办合作社能否进一步提高生产，还是认识不明确的；不过，他们相信和吴春安在一块就有办法。朱广安在土地改革后，阶级觉悟还未提高，受到地主各方面的引诱。吴春安想起朱广安曾经和自己一块打游击，一块进行土地改革，是个很好的农民，就对他说：“跟上地主走没有出路。你缺少粮食，我借给你，你的房子不够住，我帮助你调剂。”朱广安得到吴春安真诚的帮助与教育，认识到地主的阴险手段，就觉悟过来了。现在提起办合作社，他就说：“咱相信吴春安，他说办社能成，咱就干。”
吴春安互助组把办合作社的要求提到县和专署的领导方面。开始，领导方面考虑：西梁村是个晚解放区，吴春安互助组成立不过一年，还缺乏经验，地主又不断进行破坏活动，在这种情形下，办合作社未必能成。他们派出主要干部在西梁村调查了半个月，结果发现一种新的情况：一、吴春安互助组十户都是雇工出身，其中有五户是党员骨干。他们由于成立互助组，提高了生产，增加了收入，集体主义思想逐渐树立起来，现在要求办合作社，这种要求是很自然的；二、他们互助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掌握互利的原则，实行了记工算账制度，又有一些简单的生产计划，这就给合作社创造了有利条件；三、大家都有充足的土地和牲口，具有发展生产的优越条件。根据这种情况，县和专署的领导方面认为吴春安互助组可以试办合作社。
为了保证把合作社办好，县和专署抽调以吴春安为首的五户组员，到专署受了办合作社的训练。以后，县委会派宣传部长和区委书记等主要干部帮助吴春安建立合作社。他们紧紧地掌握着自愿和互利的原则，较顺利地解决了许多问题。下面就是社员谈到的一些事例。
讨论土地入股时，积极分子牛焕明和许怀义很不积极，特别是牛焕明，垂头丧气，很少发言。大家都摸不清这是怎么回事。经过调查，才知道许怀义的妻以为土地入股是“吃大锅饭”，坚决不让许怀义把土地入股。牛焕明的妻是许怀义的妻的女儿，她受到母亲的影响，也不愿意把土地入股。牛焕明批评她跟上落后的母亲走没有出息，她却对牛焕明说：“你要是把土地入股，咱俩就离婚。”社里了解了这个情况后，就研究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原来讨论土地入股时，光叫家长参加，没有想到还要取得家庭的同意。吴春安帮助这两户开了家庭会议，说明办合作社的政策和土地入股分红的办法。大家把道理弄清楚，都同意土地入股了。
这件事情发生后，社里为了把自愿的原则由个人（即家长）贯彻到家庭，决定以后讨论一切问题，都采取“个人通，家庭通，大家通”的办法。从此建立合作社的工作就进展的顺利了。
学习和推广先进经验
吴春安对于学习新的耕作方法是非常注意的。一九五二年一月，吴春安又去访问曲耀离，学习他的植棉先进经验。曲耀离介绍了实行密植、打顶，浇水、上追肥等一套先进经验，吴春安一一记在心上。
这时候吴春安互助组已经转为合作社，合作社主要种植棉花，只要棉花丰产，就可以提高生产，增加收入，巩固和扩大合作社。吴春安把曲耀离的植棉先进经验和本地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并且作了若干改进。例如，曲耀离的棉花灌溉经验是“筑畦浇、轻浇勤浇”。吴春安研究这个经验的好处是“轻浇勤浇”可以经常供给棉苗以适当水份，促进棉苗的生长；不好的地方是“筑畦浇”容易使冰凉的井水直接冲击过来，损伤棉苗的根部。吴春安又研究本地原来的“开沟浇、重浇”的灌溉方法。它好的地方是“开沟浇”可以使棉苗的根部围土，这层土经常是干热的，冰凉的井水经过它渗透下去，就不会损伤棉苗的根部，这对于棉苗的生长很有好处；不好的地方是“重浇”会使棉田过于潮湿，使棉苗只长枝叶不结棉桃。吴春安把双方的灌溉经验加以研究，确定了“开沟浇、轻浇勤浇”的方法。
吴春安为了在社里推广曲耀离的植棉先进经验，想出许多办法教育社员。社员不相信密植的好处，吴春安就帮助社员具体算账（计算株距、行距、苗数等），使社员相信密植能够提高产量。朱广安等不相信棉花轻打顶比重打顶好，吴春安就和他们到合作社的小农场试验两种打顶方法，结果，轻打顶的棉苗两天内伤疤完全长好，重打顶的棉苗四天内伤疤还长不住，影响棉苗的正常生长。对比之下，朱广安说：“以后叫我重打也不重打了。”
领导互助组前进
吴春安合作社积极帮助村里的五个互助组。合作社根据等价互利的原则，帮助互助组记工算账；帮助互助组制订简单的生产计划；吸收互助组参加合作社的“爱国日”，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教育；当春荒到来，互助组缺乏粮食，合作社又贷出小麦一千四百斤加以接济。这一切使互助组都确信合作社对他们的关心和照顾，因而开始团结在合作社的周围。
合作社为了帮助互助组提高耕作技术，争取一九五二年的丰产，号召互助组学习曲耀离的植棉先进经验。但是，互助组不愿意接受这个经验。他们里头流行着一种论调：“新办法，不可靠，种庄稼不是开玩笑，打不下粮食吃什么，还是老办法好。”他们主张用旧的耕作方法——多上粪，勤动弹等——争取一九五二年的庄稼丰产。
合作社为了以活人活事教育互助组克服保守思想，和互助组展开丰产评比竞赛：比技术，比庄稼。
棉花播种时，合作社和互助组进行第一次评比。合作社采用新的办法播种：温汤浸种，药剂拌种。互助组认为温汤浸种会把棉籽烧坏，而采用旧的办法，以凉水拌种和早种。不久棉苗出来了，合作社的棉苗出的又早、又齐、又壮，互助组比合作社早播种四五天，棉苗却迟出了四五天，出的高低不齐，叶子发黄。双方经过参观评比，一致公认合作社的棉苗比互助组的好。
但是互助组并不服气合作社的先进经验，棉花脱花裤时，双方进行第二次评比。合作社采用新的办法脱花裤：二次把花裤脱完，果枝下面保留二三片老叶，以吸收养分，便于棉苗发育。互助组认为这种作法太慢，浪费时间，采用旧的办法脱花裤：一次把花裤脱完，果枝下面不留老叶。一星期后，双方进行参观评比，合作社的棉苗发育正常，长的很快，互助组的棉苗发育受到损伤，比合作社的棉苗低了半寸。
但是互助组还是不服气合作社的先进经验。锄棉花地时，双方进行第三次评比。合作社采用新的办法锄地：浅锄，互助组认为浅锄不能把草根除净，采用旧的办法锄地：深锄。不久双方进行参观评比，合作社的棉苗长的很茂盛，互助组的棉苗由于深锄伤了虚根，有些萎缩，比合作社的棉苗又低了半寸。
棉花打顶的时候，互助组想到过去三次评比都失败了，开始相信新的技术了。许多人去看合作社怎样打顶，自己跟着干起来。互助组长程立才过去坚决抵抗合作社的新技术，现在不好意思到合作社里学习，暗暗派了几个妇女去学习。合作社了解这种情况后，主动派人向程立才传授技术。
以后，凡是上追肥、灌溉、和害虫作斗争，互助组都跟着合作社学习新技术。
这一年，吴春安合作社的小麦、棉花产量很高，社员的收入空前增加，影响其他互助组先后参加了合作社。
夏收，村里进行小麦丰产评比（当时小麦遭了风灾，歉收）。单干户的小麦每亩平均产四十斤，最高的六十五斤。互助组的小麦每亩平均产五十一斤，最高的一百二十斤。合作社的小麦由于实行新的耕作方法，产量最高，每亩平均产七十七斤，最高的达三百六十斤。
小麦丰产评比后，姚克俊、刘万祥等互助组酝酿参加合作社。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同样的土质、阳光，为什么两家打下的庄稼天上差到地下呢？三几个人在一块闹庄稼不算话：技术不成，劳力稀松，计划不周，还是跟大伙一块办法多。”于是姚克俊、刘万祥等十余户报名参加了合作社。合作社经过研究，批准九户入社。
秋收，合作社的棉花全面丰产。全社一一八亩八分水旱花地，共收籽花五四、八○○斤，每亩平均产量超过一九五一年互助组平均产量的百分之六十，超过一九五二年互助组平均产量的百分之四十，超过单干户平均产量的百分之一百五十，超过邻村最好的互助组的平均产量百分之六十二。其中有五亩高额丰产地，每亩平均产籽花一○二一点三斤，创造全省棉花丰产新纪录。
合作社把全年的总收入作了一统计。全社二九四亩土地（内水地六九亩），收获籽花五四、八○○斤，杂粮一二、二○一斤，小麦一○、四五六斤，共折小麦合一六一、一五五斤。全社十户（新参加的九户明年才分粮，不计算在内）三十四人，每人平均分得小麦四七三九斤，超过一九五二年本村互助组每人平均收入的一倍以上。社员得到这样丰富的收入，初步改善了生活。全社十户共购细布十八匹，球鞋、雨鞋、皮鞋共四十余双，添购新被子十余条。另外社员把花不完的钱共一千三百余万元低利贷给合作社购买肥料和新式农具，以便明年扩大生产。
今年春天，吴春安合作社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后，为了加强经营管理，巩固组织，从四月份起，开始实行包工包产的“四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