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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和中南局宣传部
分别召开全区理论教育工作会议
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在五月十二日到十六日召开了东北区理论教育工作座谈会。到会的有各省市党委理论教育处处长、学习室主任、个别业余政治学校校长、少数大厂矿党委宣传部部长，以及东北一级机关各党委宣传部部长等共七十一人。会议主要讨论了如何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及做好学习前的准备工作问题。对厂矿干部学习及干部业余文化学习等问题，会上也交换了意见。
在会议开始时，东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卓然作了重要指示。他首先指出了中共中央这次指示的重大意义和贯彻这一指示的有利条件。他说，今天我们国家已开始进入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新时期，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和经验已更加成为全党干部十分重要的任务。中央这一指示无疑地将掀起东北全党干部学习苏联的热潮，这对东北全区的经济建设工作将会产生巨大的、深刻的作用。我们现在开展干部理论教育工作的条件，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好得多了。在讲到已有的一些坚持学习的经验时，他指出有三项经验是可贵的。这就是：（一）发挥高级干部学习组在学习领导中的核心作用；（二）建立学习室，使它在学习中起更大的辅导作用；（三）办好业余政治学校，这是组织中、初级组干部学习的良好形式。最后，他号召到会干部必须认清今天干部理论教育工作所处的有利环境，在已有基础上把干部理论学习更加有系统地组织起来。
会议经过五天的讨论，最后由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刘子载作了总结报告。刘子载在总结中着重指出，当前工作的重点就是要争取时间认真努力地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而准备工作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训练教员、辅导员，特别是训练中级组的教员、辅导员。他提醒到会干部必须从思想上重视这个工作，并争取省市党委领导上的重视和支持，主动地想尽一切办法，利用已有的有利条件，并努力创造一些有利条件，组织力量，克服困难，贯彻中央的指示。任何不积极进行准备工作的想法和作法都必须加以纠正。关于训练教员、辅导员的工作，刘子载指出：各省市应立即选拔和训练一部分中级组的教员和辅导员。对已经聘好的教员、辅导员，必须从提高讲授水平着眼，帮助和督促他们准备课程，给他们一定的便利条件和备课时间，以加强对课程的研究。至于训练方式可以根据具体条件来确定，能够离职的就尽量离职训练，离职有困难的可采取半离职方式（每周抽出三、五个半天）进行训练，或在业余时间给以必要的训练；凡不能参加短期训练班的教员、辅导员，也必须先学一步，使他们“边学边教”。
关于编组标准和原则，刘子载强调指出：必须实事求是地依据中央指示的编组原则，依照干部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即根据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文化程度、工作经验等条件）来进行。决不能不适当地提高或压低。编组的目的是使干部学习能够切合他们的水平，逐步提高，循序前进。至于把编组看做政治待遇和有好高骛远的想法也应注意纠正。对加强领导的问题，他特别指出必须首先加强高级组的核心领导作用，不仅要求高级干部本身学好，并且要求他们指导中级和初级组的学习，从而完成整个学习计划。其次，要建立与健全专业机构，配备一定数量的干部，加强理论教育处和学习室的工作。刘子载在总结报告中，一再要求到会干部回到各地后，在党委的领导和支持下立即行动起来，做好准备工作，保证在七月一日如期开始学习。
（据东北日报讯）
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在五月二十日到二十八日召开了中南区干部理论教育工作会议。
从去年十月、十一月中央先后发布关于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以来，中南各级党委已加强了对干部理论教育的领导，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理论学习的不经常和自流的状态，使干部理论教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现在中南区参加理论学习的高、中、初级组干部达三十七万多人，已配备兼职和专职理论教员三千三百八十一人，举办业余政治学校四十三所。在党组织的监督和主要负责干部带头学习的影响下，多数干部已能在工作中挤出时间学习，坚持了学习制度，提高了对理论学习的兴趣，并涌现了一批较好的小组和积极分子。
会议根据中央“关于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结合中南区情况进行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今后开展干部理论教育的关键仍在于党委加强领导和监督，并在继续巩固学习组织和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加强对学习的指导。这个时期各级党委对干部学习特别是高级组干部理论学习的领导，主要的缺点之一是没有强调党支部的监督作用。会议指出，今后支部对党员干部理论学习的监督作用必须加强，所有党员干部包括高级组干部在内，无例外地都须向支部汇报学习情况，支部负责向上级党组织报告。会议研究了干部学习中存在的不刻苦钻研文件就急于联系实际的偏向，认为必须提倡认真读书、刻苦钻研的学风，在没有领会文件的精神与实质前不宜过早地联系实际。会议讨论了学习指导问题，认为党委过去集中精力把学习组织起来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今后除应继续加强组织方面的工作外，还应注意逐步加强对学习的指导。解决高、中、初级组学习指导的中心一环，是要各省、市党委会的中心学习小组认真学习，并帮助一般干部的学习。
对于建立理论教员、业余政治学校、学习室等问题，会议进行了详尽的研究，要求各省市地委级以上机关今年先配备兼职教员，省、市以上机关今年应按五百到一千人配备一个专职教员的标准，先配备初级组的专职理论教员。各省、市委今年内应将培养理论教员和学习辅导员的训练班或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校建立起来，同时并须试办中、初级组业余政治学校至少各一所，以取得经验，逐步推广。关于学习室，各省、市委应根据干部条件逐步地建立。会议对学习“联共（布）党史”九—十二章的进度、干部文化学习、调整学校、执行定期考试和党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的工作等问题，也进行了讨论。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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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中央华北局
召开第三次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会议
中共中央华北局在五月中旬召开了讨论处理人民来信与接见人民群众来访工作的第三次会议。会议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并对今后如何继续加强此项工作作了充分的讨论。
自华北局在三月二日召开讨论处理人民来信和来访工作的第二次会议以来，人民来信、来访工作在华北全区又有新的发展。各地人民来信、来访数量较前大为增加。华北局办公厅今年一、二月份平均每日收到和处理来信二十件，四月份以后每日就增加到三十件以上。中共河北省委员会办公厅一九五二年全年共收到来信四百六十一件，今年春季即收到四百八十件。据不完全统计，河北省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今春收到人民来信已近三万件。这些来信除了由人民群众直接寄来的以外，还包括一部分各级党政机关和干部的来信。
各地人民来信的内容所涉及的问题的范围也较前扩大。过去人民来信中反映的农村问题较多，现在涉及领导机关、工厂矿山、学校、医院、城市等方面的问题大为增加。过去批评和检举区、村干部的较多，现在对县以上干部的批评、检举也增多了。河北省唐山专区今年第一季度内，群众检举县级负责干部违法乱纪、官僚主义的就有五起。过去来信中建设性的意见较少，现在这种情况也有改变。如中共河北省行唐县委员会最近向华北局的党刊编辑来信，反映农村中不少未经改造的地主分子和坏分子经过私人关系钻入我工厂矿山、企业、机关，群众甚为不满，来信向领导机关提出了禁止私自用人和清理组织的意见。
各地处理人民来信的工作也较前更加认真、及时。河北省各地今年春季收到的近三万件人民来信，已处理了百分之七十以上。由于认真处理的结果，使当地领导机关收到的人民来信和来访者更为增多，上级转下去的案件则相对减少。如中共河北省委自大张旗鼓地处理了台底村牛洛连违法乱纪案件获得成效后，今年第一季度收到的人民来信数已超过去年一年的总数，而其中由中共中央和华北局转下去的却比去年减少了百分之六十。各地除突出地抓紧典型事件进行处理外，有的市长、县长规定了定期接见群众的制度，有些地方还采取了通过各种会议（特别是人民代表会议）处理案件、排队清理积案、干部携卷下乡结合中心工作调查处理等办法，群众十分满意，领导干部也感到工作比过去更有办法了。
会议指出：以上这些成绩，说明认真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工作，已在群众中发生了新的良好影响，因此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寄以更大的期望和信任，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但各地决不可因此自满骄傲，必须把认真处理人民和干部来信看作是开展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尤其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把它看作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时时注意保持和扩大这种联系，巩固既得成绩，并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此项工作，使之成为经常化的制度。
会议又着重指出：由于共产党的威信和群众觉悟的不断提高，各方面工作进一步深入，人民来信、来访中所提出的问题将会增多，范围将会更广。因此，县以上党政领导机关，应继续有选择有重点地处理若干富有教育意义的典型案件，尤其是县一级更需抓紧这一点；进一步健全处理制度；改善各部门的分工与联系办法，如有关部门定期联合办公等，以使力量集中，处理及时。
会议对有些领导机关向下级转办案件时，不分析情况地一律提出“限期查处”“限期上报”的主观要求，造成下级处理困难的现象，作了批判，认为必须加以纠正。
会议指出：目前人民来信、来访中，以揭发农村问题为最多，但工矿企业、文教卫生部门实际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少的；各地领导机关应设法加强与工厂、矿山职工的联系，开辟这一方面的工作，并及时总结经验。
会议认为：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干部，应有相当的政策水平和较多的社会知识，并能密切联系群众，在工作中摸出一套工作方法来。因此，县以上各级党委应加强对这些干部的教育，让他们参加必要的会议，帮助他们总结经验，研究业务，使他们成为工作中的内行。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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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别林斯基思想的一点理解
满涛
今天是俄国伟大革命民主主义者与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逝世的一百零五周年纪念日。
提起别林斯基的名字，最使人怀念的是他纯钢般的人格，对于真理的无私的爱和献身于信仰的热烈的战斗；是在帝俄时代文氓和江湖术士们围攻中的奋斗，在贫困和肺痨病菌的侵袭中的挣扎；是他短促而紧张的十四年文学工作，留给全世界的光辉的思想财富。特别在学习了马林科夫同志在苏联共产党（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之后，我们更要怀着敬意和感激时时刻刻想起一百多年前这位思想巨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前辈（列宁：“做什么？”）的光辉的战绩。
别林斯基最卓越的战绩之一，便是他在卷帙浩繁的无数作品中发挥了正确的文学的典型论。
在中国文艺界，过去曾有人对政治价值与艺术价值的关系有不正确的认识，他们以为二者之间仿佛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件事说明了他们在典型论方面的思想混乱，他们不理解典型本身所包含的丰富的思想意义，却要求把政治像标签似地插到人物身上去，形成创作上的公式主义和概念化的倾向。
我们应该学习导师马克思的古典指示。他指出拉萨尔的作品的缺点在于单纯地把人物“变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
别林斯基也一再告诫我们：“创作本身的最卓特的征兆之一，就是这典型性……”（“别林斯基选集”中译本第一卷第二四一页）。“典型性是创作的基本法则之一，没有典型性，就没有创作。”（同前书第一卷第二九三页）
马林科夫同志在苏联共产党（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拥有无比深刻的思想内容，而对于我们文艺工作者特别富有教育意义的是他关于典型论的科学的论点：
“典型性是与一定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相一致的；……典型是党性在现实主义艺术中的表现的基本范围。典型问题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
这里非常清楚地指出，文学中的党性绝对不是什么历史学或社会学的图解，却必须通过典型表现出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美学，从来不把政治内容和艺术技巧机械地割裂开来，却总是统一地去理解它们之间的辩证的关系。
“人的意识，科学，反映着本质，自然的本体。”（列宁：“哲学笔记”）科学本身是一种概括，而正确的概括非但不违反真实，反而更接近真实，因为抽象的思惟比直觉更能深刻地、忠实地、全面地反映出客观真实来。艺术至上主义者宣扬着虚无缥渺的美，空灵，心理距离……这些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美学观完全背道而驰的。作为唯物论美学奠基人的别林斯基，曾经正确地理解了科学和文学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他说：
“人们看到，艺术和科学不是同一件东西，却不知道，它们之间的差别根本不在内容，而在处理特定内容时所用的方法。哲学家用三段论法，诗人则用形象和图画说话，然而他们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别林斯基选集”中译本第二卷第四二八——四二九页）
因此，他一方面严厉地抨击脱离现实的艺术至上主义的虚谬，认为“把艺术设想成活在自己特殊的小天地里、和生活别的方面毫无共通之点的纯粹的、排他的东西，这种想法是抽象而空幻的。这样的艺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不存在的。”（同前书第二卷第四一七页）同时，正像斯大林同志所教导我们的，他也看到了必须分辨不同社会现象——艺术与科学——的不同的特殊性。就是说，艺术的概括与科学的概括不同，它必须是表现在个性化的、具体感性的形式里面的概括。
在斯大林同志发表了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以后，苏联的文艺界强调地提出文艺的特殊性问题。别林斯基的唯物论的美学观，也正好帮助我们认识这个问题。他说：
“不管一首诗充满着怎样美好的思想，不管它多么强烈地反映着现代问题，可是如果里面没有诗歌，那么，它就不能够包含美好的思想和任何问
题，我们所能看到的，充其量不过是执行得很坏的美好的企图而已。”（同前书第二卷第四一五页）又说：
“今天，许多人为‘倾向’这个魔法的字所迷
惑；认为问题的症结便在这儿，却不知道，首
先，在艺术的畛域上，倾向要不是被才能支持
着，是不值一文钱的，其次，倾向本身必须不仅
存在在头脑里，却主要地必须存在在心里，在写
作人的血液里；它主要地必须是一种感情，一种
本能，然后恐怕再是一种自觉的思想，——倾向非
像艺术本身那样地生发出来不可。……”（“别
林斯基选集”中译本第二卷第四三○页）
用不着解释，从文字本身就可以知道别林斯基是强调“倾向”的，但是他主张倾向必须先化为作者的血肉，然后通过生动而具体的人物形象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因为“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鲁迅语）具体地说，今天我们要创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首先就必须像毛主席所指示的，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没有这个“打成一片”的思想感情的变化和改造，就没有真正的革命的倾向。离开了具体真实，片面地强调政治内容，这内容必然是架空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向艺术至上主义缴械投降，承认所谓“纯粹的美”。别林斯基指出典型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创作的根本问题，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艺术至上主义的虚无缥渺不可捉摸的美，肯定了现实主义美学的伟大力量。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中的思想内容决不是教条主义者的教条，而是使人潜移默化的实际的思想力量。
别林斯基是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因此，也是一个爱憎分明的爱国主义者。他说：
“爱国主义不在于大言壮语和陈腐之谈，而在
于对祖国的热烈的爱，这爱，可以不是叫嚣，可
以不仅表露在对美好事物的欢呼里，并且也表露
在对恶劣事物的敌意里。”
苏联文艺界提出了“我们需要果戈理和谢德林”的口号。我们知道果戈理的讽刺是“对恶劣事物的敌意”的爱国主义的表露。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别林斯基是果戈理作品的最初的诠释者、拥护者、发扬者。
果戈理的作品在当时曾经被人怎样地误解、歪曲、唾弃、蔑视！从主观主义出发，企图粉饰当时的丑恶现实的一些文学家，怎么也不能容忍果戈理的作品里面所包含的锐利的讽刺。冈察罗夫在一篇回忆别林斯基的文章里说过这样的话：要是没有别林斯基，果戈理恐怕不会像今天似的被人重视。别林斯基的名字和果戈理是不能分开的。他在一百多篇文章中为果戈理的讽刺传统战斗了过来，他热情地辩护着心爱的信念，用绵密而独创的议论，辛辣而尖锐的文章，多么有力地打击了论敌！
别林斯基逝世一百多年了，可是他的每一个读者仍会记起杜勃罗留波夫在别林斯基去世后第一次出版了他的选集时说过的这句话：
“不管俄国文学发生些什么事情，不管它发展
得怎样蓬勃壮盛，别林斯基永远都将是它的矜夸，
光荣和装饰。”
时间过去了一世纪，我们仍旧可以感到这个真切的评价的力量。推翻了黑暗统治的新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站在一起，把别林斯基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的战斗传统。我们仍旧可以从他那里吸取力量。我们讨论到典型问题，讨论到讽刺文学等等问题时，还需要向他学习，向他取得无穷的经验和教训。（附图片）
别林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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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贯彻选举法，开展普选工作
安徽布置选举时照顾救灾
安徽省选举委员会在五月十九日举行了选举工作会议，布置全省基层选举工作。为了照顾该省生产救灾工作，会议确定全省基层选举工作分两期进行。淮南、江南地区，六月下旬到八月中旬先选择夏荒较轻地区进行基层选举工作，一般可以县为单位，选择不同类型（如山区、平原、丘陵、圩区、水上等），先完成所辖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五十；九月一日到十月底，完成第二期基层选举工作。淮北地区在八月下旬前完成全面准备工作，九月一日到十一月中旬，全部完成基层选举工作。县（市）人民代表大会在十一月召开，省人民代表大会根据中央指定时间召开。会议要求全省在六月中旬以前必须做好基层选举准备工作。县（市）成立选举委员会，训练干部，组织各级干部和宣传员进行一次有关选举文件的学习。会议在讨论中着重指出：基层选举一定要和生产紧密结合，为此特提出如下四项办法：（一）号召群众加紧生产，迎接选举。通过选举来激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做好选举和生产工作；（二）教育所有参加选举工作的干部，在进行选举工作时，要抓紧时间，利用空隙，便利群众，不要疲劳群众，并尽可能帮助群众进行生产；（三）在选举过程中，遇到生产上紧要问题时（如防汛、捕虫、栽秧、收割等），普选工作可以暂时停止几天，专门解决生产上的紧要问题。
（据解放日报讯）
关于基层选举和生产结合问题江西民政厅长提出具体办法
江西日报五月二十九日刊载了该省人民政府民政厅厅长朱开铨所写“如何做好基层选举工作”一文。文中对基层选举工作和生产相结合的问题，提出六项具体办法：第一，一定做到不违农时，不误生产。各县决定计划时必须根据本县农事季节，在时间安排上，尽量利用农忙中的空隙；各工作组在乡进行选举工作也要尽量利用空隙，便利群众生产。第二，精简会议，统一安排会议时间。一般情形，开会总是走路和等人的时间占得多，所以会前做好准备，有些工作不必分开几个会，可以精简一下，合在一起开，同时组织大家按时到会，说话简单明了。开会尽量利用雨天或晚间，时间一般应在二小时内（妇女不下田的地方当然可以在白天开妇女会）。第三，便利群众。无论开会、调查、登记、选举都要便利群众，宁可我们多走些路，不要让群众多走路，多误工。第四，统一布置工作。选举工作干部必须配合检查生产，动员群众积极生产，巩固发展互助组，进行当家作主的教育，动员群众以搞好生产来迎接普选，掀起生产和选举的热潮；并在生产中考验干部，培养候选人。第五，通过选举，检查干部在领导生产中的作风，并动员群众用民主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教育干部，团结群众，搞好选举和生产。第六，关心群众生产，注意解决生产中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有的同志往往为了本身工作，忽视这些问题，比如在青黄不接时，必须结合选举工作深入了解，动员群众发扬互助友爱精神，并将贷款及救济粮款及时适当发放，搞好团结……等。这就不但解决了生产问题，同时也可以提高群众对于政权的认识与选举的热情。
甘肃选举委员会对少数民族地区选举工作做出具体规定
甘肃省选举委员会五月二十七日发布“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指示结合该省具体情况，对少数民族参加选举问题着重做了说明。指示中指出：在少数民族地区，不论进行普选或进行人民代表会议的准备工作，都必须从民族团结出发，结合实际，慎重稳进，使能通过这一工作，进一步加强各民族之间和各民族内部的团结，进一步提高各民族人民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积极性。在不进行基层选举的少数民族地区，确定不进行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和反违法乱纪的斗争，应结合召开代表会议，检查三年多以来执行民族政策的情况和民族工作。在工作中，应切实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工作方式要切合当地民族的传统习惯，不能机械搬用汉族地区的一套经验。同时，必须有当地本民族干部参加工作和参加领导，并配备一定数量的本民族妇女干部。代表人选，必须慎重考虑，反复协商，切实照顾到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并有适当人数的妇女代表。指示对于如何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少数民族的选举工作提出了一些具体规定：少数民族地区的选举，确定除夏河、卓尼、天祝、肃北和临潭的藏族地区以及正在建立的撒里维吾尔自治区和哈族自治区不进行基层选举外，其余一律按当地汉族地区的时间与步骤，进行基层选举。凡不进行基层选举的少数民族地区，不成立选举委员会，应由当地人民政府根据具体情况，于五月至七月做好准备工作，八月至十月分别召开代表会或其他适当的会议，采取民主协商的方式，推选产生代表，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并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产生出席上一级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和出席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确定进行基层选举的少数民族地区，人口调查登记和选民登记工作，应按中央规定办理，选民资格问题，应按中央选举委员会关于选民资格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二十三项的原则办理。不进行基层选举的地区，也不办理人口调查登记和选民登记，可以适当采用通过各种会议或代表人物自报等方式，进行一次比较确切的人口统计。准备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地区，其能结合普选进行者，可结合进行，逐级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逐级产生自治区政权。西海固回族自治区及张家川回族自治区，如各项工作准备妥当，可先成立自治区政权，然后成立选举委员会，领导普选工作的进行。在实行区域自治时，张家川回族自治区，应在上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先行解决划界问题；西海固回族自治区应在自治区政权产生后，再解决划界问题。指示中还规定：少数民族地区的各县（市）及相当于县的自治区人民政府，应按以上规定，结合当地情况，订出切实稳妥的计划。 （据甘肃日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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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北局严正处理王振海事件后河北省各级干部接受教训改进工作
自中共中央华北局严正处理反党分子王振海事件后，中共定县地委经过部分改组立即召开了党的代表会议，作出了接受教训改进领导的决议，同时，中共河北省委也组织各级党组织领导全体党员干部学习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对王振海犯罪事件的决定和本报社论，以进一步开展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的斗争。
从学习关于处理王振海事件的决定中，所有干部均深感教训是严重的、深刻的，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怀抱私心，而不痛加剔除，不仅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且发展下去就会走向与人民为敌的犯罪道路。饶阳县委书记高健同志说：“私心和职权碰在一起，就变成特权思想，有这种思想的人如不及时清算，长久下去，就会干出大的坏事来。”很多人在学习中联系检查了自己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错误思想，警觉到自由主义的坏作风在许多党、政组织中，在不少党员干部中，都或轻或重地存在着。比如对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自我批评可以，互相批评不必”等错误论调，以及“当面不说、背后乱讲”、“不辨是非、随声附和”等庸俗作风，在过去习以为常；现在，均遭到严厉的批判。在定县地委所召开的党代表会议上，很多代表说：“过去感到犯点自由主义不算什么，从王振海事件中，才真正看到了自由主义是害人害党的东西。”定县专区直属机关很多同志说：“自由主义是违法犯罪分子在客观上的助手和朋友。”大家一致认为必须上下一致努力，高举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党内民主，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必须加强学习，包括各级领导干部在内，必须提高思想觉悟，提高政治分析能力，才能不犯或少犯错误。如新乐县很多干部说：“不学习，遇事常常看不出是非曲直，就无法坚持原则斗争，这是很危险的。”
若干非党干部和新干部从党对这个事件严肃、正确的处理中，找到了向坏人坏事进行斗争的力量，他们认识到“是非必须明辨，原则必须坚持”，真理终会胜利，坏人终会受到惩处。定县副县长林梦松先生说：“共产党真是洁如白玉，大公无私，我将终生随共产党前进。”定县专区粮食局很多新参加工作的同志说：“在共产党、毛主席阳光照耀下，真理和正义一定会胜利。”
王振海事件的揭发和处理，严肃地教训了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干部必须以满腔热忱去关心群众疾苦，去倾听群众呼声和要求，以便把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为人民的建设事业而奋斗，而前进。中共河北省委对于这个加强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的有伟大意义的反官僚主义斗争，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而进行的。自一月份以来，县以上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均采取了有效措施，充实和加强了处理人民来信、接见人民来访的机构和工作。三个月来，根据六个专区、四个市不完全的统计，共收到群众来信两万九千四百零一件，同时期即处理了二万一千二百八十七件。群众来信中所揭发和所建议的事项，给予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和作风的改进以巨大的帮助。从省委亲自处理台底村事件后，截止三月底，全省已大张旗鼓地处理了典型案件一百七十七件。群众纷纷反映：“这才是人民的天下！”其次，河北省的反官僚主义斗争是紧密结合当前工作并为着推进当前生产工作而进行的。因而，省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均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有计划地深入下层、深入群众、检查工作、交代政策。自三月以来，省级各部门负责同志，先后率领干部下乡检查反官僚主义斗争和春耕播种工作。总计省级各部门下乡、下厂检查和帮助工作的干部达二千零九十五人（其中包括部长、厅长等负责干部四十八人）。这种有计划的检查工作，使领导机关在了解下情、了解干部、了解群众的要求，改进领导方法收到很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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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处理王振海事件中所犯错误的检讨
中共河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张君
在处理反党分子王振海事件中，我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这一错误主要表现在偏听偏信，先入为主，对王振海的恶劣品质认识不足，未能虚心对待干部和群众的检举，以致在处理王振海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不能容许的失掉党的原则的错误，给党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远在一九五一年八月间，范文兴同志对王振海的反党行为就进行过揭发。当时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错误地认为王振海是地委书记，如有错误是会检讨的，便将范文兴的检举材料摘要告诉王振海，要他检查。当中，我曾写信督促，但王振海始终没作检查，只写来了以中共定县地委署名的一个调查报告，说王振海没有错误，并说范文兴同志对此已无意见。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未再作很好的调查研究，即就此了结，对李小六同志究竟如何处理的也未加追问。这种做法，作为党的纪律检查部门来说，是根本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一九五二年三月间，范文兴同志又继续揭发这一问题，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即派人前往无极县检查；经过一个时期的调查，对王振海的错误事实已大致弄清，乃经省委决定专调王振海来省谈此问题；但王依然坚持错误，不承认其反党行为。接着，中共定县地委会又作了一个王振海无罪的报告。在这种情况下，我就相信了王振海和地委的假报告，特别由于我对王振海存有“好干部”的印象，只怕冤枉了他，便放弃了党的原则，采用了具结定案的办法，作出了错误的结论，说王振海的问题，主要是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
从这一事件的处理过程中，使我深深感到：我还十分缺乏党的原则性，对党认真负责的精神还很不足，特别对于负责的高级干部的错误，斗争不坚决，下不得手，没有认识到这些有权力的人犯了错误，对党对人民的危害将更加严重；另一方面，常常对干部特别是对老干部多从主观印象出发，不能作全面的发展变化的了解与认识。对王振海的错误，虽经调查属实，但我却对已经确凿无误的材料仍抱怀疑态度。尤其严重的是在协同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处理这一事件的过程中，我对王振海的反党罪行依然认识不足，这充分表现了自己在政治上是软弱的，觉悟是很低的。河北省委在处理这一案件中所发生的错误，我个人负有很大的责任。
这一事件给我的教训是沉痛的，教育是深刻的。今后，我要努力加强自己的学习，提高执行党纪的原则性，克服软弱性，切实作好党交与自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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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范文兴关于揭发王振海事件的几点更正人民日报社编辑部：
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公布的我所揭发的王振海违法乱纪的消息中，有某些具体情节和实际情况不符。这是由于我平日粗枝大叶、马虎了草的工作作风所造成的，值得今后引起警惕。现将其中和实际情况不符的几个主要情节作如下更正：
（一）关于受害人李小六的情况：（1）李小六曾在无极县城内乡村师范读书，不是在“定县简易师范”读书；（2）一九三一年李小六因参加我党所领导的学潮斗争，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扣押三个月，不是“入狱达数年之久”；（3）一九四四年旧历九月二十六日敌人将被我方派遣至正定伪治安军中作情报工作的李小六逮捕，直到一九四五年旧历七月十五日日寇投降后始被释放，时间共十个月，不是“监禁数年”；（4）一九四七年李小六曾在本村重新入党并担任村长职务，但未任“东牛村支部委员会委员”职务。
（二）关于张英及其家庭情况：（1）张英的家庭，在过去曾是东牛村拥有二百多亩土地的大地主，一九三三年后降为中农。因此我说她家土地改革时是地主成份是不对的；（2）张英的嫂子在一九五一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向无极县公安局控告李小六曾勾结敌人杀害了她丈夫李硕彦（系我党区委书记，李硕彦遇害实与李小六无关）。张英本人并没有“以共产党员的身份”，携控诉状到无极县公安局控诉李小六。
（三）我的信上曾说：“原来王振海指示无极县委通知县人民政府对李小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王振海的指示发出后，听到各方面对这一事件的责询，临时改为缓期执行，又亲自秘密报告河北省委，骗取了省委的批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情况是：王振海在一九五一年四月（正值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曾瞒着地委亲赴无极县，布置搞李小六。无极县委在王振海此次指示后，便盲目根据王振海所介绍的李小六的“罪恶事实”，将李小六列入死刑缓期执行的反革命罪犯的名单中，于五月报送地委审批。王振海亲自审阅了李小六的案卷材料，于一九五一年六月二日亲自携带一批案件赴河北省报案（其中有李小六），报案时又同样隐瞒了李小六当情报员系我方派遣这一事实，因而骗得省的批准（批准逮捕，经审讯证实后再行定案）。
（四）定县地委会在王振海事件中的错误是：严重丧失党的原则，以极端错误的腐朽的自由主义、调和主义态度对待这一严重问题，起了包庇纵容反党分子王振海的作用。还不是像我所说的，他们是以“私人感情、乡里观念及宗派主义”对待此一问题，也没有像我所说的“组织小的集团”。这种说法是有些夸大的，因而是不对的。范文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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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北京电影制片厂改进“新闻周报”摄制工作今年已完成了十九号“新闻周报”
北京电影制片厂大力改进“新闻周报”的摄制工作，使观众每周能看到一号新的“新闻周报”。从今年一月到五月中旬为止，已摄制完成了十九号“新闻周报”，并已先后在银幕上与观众见面。
已摄制完成的十九号“新闻周报”中，有表现我国人民忘我地进行建设的，如新闻周报第八号中的“鞍钢基本建设冬季施工”、第十三号中的“鞍钢工人张明山创造反围盘成功”、第十四号中的“大冶矿区资源勘探”和第十八号中的“太原钢铁厂试制薄板钢片成功”等。有表现伟大中苏友谊的，如第一号中的“中苏签署关于苏联将中长铁路移交我国最后议定书仪式”等。在春节期间，有报道各地拥军优属情况的，如“慰问董存瑞烈士家属”、“慰问刘胡兰烈士家属”等。还有反映我国人民的国际主义精神的“赴朝慰问文艺工作团到达朝鲜前线”等。斯大林同志逝世后，又迅速完成了两号我国人民哀悼斯大林同志的“新闻特辑”。
北京电影制片厂现正准备摄制以“鞍钢的大规模基本建设”、“治淮工程”、“资源勘探”、“马六孩先进掘进法”、“官厅水库”、“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等为主题的“新闻周报”。
武汉市开展少数民族文艺活动
武汉市最近开展了少数民族文艺活动。中南民族歌舞团已先后举行了五次少数民族歌舞晚会，参加演出的有中南地区十多种民族的演员，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五月二十七日，武汉文化俱乐部并举行盛大的各民族联欢会，有一千多各族人民欢聚歌舞。市总工会的电影工作队和江汉区的六个放映队，最近到工厂、郊区巡回放映有关少数民族的电影和幻灯，市人民广播电台也播送各种节目，宣传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和介绍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