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旧中国选举制度的实质
戴修瓒 吴传颐 李浩培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人民民主政治发展的新阶段。
这种新的选举制度只有在中国人民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今天才有可能实现。在这以前，在旧中国，宪法，已有过了，选举，也有过了，可是那都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实际存在的只有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吃人政治。在迎接普选的今天，我们来考察一下旧中国的那些虚伪的反动的选举制度的实质，会使我们更深切地体会今天人民的新中国选举制度的优越性。
一
一九○○年美英德日等八国联军用空前残暴的手段镇压了中国人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起义，满清王朝却又一次叛卖了人民，向强盗们屈膝，缔结了可耻的和约。一九○五年孙中山的革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翌年跟着就爆发了醴萍之役。这些事实说明了被压迫被剥削的中国人民不愿照旧生活，同时，满清王朝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
快被淹死的人，总想抓住一根稻草；临终的王朝，也同样地想乞灵于国会。一九○六年满清王朝之所以开始筹设资政院（中央）和谘议局（地方），正是为了想缓和当时革命运动的增长。资政院和谘议局从性质上说仅仅是“缙绅会议”或“谘议的”立法机关，这正是垂死的满清所想抓住的稻草。
资政院议员的选举，按照章程分为“钦选”和“互选”两种，它的人数各为一百，年龄一律要满三十岁。什么叫做“钦选”呢？这个名词在世界选举制度史上还是“杰出”的创作。所谓“钦选”就是满清皇上直接的任命。被任命的资格规定：一、清宗室王公世爵，二、满汉世爵，三、外藩王公世爵，四、宗室觉罗，五、各部院衙门四品以下七品以上的官员，六、硕学通儒，七、纳税多额者。总之，这些人都是皇室、贵族、官僚、地主等统治集团的上层分子或忠实奴才。什么叫做“互选”呢？是由各省谘议局议员互选候补当选人，再由各省督抚圈定一半，作为当选。不消说，这样“互选”出来的人物，和“钦选”的都是一邱之貉。
按照谘议局的章程，选举和被选举的资格都是很严格的。第一是年龄的限制，选举人须满二十五岁，被选举人须满三十岁。第二是性别的限制，选举人和被选举人一律以男性为限。第三是居住期限的限制，寄居本省须满十年以上，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第四是资格的限制，这里包括了财产、教育、社会经历等项目，即：一、曾在本省办理公益事务满三年以上；二、曾在中等以上学校毕业；三、有举贡生员的出身；四、曾任实缺职官文七品武五品以上；五、在本省有五千元以上营业资本或不动产，寄居本省的则要在寄居地方所有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达一万元以上。此外，还有很多消极的限制。总之，这里决没有人民大众的份，贵族官僚把持了一切。稻草救不了快淹死的人，资政院也挽救不了满清王朝的灭亡。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浪潮，终于把满清帝制吞没了。
二
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辛亥革命，由于领导这革命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革命的不彻底性，所以并没有使人民大众获得解放；胜利的果实是被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劫夺了。
因之，当时的国会，当时的选举，也只能是虚伪的招牌。所谓国会，不过是军阀专制的御用工具。
我们且看看这些国会和选举是玩的什么把戏吧！
一九一二年八月，当时的所谓“大总统”袁世凯公布了一系列的选举法规，这是中国带有旧民主气味而本质上仍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专政的选举制度的开始。依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第四、六、七各条，有选举权的首先必须是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其次要在编制选举人名册以前，在选举区内居住二年以上，第三须具有下列资格的一种：一、年纳直接税二元以上；二、有值五百元以上的不动产；三、在小学校以上毕业或有与小学校以上毕业相当的资格。有被选举权的，还须年满二十五岁。要是少数民族，必须通晓汉语。不识文字的广大工农群众，小学校教员和各学校肄业生，或者干脆不给他们选举权，或者停止他们选举权利的行使。至于参议院议员，依参议院议员选举法，由省议会选举。而省议会的选举人和被选举人资格的规定，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一模一样。
这种选举制度和美英法那些资本主义国家选举制度一样，是一个少数人享有民主和自由，而多数人被排斥于政治生活之外的制度。它首先排斥了占人口半数的妇女；其次，它利用关于财产、教育等资格的规定排斥了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同样，它也排斥了青年知识分子；最后，以通晓汉语为条件，它排斥了少数民族。试问这样留下来享有选举权利的人，还有多少呢？
这只不过是表现在文字上的，至于实际的情况，还不止此。“原来所谓国会议员，除了若干个别的议员之外，并不是真正由人民选举出来的。这只是一批政治的金钱买卖。在初选时候，各地方的所谓 ‘候选人’（其中大部分属于官僚、政客、党棍和原来的劣绅、土豪一类），他们任意假造选举名册，雇人投票‘选举’自己，并且各‘候选人’之中又互相做一番买卖，谁的势力越大，花钱越多，谁就越能当
‘选’。在初选中这末买卖之后，‘当选’的，也就得了机会，可以在‘复选’中做一番较大的买卖，看谁的势力大，谁买票的钱多，他就卖票给谁。这样，他就不但捞回了在初选中投下的本，并且还重新赚了钱；而谁花钱越多的，买的票数当然也越多，也就可以‘正式当选’做起国会议员了。这批议员
一到了北京，便又可以做一番更大的买卖，卖给这党，卖给那党”。（陈伯达：“窃国大盗袁世凯”第二十七—二十八页）卖给这个军阀，卖给那个军阀。这些议员们的最后一次买卖，就是臭名远扬的一九二三年曹锟贿选。他们每人得到了五千元的银行支票，一致选举曹锟做总统。“猪仔国会”，“猪仔议员”的笑骂，成了中国选举史上最可耻的名称。
这样的旧国会实际上是担当花瓶的角色，因此自然也免不了花瓶的命运。短短十多年里，就遭到两次解散。当它被解散后，军阀们还少不得要另找一个惬意的装饰品。这种装饰品是怎样搞出来的呢？第一个是袁（世凯）记“国民代表大会”。请看当时袁氏党徒的“国民会议事务局”的秘密电报：“国民会议各县之初选当选人，实为产出国民代表之机枢，允宜特别注意。各县初选监督当能体会入微，善为运用；尽可能于未举行初选之前，先将有被选资格之人，详加考察，择其性行纯和，宗旨一贯，能就范围者，预拟为初选当选人。再将选举人设法指挥，妥为支配。果有滞碍难通处，不妨隐加以无形之强制。”好一个“体会入微，善为运用”！就在今天，通过这一段文字，我们对当时的选举真相，也足能“体会入微”，不需要更多的说明了。我们必须记住：就是这个“国民代表大会”，在一九一五年底进行了“国体”投票，“选举”袁世凯为
“中华帝国皇帝”。
第二个要数段（祺瑞）记“新国会”（通称安福国会）。这个“新国会”又是怎样搞出来的呢？依段记“新国会”参议院议员选举法，参议院议员由地方选举会选举和中央选举会互选。地方选举会的初选人必须具有下列资格之一：一、年纳直接税五百元以上或有不动产五万元以上；二、曾任荐任以上官职满三年或曾任简任以上的官职满一年；三、曾在高等专门以上学校毕业并任事满三年。在中央选举会中享有互选参议员资格的人，依该法财产资格提高到一百万元以上，年纳直接税一千元以上；官僚资格则提高到退职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或曾任特任官一年以上；教育资格也提高到大学毕业并任事满三年。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也把众议员选举人的财产资格提高到一千元以上的不动产或年纳直接税四元以上。这种选举资格的限制，在世界任何选举法中都是很难找到的。它最蛮横地最粗暴地剥夺了劳动人民甚至小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利，同时赤裸裸地保证了大地主大买办和他的政治代表大官僚的垄断选举权。这个“新国会”的“功绩”，就是帮同他的主子段祺瑞出卖高徐、顺济两铁路，并选出满清余孽徐世昌为总统。
三
叛卖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突然的袭击，以取得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宠信的蒋介石，更建立了法西斯式的新式的反革命独裁统治。这个包括了大地主、大买办、大官僚、大军阀以及流氓、地痞、匪徒、党棍的反动集团，以帝国主义训练出来的反革命武装和特务组织为工具的反动王朝，在开始时根本还没有准备把选举制度拿来作为自己独裁统治的遮羞布。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之后，社会阶级关系显出了很大的变化，不但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更加积极地起来反对蒋介石统治，而且自由资产阶级和蒋介石政府的矛盾也日益显著与加深。蒋介石在人民的抗日运动面前，更加害怕革命的危机，于是提出了“结束训政”
“召开国民大会”的口号。也就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三六年公布了“国民大会组织法”和“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同时根据这些法令进行了所谓选举。
依照这两个法律，伪国民大会的代表，分为当然代表，当然列席代表和“民选”代表三种。反动的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是当然代表，反动的国民党的候补中央执监委员、伪国民政府主席和委员、伪各院部会的伪长官以及伪国民大会主席团特许的人员是当然列席代表。至于“民选”代表，可以从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两方面来看。在选举权这一方面，依规定凡年满二十岁的中国人民，经“公民宣誓”者，都有选举权，可是，“背叛国民政府经判决确定或尚在通缉中者，不得有选举权。”把它译成明白的语言，就是说：凡是宣誓效忠蒋家朝庭的就有选举权，凡进行革命活动，反对蒋匪帮统治，遭受过蒋匪帮迫害的一律没有选举权。再从被选举权这方面来看，各选举区域由伪乡、镇、坊长、各职业团体和各华侨团体的机关职员及各军队军校的长官推选应出代表名额若干倍的人为候选人，经伪省政府签注意见，再经伪国民政府指定二倍或三倍的人数为正式候选人。最后由选举人就候选人中圈定一人为当选代表。总结起来，“民选”代表，先由作为小蒋介石的伪乡镇坊长推选，再由蒋记省政府签注，再由蒋介石自己指定，最后经由向蒋介石宣誓效忠的“公民”圈出。这和满清王朝的“钦选”比起来，要说不同的话，那就是欺骗手段的更为巧妙而已。当时的选举情况，正如观察杂志所报道：“闹得举国骚然，鸡犬不宁，公私耗财之巨，社会风纪秩序破坏之烈……精神物质一切损失之无法计算。有人比之为‘选灾’，而且认为水灾、旱灾、风灾、火灾任何一种灾也没有这‘选灾’普遍而深入。”
反革命独裁者蒋介石，连它自己一手制造的“国大”也不感兴趣，久久没有召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成了广大人民的一致呼声时，蒋介石才“想把所谓‘国民大会’当作法宝，祭起来，一则抵制联合政府，二则维持独裁统治，三则准备内战理由。”因此，“不顾广大人民和一切民主党派的要求，一意孤行地召开一个由国民党反人民集团一手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装模作样地‘还政于民’，实际上，依然是‘还政’于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一○九一、一○九二页）这个蒋记“国大”，除了早在八年前蒋介石“钦选”的代表外，再加上依所谓“国民大会代表选举补充条例”而选出的两个政治乞丐党——青年党、民社党的丑角们登场。可是这出戏唱得如此冷场，正如解放日报社论所说的：“踏破铁鞋，无处觅到一个喝彩的看客。”拒绝参加这个蒋记“国大”的，不仅有共产党，而且有民主同盟和许多正义人士。参加这“国大”的，都被人民叫做“落水”，叫做
“堕入妓院的火坑”。这个国大的猪仔们所“制定”的一部伪宪法，和曹锟猪仔国会的“宪法”，前后媲臭。
袁世凯临死之前，想过一过皇帝瘾。蒋介石在滚去台湾以前也想过一过“总统”瘾。在这种贪欲支配下，在蒋管区里，又一次公布了一系列伪选举法规，又大闹了一番伪选。依伪国大代表选举法，选举“以普遍、平等、直接及无记名单记法投票行之”，“中华民国国民，年满二十岁，有选举权；年满二十三岁，有被选举权”。可是，重要的事情不在于蒋介石的条文如何写法，而在蒋记王朝的实际。从当时蒋管区刊物形形色色的报道中，大略列举几条来看吧：第一，蒋介石匪帮“中央的圈定办法规定了下来，无论是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都绝对的控制”“一切指定，不但不能选择党，连党内也不许选择人。”这种圈定，“又称钦定”。第二，在选举之前，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三个反动党派，在伪政协的烟幕下，进行了几个月的分赃谈判，结果成立了互相退让，保证当选的强盗协议。第三，“某富翁为了竞选已经花了不少的钱，可是经过两次书面威胁，一次四个人上楼拿出手枪教训了他一顿，他就气馁退出竞选。”第四，“党官把工会的选举权证缴械后……各单位主管人负责凑出会写字的工人或杂役五十名，分别在两天投完三千一百五十张选某某的票。这五十名投票专家要吃饭，……因此要钱用，派投票事务费共四百万，摊到每一员工身上。”第五，在选举前，在选举人名册上，临时增加了一大批实际上并无其人的人，以凭多领选举权证。“选举证拿到之后，忙坏了刻图章的师傅。”第六，利用票贩子“包票”，每票五万元，一手交票，一手交钱。“大多数伪乡保长都有做票贩子的资格，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七，带了兵士四五百人到场投票，并在投票场门口大肆活动，“劝导”投某某的票。第八，据估计每个候选人所花活动费平均蒋币五亿元，“国大”和“立委”的名额约有二千左右，每一名额若干竞选人所耗费的活动费，假定最保守地以十亿元计，则合算起来，耗费当在两万亿元以上……一切蒙蔽、欺骗、收买、利诱、暗杀、械斗等手段全都利用了。光怪陆离的丑态，简直写不完。袁世凯曹锟的手段和这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伪选丑剧的结束，往往跟到来的是“王朝”灭亡，这是历史的逻辑。蒋介石披上了“总统”的寿衣后不久，就被人民的铁的扫帚扫出中国大陆了。
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通过了艰难曲折的途径，终于战胜了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中国的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正确，由于人民的努力，在各种战线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已经为有计划的大规模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同样也已经为实行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民主和自由，在今天已成为现实。我们即将进行全国范围的史无前例的普选。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一切为反动统治阶级所利用的、虚伪的欺骗的选举制度必然破产，而获得胜利的、真正属于人民的是新民主主义的选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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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全国劳动模范郝建秀在山东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完成第一学期学业
全国著名工业劳动模范郝建秀在山东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已完成第一学期学业，开始进行分科学习。郝建秀是一九五二年十二月由中国共产党青岛市委员会保送考入工农速成中学的。她过去只上过三年小学。由于国营青岛第六棉纺织厂领导方面对她的关心培养，她在入学前已有接近高级小学的文化程度。郝建秀在进工农速成中学后，学习非常用功。在今年四月上旬第一学期终结考试的时候，她的各门课程平均在七十分以上；其中算术和语文都在八十五分以上。
福建连江县发掘出古代石塔
福建省连江县在修建水利工程中，在县城南门敌楼城墙下发掘出古代石塔一座，在石塔的第三、四、五等三层中，并发现铜塔、铜镜、铜钱等古物。这座发掘出来的石塔高七点九公尺，底层直径为一点七二公尺。塔为八角形。塔中有宋朝的“崇宁通宝”，和元朝“至元”年号的铜钱。这座石塔可能是宋元时的遗物。在石塔中发现的小铜塔高零点一六七公尺，座宽零点零八公尺，四方形，上面刻有“吴越国王钱弘俶敬造……”等字样。据鉴定，这是五代时吴越王钱弘俶所造，可供研究五代建筑史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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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上海戏曲界的一些不良倾向谈戏曲改革领导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钟洛
较长时期以来，上海戏曲界存在着一些不良的倾向。由于上海戏曲改革领导工作中存在着弱点，这些不良倾向没有得到彻底的克服。
这些不良倾向首先表现在对待民族戏曲遗产的极不严肃的态度上。上海戏曲改革工作的领导机构，曾经严肃地、慎重地处理过几个传统的流行剧目，由公营剧团演出，但是这种正确的态度并未在广大的戏曲界产生应有的影响。大部分私营剧团和评弹界在对待民族遗产上，一贯地表现了市侩作风。特别在全国戏曲会演以后，他们打着“民族遗产”的幌子，把封建、色情的东西，一齐搬了出来，如“何文秀”、“三笑”、“杨乃武与小白菜”乃至中央所明令停演的“探阴山”等。他们甚至公开说： “地方上无权禁演，等你们拿到中央去批准，时间拖长了，我们的钞票早已捞到手了。”全国戏曲会演的一些优秀节目，在上海也同样被市侩主义者所任意涂改。忽而抢演“秋江”，忽而抢演“蝴蝶杯”，把民族遗产随便糟蹋，当作摇钱树。他们怕小戏不卖座，就硬加进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拉长到三个半钟点。
不良倾向的第二个表现，是发展了过去那种竞尚新奇、标新立异的作风，用离奇情节，或所谓“异国情调”来吸引观众。沪剧和越剧都曾上演了由小说“十五的月亮”（海默作）改编的“沙漠情歌”，而原著在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上都犯了严重的错误。沪剧还极不严肃地上演了日本的剧本“母亲、女人”。越剧“琼宫盗月”，标榜着“古装宫闱历史巨献”，渲染离奇的恋爱“传奇”；演出广告的庸俗化更是普遍现象。
不良倾向的第三个表现，是表演上的形式主义、噱头主义和庸俗的“海派”作风。机关布景，光片服装，闪闪发亮的镀镍道具，忽红忽绿的灯光，都越变越厉害了。为了迎合小市民的低级趣味，为了“票房价值”，僵尸也搬上了舞台。越剧“玉堂春”用两幕戏的地位来渲染妓院的“豪华场面”。部分评弹艺人在说唱旧书时，更是加进了许多庸俗、色情的东西。这种恶劣作风是极端破坏艺术、糟蹋民族戏曲遗产的。
这些不良倾向，是由来已久的。上海的一些主要剧种，有的十足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的产物，有的虽来自农村，但在帝国主义的堕落的艺术商品影响下，早已浸透了小市民低级趣味和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的腐朽毒素，丧失了原来的朴实的内容与形式。在解放前的长久的年月中，这些剧种抛弃了旧有的优秀剧目和传统的艺术方法。这样，也就必然使这些剧种的剧目思想内容和表演技术一天一天堕落。
除了这个历史原因以外，这些不良倾向的产生，还有它的社会原因。跟着人民对文化生活的需要的增长，上海的剧团和剧场数量日增。小市民的低级趣味，使落后的剧目得到市场。到目前为止，据不完全的统计，在上海的剧种，有二十八个，主要的
（观众比较多的）剧种就有十个。大、中、小型的剧团，有一百六十八个；戏曲艺人，如包括流动的和少数失业的在内，一共有八千三百多人。这么多的剧团和艺人，大部分分布在近二百个剧场和书场里，每天接触到的观众，在十万人以上（从收音机里收听广播的，还不计算在内）。
这种复杂的畸形的情况，数量如此之多，先天如此之不健康，而影响又如此之广泛，就造成了上海戏曲改革工作的繁重性，同时也说明了这一工作的思想领导的重要性。事实日益证明：戏曲艺术是广大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这是必须给以足够的估计的。难道我们可以容许那么多的“九美图”“十美图”，那么多的封建的、色情的毒素，通过舞台和电台，灌输给人民大众吗？难道我们可以容许这些东西，每时每刻地侵蚀到占观众百分之五十的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中来吗？从上海最近举行的工人文艺活动会演的一些节目看，上面所说的那些不良倾向，已经像瘟疫一样，传播到朴实的、健康的工人文艺活动中来，这现象是再也不容忽视的了。
上海戏曲改革工作的领导机构，是作了很大的努力的。这些努力得到不少的成绩，但这并不等于已经解决了戏曲界的根本问题。戏曲改革工作的领导机构对思想领导的忽视，是上述不良倾向没有得到彻底克服的主要原因。在上海戏曲改革的思想领导工作中，下面的几个问题，是应该进一步地注意和加以解决的。
加强经常性的艺术思想的领导
在戏曲艺术战线上，确保工人阶级思想的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和各色各样的反人民的思想作斗争，应该是经常的工作，而不是一时的工作。面对着泛滥着的封建的、市侩主义的毒素，上海戏曲改革工作领导方面是作了斗争的。但是这些斗争不够经常，不够认真。没有能够抓住一些重要的事件和有利条件，及时地进行艺术思想的领导。
譬如说：全国戏曲会演，是全国戏曲界的一个重大事件，应该成为进一步贯彻戏曲改革政策、进行艺术思想领导的重要推动力量。事实上，在参加了会演的华东和上海各公营剧团中，也确实起了好的影响。但是，这个有利条件没有被充分地利用。没有按照会演的精神和要求，结合着上海戏曲界的实际情况，组织和领导整个戏曲界进行深入的而不是浮面的学习。甚至连戏曲改革工作干部，也没有认真地、系统地学习过。东北区和中南区代表团在上海的演出，由于领导上的放松，也只热闹一阵就
过去了。
又如：上海戏曲改革工作也有过不少比较好的经验，如评弹“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海上英雄”
的创作，沪剧“罗汉钱”的改编和演出，淮剧的对
一些旧的优秀剧目的整理和新戏的演出，在戏曲界和广大观众中，也起了不少好的影响。应该说，这些都是上海戏曲改革工作的重要事件。然而领导上没有及时地总结经验，加以推广，就使得那些好的影响不能更扩大，更深入。
又如：前面所说的私营剧团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在剧目和演出方面的日益严重的不良倾向，以及在全国戏曲会演以后对待民族遗产的投机作风，领导方面是清楚的，可是主要的干部一直陷在事务主义和突击性的工作中，始终腾不出手来。直到今年春节以前，才召开了几次座谈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初步停止了混乱现象的发展。而在另一方面，对上海戏曲界过去曾出现过的一些坏戏，如挂着
“镇压反革命”招牌，贩卖低级趣味的滑稽戏“活菩萨”、严重的反历史主义的越剧“信陵公子”等，非但没有予以严格的批评，反而给以奖励。这件事虽说过去很久了，但它的影响却不是一下子就过去了的。滑稽戏至今仍在变本加厉地贩卖低级下流的趣味，反历史主义倾向在历史题材的剧本中，依然到处可见。
事实已经很明显，如果放松乃至放弃了经常性的艺术思想的领导，放松乃至放弃了每时每刻和一切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作不调和的斗争，那么，客观上必然会纵容不良倾向的发展。
认真地解决剧本问题
戏曲改革工作的主要环节，是剧本问题。没有剧本，就没有戏曲。每天给十万以上的观众以好的教育还是坏的教育，决定因素在于剧本。公营剧团如果有比较好的剧本，就可以经常地保持演出的质量，因而成为对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教育的重要阵地。私营剧团的相沿成习的商业化作风，对剧本问题的处理是极不严肃的，几天换新戏，编剧人不得不粗制滥造，东拼西凑；一窝蜂，抢剧本，甚至到誊写社去偷看别人的本子，改头换面，就算作自己的创作。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剧本已经不是在道德品质上感染人民的艺术品，而是恶俗不堪的商品了。这种情况就说明：如果戏曲改革工作领导上能抓住这一环节，也就是抓住了主要的问题。可是，就在这问题上，上海戏曲改革工作的领导常常陷于极大的被动。
一九五一年五月，政务院在“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中，就明确地规定各地戏曲改革工作，应该以主要力量审定流行最广的旧有剧目，对其中的不良内容和不良表演方法，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修改。在上海戏曲改革工作的某些领导干部中，却有这样一种论调：“上海是靠新戏过日子的。”这种论调的实质，即是对千百年来丰富的民族戏曲艺术遗产，缺乏正确的认识。在这种片面的思想支配之下，对审定旧剧目的工作，就始终未用主要的力量去做。这样，对遗产中的精华和糟粕，就缺乏认真的、细致的研究，也无法以一批经过审定的剧目去应付那么多的需要。私营剧团在剧目上的混乱状况，也就势所必然了。
在和忽视审定旧剧目工作的同时，在组织和领导创作新的剧本的工作中，却又曾机械地、庸俗地理解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助长了以政策条文代替生活真实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如去年“五反”运动时，集中了全市越剧编剧人，根据报纸的社论、新闻和通讯，创作了“千军万马”等戏，由于没有表现出生活的真实面貌，不受观众欢迎。落后群众称它们为“解放戏”，上海戏曲界流行着“解放戏不卖钱，配合任务没人看”的说法。
最近，上海市文化局曾经推广全国戏曲会演中的一些优秀剧目；在贯彻婚姻法运动中，中央文化部也推荐过一批剧目；由于这些剧目的推荐，就在相当程度上减少了上海戏曲界的混乱现象。上海市文化局也决定今后要用主要的力量领导戏曲界进行对传统剧目的整理、改编工作，以及创作新剧目的工作。市文化局的创作室，已经审定了八个淮剧和淮扬剧的小戏；今年还准备再整理二十个小戏，改编和创作十六个京剧、沪剧、淮剧和评弹的剧本。这些工作是完全必要的。这些剧本，应该不仅供应公营剧团，在公营剧团演出并取得经验以后，应该同样地供应给私营剧团。使质量比较好的剧本，逐渐取得更多的阵地，教育更多的观众。
改进公营剧团和私营剧团的关系
公营剧团应该成为贯彻戏曲改革工作的榜样。公营剧团（或私营公助剧团），按照政务院的指示，应该有计划地、经常地演出新剧目，改进剧场管理，作为推进当地戏曲改革工作的根据地。上海的七个公营剧团（包括华东戏曲研究院所属的京剧团和越剧团），质量比较高，大部分剧团经常演出新戏，领导方面也化了相当大的气力。但公营剧团和私营剧团的关系不密切，没有很好地影响私营剧团，起示范作用。公营剧团对私营剧团，除掉有时供给演出脚本外，很少有其他业务上的帮助。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
第一，有些公营剧团，在长时期内集中力量于关门提高，很少作公开的演出，如华东越剧实验剧团就是这样。越剧是上海观众比较多的剧种，华东越剧实验剧团又集中了比较多的优秀艺人，然而却没有演出比较多的戏。于是观众们不满意了，他们一次一次地问：“我们的越剧团为什么老不演戏呢？”私营越剧团的编剧人说：“华东戏曲研究院集中了那样多的越剧编剧，为什么不多搞些好剧本，供应大家呢？”
第二，公营剧团的领导上对艺人缺乏必要的政治思想教育，使得某些艺人在加入公营剧团以后，没有得到认真的改造，表现了自高自大，骄傲自满，看不起别的艺人。评弹界有些艺人说：“人民评弹工作团不是百花齐放，是一花独放。”许多艺人在加入公营剧团以后，就和他们的同行疏远了，互相不来往了，更谈不到思想和艺术的交流。
其实，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改进的。在上海的公营越剧团、沪剧团、和淮剧团，在这方面都有比较好的条件，他们都是一直在上海的，和上海的戏曲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领导上重视了公营剧团的示范作用和成熟经验的推广，它们可以成为戏曲改革工作领导上的重要助手。
不断地提高戏曲工作干部的质量
戏曲改革工作，是一个复杂的、细致的思想工作；这个思想工作的严重意义和上海戏曲界的实际情况，向戏曲工作干部提出的要求，是远远超过目前的水平的。这就要求戏曲工作干部（包括领导干部），加倍努力地学习，提高自己。领导方面也应该把不断地提高干部质量的工作，放在自己的工作日程上，并且给以相当的地位。
然而事实并不完全如此。目前的一些干部，经常地处于事务主义的忙乱状态中。一位领导同志说，去年参加会演回来，一下火车他就被调去搞其他的突击性工作，一搞就是一个多月；接下去又是其他的一些政治运动，这样在客观上也就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会演的传达和学习工作。戏曲工作干部们整天忙于东奔西走，这个机关打电话来找他们开这样的会，那个机关又发通知要他们参加那样的会，使他们没有时间坐下来，保持头脑的清醒，冷静地考虑问题。
用事务主义的工作方法来做思想工作，怎么能做得好呢？他们只能跑一两个剧团，找一两个人谈谈，看一两个剧本，提一两个不成熟的意见。这样，怎么能满足工作的需要和群众的要求呢？
我们的戏曲工作干部，绝大部分都是努力的，对戏曲改革的事业，是怀着很大的热忱的。现在，应该结束忙乱和事务主义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应该使戏曲工作干部认真钻研业务、提高业务水平，应该使我们对戏曲改革工作的领导突破一般的政治原则号召，代之以具体的、深入的、细致的思想和艺术的领导。正因为戏曲艺术是党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阵地，就要求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和每一个戏曲工作者，重视这一个思想工作。
戏曲艺术，“应当帮助国家正确地教育人民，用爱国的思想，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人民，传播社会的新的风气，提高人民的道德品质，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周扬：“改革和发展民族戏曲艺术”）这个严重的也是光荣的任务，要求上海的戏曲工作者加强思想领导工作，加强经常性的艺术思想的领导，认真地、有领导地逐步解决剧本问题，改进公营剧团和私营剧团的关系，不断地提高戏曲工作干部的质量，同时在领导思想和领导方法上求得改进。这样，才能更好地制止并纠正目前的
一些不良倾向，从而使戏曲改革工作得到更大的发展。
第3版()
专栏：
朝鲜孤儿在东北
中国人民慰问住我国朝鲜儿童代表团吉林分团
坐长图线的火车到龙家堡，再穿过一片宽阔而肥沃的土地，就可以看见一所校舍，有一个小小的运动场。这是吉林九台县朝鲜第一爱育园，这里住着一百三十二个朝鲜的孤儿，和来自朝鲜的三十九位教师和工作人员。这些孩子都是从战争的炮火中，从敌人的轰炸下被抢救出来的。孩子们刚从朝鲜来时，穿上新发的棉衣，他们竟衰弱得架不住。看着他们黄蜡似的面孔，中国的妈妈们禁不住流眼泪了。可是现在，这些小客人完全改变了，红润的小面孔真像圆圆的苹果。戴着小海军帽的男孩，和戴着翠蓝色宽沿帽、穿着翠蓝色小舞衣的女孩，像天使一样在运动场上荡着鞦韆、骑着木马、溜着滑梯。在整洁的寝室里，摆着一溜花花绿绿的小被子，褓姆们为他们贴上一些彩色画片，结上一些彩旗，屋子里显得恬静而美丽。孩子们再听不到像鬼号似的敌机声了。他们年纪虽小，但战争使他们懂得了很多事情，他们懂得应该怎样做，懂得要为祖国努力学习。中国人民像爱自己孩子似地爱护他们，照顾和帮助他们。朝鲜的教师、褓姆和一切工作人员都依照着朝鲜的教育制度和生活习惯来教育他们，连中国的厨师也精心学习烹调朝鲜风味的菜食。孩子们说： “我们好像是住在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里一样。”
在国际儿童节前夕，中国人民慰问住中国朝鲜儿童代表团到了东北，带来了中国人民的情意和礼物——各种各样的玩具、乐器、留声机、医药用品、文具、糖果等等。孩子们全高兴极了，他们感到温暖。他们觉得被许多爱好和平的父母爱抚着、关注着。在欢乐的气氛中，忽然七岁的李海子感动得轻声哭了起来。
刚到中国的时候，李海子整天的不哭也不笑，沉默着，像一个大人一样地在深思着什么。谁都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朝鲜这样的孩子是太多了。中国的医生治疗着孩子们身体上的创伤；中国的父母和儿童治疗着孩子们心里的创伤，他们的阿姆尼（孩子们喊他们的褓姆、教师为阿姆尼或阿巴几〔注〕）小心翼翼地护理着他们。以后，李海子渐渐愉快起来了。但是从她的小眼睛里，人们完全可以看得出她并没有忘记妈妈是怎样死的。她终于说出来了：
“……我看见妈妈倒下去，我正想跑去抱住妈妈，忽然一个很重的什么东西把我摔倒了；等我醒来，我立刻记起妈妈，妈妈为什么还没来抱我，亲我呢？我抬起头来，忽然发现妈妈直挺挺地倒在血地里，
小惠淑正爬过去抓住妈妈，妈妈全变了，身上鲜血淋淋，两条腿被炸掉了。那些美国的鬼飞机还在头上直嗡嗡；我什么都忘了，拚命朝妈妈扑过去，我想搂住妈妈的脖子。突然我发现我的一只手也不见了，我用剩下的一只手抱着妈妈的头，把我的脸贴在她冰凉的脸上。我什么都不知道了。爆炸的声音又把我惊醒。成排的房子冒着烟在倒塌，和我常在一块玩的一个小朋友，两眼流着血在地上瞎抓乱滚……”
李海子为什么哭呢？中国父母的心感动着她。她懂得除了美国的炮弹外，还有这些善良的心。
在东北二万多个朝鲜孤儿中，有这样惨酷的遭遇的不知有多少。他们懂得爱和恨。在较大的一些孤儿里，我们看见一些得过军功章、荣誉章的小英雄，深刻的爱和恨，使孤儿勇敢而坚强。他们对美国侵略者的痛恨和复仇的决心，使他们加紧学习，大部分孩子在测验时都得到了满分。孩子们热爱和怀念着祖国，他们画着祖国的山水。一个小孩子听见一只在朝鲜常听到的鸟叫，他高兴得跑去告诉阿姆尼：“朝鲜的小鸟也跟我们一块儿来中国了。”他们是忘不了祖国，因此也忘不了仇恨。
在孩子们的老师和褓姆中，一部分原是教育工作者，另一部分是从部队回来的。在战场上，他（她）们是英雄；在孩子们中，他们是一个妈妈或爸爸，孩子们也这样呼喊他们。他们比任何一个时期更认真、更耐心地教育着孩子。他们自己研究和编写教材，他们把革命的乐观情绪带给了每个孩子。
这些孩子，同样受到中国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中国的孩子们，给朝鲜的小弟妹们在宽敞的后园种上了很多青枝绿叶的小树，从北京、从西南、从其他各地寄信给他们，寄自己心爱的小礼物给他们，寄自己画的画页给他们。区长蔡本龙发现孩子们缺少一架风琴，他亲自坐火车到长春采买，又亲自从车站背着送到爱育园；干部们三天两头的来看望他们；了解他们的需要和困难。中国的妈妈们给孩子们洗刷衣被，送新鲜的鸡子给孩子们吃，在远方的中国妈妈们，知道有人去东北，她们中间有的扶着病给孩子们写信，托人从街上买回玩具，又托人带到东北。这一切不但表现了中国的母亲和孩子的心，而且表现了热爱和平的中朝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
〔注〕“阿姆尼或阿巴几”即“妈妈或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