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6月30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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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由批评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一册)引起的几个问题
——答复读者韦立群同志
漆侠
编者按:读者韦立群同志对四月十四日本报发表的漆侠同志的“关于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一册)”一文提出了若干不同意见,本文是漆侠同志对这些意见的答复。漆侠同志的基本论点是正确的。
读者韦立群同志对我的“关于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一册)”一文提出了一些意见。我以为,韦立群同志有些意见,牵涉到初级中学“历史课本”编写方面的问题,也牵涉到对批评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一册)中个别问题的认识问题;所以觉得有再说明一下的必要。
首先,韦立群同志认为:初中“中国历史”课本编写得干燥无味,对于十二三岁的孩子是不适合的,所以他认为批评课本就应当从这一方面着眼,检查它的“不合适的地方”,“不是讲大道理,而是要用感性知识使孩子们爱自己的祖国,用生动活泼的故事,使孩子们了解历史上中国人民力量的伟大,……不是‘公田’‘私田’的问题,也不是
‘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划阶段的问题,而是封建地主如何可恶,奴隶主如何残暴,和农民与奴隶如何善良,可是在反抗封建主和奴隶主压迫的时候,又如何英勇”。“因此,——韦立群同志继续说——在殷商历史上,应该着重描写奴隶与奴隶主的矛盾、斗争,在西周历史上,应该着重描写农民农奴与封建地主的矛盾、斗争,不是什么土地制度。”
如大家所知道的,远在一九三四年联共中央对苏联各学校的本国历史教学方面,就曾提出过“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和按照年代的次序,讲述最重要的事件和事实,以及历史人物底特点等以教授本国史”这样一个原则。没有疑问,对于以生动有趣的方式正确地来表达历史实际的这一内容和形式相结合的原则,我们的历史课本的编写者也同样是应当遵守的;所以韦立群同志指出课本的干燥无味,批评课本应该从这一方面着眼,是完全正确的。但为了生动有趣的讲述历史,是否就可以忽视历史课本应有的内容问题,而不必要讲清道理呢?我以为,在这一方面,韦立群同志的看法是值得商量的。因为韦立群同志忽略了生动的编写历史的一个重要前提,那便是必须正确地讲述历史事件和事实,以及历史人物的特点等。
举例说:
在人类社会从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发展的过程中,一切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剥削阶级在新旧社会制度交替以及新的社会制度建立的某些时期里,对历史的发展都是起了一定程度的推进作用的。关于这一点,斯大林在其“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伟大著作中,曾全面地论证了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以前的其他的社会形态下,也同样地发生过
“在某种程度内利用经济过程、经济法则来为社会谋福利”的事情,从而指示给我们:奴隶主、封建主和资产阶级这些剥削阶级,在一定时期之内发生过进步的作用。但如果按照韦立群同志的看法,课本的内容不应是别的,而只应是“封建主如何可恶,奴隶主如何残暴”的话,那么,这课本就是叙述得再不干燥,再容易使学生们接受,又怎么能使他们对于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在不同时期所起的不同的作用这一点,有个正确的理解,从而使他们从历史走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呢?显而易见,如果按照韦立群同志的论点,不仅在瓦解着的原始公社制度条件下的奴隶制度,代替了奴隶制度的封建制度,其进步作用要被一笔抹杀,就是有些历史人物也是无法被提出来的。这是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在对抗性的阶级社会中,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总是“进行着不断的,有时是隐藏,有时是公开的斗争”;而这种隐藏的或是公开的斗争,乃是从两个对抗阶级所共同构成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就封建社会来看,依据列宁和斯大林的指示,“从前主要的势力是土地,——在农奴制度时代就是如此:谁有土地,谁就有势力、有权柄。”
(“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三○七页)“当然,经济外的强制在巩固农奴制地主的经济权力方面起过作用,但封建制度的基础并不是经济外的强制,而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三七页)我们知道,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乃是封建制度的基础;因此,要想充分说明农民和封建主的矛盾、斗争的发展,就必须充分揭露这种土地所有制。但如果按照韦立群同志的看法,“在西周的历史上”,只“着重描写农民农奴与封建地主的矛盾、斗争,不是什么土地制度”,“不是什么‘公田’‘私田’的问题”的话,这“应该着重描写”的“农民农奴与封建地主的矛盾、斗争”,又是从什么地方发展起来的呢?所以我觉得,假使抛弃了封建制度的基础——土地所有制,而只“描写”什么矛盾、斗争,这矛盾和斗争,也必然是空洞的言辞,而无法达到“培养学生们的阶级感情”(韦立群同志语)这一教学目标的。
我认为,编写历史课本时,力求叙述的生动和有趣固属重要,但生动有趣或“描写”的真实基础,却是正确地叙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内容,如果脱离这一基础而谈生动、有趣的描写,那是片面的和有害的。
其次,韦立群同志认为这个论点是错误的:“农民战争胜利的结果,出现了汉、唐、明三个大帝国,反之,农民战争失败的结果,军阀混战割据,外族乘虚侵入,出现了分裂沦陷的局面。”韦立群同志的第一个理由是,“因为它把军阀混战……等等罪恶,都放在农民战争失败的头上,而不放在统治阶级的腐化、堕落、矛盾、斗争削弱了国家力量的事实上”。按照韦立群同志的逻辑来推,农民战争胜利之后的统一的封建国家,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其国力之强大,也都是封建统治的功劳,而和农民
战争无关。这在韦立群同志的第二个理由得到充分地证明。韦立群同志说:“刘邦,……是‘泗上亭长’,……当然不是农民了,他的主要助手萧何是……‘主吏掾’,曹参是‘狱掾’……张良是贵族。由此可知,汉是大小地主领导农民搞出来的。”
按照韦立群同志的第二个理由和逻辑方法,汉这一方面是“大小地主领导农民”的政治集团,秦的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大小地主领导农民(因为秦的兵士极大部分都是出身于农民的)政治集团,因此这次斗争,乃是两个大小地主领导农民的政治集团的斗争,而不是什么农民起义了。推而广之,李密、方腊、钟相等等,都是地主出身,所以他们也都不是农民起义的领袖,他们领导的农民起义都不能算做农民起义了。
韦立群同志的这种认识也是不妥当的。因为我们知道,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腐化堕落及残酷的剥削,以致使农民无法生活下去才爆发起来的。由于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代表者,而是个体经济的小生产者,所以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消灭不掉封建制度的,而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是永远不能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解放出来的。因此,从农民彻底解放的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历史上大小数百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都是失败了的。
就农民战争的具体情况来看,一些小规模的农民战争都是被封建统治阶级镇压下去,而几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也不外乎这两种情形:一种是战败封建统治阶级推倒原先的封建政权,给腐朽的力量以严重的打击;一种是被封建统治阶级战败,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腐朽的力量没有受到致命的打击。因此,这两种情况,对封建政权而言,前者可以说是农民战争的胜利,而后者则是农民战争的失败。
按照上述情况,我们对封建社会中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不能不得到如下几点认识的:
一、不管他是什么阶级出身(地主阶级出身的包括在内),只要他领导农民起义,反抗封建政权,向封建统治阶级作斗争,他就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因为他的行动和意志已经代表了农民阶级,他已经从其原来的阶级地位转化为农民阶级的阶级地位。
这就是为什么在农民战争中我们要称刘邦等人为农
民起义的领袖的道理。因此,韦立群同志因刘邦等
人出身地主,而提出了“大小地主领导农民”这种说法,在我看来是不对的。
二、由于农民不是新的生产力代表者,不可能建立农民政权,他们的起义,虽然“反对地主,可是拥护‘好皇帝’”(斯大林“与德国作家路得维希的谈话”),因此在战争胜利的过程中,起义的领袖即便出身于农民,也必然逐渐转化为地主。所以农民战争取得胜利,推倒旧的封建政权,但继之而起的仍然是封建政权。秦末、隋末、元末三次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就出现了汉、唐、明三个大帝国。而这三个统一的集权国家之所以强大,其经济政治文化之所以发展、高涨,主要由于农民战争的巨大力量扫荡了腐朽的封建力量,使生产关系适合了生产力性质而形成的。因此,从这一重大意义上,我们称汉、唐、明这三大帝国是农民战争胜利的结果。但韦立群同志说“汉是大小地主领导农民搞出来的”,把汉帝国的一切成就都归之于几个地主分子的领导作用上,完全忽视了农民战争的推动作用,这也是不正确的。
三、几次巨大的农民起义如黄巾、黄巢、李自成等领导的起义之所以失败,一方面因农民起义本身存在的一些缺点(这些缺点是来自于农民阶级的),另一方面由于腐朽的统治阶级或保持强大的力量,或勾结外来力量共同镇压农民起义。正是由于这几次农民战争的失败,地主阶级的腐朽的力量没有受到严重的打击,以至出现了分裂割据、异族侵入的局面。这样来说,正是揭露地主阶级的罪恶,服膺了农民战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这一真理。但韦立群同志说这是“把军阀混战……等等罪恶,都放在农民起义失败的头上,而不放在统治阶级的腐化、堕落、矛盾、斗争削弱了国家力量的事实上”,当然也是不正确的。
如上所讲,我以为韦立群同志对有些问题的错误认识,都是带有原则性质的,而且也是在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工作中经常遇到的,所以,我觉得提出来商量一下很有必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理论上的失足,是从来没有使人得到好处,而且也不会使人得到好处的。”因此我又感到,在今天,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些研究或教授中国历史的人来说,遵循着斯大林的指示,积极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最重要的,因为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便不能避免在理论上“失足”,或说是犯下极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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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虚心学习的崔振武
常毅、曹雅卿
这位虚心学习的人的名字叫崔振武,他是鞍山钢铁公司三大基本建设工程之一——无缝钢管厂建筑工地的青年团委员会书记。
一年前,崔振武离开了他熟习的农村青年工作的岗位,怀着兴奋的、荣耀的心情,来到鞍钢无缝钢管厂建筑工地。当时,他想:“这是参加祖国的经济建设,我一定要做好这个光荣的工作!”
可是想像和实际总是有距离的。崔振武初到鞍山时,看到工程这样复杂、浩大,六十种工种的工人在同时工作,就感到有点“抓不住”,加上工人都是来自四面八方,思想情况复杂,许多人不安心工作。这样,崔振武更加发急:怎样贯彻党的意图?怎样了解工程要求?怎样了解群众思想情况?怎样发挥一个团委书记的作用呢?……他常为这些问题忧虑得睡不着觉。
党委书记是理解崔振武的心情的,不只一次地对他说:“咱们要做好工作,就得顽强地学习,向实际学习,向工人学习,学习基本建设知识,变外行为内行。”同时,党委书记又告诉他要做好青年工人的工作,首先必须要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和他们做朋友。以后,崔振武就搬到徒工宿舍去住了。那时候,训练技术工人和徒工的工作刚刚开始。他就帮助团支部做工作,同时和徒工一起听课,当小学生。
四十几天中,崔振武一直和青年工人生活在一起,使他深刻地认识到许多工人的工作情绪不安定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太差,许多人吃不到水,饭食生硬,床铺潮湿,房子漏雨……。这时,他想起了毛主席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的教导,并翻出这篇文章读给团干部们听。使大家懂得只有关心群众生活,才能发动群众搞好生产,并且达到教育工人的目的。他向上级写的关于工人生活状况的报告得到了领导上的重视,许多迫切需要和可能解决的问题都得到解决了。后来他又帮助团支部把工人的文娱活动搞起来。工人宿舍里响起了歌声,宿舍旁边的空场上出现了秧歌队和球队,星期天工人们常常列队到郊外去旅行。
这个时候,崔振武已经是够忙的了,但是他每天晚上还挤出时间来读书。他读“土木建筑技术标准”,他读苏联青年团在经济建设时期工作经验的小册子,他还读小说。“时间呀!前进”这本书曾经帮助他认识到争取时间对基本建设的重要。
去年九月,工地上开展了紧张的红旗竞赛。党的意图是明确的:面向工程,为工程服务!工程要求是肯定的:完成全部工程量的百分之八十。
“我们就开始面向工程了,”崔振武谈起走弯路的一段故事。他说:“工地热闹极了,高空是电焊,地下打基础,前后左右,人来人往,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平行立体联合作业’的大劳动场面。可是在这里,我该干什么呢?帮助工人抬点东西吧,反碍了别人的事,帮助拉小车,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见到工程师和技术员,我也学着党委书记的样子,打个招呼,问声:‘怎么样,有什么问题吗?’有时人家热情地讲了许多,我仍是不懂。团委几个同志在一起研究,都认为这样‘面向工程’不对头,于是我们又去找党委请教办法。党委书记指示我们要从根本上了解面向工程的意义,比如任务要求什么,工程中关键问题是什么。这就要熟习工程,经常参加行政的会议。”
崔振武照着党委的指示做了。他学会了看图纸,掌握了每天工程的进度。当时,金属结构工作因为技工和工具的不足,任务不能按计划完成,并阻碍了其他工作不能进行,这便是生产中的关键问题。行政限期七天把金属结构工作做完,鞍钢金属结构工程公司特地派了“青年小组”来支援。崔振武帮助团支部立刻召集原来的和新到的团员和青年工人开会,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一个青年工人提出学习苏联短弧焊接法,这个提议立刻得到团支部和大家的拥护,结果四天就完成了任务。从此,他体会到组织团员和青年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和执行苏联专家建议对完成任务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学习了五三工厂的经验后,崔振武懂得了做好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要,特别是要善于敏锐地抓住群众中的典型事例来进行教育。比如:他听说青年电焊工人张德福,在下雨天,冒着大雨坚持工作。别人问张德福:“你为什么不等雨停下再干呢?”张德福答的很痛快:“我早一天完成任务,其他工作也好快点进行工作,这样国家工业化就早一天到来!”崔振武向团员和青工们表扬了张德福的这种先进思想。这给青年工人们很大的教育,鼓舞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为了深入了解团支部的工作,崔振武还建议每个支部都写“工作日记”。在日记中,他发现了许多问题。一个支部书记曾经在日记上气愤地记载着这样一件事:青年工人王义修找到了用烧红的钻头来钻冻地的窍门,工作效率提高了许多;但是领工员却说他是破坏工具,禁止使用这个窍门。另一个支部书记告诉崔振武:“我工作一天忙的要命,别人还批评我闹本位主义。”
这些问题,崔振武都积极地不怕麻烦地弄清情况,帮助他们来解决。
崔振武的工作报告上有这样一段话:“九月提前十天,十月提前十二天完成工程任务,到十一月底就超额完成计划的百分之一百零五;为党和行政培养和输送了一百二十二名班组以上干部;在二十九名劳动模范中有十二名团员和青年;发展了五百四十九名团员。……”这说明他们的工作是有一定成绩的。但崔振武同志并不自满,在结束他的谈话时,他谦虚地说:“在我们的工作上,还有着许多缺点,比如对技术学习重视的还不够;对五三工厂经验学习的还不透;团委集体领导作用发挥的也较差;我个人的缺点也还不少。今后任务是严重的,必须积极学习,认真克服缺点,赶上工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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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年英雄王德福
中干
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模范青年团员、二级英雄王德福,是一位勇敢机智的英雄,他现在已经被提升为排长,并且已经是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王德福所在的部队,在东线文登里一带阻击向元山进犯的敌人。当时王德福是九班的班长。九班的阵地是在整个部队的最前沿,它扼守着通向元山的交通要道。敌人在十一月二日向这个阵地发动了九次冲锋,都被打退了,但九班也牺牲了副班长马小三和战士刘春生、单金玉三个人。他们三人牺牲在一个工事里,王德福估计这个工事的构筑一定有毛病,于是就立刻赶到这个阵地去。
这是一个机枪掩体,构筑在一个陡坡的突出部上,显然这个工事构筑的位置是不恰当的。王德福跳进工事里试了一下,工事挖得也太浅,站在里面就过于暴露,坐下又伸不开腿。
王德福把我们的工事与敌人的工事对照着研究了一会,忽然心里像被什么狠狠地敲了一下,现在一切都明白了:这个工事构筑得很不好,而且是在陡坡上,火力发扬不出去,敌人冲锋时,工事里的人只好站起来射击,这样就正好受到敌人机枪火力的杀伤。昨天副班长马小三等三人,就是这样牺牲的。
这时,团里的青年股长王玉也来检查前沿阵地的情况。他和王德福研究了应该如何改筑这个工事的问题以后,便对王德福说:
“王德福同志,你应该知道,一个青年团员的任务是要带领群众去完成任务。”
青年股长的话对王德福的启发很大。他开始考虑本班的情况:九班有几个新同志,他们虽然觉悟很高,决心很大,但是缺乏战斗经验,要想打好仗,就必须把他们教育好,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在准备战斗的几天里,王德福一面领导大家抢修工事,一面抓紧时间教育新战士。他常把新战士召集在一起,讲一些有关作战的知识。
九日上午,敌人的进攻开始了。九班也早完成了战斗的准备工作。敌人一个连分成三路冲上山头。王德福和副班长郝延寿研究布置了打击敌人的办法。
敌人越来越近,只有十多公尺了,王德福喊了声
“打!”郝延寿的粗胳膊一抡,一颗手榴弹飞了出去,在敌人群里爆炸了。按照王德福的说法,这样打手榴弹才一点不浪费。四面都炸到敌人。
敌人的队伍被炸乱了,活着的赶紧爬下去,九班工事里响起一片枪声,机枪、冲锋枪子弹狂风似地向敌人卷去。敌人的掩护火力也跟着扫射过来,子弹噗噗地在王德福布置的假目标——帽子附近溅起一阵泥土。王德福一看是时候了,低声喊道:“快转移!”战士们迅速转移到两侧去。当敌人还在盲目地朝着帽子射击时,两侧忽然响起枪声,手榴弹和手雷也跟着飞出来,旁边的两路敌人连滚带爬地被打回去了。而中间的一路敌人已被王德福布置的交叉火力截断了退路,他们几乎全部被消灭在九班的阵地前。
这一天,九班打退了敌人七次冲锋,消灭了敌人七十多名,而他们自己仅一人负轻伤,创造了一比七十的歼敌纪录。
十四日,九班给敌人带来了更沉重的打击。这天清早,敌人一个多团的兵力集结在九班扼守的高地前面。接着四架敌机飞来了,七辆坦克在大路上出现了,敌人的重炮弹也从远远的地方飞过来。九班的阵地在激烈的爆炸声里抖动起来。一场激烈的战斗开始了。
敌人在炮火掩护下开始进攻了,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大个子军官。他们走得那么大模大样,好像觉得经过一阵猛轰之后,这里已经不会再有什么活着的人了。但是在九班前沿小组的阵地上,十只眼睛正在紧紧盯着越来越近的敌人。大家几次要打,都被王德福制止了,他知道这时候沉着是很重要的,把敌人放得越近越好,越近就越能打得准打得狠。
当敌人离九班的工事只有八九公尺的时候,几颗手榴弹飞了出去,机枪和冲锋枪也跟着扫过去;一阵爆炸的烟雾里,大个子军官倒了下去,在他的周围也横七竖八地倒了一大堆敌人的尸体。剩下的一些敌人看势头不妙,扭头就跑,手榴弹又从他们的屁股后面追了上去。
就这样,九班接连打退了敌人四次冲锋。
敌人在督战队的卡宾枪扫射下,发动了第五次冲锋。他们成一路涌上山来,接着就陷在交叉火网里。敌人遭到沉重的打击之后退去了。不久敌人又发动了第六次冲锋。敌人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冲上山头,离我军工事只有十多公尺了。王德福指挥大家组成火力,把混乱的敌人紧紧压在工事前面,进退不得。这时,王德福打出了三发信号弹。住了一会,炮弹便在敌人群里爆炸起来,一阵阵的浓烟卷着土石和被炸碎的敌人的肢体,飞向半空。王德福兴奋得连连喊道:“打得好!打得好!”冲上山头的敌人大部分又被消灭了。
敌人为了夺取这个方圆三百多公尺山头,在两个营被打垮之后,又调了一个营和一个加强连继续冲击。炮火像风暴似的在山头上飞卷着,九班阵地前面的土石都熊熊地燃烧起来,浓烟烈火顺着风势一直卷向前沿小组的工事。工事几次被炮火掀平了,但是王德福又领导大家迅速把它修好,继续战斗。敌人的尸体越来越多,而九班在前沿阵地上仍然无一伤亡。
太阳偏西,敌人的冲击力量渐渐减弱了,他们开始在炮火的掩护下抢尸体。王德福指着离阵地不远的那个大个子美国军官的尸体对战斗小组长向兴柱说:“敌人一定是想把它抢回去,你要看住它,不要让他们抢走。”果然不出他的所料,敌人的重点是来抢这个军官的尸体。向兴柱是全连有名的神枪手,参军前他在家里打过几年水鸭子。现在他又拿出打水鸭子的本领,敌人刚一冒头就被他打倒了。这样,敌人不但没有抢走尸体,反而又丢下了更多的尸体。
到了晚间九点钟,九班连续打退了敌人二十多次冲锋,消灭了敌人四百多名。
战斗结束后,王德福光荣地立了特等功,被评为二级英雄,而且光荣地被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德福所指挥的第九班,由于打得机智顽强,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光辉范例,全班集体立了特等功。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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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苏联报刊论文摘要

苏联报刊论文摘要
建筑工地的工程主任
“汽笛报”五月二十八日发表社论,指出做一个好的工程主任所应注意的问题,摘要如下:
工程师日列兹奈·伊凡·格夫里劳维奇在西伯利亚铁路建筑托辣斯里享有“最好的工程主任”的荣誉。他所领导的全体建筑员工,一贯地超额完成任务,交出的工程质量也总是优等的。
在运输事业的建筑工程中,有不少这样先进的工程主任。他们执行领导,同时也进行学习,扩大自己的眼界,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工程主任就是生产技术的领导人,先进的工程师思想的传导者。他有责任把科学家、工程师、斯大哈诺夫式的建筑人员们的一切进步的倡议付诸实现。
技术知识的经常提高,是对工程主任的首先要求。特别是当现在建筑工地中已装备有从电刨、电钻、水泵,直到强有力的塔形起重机、掘凿机、铲土机、铺路机等许多机械设备的时候,这尤其显得重要。懂得机器,教导人们去使用它,培养人们对机械化的兴趣,这就是工程主任的一个最重要任务。
工程主任也是一个广泛采用先进劳动方法的组织者。他的责任是要注意使每一件倡议都能迅速地获得全体员工的支持,使青年工人能向熟练的建筑工作者学得经验。
在建筑事业中,同在其他生产部门一样,正确地建立基层计划,是实现高度劳动生产率的必需条件。如果那儿的工程主任帮助他的员工制定了周和昼夜的计划,使人们事先知道他们所应完成的任务是什么,那儿的人们就不会把每天上午的时间浪费在分配人力和安排工作上面,而且一定可以获得成绩。周和昼夜的工作指示图表,是组织每周工作的一种有效率的计划。工程主任在参加拟订计划时,应当运用自己的才能,善于发掘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潜力和克服困难。
在我国,还有未受过技术教育的实地工作的工程主任。他们特别需要通过学习来充实自己的知识。
一些工程主任在对建筑工地实行技术领导时,还要处理许多经济的和行政方面的事务。他们常常需要从事找寻建筑材料和零件的工作,在这些事情上要费去很多时间。此外,工程主任常被委托编制预算、订购材料,而这些本来是应由各工段的技术科来做的。应当使工程主任摆脱这些非自己分内的职责。
对苍蝇——传染病的传播者的斗争
“医务工作者报”五月十九日发表以“对苍蝇——
传染病的传播者的斗争”为题的论文。摘要如下:
生长在居民住宅区的苍蝇,是肠传染病的直接传播者。
各城市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有计划的消灭苍蝇的工作。以寄生虫学的最新成就为基础的办法证明:全部或接近全部地消灭苍蝇这件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这个任务是重要的。成功地完成这个任务,夏季的肠病就会减少。
可惜,在某些传染病学者之间还有一些不正确的见解,他们认为,预防苍蝇产卵好像是不可能的,而且在这方面所进行的一切措施是不能达到目的的。这种见解的产生或者是由于对苍蝇生物学和对苍蝇斗争的主要办法完全无知,或者是由于不愿意组织这个斗争。
还有这样的医务人员,他们当真地认为,家蝇能够在森林、草地和田野里产卵,这种看法是十分错误的。实际上,苍蝇只能在堆积于人们住宅附近的含有有机体的垃圾上繁殖。居民住宅区有大量苍蝇可以说明这一点。
决不要忘记,苍蝇不仅能够在院子里,而且也能在屋子里——在清除不净的垃圾箱底、在做好的食物的屑末上……繁殖。适时地清除这些垃圾,就能预防苍蝇的出现。
把垃圾收集在垃圾箱里,每天仔细地清扫这些箱子就可以终止苍蝇的繁殖。苍蝇产卵地的消灭,只有在有计划和到处进行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对苍蝇的斗争不仅应当在夏天进行,特别重要的是要消灭冬蝇。
在春天,必须对居民住宅区进行彻底的清除,把冬天堆积起来的垃圾全部清除掉。在春季清除以后,应当建立夏季清除垃圾的制度。卫生防疫站应当做到,使各个清除垃圾的管理处制订出清除垃圾的精确进度表,和清除每所房屋的日期。
为了预防传染病,除却公共防疫措施以外,还须使用一切消灭苍蝇的方法。
在每个居民住宅区应当对大量的住屋加以消毒,这也会使邻近未经消毒的住屋里大量减少苍蝇。抗疟站的工作证明:在初春使用滴滴涕对居民区住宅进行彻底的消毒,实际上就可以使整个夏天苍蝇绝迹。
医务人员的任务,就是要正确地和适时地组织使用一切办法,以达到完全消灭苍蝇——传染病的传播者。必须采用一切办法来预防苍蝇在传染病院,在为患慢性赤痢儿童而设的托儿所和病房里出现。防止苍蝇飞入住室,消灭飞虫,我们就可以预防苍蝇传染疾病。
广泛的卫生教育和医务工作者积极分子的培养、使全体居民参加卫生运动,这就是保健机关刻不容缓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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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辽东省凤城县边门区进行人口调查和选民登记的方法
辽东省选举委员会从五月二十三日开始,在凤城县边门区进行了基层普选典型试办工作。在试办的第一阶段,大约用了三天时间,完成了全区的人口调查和选民登记。划清了谁有公民权谁无公民权的界限,使该区人民进一步认识了公民权利的重要意义。
边门区在进行人口调查、选民登记工作之前,对普选的意义和民主权利的庄严性,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一般的村都宣传得较好,但也有的村宣传得不深不透,使群众对人口调查的意义仍然认识不清。经检查以后,又针对群众的思想顾虑,反复宣传了政策,特别对实报年龄的问题作了详尽的解释,据十七个村统计,在登记时更正年龄的有五百四十八人。在宣传中,对于改变地主、旧富农分子的成份问题,也作了详细解释。开始,干部和土地改革时的积极分子,多数主张不给他们公民权利;对在反动政府做过事的地主更不愿给改变;对那些常犯小毛病、打仗骂人的,也不愿给改。但有些与地主分子有亲戚、朋友关系和同一宗族的群众,如张家村,则主张地主、旧富农分子可以完全改变成份。针对这些思想情况,着重讲解了改变地主成份的标准,为什么要改变,够条件的改变对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什么好处,不够条件就马马虎虎给改变有什么坏处。通过这样的教育,群众的政治觉悟进一步提高了,认识了政治权利的庄严性,对这一工作十分认真慎重。
边门区在进行人口调查和选民登记之前,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主要是对选举技术干部的培养和训练做了准备,技术干部的来源,基本上采取就地取材的办法。因为他们是本地人,熟悉情况,进行工作方便。训练的过程是先由村选举委员会按人口比例(每五百人一名技术干部),聘请一些政治上可靠、有填表能力的人,由在区里受过训练的技术干部进行传授,并由一选举委员会委员负责领导他们学习,向他们讲解选民登记的目的,登记内容,登记方法以及工作中应注意的事项等,使他们熟悉业务。并把原户口簿交给他们,作为熟悉情况的参考。第二是组织选民资格审查小组。审查小组组成后,对审查小组成员进行了政策教育,使他们懂得政策,明确标准,并弄清过去被剥夺公民权的人的罪恶事实以及自土地改革以来的表现,然后通过党支部、治安保卫小组人员和积极分子的座谈会,交换应否改变成份和应否继续剥夺公民权的意见。以上工作做好后,即将审查小组人员和技术干部按选区编好划分登记区域,由选举委员会委员分工负责指导。在普遍开始登记前,首先在一个选区进行调查登记,边做边学,发现问题,总结经验,然后全面铺开。经验证明,这样的方法,适用于选举工作中的每一个环节。
边门区各村的人口调查和选民登记,基本上是以小堡子或以院落为单位,采用“小型的、灵活的、游动性的登记站”的办法进行的,仅对个别住址太分散或情形特殊的,采取逐户访查登记的办法。调查、登记的时间,一般是利用生产空隙。有的村是整天进行登记,这样做也能行得通,因到场登记的多是妇女,不影响男人下地生产,但常发生误报现象。有的村完全采取逐户访查登记的方法,结果是既不便利群众,又不能吸收选民参加,教育作用也不大。赫家村因为图省事赶任务,突击了一天一夜,群众不满,且差错很多,把整个表册搞乱了。
据边门区的经验,进行选民登记和人口调查的办法有三种。一种是:对一般基本群众,在人口登记完后,即登记选民,并填发选民证。对地主分子,经过审查小组决定,有公民权的当场进行选民登记,填发选民证;无公民权的即对其说明不给选民证的理由,如本人不同意审查小组的意见,可告诉他向选举委员会和人民法庭申诉。这样做不仅迅速慎重,且可以取得群众的监督和协助,群众也能从中进一步认识到选民权利的庄严性与选民证的重要。老爷庙村就是这样做的,登记完后,还按选区分别召集得到公民权和没得到公民权的地主分子开会(并吸收群众积极分子参加),向他们进行教育,鼓励他们力求进步。但采用这种办法,在人口调查前必须做好上述准备工作。
另一种是:基本群众在人口登记同时,也进行选民登记,领选民证;地主分子和其他被剥夺公民权利的人,则只进行人口登记,不进行选民登记,另外召集会议,审查他们的公民权。如人和村,在人口调查、一般群众进行选民登记之后,由审查小组负责在晚间召集本选区的选民会议,讨论审查地主分子等的公民权,将审查意见报选举委员会批准,然后公布,并说明原因。对给予公民权的,当场登记,发给选民证;不给公民权的,也向他们指明出路。这种做法教育意义很大。
再一种办法是:先进行人口登记,然后再进行一般群众的选民登记,填发选民证,最后召开选民会议审查地主分子,决定给不给他们公民权。这种做法的效果,不如前两种。
为使人口调查、选民登记工作做到切实准确,边门区大部分村在结束登记后进行了全面复查或重点抽查,结果发现很多问题。主要是年龄、民族、常住人口与在外人口的区分的差错较多。遗漏的也不少。原因是:有的村重视不够,对技术人员教育差,单纯为了完成任务,只求快,不求准确,甚至有的照原户口册子抄一下;对群众教育也不够,没引起群众的重视。(辽东省选举委员会)


第3版()
专栏:文化简讯

文化简讯
革命作家蒋光慈遗体迁葬虹桥公墓
今天(六月三十日)是革命作家蒋光慈逝世二十二周年纪念。蒋光慈原名蒋光赤,五四时期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往苏联留学。他爱好文学,在国外写了许多诗,大部分收集在他后来出版的诗集“新梦”里,回国后,曾在上海大学任教。一九二七年底组织“太阳社”,于次年一月,出版“太阳月刊”,接着又编辑了“新流”,“拓荒者”、“海风”等革命刊物。
蒋光慈的重要著作有诗集“新梦”、“战鼓”、小说“少年飘泊者”、“鸭绿江上”、“短裤党”、“野祭”、“最后的微笑”、“田野的风”等,并翻译了里别津斯基的“一周间”、罗曼诺夫的“爱的分野”、苏联小说集“冬天的春笑”等。他的主要著作,已编入“蒋光慈选集”(开明书店版)。
一九三一年夏,蒋光慈患肠结核在上海逝世。遗骸葬上海公墓。敌伪时期因拟在该区修筑飞机场,遗址漫没;最近由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会同蒋氏生前友好,向各方追寻线索,终将遗骸找到,已正式迁葬虹桥公墓。墓碑“作家蒋光慈之墓”,由上海市人民政府陈毅市长题字。上海文艺界人士曾参加葬礼。
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在北京举行报告会
已经回国的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从二十六日起在北京举行报告会,向北京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和教学研究人员介绍苏联的先进科学。报告会包括地球物理、生物化学、地质、物理、化学、动物、植物、土木、建筑、机械、动力、医学、生理、土壤、数学、天文、历史、语言、教育等十多个科目,分别由代表团中各方面的科学家主讲。除上述专科报告外,代表团还将作总的报告,报告该团在苏联的访问活动和苏联科学的一般情况。
代表团人员在北京报告完毕后,将到其他城市举行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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