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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山东莒南县埠南乡总支部
整理宣传网推动了春季生产
席星加
山东省莒南县中共埠南乡总支部为进一步加强党对农村生产的宣传工作，结合春耕生产整理了宣传网的组织，从而加强了对互助组的政治思想领导，普遍宣传了生产技术。推动了春耕生产工作。
无人负责的宣传网组织
埠南乡是莒南县一区工作基础较好的一个乡。一九五一年六月建立宣传网以来，宣传员在各种运动中曾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区、乡党的组织缺乏认真领导，所以这一工作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没有把党的宣传员和群众宣传队伍加以区别，因而没有按照规定的条件去选拔宣传员，以致选拔出来的宣传员的质量较低。全乡大部分宣传员都是识字班的青年妇女，她们作一般性的政治宣传还可以，但对于农业生产的宣传就显得“外行”。第二，选拔宣传员时，不是经过支部审查通过，上一级党委批准，而是在群众大会上选举的。选举时没有说明宣传员的任务和建立宣传网组织的目的，就“糊里糊涂”地选出了一批宣传员。有的宣传员直到现在还不明白自己应该怎样去工作。有时，县、区召开宣传员代表会，而乡村干部往往不管是否宣传员就随便派一“代表”应付了事。“代表”开会回来，也不作认真的传达和布置。这样，大部分宣传员不能经常起作用，或根本不起作用。第三，支部对宣传员的领导和使用，只是为了突击某一工作任务，没有建立定期的宣传员会议制度。正如兴隆店村宣传员王连满反映的：“用得着时抓过来开个会，用不着时几个月没人问。”因此这个乡的宣传网组织显得“有名无实”，作用不大。
埠南乡的宣传网工作为什么没有搞好呢？主要是由于区、乡、村各级党组织对建立宣传网的意义和作用认识不足，缺乏具体领导，长期无人负责所致。从去年六月到今年三月，区委只开过一次宣传员代表会，分片传授过一次。去年六月区委宣传委员参加了整党工作后，这个区的宣传工作就无人负责。去冬今春，区委委员大都参加了整党，在整党期间，也没注意结合整党来整理和提高宣传网的组织。乡、村支部看到上边不管，也就放松了领导。因此有的宣传员怀疑“是不是取消了宣传网”。这就是整理宣传网组织以前的大体情况。
从生产入手，检查宣传网工作
为了争取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三月初埠南乡总支在县委和区委的指示和帮助下，推广了草沟村潘玉善的整地丰产经验，以及官地村查棵数、称穗头、算产量的春耕保苗经验。经过推广这些先进经验之后，各乡都涌现了不少先进人物和先进的互助组，但也有部分农民还抱着观望态度，不肯接受新耕作法。这时区、乡干部就研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大家认为：要把增产经验变成广大群众的实际行动，还必须作好两件工作：一件是党员带头，典型示范，作出样子；一件是思想动员，搞好宣传教育工作。因为不论完成一件什么工作都离不开宣传，不宣传就会犯强迫命令，就会把好事变成坏事。这样，就在干部一致认识了要搞好生产工作，必须作好宣传工作，而农村宣传工作又必须在为生产服务的思想基础上，开始着手整理宣传网组织。
整理宣传网组织的工作是从这个乡的兴隆店村作起的。乡总支书记张成林利用晚上时间，在这个村召开了支委扩大会，首先从检查生产入手，联系检讨了总支领导宣传网工作中的缺点，并着重说明了过去犯强迫命令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把宣传工作作好，没有把党的政策及时和群众见面。张成林又引用了去年种小麦时运用读报组、黑板报进行宣传、推动工作的实例，使大家进一步认识了作好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接着支部委员们也都自觉地检查了过去轻视宣传工作的思想，表示要加强宣传网工作。第二天，趁雨后农闲空隙，支部召开了一次党员大会。会上除动员党员以身作则展开保苗运动外，并着重讲解了建立宣传网的重要意义和宣传员的条件。这一补课是十分必要的，它不仅使全体党员认识了作好宣传工作能推动生产，而且也体会到宣传网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是克服强迫命令的有效方法。
适应生产组织，整理宣传网
兴隆店村支部在讨论整理宣传网工作中，支部委员们感到过去按系统、按居住情况建立宣传网组织的办法，已不适合目前农民大量组织起来的情况和要求。为使宣传组织适应生产需要，确定按互助组为单位设立宣传员。已参加互助组的宣传员，可固定到所在组，没有宣传员的互助组里，必须重新建立宣传员，对原有不够条件的宣传员则动员其参加读报组或搞黑板报。就这样确定了整理宣传网的原则。为了保持宣传员的政治质量，加强对生产技术的宣传，兴隆店村支部按照具有必要的政治觉悟，在生产劳动和其他工作中以身作则、能联系群众、并有担任宣传工作的适当能力等条件选择了宣传员，还吸收了一批比较够宣传员条件的非党积极分子和有生产经验的老农民来担任宣传员。老农民在群众中有威信，通过他们宣传先进生产经验，群众易于接受。发展宣传员的方法，采取了支部提名，互助组酝酿讨论，乡总支审查批准，群众大会公布的办法。这样加强了宣传员的责任感，提高了工作积极性。不少宣传员互相勉励说：“这是支部提名，大家公认的，有多大劲就得使多大劲。”兴隆店村的宣传网组织经过整理以后，全村十九个互助组，除一个临时组因为条件还不具备没有建立宣传员外，每组都设立了宣传员一人，另有六人负责办黑板报。在这二十四名宣传员中，有党员九人，团员八人，非党积极分子七人。
宣传工作推动了生产
为使宣传员立即投入春耕生产宣传，兴隆店村支部召开了宣传员大会。会上检查总结了过去的宣传工作，肯定了成绩，表扬了工作一贯积极的宣传员王希敏等三人。同时布置了关于春耕春种的几项主要宣传工作。为使宣传工作不落空，经大会讨论规定，除建立了必要的宣传员会议制度外，又按照宣传员的活动能力，确定了活动范围和宣传对象。支部副书记王连密，支部组织委员王连满，宣传委员张继荣三人，除作好本组宣传外，并负责召集宣传员会议，领导宣传员学习。另外，在每逢布置、检查工作的同时，支部都邀请工作组的同志向宣传员进行宣传员基本知识的教育，使宣传员了解宣传员的基本任务、宣传工作的基本方法，和一些有关先进生产经验等，这就有效地提高了宣传员对宣传工作的认识和工作能力。
埠南乡的宣传网经过整理以后，一般说来宣传员都积极地活动起来了。在发动群众找肥料时，宣传员广泛地宣传了“开辟肥源，解决困难、实现计划，保证增产”的口号，大大提高了农民群众积肥的积极性。全村有两块黑板报，在春耕期间，共出版了十七期，每逢本村、本乡出现了好人好事，黑板报便及时刊登出来，宣传员也就以此作为宣传内容，广泛地进行宣传。特别在宣传了潘玉善整地丰产和官地村保苗经验后，引起了大家认真研究生产技术的兴趣。有的人步量着自己的院子，计算每亩应种植多少棵，能打多少粮食。在此情况下，宣传员又以保苗为重点，开展了若干农作技术改革的宣传，如浸种、选种、等距、宽播、防除病虫害等。今春该村共整地六百余亩，打堑、叠堰一百余道。为了加宽播幅，适当密植，全村改造耩子九把，使百分之七十的农户改善了播种方法，因而胜利地完成了春耕生产工作。这些都是和宣传员的积极活动分不开的。
总结经验，全乡推广
埠南乡党总支总结了兴隆店村整理宣传网的经验后，便分头召开了村支委会议作了介绍。各村也整理了宣传网的组织。根据需要与可能的情况，现全乡一百零六个互助组中已有八十五个组设立了宣传员，没有宣传员的互助组，正积极地培养和准备设立。
经验证明：这种适应生产组织建立宣传网组织的好处是：宣传员可利用和互助组员一块生产的方便，随时随地进行宣传。这样既可解决宣传员的宣传活动和组员生产的矛盾，又可克服宣传员不了解组内具体情况，以致宣传不深入不具体的现象。同时，由于宣传员有了生产和宣传的固定阵地，也更便于实行宣传“包干制”。埠南乡的宣传网工作，就是通过互助组织，围绕着爱国增产运动而展开活动的，因而推动了中心工作，同时也丰富了宣传工作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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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向苏联卓越的电影艺术家普多夫金学习
程季华
伟大的苏联电影艺术家弗谢沃洛德·伊拉里昂诺维奇·普多夫金的逝世，对全世界进步电影艺术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普多夫金是我国电影观众所熟知的名字。早在一九三一年，他所导演的影片“成吉斯汗的后代”就在中国放映了，这是第一部在中国广大观众面前出现的苏联影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普多夫金所导演的影片，更成为我国人民所喜爱的艺术珍品。研究与回顾普多夫金一生的艺术经历，对我国电影艺术工作者有着极重大的意义。
普多夫金生于一八九三年，就在他逝世的前四个月，今年的二月二十八日，为了庆祝他的六十寿辰，曾在莫斯科的“电影之家”举行了盛大的祝寿晚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了庆祝他的六十寿辰，和表彰他在苏联电影艺术上的功勋，特为发布命令，又一次授予他以劳动红旗勋章。普多夫金曾经两次获得列宁勋章和两次获得劳动红旗勋章，三次获得斯大林奖金，并曾荣获“苏联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苏联的电影艺术，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断地与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反现实主义的艺术流派作斗争，在这个紧张而尖锐的斗争中，普多夫金以他自己的创作实践和理论著述作了巨大的贡献。普多夫金的名字是和苏联电影艺术的诞生、形成和发展分不开的。
普多夫金参加电影摄制工作，是从演员工作开始的。他第一次成功地扮演了的角色，是一九二○年在影片“在斗争的日子里”扮演的红军指挥员。一九二一年，他在加尔金导演的影片“镰刀与锤子”中扮演雇农安得烈，他的表演艺术被评论为“按照现实主义风格创造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家最初的形象之一”。普多夫金就是在成了著名的导演后，也一直没有放弃他的演员的活动和他对演员工作的兴趣。从一九二○年开始，到一九四七年在他自己所导演的影片“海军上将纳希莫夫”中所扮演的缅希柯夫公爵为止，在这二十七年间，他在他自己导演的影片或别人导演的影片中，扮演过各式各样的角色：红军战士、沙皇时代的警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军官、法西斯匪徒的德国将军，以及各个不同时代的历史人物等。普多夫金在扮演这一切角色时，都证明了他是一个极为优秀的、有才能的演员。他是一个能够把形象的外部描写和人物性格的心理刻划相结合的演员。
普多夫金独立导演影片开始于一九二五年。这一年他完成了一部短的喜剧片“棋迷”。同时，他开始准备摄制另外一部影片，他想用他新学得的艺术知识来服务于自己久已热爱的科学，于是他在同年年底摄制完成了一部宣传伟大的生理学家巴夫洛夫学说的影片——“脑的机能”。直到现在，这部影片仍然是苏联科学普及电影中的典范作品之一。
普多夫金经过了这两次的独立导演工作的尝试后，他开始着手准备导演大型的艺术片。当时，很多的电影工作者正醉心于形式主义的技巧的追求，而普多夫金却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所鼓舞，他满怀信心地以它来作为自己第一次导演大型艺术片的题材。一九二六年影片“母亲”的摄制完成，是现实主义在电影艺术方面最初的重大胜利，是当时苏联电影艺术领域中现实主义对形式主义斗争的巨大胜利，是苏联和全世界进步电影事业中的大事件，为电影艺术的发展开辟了新道路，把电影艺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影片“母亲”并为苏联电影在国际影坛上获得了最大的荣誉，从此，普多夫金亦被公认为世界最著名的电影导演之一。影片
“母亲”创作中合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规律的创作原则，是普多夫金从他开始从事导演工作时起所就主张的：要尊重剧本，要尊重演员的创造。他尤其重视史达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的成就，并吸引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来扮演影片中重要的角色。例如影片“母亲”中的主角，工人伯惠尔·符拉索夫和他的母亲，就都是由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巴塔洛夫和巴拉诺夫斯卡娅来扮演的。他们所创造的形象的质朴和人物精神的充实，提高并保证了影片
“母亲”的思想艺术质量。
普多夫金在一九二七年又导演了表现十月革命的
“圣彼得堡的末日”，一九二八年导演了描写被压迫的亚洲人民反抗殖民地统治者的“成吉斯汗的后代”。这两部影片基本上都是根据他导演“母亲”的创作原则来进行工作的，因而不仅思想性强，人物形象鲜明，而且在电影表现方法上，也发现了许多极其重要的新的规律，并有着高度的成就。
可是普多夫金在电影艺术的创作上也走过曲折的道路。当他一旦背离上述正确的创作原则时，就招来了错误和失败。一九二九——一九三二年他所导演的影片“普通事件”，在他写的一篇论文中，曾对自己的错误作过这样的自我批评：“普多夫金在‘普通事件’一片里也为形式主义效劳过。‘普通事件’讲的是一个人生活中的特殊事件，讲到夫妇间的变节。在摄制这部影片的时候，主要的注意力不是放在人物上，不是放在他们的行为上，而是放在摄影时要怎样安放摄影机上，剪接时要怎样把一个个镜头不平常地接在一起。普多夫金的这部电影与其说是它像描写一个苏联人的生活故事，还不如说更像导演手法的目录。”一九三三年他所导演的“逃兵”也有相类似的错误。但普多夫金的兴趣毕竟是在于刻划人物的内心生活，而且一向是倾心于表现生活真实的艺术家，因此，一九三八年他在摄制影片“胜利”时，就克服了“普通事件”和“逃兵”两片的错误，重新回返到“母亲”的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来。
此后普多夫金导演了一系列规模宏伟的历史传记片：“米宁和波热尔斯基”（一九三九年）、“苏沃罗夫”（一九四○年）、“海军上将纳希莫夫”
（一九四八年）、“俄罗斯航空之父儒科夫斯基”
（一九五○年）。这些影片都歌颂着俄罗斯人民的光荣的历史和他们的战斗的英勇，表现了俄罗斯人民的爱国主义的精神和他们的创造性的劳动。这几部影片所描写的历史事件是实质的，它们表现主要的、典型的事物，而不落入历史的细故枝节的描写。这些影片，都是符合真实地表现历史的原则的。因此这些影片都令人感到亲切，感到俄罗斯人民光荣的过去和现在生活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同时这些影片中的演员在普多夫金的指导下，也都表现出了高度的演员技巧。特别是在影片“苏沃罗夫”中的苏沃罗夫这一角色的形象创造，更被评为“在电影艺术中创造性的运用史达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的光辉范例之一”。普多夫金的这些重大的成就，主要的当然是决定于他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深湛理解和正确的掌握，但我们也可以看到，普多夫金长期的和多方面的演员工作的实践，对于他的导演工作的成就，也起了重大作用的。正是由于作为导演的普多夫金对演员艺术有着深刻的造诣，他才有可能在与演员合作时，启发演员，帮助演员，和演员共同创造出影片中的丰富多采的人物形象来。“苏沃罗夫”、“海军上将纳希莫夫”等片所获得的演员艺术的光辉成就，就是这方面的最好明证。
普多夫金最后导演的一部影片，是根据格·尼古拉耶娃的著名小说“收获”改编的。影片放映后，受到苏联观众一致好评。苏联评论界也称赞普多夫金的导演才能和技巧，认为这部影片是“富有诗意地表现了普通苏维埃人的感情的纯洁和道德上的伟大”。
普多夫金极善于总结他自己的创作经验，他是作为电影艺术中勇敢的革新者和理论活动家而出现于苏联电影界的。同时，正是他自己多方面的丰富的创作实践，也为他的理论著述提供了最好的条件和基础。还是在导演影片“母亲”的时候，他就开始在苏联国立电影大学讲授关于电影摄制方面的课程。他所编的讲义“电影编导论”在当时很快地就被译成了德、英、日等国文字，并受到各国广大电影工作者的欢迎。中国在一九三三年也出版了普多夫金的这本著作。这是中国介绍苏联电影艺术理论的第一本书，对当时中国的进步电影工作者是发生过很大作用的。普多夫金也曾多次在国立电影大学讲授关于电影演员方面的课程，他的讲稿“电影演员论”，后来是作为苏联电影十五周年的纪念献礼而用俄、英、德、日四种文字同时出版的。
正当我国的伟大现实生活，要求电影工作者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与业务水平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很好地学习普多夫金的艺术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的高度一致性。我们要学习普多夫金不断地探索与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前进的精神，学习他诚恳地运用自我批评使自己在艺术创作思想上不断提高的布尔什维克的精神，研究他在电影艺术上的许多优异表现，学习他经常地、及时地将自己的经验条理化和加以综合的优良作风。普多夫金在战后数年来，发表了不少更为成熟的理论文章，他更丰富、更深刻地发展了他早期理论著述中的一些正确的论点，涉及到电影艺术创造的各个方面，极为生动地、一再反复地说明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艺术家基本的、唯一的、正确的创作方法，这种创作方法是能够引导艺术家走向人民，并使其成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积极战士。普多夫金在一篇文章中说道：“我们之所以要说‘现实主义’，是因为我们的艺术要在复杂、丰富和前进的运动中来掌握生活；我们之所以要说‘社会主义’，是因为我们的创作活动，必须符合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个人民所期待的最高目的。”这几句话也正好是他自己三十余年来创作生活的最好说明。
作为共产党党员的普多夫金，他不仅是杰出的艺术家，同时也是积极的保卫世界和平的战士和优秀的社会活动家。他是莫斯科州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苏联拥护和平委员会的委员，曾多次代表苏联人民出席保卫世界和平的会议。一九五一年普多夫金访问印度时，在加尔各答的欢迎大会上，他曾说：“我相信我自己制作的影片一定面向人民，符合着缔造世界和平的要求。我们的影片应该接近人民，人民需要和平，反对战争，因此，我们的影片也应该记载每天每时为和平而斗争的事实。”
让我们中国的电影工作者，循着这条道路前进吧！（附图片）
普多夫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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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卫生工作
赴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文化教育考察团团员 曲正
去年九月，我随文化教育考察团赴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考察卫生工作。在考察期间，我们听了各国卫生部首长的报告，参观了医院、妇婴保健院、接生站、卫生防疫站、结核病院、门诊部、医学院、中级卫生技术学校、输血站、研究院、托儿所、早产儿医院、制药厂、工厂卫生安全设备等。
各兄弟国家在解放以后，卫生工作有飞跃的进展。它们把卫生事业作为国家事业的重要部分。新的医疗单位在工厂、矿山和农村建立起来。劳动人民享受到医药卫生的福利。经过了七、八年的建设，人民的健康水平有显著的提高：疾病减少（尤其是传染病），死亡率降低，出生率增加。此外，并培养了大批的卫生干部。现将我们所看到的一些问题分述于下，供我国的卫生工作者参考。
贯彻执行面向工农的方针
在反动统治时期，各国的医务工作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对于劳动人民只能算是一种所谓“慈善事业”。解放后，在各国的党和人民民主政府领导下，卫生工作方针有了根本的改变，走上了以预防为主、面向工农的正确道路。
有些国家，由于在战争期间经济文化各方面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人民的健康受到极大影响，曾发生过流行性传染病。战争结束后，人民政府即用极大的力量进行防疫工作，收到很大的效果。如波兰在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六年间，发生了伤寒、副伤寒、赤痢、疟疾等流行病。为了扑灭这些传染病，波兰人民政府在华沙成立了非常防疫委员会，各地成立了分会，主持防疫工作，对一切传染病都实行免费治疗。这种措施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到一九四九年疟疾几乎绝迹，其他传染病也大为减少。另外对于慢性传染病、社会病，如结核病、性病及儿童特有的腹泻和软骨病等，都积极进行了预防。全国设立了三百个防痨工作组、性病研究所和防治组，并展开了儿童防病运动。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都在各级政权下设立了卫生防疫站及防痨防性病等组织；并决定医生的治疗工作要和预防工作相结合：医生除进行治疗以外，并抽出一定的时间到工厂车间或居民中去指导卫生预防工作。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也有同样的组织。
在面向工农的问题上，各人民民主国家实行了或扩大了劳动保险制度。劳动保险的人数各国不同，有些国家的劳动保险人数达到百分之五十，最高的已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他们都享受免费治疗、免费休养的权利。实行这种制度以后，劳动人民的健康得到了保障，从而加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力量。同时，卫生建设首先照顾到工厂矿山。如罗马尼亚各大企业中心的医务人员，数量较多，质量也较好，平均四百个工人中即有一个医生。保加利亚在各大工厂内均设有诊察、急救所（已从一九四四年的
一百五十所增加到六百六十所）和医院（已建立三十所）。在农村中，各国根据不同的客观条件，也成立了数目不等、大小不同的医院、接生站、医务所等。罗马尼亚并派遣医疗队赴渔民区、森林区进行防治工作。波兰对于贫农实行免费治疗；对于中农则收百分之三十的费用。
妇婴卫生和奖励生育
各人民民主国家不仅注意一般的卫生工作，对于妇女和儿童卫生工作，也极为重视。各地普遍设立了接生站。如捷克斯洛伐克有百分之七十的产妇、波兰百分之八十五的产妇，均由接生员接生。许多地区实行了孕妇检查，并采用了无痛分娩法，来减轻妇女的分娩痛苦。对于参加社会劳动的妇女，产前产后均规定有假期。
对于儿童的健康情况，经常进行检查。如捷克斯洛伐克对于一岁以内的婴儿，每年检查十次；满两岁的，每年检查三、四次；三岁以上的每年检查两次。罗马尼亚特为患肠胃病的儿童设立了营养室。波兰为病儿设立了托儿所；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设有早产儿医院，使体重在两公斤以下的婴儿仍能继续其生命。早产儿医院的设备极为完善。此外，各国设有各种托儿所、儿童休养所、疗养院等。
各人民民主国家对于初生儿均发给衣服、尿布等。罗马尼亚对于有四个以上儿童的家庭给以经济上的补助，对于有十个以上儿童的母亲并给以“英雄”称号。匈牙利对于生第六个婴儿的母亲即给两千福林的奖金，子女多的家庭可以得到政府的奖状，每月还可以得到一定数目的津贴。
医疗制度的改革
随着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各国学习苏联的经验，在医疗制度方面也进行了改革。这就是把门诊治疗工作和医院治疗工作结合起来，使治疗工作和预防工作结合起来；固定居民的治疗场所，使医生的责任心更加增强。这种新的工作制度叫做联合医疗制度。
现以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市的情况为例加以说明。该市分为八个医疗区，每区设有门诊部和医院。一个区内的居民和工厂，不论门诊、出诊或住院，都由本区内的门诊部和医院负责。门诊部的医生也是医院的医生。所有的医生也按地区分工，负责居民的治疗工作。病人从开始到治愈，均由固定的医生负责。有困难时，负责主治的医生可以和其他的医生进行研究。病人在一定的时间内，可以就诊或邀请医生出诊。这样居民诊病非常便利，医生对于病人的情况也能有深刻的了解，易于进行治疗。同时，医生还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到居民家中了解他们的卫生状况。这种新的工作制度，在增进人民健康、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上，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医学教育的发展和改革
各国在反动统治时期所培养出来的医务人员，不但人数不多，而且质量也差。解放后，为了开展人民的卫生工作，旧社会所留下的医务人员，在各方面都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各国人民政府积极地建设新的学校，改造、扩大旧的学校，来大批培养新型的医务工作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如波兰原有医学院五所，新建五所，中级卫生学校增加为三十余所。罗马尼亚原有医学院五所，新建两所。捷克斯洛伐克原有医学院三所，新建四所，中级卫生技术学校共八十所，每年共有六千学生毕业。匈牙利有医学院四所，每年有八、九百名学生入学。保加利亚有医学院两所，解放后培养了大批的医生，使全国医生增加了两倍半；中级卫生技术学校十八所，培养了大批的中级卫生工作人员，使接生员增加了三倍，护士增加了七倍。
各校的学生在解放前绝大多数为资产阶级的子女。解放后设立了助学金制度，学校为工农子女开门。现在在校学生多半是工农子女。
在医学教育改革方面，一是进行了学制的改革，一是进行了学风的改造。在学制改革方面，因各国的情况不同，有的医学院是五年制，有的是六年制（均有一年的实习时间）；在系的设置方面，有的医学院分为一般医学系、小儿科学系、公共卫生学系、药学系、牙科学系，有的医学院则不分系。中级卫生技术学校的修业年限虽各有不同，但都要求在毕业时达到相当于中学毕业程度（我国高中毕业程度）。在学风方面，解放前大学里充满了自由散漫的风气，学生可以随意上课，甚至有学十年还不毕业的。教员也是随自己的所好进行讲学，是否合乎实际需要，则不过问。教学观点、教学方法，全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解放后，在各国的党和政府领导下，学习了苏联的经验，逐渐改变了这种不良的作风，树立起新的作风。学生入学要经过考试，入学后要按时上课。学习不但是学生的权利，而且是学生的义务。成绩不及格的不能毕业。毕业时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在教学方面，各科都成立了教研组，订有统一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按时完成教学任务。所用教材，有的是苏联课本，有的是教师自行编写的（经公开讨论始能应用）。教员经常关心学生的学习，征求学生对于教学的意见。学生和教员亲密地合作，为完成教学任务而努力。在教学方法上，贯彻理论和实际一致的原则。对于学生的思想教育，尤其注意。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等，均为医学校学生必修的课程，并要求在毕业考试时必须及格。
各人民民主国家除培养大批新型的医务人员之外，对于原有的医务工作者，也采用许多办法来提高他们的质量。如波兰各省都设有技术指导员，经常到小城市和农村医疗机构进行技术指导。并出版刊物，供在职医务人员参考学习。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还设有医生进修学院，使全国医生可以按时进修，学习专业技术。
卫生人员的思想改造
旧有的卫生人员，虽有一定的技术水平，但他们在思想上多半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这就阻碍着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自己的力量。因此，各人民民主国家对于旧有卫生人员的思想改造问题，极为重视。主要办法是结合业务进行思想批判。同时，还用政治学习小组、听报告等形式，或抽调医务人员进党校或夜校学习等方法，对他们进行经常的政治教育，使他们认识到工人阶级力量的伟大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旧有卫生人员对于思想改造，是欢迎和拥护的。如罗马尼亚在一九五二年召开了巴夫洛夫学说讨论大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五万人。会上，请苏联专家作了报告，并讨论了医生的立场问题，也批判了落后思想和资产阶级的医学观点，同时研究了如何发扬罗马尼亚卫生人员原有的优良作风，为人民服务等问题。这次会议以后，全国卫生人员都表示努力向苏联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
此外，对医务人员规定了奖惩制度，鼓励医务人员进步。优秀的医务工作者，都得到“人民医生”或“荣誉医生”的称号，或物质奖励。对于作风不良的医务工作者，则给以公开批评，甚至撤消其职务。
卫生工作上的其他成就
除以上所谈到的之外，从以下的各项统计也可以看到各人民民主国家卫生事业几年来的发展情况：
波兰由一万人当中有三点七个医生，发展为一万人当中有十个医生；从一万人当中有二十五张病床，发展为一万人中有四十六张病床。大城市及省县均设有急救站；工厂、矿山均设有门诊部。在十九个省内设有十八个输血站，每年供血约五万到八万公升。现有接生员三千人，接生站六百个。由于结核病而死亡的，据一九五○年的统计，一万人当中只有一○点四人。全国共有一万张休养床位，一九五二年有一万六千人次在休养所休养。此外，还有十九个研究所。
捷克斯洛伐克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六都实行了劳动保险。一九五一年有三十万人休养。一千人当中有六张病床。全国共有一千三百个诊疗所，一百二十个妇幼保健院，七百二十个卫生顾问处，十九个研究所。死于结核病的，据一九五一年的统计，一万人中仅有六点六人。肺痨专科医生和小儿科医生比以前增加了十三倍；妇产科医生增加了五倍。
匈牙利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十实行了劳动保险。一万人当中有五十七张病床；托儿所比解放前增加五十倍。全国有七个输血站，有十万人供给血液。一般死亡率低于英国；出生率比一九三八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七。一九五二年死于结核病的人数比一九三八年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七。
罗马尼亚的疟疾已减少了百分之九十四；伤寒减少了百分之九十；玉蜀黍红斑病减少了百分之三十四；一般死亡率比一九四○年降低了百分之四十；婴儿死亡率降低了百分之五十。
保加利亚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实行了劳动保险。全国已有一百二十个农村医院，六百五十一处接生站。九百人当中即有一个医生。
以上所述，只能说是东欧各国卫生工作的一部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未能作更深入的考察，因而这只能是一个初步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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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遵义市正在进行革命史迹的修建
贵州省遵义市正在进行革命史迹和文化宫的修建。遵义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名城，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举行了著名的“遵义会议”。遵义市人民解放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修建了遵义会议纪念广场和遵义会议纪念公园。为了适应劳动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当地人民政府又从去年九月一日开始，在遵义会议纪念广场修建一座劳动人民文化宫，这座文化宫已在今年七月十五日正式落成。在落成典礼上，中共遵义地方委员会书记、贵州省人民政府遵义专区专员李苏波剪彩，贵州民族歌舞剧团还演出了精彩的节目。
四川省电影放映队深入藏族自治区
今年三月间，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局电影教育工作队第四小队和第二十小队深入藏族自治区放映电影。放映队先后到达威州、理县、杂谷脑、马塘、梭磨、卓克基、悼斯甲等地，受到藏族同胞热烈欢迎。
这两个小队的工作同志，共八人，有四个是少数民族同志。他们的工作热情很高，虽然在气候干燥、寒冷、拔海四千多公尺的高山上，住帐篷、吃酥油?粑，但仍坚持工作。
为了使藏胞懂得影片内容，放映队在放映前后用藏语向观众宣传；放映时又深入到观众中去解释；电影队中的汉族工作人员并积极学习藏语。藏族同胞看了影片后，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包座土房的藏族同胞在“中国民族大团结”影片中，看见藏族人民代表到了北京和毛主席握手，又是羡慕，又是欢喜。“内蒙人民的胜利”影片的放映，使少数民族更深刻地感到毛主席民族政策的伟大。
西藏军区文工团、电影放映队在西藏各地巡回演出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所属的各文工团和电影放映队，今年上半年分别到太昭、亚东和拉萨河、雅鲁藏布江沿岸各地巡回演出，受到广大藏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各文工团和电影放映队在三个月的巡回演出中，在人口稀少的高原上共行路五千多里，演出一百一十七场，观众约五万人。
各文工团都重视运用民族形式结合爱国主义的内容，用藏语排演各种话剧、歌剧，并搜集西藏民间歌舞向群众演出。电影放映队放映了介绍祖国内地各族人民幸福生活和建设情况的影片，制作了介绍解放后西藏各地新生气象的幻灯片下乡放映。每当文工团、放映队在一个地方演出时，居住在深山僻谷中的藏族人民，成群结队背着?粑、酥油茶筒和帐篷，从几十里路以外赶到演出地点看戏。某文工团在曲水演出时，雅鲁藏布江南岸的牧民坐着牛皮船过江来看戏。每当文工团向群众表演西藏各地民歌或舞蹈时，观众们兴高采烈地随着歌舞起来。某文工团在江孜到帕里沿线演出，经常遇到冰雹，但广场周围仍然坐满了穿着皮衣、打着雨伞的观众。某文工团用藏语演出的西藏人民反帝活报，使许多人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们纷纷到文工团的驻地，向文工团员们讲述西藏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故事。亚东一位八十三岁的藏族老人格浪白吉，还把他在四十多年前用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弓箭送给文工团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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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北军区举行一九五三年文艺检阅大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于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三日举行一九五三年文艺检阅大会。参加检阅的有各部队的文艺工作队和士兵的文艺代表队。在六个晚会中共演出一百二十七个节目。
大会的目的是进一步贯彻军委总政治部的文艺工作方针，树立榜样，互相学习。大会除演出观摩外，并举行了音乐、舞蹈、说唱等座谈会；组织各代表队互相学习有示范性的节目，带回自己的部队去推广。参加检阅的节目大都是歌、舞、说唱和一小部分技艺。
获特等奖的“歌唱英雄黄继光”（文工队员钟承修和某部司务长王有康合作，后者演唱），是运用陕北郿鄠的各种曲调，比较充分地表达了英雄的思想情绪。获歌唱一等奖的某部炊事员吴天星，熟悉许多绥远和山西的民歌，经过他不断地加以改编和创造，用来描写了炊事班生活和革命大家庭的情绪。获舞蹈演出一等奖的士兵们创作的“战士欢乐舞”和“战士游戏舞”，也都是采用地方戏曲中的舞蹈动作，表现了士兵们的团结、愉快和乐观主义情绪。苗族、彝族的士兵和汉族士兵一起表演自己民族的舞蹈，和用柳叶来吹奏各种民歌。骑兵部队则把蒙古民族爱好的摔跤编成舞蹈，也将骑兵的战术特点和慓悍勇猛的气派编成“骑兵生活舞”。其他还有许多连队用二胡、笛、笙、唢呐等民间乐器组成小乐队，演奏各种优美动听的民歌。
大会的评奖工作，从连队文艺活动的现有水平出发，被评选的节目要对全军区有示范作用；作品的思想内容，要生动有力地配合建军的总任务、每一时期的训练任务和焕发鼓舞部队的战斗情绪；注意到各部队之间文艺活动发展不平衡状态，适当照顾水平较低，但又是努力开展文艺活动的连队。评奖工作是在文化干部与各代表队的讨论基础上进行的。
大会闭幕后，华北军区政治部决定成立临时的“士兵文艺演出队”，有重点地到各战斗部队做巡回示范演出，以贯彻这次大会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