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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欢迎印度艺术代表团
郑振铎
印度艺术代表团来到了北京，我们首先应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我们在二十三日晚间第一次看到他们的演出；我们热烈的欢迎他们每一个演出的节目！
印度的艺术，和中国的艺术同样的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的成就；特别在歌唱和舞蹈方面，有其深湛的训练和修养。我们看到达玛扬蒂·乔希表演的“卡达客舞”，钱德拉莱卡·巴特尔表演的“巴拉纳殿扬舞”，秦加拉迪·戈帕拉克里希南表演的孔雀舞，印象是很深刻的。手的姿势，足的进退，都表现一种情感，具有特定的意义，合于诗的韵律，非下过多年苦工夫，是不容易达到这样优美的境界的。
印度的歌曲，特别令人感到悠扬、婉曲的美。我们听了“母亲！我们向你致敬”，感到印度人民的热烈的爱国情绪。“和平歌”是壮健的，表示着印度人民的保卫和平的新生的力量。许多古典歌曲、民间歌曲，都显得在音调里充沛着活力和生命。代表团用彭加利原文唱出泰戈尔的诗，更显得歌声美丽而尽抑扬曲折之致。他的诗歌、戏曲、小说译成中文的不少。我自己就译过他的“飞鸟集”和“新月集”，可惜是从英文本译出的，必定失掉不少原来彭加利文的好处。
希拉培·巴罗德卡尔夫人的古典歌曲马拉提小调独唱，我们虽然听不懂歌辞，也仿佛能够领会到那个女孩子在汲水时的愉快的心情。普拉姆布里卡尔的古典歌曲独唱，则表现了男性的沉郁而雄壮的气概。这些，都使我们想到少年时代朗诵“木兰辞”、杜甫的“三吏”“三别”、李白的“蜀道难”、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的情形，我们虽然没有伴奏的乐器，但对于古典歌曲爱好的心情与对于铿锵可喜的音节的领会是同样的。
马杜卡·马诺哈尔·戈尔瓦尔卡的“塔—萨那依”独奏，震撼着我们的心。“塔—萨那依”是两种“鼓”似的乐器。手指和手掌在或缓或急的敲击着，其中有一种“鼓”，很像我们唐代盛行的“羯鼓”。其间或当有“因缘”的关系吧。
瓦拉雅特·侯赛尼·康恩的“西塔”独奏，博得广大的欢迎。“西塔”是一种弦乐器，有二十多根弦，音调变化无穷。我们的好些在座的音乐家们都十分注意这个乐器。
最后是“卡塔卡利舞”，这是从印度大史诗“马哈布哈拉他”里取来的一段故事舞。
“马哈布哈拉他”（Mahabharata）是印度的，也是世界的最长的史诗，分十八篇，包含诗句二十余万行，其篇幅八倍于希腊二大史诗“依利亚特”和“奥特赛”的合计。“马哈布哈拉他”的故事在印度是家喻户晓的。有许多戏曲、歌曲是取材于这篇大史诗的。这篇大史诗的作者，相传是“吠陀”的编者委耶沙（Vyasa）。它不仅以篇章的异常浩瀚著名，而且是古代印度人民美丽的想像与传说，人民的生活与思想的大宝库。那简单的故事是这样：潘达瓦斯（Pandavas）族和古鲁斯（Kurus）族之间，成了仇恨。古鲁斯族的都达约达那以赌博赢得了潘达瓦斯族的国土，潘达瓦斯族的阿琪那兄弟们并被罚隐居于森林中十二年。放逐的期限过去了，潘达瓦斯族向古鲁斯族索取国土，但都达约达那坚执不还。两族之间遂发生了大战。那是一场血淋淋的极恐怖的战争，一直战到十八天才告结束。胜利归于潘达瓦斯族。克里西那神是帮助潘达瓦斯族的阿琪那的。阿琪那与他的仇敌卡尔那的决战，是震天撼地的一场大斗争。阿琪那终于杀死了卡尔那。最后，又杀死了都达约达那。
在这个“卡塔卡利舞”里，只提到克里西那神怎样帮助潘达瓦斯族和都达约达那的怎样被杀死。
这种“卡塔卡利舞”，我们前年在印度访问时，也曾在南印度的一个地方见到。当时，我们就很惊奇于它和我们京戏里以净色为主角的武戏很相似。（那时看的是印度另一部大史诗“拉马耶那”里的一段故事舞。）金鼓齐鸣，打着花脸的武将们在决战，除了“卡塔卡利舞”的歌曲是由歌者唱着之外，
一切都十分相似。
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是悠久而深厚的，中、印两国的文化、艺术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
“卡塔卡利舞”是由诗人瓦拉托尔·纳拉雅纳·梅农的舞蹈队演出的。这次他自己也来了。他充满了对中国的热情。中国文化代表团到印度访问时，他曾经写信邀请过我们到他那里去，到他所主办的艺术学校去。可惜我们没能去得成。隔了两年，我们终于在北京见到了他，并见到他所领导的表演“卡塔卡利舞”的艺术家们，这是使我们特别感到兴奋的事。
敬祝印度艺术代表团的成功！（附图片）
七月二十三日晚印度艺术代表团在首都青年宫剧场举行音乐舞蹈演出开幕式。这是在举行开幕式时达玛扬蒂·乔希表演的卡达客舞。新华社记者齐观山摄
秦加拉迪·戈帕拉克里希南表演的孔雀舞。新华社记者齐观山摄
钱德拉莱卡·巴特尔表演的巴拉纳殿扬舞。新华社记者齐观山摄
南印著名老诗人瓦拉托尔·纳拉雅纳·梅农的舞蹈队表演的卡塔卡利舞剧“都达约达那之死”的一幕。新华社记者齐观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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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诸城朱村乡支部怎样纠正
互助合作中的急躁冒进偏向
中共山东诸城县委员会
编者按：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在六月初召开扩大干部会议，总结春季工作。当时有二十几个典型报告，证明贯彻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思想作风是作好一切工作的重要关键。我们从这些典型报告中选了几篇，从今天起陆续发表在这里。
朱村乡的互助合作运动已有八年的历史。它完成了各个时期的生产任务，增产了粮食，支援了战争，改善了农民的生活，从而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但是在去冬整顿和提高互助合作组织中，违反了积极而又稳步地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产生了急躁冒进偏向。这主要表现在盲目地追求高级的组织形式，强迫积极分子带头，组织大型互助组和大型生产合作社。全乡在五天的时间里，将六十九个小互助组强迫合并为三十七个互助组并新组织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合并起来的大组大社中，强迫将牲口合槽，粮食归社，农具归公；也有的过多地积累公共财产，大量地添购农具，经费开支过大。以王焕昌互助组为例，仅用在盖牛棚、买步犁、贷农械、雇用饲养员等方面的费用就有一千七百余万元，每亩需负担七万三千元，占到每亩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四。这种作法，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政策，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生产，脱离了群众。农民杨喜玉入社后便认为是“合了大堆”，去年他计划种的五亩豌豆，粪已送到地里，但未种上。马家庄子常年拾粪的有五户，今春以来只剩下一户。有些农民因为不愿意将牲口合槽，就把牲口卖掉或藏在亲友家里，去冬今春全乡共减少了牲口三十一头。有很多农民认为
“日子到顶了”，生产情绪低落。
上述偏向所以发生和发展，首先是而且主要是由于县区领导干部对党的互助合作政策没有很好学习，对积极而又稳步地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方针体会不深，对小农经济的特点认识不足，因而违反了自愿、互利的原则。其次，由于八年来互助合作运动及去年试办了四处农业生产合作社之后，显示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例如生产合作社比互助组平均增产三成，互助组比单干户平均增产一成五）；部分干部和积极分子因此产生了急躁冒进情绪，企图“一步登天”，喜欢搞大的，不喜欢搞小的，歧视打击单干农民。他们说“三五户不算组”，“入社光荣”，“入组平常”并说很多话来讽刺谩骂单干户。他们普遍感觉到“互助组不过瘾”，主张“快办社，好使拖拉机，早日实行社会主义”。而县、区领导上则存在着好大喜功的思想，听任这些干部及积极分子强迫组织大组大社。朱家村生产合作社在一个晚上就扩大了八十多户。再次，经过一系列的整党教育、互助合作训练和农民访苏代表团团员的宣传，广大农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社会发展方向的教育，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但在进行这些宣传教育中，由于没有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片面地简单地宣传“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集体农庄轻松愉快的劳动”，
“单干不如互助，互助不如合作”，甚至有的还说
“这次整党就要整出一个农业生产合作化来”，这就在积极分子和一部分群众中造成了错觉，纷纷议论“一九五四年咱乡保险成了集体农庄”，“脱了鞋加劲赶，跟上苏联”。这都助长了急躁冒进偏向的发展。
为了纠正互助合作运动中的急躁冒进偏向，中共朱村乡支部委员会，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于今年春季先后召集党员、青年团员和互助组长开会，认真学习了党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着重研究了土地改革以后农村的两种生产积极性，以及党在合作互助运动中的积极而又稳步地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经过座谈，发现干部和积极分子对纠正互助合作中的急躁冒进偏向存在着不少思想顾虑。在一部分负责干部中，主要是“怕受处分”，因为这些干部感到在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斗争中，发生这样的错误是严重的，因而互相推托责任，隐瞒事实。工作组的同志如组长张茂全哭丧着脸，愁的饭都吃不下去；李志芬准备到县委组织部去申请处分。范家庄子明明有十二个互助组合并了大组，但只敢承认三个。这些干部普遍不安。在一般干部中主要是“怕丢脸，不好看”。例如，王方池互助组本来很好，但在合并为大组后，就有散伙的现象。在这个组工作的干部王健全说：“无论如何别垮了，垮了多丢人，怎样再叫我吃这碗饭。”王焕昌组长期被人称为“前进组”、“样子组”，每次开会都受到表扬。现在也发现有组员不是自愿参加的。王焕昌本人情绪因此低落，他说：“往后叫我怎样见人？”另外，还有一部分干部认为“无论如何组织比不组织强”。他们说：“虽然犯了强迫命令，引起了组员的不满，但是防止了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根据上述干部的思想情况，朱村乡支部在县委区委领导下，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纠正偏向的工作：首先肯定了互助合作的工作成绩，并用活人活事来宣传组织起来的好处，以提高农民的觉悟；然后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揭发当前互助合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用具体事例证明急躁冒进偏向对生产的危害性。同时向干部、积极分子说明，这一错误主要是由领导造成的；并具体检查了本身对党的政策和上级指示学习不够，没有遵照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办事。经过上述一系列的宣传教育工作，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各种思想顾虑逐渐消除，比较明确地认识到：“没有互助就没有今天的好日子”，“咱走的路是对的，就是步子迈得太大，跌了跤，爬起来走稳就好了”。党员们更深切感觉到学习党的指示的重要，不少同志说：如不坚决纠正急躁冒进偏向，不仅互助组要垮台，而且群众也会要起来反对我们。这样，就使纠正急躁冒进偏向的工作，逐渐变成了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的自觉行动。
在纠正急躁冒进偏向以前，干部经过学习，群众也受到了教育，乡支部就领导进行互助组的排队工作。排队的结果，全乡互助组大体可分为以下四种情况：
第一类互助组，多是单干户怕受歧视，单纯为了争光荣，甚至个别是装进步而组织起来的，或是由少数人包办和强迫编成的。如党员杨秀军为了表示自己进步，便找了十一个单干户，组成了一个“形式组”。农民胡守理为了报答政府免费治好了他的重病，便带头“组织”了一个大型互助组。中农杨其玉害怕人批评自己走富农道路，便鼓动了十户富裕中农组织起来，实际上并没有在一起作过活，被群众叫做“挂羊头卖狗肉的牌子组”。类似这样情况的，全乡共有六个组。
第二类互助组，原来是根据自愿、互利原则组织起来的小型互助组，互助生产很好，但为了“早到社会主义”，在少数积极分子的鼓动下，未经全体组员的同意，便把几个小型互助组合并成立大型互助组。其中既缺乏领导骨干，又没有工作经验，生产不好，组员意见很多。如王方池互助组，原由六户组成，已有八年的互助历史，但去冬为了早搞农业生产合作社，便和另外两个互助组合并成立了一个十八户的大型互助组。合并后，牲口喂瘦了，生产不好了，开会时组员不到，组长批评组员不服从领导，组员埋怨组长不该合并大组。类似这样情况的，全乡共有十个组。
第三类互助组，原是群众自愿组织起来的，也有了领导骨干，但因过多地积累了公共财产，加上经营管理不善，经费开支过大，引起群众的不满而趋向垮台。如王焕昌互助组，原是模范互助组，自去冬今春以来，在各种基本建设及土地投资上，共支出千余万元，占土地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四，组员很不满意地说：“再搞上几年就得卖地。”类似这样情况的，全乡共有十一个组。
其余的属于第四类互助组，大都是自愿参加的，只有少数人因对个别问题不满，以至要求退组的。这类互助组的领导干部较强，经营管理也比较妥善。但还有些具体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也影响到互助组的巩固和发展。如两户合养一牛，其中有一户要退组，牛如何带出的问题；组内伙买的农具，当个别户要求退组时如何处理的问题等，均未获得切实的解决办法。
全乡互助组经过排队，摸清了情况，党支部即建议召开乡人民代表会议。在乡人民代表会议上，总结了互助合作工作，并宣传了党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揭发、批判了互助合作工作中的急躁冒进偏向。然后针对以上四种情况，经过研究，分别规定了不同的处理方法：对第一类互助组进行说服解释，改变或撤消原有组织形式，号召大家自愿组织起来；对第二类互助组，耐心动员，将大组分为小组；对第三类互助组，积极领导，提高和改进组的经营管理方法，使其坚持下去；对第四类互助组，本着团结教育的方针，采用民主协商方式，解决具体问题，进行巩固和提高。
朱村乡人民代表会议开过以后，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全乡急躁冒进偏向，已基本上得到纠正，互助组的经营管理也有了很大的改进。全乡组织起来的农户，还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八十六，其中十户以上的大组仍能坚持巩固下来的共有十四个组，由大组分为小组的有十三个组，经过说服后解散或重新自愿编组的有九个组，保持原状未动的有十个组。经过整顿以后，群众的各种顾虑消除了，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如王焕昌组，改进了经营管理办法，具体地解决了过多积累公共财产、开支过大等问题；并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使之坚持下来。又如，王方池互助组因为太大，领导较弱，便分成三个组，并各自修订了生产计划，展开了增产竞赛，及时完成了春耕播种工作。朱村乡的群众普遍反映说：“真是顺了大路，生产有指望了。”
在纠正急躁冒进偏向的过程中，干部的领导作风也有了很大的转变。比如在整顿互助合作组织后，党的支部委员便具体分工领导了十一个互助组，作出样子，然后以互助合作组织为基础，以党员、团员和劳动模范为骨干，由点到面地展开了爱国增产竞赛运动，并带动了二十六户单干农民订出了增产计划，参加了增产竞赛，推动了春耕播种工作。
在爱国增产运动中，支部注意了对先进生产经验的推广，挖掘了生产潜力。比如，将“二年三作”改为“一年二季”，平均每亩预计可增产粮食一百一十斤，全乡可增产粮食二十二万余斤。推行了苞米、地蛋（马铃薯）和绿豆的“间作法”，平均每亩预计可增产粮食十五斤，全乡可增产粮食四万余斤。推广了莒南县官地村的保苗经验，各种作物平均每亩预计可增产粮食二十八斤，全乡可增产粮食十一万二千斤。这样注意转变了一般化的领导作风，逐渐消除了农民的“生产到顶”和“靠天吃饭”的思想。目前，全乡正在开展群众性的挖掘增产窍门运动，交流群众中的增产经验，以使爱国增产运动深入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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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祝印度艺术家们的成功
赵沨
印度艺术代表团的演出，表现了印度人民的勤劳和智慧，其中少数的近代节目，更表现了印度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勇敢斗争。
我们看到了印度舞蹈的几种主要学派：优美、典雅的“卡达客舞”，是北印度的学派。达玛扬蒂·乔希女士的表演，显示了精湛的技巧。“卡达客舞”的特点是复杂错综的节奏，特别是用脚部的动作来衬托出优美的身姿，随着鼓声的愈来愈快的节奏而旋转着，逼人的鼓声夹杂着舞者脚上的小铃的响声，形成了很动人的情景。南印度的“巴拉纳殿扬”舞派，认为动作和情感，音乐和节奏是舞蹈的基本要素，“法尔南舞”又使我们感受到了舞者激荡的热情。钱德拉莱卡·巴特尔女士动人地表演了一个充满爱情的女性的温柔：“今天我的心充满了对你的爱情，我的郎君，请不要发脾气，不要离开我。”这种舞蹈以善于表情著称，舞者除了身体的动作外，还深刻地表现了角色的情绪。“卡塔卡利舞”已是舞剧的形式，舞者的脸谱和面具准确地夸张了角色的性格，随着伴唱的诗句，舞者用特定的手势来表达诗词的内容。据说，印度舞蹈原本大多是表现宗教内容的，热情奔放的“巴拉纳殿扬舞”也以模拟南印度庙宇中的石雕为舞蹈的主题；但我们已看到了描写世俗生活题材的“法尔南舞”，这个舞蹈以其固有的敏捷的步法和缓慢的姿势，和谐地表现了一个恋人的温柔的情感。
在音乐上，印度艺术代表团也成功地保持并发展着民族的特点，代表团全体朋友们合唱的“母亲，我们向你致敬”，便是用民族的音乐语言，表现了印度人民在十九世纪末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志士们的牺牲精神：“祖国，你是我们的母亲，我们从你那里可以得到一切财富、力量、光荣和祝福，就像一个孩子的愿望，可以在母亲那里得到满足。”更动人的是“和平歌”，迪利普·库马尔·萨尔马先生唱出了那些铁路工人们的朴素的愿望，曲调模拟着机车的响声，激昂地呼吁一切和平进步的人士团结起来。这首歌的曲调和其他印度古典歌曲、小调、民歌那么神似，但却成功地描写了工人们的力量和信心：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一定会团结起来，为和平而斗争。
印度艺术代表团的舞蹈和歌唱的演出，提供了一个具有古老文化的民族可能在其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其人民艺术的例证，让我们祝愿印度爱好和平的进步的艺术家们在不久的将来获得更辉煌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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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报刊论文摘要
党的工作人员是政治的领导者
“真理报”七月四日发表社论，指出党的工作人员应当是政治的领导者，摘要如下：
完成经济和文化建设的任务的高度责任，应当由党员干部担负起来。党委会是政治领导的机关，应当负责发动群众去实现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党委会应当保证他们在争取完成国家计划和任务斗争中步调的一致。
因此，对党的领导者，党的工作人员的要求特别多。他们应当深刻地研究工业和农业发展中的问题，研究思想工作，掌握正确的党的领导方法。每个领导者的首要责任，就是在各方面始终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出发，把这些利益放在一切之上，使自己实际活动的每一步都服从这些利益。
党的领导者应当成为创造性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榜样。无论何时，学习都不能落后。无论多么重工作、职位如何、处境怎样，都不应当成为充实知识的障碍。
党的领导者应当更深入地钻研生产技术和经济，了解每个人，及时地看出群众创议中的一切新事物。不知道工业，对生产过程的机械化、电气化和自动化只有模糊的概念，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成本的方法缺乏明确的概念，是不能够领导城市的。不知道农业，对农业和畜牧等工作的机械化、掌握正确的选种方法、创造饲料站的各种问题认识不清，就不能领导农村。党的工作人员应当善于发现和使用我们国民经济内部蕴藏的潜力。
党的工作人员在顽强地学习生产技术和经济时，应当注意这并不是目的的本身。重要的是要使他们所获得的知识有助于改善对经济的领导，顺利地完成国家的计划和任务。党的工作人员应当深刻钻研生产技术和经济，但不能变成一个狭仄的，单方面的专家，而应当是富有威望的政治领导者，能够看出每个具体事实和党的政策的联系。
正确领导的最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党的工作人员与广大的劳动群众的经常的交往。领导者不仅应当教导劳动人民，而且要向他们学习。一切党的工作人员的责任就是敏感地倾听群众的声音，听取他们的劝告和建议，开展自我批评，尤其是自下而上的批评，并应向沾沾自喜，自安，骄傲自满，官僚主义和腐朽堕落开火。
工作中的委员制就是党领导的最高原则。
党的工作人员的眼界愈广，他的知识水平愈高，党的领导就愈正确，其成绩就愈显著。
争取具体的和生动的领导
“真理报”七月十六日发表了论述改善党的领导方
法的社论，摘要如下：
经验证明，以深刻的生活知识，以对党组织、企业、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国营农场和机关中工作情况的熟悉了解，以及党的领导者同党及非党劳动人民的直接接触为基础的领导，是一种最有实效的生动的领导。同党组织建立生动的联系，可以帮助党委会更加具体地和有目标地进行领导，在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果，并在广大党员群众的参加下，直接就地组织对决定的执行。
生动的领导的珍贵处在于它可以帮助及时地消灭和防止缺点，帮助正确地选拔、教育和全面考察干部，并加强党的监督。任何工作人员，不论他的职位如何，都应经常处于党的不懈的监督之下。党组织必须定期检查所有组织和机关及所有领导工作人员的活动。离开党的监督就会导致工作的失败和工作人员的腐化。领导的英明就在善于看出萌芽中的不良现象，并不使它获得发展。必须坚决地揭发和制止一切对党和国家的纪律，对党所制订的领导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的最微小的破坏，向自高自大和升官发财思想，沾沾自喜和太平观念进行斗争，并提高警惕。
事实证明，很多党委会在改善自己的领导方法中，愈益巩固同党组织和党员的生动联系，并在这一基础上获得了巨大实际成果。但是必须指出，有些党委会对生动领导的意义还估计不足，而用无数的会议和源源不断的指令来代替这种领导。个别党的领导人宁愿坐在办公室里，长期不到各地。在落后地区和集体农庄中，在落后的企业中，偶而也可能遇到这种领导人。
亲自熟识当地的工作情况，同人们交谈，这比任何东西都更能使你摸清生活。一个人从办公室的窗口是望不到什么的。报告记录簿上的干燥的语言是不能表达全部生活的多种多样性的。任何工作人员在党委办公室长期呆坐，不愿到各地去，那么除了把他看作是同群众隔绝，轻视群众组织工作，自高自大和官僚主义外，再不能有其他解释。为要正确的领导，就必须更深入群众，善于发现和总结一切新的、先进的、由群众的主动精神所创造的事物。同群众的生动的接触，深刻的生活知识，在工作中严格遵守集体原则，这就是党的正确的领导的保证。
同各个党组织建立真正的、生动的联系，是和虚伪的、装装样子的联系，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曾有这样的事实，一些党的工作人员到了各区，仅是记下一些个别缺点，而不深入到党组织的工作中去，不去检查决议的执行情况，不向该地实际工作者、工作能手、党的积极分子和一般共产党员去请教。
全力巩固党委会同各个党组织、党员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生动的联系，就是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取得新的成绩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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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东各省、市党委
积极进行理论教育准备工作
华东各省、市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及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执行这一指示的通知，正积极进行审订学习计划，培养与训练理论教员等各项准备工作。现华东一级机关及各省市都已组织了学习顾问团或讲师团，共有顾问、讲师一九二人。山东省直属机关讲师团三十人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指导下，已分为四个小组，分工编写“联共（布）党史”第九章到十二章的讲授提纲。决定每章提纲拟定后，由宣传部召开地委、市委理论教员及教育科长会议研究传授办法。各地训练兼职的理论教员及学习辅导员工作，大多于六月份以后开始。华东级机关及上海市、江苏、山东、安徽各省市级机关已在训练及即将开始训练的中级学习辅导员共一千四百人。此外，江苏、安徽两省还办有理论教员研究班，为地委、市委训练中级理论教员及学习辅导员。福建训练了五九九名兼职的初级教员与学习辅导员。在配备及培养专职理论教员方面：除原已在华东局党校训练的六十九名、山东政治学校的一百名外，华东局党校拟在本期理论班结束后，再训练一部分中级理论教员。另外，福建正在训练初级教员八十五名，浙江自七月份开始调训初级教员二百名，江苏省委决定在省级机关设专职中级理论教员四名，地委、市委机关中各设一名；初级专职理论教员按学员五百人左右设一名。
此外，华东局宣传部，浙江、安徽等省委宣传部均已开始建立学习室，其他省、市也正在筹设中。为改进中、初级学习，各省、市级机关均已试办业余政治学校。
目前华东各省、市正集中精力加紧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正式学习在九月份开始。
（据解放日报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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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热河省广大干部开始学习经济建设理论
热河省直属机关及各市、县、旗及矿区的广大干部，已于七月份普遍按照中共中央的规定，开始了“联共（布）党史”和经济建设常识的学习。
在这次学习开始之前，各级党委均根据东北区理论教育工作座谈会的精神，做了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
首先，确定了各级干部的学习内容。根据全省干部现有的政治、理论、文化水平和学习领导力量，省委确定省直属机关、承德市和北票、寿王坟等矿区的一部分政治理论和文化水平较高的干部学习“联共（布）党史”，其他干部及各县干部均学经济建设常识和“政治常识读本”。
第二，训练辅导员。对学习“联共（布）党史”的辅导员除责成高级对中级进行“逐级辅导”外，对中级同级的辅导员，已于六月十日，采取半离职的方法提前训练，首先学习“联共（布）党史”第九章，共训练了六十三人，时间共十一个半天。由于受训时间较短，故只要求将第九章主要问题作初步的理解；其他问题待训练班结束后，以自修方法自行研究。由于省委的重视和各部门领导上的支持，及学员热情的学习，这次训练班已收到很好的效果。
学习经济建设常识的辅导员，省委除于四月中旬至五月中旬为各县、旗、矿区训练了五十二名外，其他未进行训练的辅导员，决定暂由各级党委宣传部领导，在每学一章前，先召集辅导员会议，研究辅导内容和辅导方法。
第三，聘请教员。对“联共（布）党史”、经济建设常识和政治常识的教员，也已在事先大体聘定。为了防止讲课中断，各章教员，一般都是聘二、三人。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各单位的负责同志，如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沈毓珂讲“联共（布）党史”第八章；商业部长孙亚光讲第九章；工业部长陈光讲第十章；经济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马信讲第十一章；热河群众日报社副社长鲁杰讲第十二章；省委第二书记、省府主席沈越讲结束语。其他如：一九五二年曾到东北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辅导员训练班学习的同志也大部分担任了讲授“联共（布）党史”的教员。为提高教学质量，决定由省委宣传部在每讲一章之前，主持召开教学研究会，研究讲课内容和讲授方法。目前负责讲授“联共（布）党史”第九章的教员已作好了讲课准备工作。
第四，成立学习核心组。为进一步加强对高级、中级的辅导工作，六月七日即成立了以省委书记王国权和第二书记沈越二同志为领导的学习核心组，参加核心组的共二十一人，主要负责指导“联共（布）党史”的学习。为了确实负起指导作用，从六月二十五日起他们已先一步学习了第九章，以便更好地引导大家深入学习。有的部门如省府人事厅，并以部门为单位成立了核心组，借以指导本部门干部的学习。各县、旗亦在以县委为主成立经济建设常识学习核心组，以加强对这门课程的指导。
（中共热河省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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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文工团离津去济南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政治部文艺工作团在二十四日离天津去济南。
第五军文工团在二十日到天津后，曾先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津部队以及天津市各界人民演出四场。他们演出的维吾尔族、乌兹别克族、俄罗斯族等新疆各族人民优秀的歌舞、音乐节目，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津部队和津市人民的热烈欢迎。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和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今日联合举办观测月食广播节目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普及科学知识，帮助全国人民观测月食现象，定在二十六日晚上联合举办观测月食广播节目。在节目中将讲解月食道理和这一次月全食的情况；请我国著名天文学家戴文赛介绍月面上的真实情况和二十六日晚上的星空；并播送我国著名天文学家张钰哲写的一篇讲稿，介绍我国古代天文学者对月亮的研究。
这一广播节目共长一个半小时，分两部分播送：第一部分是从晚上八时十五分到九时，第二部分是从晚上九时十五分到十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