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关于人口调查与选民登记关系的几个问题
中央人口调查登记办公室
我国这次人口调查，是直接为普选服务。人口调查的资料，一方面是选民登记的基础，另方面是计算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的依据。同时，此次人口调查登记是由普选工作干部在选民登记时同时完成，这样，就使有些人在人口调查和选民登记的关系问题上，产生了模糊不清的认识。实际上，这两件工作，在许多方面虽有共同的地方，但也在许多方面有其不同的地方。
第一、这次人口调查，虽是与选民登记同时进行，但人口调查和选民登记究竟是两件不同的工作。这次所以在普选工作的同时举办人口调查，是因为我国还没有全面、可靠的人口登记和统计资料，做为选民登记和确定代表名额的依据。并不是举办一次普选就需要同时举办一次人口调查，而这次人口调查除为普选服务外，也将为国家的经济、文化建设提供确实的人口数字。同时，人口调查登记工作是国家的一项行政任务，应由各级人民政府所属有关部门组成人口调查登记办公室领导进行。但因这次人口调查既系直接为普选服务，又为节省人力、时间，必须同时进行，所以确定各级人口调查登记办公室受同级选举委员会的领导，以达到密切配合的目的。
第二、人口调查登记的对象是我国的全部人口，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办法第三条规定：“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均应进行登记。”即不论有无政治权利及十八周岁以上或以下，一切中国人都包括在调查登记范围之内。而选民登记的对象，则只限于年满十八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十八周岁以下的人不予登记，十八周岁以上的精神病患者及一切被剥夺政治权利者也不予登记。
第三、人口调查登记为了不重复、不遗漏、取得正确的人口数字，规定了调查登记的标准时间，即不论其在标准时间以前或以后进行调查，所登记的人口，都是标准时间的实有人口，标准时间以后增减变动的人口，都不予登记计算。而选民登记则没有标准时间。根据选举法的规定，凡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都具有选民资格，都应登记为选民。因此，在标准时间以后举办基层选举的地区，不仅应把标准时间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登记为选民，而且要把自标准时间以后至选举日以前这一段期间新增加的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登记为选民。只有如此，才可使每一个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都有可能行使自己的庄严的政治权利。
第四、这次人口调查规定调查常住人口，完全是为了人口调查登记的准确，避免重复和遗漏。但选民登记就不能只登记常住人口。根据选举法第四条的规定，每个年满十八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选举权利，并不受居住期限的限制，故不能因为是常住或暂居或流动人口而影响其选民资格及选举权利的行使。流动人口选举权利的行使，可经过原住地的证明在现住地参加选举。
第五、有的地方提出，为了便利选民资格审查和参加选举，要求将不常住在机关、工厂等的员工都登记在机关、工厂内。这是不符合调查常住人口的规定的，因而就会影响到全国人口调查的统一标准，发生人口登记的重复和遗漏。选民登记在常住所，并不妨碍移地参加选举的权利，所以机关、工厂等员工的登记，仍应按照人口调查登记办法的规定办理；移地参加选举的问题，可按照选举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加以解决。
如上所述，人口调查的内容可以做为选民登记的基本资料，但人口调查与选民登记又各有不同的标准和要求。只有很好地了解和掌握这些相同和不同的地方，才能使两者密切配合，把人口调查和选民登记的工作都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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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国家建设服务的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高等教育
赴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文化教育考察团团员 恽子强
东欧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侵略的深入，文化教育深受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一般知识分子都崇拜西方，卑视自己民族传统，缺乏爱国热忱。讲地理能谈英、法、美、德的城市港口，却不熟悉自己国家的地理。谈科学能说出西方国家的成就，却不能知道它们的缺点，同时也不重视自己民族的成就。由于当时各国在政治、经济上对西方国家居于附庸地位，更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一贯的无计划生产的状态，教育部提不出教育的明确目标和计划，高等教育主要成为一种装饰品。大学教授们高唱“教育独立”的论调，说“科学和政治无关”。这些世界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思想笼罩着当时的知识分子，形成教授们随兴趣讲学，大学生随兴趣求学，大家弄不清教学目的。学校不举行考试，毕业没有一定期限。
法西斯德国的统治曾经更加深了东欧高等教育的灾难。当时波兰的高等学校全部被封闭了，进步教授受到了法西斯的摧残。各国也都产生了一些受法西斯思想毒害的知识分子。德国本身所受的毒害自然是更厉害，使得解放后民主德国教育部感到“没有一本书是能用的”的重担。
英勇的苏联军队解放了东欧国家，使人民民主政权得以建立。这些人民民主国家都在战争所给予的创伤下努力于恢复工作，经过了几年，都在一九四八年前后，走上了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这样，就产生了有计划地、大量地培养“社会主义的工作干部”的需要。所谓“社会主义的工作干部”是一种精通业务而又有高度政治自觉的人。在各国的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他们的高等教育都经过有计划的改造，向着紧密地配合着国家建设需要的道路上前进。
这些人民民主国家的党和政府都预见到这种改造工作所将遇着的困难，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胜利地引导着高等教育走上配合国家建设的道路。波兰高等教育部负责同志曾谈到这一工作需要克服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是高等教育工作者的资产阶级思想和社会主义工作需要的矛盾；第二是高等教育的社会主义任务和当时高等学校手工业生产方式的矛盾。
什么是这些人民民主国家的高等教育的需要呢？这种需要就是有计划地大量地培养社会主义的工作干部；就是要发扬爱国主义；就是要学习苏联；就是要缩短学习年限，而同时提高教学水平；就是要制定统一的高等教育计划；就是要在高等教育系统建立民主集中制；就是要在学校里加强劳动纪律，确定为完成国家任务而奋斗的决心等等。为了这些需要，这些国家必须展开对世界主义思想和客观主义思想的斗争，必须做到团结知识分子，改组旧式学校，以适应新的建设要求。
为了克服高级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和社会主义工作需要的矛盾，波兰曾于一九四九——一九五一年间费了一年半的时间准备“科学会议”。他们从组织各门科学的小型座谈会开始，进到组织各门科学的大会，更进而召集代表全国科学工作者的大会——“科学会议”。这一时期里，他们组织了大小会六百次（参加的人数达二千七百人），其中各门科学大会达一百五十次。通过这些会议，政府团结了五百个进步分子，成为运动的骨干。到一九五一年六月，就召开了“科学会议”，到会一千多人，共代表六十个单位。这一会议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在科学工作者中间严肃地批判了“教育独立”的反动思想，孤立了少数顽固分子，团结了多数知识分子，响应政府提出的为完成六年计划任务而工作的号召，引起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热潮。会后，教授们是否努力于完成工作计划成为他们进步与否的标志。
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在捷克斯洛伐克也曾经做过。他们首先在部队文教机关里发现教学上严重的世界主义倾向，就于一九五二年初在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大城布尔诺召集了全国高级文教机关、各大学的代表会议。会议首先由萨波托斯基（当时捷副总理）和柯柏茨基（捷政府文化宣传部部长）作了批评世界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报告，经大会讨论，各代表分别回原机关传达，又在本机关展开讨论。结果在高等教育机关里获得广泛的思想转变的效果。知识分子开始由脱离实际的作风转向要求为配合国家建设计划而工作。
这些国家制定国家建设计划时，都提出了大量培养科学技术干部的要求。例如波兰的六年计划要求六年里培养出十四万五千技术人员。旧的大学每年小量地培养大学生，是不能应付新形势的要求的。为了解决高等教育中手工业生产方式，不能有计划地、大量地培养社会主义工作干部的问题，他们调整了院校的组织，学习苏联教育制度，增加校、系、专业。原来，欧洲由于宗教的传统力量，大学里常设有神学院。其次，大学生学文学、法律的比重也大。有的国家，教会直接掌握许多学校。例如在匈牙利一九四八年学校统由国家管理以前，全国七千九百七十一校中有五千三百二十七校在教会手里。大学组织变革时，神学院划归教会。工学院、医学院、农学院或其他院系常是按国家建设需要，由大学划出成为独立学院，或在有关生产地区增设建设需要的高等学校。例如波兰将各大学造船系合并成造船学院，设在革但斯克。匈牙利新建拉科西重工业学院，设有矿工、机械、钢铁等系，校址在有炼钢厂的密斯科尔兹城，目前学生已达一千八百人。捷克斯洛伐克在斯洛伐克区新建许多工厂，斯洛伐克首府布拉的斯拉发的工学院就扩充到有了电机、机械、建筑、化学、工业经济等系，学生达四千人。罗马尼亚将原来布加勒斯特工学院的采矿系、化学系的一部分调整出来，一九四八年成立了石油瓦斯学院。第一年只有一百五十名学生，现已有一千五百名学生，将来拟增到四千五百人。现设有四系，即地质勘测系、石油开采系、炼油工程系、工程设备系。保加利亚农业中心普乐夫的夫城的农学院原为大学一系，于一九五○年成立独立学院，现设有农艺、园艺、食品工业三系，共有一千一百学生。著名的德国德累斯顿高等工业学校在一九五二年学生数达五千八百人，另加工农预科学生二千人，函授学生四千人，教职员一千四百人，成为一万三千人的高等学校。其他，如波兰的华沙大学，克拉科大学，德国的柏林洪堡大学，莱比锡大学，罗斯多克大学，捷克斯洛伐克的卡尔大学，匈牙利的葛苏特大学，罗马尼亚的巴洪大学，保加利亚的索非亚大学等等都在同一配合国家建设需要方向下调整了组织，扩大了招生量。
高等学校调整后，院校数目增多起来，教师就不够了（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补救办法是将一些高等学校设在有关生产所在地区。这样，可以就近抽调工农技术专家兼任讲员。例如，匈牙利由于这样办理，使高等学校增加了二百个讲师。另外，为了解决高等学校师资的不断增加的需要，各国都有计划地逐渐抽调优秀的大学毕业生为各教研室的研究生，培养他们为大学教师，又有计划地派遣留学生去苏联及兄弟国家学习。
在资产阶级的国家里，大学是资产阶级及地主阶级的子女享受教育的地方。解放前的东欧国家自然也没有例外。例如在波兰战前的大学生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占百分之四十三，高级职员子女占百分之三十，富农子女占百分之十四。德国在第二次大战前大学生只百分之二是工农子女。捷克斯洛伐克在解放前大学生只百分之七为工农子女。匈牙利在解放前大学生百分之三点五是工农子女，罗马尼亚学生成分战前百分之九十五属剥削阶级。
解放后人民民主政权为了加速培养工农青年，使成为国家建设的骨干，努力使大学向劳动人民开门。一般办法是在大学附设工农预科。这种预科最初常是短期的，例如半年期的补习班，以后逐渐延长到两年。
这些国家的党和政府都重视工农预科。为了鼓励工农子女入学，常常规定给以更多的助学金。例如民主德国规定工农子女入学一般每月补助一百八十马克，中等成绩的补助二百二十马克，优等的补助二百六十马克。资产阶级子女优等的可得一百三十马克，最优成绩的才能得一百八十马克。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规定。
为了解决工农子女入学的经济困难，有的在助学金里规定有假期回家费，有的国家规定结婚及生子的另给补助。为了解决他们食宿的困难，举办“大学公寓”、“大学食堂”。在初期为了鼓励工农子女入大学，规定在工农预科毕业者入大学可免入学考试。直到工农子女入学数目加到一定限度才举行入学考试。
尽管情况是如此，但是在初期，还有另外的困难。一些深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大学教授每每故意提高学习内容，使得工农学生难于消化，又在考试中给以难题，使不能及格。例如在匈牙利曾因此引起工农成分学生大批退学；后来在一九五○年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作出决议严厉地批判了这一现象，才改正了这一缺点。
民主德国在动员工农积极分子入大学的工作中，一直到一九四八年都还感到相当困难。原因是几方面的。首先本人只看重现有的技术，认为学习理论是不重要的。其次工厂不愿放出生产中的积极分子，怕影响了本单位的生产。另外本人的父母为了儿子的补助赡养的收入，也不愿儿子去学习。这些困难只在一些人从大学毕业后，有了更高的技能，获得更高的工资，又加上青年团员的广泛政治工作，才逐渐克服。有些学校为了克服劳动人民怕学理论的困难，编写了“应如何读书”，指出学习理论的必要和读书的方法，以养成工农子女克服一切困难的精神，培养他们掌握理论的决心。
为了提高五年、十年工龄的工人到工程师的水平，各国学习苏联，在大学里开设两年的课程，以便在两年里提高他们到工程师的水平。这种可能性是由于工龄高的工人对于一项专业的操作经验积累得相当丰富，因而在学习中不需要像一般大学生一样加上许多实习课目，而只要给以这一专业所需的理论知识就够了。另一方面，又由于学习的课目紧密联系着工人平时的专业操作，工人学习的效率和积极性都比普通没有操作经验的大学生来得高。这样培养出来的工程师比一般大学新毕业的知识分子更好，因为除了有同等的理论水平外，老龄工人培养成的工程师有丰富得多的实际经验，因而是更好的工程师。事实证明是如此的。
保加利亚农学院也有为农业劳动模范开设的两年课程，给他们以和他们的生产实践相配合的专业知识，使他们成为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农业技师。
由于各国领导方面积极鼓励工农子女入学，并努力给他们以求学的便利，大学生的工农成分逐渐增多。目前波兰大学生工人出身的占百分之四十，农民百分之二十五，进步知识分子百分之三十。民主德国专门学院学生中，工农出身的达百分之六十四，大学里达百分之三十。捷克斯洛伐克的大学生，工人占百分之四十，农民出身占百分之十，余为进步知识分子。匈牙利全体学生中工农占百分之六十六点七，大学生里占百分之五十八。罗马尼亚大学生也有很多是劳动人民子女（罗马尼亚一九五二年的大学生家庭成分统计是工人百分之二十一，农民百分之二十七，职员子女百分之四十五，合作手工业者百分之一点三，自由手工业者百分之二点八，医师百分之零点五，富农百分之一点九。若单以大学一年级生计算，则富农子女只有百分之零点二）。
为了更广泛地培养国家建设亟需的干部，各高等学校都广泛设立夜校，函授学校，以便在职人员不脱离生产，可以完成高等教育。解放前，有些人为生活所迫，没有学完自己愿学的专业。有些人由于离开学校后用非所学，在现在工作岗位上就感到知识的不足。为了做好工作，有许多工作人员是应该补完高等教育的。
入函授学校应经过考试编级。函授学校编就函授讲义，附有自学指导，学习进度，复习题等，寄给学生。规定考入函授学校的人员，在在职机关平均每日可准少做工作一小时，或每周可少做一日工作，以便学习。另方面，入函授学校的学生，每周也应保证一定的学习时间。每二星期可到附近函授学校提出学习中的疑难，要求解答。函授生也按期寄复习题答案，以便由函授学校审核学习情况。夜校每日学习四小时，包括上课及讨论。工人出身的学生可于一定时间到实验室做实验；非工人出身的学生可于一定时间到实习工厂实习。函授学校和夜校的学习年限约比普通高等学校学习年限加长一倍。
为了使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能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的工作干部，即具有爱国心，事业心，有纪律性，有战斗性的工作干部，各国高等学校在课程改革方面都规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修课，整顿了本国文、本国史、世界史的必修课，加设了体育的必修课，并进行了普遍的教材改革。一般都是学习苏联，斟酌本国条件，进行编写新教材，要求铲除学术中的资产阶级观点。因为编写任务繁重，一时不易完成，有时直接用苏联教科书。
因为要使教学不断地配合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而改进，对大学教授、讲师、助教们有一定的政治学习制度，以便能自觉地铲除学术中的错误观点。保加利亚规定有四十五天的离职学习，更有两年制的夜党校（大学），使教师有计划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知识，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等。另外组织“集体听讲”。当某一教授讲授时，同一教研室全体人员定期出席听讲，然后组织讨论，进行批评。
在综合性大学里并特设哲学系或政治经济学系，由一个负全校政治教育的副校长掌握着，指导全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这一系的教授学生们都参加教学活动。为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好地贯彻到各门科学业务中去，彻底铲除资产阶级的错误观点，有的高等学校哲学系规定每一学生必须同时学习一门科学，以便毕业后到有关的系或教研室去做工作。有的国家规定要高等学校各系抽派专人去哲学系学习，毕业后回本系工作。
此外，学习苏联，在高等学校实行了“义务研究工作制”，即大学教学人员均以工作时间的一半教学，一半做学术研究。所有研究题目都是国家建设中所发生的科学技术问题。为了使这些研究工作能紧密地、有计划地配合实际问题，各国都实行大学教研室和有关生产单位订立“合作合同”的办法。在合同里规定生产单位提出研究题目并尽力给学校（在研究工作中）以物质的帮助。教研室也努力如期完成研究工作，解决生产中的困难问题。教研室并吸收有关生产部门的技术人员为“科学合作者”，参加本室工作会议，提出建议，使研究及教学工作获得改进。每年又举行科学会议宣读论文，进行学术讨论。这样教学人员就在教学时间里，密切地联系实际而不断获得业务上的进步，使教学水平能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增长而提高。
为了制订教学计划，为了保证教学计划的完成，为了集体地改进教学，各高等学校都学习苏联，设置教学研究室，按教学人员的科学专长分配他们到各教研室工作。教研室规定本室工作计划及各个人工作计划，经学校当局批准后负责执行，并经常开会讨论改进的方法。
为了保证高等学校毕业生的种类、数量及质量，能够符合国家建设的需要，首先各高等学校按照国家计划来决定招生额。学生入学前举行入学考试，入学后编入一定学系，一定学习小组，直到毕业为止；非经允许不得转系转组（每一学习小组有二十至三十人）。其次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各系系务会议，各科教研室，学生各个学习小组，都经常关心帮助学习落后的学生，务求学生达到最大的毕业百分率。解放前，高等学校学生可以自由转系，也可以不毕业即离开学校，也可以毕业后不做工作又转学其他学科。现在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建设工作亟需高等学校毕业生，因而要按种类、数量和质量，由学校尽速造就科学技术人员。他们对高等学校学生毕业率都是努力求得最高的。例如罗马尼亚大学生毕业率现达百分之八十，波兰大学生毕业率已达百分之九十，他们国家还努力研究学生不能毕业的原因，要求达到更高的毕业百分率。
为了使理论联系实际，知识和劳动生产相结合，一切学自然科学的高等学校学生，除了经常在学校的实验室、工厂、农场实验和实习外，各国高等学校学习苏联，实行每年在校学习十个月。假期中学生到有关的国营工厂或农场实习。第一年现场实习只要求学生了解和个人所学专业有关的工厂或农场的一般生产状况。以后逐年更接近于深入了解所学专业知识在生产中的应用及其问题。临毕业前，学生以半年时间准备毕业论文，以应“国家考试”。在这半年，学生首先以约三个月时间去有关的生产现场搜集和自己所学专业有关的资料，并在生产过程中发现应研究的问题，然后回学校报告本系负责人；经本系研究后，决定研究题目及指导的教授。毕业前，将研究结果写成论文，经本系指定几个教授审查后，送给“国家考试”委员会。委员会由本系负责教授、有关生产单位的技术专家及高等教育部所派人员组成。委员会审查论文并举行口试，以确定学生是否已经掌握本专业的学识，是否能够毕业，成为工程师、技师等。
为了保证高等学校教学效果在质量上适应国家建设需要，各国高等学校都严格执行考试制度。课程进行中有小考，学期终了有学期考试，毕业时又举行“国家考试”。各校都经常统计考试分数，以考核教学成绩。保加利亚对于每年提升的教授及讲师，也举行国家竞考，登报宣布所需种类及人数，应征者提出论文成绩，由国家组织委员会评选。
由于各国领导方面对高等教育的不断关怀和帮助，各人民民主国家的高等教育都有很大的发展。例如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前高等学校只有九所，学生一万八千人；目前有了三十校，学生达四万六千人。匈牙利高等学校解放前有十六校，学生一万一千八百人，目前达二十八校，学生四万六千人。罗马尼亚高等学校解放前有十六校，学生二万人；目前达五十校，学生五万五千人。保加利亚高等学校解放前有五校，学生九千八百人；目前达十四校，学生二万七千人。波兰现有高等学校十四所。民主德国有大学六所，高等工业学校一所，专门学校三百四十所，共有学生八万一千人。
我们在这些国家的高等学校里常遇见工农劳动模范亲自告诉对于政府培养的感激和个人努力学习的热忱。我们又常在生产现场，例如一些钢铁工厂、机械工厂、化学工厂、实验农场、运河工程地等地方，遇见这样培养出来的新型社会主义工作者辛勤地为了建设自己的祖国而劳动。这些都使我们感到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人民是和我们在一起，以伟大的苏联为榜样，向着社会主义的道路迅速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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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自学理论的四年间
中共黑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骆子程
（一）
一九四九年夏季以后，我深切感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共产党员的义务和职责，而革命事业一日千里地发展也使我感到迫切地需要学习理论。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了系统的理论学习。四年多来我读过了过去党中央所规定的十二本“干部必读”中的“社会发展简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联共（布）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下两册）、“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主义基础”、“思想方法论”（读了二四五页）；并选读了“斯大林选集”中的文章五十余篇，“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两卷，列宁的“做什么？”，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及其他有关文章二十余篇。从去年十一月起又学习了斯大林同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林科夫同志在联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重新温习了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着重地研究了斯大林同志关于经济的法则性质问题和马林科夫同志报告中关于农业部分和领导部分。
此外，几年来我还读了“十批判书”、“暴风雨”、“战争与和平”、“世界资本主义的末日”等四十余本关于历史和文艺方面的书籍，以及各个时期与我的工作有关的文件指示等。
（二）
我们理论学习的方法是自修、参加集体讨论、听报告和向别的同志请教。自修的步骤大体上是这样的：第一遍浏览，以求得对原书有个总的概念的了解；第二遍精读，按句按段细读，重要处用彩色笔划上记号，并在书头上写下当时的体会；第三遍作笔记，我所读过的理论书籍，大部分有笔记。我记笔记的方法，一种是提纲式的写要点，另一种是联系实际写自己的心得。一般情况，我是以读懂原书为主，必要时才参阅参考书。因为自己的理论底子浅，过多地阅读参考书反而影响对原书的理解。所以在读一本书或一段书时，我首先是弄清楚这本书讲些什么，是怎样叙述和提出问题的，每段每节的中心意思是什么，总的概念是什么。至于个别问题，先不去扣，放到以后去研究；待内容弄清楚后，再联系实际。根据我的体会，内容没弄通就去“联系实际”，往往会造成牵强附会。
理论联系实际是学习的基本原则。学习理论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革命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在工作中随时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请教，从中寻找和学习观察分析问题、提出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例如，一九四九年冬我在肇东县作农村调查时，发现区村干部在领导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问题上，强迫命令的现象十分严重。当时我就翻阅了斯大林同志的“胜利冲昏头脑”、“给集体农庄工作同志们的答覆”、毛泽东同志的“组织起来”和刘少奇同志的“论党”中“关于党的群众路线问题”等著作，从中深刻地理解到强迫命令超越群众觉悟，侵犯中农利益的危害性。在我向省委反映“强拧的瓜不甜”的情况中，上面那些著作对我的启发是很大的。一九五○年冬我在白城县作农村调查时，在领导同志帮助下，请教了列宁的“论合作制”、毛泽东同志的“论合作社”，结合当时关于互助合作的调查，进一步明确地认识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性质，以及经过互助合作运动改造个体农民经济逐步走向农业集体化的方针等等问题。一九五一年，省委在全省劳动模范会议上提出在农村中进行农村经济发展的新道路教育问题，当时深感正确适时，但说不出所以然；后来翻阅了“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学习了斯大林分析农民是“十字路口的经济”，和他对农民熟悉旧道路而怀疑和不信任新道路等问题所作的英明指示。因之，对省委当时强调指出在农村进行农村经济发展的新道路教育的必要性和长期性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这就是我在理论学习上把学习和解决革命实际工作问题相结合的做法。事实证明：这样做对提高工作、提高政治思想水平是很有效果的。
另一方面，几年来通过上述十二本书的学习，走向系统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进一步认识了学习理论的重要性，更明确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正如列宁、斯大林同志所指示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受先进理论指导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时，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这样在思想上就解决了过去满足于工作热情而放松和轻视学习理论的缺点，克服了经验主义的偏向。在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上，也克服了过去那种好高骛远、目的不明和不联系实际等毛病。
关于我对党的政策的学习，几年来基本上是从两方面着手的。因为我一直是搞农村工作的，所以对党在农村经济方面的政策，较为注意。开始是从土地改革后如何发挥农民生产积极性这一问题研究起，以后以学习中央、东北局有关农业互助合作政策、决议为主，并联系苏联农业合作化的经验和他们有关农村方面党的政策的学习。另一方面是从一九四九年以来，参加省委每年一度的有关农村经济、阶级变化、党的政策贯彻执行情况的调查。这对提高自己政策水平有很大裨益。我觉得进行政策学习，必须密切结合自己本部门的业务需要，一方面有计划地注意学习党在各个时期有关的政策、决议和指示，适当地参阅有关政策制订的理论根据；另一方面，要定期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检查工作，检查党的政策在贯彻执行中的问题，并研究解决的办法。这样，既能提高自己的政策水平，又能贯彻党的政策。
在学习中我还感到：理论学习和领导工作密不可分，要想做好工作，在政治上少犯或不犯错误，只有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政策水平。学习不仅是个人的问题，而且是共产党人的职责和义务，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正如刘少奇同志在“论党”中所说的：“党员必须是为人民的事业而去学习，而不是为了任何别的目的”，“没有强烈的学习精神与正确的学习态度，骄傲自满，不求进步，就是对人民事业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因此，我在学习中越发觉得应该力戒骄躁，虚心学习。
（三）
几年来，中共黑龙江省委坚持贯彻中央和东北局屡次关于加强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对干部学习抓得很紧，省委委员并能自己带头学习和帮助下面同志进行学习，这是推动我坚持学习的重要原因。当然另一方面还靠自己的自觉和努力，我自己在这方面一般地还是抓紧了学习。
我每天学习两小时或两小时以上，下乡工作时，读书时间不但不减少，反而增加。例如，一九五二年冬在克山县民主村作调查时，我们即照常进行了联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马林科夫同志报告的学习和讨论，超过了在机关的进度。某些同志认为下乡就不能坚持学习，是没有根据的。
但我在学习中还有不少缺点。主要的是有些好贪多冒进、不能消化的现象。再就是学习方法刻板，每读一本书都想记笔记，结果笔记繁琐，反而不能深刻领会所读文件的精神实质。有时工作忙的时候，就往往不能做到“每日必读”。如在一九五二年春“三反”运动时，就读书甚少。此外，和其他同志交换意见也不够。这些缺点我有信心予以克服。
我愿在过去四年来坚持理论学习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努力钻研。我的学习计划是：六月份读完“思想方法论”未完部分和“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并温习关于十二本书的学习笔记。七月份按照中央和省委规定的内容进行学习。我计划以“苏联经济建设文件材料汇集”为主，结合中央规定学习的文章和书籍，在一九五三年下半年和一九五四年共一年半时间内，完成上级所规定的学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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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探宝山（地质勘探素描）（三）
秦征 陈因 作
矿场的早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