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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建设丰饶的山区
——记共产党员王永淮的事迹
肖峰
共产党员王永淮，现任河北省邢台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兼第七区区长，是领导山区建设的模范工作者。
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正当有一部分干部从农村转入城市工作的时候，王永淮却被邢台县人民政府派到七区——太行山麓去当区长。当时抱有个人打算的人，就猜测着说：“王永淮犯了错误，又被派回山区工作了。”王永淮却没有这样想，而是高高兴兴地背着行李，带着挂包，不管是严冬酷夏，不管是黑夜白天，翻山越岭到各村工作。而且他还经常对区、村干部讲解共产党员应有的道德和品质，鼓励大家安心从事山区的建设，领导山区人民增产粮食，繁殖牲畜，使荒山变成丰饶的林园。
一定能够更多地增产粮食
山区能更多地增产粮食吗？这是建设山区的第一个具体问题。虽然许多积极分子和劳动模范们说：“能！”并且也作出了增产计划；但是一般农民却说：“增产，谁不愿意哩？你可拿出增产的办法来呀！”王永淮走到那村，那村的农民就向他要增产的办法。使他感觉到，虽然自己领导了这些年的农业生产，但是对农业生产的知识并不多。他想“不懂就是不懂，要认真学习呀！”恰好这时，河北省人民政府在邢台专区训练各县农场场长和农业科长，王永淮就要求到训练班去学习，希望由此学会一些领导农业生产的办法。
王永淮从训练班回来后，对领导山区建设有了信心，也有了办法。有一天，王永淮到水门村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去工作，社员们正准备播种玉茭。王永淮了解了他们去年播种玉茭的行距、棵数和耕作、施肥的方法等情况以后，就和学来的新办法相对照，发现种的棵数太少，应增多一倍到两倍；地刨的也太浅，应刨深到一尺；在施肥方面，除了施底肥外，还应上追肥三次。王永淮就把这些问题提出来。王俊生是出席省农业劳动模范大会的劳动模范，他很同意王永淮的意见，而且劝说大家接受了王永淮的意见。但当第三次上追肥时，技术组长冯天亮却指挥不动社员了。因为社员们觉得种的太密，施肥又多，如果光长杆子不长玉茭，不是白搭上肥料和人工了吗？这时，王永淮就赶到水门村，对他们讲解糠和骨粉可以作肥料的科学道理，说明骨肥是长籽粒的好肥料，不施这些肥料，就会减少收成。社员们就勉强上了追肥。秋收时，玉茭虽然遭受了一场风灾，但每亩仍打了一千一百多斤。社员们都高兴地说：“真好！按着这办法种吧，明年每亩准能打一千五百斤。”王永淮为了在全区推广这种耕作法，就组织各村农民到水门村去参观和学习。
播种冬小麦的时候，王永淮又到了下店村王怀兰生产合作社里，向王怀兰生产合作社介绍小麦密植耕作法。王怀兰是个共产党员，又是个劳动模范，向来是听信上级的话的，但是对这个密植法却有些怀疑。他想：过去每亩用种籽三升半，现在改为六升半，几乎多了一倍，播种的又密又深，麦子长起来容易倒和霉烂。王永淮发现后，立即介绍他到专区农场换来了“一六九”小麦，并告诉他这种小麦杆硬，不易倒，而且产量大。同时又向他解释，密植不是把种籽挤在一起，是要加宽播幅和行距，种籽虽多，但分散的均匀。王怀兰的顾虑打消了，可是社员们仍持怀疑的态度。由于大家顾虑太多，便决定先在社员李庆祥的地里作试验。第二年春天，麦苗一尺高时，黑绿黑绿的挺壮实。但是还有人说：“别看现在这么好，等吐穗灌粒的时候，一刮风就倒了，还不压了绿肥！”麦子灌粒了，一场风没吹倒，两场风也没吹倒，第三场风雨虽然吹倒了一些，但天晴以后，又立起来了很多。麦子将要收割时，王永淮就组织各村的人去参观。参观的人们一致称赞：麦穗齐，麦粒多，像堆起来的一样。结果，每亩麦子打了七百一十八斤十二两。有的社员后悔地说：“早知道密植法这样好，别说都种成密植麦子，就是种一半也打的没处放了。”王永淮和人们在下店村的庙前漫谈时，大家表示今年要种六十亩密植的“一六九”小麦，并且一定要作到深耕和多施肥。
下店村王怀兰生产合作社和水门村王俊生生产合作社的增产事实教育了社员，也教育了其他农民，使大家相信了王永淮指出的增产粮食办法是对的。
王永淮就这样按照不同的季节和当地的具体情况，总结和推广了先进的耕作经验。现在，全区农民认为杂粮每亩能收七八百斤，小麦每亩能收五六百斤（水地）已不算是高产量了。各村的生产合作社、互助组，都计划着全面推广密植和分期施肥等耕作法，大家对山区更多地增产粮食有了信心。
造林不难，护林也不难
在邢台七区，造林已经成为群众性的运动。只去年秋季，就播种木材树三万多亩，栗子、核桃等果树一万多亩，比一九五零和一九五一两年的造林总数还多一倍。在进行这个工作时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区村干部曾说：“造林难，护林更难。”
造林植树不能马上获利，再加上大家对社会发展前途不十分了解，以为不久就要实行社会主义，树木就要归公，所以都不愿造林植树。王永淮了解这一情况后，首先耐心地使大家认识造林的好处。王永淮除了进行一般的政治教育外，特别注意用事实去教育农民。折虎村有个姚连君，在一个小山凹里种了七百多棵栗树，三万多棵杏树、梨树、椿树、榆树等。每年可以收入七千多斤小米。区政府在召开村级干部会议时，王永淮特别请了姚连君去报告他植树得利的经过。姚连君的报告不仅使大家学到了一般的造林常识，而且懂得了要用本村的典型经验来推动本村的造林运动。以后，王永淮又在水门村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解决了造林中的分红、记工等问题，全区有计划的大规模的造林运动就进一步开展起来，各个生产合作社、互助组，都培育了一定数量的树苗，并且组织好劳动力，作到了按时移栽。
造林运动在全区展开后，在领导面前提出了新的
问题，就是怎样护林的问题。有一次，浆水镇的人到水门村的山坡上去打柴，砍了不少的小树。水门
村的人要把砍柴的人送到区政府去。浆水镇的人却很气愤，他们说：“水门村的人们真霸道，连柴也
不让砍了。”这些意见反映到王永淮那里。王永淮
经过调查，了解了浆水镇的人因为不知道水门村有
护林公约，因而还和过去一样地不管是树木是荆条
都一齐砍。王永淮想：护林工作必须大家一齐来
作。他对两村的群众进行了教育，召开了联村护林
会，制订了联村护林公约，从此各村群众对于那座
山造了林，就不能打柴，那座山还可以打柴，打什么柴等问题，都知道的很清楚，不再砍树了。
造的林多，封的山也就多，就和放羊的发生了矛盾。羊工们说：“要养羊，就别封山，封了山，到那里去放羊。”有时，羊就吃了树苗。农民们见羊吃了树苗，就吵嚷起来：“谁的羊吃了我们的树苗，谁就给我补种。”王永淮研究了放羊的季节规律后，提出：夏天把羊放到深山去，可以不吃本地坡上的草，这样既可以护林，又可以把这些坡封为“草库”，让草长的更肥。秋末，羊从深山回来以后，再开放“草库”，这时小树已长到四五尺高，叶落了，羊也就不会吃树了。为了使放牧有计划地进行，王永淮又领导大家按各村羊的数目，分配草坡，各自保管，不许乱放，解决了草源不足的困难。
找到了发展畜牧的办法
大力发展畜牧，是建设山区的方针之一。人民政府今年给七区发放畜牧贷款达三亿多元。过去，这个地区的畜牧工作作得不好，羊的死亡现象非常严重。以今年为例，全区七十多个村，就死了五六百只羊。其中水门村就死了八十多只，栗子坪死了九十多只，浆水镇、胡家楼也都死了三四十只。这种损失，使王永淮非常焦急。为了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王永淮便和各村羊工去交谈，大家都说栗子坷冯常府放羊的经验特别多。王永淮找到了冯常府。冯常府已经五十九岁了，从十三岁就开始放羊，他和王永淮谈了好几个钟头。从春、夏、秋、冬四季如何放羊开始，一直谈到“定羔”，养羔，以及羊的各种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等等，都谈的头头是道。王永淮想：在还没有科学的养羊技术以前，总结已有的放羊经验，加以推广，是目前发展畜牧的重要方法。于是王永淮召开了牛羊工座谈会，由冯常府介绍放羊经验，让大家讨论补充。同时加强了对牛羊工的教育，使牛羊工对山区建设的认识有了显著的提高。另外，王永淮又帮助水门村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制订了对羊工的奖励办法，规定每季评奖一次。经过这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山区畜牧事业发展起来了。
山区改变了旧日的面貌
邢台七区在王永淮同志的领导下，经过全区群众辛勤的经营，已改变了旧日的面貌。在数万亩荒山上播种的树苗，随风摇摆着，和过去满山砂石的景象相比，更觉得这些树苗的可爱。山里栗子树开着白花，核桃树、柿子树也都结满了肥硕的果子。全区羊群已发展到四万多只，一群群的在山坡上吃着肥美的青草。全区粮食的总产量，一九五二年比一九五一年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九点三，棉花增产百分之四十五，得到了“丰产区”的称号。这是党和人民政府建设山区的政策的胜利，而王永淮同志，便是党和政府建设山区的政策的积极执行者。
一九五三年是国家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始的第一年。王永淮同中共邢台县第七区委员会的同志们，也制订了一个五年计划，使自己的工作和国家的经济建设联系起来。例如在五年内要播种各种树苗四十四万亩，羊发展到十万只，以及规定了增产粮食的数字。王永淮和全区的干部群众坚强地相信，这个计划是能够达到的，而且也一定要达到。
王永淮为党为人民长期地忠实地工作，得到了人民的尊敬和热爱。一九五一年，河北省农业劳动模范大会赠予了他“模范区长”的称号。一九五二年十月，邢台县各界人民代表会上，他光荣地当选为县人民政府的副县长。这些只是教育王永淮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更加重大；必须加强理论学习，克服缺点，团结全区干部共同努力，更好地完成党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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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什么是社会经济形态
苏联 弗·普挪特科夫斯基 斯·季达列宁科
“真理报”读者姆·特·柯凡列科同志（基辅）问：什么是社会经济形态？
社会经济形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科学中基本概念之一。
社会经济形态是历史上一定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本身体现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与这些关系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观点和社会制度的统一。
因此，社会经济形态这一概念既包括社会生产关系，即人们的经济关系，也包括社会的全部精神生活。
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所有的历史学者和社会学者都把“社会”这一概念一般地加以应用，视它为某种不变的，一经确定便永远如此的东西。他们从各种观点、思想和理论中去探求研究社会的关键，而把社会的全部历史归结为帝王将相和卓越人物的行动。马克思主义指出了这类对社会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的毫无根据，并第一次创立了唯一的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是活动的、处在经常发展中的、和永远具有自己一定具体历史形式的有机体。社会的发展是自然历史的过程，这种过程是服从于客观的，不以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的经济法则。适应着这些法则，一种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着另外一种社会经济形态。
历史上有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已经在我国建立。
为社会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资料（食品、衣服、靴鞋、住屋、燃料和生产工具）的生产方式，是任何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基础。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制度的性质，人们的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生产方式怎样，社会本身在基本上也就会怎样，社会的思想和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也就会怎样。
生产方式具有不可分割的两面：表现出人们对自然关系的生产力，和表现出人们在生产物质资料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的生产关系。属于社会生产力的，是生产工具，和因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而运用生产工具并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
生产关系是人们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的基础建立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一定形式上。适应于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的水平的那种生产关系的总和，形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
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决定所有其他一切社会、政治和思想关系的基本东西。
以在某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为转移，形成了人们之间不同的社会关系。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社会中，产生和发展着敌对阶级，这些阶级间的不可调和的斗争囊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相反地，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形态却没有社会敌对现象，没有阶级冲突。
经济基础产生自己的上层建筑：即社会对于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适合于这些观点的政治法律等制度。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说，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有它自己的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有它自己的上层建筑。经济上统治着的阶级，在政治上和精神上也占统治地位。
这个阶级的思想和观点是该社会中的统治思想和统治观点。
如上所述，上层建筑是有机地包括在社会经济形态这一概念中的。乌·伊·列宁指出：卡·马克思“……虽专以生产关系来说明该社会形态底结构和发展，但他又随时随地考察相当于这些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物，以肉和血把骨干包裹起来。”（“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九九页。）
社会经济形态并不是永远不变的。任何社会经济形态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中产生后，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而获得发展，并让位给另一个更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反动腐朽阶级的思想家总是企图把剥削制度说成是永恒的和不变的。然而，历史驳斥了这类观点。欧洲在三千年中，继原始公社制之后，已更换过奴隶制和封建制；而在东欧，甚至资本主义制度也已被更换。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已代替了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亦正在建立。
与陈旧了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的新的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社会经济形态过渡到另一个社会经济形态的经济基础。这种过渡之发生是由于残酷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在社会革命中达到最紧张的状态。
马克思把革命叫作历史的火车头。正是在社会革命的时期，作为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的先进阶级、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创造精力和主动精神，特别有力地表现出来。革命阶级及其政党适应着社会发展中已成熟的要求，以强力推翻旧的制度，消灭陈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创造新的社会制度，从而为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场所。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最后一个敌对的剥削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个社会经济形态的生产力已同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生产的社会性与私人占有形式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它在帝国主义时代、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已达到极端尖锐化。
为了从资本主义体系不可克服的矛盾中寻求出路，资产阶级走上了肆无忌惮地剥削和掠夺劳动群众的道路，走上了发动血腥侵略战争和奴役弱小民族的道路。这一切必然会引起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和民族矛盾的更趋尖锐化，经济和政治动荡的加剧。
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客观必然性，这个必然性是由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法则的要求所产生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人类摆脱剥削、危机、失业、贫困和战争。
苏联的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对于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第一个强大的打击，这个胜利揭开了人类历史上的新时代：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胜利的时代。由于苏维埃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了经济和社会的改造，在我们国家内已建立了新的、共产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
这一新社会经济形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点，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占统治地位，剥削阶级和人剥削人的现象的消灭。组成苏维埃社会的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友爱合作的原则下生活和工作。在苏联各个社会集团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发动了社会在精神和政治上的一致、苏联各民族的友谊和苏维埃爱国主义这样的动力。
新的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适合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它在苏维埃社会的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社会主义为生产力的发展、为生活的各个领域中的真正进步，开辟了漫无涯际的广阔场所。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在发生作用，这一基本经济法则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就是要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人及其物质的和文化的需求。这是一个崇高的、高尚的目的，为以前任何社会经济形态所未有过。
共产党正在指导着苏维埃社会沿着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发展。到了共产主义时代，社会就将能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
（殷涵译自一九五三年六月十四日“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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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陕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
对坏分子杨茂林事件已作严肃处理
陕西省醴泉县四区四乡坏分子杨茂林，篡夺乡政权，贪污枉法，包庇地主，对农民进行长期恐怖统治的严重事件，在本报（四月十三日）和西安群众日报上被揭发以后，曾激起各地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大义愤。本报曾先后收到若干读者来信，一致要求人民政府严厉惩办杨茂林等阶级异己分子和与此案有关的违法失职人员，同时对醴泉县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作风，一致认为是十分严重的，要求给予应得的处分。但在此案被揭发之初，在醴泉县部分县、区领导同志中，对这一不法地主代理人杨茂林的本质和该县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作风，还存在着不正确的认识。认为醴泉县领导上的错误，只是属于一般的不了解下情、偏听偏信下级干部一面之词的官僚主义；认为“杨茂林忠诚可靠，工作积极负责，就是脾气太坏，作风不好”。为了彻底弄清事实真象，弄清醴泉县领导上官僚主义作风的性质和对此案应负的责任，严肃处理此一问题，以教育广大干部和挽回此事给党在该乡农民群众中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中共陕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曾和有关部门共同组织了“杨茂林案调查组”，前赴该县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并将调查的情况在西安群众日报上连续发表，用具体事实，彻底地批判了这些干部的错误思想和认识。调查结果证明，杨茂林不但是一个一贯利用职权经常吊打、关押和辱骂农民（曾先后打骂过二十二个农民）的违法乱纪分子，而且还是个一贯包庇不法地主，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阶级敌人；调查结果证明，醴泉县的某些领导干部（如县委副书记雷兆春）不但犯了不了解下情、偏听偏信的官僚主义错误，而且已由阶级观点模糊，偏听偏信，而发展到丧失阶级立场和敌我不分的严重程度。
像杨茂林这样作恶多端的坏分子，竟能篡夺醴泉县四区四乡的党、政领导，而该乡支部的多数党员，还多方支持和包庇杨茂林的罪行，把他说成为“唯一无二的好干部”，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由于该县党的组织工作，没有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去发展党员，在党员入党时没有认真地审查他们的政治历史和思想情况，致使像杨茂林这样的坏分子能够乘机混进党内，造成该乡党支部存在着严重的组织不纯和思想不纯的现象。如杨茂林在把持这个支部领导、横行无忌时期，共有党员二十二人，其中解放前的旧军、警、保甲人员就有十五人（四人参加过三青团，二人参加过国民党，一人是一贯道徒），这些人在入党前都未经过思想改造，都是带着不纯动机甚至是敌对思想混进党内的。该乡党支部中，只有五个人是真正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党员。其次是党的组织对党员缺乏经常的政治思想教育，该县党组织对农村党员的学习，从未进行过深入具体的检查，学习制度很不健全，这样，大大影响了农民党员政治觉悟的提高。该支部思想比较纯正作风比较正派的党员，由于政治觉悟低，对党支部工作中的问题，多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开会不发言，对坏分子杨茂林的所作所为虽不赞成，但也不敢直接提出反对意见，这也就给坏分子以长期把持党支部领导的机会。
杨茂林案经过检查组将近两个月来的深入检查，案情已全部弄清。现在中共陕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有关犯错误的党员干部，已作出处分决定，并经中共陕西省委会批准。这一处分决定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杨茂林：醴泉县四区四乡人，流氓出身，解放前曾任国民党匪军的副连长等职十余年。醴泉解放后，假装进步，伪造历史，窃取了四区四乡乡长职位，并于一九五○年混进共产党内。从此，杨茂林便利用职权公开包庇地主，破坏农民运动，致使该乡虽经“土地改革”、“查田定产”，但农民仍横遭地主压迫。当农民自动起来斗争时，杨茂林又千方百计陷害好人，被他亲手捆绑、拷打的农民即有二十余人。他曾以“诬告乡长”的罪名，将农民积极分子高彦秀无故逮捕扣押，并非法斗争积极上告的李逢吉等。当群众纷纷上告时，他又一再欺骗领导，假报工作成绩，诬好人为“坏人”，并公然阻挠和破坏上级工作组的检查。他的所作所为，充分表明，他实际上是地主阶级在党和政府中的代理人，是混入党内的反党反人民的坏分子，故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建议政府依法严处。第二，苟靖华：醴泉县人，现任中共醴泉县四区区委副书记。解放前曾担任过伪三青团的区分队副。他一贯支持和包庇杨茂林的罪恶活动，并曾参与杨茂林陷害揭发其罪行的农民李逢吉等。当上级决定要处分杨茂林时，苟靖华还说是“上级支持坏人，打击干部。”苟靖华曾一贯违法乱纪，屡教不改，已充分说明他的品质是极端恶劣的，失去了共产党员的起码的条件，故决定开除其党籍。第三，李景明：醴泉县人，一九四九年混入共产党内，由杨茂林私人拉拢任小学教员，因其思想、工作表现一贯很坏，至今尚未转为正式党员。他是杨茂林的有力帮凶。在杨茂林被政府管押后，他还煽动李志正等人，盗用党支部的名义，亲笔起草写假证明信，企图欺蒙上级；同时散布谣言，威胁群众。李景明是混进党内的政治投机分子，决定取消其候补党员资格。第四，马明玉：醴泉县人，原系国民党员、三青团员，曾任鄠县伪警察局书记等职。一九四九年冬加入共产党，现任小学教员，因一贯表现不好，尚未转为正式党员。他一贯袒护杨茂林，曾数次给中共醴泉县委、醴泉县人民政府写假证明信，并在杨茂林的指示下伪造证件，设计陷害农民高纯。此人品质极为恶劣，不堪改造，决定取消其候补党员资格。第五，杨文章：醴泉县人，一九四九年加入共产党，因其思想品质恶劣，至今尚未转为正式党员。解放前参加过三青团、国民党，一直未向组织交代。他曾勾结、拉拢一些不法地主和杨茂林共同破坏土地改革。并勾通坏干部陷害农民积极分子杨世福，致使杨世福含冤被押七个月。为纯洁党的组织，决定取消其候补党员资格。第六，雷兆春：现任醴泉县县委副书记，阶级立场模糊，缺乏群众观点，对地主坏分子的破坏熟视无睹，对人民疾苦漠不关心。他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偏听偏信，以致丧失立场，错误地打击了农民，庇护了坏分子，助长了杨茂林的非法行为，使党和人民的事业受到严重损失。但他最后对错误的检讨较深刻，决定党内予以撤销工作处分。第七，寇邦贵：共产党员，前任醴泉县人民法院副院长（现在西北行政委员会地方工业局工作）。他在醴泉县工作时，由于严重的官僚主义，偏信杨文章等坏分子，因而错误地扣押了农民杨世福、高彦秀等，使党与人民政府的威信受到损失。决定党内予以警告处分，并建议行政上予以适当处分。第八，段复兴：共产党员，前任醴泉县四区区长（现在长安县灃惠渠水利处工作）。由于官僚主义，缺乏群众观点，他曾亲自殴打农民高彦秀，并将他送县关押。他还擅自判处农民王恒清劳役三个月，破坏了党的政策与政府法令。决定党内给予当众警告处分，并建议行政上予以适当处分。
中共陕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为了广泛地教育干部和群众，在五月下旬，趁麦收以前的空隙，在醴泉县召开了干部大会，并在各乡分别召开了小型的群众大会，宣布了对“杨茂林事件”有关人员的处分决定。通过杨茂林事件的处理，教育了醴泉县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普遍提高了思想认识。参加大会的干部和群众都一致认为上级党对“杨茂林事件”的处理是正确的，表示衷心拥护。现在，醴泉县的党、政领导部门，已普遍重视了对人民来信的处理工作，各机关、单位都指定专人负责处理人民来信。领导上为了及时掌握情况，还建立了定期检查汇报、总结等制度，坚决做到“每信必答”、“案案有结果”。现在该县人民政府秘书室已经组织了两个检查组，到各区进行重点检查，清理群众来信。仅在五区这次就处理了一百多件人民来信，解决了三十多件案子。由于县区领导同志重视了人民来信工作，有重点地给群众解决了一些问题，现已初步改善了该县党组织和人民政府与广大群众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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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一九五三年第二十六期内容介绍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一九五三年第二十六期中文版已经出版。
本期发表题为“和平的敌人在柏林的冒险行动破产了”的社论，斥责西方国家的法西斯雇佣分子六月十七日在柏林民主区制造骚乱的罪恶行动。社论指出，法西斯暴徒在美国军官领导下组织的挑衅行动，是不能不失败的，而且也的确是失败了。它之所以不能不失败，是因为柏林民主区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广大人民都不支持它。和平的敌人企图利用柏林的挑衅行动来阻挠德国人民争取和平、争取自己祖国的民主统一的强大运动，但他们并不能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正直的工人们离开正确的道路，也不能使坚决反对波恩和巴黎军事条约、反对阿登纳集团反人民的复仇政策的西德爱国人士离开正确的道路。不管和平的敌人采取怎样的挑衅和冒险行动，他们绝对削弱不了全世界人民要求持久和平的愿望。凡是珍贵和平事业的人，都从反动势力最近的挑衅行动中得到了教训和结论：对于和平敌人的阴谋诡计放松警惕，就是一种犯罪性的麻痹行为。
本期全文刊载了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六月二十一日通过的关于局势与党的当前任务的决议。声明中揭露了美国和西德的战争贩子在柏林进行法西斯挑衅的内幕，指出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当前任务是：坚决地摧毁敌人，彻底消灭法西斯匪徒，靠自己的力量奠定安定的基础，确使党和政府的旨在改善劳动人民生活条件、巩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促进德国和平民主与统一运动的新方针，得以执行。
本期发表的“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巩固法国人民力量的基础”一文，是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雅克·杜克洛六月十六日在党中央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的摘要。报告指出，法国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日益展开，最近法国市政选举期间，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工人实行的统一阵线，在某些地方已经扩大到包括激进党的工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尽管社会党的右翼领袖们力图分化工人阶级，但是社会党的劳动人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不和他们的共产党朋友统一行动，就不能使反动派所奉行的战争、贫穷和法西斯的政策，有实际的改变。农民也比以前更清楚地看出他们的困苦生活是和政府的战争政策分不开的，因而衷心地要求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缓和世界紧张局势。许多知识分子焦虑法国的前途，也渴望改变政策。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在执行统一阵线中的基本任务，就是组织统一的行动，从而创造条件以促成法国政府政策的改变和新的人民阵线的建立。
本期刊载了奥·布朗的“南朝鲜李承晚集团的挑衅”一文，揭露李承晚匪帮在美国方面纵容下破坏停战的行为，并叙述世界各国舆论对于这种罪恶行为的谴责。
本期还刊载了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劳动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书记瓦西里·穆萨特撰写的“迎接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一文。文中叙述了罗马尼亚青年和全国人民为联欢节积极进行筹备工作的情况。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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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探宝山（地质勘探素描）（四）
秦征 陈因作
听，地下矿层报喜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