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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营双桥农场由亏本走向盈利
本报记者 朱学科
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直属双桥农场是一九四九年建立的。全场原有的耕田都是熟田；所饲养的乳牛的品种也比较好。自一九五○年实行机耕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都比较迅速。但到了一九五二年度，全场却亏本九千二百万元。
为什么会亏本呢？
他们不从本场生产的实际需要出发，把国家的大量资金用于盲目的铺张的建设。截至去年年底，国家在该场的投资共达九十三亿多元，用于建设的即达八十二亿多元。他们不仅没有把国家的资金投在发展生产最紧要的环节上，而且增加了间接成本费用（折旧费）的负担，妨碍着资金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据核算，在前三年中（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二年）建设的折旧费共为六亿元，今年一年即将增达五亿元，约占全场全年生产成本总额的百分之二十。在建设费用中，建筑费用的开支更为突出。这笔费用共占建设费用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九点八。去年从四月到十二月，全场大兴土木，先后共建筑了猪舍、孵化室等房屋十二座，计二千三百七十二平方公尺，共化了二十五亿多元。在这些房屋中，每平方公尺的建筑费用，绝大部分都超过一百万元。四座新建的猪舍，共化了八亿六千万元，而全年出卖的肥猪和子猪收入，仅有一亿零七百万元。花了三亿七千万元新建的一座“春化室”，一直是做着办公室。有些参观的人看了这些与生产极不相称的建筑，就称猪舍、鸡舍为“猪公馆”、“鸡公馆”。
全场的农、畜业各项生产，都是在不计成本、盲目追求高额产量的状况下进行的。他们只顾完成“增产任务”，不顾损害人民的实际利益。在农业生产上，过多地增加肥料投资和人工；在畜牧生产上，多喂精质饲料。这样做的结果，即使产量真正提高了，也还是亏了本。有了这种变相的“以钱换增产”的错误思想，他们就不认真钻研和提高耕作及饲养管理技术，浪费和损失就更大了。
去年，全场种了八百二十六亩棉花，场长为了要完成他所提出的不切实际的增产任务（大田每亩要收籽花四百五十斤，丰产田每亩收一千斤），就下了价值二亿八千万元的肥料（其中商品肥料占百分之九十六以上），共用了一万七千多个人工。每亩棉田成本提高到一百一十万元。结果，由于氮肥施的过多，延长了棉花的成熟期，加以未注意预防工作，遭受了霜害，每亩平均只收籽花二百五十九斤多，丰产田也只收了五百二十四斤。核算的结果，每斤籽花的成本费花了四千五百八十二元，而市价只有二千八百元。单这一项生产，就亏本了二亿四千多万元。
养鸡算是全场顺利“完成计划”的一项生产，去年饲养的一千二百多只鸡，全年产蛋十万零九千多个。其中来克亨鸡每只平均年产蛋从一九五一年的
一百八十五个，增加到一百八十八个。但由于饲料价格高（上半年喂的是小麦、玉米、高粱、大麦、鱼干、豆饼、麸子、蜊粉等十种饲料；下半年增加达十四种），开支过大，全部饲料费用占到总成本费用的百分之八十。这就使全年的养鸡生产，亏本了六千多万元。
场的领导干部不是认真地采用社会主义企业的经济核算的方法，来管理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企业，对职工也没有进行当家做主和精打细算的教育，没有健全的制度，更缺乏定额管理。这样，不论在购置物料、推销产品或是保管等各个环节，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浪费现象。有七千斤糖萝卜等乳牛饲料，因为无人负责冻坏了。有八千斤麦麸、三千斤皮棉找不到下落。当市场每个鸡蛋售价为八百元的时候，该场供销员卖出的鸡蛋，每个只有四百元；粮食公司的杂粮饲料每斤只卖四百元时，而该场在市场买来的是每斤八百元。农具的损坏率也很高。这些浪费和损失的事例举不胜举，其浪费和损失数量也难以统计。
场的领导干部在全年的生产过程中，不但对以上严重的浪费和损害国家财富的情况熟视无睹，而且对职工中积极分子所不断提出的意见，也是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损害了积极分子的情绪。一般的职工因为政治认识得不到提高，主人翁的思想没有树立，普遍地抱着“磨洋工”的态度，不是像对待自己的家业那样来爱护农场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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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桥农场二月份展开了反官僚主义斗争。这是转变该场经营管理的关键。在这个斗争中，职工们除去上面那些意见以外，先后并提出了书面意见三百多件，全面地揭发了场里所发生的浪费现象，批评了领导干部的毫无成本观念的供给制残余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领导干部从全场职工揭发的事实中，深刻地认识到供给制思想给予农场生产事业的严重危害。被批评的五个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都当众进行了检讨，每个人都从自己的不同具体情况，批判和挖掘小农思想和供给制思想的根源，提出以后努力的方向。职工们在这次斗争中也受到了实际的教育，真正体会到自己是农场的主人，生产情绪空前高涨。这次斗争不但使全场职工头脑里所保留的供给制残余思想得到了一次清洗，为实行经济核算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而且成为以后改进农场经营管理的巨大动力。
从三月到五月，场的领导干部接受了过去的教训，在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反复的发动职工讨论以后，重新制订了一九五三年度的生产财务计划，提出全年生产赢利十亿元的奋斗指标，初步标定了各种定额，并调整了劳动组织，为实行经济核算创造了条件。全场职工都以主人翁态度来精打细算，因此这次计划订得既切实又先进。
首先，经过领导干部的调查研究和全场职工的讨论，从本场现有设备、发展前途等条件出发，确定了以饲养乳牛等畜牧生产为主，结合发展农、林业生产的经营方针，克服了过去经营上的盲目性、分散性。农业生产围绕这个总方针，今年除播种棉、麦等农作物八百十九亩外，并扩大饲料播种面积三千六百多亩，保证全年生产的各种饲料可以充分供给乳牛的需要，并为明年正式实行牧草八年轮作制作好准备。在机务方面，加强了作业计划以后，充分地发挥了机具的潜力，在不添置动力的情况下，今年耕作面积可以比去年扩大一倍多。在基本建设方面，依据这个方针，把钱集中用到对今年扩大生产起作用的补充设备上。这就使今年全场各项生产总值可增加到三十六亿多元，比去年提高约百分之三十。
其次，由于全场职工对于农场生产的意义有了全面的认识，确立了成本观念，大家都一致地在保证完成计划任务的前提下，积极地找窍门、想办法，尽量压低成本。在各项费用上，过去没有规定过消费定额；经过民主讨论以后，根据实际情况，都初步地进行了标定。人员也固定了职务。因此，今年的生产虽是扩大了，而成本费用的开支预计仅达二十五亿多元，比去年的开支还要降低百分之十二以上。
农业生产队在这次制订计划的过程中，以成本预算作为镜子，想出各种办法来降低成本，以达到样样生产赢利的要求。该场职工和住在一起的机械化农业学院师生共一千多人，粪便是一个巨大而宝贵的肥料来源，场内的牲畜粪便也不少。可是，过去他们却以施用豆饼、硫铵等商品肥料为主。现在，他们决定加强积肥工作，以施用粪肥厩肥为主，大量节约了肥料的投资。在计算用工时，经过职工们的反复讨论，算细账，并作了实地实验，确定了各种不同作物每亩地所需的不同工数。这样一算，全年农业生产的用工总数只需二万一千个，和去年耕地面积没扩大时的用工数差不多。
养猪技术员韩之江与工人一道研究，以苏联的养猪饲料单位标定作参考，调查了当地市场各种饲料的价格，研究了它们的营养价值。在保证与苏联饲料单位具有同样营养价值的前提下，想出了以黑豆代替豆饼、以白薯代替部分玉米、高粱的办法，标定出本场养猪的各种饲料单位。从全年养猪所需用的七十万斤饲料中，比去年要节约七千万元。
合理地调整劳动力组织，是和制订计划同时进行的。根据双桥农场生产的实际需要和各种定额，为了加强经营管理，建立了场长办公室、会计组，和畜牧、农业两个生产队（机耕包括在农业生产队中）。管理人员由去年的三十二人，缩减为二十四人。今年牛虽由一百二十六头增达一百七十一头，猪由二百四十多只增达四百多只，鸡由一千二百多只增达一万二千二百多只，畜牧生产队却由原来的三十五人减为三十三人。他们并改变了过去由工人做监工，依靠请短工来完成生产任务的错误做法；确定以生产队为生产单位，统一调配劳动力。这样做法已经有了很好的效果；农业生产队根据全年工作排列的顺序，在今年春耕播种中，紧紧掌握住各组的用工情况，及时地从其他四个小组抽调劳动力，去帮助园艺组种好二十亩洋白菜，共节省了二百多个人工。过去以小组为单位，不能统一调配人力，就做不到这一点。
五月，全场生产财务计划最后定案，并经上级审核批准。场的领导方面为了加强计划管理，保证计划的贯彻，发动全场职工来讨论它，并建立了各项制度，订立了会计室与畜牧、农业两个生产队之间以及两生产队相互间的联系合同。他们把计划交给各队、各组和每个职工，发动他们自觉地执行自己的生产财务计划，每个人都做自己的统计员和会计员，执行自己的经济核算。这样，更发挥了每个职工的主动性、积极性，职工们在生产中不断地创造出各种增产节约的办法，并继续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畜牧生产队乳牛大组长、五十岁的王桂林空前地积极起来。他一组饲养的十二头乳牛，在前五个月中，已经超额五千公斤完成了牛奶生产任务（原计划五个月共产奶三万八千零三十四公斤）。现在他又在开动脑筋，根据他过去三十年饲养乳牛的经验，提出了改进饲养管理的具体办法，为超额完成全年产奶九万六千三百八十四公斤的计划而继续努力。
双桥农场正从生产亏本的道路走向生产赢利的道路。在过去的五个月中，占全场生产比重达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饲养乳牛生产，已经超额完成了五个月的计划产量（原计划产量为十四万七千三百八十公斤，实际产奶量已达十五万四千二百六十六公斤）。他们现在正在吸取王桂林的饲养管理经验，为超额完成全年产奶计划而努力。在农业生产方面，继胜利地完成春耕播种任务以后，又正在紧张地进行夏收夏锄。
全场现在还正在酝酿开展爱国增产节约竞赛运动，尽量地争取获得更多的超额赢利，积累更多的经营近代化农业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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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西省地方国营农场工作检查报告
中共江西省委农村工作部
四年来，江西省各专区、县农场，在繁育推广良种方面起了一定作用，部分农场采用并推广了一些先进耕作技术，同时也进行了一些基本建设，摸索出了经营管理农场的初步经验，给今后的发展打下了有利基础。但是，由于过去各级领导机关对于地方国营农场的重视不够，许多农场领导干部对国营农场的性质、及其在农业生产上所应起的作用认识不足，而且缺乏农场工作经验，所以地方国营农场在经营管理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还是相当严重的：
一、方针任务不明确，经营发展上有很大的盲目性：许多农场领导干部对建立农场是为了改进技术、提高产量、创造和推广先进经验、培养近代化农业的干部并以大农业的优越性逐渐引导农民将来走向农业集体化的方针不了解。因此，有的农场曾把大部分土地出租；有的农场在条件并不具备时盲目搞多种经营。吉安专区农场有二百多亩土地，经营项目即达三十余种。南昌专区农场一分场农林、畜牧、园艺、特种作物样样俱全，摊子摆得大，经营范围广，力量分散，技术赶不上，造成许多损失。在某些农场的经营上，还存在资本主义倾向，抛开农业搞副业，什么能赚钱经营什么。大庾县农场即曾以养鱼苗、搞板鸭为其主要业务。丰城县农场因当地菜价高，而去大量种植包心菜。还有的农场经营花卉、养兔子、烧窑、挖炭、榨油等等。甚至有个别农场以现金放债吃息，在扩大农场中侵占了农民的土地，在群众中影响极坏。在试验方面，有的干部脱离实际，盲目乱来，像把棉花接到柳树上企图有所“新发现”等。这些现象都严重地影响了农场业务的正常开展。
二、经营管理不善，制度紊乱，不计盈亏：不少农场经营管理上还未摆脱小农经营方式。制度多不健全，民主管理有许多是有名无实，生产计划有的流于形式，在基本建设方面因盲目兴工造成浪费的也很普遍。
特别是各场会计制度极不健全，普遍的不计成本。很多农场的会计不懂业务，无从进行成本核算。不少农场常年不结账，盈亏算不出。南昌专区农场一分场换了几个会计都是前任交不清、后任接不上，只好把帐本一包，贴上封条，束之高阁，不了了之。农场工人讥讽地说：“慢记都记不上，还快记（会计）呢！”
此外，农场领导干部的成本观念异常薄弱，有较严重的供给制思想的残余，“只顾生产，不问收获”；“没钱伸手向上边要，收了谷子一伙交，够不够到时候看！”因此，至今各场尚未真正建立起来成本核算制度。南昌专区农场二分场生产一斤籽棉的成本是四千八百元，而市场只售三千三百元；全部棉花的售价不够一项杀虫药费开支。信丰县农场进城挑粪要走三十五里，算上工资等项，一担大粪成本合一万八千元。吉安专区农场一年请零工四千多个，来多少要多少，浪费了三千三百七十五个工。这样，不仅严重地损失了国家的财富，而且在群众中造成不良的影响。农场的产量低、浪费大、成本高，也不去帮助农民总结和推广丰产经验，不能起它应起的示范作用。农民提起来农场就说：“向农场学习，牙都会饿掉。”甚至编成快板，讥讽农场“端午过了未栽禾，过了新年未收割，问道农场那里好，青草长得比禾高”。
三、干部数量多、质量差、缺乏骨干：根据目前生产的实际需要，现有农场干部在数量上不是少而是多余。南康县农场只有三百二十亩土地，就用了八个干部，远超过生产上所必需的数目。这些干部质量都不高，尤其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因此，一些农场形成“群龙无首，各行其是”的混乱局面。许多技术干部没有实际生产经验，新的农业科学技术也极为贫乏，因此在生产指导上脱离实际。吉安专区农场去年搞水稻丰产，虽有技术干部，但因指导不当，盲目多耙多施肥，结果全部丰产田青风倒伏，“千斤亩”只收了二百多斤。此外，人事部门给农场配备干部的情况也较为混乱，使农场不能不因人设事，勉强安置，左右为难，工作陷于被动。大家反映农场成了“干部收容所”、“疗养院”，常有“有病派来、病好调走、死了安葬”等怨言。总之，农场领导薄弱，干部力量和工作的要求很不适应；事少人多，也是使农场开支大、浪费多的原因之一。
四、政治工作十分薄弱，职工积极性未能充分发挥起来：农场很少对职工进行经常的政治思想领导，因此，不少职工情绪涣散、意志消沉，政治空气薄弱。各种政治运动很少波及农场，农场成了所谓“政治运动的死角”。工人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雇佣观点，“当天和尚撞天钟”，工作责任心很差。职工中间闹宗派不团结的现象也屡有发现，有所谓“本地派”、“外来派”、“新的”、“老的”等等，形成门户之见。吉安专区农场两个工作组长闹得“水火不相容”。某些技术干部脱离政治，有的常年不看报纸。许多干部之间也是互不服气，行政干部看不起技术干部，技术干部也不睬行政干部，各行其是，互相掣肘。工人把干部看作白吃饭不作事的“剥削者”，与农场有对立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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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改进农场工作，首先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重视对国营农场工作的领导；过去已开始重视这项工作的，今后仍须进一步加强。县以上党政领导机关，必须把农场工作提到自己的工作日程上来。要适当调整加强农场的领导干部；按生产季度定期研究审查农场的生产和工作计划，作出决定，提出具体要求和指示；要配备或指定专责干部担任农场的经常指导工作，建立检查与汇报制度；要加强对农场职工进行政治、文化教育，抓紧思想领导，经常供给农场政治学习材料，具体部署职工教育工作，适当地吸收农场职工参加当地一定的政治活动；要在农场中注意培养教育职工积极分子；帮助农场建立民主管理、成本核算等各项制度。
其次，对于各地农场，要求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一番整顿。在职工中，首先要展开系统的阶级教育、前途教育、民主教育和农场的性质和方针任务的教育。要从总结工作入手，自上而下检讨与自下而上批评揭发相结合，进行工作检查。一方面肯定农场过去的工作成绩，一方面从改进今后工作出发，充分揭发农场经营管理上的一切不合理现象；然后，农场领导干部分析批判所暴露出的各种问题，提出改进意见，开展合理化建议运动，进行农场建设工作，建立与健全各种制度，特别是经常的民主制度。
各个农场必须以全力搞好生产，一切工作皆应围绕生产去进行。目前各场春耕、播种、莳田工作已告一段落，应抓紧时机检查生产计划执行情况，有不妥当的地方，要重新自下而上地加以讨论修订，使计划符合实际。在检查修订计划中再一次教育职工，使他们认识准确的生产计划乃是全场职工的行动纲领，然后，再把生产计划贯彻到实际中去，争取胜利地完成全年生产任务。
各场都要密切联系群众，改善农场和群众的关系，以优越的生产成果对农民群众进行示范。各场要立即克服那些关门办农场、与群众不相往来的现象。与群众关系十分恶劣的，要针对发生问题的原因，立即妥善地予以纠正。如有个别人员因作风问题引起群众不满的，要加强教育，使他树立群众观点，并要他在群众中进行检讨道歉；对个别违法乱纪情节严重的，应给予纪律处分或法律制裁。如有在土地、水利、山林等方面侵犯群众利益的，农场应设法予以补偿或原物退回，并须进行公开检讨。为进一步加强农场与群众的联系，农场在生产上要事事走在农民前面，树立榜样，真正成为群众学习的楷模。各场并应进一步加强群众工作，将农场生产技术上的改进，由近而远，向当地农民逐步扩大地传播；并应根据可能和需要，与附近农民建立经常的联系。可以邀请劳动模范、互助组长、生产积极分子成立农业技术研究会，召开座谈会，互相交流经验，研究改进技术；同时，吸收农民生产经验，加以总结整理，去粗求精，发扬其合理部分，加以推广。在农场实行先进耕作方法时，可以组织当地群众实地参观，给群众讲解介绍；可以选择附近一些互助组为基点，经常予以技术指导，把农场行之有效的耕作方法，在农民自愿的原则下先在这些基点中推行，然后逐步扩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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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营芦台双桥五里店三农场
在夏锄夏收工作中提高了劳动效率
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直属芦台、双桥、五里店农场，正紧张地进行夏锄夏收工作。各场的职工们在各种劳动作业中，都积极想办法提高工作效率，精打细算地节省费用，以保证全部生产计划的实现。
芦台农场今年共种了一万八千多亩水稻，过去除草是用手拔的。按照往年的经验，今年必须用七万多个临时工。为了降低成本，全场职工创造了人工除草器，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过去除第一遍草时，每亩须用半个工。使用了人力除草器以后，每天每人平均可以除草二点七四亩，比去年的工作效率提高一倍以上；有人还创造了每日除草九点九亩的新纪录。这样，今年只用三万个临时工就可以了。全场在第一次除草时，就比原计划省工二千二百九十三个。第一次施追肥，原计划每人每日施二十亩，实际工作效率却提高到三十亩，共节省人工二百八十四个。
五里店农场的棉花、玉米等的定苗工作都已及时进行，工作效率也比过去提高了。例如棉花定苗原计划为每人二亩，现在普通提高到二点五亩，最高的达到三点三亩；玉米定苗由二亩提高到五点二亩。这就大大减少了用临时工的数字。先进的刘振刚农业生产小组，工人工作情绪高，负责任，每天工作前都开会讨论工作方法，组长又及时检查，每天的工作做得又好又快，全组到现在为止没有用一个临时工。六月十三日全场职工开始除草，保证于六月二十二日以前完成第一阶段的中耕。
双桥农场的棉花、玉米等定苗工作已完成计划。棉花的中耕除草工作已展开，同时最紧张的收割燕麦、小麦的任务已经到来。为保证青饲燕麦能及时收割、晾晒和堆集，不使它在雨季发霉，该场成立了收割指挥部，发动和组织全场职工的力量，投入这一工作。小麦已于六月十八日开始收割。
（李春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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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东省灾区供销合作社
大力开展供销业务扶持灾民生产自救
山东省灾区各级供销合作社，入春以来，大力开展供销业务，扶持灾民生产自救。
山东省各级供销合作社首先积极帮助灾民推销土产品和副产品。通过合作社之间的内部交流会，组织非灾区的合作社收购灾区合作社社员的产品；上级社积极设法为基层社收购的土产品和副产品打开销路。仅据东平、梁山等三十一个县在二月份到五月份的统计，即推销了农民的土布、苇席、黑碗、鸡蛋、羊毛、大葱等三十二种产品，价值二百二十六亿余元。同时，各级供销合作社还及时供应了农民大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据一月份至四月份不完全统计，全省已销售给农民化学肥料二千二百九十八万斤、饼肥二亿九千三百七十余万斤、各种杂肥三千六百三十余万斤、水车一万八千九百余部、各种新式步犁二万一千二百余部。特别在部分地区小麦、春苗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冻、虫、雹等自然灾害后，合作社干部都深入农村，组织农民抢救受灾作物，并积极地供应了农药。如掖县发生虫灾后，县联社、基层社即组织了一百三十余名干部下乡指导农民使用农药，消灭虫灾。山东省合作总社到五月二十日止，已调拨到各地基层社有各种农药三十余万斤、喷雾器二万七千余架。莒南县已销售信石七百一十五斤；该县用六六六药粉杀红蜘蛛，六个区即抢救受虫害小麦一千五百八十亩。全省各地发生虫灾地区的供销合作社，现正继续供应农药和农药器械，组织农民抢救受灾作物。
随着供销业务的开展，合作社还广泛地组织灾民参加加工、运输和临时短工等工作，以增加灾民的生活收入。一月至四月，莒南、东平、沂南等九个县因组织灾民给合作社运盐、煤炭及粮食而支出的工资，达十二亿八千余万元。临沂专区五个县的合作社组织灾民二万七千五百八十五名、大小车五千三百六十三辆参加运输，使灾民获得工资七亿六千一百五十余万元，可买粗粮一百一十六万余斤。莒南县十二处基层社，在四、五月份组织了九千一百七十七名灾民从事运输工作，使灾民挣得运费一亿三千多万元。因此灾民一致反映：“有了合作社的帮助，我们渡荒就有信心了。”
获得上述成就的基本原因，是大部合作社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深入地开展了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斗争，提高了干部的政治觉悟，明确了为农民生产服务的方针，灾区的合作社更把生产救灾工作当成了中心工作。但有的合作社在推销灾区土产的工作中，还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营利思想，应该迅速改正。
（山东省合作总社卢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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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石景山钢铁厂消费合作社是怎样改善经营管理的
梅厚之
什么阻碍着合作社改善经营管理
北京市石景山钢铁厂消费合作社，几年来发展了一万零七百四十六名社员，积累了六亿七千万元资金（盈余），开设了门市部、加工厂五处。在满足社员需要和减轻社员负担方面都作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这个合作社的工作也还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其中主要的是业务不从社员需要出发，和经营上的“心中无数”。多数营业员的态度是：“上拨下卖”，“拨多少要多少”；有些会计员的态度是：“记上账算完事”，至于记的账是否对，却不大考虑；采购员的态度是：“只要把国营公司的货采办来就行了，卖掉卖不掉没我的事”。经过党支部和合作社理事会的研究，证明就是这种经营上的盲目性和不负责任的态度阻碍着合作社改善经营管理。
摸清家底
一九五二年底，工厂行政方面为了改善职工生活，保证商品供应，盖了一座大型门市部，要合作社充实货品，迅速开张。这使合作社主任张延岐同志为难了：开个大门市部要几亿资金，向上级要，办不到；自己的流动资金连现有的摊子都顾不了，怎么凑这笔钱呢？想来想去，还得从现有资金里想办法。他就和大伙商量，决定让大家共同查一查现在资金使用的情况。一开始查到百货组王绪良。他的最高存货量是七千二百万元，最低六千四百万元，而每月的销货额最多才八千万元。其中有八十五种商品一个月没有卖一点，光货架后边就放着一千多万元的东西长期没有动。其它门市部、售货组的情况也都差不多。经过这次检查，才发现许多资金都在“小仓库”里“睡觉”。于是，大伙信心都足了，马上想办法处理商品积压问题。他们组织了甩卖部，推销出七千多万元积压的商品，连存了二年的胶鞋、球鞋也都翻腾出来卖了。这样一来，不但使新的门市部开了张，而且添置了运输工具。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次检查，初步弄清了各个门市部和售货组需要占用资金的数目。
制订计划和定额
接着，该社又召开了全体干部会。首先讨论了合作社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任务，领导干部又作了实行经济核算制的动员，批判了以往不算细账、不负责任的经营思想。随后又根据北京市合作总社的指示，布置了超额奖励制，即：按销货小组规定出销货量，超过了就奖励，超过得多奖励也多。大家都感觉这个办法把个人利益和人民利益结合起来了，一个个都是情绪饱满，表示要把社员的事办好。社务会把一九五二年九、十、十一三个月的统计表报都翻了出来，研究了当时的经营情况，又调查了社员的需要情况。他们发现粮食类占经营总额百分之六十左右，已能满足社员需要，而随着社员收入的增加，社员对百货、布匹的需要量增加了。于是就调查了社员对百货、布匹等其他商品的需要情况，并根据一九五三年市合作总社确定的计划和各项指标，订出一九五三年全年经营三百八十五亿元的总计划。接着又把每季每月每个门市部每个小组的经营计划都定了；又按照不同的门市部和小组，根据过去的营业情况、社员购买力增长情况、社员分布情况、工作质量等确定了定员标准和资金定额。社务会把这些计划和指标确定后，又交给大家讨论。以前该社干部讨论计划总是马马虎虎，但这次讨论却十分认真。在充分发挥民主的基础上重新讨论、修订了计划，上下意见取得了一致，各有关业务部门的干部并在这一基础上订立了工作上的“联系合同”，以保证计划的切实实现。
经常检查经营状况
该社为了经常地掌握计划，了解情况，推动业务，从工厂里学到了“指示图表”的管理方法。他们的“指示图表”是把计划和定额都分别绘成图表，每天（有的表是每月）将工作进度用线条表示出来，这样，就可以随时知道自己的和别人的工作进度。合作社主任张延岐的房子里挂有一张总的销货额“指示图表”（每天填一次）、四项定率指标和完成情况比较表（每月一次）。这样合作社主任经常对各单位的工作“心中有数”，看那个部门完成任务差，就可以马上帮助他们找原因，随时改进工作。在各门市部里挂有各售货小组绘在一张纸上的销货定额与实际完成比较表和资金使用与定额比较表。有一次第二门市部副食组的同志一看图表，知道自己使用的资金多了，马上找原因，发现是恒大烟的储备量太大了；后由每次进一百条改为三十条，就作到了既不浪费资金，又能保证供应。从此，该组使用的资金就很快回到了控制的定额数以内了。销货定额与实际完成比较表对推动工作的作用更大，表上规定了各售货组的销货定额，一条线是金额，一条线是百分比，另有一条红线（第三条线）表示完成的情况。
营业员改变了服务态度
卖肉的营业员孙宝树，以前态度不好，常和社员吵架；社员去买肉，不论肥瘦就是一刀，社员就送他个绰号叫“孙一刀”。自试行超额奖励制和开展工作竞赛以来，他的态度变好了，时常自动到伙食团送肉，并主动地征求社员的意见。现在再听不到
“孙一刀”的称呼了。孙宝树自己也说：“再和社员吵嘴，不好好为社员服务，就会把经营额吵小。”第二门市部百货组二月份的销货额完成不足百分之三十，检查后知道主要是货物不全，于是就耐心地征求社员意见，并请了七、八位社员代表共同到国营百货公司批发部选购了一百十七种商品，凡是代表们挑的东西，都卖得很快。
今年一月份评了一次奖，二、三月份又合并评了一次。第一季度里，全社二十多个售货小组，就有十六个超过了销货定额，共得奖金二百八十万元。大家都很高兴，一致认为：这真是光荣的奖金！
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全社第一季度经营计划完成了八十五亿二千万元，超过定额百分之三点九，积累资金（盈余）三亿一千六百万元，相当于去年全年积累的百分之六十六点六；商品周转七点二七次，比去年四季度增零点四七次；费用率为三点三一，比去年四季度降低一点零六。通过经济核算制的推行，全社干部的政治和业务水平都提高了，同时也进一步密切了和社员群众的关系，从而大大改善了业务的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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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幅背季的电影广告
本报记者 沈文英
四月中旬，长沙市的天气已经很热，人们都要购买夏季用品来换季了。私营百货商店的黑板广告上，都写着：新到大批夏季用品——衬衫、汗衫、套袜、蚊帐、蒲扇，欢迎参观选购等大字。但长沙市平安电影院的银幕上，却天天放映着一幅宣传绒衫、棉毛袜、雪花膏等冬季用品的广告。观众纷纷谈论着这幅可笑的广告：是谁家登的广告？这大热天，谁要买绒衫、棉毛袜？真是糟蹋广告费！
这幅广告也被长沙百货采购供应批发站的职工看到了。保管员王松涛就在该站“长供简报”上揭发了这件事；大家就来追问了这件事；问秘书，问科长，问副经理，他们都不知道这回事。后来就追问长沙市百货商店，市商店的答复是：没有登。既然查不到是那个单位登的，于是就派人到平安电影院去问。院方答复：是省百货公司登的，而且月月都付钱。最后去查广告费收据簿，原来广告费是长沙百货采购供应批发站付的。
于是，就在采购供应批发站追究这件事。原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去年十二月份，湖南省百货公司改变组织机构，把业务机构分出，成立了采购供应批发站。当时决定刊登广告由业务机构负责，即由采购供应批发站负责付给两家电影院的广告费。省百货公司管理登广告的工作人员颜泽瑞，把这件事交代给采购供应批发站总务股的会计，总务股会计认为每月费用不多，征得财会科账务股负责人的同意，没有通过财会科长（业务科长更无法知道），就月月如数支付广告费；但究竟登了些什么广告，却没有人管。因此，冬季虽然早已过去，但画着绒衫、棉毛袜的广告，还天天在银幕上和观众会面。
其实，某些国营商店的门市部中，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形。私营商店的样柜里早已布置了应季的商品，但是有些国营商店的样柜里摆的还是过季的商品——上面还蒙着一层灰尘。长沙市百货商店中和门市部的大玻璃样柜里，在五月中旬依旧陈列着四件羊毛背心和四磅粗绒线。
季节变了，居民需要当然也变了，但有些国营商业工作人员却没有看到这种变化。这幅背季的电影广告，不只是像观众们所说的糟蹋了许多广告费，更严重的是它表示：“为消费者服务”这个口号，竟被许多商业工作人员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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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地县级机关应纠正违反财政制度的现象
目前不少县级领导机关违反财政制度的现象还很严重。有些机关单位不执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早在一九五二年三月公布的“关于统一处理机关生产的决定”。如江西省赣县人民政府在成立机关生产处理委员会后，竟挪用人民捐献的抗美援朝款项三千万元放高利贷，四个月时间得利息一千三百余万元；该县并向国库借支地方粮二十余万斤，变卖后拿来做买卖。县长程远太为了装饰他的房间，随便购买沙发、茶几、灯台、玻璃烟具及玻璃柜等，花掉公款二百四十余万元。该省信丰县政府把原来机关生产资金两亿元转入新的生产部门，县财经委员会又擅自批准动用地方经费一亿九千余万元投入生产。吉林省舒兰县检查了四个单位，就有三个单位有小公家务，县委会秘书处至今仍保留了七千三百余万元的物资和外欠账款。黑龙江、四川、安徽、广东许多县仍搞小公家务，设小柜，立小账。
有些机关单位，是采取各种各样方式，逃避银行对年终结余资金的冻结。四川梁平县人民政府财政科长崔勃群，文教科长王开震在年终时指使两个县立中学追补修建计划，强从银行提取结余款三亿四千六百余万元。这些款子领到后都胡乱开支了。该两中学没有电灯设备，但也买两个电表闲放着。吉林省珲春县计划在一九五三年买一台马车，估价数千万元，就先在一九五二年报了决算。
有些县基本建设不按批准的计划施工，违反财政制度的。广东新丰县县长张战不经上级批准，擅自动用经费三千万元修建大礼堂，并给自己修理卧室。吉林省和龙县人民政府企业公司未经上级批准修建计划以外工程达四亿余万元。吉林省珲春县政府建造榨油厂经省政府批准拨款一亿七千八百万元，但实花了三亿一千二百余万元。不少县对事业费的开支也很混乱。如江西省新建县人民政府抽出防疫经费九百万元，作为该县开会的费用。
现在有些省（市）人民政府已开始注意这一问题，并进行了检查，以纠正这些违反财政制度的现象。但尚有些地区的领导机关对这种现象还熟视无睹。为了保证今年预算的实现，各级财政监察部门必须加强县级财政工作的监督。（刘子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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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
调整货物按包裹运输范围
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为了消除目前铁路包裹运输上的不合理现象，充分保证旅客行李的运送，最近调整了货物按包裹运输的范围和办法。
这一办法规定只有下列货物才能按包裹办理：（一）新闻纸、杂志、政治宣传品、书籍、电影片、药品、文艺工作者的道具及职业上用品、勘测工作者所需之科学仪器及工具；（二）鲜（冻）鱼介类、生卵、蚕子、鲜（冻）瓜果、鲜（冻）肉类、鲜（冻）蔬菜、鲜（冻）乳类、家禽、野禽、兔、蜜蜂、鱼秧等。
其他如棉布类、纸烟、家具等物品今后不得再以包裹办理，而应以零担货物办理。
这一规定自七月一日起实行。
中央铁道部已指示各级铁路部门加强零担计划运输工作，以便在缩小包裹运输范围后，能够满足货主的要求。
铁道部这一措施，改革了包裹运送制度，使运送各种货物有了科学合理的分工。这一办法实行后，今后旅客的行李就能随旅客所乘的列车运送，并使
一些季节性的新鲜瓜果等能够及时地运到市场。
（新华社）