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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地早稻丰收已经有望
粮食部门正积极准备收购工作
各地早稻丰收已经有望，部分地区已经开始收割。各地粮食部门对收购稻米工作，也都及时作了准备。
中南区的早稻生长良好，估计大部地区平均可收八成以上，不少农民可比去年增产一成到两成。目前，江西省南部大庾、信丰、赣县等县，六月下旬以来已陆续开始收割。中部和东部到七月二十日后也可开始收割。广西省南部已自六月中旬起开始收割早稻，邕宁、横县等县估计可比去年增产一成以上。湖南省东部和洞庭湖滨平原、湖北省长江南北的早稻，一般也都能比去年增产一成左右。广东省农时最早的海南岛已完成夏收，其他地区有的已收割完毕，有的正进入大割。全省早稻除小部分因受水灾减产外，丰收已定。揭阳县有三个区的部分乡村，早稻被水淹而减产，但全县早稻总产量可比去年增产一成半左右。该县渔湖区去年被评为丰产区，今年早稻又比去年增产百分之三十三。沙田区中山县早稻全面丰收，估计可比去年增产一成半，并出现每亩收八百斤的高额产量记录。潮安县城西北有一千三百多亩被当地农民世代称为“大海”、“饿死鸟”、“前湖”、“后湖”的低洼田，其中六百多亩早稻在往年往往颗粒不收，其余每亩只能收一百多斤；今年由于修好了水利，每亩收了三百多斤谷子。
在西南区，四川省近五千万亩水稻丰收在望。川西平原早稻正扬花吐穗，中稻也开始含苞，许多稻杆长得几乎有一人高，一般老年农民都说：这是几十年来少见的好庄稼。在气候温暖的川南长江沿岸，泸县、纳溪、江安等七县早稻已抽穗，且穗多粒饱，七月底后就可收割。云南省金沙江、红河沿岸的少数民族地区早稻丰产。
在华东区，浙江省早稻即将开始收割。全省二百二十万亩单季早稻和六百多万亩双季稻中的早稻，目前已普遍进入结穗成熟期，七月下旬可开镰收割。季节较早的金华、温州、台州、衢州等专区的早稻七月中旬就可收割。今年浙江省各地早稻杆圆、棵粗、分蘖整齐，如无意外灾害，可望丰收。目前各地正积极进行收割早稻的准备工作。
今年各地一般都注意推广先进耕作方法，合理施肥，防治病虫害；各地领导机关并注意领导农民和自然灾害作斗争。四川省水稻约有百分之六十推行了“少秧密植”等先进耕作方法，每亩最多的有八、九千窝，比去年增加两、三千窝。由于去年冬季开展了稻田治螟工作，今年虫害已大为减少。入夏以来，各地农民点灯捕蛾，扯枯心苗，又为根治虫害作了很大的努力。各地稻田施肥量也比往年增多了。全省各级合作社在五月初到六月初供应农民夏季肥料达三千三百多万斤。丹棱县楼房村农民过去是“栽秧一道粪，薅秧上点灰”，今年普遍施肥三次。各地农民为了防止水稻倒伏，还注意将磷、氮、钾等肥素合理施用。这些，都为全省水稻丰收准备了有利条件。福建省在七月三日到五日受到强大台风侵袭，但农作物损失轻微，早稻仍然丰收。这次台风是福建省三年来所受台风中风势最强，波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在这次台风即将来到和袭击期间，全省沿海各地都采取最迅速的办法传递台风警报，各地党政机关及早采取了紧急的措施，领导群众进行防范和抢救；加之台风过后，天气晴朗，有利于农作物的恢复和生长，使台风灾害大大减轻。风势最大的惠安以北到福安一带的沿海地区，除少部分正在扬花孕穗的稻子将减产一成到两成外，其他绝大部分水稻损失轻微。晋江等县早稻大都黄熟，被风吹倒的早稻田经排干了水后，一般没有损失。从已经收割的早稻产量来看，今年收成比去年还好。
目前，有些地区粮食部门正积极进行收购稻米的准备工作。湖南省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曾在六月下旬召集早稻产区各级有关部门，开会讨论和具体布置了收购工作。对市场管理、收购价格、仓储运输、改善国营粮食公司的经营管理等具体问题作了缜密研究。各县有关财经部门组织统一的收购委员会，积极进行准备。各县正计划训练临时粮食收购干部一万多人，以便认真贯彻国家购粮政策。湖南省人民政府粮食厅已发给各地仓库消毒杀虫药剂十万斤。各县除整理原有仓库外，并新建简易仓库和棚场，以扩大仓库储蓄量。国营贸易和合作社部门并准备了大批工业品和肥料，团结私商小贩组织“货郎担”下乡销售。在主要产稻地区还准备举行小型物资交流会，以满足农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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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西省遭受水灾地区经过政府领导抢救大部恢复生产
江西省自五月十日至六月十日霪雨连绵，山洪暴发，抚河、赣江、信水等河水位先后急遽上涨，沿河两岸各县、市的部分地区遭受了轻重不同的水灾。其中以南昌、吉安、赣州三专区受害较重。
早在四月上旬，江西省人民政府就发出了加强防汛抢险工作的指示，五月初，省防汛指挥部又组织了七个检查组，分别到南昌、清江、余干、鄱阳、临川等十一县，重点检查堤圩及防汛准备工作。经过这些准备工作，在五月下旬霪雨溃堤时，各地群众便保证了及时地有组织地进入了险工阵地；当河水开始上涨时，抚州专署副专员，南昌、新淦、临川等县县长和中共县委负责同志，都亲自上堤领导群众防护抢险，因此，相当地减少了这次洪水的灾害。
江西南昌、吉安等地区遭到暂时不能避免的洪水灾害后，中共南昌、吉安地委和专署以及各县负责干部都带领大批人员赶到灾区，协助当地群众抢险堵口。省人民政府和中共江西省委并组成联合慰问团，由省政府民政厅朱开铨厅长及南昌专署副专员率领，配合南昌、赣州、九江三专署派出的干部，分别到萍乡、新喻、分宜、清江、永修、修水、安远、信丰等县慰问灾民，发放大批急救款及各种贷粮、贷款，解决灾民的食宿问题；同时领导群众进行排水、扶苗、洗秧、挑除沙石、改种、调剂秧苗、补肥和恢复水利等工作。在抢救过程中，省人民政府曾紧急指示灾区各级政府停止一切与救灾无关的工作，确实掌握灾情，全力抢救；并先后发出中央拨给该省水灾急赈款四十亿元，及发给萍乡重灾区的棉衣六百五十套。省财政厅亦拨给南昌专区救济款五亿元、公田租谷四十三万斤；省人民银行对灾民也增拨贷款八亿八千万元，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与生产的困难。经过以上措施，各地灾民积极地展开了抢险堵口、恢复生产的运动。现灾区生产已经恢复，一般地已进入耘禾阶段。被冲毁的小型水利一般已恢复了百分之七十以上。 （徐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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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屯留县委检查和改进对农业生产的领导
山西省屯留县委今春组织全县干部学习了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和人民日报“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的社论，联系思想和工作，进行了深入的检查。首先检查出在订生产计划中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和盲目性。他们曾预计五年内在全县发展麻田二十万亩；一九五三年原计划发展到八万亩，结果只种了不足五千亩。这个计划违背了“增产粮食是农业生产战线上的首要任务”的方针，也不符合农民当前的要求。他们原计划在一九五三年推广水车六百部，第一季度完成百分之八十。结果仅推广了一百一十部；而且去年“推”出去的大部水车还没有安装起来。这是因为在订计划时完全忽视了农民的思想觉悟、生产需要和购买能力，这就促成了区村干部的强迫命令，引起了群众的不满，把好事办成了坏事。特别是在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中，没有完全按照中央指示的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与可能条件稳步前进的方针，把一些根本不够中央所规定的条件的互助组，硬改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又把六十个社的牲畜、羊群、农具全部或部分作价入社，共作价十二亿一千八百余万元。三区李村社甚至把羊工的被子、皮袄也作价归社了。这就引起社员的思想动荡。有牲口户说：“牲口作价是句话，还价不知在何年。”无牲口户反映：“动弹三年也还不完债，早点出社为正经。”有些不够条件的社，社员都不爱护公物。有的人反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人老得快，牲口死得快，家具坏得快。”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信誉降低了，社外群众思想也动荡起来，消极地等待“合作化”，生产劲头不大。
县委领导全县干部，在春耕生产中，按照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的文件，改进了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四十六个社作价归社的牲口、羊群、农具，实行全体社员讨论、民主议定的办法，采取租用、私有伙用、作价付息和在社内经济能力许可的条件下集资购买的办法，按照既不损害私有又便利集体经营的原则，作了正确的处理。不够条件的十四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群众自愿的原则下，重新改组为互助组。干部作风也开始转变了，重视了深入群众、贯彻政策，用典型示范的方法指导农业生产。水利科长郭玉城到二区路村工作，随时随地了解情况，吸取群众经验，按照就地取材，就地总结，就地推广的原则，总结了该村李保昌一九五○年每亩高粱产一千斤的经验，通过宣传网在群众中进行了宣传。结果，全村在积肥、密植方面都做出了显著成绩。由于政策的贯彻和干部作风的改进，群众情绪由动荡走向稳定，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群众积极准备生产资料，全县今春购买牲口一千四百多头；修大小农具二万三千四百五十件。铁匠木匠反映：“去冬没活干，今春干不完。”施肥量超过去年约七分之一。耕、耙、耢都比去年做得更细致了。全县五十二万亩秋田都做到了适时下种。从这些工作中，屯留县的干部们更深刻地体会到纠正偏向、贯彻政策、改进作风的重大意义。（陈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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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做好农村工作就要好好学习三个文件
——武乡县县区干部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等三个文件的收获和问题
李纯仁 常维汉
山西武乡县县区干部，从四月初开始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和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及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在这次学习中，多数干部克服了过去因为工作忙、没时间、不能认真钻研等思想，把三个文件作为指导农村工作的指南，认真地加以学习，因而在最紧张最繁忙的纠正盲目冒进偏向与全力领导春耕生产的季节，作到了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在改进工作和提高干部思想上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为了了解两个月来学习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以便使学习再深入一步，在六月上旬县区扩大干部会议中，进行了一次测验和检查。
这次学习是有一定的收获的：
第一、多数干部认识了而且作到了把生产作为农村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初步克服了过去的平均主义、分散主义的作法。县委领导干部一方面严格控制了各种会议，另一方面改进了领导作风，深入到各区各村作具体指导，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春耕中各区经常有一个县委直接指导，使问题能及时解决。各机关经常有一半以上干部下乡做实际工作，大大改变了以往单在机关里发指示、发表格、要材料的作法。各区区委采取了轮回检查的办法，区干部深入到村、社、组内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并帮助解决，大大减少了各村村干部与广大群众误工的现象。广大农民群众反映：“这才叫个真正搞好生产！像以前，就只是嘴上说说。”群众和村干部对县区干部更加信任、拥护了。第二、多数领导干部开始掌握了从实际出发，从小农经济特点出发的原则。大家正确地认识到过去对武乡县工作基础估计太高，要求太高，因而造成了合作互助运动中的盲目冒进偏向，产生了强迫命令的工作作风和打击歧视单干农民的错误。学习中央文件以后，县委结合武乡县的实际情况，积极稳当地纠正了武乡县互助合作运动中的盲目冒进倾向，把原有的一百六十六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整顿为一百四十八个，对耕牛、羊群、农具等作价入社问题，除一部分耕牛农具在社员真正自愿的原则下仍保留为社的公有财产之外，绝大部分已经退给社员。各区村干部都抓住了一切从多打粮食增加收入出发的原则，改变了过去在社内组内过分强调集体和盲目摆大摊子的做法；在许多村采用了就地取材，就地推广的方法，进行了土地排队，算株算穗，总结出当地的丰产经验，用实例来教育群众，收效很大，合理密植做得较好。干部对待单干农民，也大都采取了积极领导、耐心帮助教育的态度。
第三、过去不少干部不敢宣传保护农民所有权，特别是不敢宣传互助合作运动中的自愿原则，怕社、组散伙。经过学习，大部县区干部开始认识了农民个体经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将是大量存在的，认识了坚持巩固地联合中农的重要性，正确地并较完整地宣传贯彻了保护农民所有权及自愿两利等社会政策，纠正了过去流传的“三年合作化，五年集体化，家家都得入农业社”等错误说法；在处理互助合作问题上真正掌握了自愿两利原则，使社员组员真正作到了入社入组自愿，出社出组自由。过去多数人不安心农业生产，想到外边去；不少农民不要土地；现在要外出的不外出了，有些已经外出的也回来了，有些因外出把土地给了别人的，现在都往回要地。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是大大提高了。
第四、所有干部程度不同地都体会到了学习的重要性。有些同志在工作中发现问题，就看文件研究解决办法；认识到离开文件就无法工作。就是过去极不重视学习的人，也开始转变了。这次测验虽然有多数人不及格，但没有一个人交白卷子；就是刚调出来参加工作的新干部，也都能答对一题或两题。因此，在这段工作中干部犯错误与出偏差的较少。
在学习中央文件中，还有一些严重的问题：
第一、一部分干部，甚至有个别部门的负责同志，还没有把中央发布的三个文件当作农村工作的指南来认真地学习、钻研。从参加笔试和口试的四百二十四个干部看来，在学习收获上是极不平衡的。一般的是县级机关干部较好，区级干部较差；主要干部较好，一般干部较差；老干部较好，新干部较差。参加笔试的二十四个单位三百八十个干部中，及格的仅九十四人。按各单位总平均分数计算，及格的只有两个单位（一为县委会，平均分数六十九分点三；一为县政府，平均分数六十二分点五）；其余二十二个单位都不及格。七个区没有一个区平均分数及格；县武装部和第七区的干部连一个及格的都没有。县级机关正副科长级以上干部三十九人，笔试及格的只有二十一人。参加口试的四十四人，大部答对的约只一半。有些负责同志，还不如一般干部。如县武装部副部长不及格，税务局长不如股员，工商科长不如科员。这是应当及时解决的一个问题。
第二、从测验结果来看，不少同志在认识上、观点上还有许多错误。如对小农个体经济的发展前途，有的认为不参加互助合作的农民就一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有的认为个体农民虽不参加互助合作组织也走不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有的认为单干就是分散主义、闹不团结，就是不跟上共产党走，应该加以限制、打击。有的认为富农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有个别同志在学习三个文件后认为我们过去的工作一切都错了。有人认为农业生产合作社根本不应该积累公共财产。从这些错误的答案来看，在继续学习中引导干部全面地掌握方针政策，克服认识问题的片面性，也是应当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三、在学习方法上还有不少毛病。一部分干部在学习中不联系工作实际与思想实际，在学习中老是一人读大家听，或者只是个人念，读后也提不出什么问题，更展不开讨论。因此，就有些人对学习不感兴趣。尤其是税收、贸易、金融等部门的干部，自认为这些文件和他们的工作关系不大，所以学习得极为草率。其实这些文件和任何在农村作工作的干部都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第四、县委宣传部门对于学习没有规定定期的测验、总结、检查制度，有时抓得不够紧，因而一些同志在学习上时冷时热，不够经常；尤其是下乡干部，始终不能坚持每天两小时学习的制度，学习时常处于自流状态。
作了这次测验和检查之后，除按分数多少依次排列悬榜表示鼓励和批评以外，中共武乡县委采取了以下措施：（一）规定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等三个文件为今后经常结合工作，认真继续学习的文件。（二）在扩大干部会议以后抽出了一天时间，由县委进行讲解，组织讨论，帮助大家纠正错误观点，学习全面地分析问题、研究问题的方法。县委宣传部并为大家拟定了今后学习中研究讨论的题目。（三）规定学习方法以自学为主，组织小组讨论；辅之以必要的讲解。由县委委员分工，在机关和各区具体指导，及时帮助解决学习中的困难和疑难问题，并随时检查学习情况。（四）规定今后按季节进行定期的总结测验；县委宣传部门随时进行检查，总结和交流学习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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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州专区乡干部自己参加生产后对领导群众生产也有了办法
江苏省苏州专区各县的乡干部从自己参加生产来领导群众生产，很受农民欢迎。
苏州专区所属无锡、宜兴等九个县的乡干部，过去由于自己参加生产的时间很少，因此也就不能很好地领导群众生产。现在，乡干部的工作作风有了显著的改进，全区绝大多数半脱离生产的乡干部，大部分时间在互助组内参加生产。宜兴县定期回家生产、半脱离生产的乡干部，占乡干部总数百分之八十八点九八。无锡县有百分之八十三以上半脱离生产的乡干部，定期回家参加生产。乡干部参加生产后，对领导生产也有了办法。他们以自己所在的村为基础，划片分工，领导生产，定期回到乡人民政府碰头，交流情况和经验，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他们自己做出榜样，培养典型，很快地由点推广到面。常熟县沙洲区群众怕车水抗旱会损坏麦子，使泥土板结，该区合兴乡乡长和东莱乡农会主任便在自己互助组内发动车水。车水几天后，棉苗全部出土，麦子也长得很好。这样，全村百分之八十的棉田都跟着车了水。宜兴县金泉乡副乡长潘禹德回家参加生产，在推广水稻适当密植时，自己选择一亩田做到行和株的距离均匀。群众看了都说他的办法好，并跟着他学起来。该乡财粮员何良仙首先用盐水选种，也带动很多农民群众实行这一办法。（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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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低级互助组是怎样巩固和提高的
王恩贵
吉林省蛟河县联合屯韩奎互助组原来是一个临时插犋换工组，今年开始准备春耕的时候，由区干部帮助改组成一个有七户人参加的三大季的互助组，并由组员选出韩奎当组长。最初韩奎没有信心，他说：“我一没有文化，二没有经验，又没有算计，连自己的生产还搞不好，怎能领导别人。”后来由县里下乡的王同志给他指点了一些办法，并让他向本屯常年互助组组长高岱长领导的互助组学习，他的信心才提高了。他紧紧抓住了“学习别人，提高自己”的方法来领导互助组。
地刚解冻的时候，高岱长互助组掀起了积肥运动。韩奎就赶紧到高岱长那里学习攒粪、送粪和支配劳动力的办法。接着又找组员们开会商量换工攒粪的问题。七个组员，分工合作，挖的挖，装的装，送的送，给这家攒够了，再给另一家攒，十几天的工夫，全组一共攒出了一百二十多车粪，加上原来的猪圈粪、人粪等共送出三百多车。播种前，高岱长互助组创造出大豆双行压格器（即踩格子的工具）和双筒点胡芦，把四垧八亩丰产地的大豆都播成双苗眼，其他庄稼也实行了等距宽播和连结作业。韩奎互助组看到了，就按着自己组的生产条件，也适当地改进了耕作法，因而小苗出得齐，长得旺。
春耕结束后，在高岱长的帮助下，韩奎和组内的积极分子，在一块总结了春耕播种工作。在总结中，发现由插犋换工组变成季节组，特别是有了组长，学习了常年组的办法以后，和往年有很多不同：干活劲头大了，多攒了粪肥，播种时实行了深耕细作和连结作业，克服了春旱。但是也还存在许多应该改进的缺点：一、在互助生产中，劳力不分强弱，干活不分好坏，技术不分高低，总是干一天活就订一个工，有的人吃亏，有的人占便宜。二、没有记工清账，组员们互相存欠的人畜工，全靠自己心里记，在播种阶段，险些儿算不清账。三、经营管理还不够民主。像轮班干活时，组长有时没有征求大家的意见，因而有的组员不满意。大家都认为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便会减低组员们的生产积极性。于是订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一、实行民主管理，铲地时干活先后问题，应根据地的荒净情况，先由组长订出计划，经过组员讨论决定。二、贯彻互利政策，按每人劳力强弱、技术高低、干活好坏评出每个人的固定分数，如果本人发挥了积极性，提高了工作效率，就按情况增分。三、建立清工结账制度。每人发给一百张工票，干完活后，每天晚上找换工票，五天记账清账一次，一季找齐。以上办法经过组员反复讨论修改和补充后，就照着实行了。
六月九日，韩奎互助组开始了夏锄，为了加强工作的质量，他们运用了高岱长组铲地的好办法，结果铲的细，又不伤苗、不留草。为了间好苗，他们组织了本组的三名妇女到高岱长组作了三天工，学会了怎样间苗。由于贯彻了互利政策，实行了民主管理和清工结账制度，韩奎互助组从打春起种地到夏锄，一直是在一块干活，已由一个临时换工组变成三大季的互助组。
韩奎互助组半年来的实践证明，搞好常年组，树立旗帜，并加强常年组和低级组的联系，是提高低级组，领导互助合作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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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松江省桦南县一个区看怎样改进区级干部领导农业生产的方法
马健
“把生产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统一领导思想，统一工作计划，统一使用力量”；“深入群众，搞好重点，推动一般”，这些都是农村工作中领导思想和领导方法上的根本问题，说起来好像是老生常谈，实际做起来可不简单。根据今年四月间我们在桦南县第一区了解的情况来看，在区干部领导生产的工作中是有不少问题的：
一、区级领导方面过去虽然也注意了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使用力量，但是往往被县级各部门打乱。各部门都强调自己的业务工作重要，要区里“限期完成”，区里只好把自己原来的布署和计划取消，陷于被动忙乱状态。今年春节后，在推广新耕作方法时，县里领导思想比较统一，力量比较集中，上级的指示比较及时，区级干部经常有二十多名在乡下活动，因此，区里领导生产也就比较顺利。但从三月下半月以后，县的各部门业务工作多起来了，区干部经常被抽调，乡下只有七、八个人活动了。这样，就大大地减弱了对生产工作的领导。一区干部按编制是二十五人；除了还缺一名农业助理员以外，其余干部都已配齐。但是，有离职学习的四人（包括省党校、行政干部学校、武装干部学校、文化补习学校），领导民工外出的一人，请长期病假的一人，轮流休息的一人。另外，区人民政府还要留二人在机关工作；能下乡的只剩了十五人。这十五个人还经常被县级各部门抽调去开会或长期工作。从三月八日到四月二十二日，区干部（从区委书记、区长到助理员、文书）平均每天都有两人到三人在县里开会或工作。区委书记郎义同志说：“区里工作就是伸不开腰。本想有计划地去干，可是一下子就叫县里各部门给打乱了。”
二、区级领导干部虽然也知道生产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但县里很多部门的干部下乡后都直接找区委书记，并要求区委负责保证完成任务，加上区干部常被县里抽调，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很难把生产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有些业务部门单纯强调搞自己的业务，往往和中心工作脱节；区领导干部如果不同意，还会被批评为“领导不全面”。有些部门的干部到区以后，不深入群众了解情况，而坐在区委办公室叫区委书记给汇报情况。
另外，由于区级领导干部分工不够明确，区、村各个组织、各个部门以及广大干部群众，事事都要找区委书记来办。区税务所收税工作中发生困难也找区委书记帮助；运输公司营业所找大车拉脚也找区委书记帮忙；农村群众为了一些小事，如军属找房子、治病，转业军人想开成衣铺，以及民事纠纷等等，都来找区委书记；横黛山村一个农民的骡马下驹“爬窝”了，也找区委书记给想办法。区委书记对上边来找的各部门干部不管，会受到“区委不重视”的批评；对下边的各种事务工作不管，又怕群众会说“官僚”、“架子大”；因此，对来自各方面的工作一一“应酬”，结果就削弱了对当前生产工作和党务工作的领导。
三、由于工作被动忙乱，不能深入地了解情况、系统地解决问题，区委对农业生产工作的领导就很难跳出“一般化”的老圈子，对于掌握重点、深入群众、发现问题、创造经验、指导全面作得很不够。如在种麦时，曾发现了群众在耕作上使用着十分粗糙的方法，区委只是给各村、各区干部发个通报，要大家注意；却没有深入群众进一步帮助群众想出切实可行的改进办法，把经验及时地传播开去。这样，虽然发现了一些问题，但也等于没有发现。
区的领导重点也不明确，区干部的力量有平均使用的现象。虽然也设了重点，干部分了工；可是县级各部门一抽调干部，就使重点失去了作用。
四、大部分区干部不懂生产方针和政策，缺乏农业生产知识。如区干部黄秀兰在太平庄村工作，群众问他：“种谷子宽苗眼，趟上土把苗压死了怎办？”黄答不上来，自己感到很不好看，只好说：“等我回去问问再说。”全区现有干部中，仅有三分之一的人（包括区委书记、区长在内）对党在农业生产中的方针和政策还知道一些。因此，一般区干部下乡常常躲开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村子；即便到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村工作，他们也不愿到社里去，
“怕社里问这个问那个的”。区干部下乡后，不学习文件，整天陷在事务圈子里，只求完成上级分配给的数字；他们回区以后，领导方面也很少组织他们学习。他们在工作中缺乏办法，做工作常发生偏差，也不受群众尊重，自己也感到苦恼。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一、我认为，改进区的领导，是和县的领导作风的转变分不开的。县里领导的统一，是区村做好生产工作的关键。县委、县政府对于各个业务部门应适当地加以控制。各个业务部门下达工作、抽调干部，必须经县委批准。县里各个部门干部下乡工作，应围绕与结合生产工作，深入群众了解情况，不应只是伸手向区委要材料（当然区委也应主动地反映情况）。另方面，县各部门的一般业务工作，不应事事要区委保证，样样要区委负责。
二、区里要充分发挥组织力量，分工合作，建立与健全责任制度。区领导干部应有明确的分工。第一区区委书记、副书记和区长、副区长现在是这样分工的：区委书记除掌握全面领导外，着重领导党务工作；区委副书记着重领导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运动；区长除掌握行政的全面领导外，着重领导农业生产，并与区委副书记适当分工；副区长多负责一些行政事务。对于来自上级的各个业务部门的工作，除党的系统的以外，凡行政系统的，一般应和区长研究；区村的行政事务，也应由区政府负责。这样，区委书记可抽出更多的力量去领导中心工作和党务工作。
第一区根据现有的干部力量和具体情况，把全区划分成四个片，成立了四个工作组，每组设两个组长，区委书记、副书记、区长、副区长分别担任各组组长。每个片里有重点村、社、组。工作组采取又集中又分散的办法使用力量。要解决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时，就集中到重点村、组吸取经验，然后分别到一般村去传播。区委经常开碰头会，检查、汇报工作，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提到区委会研究。工作组同时又是学习组，工作和学习统一领导。目前来看，这样做对于提高区干部的水平、做好全面工作是比较恰当的。要注意的是，在实行这个办法时，领导方面必须大胆放手使用干部，充分发挥大家的工作积极性，把各种工作做好，以免只是区委书记、区长和工作组长忙忙乱乱，一般干部消极被动。
区的领导干部还应明确认识：仅仅依靠几个区干部的力量是很不够的，还必须发挥各个组织的力量，对党支部、宣传网、团支部以及各个群众组织应加强思想领导，使它们充分发挥作用。
三、区领导干部要抓紧中心、掌握农时、争取主动。在每一个农事季节到来之前，都要及早做出工作计划，及早做好宣传动员工作和具体的准备工作。不然，一步赶不上，就会步步赶不上。
在作了思想动员、做了准备工作以后，就应当根据本区的具体情况，先搞好重点，及时地取得经验。这样，领导就能主动，就能使工作顺利开展。应注意的是：做重点工作时，不应而且也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一点毛病也没有的时候才向各村推广；而应当在发现有一点成功经验的时候就及时推广，发现有缺点时也应一方面帮助改进，一方面提醒其它村、组注意。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帮助重点村、组不断前进，也才能及时带动一般村、组。
四、区干部应深入地调查研究。可采取召开小型座谈会的方式，从群众中了解问题，摸着群众的真实思想。在了解了群众思想以后，再具体帮助村干部想出办法，提出明确具体的任务。每一项工作开展以后，都要及时深入地检查，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检查工作时不能单纯看成绩或数字，而应着重检查工作方法，并帮助总结、交流和推广经验。
五、要加强对区干部的政策领导和业务指导。一是加强对区干部政策学习的领导。区干部下乡时，区委应给规定一定的学习任务；区干部回区后，区委应检查他们的学习笔记，举行测验，并组织他们集体讨论。二是改进区干部回区汇报工作的方法。汇报时不要泛泛地汇报一些工作情况，而要着重汇报下边工作中所碰到的具体问题和新的经验；不要大家一汇报、区委书记一“总结”一“布置”就完事，而要组织大家讨论这些具体问题，交流经验。这样使大家动脑筋，大家想办法，不但能不断地提高干部的政策水平和领导能力，而且便于解决实际问题。
第2版()
专栏：
高邮湖滩变了样
缪文渭
今年三月，我从三河闸工地回家，路过高邮湖滩。十一年前，我在高邮湖两岸打过游击。那时候，这里是一望无边的芦苇、没有人烟的地方。现在已有了很多新的村庄，一排排簇新的草房，墙上涂着雪白的石灰。
穿过芦苇滩，老远看见一个高墩子，我很快回忆起住在墩子旁边的张大爷来。张大爷是四十多岁的老头子，从小受苦，给地主扛过三十多年长工。抗战时期，我们常住在他家里。他经常在夜里，用船把我们送过封锁线。这次我想顺便到他家里去看看。那知跑不多远，前面横着一条大河拦住了去路。很奇怪，从前每天走过这里几次，连水沟子都没有，怎么现在有了一条大河？
河对岸有很多渔民，结网的结网，洗船的洗船。我正想请他们把船放过来让我过渡，忽然发现上游来了一只小渔船，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手摇双桨，把小船划得像射箭一样。船头上坐着一个姑娘，聚精会神地看着一张画报。我向他们招手，请他们把我渡过河去。小伙子只顾划船，没有看到我招手，船像穿梭似地到下游去了。我便大声急呼。姑娘听到我喊过河，急忙放下画报问我：“从哪里来的？”我回答：“三河闸！”小伙子急忙掉过船头，向我划来。姑娘也帮着撑篙。等船靠了岸，小伙子很抱歉地对我说：“同志，不是我们不放你过河，你懂得河上的规矩吗？‘千金唤不回顺水船’。”
我跳上船一看，觉得这两个青年人的脸孔很熟悉，但记不起在那里见过。小伙子很认真地说：“我们渔民最近订了个新规约，只要是造水闸的人从这里过河，不管船有多忙都要放他们过河。”
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订这个规约？小伙子把头向岸上一翘说：“同志，你不知道，这里是出名的林家荡，九里荒。解放前，这里年年闹水灾，湖洼地，蛤蟆尿泡尿也得成灾。现在这里开挖了新引河，能出水，能进水，多年不长庄稼的洼地现在已经丰收了。”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绿油油的麦田像一望无边的海洋，春风吹来，到处起伏着波浪。小伙子又把头向高邮湖一翘说：“三河闸造好后，这个湖就要变成旱地，上级说要在这里开集体农庄，现在我们这里有很多人到扬州去学开拖拉机了。将来我们这里可热闹啦，有集体农庄，发电站，又有鱼吃。”
船靠了岸，我急忙向高墩子那边走去，那知到高墩子旁边一看，张大爷住的两间草棚没有了。向东一看，东边的庄子头上有几间高大的草房，草房门前拴着一条大牛，一条小牛，屋檐下搁着油漆得亮晶晶的水车，屋后的草堆比屋顶还高。我就向那间房子走去。老远就看见一个老太太，坐在大门口缝一件花布衣服，我看出这就是张奶奶，便向她打招呼。张奶奶一听有人喊，就放下针线。我走到她面前，说明来历，她一听，急忙拉着我说：“原来是你啊！我和老头子常常念着你，不知你到什么地方去了，打听了几次也没打听到。”老太太好像有一肚子的话要说，一扯就没有个完。我问她什么时候搬到这个新房子里来住的？老奶奶一听说新房子，话就更多了。她笑着说：“从前住的那两间风扫地月点灯，管晴不管阴的破棚子，给日本鬼子烧掉了。后来盖了一间，又被反动派烧掉了。解放后，分了十几亩地，四间新房子。”她又指着门口的牛、水车说：“这些都是土地改革时分到的。”我问她张大爷、她的儿子、姑娘到那里去了。她告诉我：“张大爷成天忙互助组的工作，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回家吃。大儿子参加志愿军当了指导员，二儿子在三河闸学水泥匠，三儿子和闺女打鱼去了。”她很欣慰地笑了笑接着对我说：“唉！他们都像长了翅膀一样，总是在外边飞来飞去的不归家。”天快黑了，张大爷才从外边回来。两个年轻人也回来了，原来就是他俩渡我过的河。他俩捉了很多大鱼，老太太烧火，姑娘忙着煮鱼。小伙子很难为情地对我说：“今天真对不起你，不知道是你过河，如果知道的话，一定用船去接你。”老奶奶煮好鱼，又炒了几个鸡蛋，一家人都围在桌上吃饭。老头子一边吃饭，一边和我谈起他们互助组里的事情，并询问三河闸的建筑情况。
晚上，我睡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想起今天所见到的事情，都比从前大不一样了。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我就起床准备回家。张大爷也起来收拾船送我，张奶奶和姑娘也急忙起床煮饭。吃过早饭，天已经大亮了。红色的朝霞映红了半边天，光芒四射的太阳从湖中升起。我站在船头上，环顾着湖面。我好像看见了很多拖拉机在高邮湖滩里驶驰，我看到了高邮湖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